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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偶合家庭”的命運
這兩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每年總愛上舊魯薩住上一段日子。舊魯薩位於諾夫戈洛德州，是個風景秀麗的療養地，雖說離彼得堡遠了些，但對於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說，那寧靜的沒有任何旁人打擾的環境是得天獨厚的，況且那裏房租低廉，日常開支比彼得堡可省多了。辭掉《公民》的職務後，陀思妥耶夫斯基準備和家人一起前往舊魯薩。臨離開前的一天中午，有客人來訪，愛夜間工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時剛剛起床。他接過妻子遞過來的名片一看，不由得愣了一下，是涅克拉索夫。
雖然他從未忘記涅克拉索夫曾經給予過他的幫助，可是後來兩人卻分道揚鑣了。這些年來，在涅克拉索夫等人主編的《現代人》和《祖國紀事》上常有人撰文明槍暗箭射向他，當然他也沒少給回敬。路走不到一起，自然就生分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次回國都快三個年頭了，兩人還沒見過一次麵。不過，也說不清是怎麽一回事，兩人的內心深處都不見得對對方有多大的成見，也許說不定還有些牽掛。就說陀思妥耶夫斯基吧，隻要涅克拉索夫有新作問世，他總是迫不及待地要找來看看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趕緊穿好衣服，來到客廳。他向涅克拉索夫表示了歉意，而後就將客人引進了自己的書房。一晃，都已是年過半百的人了，多年不見，都有些見老。有過那麽一段不太愉快的經曆，兩人一時不免有點尷尬。好在話題很快轉向了對往事的回憶，似乎正是那遙遠的往事將兩人的距離一下拉近了。談話馬上變得親切而又熱烈起來。聊了一陣子，涅克拉索夫亮出了他的來意。他想請陀思妥耶夫斯基明年為他的《祖國紀事》提供一部長篇小說，稿酬是每印張250盧布。陀思妥耶夫斯基馬上想起了他在卡特科夫那兒的遭遇：《俄國導報》每印張才給他150盧布，要知道他們在同一時期給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的稿酬要高得多，他對此早就深感不快了，除了經濟上的原因外，更主要的還是：“他們對我的評價這麽低！”涅克拉索夫的條件顯然優厚多了，這不是也是對他的一種評價嗎？
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在構思一部新的長篇小說，如果它能發表在享譽文壇的《祖國紀事》上自然是不錯的。不過，他得與卡特科夫打個招呼，他終究是《俄國導報》的老撰稿人了，這不僅是禮節上的需要，還因為他好幾次經濟上陷入困境時，卡特科夫都用預支稿費的方式拉了他一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然也要向索稿的《祖國紀事》預支二三千盧布的稿酬，這已經是他的慣例了，他要靠這筆錢來維持創作時的家庭開支。涅克拉索夫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這些要求一概表示理解和接受，但當他聽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最後還得讓妻子安娜表個態時，不由得驚訝地聳了聳肩。
陀思妥耶夫斯基推門出去，誰知安娜就在書房門外。
“幹嗎還要問我呢？答應下來吧，費嘉，立即答應吧。”安娜急忙說道。
“答應什麽呀？”陀思妥耶夫斯基驚訝地問。
“哎喲，我的天！就是涅克拉索夫的提議唄。”
“你怎麽會知道他的提議的？”
“我站在門後，全部談話我都聽到了。”
“那麽，你是在偷聽？哎喲，安涅奇卡，你怎麽不害臊？”陀思妥耶夫斯基遺憾地叫道。
“一點兒也不害臊！你一向什麽事都不瞞我，這事反正總要告訴我的。我偷聽到了又有什麽關係，這不是別人的事，是我們倆共同的事啊。”
陀思妥耶夫斯基聽了安娜的這番辯解，隻能兩手一攤，毫無辦法。誰說不是呢？如今陀思妥耶夫斯基確實越來越離不開安娜了。這不，安娜不僅把家裏的事弄得井井有條，而且去年還打起了自行出版和發行《群魔》的主意，事情果真有聲有色地搞了起來，一年下來淨賺了四千多盧布。這多少減輕了一點沉重的債務負擔。怎麽能不聽一聽這麽能幹的妻子的意見呢？
“我怎麽也想不到您受您夫人的‘管束’”，涅克拉索夫笑著說道。
“這有什麽好奇怪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坦然回答。“我和她相處得十分和睦，我所有的事都讓她知道，我相信她的智慧，她的才能……”
約稿的事情就這樣定了下來。
1874年春天，陀思妥耶夫斯基肺部感覺不適，連呼吸都有點吃力。醫生勸他上德國西部的溫泉療養地埃姆斯去治療一段時間。6月7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動身去了埃姆斯。在那裏，他一邊治療，一邊開始構思他的長篇小說《少年》。
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越來越關注年輕的一代。“父與子”的問題和“偶合家庭”的問題是他近期文章中常常涉及的一個主題。有一次他這樣說：“我過去也總是觀察孩子，如今格外留意了。我早就給自己提出一個理想創作一部長篇小說，既寫俄國目前的孩子，當然也談他們現在的父親，從他們現在的相互關係上來談……我盡可能從社會各階層中選取父輩和子輩，並對子輩從最初的童年時代開始便加以研究……《少年》是實現我的思想的一個初步嚐試”，主人公“是社會的棄兒，‘偶合家庭’中的‘偶合’成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來，如今俄國許多家庭處於分崩離析的狀態，父母或放棄自己的責任，縱容子女的不良習慣，或粗暴地對待子女，虐待親生骨肉，像托爾斯泰在作品中描寫的那種清晰嚴整的家庭結構已不複存在。他認為，“偶合家庭”是社會過渡時期人們喪失崇高思想的產物，在對生活采取淡漠和怠惰的情緒下也就忘記了對下一代應盡的職責。他很想在小說中表現這一點。“分崩離析是長篇小說中顯而易見的主要思想”，他在創作筆記中寫道。主人公確定了：少年阿爾卡其・多爾戈魯基和他的父親安德烈・維爾西洛夫。
8月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了趟日內瓦，為他心愛的女兒索尼婭掃墓。當年他與安娜在墓前栽下的柏樹已枝繁葉茂，他為妻子摘了幾根枝條，隨即啟程回國。
去埃姆斯療養回來，陀思妥耶夫斯基覺得精神確實好多了，他開始埋頭寫作。他很感謝妻子的幫助，她的速記和謄寫大大加快了他的創作進度。不過，安娜倒從來不把為丈夫作速記視作負擔：“聽我最心愛的作家口授自己的新作……這對我來說，是件樂事。口授完畢，我丈夫總要對我說：‘噯，你說怎麽樣？’……我丈夫十分重視我的直接印象……有一次，他給我讀剛寫完的《少年》中的一章，其中描繪的是一個姑娘自縊的情景。我丈夫讀完以後，朝我瞅了一眼，就突然喊叫起來：
‘安尼婭，你怎麽啦，你臉色蒼白，是累壞了吧？’
‘那是給你嚇出來的！’我回答。
‘我的上帝，難道這給你那麽沉重的印象？真遺憾！真遺憾！’年底，《少年》第一部的前五章按時寄給了涅克拉索夫。小說得到稱讚，並在1875年1月出版的《祖國紀事》上刊出。
這一期《祖國紀事》上，打頭的是涅克拉索夫的一首詩，而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長篇《少年》，再後麵還有薩爾蒂柯夫-謝德林的評論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竟然刊登在進步刊物《祖國紀事》上，而且還在涅克拉索夫和謝德林中間！這在那些與革命民主主義作家格格不入的人們中間引起了不小的震動，保守刊物上出現了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冷嘲熱諷的文章。如今，“變節者”和“叛徒”的稱號又從另外一邊飛了過來。這真讓陀思妥耶夫斯基難以理解！托爾斯泰不是也有作品刊登在《祖國紀事》上嗎，他們為什麽無動於衷呢？其實不管是在《公民》當編輯還是在《祖國紀事》發表小說，他不還是原來的那個陀思妥耶夫斯基嗎？
這場風波倒是讓他看清了某些“好朋友”的真麵目。對於邁科夫的冷淡，陀思妥耶夫斯基雖然有些不快，但知道此人的脾性，因此不怎麽放在心上；可那個斯特拉霍夫就難以讓他容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向妻子談到他與兩人的這樣一次交往：“斯特拉霍夫不知什麽原因，跟我有點別扭。邁科夫問起涅克拉索夫，我談了涅克拉索夫對我的恭維以後，邁科夫的神色變得憂鬱起來，而斯特拉霍夫則顯得十分冷淡。安尼婭，他是個可惡的神學校學生，僅此而已。他在生活中曾經拋棄過我，一次就是在《時代》破產之後，直到《罪與罰》獲得成功才又跑來找我……”他還在筆記裏寫下了這麽一段話：“你們不配指責陀思妥耶夫斯基改變了信仰……我在力圖同我國人民結合的同時……並沒有絲毫改變我的理想。你們是不會理解我的。”
1月裏，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把《少年》第一部的後五章送到了《祖國紀事》。那天，他正在彼得堡家中，涅克拉索夫突然來訪。“昨天，我坐在家裏讀了整整一夜，完全入迷了，而在我這樣的年歲，又是這樣的身體，照理是不應該這樣入迷的，”一進門，涅克拉索夫就喜形於色地向他表示祝賀。“老兄，您的作品多麽富有新鮮感呀！到了我們這個年齡就寫不出這樣新穎別致的東西了，任何一個作家都寫不出來……”他告訴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最喜歡的是後麵這五章裏的頭二章，中間一章弱了些，外部事件太多。這些正與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感覺吻合。真是個出色的鑒賞家！臨走時，涅克拉索夫又關照陀思妥耶夫斯基說：“我來是與您商談以後的事情的。看在上帝的分上，請您別趕時間，也別糟蹋它，因為開頭實在太好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立即興奮地寫信將這件事告訴妻子：“《祖國紀事》非常器重我，涅克拉索夫希望與我建立起完全友好的關係。”從彼得堡回來後，他又詳詳細細對安娜談了此事。安娜說：這“使我深信，他是多麽珍視他和青年時代的朋友之間親密關係的恢複”。涅克拉索夫此次來訪提出的緩一緩的建議，也很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思。趕完第一部後，他是有些累，醫生也建議他今年春天再去埃姆斯療養一段時間，以鞏固去年的療效。當然，他決定走以前先把第二部的稿子給交出去。
4月裏，安娜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出國護照的事去了趟舊魯薩警察局，無意中在那裏發現了一本厚厚的卷宗，上麵寫著：“有關處於秘密監視下暫時住在舊魯薩的退伍少尉費多爾・米哈伊洛維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材料”。陀思妥耶夫斯基得知這個消息，深感不快。這時夫婦倆才明白，為什麽他們的信件老是被耽擱。
這次出國走得不痛快，在埃姆斯也隻待了個把月，5月底去的，7月初就回來了。他不願久留的原因主要還是牽掛妻子的身體：她已懷孕多月。此外，寫作也不順利，“沒勁動筆”，“在這樣的愁悶中，我有可能破壞‘思想’本身”。
8月10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二個兒子阿遼沙出生了，孩子很健康，安娜恢複得也很快。陀思妥耶夫斯基心情十分舒暢，連《少年》的寫作也變得順暢起來。8月底，他把小說第三部分的頭上幾章寄給了他青年時代的好朋友普列謝耶夫，如今普列謝耶夫也在《祖國紀事》當編輯。隨稿寄出的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不要對作品作任何修改，因為“在我這兒，每個人物都用自己的語言和自己的理解說話”。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離開舊魯薩，回到了彼得堡。就在這一年年底，《少年》在《祖國紀事》上連載完畢。
《少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的一部重要作品。小說用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寫成。主人公阿爾卡其是個涉世未深的年輕人，貴族維爾西洛夫的私生子，養父則是農民馬卡爾・多爾戈魯基。作者曾經這樣談到阿爾卡其：“在這部作品中，孩子已經度過了童年，長成為一個不成熟的人，羞怯而又果斷地希望盡快在生活中邁出自己的一步。我選取了一個尚未被罪惡吞噬的靈魂，但它已經受到可怕的墮落的威脅，很早就被仇恨自己的卑微地位和偶然遭遇的陰影籠罩著，被揮霍擺闊玷汙了，由於揮霍擺闊，這個還純潔的人已經有意識地讓惡習侵入自己的思想，已經在自己的心靈裏懷有惡習，在自己的羞於公開的，但已經是大膽而熱烈的幻想中欣賞它……”阿爾卡其童年時代過的是卑微屈辱的生活，這使他的自尊心受到傷害，也使他對世態炎涼有了切身的感受。在金錢世界的陰影中，他幻想像法國銀行界的巨子羅特希爾德那樣擁有萬貫家產，獲得為所欲為的權力。為此他依靠頑強的努力，乃至不擇手段地去積攢金錢。但是，在殘酷的現實麵前，他看到了金錢違背人性的一麵；維爾西洛夫向他描述的思想動搖了他原先的信念，他感到迷惘；而這時篤信宗教的馬卡爾又對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他感受到了馬卡爾身上的真和美。阿爾卡其決心繼續探索人生道路。他將進入大學深造，“舊的生活完全過去了，而新的生活還剛剛開始”。這既是“偶合家庭”的成員，又是一個正在成長中的新時代的主人公。
小說中的另一個重要人物是貴族知識分子維爾西洛夫。他出身於“最古老的名門貴族，同時又是巴黎公社社員。他是個真正的詩人，熱愛俄國，然而又完全否定它。他沒有任何信仰，幾乎願意為某個不明確的目的而獻出生命，他叫不出這個目的的名目來，但是像俄國曆史上彼得堡時期許多俄國的歐羅巴文化傳播者一樣熱烈地相信它”。這個人物身上的雙重人格表現得相當明顯。他和許多貴族一樣生活荒唐，揮霍無度，但同時卻極富同情心，為人們的不幸而痛苦。他是一個思想家，熱烈地向往著人類美好的“黃金時代”，可他的思想中又充滿了矛盾。他曾這樣對阿爾卡其談到他的“一個奇妙的夢”：在人類的樂園裏住著優秀的人們，他們幸福而天真，到處是迷人的景色，到處是真誠的歡樂……可是，多少人為之獻身的這個幻想，在現實麵前似乎又是那麽遙遠，似乎是“人類一個最大的謬誤”。他在談到自己時，一方麵為屬於的“俄羅斯民族最高的有教養的階層”而自豪，一方麵又為自己永遠是個漂泊者，在哪兒也找不到自己的生活和精神的家園而痛苦，這種痛苦和矛盾甚至導致他的精神崩潰。作者筆下的維爾西洛夫是俄國老一代民主主義知識分子中的那些泛歐思想家的典型，雖然作為藝術形象這一人物已具有更廣泛的意義。
小說中，作者通過人物之口認為：如今“許多俄國貴族家庭正在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大批地轉為偶然湊合的家庭”，《少年》描寫的就是這樣的家庭和這樣的主人公；描寫當代現象的作品也許“不可能成為藝術上完美的作品，犯嚴重錯誤倒是可能的，誇大和疏忽也是可能的”，“但是一個作家既然不願意隻寫曆史形式的作品，又對現代問題感到苦惱，那他應該做什麽呢”？陀思妥耶夫斯基決心哪怕“猜測……犯錯誤”，也要繼續探索“偶合家庭”的命運。
187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作家日記》的寫作和自行出版上。這一年一開始就很順暢：重新出現的《作家日記》大受讀者歡迎；繼《群魔》之後，《白癡》的自辦發行也取得了成功，債務的壓力正在逐步減輕；一家人都很健康，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癲癇病也很久沒有發作了。安娜的心情好久沒有這樣舒暢了。5月裏的一天，情緒極佳的安娜突然閃過一個念頭：與丈夫開個玩笑如何？昨天，他不是向她推薦過女作家索菲婭・伊凡諾夫娜的一部長篇小說嗎，這部小說裏有一封某個壞蛋寫給主人公的匿名信。信是這麽寫的：
“最高貴的彼得・伊凡諾維奇閣下：對閣下來說，我完全是個陌生人，但是由於我對您十分同情，因而膽敢提筆給您寫這封短箋……您所親近的人正在卑鄙地欺騙您……您放她自由行動，她卻走向毀滅，掉進了別人的魔掌，在他麵前，她戰戰兢兢，誠惶誠恐，可是他那誘人的外表使她著了魔，他攫取了她的心，她覺得沒有人的眼睛比他的眼睛更可愛了……如果您對我不信任的話，那麽，您太太的脖子上掛著一個頸飾，您去瞧瞧放在她貼胸的飾物中藏著誰的相片……”
對了，就把這封信的抬頭改成“最高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閣下”，然後將內容依樣畫葫蘆地抄一遍（當然，字體上要下些功夫），再寄給丈夫，想必他一下子就會戳穿她的把戲，準會樂上一陣子。抄好的信一早寄出了，傍晚它和其他的郵件一起被郵電員又送到了他們家。晚飯後，心情愉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拿著郵件回書房去了。過了一會兒，安娜推門走了進去，隻見丈夫神情悒鬱地在房間裏踱來踱去。
“你戴著頸飾嗎？拿給我看看！”他突然在安娜的麵前站住了。
“戴著呀，你看過多少遍了……”
“把頸飾拿出來看！”陀思妥耶夫斯基高聲喊了起來。安娜明白，她的玩笑開得過分了。她想取下頸飾，可還沒等她解開扣子，陀思妥耶夫斯基就用激動得發抖的手一把將它扯了下來。頸飾打開了，裏麵的相片是安娜和小女兒柳博芙。
“費嘉，你真傻，你怎麽會相信匿名信？”
“你怎麽會知道匿名信的事？”
“怎麽會不知道？是我自己寄給你的啊！”安娜很快說明了事情的來龍去脈，並拿出了她寫的底稿。
“怎麽能開這樣的玩笑？在這半個鍾頭裏，我痛苦到了極點！”
“誰會知道你像奧賽羅那樣不經思考，就一頭撞在牆上，”安娜說話間覺得脖子有點不大對勁，原來頸飾在被扯下時，拉斷的細鏈把她脖子上的皮給擦破了。
“我的天，我幹出了什麽事情啊！我把你弄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慌了神。在發現問題不大後，他又用愧疚的和央求的聲調說，“安涅奇卡，請千萬別再開這樣的玩笑，弄不好誰知會惹出什麽樣的禍事來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此強烈的嫉妒心讓安娜吃驚，也使她再一次深深地感受到了丈夫對她的愛，她甚至覺得自己配不上這樣的愛。不久後，陀思妥耶夫斯基從埃姆斯寫給她的信中深情地說：“我親愛的，你為什麽說自己是個‘平庸’的人？你在女人中是出類拔萃的，你比所有的女人都好……你不僅操持家務，為我的事情操心，還要照管我們這些任性的和難侍候的人……當然，與你的能力相比，這些事簡直微不足道，即使讓你當一位女皇，把整個國家交給你，我敢向你打賭，你也會比任何人都管理得更好。你是那麽聰明、那麽富於理智、那麽善良而能幹。你信上說我‘怎麽能愛上你這樣又老又醜的女人’。你這完全是瞎說，對我來說，你美麗無比、蓋世無雙。任何一個有良心、有眼力的人，隻要他仔細觀察你，都會這樣說的……”
那年夏天，彼得堡大學的教授瓦格納帶著他的一家子人也住在舊魯薩。一天，他在路上遇到安娜，對她說道：“嘿，昨天您的丈夫真使我吃驚！我在散步回來時在路口見到他，見他心事重重地四處張望著，還向人打聽見沒見到一頭栗色的母牛。我以為他是依據民俗推測天氣呢。後來才明白，他真的是在找一頭走失的母牛。”
“這有什麽可讓您驚奇的呢？”安娜不解地問。
“怎麽不驚奇呢，”瓦格納回答，“一位大作家的頭腦裏應該始終被高級的思想所占據，可他卻在外麵轉悠著找一頭牛！”
“您不明白，可敬的教授先生，”安娜說，“我的丈夫不僅是個有才能的作家，而且是個最顧家的人。您瞧，如果我們向農民租的這頭母牛走丟了的話，那麽孩子們就吃不上奶了，他怎麽能不著急呢？”
瓦格納顯然還無法把一個找牛的人和一個大作家畫上等號，他聳聳肩走開了。
1877年下半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後搬了一次家。他在彼得堡靠近弗拉基米爾教堂的一所普通的公寓裏租了一套五居室的住宅。麵積是寬敞些了，但陳設仍很簡單。公寓的大門低於地麵，進門必須走下幾級台階，如同走進一個地道的入口。他家的寓所在二樓。進門第一間是兒童室，屋子裏有父母親給孩子們買的禮物，如瓷娃娃和木馬等，此外還有不少普希金童話詩、俄羅斯民間歌謠和果戈理小說等書籍，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每天晚上在孩子們臨睡前給他們念的讀物。隔壁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婦倆的臥室，梳妝台上放著陀思妥耶夫斯基送給妻子的照片，上麵寫著：“獻給我最善良的安娜”。走過小餐廳和客廳，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房。書房的牆上掛著一幅油畫，是作家十分喜愛的拉斐爾的西斯廷聖母的臨摹。從房間的窗口可以見到弗拉基米爾教堂那古老的天藍色圓頂，作家常常向它投去注視的目光。除了臥病或外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每天早晨都要帶著他的孩子走過高低不平的石板路去教堂做祈禱，附近的人都熟悉這位愛戴圓頂禮帽、手杖不離手的大胡子作家。
從1877年年初起，涅克拉索夫就臥床不起，病情日益加重。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常去探望他，兩人親切地回憶著往事。他的病終於沒有讓他拖過這一年，12月27日晚，涅克拉索夫去世。次日清晨，陀思妥耶夫斯基得知這一消息，極為悲痛，他立即趕去向遺體告別。安娜後來回憶說：“這一天，他整夜朗讀著已故詩人的詩歌，真誠地讚美其中的許多作品，認為它們是俄國詩歌中的真正傑作。我看到他異常激動，擔心他的癲癇病會發作，於是就陪著丈夫在書房裏坐到天亮。”兩天後，他又出席了在新聖女公墓舉行的有數千人參加的葬禮，並在放滿鮮花和花環的墓穴前發表了演說。當時他很激動，幾乎語不成聲。他說：“這是一顆受到創傷的心靈，它一旦受到創傷，便永遠難以愈合；正是這種難以愈合的創傷，才是他全部詩歌和他那火熱到令人感到痛苦的愛的源泉，他把自己的愛奉獻給了所有受苦難的人們……在我國的詩壇上，涅克拉索夫兼收並蓄了所有那些作出了‘新貢獻’的詩人的成果……從這個意義上講，他的位置應緊靠在普希金和萊蒙托夫之後……”
不久，《作家日記》上還刊出了他的另外幾篇悼念涅克拉索夫的文章。在《有利於涅克拉索夫的證明》一文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批駁了某些人對詩人的攻擊。他在引用了詩人的“你可以不做詩人/但必須是一個公民”的詩句後寫道：“他以自己的心和自己的才能為人民服務，從中得到自我淨化……他在對人民的愛中為使他痛苦的一切尋找著某種堅實的東西……這個人始終留在我們心裏。這位詩人的激情經常是真摯、純潔和淳樸的！他對人民的向往是多麽高尚，這使他，作為一個詩人，處於崇高的地位。至於作為人，作為公民，他又以對人民的熱愛和同情證明自己是無可指責的，而且彌補了自己的許多不足之處，如果確實有不足之處的話……”正如安娜所說：“這篇文章是對涅克拉索夫這個人的最出色的辯護詞，勝過當時任何一位評論家所寫的文章。”
雖然他從未忘記涅克拉索夫曾經給予過他的幫助，可是後來兩人卻分道揚鑣了。這些年來，在涅克拉索夫等人主編的《現代人》和《祖國紀事》上常有人撰文明槍暗箭射向他，當然他也沒少給回敬。路走不到一起，自然就生分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次回國都快三個年頭了，兩人還沒見過一次麵。不過，也說不清是怎麽一回事，兩人的內心深處都不見得對對方有多大的成見，也許說不定還有些牽掛。就說陀思妥耶夫斯基吧，隻要涅克拉索夫有新作問世，他總是迫不及待地要找來看看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趕緊穿好衣服，來到客廳。他向涅克拉索夫表示了歉意，而後就將客人引進了自己的書房。一晃，都已是年過半百的人了，多年不見，都有些見老。有過那麽一段不太愉快的經曆，兩人一時不免有點尷尬。好在話題很快轉向了對往事的回憶，似乎正是那遙遠的往事將兩人的距離一下拉近了。談話馬上變得親切而又熱烈起來。聊了一陣子，涅克拉索夫亮出了他的來意。他想請陀思妥耶夫斯基明年為他的《祖國紀事》提供一部長篇小說，稿酬是每印張250盧布。陀思妥耶夫斯基馬上想起了他在卡特科夫那兒的遭遇：《俄國導報》每印張才給他150盧布，要知道他們在同一時期給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的稿酬要高得多，他對此早就深感不快了，除了經濟上的原因外，更主要的還是：“他們對我的評價這麽低！”涅克拉索夫的條件顯然優厚多了，這不是也是對他的一種評價嗎？
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在構思一部新的長篇小說，如果它能發表在享譽文壇的《祖國紀事》上自然是不錯的。不過，他得與卡特科夫打個招呼，他終究是《俄國導報》的老撰稿人了，這不僅是禮節上的需要，還因為他好幾次經濟上陷入困境時，卡特科夫都用預支稿費的方式拉了他一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然也要向索稿的《祖國紀事》預支二三千盧布的稿酬，這已經是他的慣例了，他要靠這筆錢來維持創作時的家庭開支。涅克拉索夫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這些要求一概表示理解和接受，但當他聽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最後還得讓妻子安娜表個態時，不由得驚訝地聳了聳肩。
陀思妥耶夫斯基推門出去，誰知安娜就在書房門外。
“幹嗎還要問我呢？答應下來吧，費嘉，立即答應吧。”安娜急忙說道。
“答應什麽呀？”陀思妥耶夫斯基驚訝地問。
“哎喲，我的天！就是涅克拉索夫的提議唄。”
“你怎麽會知道他的提議的？”
“我站在門後，全部談話我都聽到了。”
“那麽，你是在偷聽？哎喲，安涅奇卡，你怎麽不害臊？”陀思妥耶夫斯基遺憾地叫道。
“一點兒也不害臊！你一向什麽事都不瞞我，這事反正總要告訴我的。我偷聽到了又有什麽關係，這不是別人的事，是我們倆共同的事啊。”
陀思妥耶夫斯基聽了安娜的這番辯解，隻能兩手一攤，毫無辦法。誰說不是呢？如今陀思妥耶夫斯基確實越來越離不開安娜了。這不，安娜不僅把家裏的事弄得井井有條，而且去年還打起了自行出版和發行《群魔》的主意，事情果真有聲有色地搞了起來，一年下來淨賺了四千多盧布。這多少減輕了一點沉重的債務負擔。怎麽能不聽一聽這麽能幹的妻子的意見呢？
“我怎麽也想不到您受您夫人的‘管束’”，涅克拉索夫笑著說道。
“這有什麽好奇怪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坦然回答。“我和她相處得十分和睦，我所有的事都讓她知道，我相信她的智慧，她的才能……”
約稿的事情就這樣定了下來。
1874年春天，陀思妥耶夫斯基肺部感覺不適，連呼吸都有點吃力。醫生勸他上德國西部的溫泉療養地埃姆斯去治療一段時間。6月7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動身去了埃姆斯。在那裏，他一邊治療，一邊開始構思他的長篇小說《少年》。
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越來越關注年輕的一代。“父與子”的問題和“偶合家庭”的問題是他近期文章中常常涉及的一個主題。有一次他這樣說：“我過去也總是觀察孩子，如今格外留意了。我早就給自己提出一個理想創作一部長篇小說，既寫俄國目前的孩子，當然也談他們現在的父親，從他們現在的相互關係上來談……我盡可能從社會各階層中選取父輩和子輩，並對子輩從最初的童年時代開始便加以研究……《少年》是實現我的思想的一個初步嚐試”，主人公“是社會的棄兒，‘偶合家庭’中的‘偶合’成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來，如今俄國許多家庭處於分崩離析的狀態，父母或放棄自己的責任，縱容子女的不良習慣，或粗暴地對待子女，虐待親生骨肉，像托爾斯泰在作品中描寫的那種清晰嚴整的家庭結構已不複存在。他認為，“偶合家庭”是社會過渡時期人們喪失崇高思想的產物，在對生活采取淡漠和怠惰的情緒下也就忘記了對下一代應盡的職責。他很想在小說中表現這一點。“分崩離析是長篇小說中顯而易見的主要思想”，他在創作筆記中寫道。主人公確定了：少年阿爾卡其・多爾戈魯基和他的父親安德烈・維爾西洛夫。
8月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了趟日內瓦，為他心愛的女兒索尼婭掃墓。當年他與安娜在墓前栽下的柏樹已枝繁葉茂，他為妻子摘了幾根枝條，隨即啟程回國。
去埃姆斯療養回來，陀思妥耶夫斯基覺得精神確實好多了，他開始埋頭寫作。他很感謝妻子的幫助，她的速記和謄寫大大加快了他的創作進度。不過，安娜倒從來不把為丈夫作速記視作負擔：“聽我最心愛的作家口授自己的新作……這對我來說，是件樂事。口授完畢，我丈夫總要對我說：‘噯，你說怎麽樣？’……我丈夫十分重視我的直接印象……有一次，他給我讀剛寫完的《少年》中的一章，其中描繪的是一個姑娘自縊的情景。我丈夫讀完以後，朝我瞅了一眼，就突然喊叫起來：
‘安尼婭，你怎麽啦，你臉色蒼白，是累壞了吧？’
‘那是給你嚇出來的！’我回答。
‘我的上帝，難道這給你那麽沉重的印象？真遺憾！真遺憾！’年底，《少年》第一部的前五章按時寄給了涅克拉索夫。小說得到稱讚，並在1875年1月出版的《祖國紀事》上刊出。
這一期《祖國紀事》上，打頭的是涅克拉索夫的一首詩，而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長篇《少年》，再後麵還有薩爾蒂柯夫-謝德林的評論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竟然刊登在進步刊物《祖國紀事》上，而且還在涅克拉索夫和謝德林中間！這在那些與革命民主主義作家格格不入的人們中間引起了不小的震動，保守刊物上出現了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冷嘲熱諷的文章。如今，“變節者”和“叛徒”的稱號又從另外一邊飛了過來。這真讓陀思妥耶夫斯基難以理解！托爾斯泰不是也有作品刊登在《祖國紀事》上嗎，他們為什麽無動於衷呢？其實不管是在《公民》當編輯還是在《祖國紀事》發表小說，他不還是原來的那個陀思妥耶夫斯基嗎？
這場風波倒是讓他看清了某些“好朋友”的真麵目。對於邁科夫的冷淡，陀思妥耶夫斯基雖然有些不快，但知道此人的脾性，因此不怎麽放在心上；可那個斯特拉霍夫就難以讓他容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向妻子談到他與兩人的這樣一次交往：“斯特拉霍夫不知什麽原因，跟我有點別扭。邁科夫問起涅克拉索夫，我談了涅克拉索夫對我的恭維以後，邁科夫的神色變得憂鬱起來，而斯特拉霍夫則顯得十分冷淡。安尼婭，他是個可惡的神學校學生，僅此而已。他在生活中曾經拋棄過我，一次就是在《時代》破產之後，直到《罪與罰》獲得成功才又跑來找我……”他還在筆記裏寫下了這麽一段話：“你們不配指責陀思妥耶夫斯基改變了信仰……我在力圖同我國人民結合的同時……並沒有絲毫改變我的理想。你們是不會理解我的。”
1月裏，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把《少年》第一部的後五章送到了《祖國紀事》。那天，他正在彼得堡家中，涅克拉索夫突然來訪。“昨天，我坐在家裏讀了整整一夜，完全入迷了，而在我這樣的年歲，又是這樣的身體，照理是不應該這樣入迷的，”一進門，涅克拉索夫就喜形於色地向他表示祝賀。“老兄，您的作品多麽富有新鮮感呀！到了我們這個年齡就寫不出這樣新穎別致的東西了，任何一個作家都寫不出來……”他告訴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最喜歡的是後麵這五章裏的頭二章，中間一章弱了些，外部事件太多。這些正與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感覺吻合。真是個出色的鑒賞家！臨走時，涅克拉索夫又關照陀思妥耶夫斯基說：“我來是與您商談以後的事情的。看在上帝的分上，請您別趕時間，也別糟蹋它，因為開頭實在太好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立即興奮地寫信將這件事告訴妻子：“《祖國紀事》非常器重我，涅克拉索夫希望與我建立起完全友好的關係。”從彼得堡回來後，他又詳詳細細對安娜談了此事。安娜說：這“使我深信，他是多麽珍視他和青年時代的朋友之間親密關係的恢複”。涅克拉索夫此次來訪提出的緩一緩的建議，也很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思。趕完第一部後，他是有些累，醫生也建議他今年春天再去埃姆斯療養一段時間，以鞏固去年的療效。當然，他決定走以前先把第二部的稿子給交出去。
4月裏，安娜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出國護照的事去了趟舊魯薩警察局，無意中在那裏發現了一本厚厚的卷宗，上麵寫著：“有關處於秘密監視下暫時住在舊魯薩的退伍少尉費多爾・米哈伊洛維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材料”。陀思妥耶夫斯基得知這個消息，深感不快。這時夫婦倆才明白，為什麽他們的信件老是被耽擱。
這次出國走得不痛快，在埃姆斯也隻待了個把月，5月底去的，7月初就回來了。他不願久留的原因主要還是牽掛妻子的身體：她已懷孕多月。此外，寫作也不順利，“沒勁動筆”，“在這樣的愁悶中，我有可能破壞‘思想’本身”。
8月10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二個兒子阿遼沙出生了，孩子很健康，安娜恢複得也很快。陀思妥耶夫斯基心情十分舒暢，連《少年》的寫作也變得順暢起來。8月底，他把小說第三部分的頭上幾章寄給了他青年時代的好朋友普列謝耶夫，如今普列謝耶夫也在《祖國紀事》當編輯。隨稿寄出的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不要對作品作任何修改，因為“在我這兒，每個人物都用自己的語言和自己的理解說話”。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離開舊魯薩，回到了彼得堡。就在這一年年底，《少年》在《祖國紀事》上連載完畢。
《少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的一部重要作品。小說用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寫成。主人公阿爾卡其是個涉世未深的年輕人，貴族維爾西洛夫的私生子，養父則是農民馬卡爾・多爾戈魯基。作者曾經這樣談到阿爾卡其：“在這部作品中，孩子已經度過了童年，長成為一個不成熟的人，羞怯而又果斷地希望盡快在生活中邁出自己的一步。我選取了一個尚未被罪惡吞噬的靈魂，但它已經受到可怕的墮落的威脅，很早就被仇恨自己的卑微地位和偶然遭遇的陰影籠罩著，被揮霍擺闊玷汙了，由於揮霍擺闊，這個還純潔的人已經有意識地讓惡習侵入自己的思想，已經在自己的心靈裏懷有惡習，在自己的羞於公開的，但已經是大膽而熱烈的幻想中欣賞它……”阿爾卡其童年時代過的是卑微屈辱的生活，這使他的自尊心受到傷害，也使他對世態炎涼有了切身的感受。在金錢世界的陰影中，他幻想像法國銀行界的巨子羅特希爾德那樣擁有萬貫家產，獲得為所欲為的權力。為此他依靠頑強的努力，乃至不擇手段地去積攢金錢。但是，在殘酷的現實麵前，他看到了金錢違背人性的一麵；維爾西洛夫向他描述的思想動搖了他原先的信念，他感到迷惘；而這時篤信宗教的馬卡爾又對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他感受到了馬卡爾身上的真和美。阿爾卡其決心繼續探索人生道路。他將進入大學深造，“舊的生活完全過去了，而新的生活還剛剛開始”。這既是“偶合家庭”的成員，又是一個正在成長中的新時代的主人公。
小說中的另一個重要人物是貴族知識分子維爾西洛夫。他出身於“最古老的名門貴族，同時又是巴黎公社社員。他是個真正的詩人，熱愛俄國，然而又完全否定它。他沒有任何信仰，幾乎願意為某個不明確的目的而獻出生命，他叫不出這個目的的名目來，但是像俄國曆史上彼得堡時期許多俄國的歐羅巴文化傳播者一樣熱烈地相信它”。這個人物身上的雙重人格表現得相當明顯。他和許多貴族一樣生活荒唐，揮霍無度，但同時卻極富同情心，為人們的不幸而痛苦。他是一個思想家，熱烈地向往著人類美好的“黃金時代”，可他的思想中又充滿了矛盾。他曾這樣對阿爾卡其談到他的“一個奇妙的夢”：在人類的樂園裏住著優秀的人們，他們幸福而天真，到處是迷人的景色，到處是真誠的歡樂……可是，多少人為之獻身的這個幻想，在現實麵前似乎又是那麽遙遠，似乎是“人類一個最大的謬誤”。他在談到自己時，一方麵為屬於的“俄羅斯民族最高的有教養的階層”而自豪，一方麵又為自己永遠是個漂泊者，在哪兒也找不到自己的生活和精神的家園而痛苦，這種痛苦和矛盾甚至導致他的精神崩潰。作者筆下的維爾西洛夫是俄國老一代民主主義知識分子中的那些泛歐思想家的典型，雖然作為藝術形象這一人物已具有更廣泛的意義。
小說中，作者通過人物之口認為：如今“許多俄國貴族家庭正在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大批地轉為偶然湊合的家庭”，《少年》描寫的就是這樣的家庭和這樣的主人公；描寫當代現象的作品也許“不可能成為藝術上完美的作品，犯嚴重錯誤倒是可能的，誇大和疏忽也是可能的”，“但是一個作家既然不願意隻寫曆史形式的作品，又對現代問題感到苦惱，那他應該做什麽呢”？陀思妥耶夫斯基決心哪怕“猜測……犯錯誤”，也要繼續探索“偶合家庭”的命運。
187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作家日記》的寫作和自行出版上。這一年一開始就很順暢：重新出現的《作家日記》大受讀者歡迎；繼《群魔》之後，《白癡》的自辦發行也取得了成功，債務的壓力正在逐步減輕；一家人都很健康，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癲癇病也很久沒有發作了。安娜的心情好久沒有這樣舒暢了。5月裏的一天，情緒極佳的安娜突然閃過一個念頭：與丈夫開個玩笑如何？昨天，他不是向她推薦過女作家索菲婭・伊凡諾夫娜的一部長篇小說嗎，這部小說裏有一封某個壞蛋寫給主人公的匿名信。信是這麽寫的：
“最高貴的彼得・伊凡諾維奇閣下：對閣下來說，我完全是個陌生人，但是由於我對您十分同情，因而膽敢提筆給您寫這封短箋……您所親近的人正在卑鄙地欺騙您……您放她自由行動，她卻走向毀滅，掉進了別人的魔掌，在他麵前，她戰戰兢兢，誠惶誠恐，可是他那誘人的外表使她著了魔，他攫取了她的心，她覺得沒有人的眼睛比他的眼睛更可愛了……如果您對我不信任的話，那麽，您太太的脖子上掛著一個頸飾，您去瞧瞧放在她貼胸的飾物中藏著誰的相片……”
對了，就把這封信的抬頭改成“最高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閣下”，然後將內容依樣畫葫蘆地抄一遍（當然，字體上要下些功夫），再寄給丈夫，想必他一下子就會戳穿她的把戲，準會樂上一陣子。抄好的信一早寄出了，傍晚它和其他的郵件一起被郵電員又送到了他們家。晚飯後，心情愉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拿著郵件回書房去了。過了一會兒，安娜推門走了進去，隻見丈夫神情悒鬱地在房間裏踱來踱去。
“你戴著頸飾嗎？拿給我看看！”他突然在安娜的麵前站住了。
“戴著呀，你看過多少遍了……”
“把頸飾拿出來看！”陀思妥耶夫斯基高聲喊了起來。安娜明白，她的玩笑開得過分了。她想取下頸飾，可還沒等她解開扣子，陀思妥耶夫斯基就用激動得發抖的手一把將它扯了下來。頸飾打開了，裏麵的相片是安娜和小女兒柳博芙。
“費嘉，你真傻，你怎麽會相信匿名信？”
“你怎麽會知道匿名信的事？”
“怎麽會不知道？是我自己寄給你的啊！”安娜很快說明了事情的來龍去脈，並拿出了她寫的底稿。
“怎麽能開這樣的玩笑？在這半個鍾頭裏，我痛苦到了極點！”
“誰會知道你像奧賽羅那樣不經思考，就一頭撞在牆上，”安娜說話間覺得脖子有點不大對勁，原來頸飾在被扯下時，拉斷的細鏈把她脖子上的皮給擦破了。
“我的天，我幹出了什麽事情啊！我把你弄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慌了神。在發現問題不大後，他又用愧疚的和央求的聲調說，“安涅奇卡，請千萬別再開這樣的玩笑，弄不好誰知會惹出什麽樣的禍事來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此強烈的嫉妒心讓安娜吃驚，也使她再一次深深地感受到了丈夫對她的愛，她甚至覺得自己配不上這樣的愛。不久後，陀思妥耶夫斯基從埃姆斯寫給她的信中深情地說：“我親愛的，你為什麽說自己是個‘平庸’的人？你在女人中是出類拔萃的，你比所有的女人都好……你不僅操持家務，為我的事情操心，還要照管我們這些任性的和難侍候的人……當然，與你的能力相比，這些事簡直微不足道，即使讓你當一位女皇，把整個國家交給你，我敢向你打賭，你也會比任何人都管理得更好。你是那麽聰明、那麽富於理智、那麽善良而能幹。你信上說我‘怎麽能愛上你這樣又老又醜的女人’。你這完全是瞎說，對我來說，你美麗無比、蓋世無雙。任何一個有良心、有眼力的人，隻要他仔細觀察你，都會這樣說的……”
那年夏天，彼得堡大學的教授瓦格納帶著他的一家子人也住在舊魯薩。一天，他在路上遇到安娜，對她說道：“嘿，昨天您的丈夫真使我吃驚！我在散步回來時在路口見到他，見他心事重重地四處張望著，還向人打聽見沒見到一頭栗色的母牛。我以為他是依據民俗推測天氣呢。後來才明白，他真的是在找一頭走失的母牛。”
“這有什麽可讓您驚奇的呢？”安娜不解地問。
“怎麽不驚奇呢，”瓦格納回答，“一位大作家的頭腦裏應該始終被高級的思想所占據，可他卻在外麵轉悠著找一頭牛！”
“您不明白，可敬的教授先生，”安娜說，“我的丈夫不僅是個有才能的作家，而且是個最顧家的人。您瞧，如果我們向農民租的這頭母牛走丟了的話，那麽孩子們就吃不上奶了，他怎麽能不著急呢？”
瓦格納顯然還無法把一個找牛的人和一個大作家畫上等號，他聳聳肩走開了。
1877年下半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後搬了一次家。他在彼得堡靠近弗拉基米爾教堂的一所普通的公寓裏租了一套五居室的住宅。麵積是寬敞些了，但陳設仍很簡單。公寓的大門低於地麵，進門必須走下幾級台階，如同走進一個地道的入口。他家的寓所在二樓。進門第一間是兒童室，屋子裏有父母親給孩子們買的禮物，如瓷娃娃和木馬等，此外還有不少普希金童話詩、俄羅斯民間歌謠和果戈理小說等書籍，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每天晚上在孩子們臨睡前給他們念的讀物。隔壁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婦倆的臥室，梳妝台上放著陀思妥耶夫斯基送給妻子的照片，上麵寫著：“獻給我最善良的安娜”。走過小餐廳和客廳，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房。書房的牆上掛著一幅油畫，是作家十分喜愛的拉斐爾的西斯廷聖母的臨摹。從房間的窗口可以見到弗拉基米爾教堂那古老的天藍色圓頂，作家常常向它投去注視的目光。除了臥病或外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每天早晨都要帶著他的孩子走過高低不平的石板路去教堂做祈禱，附近的人都熟悉這位愛戴圓頂禮帽、手杖不離手的大胡子作家。
從1877年年初起，涅克拉索夫就臥床不起，病情日益加重。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常去探望他，兩人親切地回憶著往事。他的病終於沒有讓他拖過這一年，12月27日晚，涅克拉索夫去世。次日清晨，陀思妥耶夫斯基得知這一消息，極為悲痛，他立即趕去向遺體告別。安娜後來回憶說：“這一天，他整夜朗讀著已故詩人的詩歌，真誠地讚美其中的許多作品，認為它們是俄國詩歌中的真正傑作。我看到他異常激動，擔心他的癲癇病會發作，於是就陪著丈夫在書房裏坐到天亮。”兩天後，他又出席了在新聖女公墓舉行的有數千人參加的葬禮，並在放滿鮮花和花環的墓穴前發表了演說。當時他很激動，幾乎語不成聲。他說：“這是一顆受到創傷的心靈，它一旦受到創傷，便永遠難以愈合；正是這種難以愈合的創傷，才是他全部詩歌和他那火熱到令人感到痛苦的愛的源泉，他把自己的愛奉獻給了所有受苦難的人們……在我國的詩壇上，涅克拉索夫兼收並蓄了所有那些作出了‘新貢獻’的詩人的成果……從這個意義上講，他的位置應緊靠在普希金和萊蒙托夫之後……”
不久，《作家日記》上還刊出了他的另外幾篇悼念涅克拉索夫的文章。在《有利於涅克拉索夫的證明》一文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批駁了某些人對詩人的攻擊。他在引用了詩人的“你可以不做詩人/但必須是一個公民”的詩句後寫道：“他以自己的心和自己的才能為人民服務，從中得到自我淨化……他在對人民的愛中為使他痛苦的一切尋找著某種堅實的東西……這個人始終留在我們心裏。這位詩人的激情經常是真摯、純潔和淳樸的！他對人民的向往是多麽高尚，這使他，作為一個詩人，處於崇高的地位。至於作為人，作為公民，他又以對人民的熱愛和同情證明自己是無可指責的，而且彌補了自己的許多不足之處，如果確實有不足之處的話……”正如安娜所說：“這篇文章是對涅克拉索夫這個人的最出色的辯護詞，勝過當時任何一位評論家所寫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