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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實傳記
> 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
> 序
序
李琦
陳揚勇同誌從事周恩來生平思想研究多年，他運用在參加撰寫《周恩來年譜》（1949-1976）過程中接觸的大量第一手材料，寫出了《周恩來在1967》。這本書是在他參加撰寫《周恩來年譜》有關部分的基礎上，對“文革”中的周恩來進行了一些思考和研究寫成的，讀起來文字活潑，有一定的新意和深度。全書以周恩來在1967年所經曆的重大曆史事件為主線，較全麵地反映了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混亂的年代裏的主要活動、思想軌跡，以及他在維護黨的團結大局、穩定軍隊、苦抓經濟、維係外交、保護幹部等方方麵麵所作出的曆史性貢獻，也反映了周恩來如履薄冰的艱難處境，以及他與林彪、江青一夥不屈不撓的艱辛鬥爭，史料翔實，有些事情是我過去也不十分清楚的。看過書稿後，回想起總理，感慨不已，久久不能平靜。
“文化大革命”，這場中華民族史無前例的大劫難，已經過去20餘年了。中國人民的優秀兒子周恩來，就是在這場劫難中渡過了他一生中艱難而光輝的最後歲月。
對於那些沒有經曆過文化大革命的青年，也許已很難想像文化大革命時的情景。往往有人提出：周恩來為什麽不公開反對文化大革命？為什麽周恩來要執行一些明明是錯誤的東西？甚至認為如果當時周恩來不讚成，文化大革命就發動不起來，等等。
列寧說過，馬克思主義要求我們一定要曆史地來考察鬥爭形式的問題，而不能脫離曆史的具體環境來研究問題，這是辯證唯物主義的起碼常識。
眾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毛澤東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是在中國長期的革命實踐中自然形成的，他在黨內外享有極高的權威，受到全黨全國人民的衷心愛戴。毛澤東對自己以為正確的重大決斷，決不會讓步和妥協，而是要排除一切阻力去實現它。因此，對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周恩來也好，其他領導人也好，即使覺察出了不妥和錯誤，在當時情況下也都難以反對。這種黨內政治生活中的不正常現象，是釀成文化大革命悲劇的主要原因之一。曆史的教訓，值得我們認真思考，永遠記取。
當然，周恩來自己對“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個認識過程，並不是一下子就把問題看得那麽清楚。盡管他最初對有些做法感到難以理解，但還是抱著良好的願望，仍以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發動群眾，消除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某些陰暗麵，防止產生修正主義。後來事情的發展遠遠離開了周恩來的原有認識和最初預料。周恩來的一些想法和做法也與毛澤東的考慮出現分歧。特別是周恩來沒有想到林彪、江青一夥處處利用毛澤東的某些錯誤，在青年中煽起無政府主義思潮，蓄意把運動推向動亂。他同這一夥更是形成尖銳對立。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怎麽辦？
一方麵，從黨和國家的大局出發，周恩來必須盡量維護毛澤東的威信，以維護黨的團結。顧全大局、相忍為黨，這是周恩來畢生所恪守的信念。無論在什麽情況下，他都始終堅持黨和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1964年10月23日，我去聽周恩來給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演職人員作報告。談到維護黨的團結時，他說了這麽一句話：“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一個執行鐵的紀律的黨，就要有堅持革命、團結對敵的精神。隻要這個基本的立場不變，即使犯了錯誤的人，我們也還要團結他；即使領導一時有錯誤，也需要等待，要逐步地使其改變。不能因為領導有錯誤，而造成黨的分裂，使革命遭受損失，使對敵鬥爭癱瘓下來，那樣就對革命不利了。”這段話，有著非常豐富的內涵，聽過報告多年以後，我才逐步弄懂。在文化大革命這種特殊環境下，黨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就是要求維護大局、避免分裂、保持統一。如果黨分裂了，國家分裂了，軍隊分裂了，後果將更不堪想像。小平同誌說過，文化大革命中，由於“有毛主席、周總理等老一輩領導人的威信，說是‘全麵內戰’，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內戰並沒有出現”。因為當時黨還起作用，國家權力還起作用。
在周恩來的一生中，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當中，他用自己全部的智慧、信念和忠誠，竭盡全力維護了黨的團結和統一。這對於我們曆盡坎坷卻依然存在和發展壯大的黨及其領導的國家和軍隊來說，又是多麽難能可貴、多麽重要和幸運啊！
另一方麵，在力爭黨不分裂的前提下，周恩來還要適時地、恰當地對毛澤東的某些指示作出有利於黨和國家的解釋、補充修訂，或者在執行過程中加以正確地完善；又要抓住有利時機，提出正確的口號、措施和意見，見縫插針地、千方百計地加以貫徹；同時還要與林彪、江青一夥作各種形式的鬥爭，以減少動亂給各方麵帶來的損失。
“文化大革命”是黨的主要領袖毛澤東的決策嚴重失誤與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這一失誤肆虐橫行交織在一起。這就注定了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麵臨的是一場過去從未經曆過的特殊戰鬥。從鬥爭對象看，他們所麵對的是一群罩著“革命”的光環、盤踞在黨內高層、在黨內軍內握有重權、一時不容易被揭露和識破的野心家、陰謀家。而鬥爭的環境是，黨的主席毛澤東決策的嚴重失誤和林彪、江青一夥處處利用這些失誤來搞陰謀。雖然毛澤東所主張的“天下大亂”與林彪、江青一夥的那種亂法有著本質的不同，但是，在某些具體問題上，毛澤東時而支持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時而又支持林彪、江青一夥的做法。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對林彪、江青一夥的鬥爭，如果不審時度勢，掌握好火候，掌握好分寸，就有可能觸及到毛澤東。可以說，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麵對這樣的鬥爭對象和鬥爭環境，許多老一輩革命家剛直不阿，拍案而起，抨擊林彪、江青一夥的倒行逆施和“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往往被扣上反對“文化大革命”、反對毛主席的帽子，輕則罷官免職、受批挨鬥，重則被迫害致死。對於周恩來來說，由於他所處的地位，如果他拍案而起，其後果不僅僅是他自己被打倒，更為關鍵的是整個中國政治權力的格局必將發生對黨和國家十分不利的大裂變，林彪、江青一夥將攫取更多、更大的權力，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會更加險不可測。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夥始終把周恩來看作是實現他們篡黨奪權陰謀的最大障礙，一直在尋找機會必欲除之而後快。這就是有些同誌說的，周恩來的一進一退，一舉一動，不光是他自己的榮辱安危，而是直接關係到黨和國家的江山社稷。
正因為如此，大智大勇的周恩來審時度勢，被迫選擇了一條比拍案而起更為艱難、更為痛苦的、如魯迅所說的韌性的不屈不撓的鬥爭方式。他義無反顧，忍辱負重，巧妙鬥爭，起到了他人絕難替代的曆史作用。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他不能不說一些違心的話、做一些違心的事。但是人民諒解他。畢竟曆史為他留出的回旋餘地太有限了！正如小平同誌所說的：“他不做這些事，不說這些話，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減少損失的作用。”周恩來為人做事一向光明磊落，遇到這種情況，他內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還有，在有些人看來，好像周恩來在“文革”中對林彪、江青一夥隻是一味地退讓和忍耐。其實不然。一旦時機成熟，火候適當，周恩來會像閃電一樣，迅猛出手，給作惡者以打擊。這樣的事在這本書中有不少反映。如果隻是一味忍耐退讓，文化大革命的發展、結局，絕不是後來這種樣子，隻會更糟。
回顧這段不尋常的曆史，更使人感到陳雲所說的“沒有周恩來同誌，‘文化大革命’的後果不堪設想”這個評價是多麽公正和深刻。試想，沒有周恩來及其他老一輩革命家作中流砥柱，林彪、“四人幫”就有可能篡奪並把持黨和國家更多的權力，大批老幹部將難有出頭之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局麵也就無從談起了。因此，單就保護和“解放”廣大老幹部這一問題來說，周恩來的曆史功績便難以估量。至於其他方麵，如經濟、國防、外交、統戰、科技、文教等等，哪一項事業的發展能離開周恩來的關懷，沒有浸透周恩來的心血？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對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這種別人無法替代的曆史作用，作出了公正的評價：“周恩來同誌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鞠躬盡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處於非常困難的地位。他顧全大局，任勞任怨，為繼續進行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為盡量減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損失，為保護大批的黨內外幹部，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費盡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鬥爭。”
“文化大革命”早已過去了，以史為鑒，讓我們正確認識和總結“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為中華民族的振興而努力奮鬥！
1998年12月
陳揚勇同誌從事周恩來生平思想研究多年，他運用在參加撰寫《周恩來年譜》（1949-1976）過程中接觸的大量第一手材料，寫出了《周恩來在1967》。這本書是在他參加撰寫《周恩來年譜》有關部分的基礎上，對“文革”中的周恩來進行了一些思考和研究寫成的，讀起來文字活潑，有一定的新意和深度。全書以周恩來在1967年所經曆的重大曆史事件為主線，較全麵地反映了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混亂的年代裏的主要活動、思想軌跡，以及他在維護黨的團結大局、穩定軍隊、苦抓經濟、維係外交、保護幹部等方方麵麵所作出的曆史性貢獻，也反映了周恩來如履薄冰的艱難處境，以及他與林彪、江青一夥不屈不撓的艱辛鬥爭，史料翔實，有些事情是我過去也不十分清楚的。看過書稿後，回想起總理，感慨不已，久久不能平靜。
“文化大革命”，這場中華民族史無前例的大劫難，已經過去20餘年了。中國人民的優秀兒子周恩來，就是在這場劫難中渡過了他一生中艱難而光輝的最後歲月。
對於那些沒有經曆過文化大革命的青年，也許已很難想像文化大革命時的情景。往往有人提出：周恩來為什麽不公開反對文化大革命？為什麽周恩來要執行一些明明是錯誤的東西？甚至認為如果當時周恩來不讚成，文化大革命就發動不起來，等等。
列寧說過，馬克思主義要求我們一定要曆史地來考察鬥爭形式的問題，而不能脫離曆史的具體環境來研究問題，這是辯證唯物主義的起碼常識。
眾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毛澤東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是在中國長期的革命實踐中自然形成的，他在黨內外享有極高的權威，受到全黨全國人民的衷心愛戴。毛澤東對自己以為正確的重大決斷，決不會讓步和妥協，而是要排除一切阻力去實現它。因此，對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周恩來也好，其他領導人也好，即使覺察出了不妥和錯誤，在當時情況下也都難以反對。這種黨內政治生活中的不正常現象，是釀成文化大革命悲劇的主要原因之一。曆史的教訓，值得我們認真思考，永遠記取。
當然，周恩來自己對“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個認識過程，並不是一下子就把問題看得那麽清楚。盡管他最初對有些做法感到難以理解，但還是抱著良好的願望，仍以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發動群眾，消除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某些陰暗麵，防止產生修正主義。後來事情的發展遠遠離開了周恩來的原有認識和最初預料。周恩來的一些想法和做法也與毛澤東的考慮出現分歧。特別是周恩來沒有想到林彪、江青一夥處處利用毛澤東的某些錯誤，在青年中煽起無政府主義思潮，蓄意把運動推向動亂。他同這一夥更是形成尖銳對立。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怎麽辦？
一方麵，從黨和國家的大局出發，周恩來必須盡量維護毛澤東的威信，以維護黨的團結。顧全大局、相忍為黨，這是周恩來畢生所恪守的信念。無論在什麽情況下，他都始終堅持黨和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1964年10月23日，我去聽周恩來給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演職人員作報告。談到維護黨的團結時，他說了這麽一句話：“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一個執行鐵的紀律的黨，就要有堅持革命、團結對敵的精神。隻要這個基本的立場不變，即使犯了錯誤的人，我們也還要團結他；即使領導一時有錯誤，也需要等待，要逐步地使其改變。不能因為領導有錯誤，而造成黨的分裂，使革命遭受損失，使對敵鬥爭癱瘓下來，那樣就對革命不利了。”這段話，有著非常豐富的內涵，聽過報告多年以後，我才逐步弄懂。在文化大革命這種特殊環境下，黨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就是要求維護大局、避免分裂、保持統一。如果黨分裂了，國家分裂了，軍隊分裂了，後果將更不堪想像。小平同誌說過，文化大革命中，由於“有毛主席、周總理等老一輩領導人的威信，說是‘全麵內戰’，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內戰並沒有出現”。因為當時黨還起作用，國家權力還起作用。
在周恩來的一生中，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當中，他用自己全部的智慧、信念和忠誠，竭盡全力維護了黨的團結和統一。這對於我們曆盡坎坷卻依然存在和發展壯大的黨及其領導的國家和軍隊來說，又是多麽難能可貴、多麽重要和幸運啊！
另一方麵，在力爭黨不分裂的前提下，周恩來還要適時地、恰當地對毛澤東的某些指示作出有利於黨和國家的解釋、補充修訂，或者在執行過程中加以正確地完善；又要抓住有利時機，提出正確的口號、措施和意見，見縫插針地、千方百計地加以貫徹；同時還要與林彪、江青一夥作各種形式的鬥爭，以減少動亂給各方麵帶來的損失。
“文化大革命”是黨的主要領袖毛澤東的決策嚴重失誤與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這一失誤肆虐橫行交織在一起。這就注定了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麵臨的是一場過去從未經曆過的特殊戰鬥。從鬥爭對象看，他們所麵對的是一群罩著“革命”的光環、盤踞在黨內高層、在黨內軍內握有重權、一時不容易被揭露和識破的野心家、陰謀家。而鬥爭的環境是，黨的主席毛澤東決策的嚴重失誤和林彪、江青一夥處處利用這些失誤來搞陰謀。雖然毛澤東所主張的“天下大亂”與林彪、江青一夥的那種亂法有著本質的不同，但是，在某些具體問題上，毛澤東時而支持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時而又支持林彪、江青一夥的做法。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對林彪、江青一夥的鬥爭，如果不審時度勢，掌握好火候，掌握好分寸，就有可能觸及到毛澤東。可以說，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麵對這樣的鬥爭對象和鬥爭環境，許多老一輩革命家剛直不阿，拍案而起，抨擊林彪、江青一夥的倒行逆施和“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往往被扣上反對“文化大革命”、反對毛主席的帽子，輕則罷官免職、受批挨鬥，重則被迫害致死。對於周恩來來說，由於他所處的地位，如果他拍案而起，其後果不僅僅是他自己被打倒，更為關鍵的是整個中國政治權力的格局必將發生對黨和國家十分不利的大裂變，林彪、江青一夥將攫取更多、更大的權力，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會更加險不可測。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夥始終把周恩來看作是實現他們篡黨奪權陰謀的最大障礙，一直在尋找機會必欲除之而後快。這就是有些同誌說的，周恩來的一進一退，一舉一動，不光是他自己的榮辱安危，而是直接關係到黨和國家的江山社稷。
正因為如此，大智大勇的周恩來審時度勢，被迫選擇了一條比拍案而起更為艱難、更為痛苦的、如魯迅所說的韌性的不屈不撓的鬥爭方式。他義無反顧，忍辱負重，巧妙鬥爭，起到了他人絕難替代的曆史作用。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他不能不說一些違心的話、做一些違心的事。但是人民諒解他。畢竟曆史為他留出的回旋餘地太有限了！正如小平同誌所說的：“他不做這些事，不說這些話，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減少損失的作用。”周恩來為人做事一向光明磊落，遇到這種情況，他內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還有，在有些人看來，好像周恩來在“文革”中對林彪、江青一夥隻是一味地退讓和忍耐。其實不然。一旦時機成熟，火候適當，周恩來會像閃電一樣，迅猛出手，給作惡者以打擊。這樣的事在這本書中有不少反映。如果隻是一味忍耐退讓，文化大革命的發展、結局，絕不是後來這種樣子，隻會更糟。
回顧這段不尋常的曆史，更使人感到陳雲所說的“沒有周恩來同誌，‘文化大革命’的後果不堪設想”這個評價是多麽公正和深刻。試想，沒有周恩來及其他老一輩革命家作中流砥柱，林彪、“四人幫”就有可能篡奪並把持黨和國家更多的權力，大批老幹部將難有出頭之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局麵也就無從談起了。因此，單就保護和“解放”廣大老幹部這一問題來說，周恩來的曆史功績便難以估量。至於其他方麵，如經濟、國防、外交、統戰、科技、文教等等，哪一項事業的發展能離開周恩來的關懷，沒有浸透周恩來的心血？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對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這種別人無法替代的曆史作用，作出了公正的評價：“周恩來同誌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鞠躬盡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處於非常困難的地位。他顧全大局，任勞任怨，為繼續進行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為盡量減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損失，為保護大批的黨內外幹部，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費盡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鬥爭。”
“文化大革命”早已過去了，以史為鑒，讓我們正確認識和總結“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為中華民族的振興而努力奮鬥！
1998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