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帝前元三年的七國之亂,表麵上看是件壞事,但對長安來說,其實是件好事。我們前麵說過,這場風波遲早要來,晚來不如早來。等到平定七國之亂後,長安采取了一係列措施防範東方,四年,劉啟下詔,命令進入關中的各個關口比如函穀關、武關、臨晉關等都加強防守,重新采用符傳也就是通行證製度,凡是過關的人都需要持有符傳。
所謂符傳,乃是一種過關憑證,每個要去長安的平民,都要在當地政府登記,在竹簡或者木牘上寫上自己的姓名、性別、身高、膚色等等特征,然後剖成兩半,一半由官府先行送往各個關口,另外一半由出行人本人帶著,到了關口,守關士卒會調出另外一半,和出行人手持的一般拚合,如果拚合無間,則說明是良民,可以入關。出關的時候也必須拿著這個,否則會被關吏拘留。有些在長安犯事的人常常因為這個原因逃不出關口,被中央政府甕中捉鱉。
符傳這種方式是專製政府的一種典型統治方式,生活在這種國家的人,一舉一動都在政府的監視之下,不能隨便行動,走到哪裏,都有檔案可查,毫無隱私。秦漢時候,函穀關是最著名的排查“奸民”的關口。秦朝統一之前,這個關口的類似功能就非常著名了。據《史記·孟嚐君列傳》記載,齊國著名貴族孟嚐君田文有一次出使秦國,因為他名氣大,秦昭王想把他留下來當自己的相國。有人勸秦昭王:“孟嚐君賢良之名播於天下,確實不錯。但他本身是齊國的公族,如果讓他當秦國的相國,他一定會先考慮齊國的利益,這對秦國是個危害啊。”秦昭王一聽有理,馬上變臉,把孟嚐君軟禁起來,準備殺掉。
孟嚐君讓人去找秦昭王的寵姬幫忙,寵姬說:“我想要孟嚐君的那件白狐裘。”孟嚐君的確有一件白狐裘,價值千萬,天下無雙,但是一來秦國之後,就獻給秦昭王了,哪裏還有第二件?所以一籌莫展。
好在孟嚐君以豢養門客而著稱,不管什麽人,隻要來投奔他,他都來者不拒。他有塊封地在薛,每年都有很多稅收,養數千門客不在話下,最多時候就養了三千門客,聲勢顯赫。後世很多讀書人都以他為榜樣,元代嚴忠濟《天淨沙》曲裏說:“有朝一日天隨人願,賽田文養客三千。”就是這個意思。這次跟從孟嚐君來秦國的門客中有一個擅長偷盜的,自告奮勇要去偷回送給昭王的白狐裘,他晚上偷進王宮,學狗叫,騙過了侍衛,果真成功了。有了這件白狐裘,那寵姬果然在昭王麵前吹枕頭風,昭王色迷心竅,當即命令把孟嚐君放了。
孟嚐君馬上收拾行裝,偽造符傳,連姓名也換了,駕車就跑,想逃回齊國。他們一行人馬在夜半的時候來到函穀關,關門緊閉,根本出不去。而這時昭王的情欲已經得到了宣泄,腦子重新清醒(也許還發現自己那件白狐裘竟然出現在寵姬衣櫥裏),立刻派人打聽孟嚐君下落,發現已經潛逃,當即下令士卒乘坐傳車去追趕孟嚐君。此刻站在函穀關前的孟嚐君也猜到昭王有可能後悔,在夜色中急得跳腳。這時隨行門客中一個擅長學雞叫的人就學了幾聲雞叫,因為學得特別像,函穀關周圍的雞受到感染,全部叫了起來。那時沒有鍾表,守關的官吏聽見雞叫,稀裏糊塗以為天亮了,當即開關驗證放行。好在孟嚐君等人的符傳偽造得非常好,關吏們沒有發現破綻。孟嚐君一行出關才一頓飯的功夫,秦昭王派遣的追兵趕到,卻已無可奈何。可見設置檢驗符傳的關口,對於統治是多麽重要。
符傳是其中一種最常見的形式,另外還有一種比較簡便的方式為“”,出行者不需要事先登記,隻要拿著當地政府開的介紹信就可以了。武帝時有一個叫終軍的人,他是濟南人,以博學善辯聞名家鄉,十八歲那年,因為學習成績很棒,被錄取到長安繼續深造,路過函穀關的時候,關吏驗了他的介紹信,認定是良民,發給了他半截,也就是撕開的帛,終軍問:“給我這個幹什麽?”關吏道:“等你哪天出關的時候,我們要檢驗這半截,合不上你就出不了關。”終軍這個憤青當即激動地說:“什麽?太小看人了。大丈夫西遊進關,將來還要靠合出關,羞先人呢!”當即呸了兩聲,就把那半截給扔掉了。
終軍到了長安,上書武帝,武帝很欣賞他,拜他為謁者給事中,大受寵幸。我們知道,謁者是宮禁內隨身侍候皇帝的官吏,可以影響皇帝的決策,不是一般外廷官員可比。後來武帝派遣終軍以謁者的身份持節巡行天下郡國,又經過函穀關,那些關吏還認識他,稱讚道:“這就是那個扔掉的少年啊。”顯然,因為終軍持了皇帝頒發的節信,就代表著皇帝出關,誰敢去驗問他的身份。
這種出關檢驗符傳的製度,在文帝十二年已經廢除,說明文帝比較大度,天下太平,不需要這麽緊張戒嚴了。可是七國之亂後景帝又恢複了這個製度,說明景帝感覺局勢仍很緊張,不得不多加防備。
在此之後,還采取了其他措施打擊諸侯王的勢力,原先劉邦規定,諸侯王國的地位和郡相等,王國內的官製和漢朝中央完全相似,其中太傅輔導國王,內史治理國民,中尉掌管武事,丞相統率眾官,而且其中除了丞相和太傅是由漢朝中央派去的之外,其他官吏都由王國國王自己委派,諸侯王地位尊崇,他們實際上掌握了國內的行政權,隻有兵權受到限製,沒有中央頒發的虎符,他們不得擅自發兵。
不能發兵,按理說諸侯王就掀不起大浪。王國兵權有時還掌握在丞相手裏,但由於丞相不是最高的行政首腦,在國王處於強勢的時候,丞相的權力就會受到壓製,反之亦然。當年齊王劉襄想發兵進攻呂氏,就被丞相發兵圍住王宮,如果不是靠魏勃的計策,齊王根本就無能為力。而吳王劉濞想造反,先前漢朝派來的丞相袁盎對他服服帖帖,而一旦造反之日,馬上把漢朝派去的官吏全部殺了,所以顯然這種防範還遠遠不夠。於是在景帝中元三年,劉啟下令,首先省去了諸侯王內禦史大夫這個官職,兩年後,又再次下詔,諸侯王不再承擔治理國家的任務,所有的官吏都由中央委派,“丞相”改稱“相”,使它在名稱上就低於中央朝廷的丞相,官印也由以前的金印改為銀印,地位大大降低。省去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其餘像大夫、謁者、郎官等也減省成員,這麽一來,諸侯王們是徹底陽痿了,基本上是再也不可能起兵造反了。他們實際上像一般平民富家地主一樣,隻能靠收稅過日子,沒有絲毫管理權力。如果封地大、收稅多還好,日子還能過得比較排場;如果封地小、收稅少,簡直連一般商人還不如,貧窮的甚至隻能坐得起牛車,一點麵子都沒有。要知道在西漢,牛車一般隻是用來拉貨的,人一般隻乘馬車。如果淪落到乘牛車的地步,就好像現在大學畢業十年後搞同學聚會,等你騎自行車到了聚會地點,發現門口停的是一色的轎車,根本就沒有停自行車的場地,簡直羞死人。西漢那時也是這樣,你想,人家都是駕著高頭大雄馬拉的車而來,連一匹母馬都沒有,你坐輛牛車,那不丟死人嗎?
壹
諸侯王的問題基本上處理完了,至於匈奴那邊,劉啟的運氣比較好,七國造反的時候,趙王劉遂意欲聯合匈奴進攻漢地,但由於漢兵很快擊破了趙國,匈奴無機可乘。劉啟也怕邊境出亂子,在前元五年,派遣公主出嫁單於,和匈奴在邊境通商,每年送給匈奴單於大量財物,以及諸侯王翁主,所以匈奴一直很老實,除了一些小型的搶掠之外,其他沒什麽大事,所以說劉啟比他老爸的運氣好。
東方諸侯既然無事,匈奴也沒事,劉啟接著幹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除掉了丞相周亞夫。
周亞夫自從吳楚之戰後,威震天下。劉啟提拔他當了丞相,大概周亞夫自以為功高罷,平常偶爾會有些驕矜之色。按理說他也有資格,他的老爸是周勃,帶兵誅除呂氏,維護了漢政權;他自己又親破吳楚,鞏固了漢政權,怎麽會不驕傲呢。不過這家夥在政治上不夠成熟,當年在細柳營練兵,在文帝麵前擺了一回排場,官職不降反升,他以為在景帝麵前也應該保持這種優良作風。可是他忘了人和人完全不一樣,世界和世界也完全不一樣。文帝為人比景帝要寬容,文帝時的政治形勢也比景帝時複雜。拿文帝時擺過的譜照樣在景帝麵前擺,就是不識時務,必然會遭到覆敗的命運。
周亞夫第一次得罪劉啟,是在景帝前元七年,劉啟廢太子劉榮為臨江王,周亞夫身為太尉,自以為是全國軍隊總司令,牛皮烘烘,可以說得上話,拚命勸諫,劉啟懶得理他,很討厭他這種自以為是的做派。而那個他在平定七國之亂時得罪過的梁孝王這時也落井下石,時時在竇太後麵前說周亞夫的壞話。竇太後寵愛梁王,當然也會逐漸對周亞夫有看法。當主子的就是這樣,你為他立了大功,這是應該的,奴才孝敬主子,保護主子,這是天經地義的嘛;但是你如果稍微得罪了他,他就馬上翻臉。按說周亞夫看見皇帝對他開始冷淡,就應該有所警惕,而偏偏他不識趣,再次做了違拗主子意圖的事,而且這次是直接得罪了竇太後。
事情是這樣的。有一天竇太後對劉啟說:“皇後的哥哥王信可以封侯啊。”她提起這事,分明因為王信不久前為梁孝王在劉啟麵前說了好話,使劉啟赦免了梁孝王,她要補償一下王信。劉啟聽老媽主動提出要給自己大舅子封侯,謙遜地說:“當初先帝在時,南皮侯、章武侯都沒有封侯,到臣即位後才給他們分封,王信怎麽能封侯呢?”
南皮侯竇彭祖是竇太後的弟弟竇長君的兒子,章武侯竇廣國(字少君)是竇太後的弟弟,他們都出身很低,而且竇少君和姐姐重逢的故事很有戲劇性。他四五歲時,就因為家貧被人拐賣,而且似乎品相不好,連續轉手了十多家,才被一個宜陽的買家帶走。他那時雖然不過十多歲,卻仍被命令去山中為主人燒炭。有一天晚上,他和一百多個同樣命苦的人躺在堤岸之下睡覺,堤岸突然崩塌,把他們全部活埋,隻有他一個人幸免不死。驚懼之餘,他給自己占了一卜,發現自己不出數日就可封侯,非常詫異。很快他又跟著主人來到長安,聽說了朝廷立了新皇後,姓竇,老家在觀津(今河北武邑)。少君當年被拐賣時年紀雖小,但還記得自己原本是觀津人,姓竇,他又想起了自己會封侯的占卜,當即心中砰砰直跳,皇後的弟弟,按規矩確實可以封侯啊,看來事情就應在這上麵了。他壯著膽子上書認親。皇後一聽,馬上報告文帝劉恒。
劉恒立刻召見竇少君,問他有什麽證據。竇少君將自己的遭遇原原本本地說了,又指著自己腦門上的傷疤,說是當年和姐姐一起爬樹采桑時摔的,並繪聲繪色地描述:“姐姐當年被呂太後遣送到代國去的時候,曾經和我在傳舍(官辦旅店)訣別,還向人討了一點熱水為我洗頭,之後又討了一點飯食讓我果腹,才戀戀不舍地和我揮手作別。”也難為他記憶力好,這個細節一下子把竇皇後的眼淚逗得像泉水一樣噴湧,抱著他就嚎啕大哭,旁邊的侍禦奴才們也趕緊哭泣“助哀”,也就是幫助皇後加大悲哀。就這樣,不久前還伐薪燒炭的農民工竇少君轉眼間就從舊社會來到了新社會,戶口轉成了長安的,房子住上了豪華的,飯食變成了玉粒的,老婆變成了美貌的。總之脫胎換骨了。
絳侯周勃和潁陰侯灌嬰在一旁卻很不高興,他們商量道:“這個死農民工小學文憑都沒有,純粹是個暴發戶,品德可靠不住,說不定會亂來。他的地位又高,假如他真的亂來,我們說不定會死在他手裏,得趕快給他選拔幾個家庭教師,好好給他補習功課,教給他做人的道理。還有他那個老哥竇長君,不知道有沒有小學畢業,都得一起注冊進修。”
這顯然是偏見,相比文憑和道德的關係,有時候我寧願相信有的人就是天生的惡棍,不管他文憑多高;有的人天生就很善良,哪怕他目不識丁。據說美國做過一個實驗,說的是科學家給一些罪犯的大腦進行掃描,發現這些罪犯中有許多人的大腦某部分和常人有異,或者是某種正常生理構造沒發育完全,或者其他什麽原因。這樣看來,不管怎麽樣,從生理上說,天生的惡棍是未必不存在的。周勃這幫家夥躲在一旁唧唧歪歪,卻偏偏忘了自己當初也是農民起義軍首領。現在打下天下了,就以為自己是城裏人了,看不起農民工了,實在可惡之極。當然,也許這是人類的普遍弱點,不能光怪周勃。總之,據說請了家庭教師補習後,竇氏兄弟文化水平直線上升,道德修養也如影隨形,不肯落後,很快就變成了謙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
不過文帝在位時,為了謙讓,堅決不肯封竇氏兄弟為列侯,竇太後雖然不高興,在自己老公麵前卻不敢發火。等到兒子劉啟即位,總算可以頤指氣使了,可惜竇長君已經死了,隻能立他的兒子為列侯。現在景帝劉啟提出這個例子,想表示自己應當效法先帝的謙讓,竇太後道:“人生富貴,應當在生前就好好享受,死了以後還有什麽意思呢?竇長君活著的時候,最終沒能封侯,死後他的兒子才得了侯爵,我一想起來就覺得遺憾。皇帝還是趕快給王信封侯罷。”
劉啟回答道:“那麽,臣請求去和丞相商量一下。”
他馬上召見周亞夫,說了竇太後的意見,周亞夫當即反對:“當年高皇帝有約誓:不是劉氏宗族不能封王,不是有功者不得封侯。如果違背誓約,天下人一起來討伐他。如今王信雖然是皇後的哥哥,但是沒有點滴功勞,給他封侯,是違背約誓的。”
劉啟一聽,默不作聲。周亞夫是功臣列侯的兒子,當然很珍惜自己得之不易的爵位。這就像十幾年前的博士碩士,看到現在博士碩士滿天飛的情況,忍不住會哀歎自己的學位貶值了一樣。如果一個暴發戶僅僅因為是皇後的哥哥就封為列侯,那自己在戰場上辛辛苦苦打仗廝殺得來的爵位還值什麽錢?
劉啟心裏不悅,但王信畢竟是自己的大舅子,如果他一意孤行,硬要封大舅子為列侯,也不是辦不到,但皇帝們向來是喜歡名利雙收的,這和既要當婊子也要立牌坊比較相似。不過後者對社會無害,隻是她們自己自娛自樂;而前者則對社會有利有弊,利的方麵在於皇帝們既要名聲,作惡時就要多少顧忌一點點;而弊的一麵在於他既在這裏做不了惡,就會另外找出氣筒,他可不願憋在肚裏戕害身心。這樣一來,周亞夫的性命自然就岌岌可危。
這件事情劉啟沒有堅持,不久匈奴王徐廬等六個人投降漢朝,劉啟非常高興,決定封這六個人為列侯,以鼓勵匈奴投降者前赴後繼。周亞夫又反對道:“他們背棄自己的主子來投靠陛下,品德糟糕,而陛下卻封他們為列侯,將來怎麽去責備為人臣者不肯守節呢?”
劉啟這回再不妥協:“丞相的意見不可采用。”終於一意孤行,封了徐廬等為侯。
我們也許會問,劉啟在這件事上為什麽不妥協了呢?其實不用問,他當然不會妥協,因為徐廬等不是自己人,而是匈奴人。專製國家的君主,他們的為人方式就是這樣:對外客氣,對內殘暴。民主國家則反之。所以在民主國家的領導人,他的職責是為國民謀取利益,否則他就要下台。而專製國家的君主,則信奉“朕即國家”,全國百姓都是他的奴仆,全國土地財物都是他的私產,他想給誰就給誰,給奴仆們一點,那是恩賜;給匈奴人,則顯示一個君主的麵子,表示他有的是錢。慈禧皇太後曾說:“寧與外邦,不與家奴。”都是一樣的心態,因為外國人再壞,在她看來,還是客人;而自己的百姓再好,也不過是豢養的狗,對狗,那是不需要什麽客氣的。可憐當時那些朝不保夕的傻瓜們還臉紅脖子粗地叫囂什麽“扶清滅洋”,要為她跟洋人拚命,真是愚蠢之極,無可救藥。同樣,周亞夫也沒有意識到自己雖然貴為丞相,本質上仍不過是皇帝身邊一條華麗的鬥犬,地位比投降的匈奴人要低。匈奴人在劉啟眼裏,究竟還是客人。劉啟怎麽可能會因為狗的建議而對客人不恭呢?武帝時候,有個叫汲黯的大臣也向武帝建議,把投降的匈奴人都當作烈屬家的奴仆,同樣遭到了武帝的嗤之以鼻,道理是一樣的。
周亞夫這種不合作的精神再次惹惱了劉啟。劉啟大概也暗暗想,這家夥說我以後沒法責備人臣不肯守節,看來已經懷有二心了,不殺了這家夥,將來免不了會出亂子。於是腦中暗暗萌生了除掉周亞夫之心。
周亞夫看見劉啟堅決封匈奴人為侯,知道皇帝對自己很不滿了,於是上書稱病,請求免去丞相職位。劉啟更加惱怒:這家夥真的跟自己叫板了,還稱病要求退休,你以為你是誰?缺了你地球就不轉了?想要挾我,沒門。當即允許。
這世上當領導的,大概最討厭下屬采取無聲的抵抗。當年太子太傅竇嬰因為勸諫劉啟廢太子劉榮而不得,也稱病躲在家裏以酒色自娛。別人就去勸他:“能讓將軍富貴的,是當今皇帝;能親和將軍的,是當今太後。將軍為太子太傅,皇帝廢黜太子,將軍向皇帝麵爭反對,卻沒有成功。不能自殺謝罪,反而稱病引退,天天抱著美女喝酒而不朝見,這不是暗中向皇帝叫板,表達自己的不滿嗎?一旦皇帝生氣,隻怕將軍就死無葬身之地了。”竇嬰一聽,嚇得趕快上朝,宣稱病愈。可見竇嬰還比較乖巧,而周亞夫顯然就有些執拗,這是他自己在自己的棺材上多釘了一根棺材釘,怪不得別人。
貳
四年後,劉啟覺得自己時日無多,除掉周亞夫的時候到了,於是召周亞夫進宮,賜他食物,食案上擺著一大塊豬肉,沒有切開,又不安排筷子。周亞夫馬上自己吩咐掌管筵席的尚席官:“去,快給我去拿筷子來。”劉啟看在眼裏,笑著說:“不給你放筷子,正是我吩咐的,嘿嘿,你大概很不滿罷?”周亞夫這才知道,雖然已經四年過去了,皇帝對自己的怨恨卻光彩如新,他趕忙摘下帽子伏地道歉。劉啟道:“起來罷。”周亞夫趕忙快速地走了出去。劉啟望著他的背影在陽光下拖成長長的一條,冷笑道:“這家夥還是怏怏不樂,將來我的兒子即位,恐怕製不住他。”
皇帝要殺大臣,要找理由是非常容易的,很快機會來了。
有一天,皇宮裏專門為皇帝製造器物的尚方工官要偷偷出售一批盔甲,總共五百套,不過這批盔甲隻是明器,是陪葬用的,沒有實用價值。周亞夫的兒子很孝順,當即就為父親訂好了這批貨,然後雇傭了一幫民工去取,最後卻不肯付給民工工錢。民工們當然不幹,上門追討,這種行為非常“惡劣”,換到現在,大概可以稱為“惡意討薪”,可是周亞夫的兒子水平還不夠,沒有發明這麽牛逼的詞來為自己開脫,他隻是仗著自己是列侯子孫,不理不睬,同時讓家丁們嚴加防範。民工們義憤填膺,隻好集體上訪,告到了朝廷,說周亞夫的兒子偷偷購買皇帝用的器物。劉啟一聽,笑得要死,正要琢磨老周的罪狀呢,這罪狀就送上門來了。他當即果斷地下令,將周亞夫及其兒子一並逮入監獄,派遣酷吏嚴刑拷問。
我們前麵說過,酷吏們是依附皇權的寄生蟲,一向擅長察言觀色,主子撅起P股,就知道主子會拉什麽屎。這個劉啟派去的酷吏對主子的意思當然也心領神會,他來到周亞夫麵前,左手拿著竹簡,右手拿著毛筆,言辭懇切地問道:“我說君侯啊,皇帝陛下對您這麽好,您為什麽還想造反呢?”
周亞夫跟他老爸一樣,不善言辭:“臣豈敢造反。”
那酷吏認真地說:“什麽?不想造反,不想造反買這麽多盔甲幹什麽?”
簡直明知故問,周亞夫當即氣得發抖:“臣所購買的器物,都是下葬用的明器,一碰就裂,質量根本就不適合戰場使用,怎麽可能拿來造反呢?”
酷吏笑了笑,說出了有史以來最牛逼的一句駁斥:“君侯就算不想在地上造反,可是有了這麽多盔甲陪葬,也免不了會在地下造反的。”
這酷吏的邏輯是絲毫沒有問題的,你說是明器嘛,質量低劣,根本不堪使用,可是到了地府,它們總不存在這種問題罷,你要拿來造反不是不可能的。當然類似這樣的絕妙殺人理由之前就有,早在春秋時候,有一個叫勾踐的人就這麽用過。
越王勾踐當年被吳王夫差打得找不著北,差點亡國,還是靠著行使美人計才逃過一劫。又靠了範蠡、文種等幾位大臣的輔佐,十年生聚,十年發憤才滅了吳國,報了大仇。可是他一得意,馬上就想殺了範蠡、文種等一幹功臣。好在範蠡識相,早早棄官逃亡經商,躲到宋國的定陶當了寓公。臨走之前曾給文種留了一封信,信中說勾踐這家夥長得像一隻大鳥,長頸尖喙,隻可和他共患難,不可共富貴,不如棄官一起逃亡。文種不聽,還傻乎乎地留在國內,想繼續當忠臣。可是勾踐已經容不下他了,有一天召見他,語重心長地說:“文大夫啊,我知道,你肚子裏有很多陰謀兵法,還有九種征服其他國家的良策,我隻采用了其中的三種,就搞得吳國亡國,其他六種你藏在心裏,在這世上卻發揮不了作用,實在可惜啊,我有個提議,不知道文大夫你意下如何?”
文種驚喜地問:“什麽提議,大王快說,臣就算肝腦塗地,在所不辭。”
勾踐幹笑了一聲:“是這樣的,我雖然在這世上滅亡了吳國,可是吳國那些死去的先王們在地府的勢力仍然很大,我很頭疼啊,不如你到地下去侍候我的先王,為我的先王帶兵去攻打吳國的先王罷。”
文種當即傻了眼,剛才已經說了肝腦塗地都可以,現在想反悔可不行,而且會牽連家人,隻好長歎一聲,伏劍自殺。
古人說伴君如伴虎,當真是說盡了當奴才的悲哀。可是為什麽還有這麽多人興致勃勃地去侍候這些殘忍的帝王呢?為什麽還有這麽多人去維護這種無恥的政治製度呢?也許因為智慧有限,他們無法想出一套更高尚的政治製度;還因為人性中有其與生俱來的劣根性,總有一幫人甘願當奴才,為帝王們充當走狗和幫凶。當司馬遷和董仲舒們在油燈下閱讀先秦典籍的時候,大概非常羨慕三代春秋時候的那些士大夫們罷,那些人不必生活在無孔不入的專製皇權之下,他們能有自己廣闊的自由。而很具諷刺意味的是,為專製帝王們砸爛這種自由的所謂政治家商鞅、申不害、韓非、李斯等人,最後無一不是死在自己精心構建的帝國權威之下,而那些前赴後繼地踐行他們理論的酷吏們也大多不得好死。在這時候,我寧願相信這世間還有因果報應這一學說。
我們回到周亞夫這個場景中來。
話說周亞夫聽那酷吏這麽駁斥,當即崩潰。躺在監獄的幹草上,他開始深深後悔,他後悔在官吏們來捕捉他的時候,沒有堅決自殺。因為他的妻子很天真,覺得自己老公為漢朝立下了那樣多的汗馬功勞,皇帝怎麽可能會殺他?她製止了老公,反而使老公死得更痛苦。周亞夫在監獄裏呆著,也沒有人來殺他,隻是接連五天沒有人給他送來一粒糧食,好像他是一隻玄鬢的夏蟬,靠吸風飲露就能活命。我不知道獨裁者有時為什麽喜歡采取將人餓死這種方式,難道是他們終究懷有良知?不肯直截了當地殺戮;或者是他們在掩耳盜鈴,覺得餓死別人不是自己的本意,隻是自己忘記了送食,以此取得良心的安寧;又抑或是餓死別人可以讓別人更加痛苦,自己愈加快意?總之很難揣測。
周亞夫肯定是個剛直不阿的人,第五天的時候,他最終義憤填膺,大叫一聲,吐出大團大團的鮮血,死在獄中。
有一個傳說,周亞夫當河內太守的時候,有一個老嫗許負曾經給他看相,說:“君三年後可以封侯,封侯八年後,可以當將軍,升丞相,掌管朝政,在人臣中貴重無比。再過九年將會餓死。”
周亞夫不相信,笑道:“臣的哥哥已經繼承了父親的侯爵,就算死了,也有他的長子繼承爵位,臣怎麽能封侯呢?就算您說對了,臣能封侯,將來又怎麽可能餓死呢?您給臣再具體說說罷。”
許負指著他的嘴巴,說:“你這裏有一條縱紋一直延入口中,相書上說,這是餓死的特征。”
周亞夫的哥哥絳侯周勝之娶了公主為妻,但是夫妻感情一直不好,六年後又犯了殺人的罪行,被判處死刑。按照漢代的規矩,列侯判死罪,爵位就從此斷絕,不能由其他兒子繼承。但是因為周勃功勞太大,文帝不好意思,過了一年,又選擇周亞夫封為侯爵,封地在渤海郡的條縣,稱為條侯。我們查看一下偉大的軍事家周亞夫同誌的履曆:
文帝前元十六年,任河東太守。
文帝後元三年,封條侯。
文帝後元六年,為將軍,駐軍細柳,繼而拜為中尉。
文帝後元七年,為車騎將軍。
景帝前元三年,拜為太尉,擊吳楚等七國。
景帝前元七年,為丞相。
景帝中元三年,免相。
景帝後元元年,下獄嘔血死。
一生經曆基本上被許負猜中,簡直神奇。
除掉了周亞夫這個桀驁不馴的家夥,劉啟總算出了一口氣,很快就封大舅子王信為蓋侯,可以告慰竇太後了。
叁
客觀地說,劉啟除了心眼比他老爸小,對待大臣更殘酷之外,對老百姓卻幹了一些好事。下麵我們可以敘述一下他可以和文帝劉恒媲美的德政,也希望一些無腦的憤青們不要嚷嚷:你看,景帝其實比他老爸好嘛!對為非作歹的功臣們殘酷,不就是對老百姓的愛護嗎?文帝有什麽好,他的郎中令張武貪贓枉法,他不但不追究,反而再次賜給他金錢,想讓他羞愧,這不是騙人嗎?而景帝多好,任用酷吏,狂殺那些為非作歹的太子黨們,使得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社會治安大好,這才是真正愛民如子的好皇帝啊!
這些說法貌似有理,卻都是高燒後的囈語。首先我們要明白,景帝任用的酷吏,不僅僅對貪官殘酷,對百姓也未必留情。就像他任用的酷吏寧成,在家鄉欺男霸女,強買強賣,瞬間就積累了上千萬的財富。武帝即位,還想再次任用他,禦史大夫公孫弘勸諫道:“臣在山東當百姓的時候,寧成當濟南都尉,對待老百姓像狼見了羊一樣,這樣的人不可以讓他當地方行政官。”武帝隻好拜寧成為關都尉,專門掌管關津過往事宜,但是不久就流傳一句諺語:“寧見乳虎,不要碰到寧成發怒。”可見他的酷暴。在這種酷吏治理下的城邑,可能確實會治安大好,但卻是用白色恐怖的手段所達到的,在這種表麵的太平光景之下,不知道有多少冤死者的靈魂在地下哭泣,實際上是紅腫之處,豔若桃花;潰爛之時,美如乳酪。這種太平,不要也罷。
第二,景帝既然任用酷吏,就能使酷吏們有無上權威,可見皇權的可怕。他可以輕易地碾碎那些功臣列侯,則捏死一個老百姓更像捏死一隻螞蟻一般,隻要他願意。在這樣一種威權下生活,隨時都有意想不到的災禍,它帶來的恐懼,和長安那些太子黨們為非作歹帶來的痛苦相比,又有什麽不同呢?
第三,長安那些列侯以及其他郡國的諸侯王、各級官吏們,他們之所以有為非作歹的能力,他們的權力來源在何處?實際上歸根結底也是最高的統治者賜給他們的,隻是這個最高統治者希望自己有隨心所欲地掌握這種權力的能力,隻要這些列侯官吏們囂張得不是太過分,他是無所謂的,他盡可以高高在上地欣賞自己賜給這些高級奴才們的恩典。但是如果做得太過分,以至百姓怨聲載道,這一則會影響自己的統治,二則表明這些高級奴才們在蔑視自己的權威,就不能不派遣酷吏走狗們去好好教訓一下他們,殺雞駭猴。
第四,文帝就算對功臣們優容一點,會不會使得列侯官吏們更加囂張,從而侵害百姓利益呢?不會。因為文帝是個明君,一個明君隻要任用的官吏賞罰分明,就不必一定要使用酷暴的手段以達到目的。一個君主,到了使用酷暴的手段才能維持統治的地步,隻能說明這家夥心虛;或者說他醉翁之意不在酒,想要達到法律之外的目的,就像景帝殺害周亞夫,不任用酷吏,而任用張釋之那樣的文法吏,就使不出那麽無賴的手段,寫不出那樣無恥的獄辭。我在這裏並不是為明君聖相這種惡心的傳統辯護,可是在無可奈何的時候,還是當穩了奴才比當奴才而不得要快樂一點點。就像有的學者所歸納的那樣,人民之所以擁護墨索裏尼,是因為他們害怕生活在一種無政府狀態的混亂之中。既然一個自由民主的樂土不可能得到,那隻有忍辱偷生了。畢竟,上帝賦予人的生命,就同時賦予了他們苟且偷生的天性啊。尤其對那些能力比較弱小的人來說,他們估計更希望生活在一種強大的專製統治之下,畢竟這種強大的專製對那些滿臉橫肉的流氓比對他們自己有更大的約束力。
有時一種虛幻的自豪心也會讓人喜歡專製。法國在舊的貴族統治時期,人民有一段時間就曾因此感到快慰,而對自己依附於國王的專橫並不感到難受,他們驕傲地說:“我們生活在世界上最強大國王的統治之下。”而這種自豪不過是短暫的抽風。
肆
至於景帝的具體愛民措施,可以簡單概括如下:
前元元年和前元六年,他分兩次改革了文帝廢除肉刑的政策,減輕笞刑,將笞五百先改為笞三百,進而改為笞二百;將笞三百先改為笞二百,進而改為笞一百,使肉刑的廢除真正對百姓有利。
中元二年,景帝下詔,改“磔”這種刑罰為“棄市”,原先很多死刑都判處“磔”刑,過於殘酷,死了之後還要張開屍體示眾,現在一概廢除。
中元四年,景帝下詔,說:“獄事是人生的大事,一旦被判死罪,就不可能複生。有的官吏收受賄賂,營私舞弊,陷害良善,讓無罪者死亡,有罪者反而逃脫,這是我很憐憫的。從今往後,凡是那些有疑點的案件,或者那些證據雖然確鑿,但被告人自己覺得不服氣的案件,都要上報長安,讓廷尉商議判決。”這實際上是建立了犯人的上訴製度,體現了劉啟對百姓生命的關心。
後元元年,又下詔道:“獄事,是非常重要的事,而人有聰明愚蠢,官有上下等級。凡是那些有疑問的案件都要上報有關部門判決。有關部門判決不了,就上報廷尉。那些有疑問上報的案件,後來廷尉發現判決不合理,或者證據確鑿根本不需要上報,上報者都沒有過錯。凡是判案盡量以寬容為上。”這種疑案奏報製度其實也由來以久,1983年至1984年在湖北江陵發掘的張家山漢簡,就有一篇專門的《奏讞書》,記載了當時漢初官吏對一些疑案上報廷尉的內容,景帝在這裏又特意下詔規定上讞製度,可能是認識到以前的做法不夠完善。
後元二年,夏四月,景帝下詔:“雕文刻鏤,是傷害農事的行為;錦繡纂組,是妨害女紅的行為。希望天下人都能夠盡力耕織,以備荒年。我自己也以身作則,不接受天下一切的進貢,並減省太官禦廚的食物供養,減省天下百姓的徭役。”這和文帝的節儉政策一脈相承。
同年五月,景帝又下詔:“人不怕他智商不高,就怕他耍陰謀詭計;不怕他不夠勇敢,就怕他欺男霸女;不怕他不夠富裕,就怕他貪得無厭。隻有品德高的人,他們欲望才很少。現在朝廷選用官吏的規矩,要家產十萬錢才能上線,這是以財取人,是不對的。我認為,品德高尚的人不需要很多錢,照樣應該讓他們當官。以前國家也有許許多多的限製,說什麽商人家庭不許做官啊,沒錢又不能當官啊,這怎麽行,太苛刻了,我為此感到很難過。從今往後,家裏夠四萬錢家產的就可以當官,不要讓品德好的人沒有進身之途,而那些貪婪的家夥卻一直得利。”
讓富人當官,是西方也曾經實行的規矩。貴族做官的目的可能是為了榮譽,而不是為了利益;而窮鬼當官,首先就想利用自己的權力把自己養肥。所以讓有錢人當官,貌似不合理,其實是古人經過深思熟慮的,是智慧的結晶。托克維爾曾說,薪水製使貴族治國的理想全部喪失,同時也就離專製近了一步。
當然,如果一味強調家產,又會讓有些家境一般但的確有著崇高理想的人失掉為政府做事的機會,景帝的改良,也可以算是合理。
後元三年正月,又下詔道:“農事是天下的根本,黃金珠玉,饑餓了不可以吃,寒冷了又不可以穿,沒有用處。今後郡國官吏要勸導百姓,盡力農桑,多種樹木,凡是官吏們無償征發或者有償雇傭百姓去開采珠玉的,全部以貪汙受賄罪論處,上級官吏對之不聞不問的,和他們同罪。”
甲子這一天,劉啟在未央宮駕崩,遺詔賜諸侯王列侯各兩輛馬車,二千石以上官吏黃金各二斤,普通官吏和百姓每戶一百錢。後宮宮女全部遣出,讓她們回家,終身不再服徭役。二月六日,下葬陽陵。
陽陵現在還沒有發掘,但是它周圍的陪葬區已經有諸多的發掘成果,通過這些成果,我們可以窺見當時的一些社會狀況。
1990年的春天,西安市政府要修建機場高速公路,堪定的路線必須從陽陵陵區通過。考古隊來到工地上,首先進行初步的考古鑽探,結果發現了不少陪葬墓坑,在那個時候,隻有皇帝身邊的重臣和寵臣,才有資格在主墓穴旁邊安排從葬坑,它們一般有著極強的象征意義,秦始皇陵的兵馬俑坑就屬於從葬坑。
和其他古墓一樣,陽陵附近也有可怕的盜洞,甚至在盜洞的底部,還有一具當年盜墓者留下的屍骨,惹人遐思,大概這個人是被他貪婪的同夥殺死的。墓坑中金銀器物無存,但幸好還留下了一些盜墓賊不感興趣的東西,比如陶俑。陽陵陵區出土的陶俑隻有真人身材的三分之一大小,但它們身上的彩繪有的還依稀可見,類別有武士、有侍女,讓我們能想象那時候普通民眾的神情狀貌。
陽陵附近的其他九十多座陪葬坑,大部分是貴族,從陪葬品中可以看見他們的奢華。可是就在這些陵墓的西北不遠處,卻有一些修築這些豪華陵墓的刑徒墓坑,陰森恐怖,墓坑排列無序,坑中屍骨淩亂,相互枕藉,埋葬草率,沒有一件陪葬品。這些苦命人的骨架上還大多戴有“鉗”、“ ”等類鐵製刑具,有的還有明顯的砍斫痕跡。這就是文景之治時候普通百姓的命運。
《漢書·孝景本紀》的讚裏是這樣說的:“孔子說:‘當今時代的人,也是夏、商、周三代遺傳下來的無所私曲之民。’確實啊!老百姓的本質都是好的,就看統治者對他們如何教化。晚周和秦國的弊端,就在於雖然法網太密,獄吏太酷,卻仍舊罪案頻仍,無法滌除。漢朝建立之後,掃除那些繁文峻法,清淨無為,和老百姓一起休養生息。至於孝文皇帝即位,又增加了恭儉的態度,孝景皇帝繼承遺業,跬步不失,持續到五六十年之後,乃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道德淳厚。周代稱頌成、康兩個皇帝的功績,漢朝則宣揚孝文、孝景的輝煌,確實很美好啊!”
文景之治,的確是很好聽的名字,也的確是中國曆史上罕見的盛世,隻是盛世之下仍有常人想象不出的黑暗,這黑暗被那仁慈的地母擁抱在懷裏,在一定的時間,她會緩緩打開,讓我們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