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紀實傳記
> 跨越傳統碑石的天才：陀思妥耶夫斯基傳
> 3、生命的終曲
3、生命的終曲
19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俄國社會頗不平靜。熱鬧了一陣子的民粹運動表麵上似乎已經平息，但是又出現了“土地與自由社”，出現了“民意黨人”，出現了暴亂、罷工、示威和“大街上的開槍者”……如今，政治犯越來越多，審判年輕的革命者的案件層出不窮。陀思妥耶夫斯基密切注視著時態的發展。
隨著他的聲譽日高，政府更多地對他采取籠絡的手段，設法把他拉進宮廷的圈子，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心裏卻很明白，社會這麽黑暗，他不可能站在與人民對立的一邊。他看到了青年們以大無畏精神尋找真理這一事實，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同情和讚賞他們的所作所為，雖然他是那麽希望年輕人接受人民的“根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解放農奴以來已經過去了很長時間可是結果如何呢？鄉政府無法無天，社會風氣腐敗，伏特加泛濫成災，赤貧現象和富農，亦即歐洲式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應運而生，諸如此類，不一而足……但是這兩年人民培養了自己的政治覺悟……青年正以俄國人的大無畏精神尋找真理，他們隻是失去了領袖……”他在一封寫給大學生的信中說得更明白：大多數青年“還未像現在這樣真誠、心地純潔、渴望真理，為了真理而不惜犧牲一切，包括生命，這是俄國真正的偉大希望”！但是“真誠、純樸、渴望真理的青年為了減輕人民的痛苦，剛要去接近人民……人民把他們趕走了……原因是這些青年沒有認清人民的真實麵貌，憎惡並蔑視他們的根基，給他們送去的藥方在人民看來是不合病情的……”“在腐朽的社會裏，到處都是謊言……隻有人民才是堅定而強大的”，青年們應該到“人民中間”去“尋找自己所渴望的真理”。
1878年3月，彼得堡地方法院公開審理薇拉・紮蘇利奇案件。70年代初期，17歲的紮蘇利奇就曾作為涅恰耶夫一案的嫌疑犯而入獄，兩年後釋放，不久又投身於民粹運動。這次她因暗殺彼得堡市市長特列波夫（致其重傷）而被捕。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去年7月，特列波夫在巡視監獄時，被囚禁的大學生鮑戈留波夫拒絕向他脫帽行禮，惱羞成怒的特列波夫竟下令對其當眾鞭打。消息傳開後，並不認識鮑戈留波夫的紮蘇利奇出於義憤，從外省來到京城，找到了機會，向特列波夫開了槍。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關心這一事件，親自去法庭旁聽了審理的全過程。
這個站在被告席上的神情嚴肅的姑娘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紮蘇利奇在談到鞭打犯人一事時說：“這一切在我看來並不是懲罰，而是出於私憤施加的侮辱。我覺得，絕不能也不應該讓這件事無聲無息地過去。我等待著，可是人們都保持緘默，特列波夫依舊有恃無恐地一次又一次濫施淫威。當我看不出有任何其他辦法可以改變這種狀況時，便下定決心寧可犧牲自己，也要向世人證明：絕不能讓這個殘酷淩辱人類個性的人逍遙法外……我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其他辦法來引起人們對這件事的注意。舉起手來向一個人開槍這是令人痛苦的，但我意識到必須這樣做。”
對於這樣的充滿正義感和獻身精神的年輕人，陀思妥耶夫斯基頗有幾分敬意。他從內心深處感到為被欺淩者所遭受的苦難進行報複是公正的。他懷著惴惴不安的心情對坐在身邊的一位朋友說道：“不能判罪！懲罰在這裏是不適當的，多餘的。但又怎能這樣對她說：‘去吧，以後不要再這樣幹了！’我們這裏似乎並沒有這樣的法律條文。嗯，說不定人們現在會把她尊奉為女英雄……”當首席法官柯尼代表法庭宣布紮蘇利奇無罪時，他既感到有些意外，也感到由衷地高興。一種強烈的創作欲望又在激動著他。青年一代的行為引起了他的思考，他把紮蘇利奇的那句話“舉起手來向一個人開槍這是令人痛苦的”寫在了筆記上。“這種動搖要比流血本身在道德上更高尚，”他很想把由此引出的一係列想法寫進正在構思的長篇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中去，這將是一部關於革命和宗教的史詩。
就在這時，發生了一件令陀思妥耶夫斯基終生遺憾的事情：他竟與列夫・托爾斯泰失之交臂。那天他與安娜一起去聽索洛維約夫的講演，發現斯特拉霍夫有意在回避他們。幾天後，斯特拉霍夫來了，安娜直截了當地問他為什麽不願答理他們？
“哪能呢，那一次是特殊情況，”斯特拉霍夫笑得不大自然。“我那天是陪著列夫・托爾斯泰伯爵在聽講演……”
“什麽！跟您在一起的是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惋惜地驚叫起來。“我沒注意他，真太遺憾了！自然，我不會強求跟他結識，如果他不願意的話。不過，您為什麽不悄悄跟我說一聲，跟您在一起的是誰？我就是瞧他一眼也好啊！”
“您可以看看他的照片嘛，”斯特拉霍夫說。
“照片有什麽用，難道它們能夠表現一個人嗎？親眼見到就完全不同啊。有時候，隻要瞧上一眼，就可以把一個人的印象終生留在自己的心中。為了這事，我永遠也不能原諒您！”
這真太讓他遺憾了！托爾斯泰是同時代作家中最令他仰慕的，可是兩人卻從來沒有見過麵。前不久，他還這樣說過：“在我國，據我的看法，隻有列夫・托爾斯泰伯爵一個人在了解現實方麵是出眾的。”他在讀了《安娜・卡列尼娜》後，把托爾斯泰稱為“藝術之神”。托爾斯泰的許多思想令他感到親切，盡管並非全部讚成。當然，為此感到遺憾的並不僅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當托爾斯泰事後聽到這一消息時也極感惋惜：“我真感到遺憾！對我來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個珍貴的人，也許還是唯一我能夠向之討教許多問題，而他能在許多方麵給予我回答的人！”
這一年年初開始，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不斷地在擬寫《卡拉馬佐夫兄弟》的寫作提綱和閱讀有關的書籍。不知怎的，這些年來他老是想起服苦役時的難友伊林斯基，這個退伍少尉是因弑父罪被判入獄的，據說是看中了父親的財產，犯罪的事實似乎也確鑿無疑。可是直到十年後，真正的罪犯落網，這個不幸的人才得以獲釋。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經在《死屋手記》中寫到過這件事，不過這裏麵似乎還有更值得開掘的東西。四年前他就想利用這一素材了，當時還寫過一份挺詳細的提綱，人物已經變成了兄弟倆，弟弟殺了父親，哥哥卻成了替罪羊，最後弟弟受良心譴責，說出真相，並被判服苦役。後來，人物又增為兄弟三個，有無神論者、宗教狂和新人。小說的框架一點點在形成，這部作品已“不知不覺地”在他的“頭腦中醞釀成熟了”。
5月裏，正當他準備動筆時，家裏卻發生了一件極為不幸的事情：夫婦倆十分疼愛的小兒子阿遼沙突然死去，孩子死於癲癇病。阿遼沙的夭折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一次遭受命運的沉重打擊，而這個才3歲的孩子的病是從他那裏遺傳來的。他變得更加沉默寡言，內心痛苦不堪。心情同樣沉重的安娜又開始為丈夫的健康擔驚受怕，正好這時友人索洛維約夫來看他們，安娜勸丈夫與準備走訪修道院的友人一起出去走走。陀思妥耶夫斯基答應了。6月下旬，兩人去了奧普季納修道院，並在那裏住了令陀思妥耶夫斯基終生難忘的兩天。與修道院長老阿姆夫羅西的兩次單獨會見給他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阿姆夫羅西成了他的文學主人公佐西馬長老的原型。從那裏回來後，恢複了平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手創作長篇《卡拉馬佐夫兄弟》。
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意識到這部作品將是他全部創作的“終曲”，將是他一生思想和藝術探索的總結，因此在寫作時顯得格外用心：“我並不急著趕完，也不草率從事，不斷修改潤色，我想認認真真地把它寫完，我對待自己的任何一部作品從來都沒有像這一部那麽認真”；“我很忙很忙，日日夜夜地工作……為了金錢而倉促從事我已不可理解”；“我整個身心撲在寫作上，服苦役一般地工作”。
在他的構思中，這將是由前後兩部構成的大型作品。主人公阿遼沙在前一部作品中已經出場，但隻是在後一部作品中這個人物才真正居於小說的中心。為此，他把小說情節開始的時間放在13年前，也就是說開始於60年代中後期，那個時候阿遼沙剛滿20歲。這樣，到了後一部作品時，阿遼沙將進入成熟的年齡階段（33歲），他將受到種種誘惑和考驗，在備嚐精神痛苦後，主人公最終將找到真理。
關於把阿遼沙作為中心主人公的設想，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好幾個人談起過。譬如有一次，他對一個名叫蘇沃林的文人說過，他“要寫一部長篇小說，主人公叫阿遼沙・卡拉馬佐夫。他打算讓他進一進修道院，再成為革命者。他會犯下政治罪行。他會被處死。他會尋找真理，在尋找中，他自然會成為一個革命者……”而在成書後的第一部作品的前麵，作者又明確交待：主角是阿遼沙，“寫的傳記雖然隻是一個，而小說卻是兩部。第二部小說是主要的，寫的是我的主角在我們的時代，即我們目前的活動……”遺憾的是，作家的總體構思因為他過早地去世而未能實現。所以，在他留下的那部宏偉史詩的前麵一部中，中心主人公不是阿遼沙，而是伊凡。已完成的部分本身具有相對的獨立性，而且無論從哪個角度講，它都已不同凡響。
成書的《卡拉馬佐夫兄弟》本身卷帙浩繁，它還內分4部12卷，另有一個尾聲。小說頭上兩卷完稿於1878年1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將它寄給了卡特科夫。《俄國導報》從1879年第一期始連載，1880年底載完，曆時兩年。
作家把故事發生的地點放在外省的一個小縣城，而情節主要在卡拉馬佐夫一家中展開。這個“偶合家庭”由五個成員組成：父親老卡拉馬佐夫原是一個小地主，是“既惡劣又荒唐，同時又頭腦糊塗的人的典型”，他好色淫虐，冷酷狠毒，在積攢錢財方麵“聰明和狡猾”，而對幾個兒子均棄之不顧。長子德米特裏是個退伍軍官，生活放蕩，性情暴烈，為與父親爭奪母親的遺產和一個風流女人而鬧得不可開交，但他又是個集善惡於一身的人物，後來成了被道德喚醒的殉教者。次子伊凡是大學生，無神論者，同情人類的苦難，力求理解生活的意義，可另一方麵他又對世界持悲觀態度，摒棄道德原則，鼓吹“為所欲為”，他出於利己的目的，對父兄的矛盾聽之任之。小兒子阿遼沙純潔善良，為了擺脫“世俗仇恨”和尋求“愛的理想”而當了見習修士，他是大家信任和喜愛的人物。另外，老卡拉馬佐夫還有一個私生子斯麥爾佳科夫，他依據伊凡“人可以為所欲為”的原則，殺害了父親，搶走了3000盧布。弑父事件發生後，德米特裏被當做凶手被判服苦役，而斯麥爾佳科夫畏罪自殺，伊凡發瘋。阿遼沙也離開修道院，走向塵世生活，開始新的人生探索。
卡拉馬佐夫一家的悲劇是“偶合家庭”的極端表現，除阿遼沙外的上述人物身上的“卡拉馬佐夫氣質”是腐敗墮落的俄國社會的精神產物，而構成整部小說基調的則是人類的苦難。德米特裏的夢境是這種苦難的最具象征性的畫麵：一個被大火焚毀了的村莊，村口站著的幹瘦的農婦，她懷裏抱著的吸不到乳汁的啼哭的嬰兒……“為什麽那些受了火災的母親站在這裏？為什麽人們這樣貧困？為什麽嬰兒沒吃沒穿？為什麽田野光禿禿的？為什麽他們不擁抱接吻？為什麽不唱快樂的歌兒？為什麽他們遭受重災而變得渾身發黑？為什麽他們不給嬰兒食物吃？”這是作品中的人物，同時也是作者本人對人類苦難的痛心疾首的思慮和令人揪心的發問。
作者在小說中提出了一係列社會的和哲學的問題，諸如人生的意義、人性的善惡、改造社會的途徑、無神論與宗教信仰等等，而其中不少問題是通過阿遼沙、伊凡和佐西馬長老的形象得以體現的。作者特別重視第五卷“讚成和反對”和第六卷“俄羅斯教士”，把它們稱為全書的高潮。他在致《俄國導報》編輯柳比莫夫的信中曾表示：要通過這些章節使大家意識到，“基督教是俄羅斯大地擺脫一切罪惡的避難所”。在這些章節中，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唯物主義與個人主義等概念常常沒有明確的界線，作者最終讓否定上帝及其所創造的世界的伊凡投入“魔鬼”的懷抱，而讓沒有喪失對上帝的信仰的德米特裏精神“複活”。但是，也正是這部作品裏，作者又常常違背自己的信念，表現出對他所主張的那些東西的懷疑和動搖。
《叛逆》一章就是很典型的例子。陀思妥耶夫斯基試圖要證明基督教的“原罪”思想：人要獲得未來的和諧與幸福，就必須主動去受苦以贖罪。可是，作家無法麵對主人公伊凡列舉的人民受壓迫，特別是無辜的兒童受欺淩的事實，也無法回避伊凡提出的問題：“如果人人都必須受苦，以便用痛苦來贖買永久的和諧，那麽請告訴我，這和孩子何幹？完全不明白，他們為什麽要用痛苦來換得和諧？”作家甚至不得不承認並且真實地寫出了這一點，受欺壓的人民不可能寬恕迫害者，不可能與罪惡的現實和解。小說中，伊凡對阿遼沙激動地說道：“如果用孩子的痛苦來補足那個為補償真理所必不可少的痛苦的總和，那麽我不願意看見母親擁抱那個叫狗竄上去撕碎他兒子的迫害者！她不應該寬恕他！如果要寬恕，那麽，讓她為自己而去寬恕，為做母親的無限痛苦而去寬恕迫害者吧；可是，她卻沒有權利為被撕碎的孩子的痛苦而去寬恕迫害者，即使孩子為此而寬恕了迫害者，她也不應該寬恕他！”虔誠的阿遼沙盡管認為這是“反叛”之言，但卻又不由自主地站在了伊凡的一邊，主張把那個用獵狗把農奴的孩子撕成碎片的地主“槍斃”。
顯然，這裏正反映出了作家深刻的思想矛盾。作品的某些局限根本無法掩蓋和抵消遵循生活真實創作的這部巨著本身所具有的震撼人心的力量。那一時代俄國尖銳的社會矛盾和思想衝突，作家對人民苦難的深切同情和對未來和諧生活的追求，以及大量的關於社會問題和哲學問題的思考，都在這部作品中得到了出色的表現。無怪乎一個頑固的教會人士亞曆克賽在讀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以後，對他表示了極大的憤慨：“這個作家有害！所以有害是因為他在生活中頌揚生活的迷人，千方百計要把所有的人吸引到生活中去。這是生活上的教師，肉體上的教師，不是靈魂的教師……這位作家有深厚的生活知識，尤其熟知生活的最陰暗麵……他根本不是基督徒，他的全部深刻僅僅是一副懷疑主義和不信神的假麵具。”
《卡拉馬佐夫兄弟》同時充分地體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藝術風格。就小說結構而言，它圍繞著“偶合家庭”的命運展開了多條情節線索，並繼續運用了獨特的“對位法”原則。構成結構中心的是伊凡及其尖銳交鋒的兩重人格。在作品的形象體係中，伊凡比他的父親老卡拉馬佐夫和哥哥德米特裏更全麵地反映了“卡拉馬佐夫氣質”，正如他本人對弟弟阿遼沙所表示的，支撐他生活的精神支柱就是卡拉馬佐夫式的卑鄙；同時，作為一個人道主義者，伊凡又比阿遼沙更充分體現了作者的人道主義思想，小說中純潔的阿遼沙和無恥的斯麥爾佳科夫在某種程度上正是伊凡分裂的人格中善惡兩極的外化。而小說的情節發展和哲理內涵均受到伊凡兩重人格衝突的內在製約。弑父事件的真正核心人物是伊凡，一係列涉及重要的社會和哲學問題的思想線索也源於伊凡。伊凡的靈魂搏鬥製約著整部小說的發展。作家正是用獨特的對位法結構形態深刻和真實地反映了導致人格分裂和精神變態的時代悲劇。
這部巨著的發表產生了巨大的反響，讀者極為踴躍。許多人認為，俄國文學中還從來沒有出現過如此深刻的作品。不過，評論界也有持反對意見的，而且觀點截然不同。自由派批評他信仰保守，而保守派則指責他歪曲了宗教教義。還有人不滿他老寫病態的東西，對此陀思妥耶夫斯基覺得，“這個社會骨子裏就有毛病，存在著病態”，為什麽要回避呢？隻要本身不缺乏公民的良心，又怎麽能視而不見呢？好在讀者歡迎他，如今到處都有人邀請他出席文學晚會，場麵的熱烈令他感動。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馬佐夫兄弟》的卷首深情地寫下了一行字：“獻給安娜・格裏戈裏耶夫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婭”。他衷心地感謝妻子為他所做的一切，這部作品中同樣包含著她的心血。小說獲得了預期的效果，長期壓在他肩上的債務也眼看就要卸掉。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卻沒有感到輕鬆。近來，他越來越感到自己的“健康狀況大不如前了”，“肺氣腫發作得很厲害”，“我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數了”。他對妻兒的未來憂心忡忡：他們今後靠什麽生活呢？他在給弟弟安德烈的信中痛苦地說：“我死後孩子們尚未成年，一想到這一點，心裏便感到十分難過。”
1880年6月上旬，在莫斯科舉行了普希金紀念碑揭幕典禮，陀思妥耶夫斯基應邀參加了。6月8日，他出席了俄羅斯文學愛好者協會舉辦的紀念會。那天，宏偉寬敞的演講大廳裏坐滿了來自各個階層的社會名流，在前排就坐的有普希金的兩個兒子和兩個女兒，有除列夫・托爾斯泰以外的幾乎所有享譽俄國文壇的最著名的作家。而“大廳周圍人山人海，萬頭攢動，宛如活動的花邊，大多數是青年學生”。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發表演講。在如雷的掌聲中，他緩步登上了講台。全場的目光都集中到了他的身上：那麽消瘦的身材，燕尾服穿在他的身上像掛在衣架上似的，不過幾乎人人都從他那緩緩的步伐和瘦弱的外形中感受到了一種精神力量。陀思妥耶夫斯基攤開稿紙，似乎在尋找什麽，可是他又把它放在了一邊。等掌聲稍停，大廳裏立即響起了他那低沉而有力的聲音：
“果戈理說過，普希金是個特殊現象，也許是唯一的俄國精神現象。我再加上一句：還是一個帶有預言性的現象……普希金恰好誕生於彼得大帝改革一百年之後，當我們正確的自我意識的萌芽在我們社會中剛剛開始和發生的時候。他的出現好像一道新的、指引前進方向的光芒，有力地照亮了我們黑暗的道路，在這個意義上普希金是先知和啟示者……普希金在阿樂哥身上已經找到並天才地指出了，在我們脫離了人民的社會中曆史地必然產生的那種不幸的、在祖國大地上流浪的人，曆史性的俄國受難者……這些俄國的無家可歸的流浪者至今還繼續在流浪……‘驕傲的人，你謙讓吧！首先打掉自己的傲氣；無所事事的人，你順從吧！首先你要在世世代代居住的土地上勞動’，這是根據人民的真理和人民的智慧解決問題的辦法……達吉雅娜是牢牢地立足於自己基礎上的一個堅強的人。她比奧涅金深刻，當然也比他更聰明。她隻憑自己高尚的本能就已經預感到真理在哪裏和它的本質……俄國婦女如此優美的形象在我們的文學中幾乎不再有了……”
“普希金是偉大的人民詩人，在他之前從來沒有一個這樣的詩人。他一下子就十分準確和敏銳地指出了我們最深刻的本質，居於人民之上的我們上層社會的最深刻的本質。普希金指出了俄國流浪者的典型，以前的和我們今天的流浪者的典型，第一個以天才的敏感理解了他，理解了他的曆史命運和他在我們未來命運中的意義；普希金還塑造了一個正麵的和完美的俄國婦女的典型來與這個俄國流浪者的典型並列。與此同時，他當然也是第一個在自己的作品中向我們展現了一係列完美的取自人民的典型的俄國作家。這些典型主要的美在於他們的真實，絕對的和可以感知的真實，因而他們已經無法否定了……從來沒有一個俄國作家，無論在他之前或在他之後，都沒有像普希金那樣和人民結合得如此真誠和親切……如果沒有普希金，我們對俄國獨立性的意識，對人民力量的自覺的希望，以及對在歐洲民族大家庭中的未來的獨立作用的信念，可能不會以如此不可動搖的力量確立起來……”
“普希金在精力最旺盛的時期與世長辭了，無疑把某種偉大的秘密帶入了墳墓。所以我們現在隻能在沒有他的情況下來猜度這個秘密。”
陀思妥耶夫斯基結束了他的長篇演講，在全場死一般的寂靜中他匆匆離開講台。
突然，有人高聲喊了起來：“您猜著了！”整個大廳猝然一振，頓時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和暴風雨般的歡呼聲。
大廳裏出現了難以想象的場麵，當晚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給妻子的信中這樣描述道：“素昧平生的聽眾在流淚，在痛哭，他們互相擁抱，並且彼此發誓做最好的人，今後不再互相仇視，而要相親相愛。會場的秩序大亂，大家全都擠向舞台，朝我湧來：貴夫人、女大學生、國務秘書、男大學生人人都來擁抱我，吻我。那些在舞台上的我們協會的會員們也個個擁抱我，吻我。大家的確都高興得哭了……‘先知！先知！’人群裏這樣喊道。屠格涅夫（我在演說中為他說了幾句好話），噙著眼淚撲過來擁抱我。安寧可夫跑過來握我的手，吻我的肩膀……我趕忙躲到後台，可是大家又從大廳擠到那兒，主要是婦女。他們吻我的手，折磨我。大學生也來了，其中一個淚流滿麵，因歇斯底裏發作而跌倒在我麵前的地板上，失去了知覺……他們買來了一個很大的、直徑兩俄尺的桂冠。會議結束時，為數眾多的女士（一百多人）擁上舞台並當著全體聽眾的麵將桂冠戴到我的頭上……”
夜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仍激動得難以入眠。他起身拿起那個滿是鮮花的桂冠，走出了旅館的房間，坐著馬車來到了特維爾廣場，如今普希金將永遠佇立在那裏。夜靜靜的，很暖和，街上空無一人。他吃力地舉起那個很大的月桂花冠，把它放在了普希金紀念碑的碑座前，並向自己最敬愛的詩人深深地鞠了一躬。
1880年12月，《卡拉馬佐夫兄弟》的單行本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準備稍稍休息後繼續寫這部小說的續篇。當然，《作家日記》也要繼續寫下去，他十分喜歡這種形式，這些日子他在趕寫明年《作家日記》第一期的文章。
1881年1月25日是星期天，午後家裏來了好幾位客人。其中米勒教授是來請作家參加29日為資助大學生而舉辦的文學晚會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答應了教授的邀請。看得出，那天他的心情不錯。當夜，他照例又在書房裏幹了個通宵。
次日中午，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訴安娜，昨天晚上他為了拾不小心掉在地上的筆插時，移動了一下書架，在使勁時吐血了，不過量不多，大概問題不大。安娜一聽，十分著急，因為醫生曾告誡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肺動脈有破裂的危險。她立即派人去找常給陀思妥耶夫斯基看病的布列特采爾醫生，可醫生出診去了，要到5點鍾以後才能來。不過，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上去倒很平靜，仍與孩子們有說有笑。
妹妹薇拉從莫斯科來了，她是專程前來談亞曆山德拉姨媽的遺產問題的。這個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得到了姨媽在梁讚省留下的一塊田產。根據遺囑，他要付給沒有得到田產的妹妹們一筆錢。這筆款子他還沒有完全落實，不過他已寫信給了《俄國導報》編輯部，請求盡快支付《卡拉馬佐夫兄弟》的稿費。可是，薇拉卻希望他為了妹妹的利益而放棄這塊田產。他拒絕了。回想起來，他這一輩子為了親友們的利益從來沒有吝嗇過自己的財產，但這次不行了，因為他明白他在世的時間已屈指可數，他得為妻子和兒女們留下點什麽。薇拉軟纏硬磨，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生氣，兩人發生了激烈的爭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喉嚨裏又湧出了鮮血，安娜一見驚叫起來，幸虧血很快止住了。一小時後，布列特采爾醫生來了。在醫生叩胸檢查時，他又開始吐血，這次吐得很多，他昏過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蘇醒過來後，讓安娜請來神甫，做了臨終懺悔，並領了聖餐。
27日那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很平靜，沒有吐血，神態安詳，還與孩子們輕聲交談。印刷廠送來了這一年《作家日記》第一期的清樣，他在安娜的幫助下校看了一遍。前來會診的一位醫學教授甚至認為，病人已經脫離了危險期。28日清晨，累了一夜的安娜迷迷糊糊地睡了一陣後睜開眼，發現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在扭頭瞧著她。
“噯，你感覺怎麽樣，我親愛的？”安娜向他俯下身去，問道。
“你知道，安尼婭，我醒了好久了，剛才已清楚地意識到，我今天就要死了。”
“你怎麽會有這樣的想法？要知道，你的病有了好轉，不再吐血。看在上帝的麵上，不要多疑。你會活下去，請相信我的話！”
“不，我知道，我今天一定會死的。點上蠟燭，安尼婭，把《福音書》拿給我！”陀思妥耶夫斯基平靜地說道。
安娜明白，丈夫在遇到疑難時總要打開那本當年十二月黨人的妻子送給他的《福音書》，隨手翻開一頁，讀一下頭上幾行，然後再判斷自己的疑惑是否有根據。
陀思妥耶夫斯基珍惜地撫摸著安娜遞過來的《福音書》，翻開了一頁，上麵寫著：“約翰攔住他……耶穌回答說，不要攔我……”
“你聽見沒有，‘不要攔我’，那就是說，我要死了。”他合上了書。
安娜的眼淚奪眶而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握著她的手，輕聲安慰她，感謝妻子給予他的幸福。他親切地對安娜說道：
“記住，安尼婭，我一直熱烈地愛著你，從來沒有背叛過你，連這樣的念頭也沒有過……”
安娜的眼淚又止不住流了下來。她強忍著，沒有失聲痛哭，她生怕自己的激動會給丈夫帶來危害。她央求他不要想到死，陀思妥耶夫斯基順從了，不再說話。
白天來了很多人，都聚集在客廳和餐室裏，隻有少數親友被允許來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邊，與他輕輕地說幾句話。一整天，安娜一直守在丈夫邊上，一刻也沒有離開。傍晚，陀思妥耶夫斯基握著安娜的手輕聲說道：
“親愛的……我有什麽留給你啊……真可憐，你今後的生活會多麽艱難……”
他與孩子們吻別，並用憂傷的目光看著他們離去。晚上8點38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髒停止了跳動。
兩天後，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安葬在亞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的齊赫文斯基公墓，他的墓地與著名的俄國詩人茹可夫斯基的墓毗鄰。在他的墓碑上銘刻在這麽一行字：“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掉在地裏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這段話語出《約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四節，曾被作家用作《卡拉馬佐夫兄弟》卷首語。在這樸素的詞句中蘊涵著深刻的來自人民的哲理。送葬的隊伍綿延不絕，人行道上也密密麻麻地站滿了人，墓地裏更是人山人海，堆滿了人們送來的花圈。“他的葬禮成了社會性的大事件……無論在彼得堡還是在俄國任何其他城市，更加壯麗、更加動人的景象還從來不曾見過……這不是葬禮，不是死的勝利；這是生的勝利，生的複活。”一位目擊者由衷地感歎道。
是的，這確實是“生的複活”，偉大的作家和他的優秀的作品是不朽的。就在萬人空巷為陀思妥耶夫斯基送行的時候，最後一期《作家日記》出版了。在這一期《作家日記》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寫道：“我希望人們能不帶偏見地理解我，知道我首先是站在人民一邊的，像相信最神聖的事物那樣相信他們的心地、他們的偉大力量……”而在他不久前發表的最後一部短篇小說《荒唐人的夢》中，他生動地描繪了人類未來的“黃金時代”的夢境，這是他從青年時代起就向往的。作家通過小說中的人物的口熱烈地寫道：“我看到了真理，我看到並且懂得，人是能夠變得美好幸福的，而且絕不會失掉在世上生存的能力。我不肯也不能相信，邪惡是人類的正常狀態……我看到的生動形象會始終和我同在，不斷糾正我的錯誤，為我指引方向。啊，我精神煥發，朝氣勃勃，我要向前走，向前走，哪怕走上一千年……”
陀思妥耶夫斯基寫於最後歲月裏的那些話，成了這位偉大的作家對自己人生探索的坦誠自白，成了他留給世人的彌足珍貴的遺言。
隨著他的聲譽日高，政府更多地對他采取籠絡的手段，設法把他拉進宮廷的圈子，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心裏卻很明白，社會這麽黑暗，他不可能站在與人民對立的一邊。他看到了青年們以大無畏精神尋找真理這一事實，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同情和讚賞他們的所作所為，雖然他是那麽希望年輕人接受人民的“根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解放農奴以來已經過去了很長時間可是結果如何呢？鄉政府無法無天，社會風氣腐敗，伏特加泛濫成災，赤貧現象和富農，亦即歐洲式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應運而生，諸如此類，不一而足……但是這兩年人民培養了自己的政治覺悟……青年正以俄國人的大無畏精神尋找真理，他們隻是失去了領袖……”他在一封寫給大學生的信中說得更明白：大多數青年“還未像現在這樣真誠、心地純潔、渴望真理，為了真理而不惜犧牲一切，包括生命，這是俄國真正的偉大希望”！但是“真誠、純樸、渴望真理的青年為了減輕人民的痛苦，剛要去接近人民……人民把他們趕走了……原因是這些青年沒有認清人民的真實麵貌，憎惡並蔑視他們的根基，給他們送去的藥方在人民看來是不合病情的……”“在腐朽的社會裏，到處都是謊言……隻有人民才是堅定而強大的”，青年們應該到“人民中間”去“尋找自己所渴望的真理”。
1878年3月，彼得堡地方法院公開審理薇拉・紮蘇利奇案件。70年代初期，17歲的紮蘇利奇就曾作為涅恰耶夫一案的嫌疑犯而入獄，兩年後釋放，不久又投身於民粹運動。這次她因暗殺彼得堡市市長特列波夫（致其重傷）而被捕。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去年7月，特列波夫在巡視監獄時，被囚禁的大學生鮑戈留波夫拒絕向他脫帽行禮，惱羞成怒的特列波夫竟下令對其當眾鞭打。消息傳開後，並不認識鮑戈留波夫的紮蘇利奇出於義憤，從外省來到京城，找到了機會，向特列波夫開了槍。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關心這一事件，親自去法庭旁聽了審理的全過程。
這個站在被告席上的神情嚴肅的姑娘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紮蘇利奇在談到鞭打犯人一事時說：“這一切在我看來並不是懲罰，而是出於私憤施加的侮辱。我覺得，絕不能也不應該讓這件事無聲無息地過去。我等待著，可是人們都保持緘默，特列波夫依舊有恃無恐地一次又一次濫施淫威。當我看不出有任何其他辦法可以改變這種狀況時，便下定決心寧可犧牲自己，也要向世人證明：絕不能讓這個殘酷淩辱人類個性的人逍遙法外……我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其他辦法來引起人們對這件事的注意。舉起手來向一個人開槍這是令人痛苦的，但我意識到必須這樣做。”
對於這樣的充滿正義感和獻身精神的年輕人，陀思妥耶夫斯基頗有幾分敬意。他從內心深處感到為被欺淩者所遭受的苦難進行報複是公正的。他懷著惴惴不安的心情對坐在身邊的一位朋友說道：“不能判罪！懲罰在這裏是不適當的，多餘的。但又怎能這樣對她說：‘去吧，以後不要再這樣幹了！’我們這裏似乎並沒有這樣的法律條文。嗯，說不定人們現在會把她尊奉為女英雄……”當首席法官柯尼代表法庭宣布紮蘇利奇無罪時，他既感到有些意外，也感到由衷地高興。一種強烈的創作欲望又在激動著他。青年一代的行為引起了他的思考，他把紮蘇利奇的那句話“舉起手來向一個人開槍這是令人痛苦的”寫在了筆記上。“這種動搖要比流血本身在道德上更高尚，”他很想把由此引出的一係列想法寫進正在構思的長篇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中去，這將是一部關於革命和宗教的史詩。
就在這時，發生了一件令陀思妥耶夫斯基終生遺憾的事情：他竟與列夫・托爾斯泰失之交臂。那天他與安娜一起去聽索洛維約夫的講演，發現斯特拉霍夫有意在回避他們。幾天後，斯特拉霍夫來了，安娜直截了當地問他為什麽不願答理他們？
“哪能呢，那一次是特殊情況，”斯特拉霍夫笑得不大自然。“我那天是陪著列夫・托爾斯泰伯爵在聽講演……”
“什麽！跟您在一起的是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惋惜地驚叫起來。“我沒注意他，真太遺憾了！自然，我不會強求跟他結識，如果他不願意的話。不過，您為什麽不悄悄跟我說一聲，跟您在一起的是誰？我就是瞧他一眼也好啊！”
“您可以看看他的照片嘛，”斯特拉霍夫說。
“照片有什麽用，難道它們能夠表現一個人嗎？親眼見到就完全不同啊。有時候，隻要瞧上一眼，就可以把一個人的印象終生留在自己的心中。為了這事，我永遠也不能原諒您！”
這真太讓他遺憾了！托爾斯泰是同時代作家中最令他仰慕的，可是兩人卻從來沒有見過麵。前不久，他還這樣說過：“在我國，據我的看法，隻有列夫・托爾斯泰伯爵一個人在了解現實方麵是出眾的。”他在讀了《安娜・卡列尼娜》後，把托爾斯泰稱為“藝術之神”。托爾斯泰的許多思想令他感到親切，盡管並非全部讚成。當然，為此感到遺憾的並不僅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當托爾斯泰事後聽到這一消息時也極感惋惜：“我真感到遺憾！對我來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個珍貴的人，也許還是唯一我能夠向之討教許多問題，而他能在許多方麵給予我回答的人！”
這一年年初開始，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不斷地在擬寫《卡拉馬佐夫兄弟》的寫作提綱和閱讀有關的書籍。不知怎的，這些年來他老是想起服苦役時的難友伊林斯基，這個退伍少尉是因弑父罪被判入獄的，據說是看中了父親的財產，犯罪的事實似乎也確鑿無疑。可是直到十年後，真正的罪犯落網，這個不幸的人才得以獲釋。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經在《死屋手記》中寫到過這件事，不過這裏麵似乎還有更值得開掘的東西。四年前他就想利用這一素材了，當時還寫過一份挺詳細的提綱，人物已經變成了兄弟倆，弟弟殺了父親，哥哥卻成了替罪羊，最後弟弟受良心譴責，說出真相，並被判服苦役。後來，人物又增為兄弟三個，有無神論者、宗教狂和新人。小說的框架一點點在形成，這部作品已“不知不覺地”在他的“頭腦中醞釀成熟了”。
5月裏，正當他準備動筆時，家裏卻發生了一件極為不幸的事情：夫婦倆十分疼愛的小兒子阿遼沙突然死去，孩子死於癲癇病。阿遼沙的夭折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一次遭受命運的沉重打擊，而這個才3歲的孩子的病是從他那裏遺傳來的。他變得更加沉默寡言，內心痛苦不堪。心情同樣沉重的安娜又開始為丈夫的健康擔驚受怕，正好這時友人索洛維約夫來看他們，安娜勸丈夫與準備走訪修道院的友人一起出去走走。陀思妥耶夫斯基答應了。6月下旬，兩人去了奧普季納修道院，並在那裏住了令陀思妥耶夫斯基終生難忘的兩天。與修道院長老阿姆夫羅西的兩次單獨會見給他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阿姆夫羅西成了他的文學主人公佐西馬長老的原型。從那裏回來後，恢複了平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手創作長篇《卡拉馬佐夫兄弟》。
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意識到這部作品將是他全部創作的“終曲”，將是他一生思想和藝術探索的總結，因此在寫作時顯得格外用心：“我並不急著趕完，也不草率從事，不斷修改潤色，我想認認真真地把它寫完，我對待自己的任何一部作品從來都沒有像這一部那麽認真”；“我很忙很忙，日日夜夜地工作……為了金錢而倉促從事我已不可理解”；“我整個身心撲在寫作上，服苦役一般地工作”。
在他的構思中，這將是由前後兩部構成的大型作品。主人公阿遼沙在前一部作品中已經出場，但隻是在後一部作品中這個人物才真正居於小說的中心。為此，他把小說情節開始的時間放在13年前，也就是說開始於60年代中後期，那個時候阿遼沙剛滿20歲。這樣，到了後一部作品時，阿遼沙將進入成熟的年齡階段（33歲），他將受到種種誘惑和考驗，在備嚐精神痛苦後，主人公最終將找到真理。
關於把阿遼沙作為中心主人公的設想，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好幾個人談起過。譬如有一次，他對一個名叫蘇沃林的文人說過，他“要寫一部長篇小說，主人公叫阿遼沙・卡拉馬佐夫。他打算讓他進一進修道院，再成為革命者。他會犯下政治罪行。他會被處死。他會尋找真理，在尋找中，他自然會成為一個革命者……”而在成書後的第一部作品的前麵，作者又明確交待：主角是阿遼沙，“寫的傳記雖然隻是一個，而小說卻是兩部。第二部小說是主要的，寫的是我的主角在我們的時代，即我們目前的活動……”遺憾的是，作家的總體構思因為他過早地去世而未能實現。所以，在他留下的那部宏偉史詩的前麵一部中，中心主人公不是阿遼沙，而是伊凡。已完成的部分本身具有相對的獨立性，而且無論從哪個角度講，它都已不同凡響。
成書的《卡拉馬佐夫兄弟》本身卷帙浩繁，它還內分4部12卷，另有一個尾聲。小說頭上兩卷完稿於1878年1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將它寄給了卡特科夫。《俄國導報》從1879年第一期始連載，1880年底載完，曆時兩年。
作家把故事發生的地點放在外省的一個小縣城，而情節主要在卡拉馬佐夫一家中展開。這個“偶合家庭”由五個成員組成：父親老卡拉馬佐夫原是一個小地主，是“既惡劣又荒唐，同時又頭腦糊塗的人的典型”，他好色淫虐，冷酷狠毒，在積攢錢財方麵“聰明和狡猾”，而對幾個兒子均棄之不顧。長子德米特裏是個退伍軍官，生活放蕩，性情暴烈，為與父親爭奪母親的遺產和一個風流女人而鬧得不可開交，但他又是個集善惡於一身的人物，後來成了被道德喚醒的殉教者。次子伊凡是大學生，無神論者，同情人類的苦難，力求理解生活的意義，可另一方麵他又對世界持悲觀態度，摒棄道德原則，鼓吹“為所欲為”，他出於利己的目的，對父兄的矛盾聽之任之。小兒子阿遼沙純潔善良，為了擺脫“世俗仇恨”和尋求“愛的理想”而當了見習修士，他是大家信任和喜愛的人物。另外，老卡拉馬佐夫還有一個私生子斯麥爾佳科夫，他依據伊凡“人可以為所欲為”的原則，殺害了父親，搶走了3000盧布。弑父事件發生後，德米特裏被當做凶手被判服苦役，而斯麥爾佳科夫畏罪自殺，伊凡發瘋。阿遼沙也離開修道院，走向塵世生活，開始新的人生探索。
卡拉馬佐夫一家的悲劇是“偶合家庭”的極端表現，除阿遼沙外的上述人物身上的“卡拉馬佐夫氣質”是腐敗墮落的俄國社會的精神產物，而構成整部小說基調的則是人類的苦難。德米特裏的夢境是這種苦難的最具象征性的畫麵：一個被大火焚毀了的村莊，村口站著的幹瘦的農婦，她懷裏抱著的吸不到乳汁的啼哭的嬰兒……“為什麽那些受了火災的母親站在這裏？為什麽人們這樣貧困？為什麽嬰兒沒吃沒穿？為什麽田野光禿禿的？為什麽他們不擁抱接吻？為什麽不唱快樂的歌兒？為什麽他們遭受重災而變得渾身發黑？為什麽他們不給嬰兒食物吃？”這是作品中的人物，同時也是作者本人對人類苦難的痛心疾首的思慮和令人揪心的發問。
作者在小說中提出了一係列社會的和哲學的問題，諸如人生的意義、人性的善惡、改造社會的途徑、無神論與宗教信仰等等，而其中不少問題是通過阿遼沙、伊凡和佐西馬長老的形象得以體現的。作者特別重視第五卷“讚成和反對”和第六卷“俄羅斯教士”，把它們稱為全書的高潮。他在致《俄國導報》編輯柳比莫夫的信中曾表示：要通過這些章節使大家意識到，“基督教是俄羅斯大地擺脫一切罪惡的避難所”。在這些章節中，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唯物主義與個人主義等概念常常沒有明確的界線，作者最終讓否定上帝及其所創造的世界的伊凡投入“魔鬼”的懷抱，而讓沒有喪失對上帝的信仰的德米特裏精神“複活”。但是，也正是這部作品裏，作者又常常違背自己的信念，表現出對他所主張的那些東西的懷疑和動搖。
《叛逆》一章就是很典型的例子。陀思妥耶夫斯基試圖要證明基督教的“原罪”思想：人要獲得未來的和諧與幸福，就必須主動去受苦以贖罪。可是，作家無法麵對主人公伊凡列舉的人民受壓迫，特別是無辜的兒童受欺淩的事實，也無法回避伊凡提出的問題：“如果人人都必須受苦，以便用痛苦來贖買永久的和諧，那麽請告訴我，這和孩子何幹？完全不明白，他們為什麽要用痛苦來換得和諧？”作家甚至不得不承認並且真實地寫出了這一點，受欺壓的人民不可能寬恕迫害者，不可能與罪惡的現實和解。小說中，伊凡對阿遼沙激動地說道：“如果用孩子的痛苦來補足那個為補償真理所必不可少的痛苦的總和，那麽我不願意看見母親擁抱那個叫狗竄上去撕碎他兒子的迫害者！她不應該寬恕他！如果要寬恕，那麽，讓她為自己而去寬恕，為做母親的無限痛苦而去寬恕迫害者吧；可是，她卻沒有權利為被撕碎的孩子的痛苦而去寬恕迫害者，即使孩子為此而寬恕了迫害者，她也不應該寬恕他！”虔誠的阿遼沙盡管認為這是“反叛”之言，但卻又不由自主地站在了伊凡的一邊，主張把那個用獵狗把農奴的孩子撕成碎片的地主“槍斃”。
顯然，這裏正反映出了作家深刻的思想矛盾。作品的某些局限根本無法掩蓋和抵消遵循生活真實創作的這部巨著本身所具有的震撼人心的力量。那一時代俄國尖銳的社會矛盾和思想衝突，作家對人民苦難的深切同情和對未來和諧生活的追求，以及大量的關於社會問題和哲學問題的思考，都在這部作品中得到了出色的表現。無怪乎一個頑固的教會人士亞曆克賽在讀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以後，對他表示了極大的憤慨：“這個作家有害！所以有害是因為他在生活中頌揚生活的迷人，千方百計要把所有的人吸引到生活中去。這是生活上的教師，肉體上的教師，不是靈魂的教師……這位作家有深厚的生活知識，尤其熟知生活的最陰暗麵……他根本不是基督徒，他的全部深刻僅僅是一副懷疑主義和不信神的假麵具。”
《卡拉馬佐夫兄弟》同時充分地體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藝術風格。就小說結構而言，它圍繞著“偶合家庭”的命運展開了多條情節線索，並繼續運用了獨特的“對位法”原則。構成結構中心的是伊凡及其尖銳交鋒的兩重人格。在作品的形象體係中，伊凡比他的父親老卡拉馬佐夫和哥哥德米特裏更全麵地反映了“卡拉馬佐夫氣質”，正如他本人對弟弟阿遼沙所表示的，支撐他生活的精神支柱就是卡拉馬佐夫式的卑鄙；同時，作為一個人道主義者，伊凡又比阿遼沙更充分體現了作者的人道主義思想，小說中純潔的阿遼沙和無恥的斯麥爾佳科夫在某種程度上正是伊凡分裂的人格中善惡兩極的外化。而小說的情節發展和哲理內涵均受到伊凡兩重人格衝突的內在製約。弑父事件的真正核心人物是伊凡，一係列涉及重要的社會和哲學問題的思想線索也源於伊凡。伊凡的靈魂搏鬥製約著整部小說的發展。作家正是用獨特的對位法結構形態深刻和真實地反映了導致人格分裂和精神變態的時代悲劇。
這部巨著的發表產生了巨大的反響，讀者極為踴躍。許多人認為，俄國文學中還從來沒有出現過如此深刻的作品。不過，評論界也有持反對意見的，而且觀點截然不同。自由派批評他信仰保守，而保守派則指責他歪曲了宗教教義。還有人不滿他老寫病態的東西，對此陀思妥耶夫斯基覺得，“這個社會骨子裏就有毛病，存在著病態”，為什麽要回避呢？隻要本身不缺乏公民的良心，又怎麽能視而不見呢？好在讀者歡迎他，如今到處都有人邀請他出席文學晚會，場麵的熱烈令他感動。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馬佐夫兄弟》的卷首深情地寫下了一行字：“獻給安娜・格裏戈裏耶夫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婭”。他衷心地感謝妻子為他所做的一切，這部作品中同樣包含著她的心血。小說獲得了預期的效果，長期壓在他肩上的債務也眼看就要卸掉。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卻沒有感到輕鬆。近來，他越來越感到自己的“健康狀況大不如前了”，“肺氣腫發作得很厲害”，“我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數了”。他對妻兒的未來憂心忡忡：他們今後靠什麽生活呢？他在給弟弟安德烈的信中痛苦地說：“我死後孩子們尚未成年，一想到這一點，心裏便感到十分難過。”
1880年6月上旬，在莫斯科舉行了普希金紀念碑揭幕典禮，陀思妥耶夫斯基應邀參加了。6月8日，他出席了俄羅斯文學愛好者協會舉辦的紀念會。那天，宏偉寬敞的演講大廳裏坐滿了來自各個階層的社會名流，在前排就坐的有普希金的兩個兒子和兩個女兒，有除列夫・托爾斯泰以外的幾乎所有享譽俄國文壇的最著名的作家。而“大廳周圍人山人海，萬頭攢動，宛如活動的花邊，大多數是青年學生”。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發表演講。在如雷的掌聲中，他緩步登上了講台。全場的目光都集中到了他的身上：那麽消瘦的身材，燕尾服穿在他的身上像掛在衣架上似的，不過幾乎人人都從他那緩緩的步伐和瘦弱的外形中感受到了一種精神力量。陀思妥耶夫斯基攤開稿紙，似乎在尋找什麽，可是他又把它放在了一邊。等掌聲稍停，大廳裏立即響起了他那低沉而有力的聲音：
“果戈理說過，普希金是個特殊現象，也許是唯一的俄國精神現象。我再加上一句：還是一個帶有預言性的現象……普希金恰好誕生於彼得大帝改革一百年之後，當我們正確的自我意識的萌芽在我們社會中剛剛開始和發生的時候。他的出現好像一道新的、指引前進方向的光芒，有力地照亮了我們黑暗的道路，在這個意義上普希金是先知和啟示者……普希金在阿樂哥身上已經找到並天才地指出了，在我們脫離了人民的社會中曆史地必然產生的那種不幸的、在祖國大地上流浪的人，曆史性的俄國受難者……這些俄國的無家可歸的流浪者至今還繼續在流浪……‘驕傲的人，你謙讓吧！首先打掉自己的傲氣；無所事事的人，你順從吧！首先你要在世世代代居住的土地上勞動’，這是根據人民的真理和人民的智慧解決問題的辦法……達吉雅娜是牢牢地立足於自己基礎上的一個堅強的人。她比奧涅金深刻，當然也比他更聰明。她隻憑自己高尚的本能就已經預感到真理在哪裏和它的本質……俄國婦女如此優美的形象在我們的文學中幾乎不再有了……”
“普希金是偉大的人民詩人，在他之前從來沒有一個這樣的詩人。他一下子就十分準確和敏銳地指出了我們最深刻的本質，居於人民之上的我們上層社會的最深刻的本質。普希金指出了俄國流浪者的典型，以前的和我們今天的流浪者的典型，第一個以天才的敏感理解了他，理解了他的曆史命運和他在我們未來命運中的意義；普希金還塑造了一個正麵的和完美的俄國婦女的典型來與這個俄國流浪者的典型並列。與此同時，他當然也是第一個在自己的作品中向我們展現了一係列完美的取自人民的典型的俄國作家。這些典型主要的美在於他們的真實，絕對的和可以感知的真實，因而他們已經無法否定了……從來沒有一個俄國作家，無論在他之前或在他之後，都沒有像普希金那樣和人民結合得如此真誠和親切……如果沒有普希金，我們對俄國獨立性的意識，對人民力量的自覺的希望，以及對在歐洲民族大家庭中的未來的獨立作用的信念，可能不會以如此不可動搖的力量確立起來……”
“普希金在精力最旺盛的時期與世長辭了，無疑把某種偉大的秘密帶入了墳墓。所以我們現在隻能在沒有他的情況下來猜度這個秘密。”
陀思妥耶夫斯基結束了他的長篇演講，在全場死一般的寂靜中他匆匆離開講台。
突然，有人高聲喊了起來：“您猜著了！”整個大廳猝然一振，頓時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和暴風雨般的歡呼聲。
大廳裏出現了難以想象的場麵，當晚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給妻子的信中這樣描述道：“素昧平生的聽眾在流淚，在痛哭，他們互相擁抱，並且彼此發誓做最好的人，今後不再互相仇視，而要相親相愛。會場的秩序大亂，大家全都擠向舞台，朝我湧來：貴夫人、女大學生、國務秘書、男大學生人人都來擁抱我，吻我。那些在舞台上的我們協會的會員們也個個擁抱我，吻我。大家的確都高興得哭了……‘先知！先知！’人群裏這樣喊道。屠格涅夫（我在演說中為他說了幾句好話），噙著眼淚撲過來擁抱我。安寧可夫跑過來握我的手，吻我的肩膀……我趕忙躲到後台，可是大家又從大廳擠到那兒，主要是婦女。他們吻我的手，折磨我。大學生也來了，其中一個淚流滿麵，因歇斯底裏發作而跌倒在我麵前的地板上，失去了知覺……他們買來了一個很大的、直徑兩俄尺的桂冠。會議結束時，為數眾多的女士（一百多人）擁上舞台並當著全體聽眾的麵將桂冠戴到我的頭上……”
夜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仍激動得難以入眠。他起身拿起那個滿是鮮花的桂冠，走出了旅館的房間，坐著馬車來到了特維爾廣場，如今普希金將永遠佇立在那裏。夜靜靜的，很暖和，街上空無一人。他吃力地舉起那個很大的月桂花冠，把它放在了普希金紀念碑的碑座前，並向自己最敬愛的詩人深深地鞠了一躬。
1880年12月，《卡拉馬佐夫兄弟》的單行本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準備稍稍休息後繼續寫這部小說的續篇。當然，《作家日記》也要繼續寫下去，他十分喜歡這種形式，這些日子他在趕寫明年《作家日記》第一期的文章。
1881年1月25日是星期天，午後家裏來了好幾位客人。其中米勒教授是來請作家參加29日為資助大學生而舉辦的文學晚會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答應了教授的邀請。看得出，那天他的心情不錯。當夜，他照例又在書房裏幹了個通宵。
次日中午，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訴安娜，昨天晚上他為了拾不小心掉在地上的筆插時，移動了一下書架，在使勁時吐血了，不過量不多，大概問題不大。安娜一聽，十分著急，因為醫生曾告誡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肺動脈有破裂的危險。她立即派人去找常給陀思妥耶夫斯基看病的布列特采爾醫生，可醫生出診去了，要到5點鍾以後才能來。不過，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上去倒很平靜，仍與孩子們有說有笑。
妹妹薇拉從莫斯科來了，她是專程前來談亞曆山德拉姨媽的遺產問題的。這個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得到了姨媽在梁讚省留下的一塊田產。根據遺囑，他要付給沒有得到田產的妹妹們一筆錢。這筆款子他還沒有完全落實，不過他已寫信給了《俄國導報》編輯部，請求盡快支付《卡拉馬佐夫兄弟》的稿費。可是，薇拉卻希望他為了妹妹的利益而放棄這塊田產。他拒絕了。回想起來，他這一輩子為了親友們的利益從來沒有吝嗇過自己的財產，但這次不行了，因為他明白他在世的時間已屈指可數，他得為妻子和兒女們留下點什麽。薇拉軟纏硬磨，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生氣，兩人發生了激烈的爭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喉嚨裏又湧出了鮮血，安娜一見驚叫起來，幸虧血很快止住了。一小時後，布列特采爾醫生來了。在醫生叩胸檢查時，他又開始吐血，這次吐得很多，他昏過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蘇醒過來後，讓安娜請來神甫，做了臨終懺悔，並領了聖餐。
27日那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很平靜，沒有吐血，神態安詳，還與孩子們輕聲交談。印刷廠送來了這一年《作家日記》第一期的清樣，他在安娜的幫助下校看了一遍。前來會診的一位醫學教授甚至認為，病人已經脫離了危險期。28日清晨，累了一夜的安娜迷迷糊糊地睡了一陣後睜開眼，發現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在扭頭瞧著她。
“噯，你感覺怎麽樣，我親愛的？”安娜向他俯下身去，問道。
“你知道，安尼婭，我醒了好久了，剛才已清楚地意識到，我今天就要死了。”
“你怎麽會有這樣的想法？要知道，你的病有了好轉，不再吐血。看在上帝的麵上，不要多疑。你會活下去，請相信我的話！”
“不，我知道，我今天一定會死的。點上蠟燭，安尼婭，把《福音書》拿給我！”陀思妥耶夫斯基平靜地說道。
安娜明白，丈夫在遇到疑難時總要打開那本當年十二月黨人的妻子送給他的《福音書》，隨手翻開一頁，讀一下頭上幾行，然後再判斷自己的疑惑是否有根據。
陀思妥耶夫斯基珍惜地撫摸著安娜遞過來的《福音書》，翻開了一頁，上麵寫著：“約翰攔住他……耶穌回答說，不要攔我……”
“你聽見沒有，‘不要攔我’，那就是說，我要死了。”他合上了書。
安娜的眼淚奪眶而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握著她的手，輕聲安慰她，感謝妻子給予他的幸福。他親切地對安娜說道：
“記住，安尼婭，我一直熱烈地愛著你，從來沒有背叛過你，連這樣的念頭也沒有過……”
安娜的眼淚又止不住流了下來。她強忍著，沒有失聲痛哭，她生怕自己的激動會給丈夫帶來危害。她央求他不要想到死，陀思妥耶夫斯基順從了，不再說話。
白天來了很多人，都聚集在客廳和餐室裏，隻有少數親友被允許來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邊，與他輕輕地說幾句話。一整天，安娜一直守在丈夫邊上，一刻也沒有離開。傍晚，陀思妥耶夫斯基握著安娜的手輕聲說道：
“親愛的……我有什麽留給你啊……真可憐，你今後的生活會多麽艱難……”
他與孩子們吻別，並用憂傷的目光看著他們離去。晚上8點38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髒停止了跳動。
兩天後，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安葬在亞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的齊赫文斯基公墓，他的墓地與著名的俄國詩人茹可夫斯基的墓毗鄰。在他的墓碑上銘刻在這麽一行字：“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掉在地裏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這段話語出《約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四節，曾被作家用作《卡拉馬佐夫兄弟》卷首語。在這樸素的詞句中蘊涵著深刻的來自人民的哲理。送葬的隊伍綿延不絕，人行道上也密密麻麻地站滿了人，墓地裏更是人山人海，堆滿了人們送來的花圈。“他的葬禮成了社會性的大事件……無論在彼得堡還是在俄國任何其他城市，更加壯麗、更加動人的景象還從來不曾見過……這不是葬禮，不是死的勝利；這是生的勝利，生的複活。”一位目擊者由衷地感歎道。
是的，這確實是“生的複活”，偉大的作家和他的優秀的作品是不朽的。就在萬人空巷為陀思妥耶夫斯基送行的時候，最後一期《作家日記》出版了。在這一期《作家日記》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寫道：“我希望人們能不帶偏見地理解我，知道我首先是站在人民一邊的，像相信最神聖的事物那樣相信他們的心地、他們的偉大力量……”而在他不久前發表的最後一部短篇小說《荒唐人的夢》中，他生動地描繪了人類未來的“黃金時代”的夢境，這是他從青年時代起就向往的。作家通過小說中的人物的口熱烈地寫道：“我看到了真理，我看到並且懂得，人是能夠變得美好幸福的，而且絕不會失掉在世上生存的能力。我不肯也不能相信，邪惡是人類的正常狀態……我看到的生動形象會始終和我同在，不斷糾正我的錯誤，為我指引方向。啊，我精神煥發，朝氣勃勃，我要向前走，向前走，哪怕走上一千年……”
陀思妥耶夫斯基寫於最後歲月裏的那些話，成了這位偉大的作家對自己人生探索的坦誠自白，成了他留給世人的彌足珍貴的遺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