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紀實傳記
> 跨越傳統碑石的天才：陀思妥耶夫斯基傳
> 1、思想家
1、思想家
應該有這樣的人出現了：他在靈魂深處體現了人民對一切苦難的追憶，而且把這可怕的追憶反映出來，這個人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高爾基：《俄國文學史》
1871年7月8日，一個炎熱的夏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婦帶著不滿兩歲的女兒柳博芙回到了闊別多年的彼得堡。他們先在一家旅館住了兩天，而後又搬進了葉卡捷琳戈夫街上的一套兩居室的簡陋的房間。不到一個星期，兒子費多爾出生。
朋友們都說他們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過去那種執拗和急躁的脾氣似乎已經不複存在，他對人的態度寬厚多了；而安娜變化更大，過去還隻是一個膽怯靦腆的姑娘，如今待人接物變得老練成熟，性格仍那麽可親但明顯多了剛毅的成分。
回到了祖國，實現了多年的夢想，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預感到他們麵對的將是嚴峻的生活，“要經曆無數的艱難和憂慮才能站住腳”。他的擔憂並非是多餘的。
剛到彼得堡時，他們草草安置了一下。如今有了兩個孩子，屋子挪不開身子，得另找一個棲身之地。經過一番忙碌，他們終於在謝爾蓋霍夫大街上一所房子裏覓到了一套稍微寬敞一些的住所，安頓了下來。在而後的歲月裏，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婦還搬過幾次家，但據他的同時代的人回憶，這些住房“一處比一處陰暗，他的房間總是那麽簡陋，狹窄，連身子都轉不開”。1872年，青年作家索洛維約夫（後來成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摯友）曾這樣描述初次拜訪他家時所見到的情景：
“我穿過黑洞洞的房間，推開門，一下子就來到了他的書房。但是能否把小廂房的這間犄角上的寒傖的房間叫做書房呢？我們時代的一位最有靈感的、深刻的藝術家竟在這裏麵生活和工作！靠窗口擺著一張普通的老式寫字台，台上點著兩支蠟燭，放著幾份報紙和一些書籍……老式的廉價墨水瓶，一隻鐵皮煙盒，裝著煙草和紙筒。寫字台旁邊是一隻小書架，靠另外一邊牆是一張做工粗糙的長沙發，蹩腳的淡紅色凸紋布麵子；這張沙發又當費多爾・米哈伊洛維奇的床……然後是幾把硬靠背椅，還有一張桌子此外別無他物……”
當稍稍安頓下來後，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婦才發現，他們出國前委托親友和熟人代為保管的財產已蕩然無存。代他們保管餐具、銅器和廚房用具的那位老小姐已經去世，這些東西全部散失；兩人的皮大衣被當掉後，請一位太太代付利息，她卻逾期未付，雖然她一直收到他們按時寄去的錢；放在安娜姐姐處的貴重的玻璃器皿和古董瓷器，據說在一次意外的事故中被全部打碎……最令兩人歎息的是失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藏書和安娜繼承的房產。陀思妥耶夫斯基原來有一批數量不小的、很有價值的藏書，其中有些還是珍本，他在國外時還常常想到它們，可是誰知他的繼子帕沙為了錢，竟把它們統統賣給了舊書商；安娜的父親曾留給她一所價值1萬5千盧布的房子，她原指望靠賣掉這房子來償還一部分欠債，然而她們家的三棟房子因姐夫管理不善，被一個狡猾的投機商人鑽了空子，全都白白地轉到了商人的名下。
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到彼得堡的消息很快由報紙披露了。對這一消息反應最快的是那些手持期票的債主們，他們蜂擁而至，將陀思妥耶夫斯基團團圍住。這都是些什麽樣的角色嗬！“他們大多是期票的轉售者官員的寡婦、出租帶家具的住房的女房東、退職的軍官、低級代理人。他們大家都花了很少的錢買進期票，但是卻想拿到足數的錢”，安娜回憶說。夫妻倆不得不年複一年地與這些債權人周旋，這種局麵一直延續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前夕才告結束。
這些前來討債的人中間還有一些更難弄和更無恥的。有一次，一個商人盛氣淩人地打上門來，進門就大聲嚷道：“快把錢交來！要不，一星期以後抄你們的財產。我倒要看看，我這個小小的德國商人怎樣把一個俄國名作家送進債務監獄的。”又有一次，來了一個沒有名氣的作家，說是《時代》編輯部當年還欠他250盧布的稿酬，他要求立即償還。陀思妥耶夫斯基雖然根本想不起這件事，但還是相信了他，並借錢還了這筆債。後來，安娜在一本記事本中偶然發現了那人早先得到稿酬後留下的收據，深感驚訝和氣憤。當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債務加上利息已達2萬5千盧布。債主的糾纏常常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情緒激動，無法工作，甚至發病。
終年負債的生活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作帶來了不小的負麵影響。盡管隻要條件許可，他總是對自己的作品反複修改，直至推倒重來。但是這樣的情況更為常見：長篇小說的稿費已經預支了，稿件得按約定的時間在刊物上連載，因此必須連續趕寫；小說開頭部分已經登載在刊物上，後麵的幾章正在印刷廠排版，再接下來的兩三章已給編輯部郵出，可而後的部分尚未寫完，甚至還剛剛在構思。這樣做的結果常常會留下遺憾。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止一次地在發現自己連載作品中的錯誤時，痛苦地說道：“如果能夠退回來修改一下就好了！這個錯誤可能把我的‘主題思想’給毀了。”安娜也為丈夫的不幸而苦惱：“一個藝術家清楚地看到他的錯誤在哪裏，但沒有可能改正，這是真正的悲哀”；“要是他沒有負債，能夠從容地進行創作，在交稿前仔細推敲和琢磨，那麽我的丈夫的作品在藝術上就會更加完美。”
《群魔》的篇幅大大超出了原先的設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國後幾乎顧不上喘口氣，就撲在了這部作品上。由於思想的深化，已經寫好的部分不少得推倒重來，對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甘情願。然而，另一種推倒重來則使他痛苦不堪，那就是來自卡特科夫方麵的幹擾。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難以接受的是，卡特科夫拒絕刊登小說第二部的第九章，而這恰恰是他十分珍視的結構核心，在這裏他點出了“醜能殺人”的思想和贖罪的思想。精心改寫的幾種異文也被一一否定，他不得不忍痛刪去“斯塔夫羅金的自白”等篇章，還得對已有初稿的第三部分作整體挪動。為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停筆重作構思。小說的第二部發表於1871年《俄國導報》第九、第十和第十一期，而最後一部則推遲到了次年第十一和十二期才刊出。
這是一部與《白癡》篇幅相近的大部頭作品。從小說的情節層麵看，作者采用的是“省城編年史”的形式，展示了19世紀60～70年代俄國社會中所謂“群魔亂舞”的情景。小說中塑造了眾多的人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主人公斯塔夫羅金和韋爾霍文斯基父子這三個形象。在塑造這些人物時，作者無疑想到了巴枯寧、格拉諾夫斯基和涅恰耶夫等現實生活中風雲一時的人物，但是在小說完稿以後藝術形象與現實人物之間的距離實際上已經很遠了。
在作者筆下，斯塔夫羅金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他出身貴族，風度翩翩，有著過人的智慧和才能，然而他致命的弱點是脫離了祖國和人民，他的精神世界被僵化的抽象觀念所吞沒，他從無政府主義的立場否定了現存社會虛偽的道德，同時又因此而喪失了任何道德原則。為了填補內心的空虛，他病態地幹了許多墮落的醜事，可偏偏他在這樣做時內心的善惡界限又十分明了。他內心的矛盾日益尖銳，並最終導致了他的自殺。斯捷潘・韋爾霍文斯基是作為40年代典型的理想主義者被塑造的。他早年在國外受過教育，回國後與一些著名作家一起為《祖國紀事》撰過稿，也在大學任過教，後來又成了斯塔夫羅金的家庭教師。這個形象身上帶有俄國的堂・吉訶德的特征。他的兒子彼得・韋爾霍文斯基則是無恥之徒，一個“借革命而發跡”的政治騙子。他以輕蔑的態度對待父親的充滿幻想的宏論，他與他的同夥恣意妄為，大搞陰謀恐怖活動。他殺害沙托夫的一個重要的動機是滿足個人的權勢欲。
小說發表後立即遭到了進步評論界的激烈批評。許多人把這部作品與涅恰耶夫事件聯係起來，很認真地把它當做了一部時事政治小說。於是，不少評論文章紛紛指責作者醜化了革命者，抓錯了“魔鬼”。這些批評應該說並非毫無根據，小說在抨擊無政府主義和虛無主義的錯誤時，並未在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虛無主義和反對專製製度的民主解放運動之間劃一條明確的界線，這反映了作者思想上的局限。不過嚴格地說，與其把《群魔》看做是一部時事政治小說，到不如將它看做是一部預言性的悲劇小說或許更為合理。這是因為：盡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對60～70年代席卷俄國的民主解放運動和革命浪潮不夠理解，但是即使在最初的構思中他抨擊的實際上也是混跡於革命中的極端現象，而真正的民主革命與陰謀家的恐怖行為不會有任何共同之處。而且隨著作者思考逐步進入更深的層次，小說也越來越有力地表現出作者對俄羅斯，乃至對整個人類未來的深沉憂思：錯誤的理論一旦掌握了人，就能把人變成魔鬼。就這點而言，作品的思想無疑是深刻的。作者似乎成了人類精神悲劇的揭示者和預言家。同時還應該看到，作者並沒有把他所抨擊的陰謀家與當時的青年革命者完全混為一談，他在小說“序言”的一份手稿中這樣寫道：“為了真理不惜犧牲自己和一切這就是新一代人的民族特性。願上帝保佑他們並賜予他們平靜的真理吧！因為全部問題就在於要珍惜真理。這部小說就是為此而寫的。”
時隔多年後，高爾基在談到《群魔》以及類似的在思想上有深度也有局限的作品時，他認為應該正確理解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內的那些舊俄作家，“他們形成了自己對俄國曆史發展的各個不同的看法……他們真心地相信，除此之外他們的祖國沒有別的出路。眾所周知，他們每個人都有著自己的思想，每個人都為自己的思想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他們的思想可能是錯誤的……但我們注意的不是他們的思想評價，而是這些評價者的真誠和他們思想力量的程度……”這番話無疑是中肯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藝術成就引起了特列季亞科夫的濃厚興趣，作為莫斯科美術館的創建者，他很希望在自己的館內收藏有這位越來越為世人所矚目的作家的肖像。應他的請求，陀思妥耶夫斯基接待了著名畫家佩羅夫。佩羅夫是個很嚴謹又很隨和的畫家，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很談得來。在開始作畫前的一個星期裏，佩羅夫每天都上他家，注意觀察處在不同環境中的作家神態。在兩人聊天時，佩羅夫有時還故意挑起爭論，以便捕捉陀思妥耶夫斯基臉上最富有特征的表情。這張肖像畫終於完成了，而且獲得了一致好評。畫家出色地捕捉到了作家晚年沉浸在藝術創作思維時那獨特的瞬間：微微緊鎖的眉頭，似乎能看透一切的目光和雙手抱膝的安詳平和的神態。思想家和藝術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采被栩栩如生地表現了出來。
回國以後，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快恢複了與文學界朋友們的交往。這時，由邁科夫等人介紹，他與梅謝爾斯基公爵相識了。梅謝爾斯基在文壇小有名氣，這種名氣不是由於他的文學才華，而是因為他善於巴結權貴，並辦了一個與政府同調的刊物《公民》周刊。在梅謝爾斯基的客廳裏，陀思妥耶夫斯基又結識了波別多諾斯采夫，當時此人尚未擔任要職，但在宮廷中已很有影響。他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感興趣，並試圖將作家引進宮廷。不可否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某些具體問題上與他有相似的見解。但是這位心係人民的作家與那些沙皇政府的走卒在本質上是不同的，盡管這些上層人士出於自己的動機，很想利用作家的巨大影響。1872年年底，梅謝爾斯基突然提出讓陀思妥耶夫斯基擔任他的刊物的主編。
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於辦刊物一向有濃厚的興趣，不過讓他當《公民》的主編，他倒是有些疑慮。自從《群魔》問世以後，已經很有一些人將他視為“敵視革命”的作家了；或者如他自嘲的，成了“一個違反歐洲原則寫作的人，一個被《群魔》，即保守主義和蒙昧主義永遠敗壞了自己的名聲的人”。如今要真成了這份保守刊物的主編，還不知要遭到怎樣的詛咒呢！但是，眼下他倒是很想再冒次險。他知道自己至少暫時是不會有財力去辦什麽刊物了，而他又是那麽地想與讀者交流，特別是想用定期發表《作家日記》的形式談談自己的許多如鯁在喉的想法，而《公民》則可以為他提供這樣一個陣地。當然，物質方麵的考慮也是有的，每月有四五百盧布的固定收入，這對於負債累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婦而言，不是一筆小收入。他答應了。1873年1月，經梅謝爾斯基向政府方麵作了擔保以後，陀思妥耶夫斯基出任了《公民》周刊的主編，並在那年第一期上刊出了他的第一篇《作家日記》。
果然不出所料，評論界有不少人認定陀思妥耶夫斯基此舉是變節行為，是賣身投靠，於是就有“叛徒”一類的帽子朝他飛來。他雖然有些氣惱，但是如今也顧不了這麽多了，更牽動他的心的是刊物本身的命運。他高興地發現，自從他的名字和他的《作家日記》在《公民》上亮相後，刊物訂數直線上升，這說明讀者在關注著他，他們歡迎他的作品。在辦刊的這些日子裏，陀思妥耶夫斯基幾乎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刊物的編撰和出版上。一個年輕的姑娘、《公民》雜誌的校對員季莫費耶娃記下了作家當年的風貌，特別是兩人單獨相處時的若幹幕動人的場景：
隻剩下我們兩人在等待校樣的時候，費多爾・米哈伊洛維奇站起身來，把椅子移到我的辦公桌旁邊，向我提出問題：‘告訴我，您在這裏做什麽？您知道您為什麽活著嗎？’
最初片刻，我被突如其來的問題問得不知所措，但是等到勉強控製住自己之後，我回答說我是到彼得堡求學的。
‘您打算在這裏學什麽？在哪裏學？’
‘我想寫作……搞文學，’我膽怯地含含糊糊地說。奇怪的是，他並沒有發笑。
‘您想寫作？原來是這樣！’他拖長了聲調說。‘您打算寫什麽呢？’
‘我喜歡心理描寫……內心生活，’我嘟嘟噥噥地說，不敢去看他一眼，覺得自己完全像個白癡。
‘您以為，描寫內心生活容易寫？’
‘不，我沒有以為這是容易的。所以我在學習……作準備。’
‘夠得上女作家的稱號的，全世界隻有一個！’他意味深長地繼續說。‘那就是喬治・桑！您能成為喬治・桑之類的人物嗎？’
我失望得直發愣。他在剝奪我對未來的一切希望……我像做夢一樣，糊裏糊塗地、無意識地向他反複說：
‘我想寫作……我覺得有此需要……我僅僅為此而活著！’
您僅僅為此而活著？’他嚴肅地反問。唔，既然這樣，那就寫您就攝取什麽吧。生活比我們一切虛構的想象要豐富得多！有時候最一般、最平庸的生活會提供給您任何想象力都想不出來的東西！尊重生活吧！吧。記住我的忠告：永遠不要去虛構離奇的情節，生活本身提供什麽，有一次，我和他兩人工作了一個通宵，直到天蒙蒙亮……我們在一張小桌旁相對而坐，工作起來挺擠的，並不舒服，然而我們卻愉快地一邊工作，一邊聊天。其實是他一個人在講話，我隻是貪婪地聽著，全神貫注地記住他的每句話。他抽煙他一向抽得很多，直到現在我還想象得出他的蒼白而又瘦削的手，骨節粗大的手指，手腕四周有一道朝裏凹陷的皺褶，可能是服苦役時戴手銬的痕跡吧，想象得出這隻手怎樣把吸完的粗大的香煙掐滅……我仿佛看到燈光開始逐漸幽暗，淡白的晨曦瀉進整個房間，費多爾・米哈伊洛維奇架起腿，雙手抱著膝蓋……以探索的神氣直直地瞅著我的臉，用低沉的胸音說道：
‘我和您坐在這裏頂樓上，一直工作到天亮，可是在我們周圍，此時此刻有多少人在花天酒地尋歡作樂！他們永遠不會想到，您不會拿您的生活去換他們的生活……您無論如何不會拿您這種艱苦的生活去調換他們的輕鬆愉快的生活的吧？’
‘我不換……’
‘哦，您瞧！我說得對吧！可見，這種勞動生活中有著某種崇高的、神聖的、高尚的東西嘍？’他依舊充滿熱情地說著，好像在向人證明自己的想法是有道理的。
是的！我激動地應聲說。他的聲音，他的話語使我激動……我在想這個人的心靈的美……著名的作家，病人出於好心，此刻與我分擔艱苦的生活，以便替我減輕生活的重負，哪怕隻是一瞬間……他激起我無限的崇敬和愛。這是一種強烈的振奮感，對人對己的信任感，對這艱難沉重但卻是真正的人的生活的幸福感！
雜誌的各種事務都壓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個人的頭上，寫大部頭的作品自然是辦不到了，可偏偏又有了創作的激情和新的構思，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勝煩惱。他在給親友的信中寫道：“我頭腦中縈繞著幾部中長篇小說的人物形象，我構思，記下來，每天都在記下的提綱上增添些新的特征，可是突然發現我的時間全被雜誌占去，再也無法寫作了於是就懊悔、失望……”“事情多極了，而且全都糟糕透頂。現在，跟形形色色的作者通信的任務也壓到我的頭上，又要跟梅謝爾斯基打交道了。這些事占去了我所有的時間和全部的精力。”“一想起至少還得為《公民》幹半年，就痛苦不堪。”
當然，這種不快是和他與梅謝爾斯基的衝突聯係在一起的。由於兩人的辦刊方針不合，矛盾日趨尖銳。這期間，他在給妻子的信中，多次談到了因梅謝爾斯基的無端幹涉而帶來的氣惱：“對於梅謝爾斯基的那封蠻橫無禮的信，我作了很好的答複，沒有意氣用事，但是措辭嚴厲，開誠布公，諒他再也不敢如此放肆……”“上星期我著手寫一篇文章，但為了尊重梅謝爾斯基隻得半途而廢，改登他突然寄來的悼念丘特切夫的文章。文理不通，漏洞百出，簡直不堪卒讀，夠人家小品文恥笑十年。我為他埋頭改了一天一夜，幾乎改得麵目全非。我要直截了當地寫信告訴他，他使我陷於進退維穀的境地。”還有一次，梅謝爾斯基竟然要把他寫的一篇談大學生有必要集中生活以便接受警察監視的文章刊登出來，陀思妥耶夫斯基斷然拒絕了。他明確地告訴梅謝爾斯基：“那一段被我全部刪掉了。我有文學家的名聲……我不打算毀滅自己（此外，您的想法與我的信念背道而馳，並且令我不安）”；“別以為我老是希望在雜誌上跟您吵架、抬杠。隻要考慮到我可能產生的情緒和我個人的觀點，您就會明白，在直接牽涉到我的事情上我不能不表明自己的意見。”
這時，來自當局的壓力也增加了。隨著陀思妥耶夫斯基主編的刊物的陸續出版，書報檢查官開始頻頻光顧。這份一向為政府首肯的刊物出現了出格的言論，表現出“實堪譴責的傾向”，沙俄警察機關豎起了警覺的耳朵。那年6月，他因違反所謂的書報檢查條例，被法院判處罰款和兩天禁閉。次年3月，內務大臣指控《公民》發表“旨在煽起對帝國某一部分人士的敵對情緒的言論”，並對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警告，這實際上是脅迫其停職。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實早就不想幹了，他當即遞交了辭呈，梅謝爾斯基自然爽快地接受了。
對於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說，這一年多的編輯生活雖然充滿煩惱，但也有令人欣喜的收獲，他發表了相當數量的《作家日記》。這是一個重要的開端，從此以後這部作品成為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創作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1876年，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獨立執掌的《作家日記》複刊，連續按月出版了兩年，中斷數年後在1880年和1881年又各出了一期。
這是一部體裁新穎、形式自由的大型作品，其中時事政論和藝術性的政論占據了主要的位置，此外還包括回憶錄、特寫、文藝評論和若幹篇小說（如《農民馬列伊》、《溫順的女性》和《荒唐人的夢》等）。這部作品不僅使讀者充分領略了作為政論家和文藝評論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獨特風采，而且更能直觀地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內心的思考和一生的探索，了解他與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涅克拉索夫等著名作家曾經有過的交往，他對文學、宗教、婦女、犯罪、“偶合家庭”和民族精神等一係列問題的看法，他晚年重要作品的創作過程，現實生活與他的作品之間的聯係等等。《作家日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心靈的真誠獨白。他在前言中談到，他寫這部作品的目的就是想通過談談使他驚異的和深思的東西，以尋找與讀者交流的機會。《作家日記》表現出了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的全部真誠和深刻矛盾。作家在深入地思考俄國前途和人類命運時，既表現出鮮明的民主主義的傾向，也反映出他的曆史觀和哲學觀中存在的唯心因素。
人民的主題是這部作品中最醒目的，也可以說是貫穿其中的一個主題。盡管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珍視的是俄國人民身上的宗教感情，但是他畢竟從下層人民粗俗的外表下看到了他們主要的精神實質。他在《論對人民的愛》等文章中熱情地寫道：“誰是人民的真正朋友，誰的心哪怕有一次因為人民的苦難而顫動，他就會明白並原諒我們人民所沉溺其中的、無法回避的、偶然沾染的汙濁，並從這汙濁中發現寶石……評判俄國人民不能根據他們的現狀，而應根據他們的希望。他們的理想是堅強和聖潔的，正是這些理想在幾百年來的苦難中拯救了他們；它們自古以來就和人民的心靈連接在一起，並永遠賦予心靈以渾厚和誠實，真誠和豁達開朗的智慧，而且這一切都動人地和和諧地融為一體了……”
“文學中最美好的一切都來自人民……我不想提及我們今天出現的純粹的人民典型，但是請您回憶一下奧勃洛摩夫，想一想屠格涅夫的《貴族之家》。這裏當然不是人民，但在岡察洛夫和屠格涅夫創造的這些典型中永恒的和美好的一切，都淵源於他們通過這一切和人民發生了接觸，和人民的接觸賦予他們非凡的力量。他們從人民那裏學到了淳樸，純潔，豁達的智慧和不記仇的思想，這一切恰好和不自然的、虛偽的、偶爾沾染上的和盲目搬用的東西相反……我們的文學正好具有以下的功績：它，幾乎是整個地，通過自己的優秀代表……崇拜人民的真理，確認人民的理想是真正美好的……”這位終生保持著平民良心的偉大作家，在他的《作家日記》中再次表達了他對俄國人民的深厚感情。
高爾基：《俄國文學史》
1871年7月8日，一個炎熱的夏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婦帶著不滿兩歲的女兒柳博芙回到了闊別多年的彼得堡。他們先在一家旅館住了兩天，而後又搬進了葉卡捷琳戈夫街上的一套兩居室的簡陋的房間。不到一個星期，兒子費多爾出生。
朋友們都說他們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過去那種執拗和急躁的脾氣似乎已經不複存在，他對人的態度寬厚多了；而安娜變化更大，過去還隻是一個膽怯靦腆的姑娘，如今待人接物變得老練成熟，性格仍那麽可親但明顯多了剛毅的成分。
回到了祖國，實現了多年的夢想，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預感到他們麵對的將是嚴峻的生活，“要經曆無數的艱難和憂慮才能站住腳”。他的擔憂並非是多餘的。
剛到彼得堡時，他們草草安置了一下。如今有了兩個孩子，屋子挪不開身子，得另找一個棲身之地。經過一番忙碌，他們終於在謝爾蓋霍夫大街上一所房子裏覓到了一套稍微寬敞一些的住所，安頓了下來。在而後的歲月裏，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婦還搬過幾次家，但據他的同時代的人回憶，這些住房“一處比一處陰暗，他的房間總是那麽簡陋，狹窄，連身子都轉不開”。1872年，青年作家索洛維約夫（後來成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摯友）曾這樣描述初次拜訪他家時所見到的情景：
“我穿過黑洞洞的房間，推開門，一下子就來到了他的書房。但是能否把小廂房的這間犄角上的寒傖的房間叫做書房呢？我們時代的一位最有靈感的、深刻的藝術家竟在這裏麵生活和工作！靠窗口擺著一張普通的老式寫字台，台上點著兩支蠟燭，放著幾份報紙和一些書籍……老式的廉價墨水瓶，一隻鐵皮煙盒，裝著煙草和紙筒。寫字台旁邊是一隻小書架，靠另外一邊牆是一張做工粗糙的長沙發，蹩腳的淡紅色凸紋布麵子；這張沙發又當費多爾・米哈伊洛維奇的床……然後是幾把硬靠背椅，還有一張桌子此外別無他物……”
當稍稍安頓下來後，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婦才發現，他們出國前委托親友和熟人代為保管的財產已蕩然無存。代他們保管餐具、銅器和廚房用具的那位老小姐已經去世，這些東西全部散失；兩人的皮大衣被當掉後，請一位太太代付利息，她卻逾期未付，雖然她一直收到他們按時寄去的錢；放在安娜姐姐處的貴重的玻璃器皿和古董瓷器，據說在一次意外的事故中被全部打碎……最令兩人歎息的是失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藏書和安娜繼承的房產。陀思妥耶夫斯基原來有一批數量不小的、很有價值的藏書，其中有些還是珍本，他在國外時還常常想到它們，可是誰知他的繼子帕沙為了錢，竟把它們統統賣給了舊書商；安娜的父親曾留給她一所價值1萬5千盧布的房子，她原指望靠賣掉這房子來償還一部分欠債，然而她們家的三棟房子因姐夫管理不善，被一個狡猾的投機商人鑽了空子，全都白白地轉到了商人的名下。
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到彼得堡的消息很快由報紙披露了。對這一消息反應最快的是那些手持期票的債主們，他們蜂擁而至，將陀思妥耶夫斯基團團圍住。這都是些什麽樣的角色嗬！“他們大多是期票的轉售者官員的寡婦、出租帶家具的住房的女房東、退職的軍官、低級代理人。他們大家都花了很少的錢買進期票，但是卻想拿到足數的錢”，安娜回憶說。夫妻倆不得不年複一年地與這些債權人周旋，這種局麵一直延續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前夕才告結束。
這些前來討債的人中間還有一些更難弄和更無恥的。有一次，一個商人盛氣淩人地打上門來，進門就大聲嚷道：“快把錢交來！要不，一星期以後抄你們的財產。我倒要看看，我這個小小的德國商人怎樣把一個俄國名作家送進債務監獄的。”又有一次，來了一個沒有名氣的作家，說是《時代》編輯部當年還欠他250盧布的稿酬，他要求立即償還。陀思妥耶夫斯基雖然根本想不起這件事，但還是相信了他，並借錢還了這筆債。後來，安娜在一本記事本中偶然發現了那人早先得到稿酬後留下的收據，深感驚訝和氣憤。當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債務加上利息已達2萬5千盧布。債主的糾纏常常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情緒激動，無法工作，甚至發病。
終年負債的生活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作帶來了不小的負麵影響。盡管隻要條件許可，他總是對自己的作品反複修改，直至推倒重來。但是這樣的情況更為常見：長篇小說的稿費已經預支了，稿件得按約定的時間在刊物上連載，因此必須連續趕寫；小說開頭部分已經登載在刊物上，後麵的幾章正在印刷廠排版，再接下來的兩三章已給編輯部郵出，可而後的部分尚未寫完，甚至還剛剛在構思。這樣做的結果常常會留下遺憾。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止一次地在發現自己連載作品中的錯誤時，痛苦地說道：“如果能夠退回來修改一下就好了！這個錯誤可能把我的‘主題思想’給毀了。”安娜也為丈夫的不幸而苦惱：“一個藝術家清楚地看到他的錯誤在哪裏，但沒有可能改正，這是真正的悲哀”；“要是他沒有負債，能夠從容地進行創作，在交稿前仔細推敲和琢磨，那麽我的丈夫的作品在藝術上就會更加完美。”
《群魔》的篇幅大大超出了原先的設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國後幾乎顧不上喘口氣，就撲在了這部作品上。由於思想的深化，已經寫好的部分不少得推倒重來，對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甘情願。然而，另一種推倒重來則使他痛苦不堪，那就是來自卡特科夫方麵的幹擾。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難以接受的是，卡特科夫拒絕刊登小說第二部的第九章，而這恰恰是他十分珍視的結構核心，在這裏他點出了“醜能殺人”的思想和贖罪的思想。精心改寫的幾種異文也被一一否定，他不得不忍痛刪去“斯塔夫羅金的自白”等篇章，還得對已有初稿的第三部分作整體挪動。為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停筆重作構思。小說的第二部發表於1871年《俄國導報》第九、第十和第十一期，而最後一部則推遲到了次年第十一和十二期才刊出。
這是一部與《白癡》篇幅相近的大部頭作品。從小說的情節層麵看，作者采用的是“省城編年史”的形式，展示了19世紀60～70年代俄國社會中所謂“群魔亂舞”的情景。小說中塑造了眾多的人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主人公斯塔夫羅金和韋爾霍文斯基父子這三個形象。在塑造這些人物時，作者無疑想到了巴枯寧、格拉諾夫斯基和涅恰耶夫等現實生活中風雲一時的人物，但是在小說完稿以後藝術形象與現實人物之間的距離實際上已經很遠了。
在作者筆下，斯塔夫羅金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他出身貴族，風度翩翩，有著過人的智慧和才能，然而他致命的弱點是脫離了祖國和人民，他的精神世界被僵化的抽象觀念所吞沒，他從無政府主義的立場否定了現存社會虛偽的道德，同時又因此而喪失了任何道德原則。為了填補內心的空虛，他病態地幹了許多墮落的醜事，可偏偏他在這樣做時內心的善惡界限又十分明了。他內心的矛盾日益尖銳，並最終導致了他的自殺。斯捷潘・韋爾霍文斯基是作為40年代典型的理想主義者被塑造的。他早年在國外受過教育，回國後與一些著名作家一起為《祖國紀事》撰過稿，也在大學任過教，後來又成了斯塔夫羅金的家庭教師。這個形象身上帶有俄國的堂・吉訶德的特征。他的兒子彼得・韋爾霍文斯基則是無恥之徒，一個“借革命而發跡”的政治騙子。他以輕蔑的態度對待父親的充滿幻想的宏論，他與他的同夥恣意妄為，大搞陰謀恐怖活動。他殺害沙托夫的一個重要的動機是滿足個人的權勢欲。
小說發表後立即遭到了進步評論界的激烈批評。許多人把這部作品與涅恰耶夫事件聯係起來，很認真地把它當做了一部時事政治小說。於是，不少評論文章紛紛指責作者醜化了革命者，抓錯了“魔鬼”。這些批評應該說並非毫無根據，小說在抨擊無政府主義和虛無主義的錯誤時，並未在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虛無主義和反對專製製度的民主解放運動之間劃一條明確的界線，這反映了作者思想上的局限。不過嚴格地說，與其把《群魔》看做是一部時事政治小說，到不如將它看做是一部預言性的悲劇小說或許更為合理。這是因為：盡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對60～70年代席卷俄國的民主解放運動和革命浪潮不夠理解，但是即使在最初的構思中他抨擊的實際上也是混跡於革命中的極端現象，而真正的民主革命與陰謀家的恐怖行為不會有任何共同之處。而且隨著作者思考逐步進入更深的層次，小說也越來越有力地表現出作者對俄羅斯，乃至對整個人類未來的深沉憂思：錯誤的理論一旦掌握了人，就能把人變成魔鬼。就這點而言，作品的思想無疑是深刻的。作者似乎成了人類精神悲劇的揭示者和預言家。同時還應該看到，作者並沒有把他所抨擊的陰謀家與當時的青年革命者完全混為一談，他在小說“序言”的一份手稿中這樣寫道：“為了真理不惜犧牲自己和一切這就是新一代人的民族特性。願上帝保佑他們並賜予他們平靜的真理吧！因為全部問題就在於要珍惜真理。這部小說就是為此而寫的。”
時隔多年後，高爾基在談到《群魔》以及類似的在思想上有深度也有局限的作品時，他認為應該正確理解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內的那些舊俄作家，“他們形成了自己對俄國曆史發展的各個不同的看法……他們真心地相信，除此之外他們的祖國沒有別的出路。眾所周知，他們每個人都有著自己的思想，每個人都為自己的思想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他們的思想可能是錯誤的……但我們注意的不是他們的思想評價，而是這些評價者的真誠和他們思想力量的程度……”這番話無疑是中肯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藝術成就引起了特列季亞科夫的濃厚興趣，作為莫斯科美術館的創建者，他很希望在自己的館內收藏有這位越來越為世人所矚目的作家的肖像。應他的請求，陀思妥耶夫斯基接待了著名畫家佩羅夫。佩羅夫是個很嚴謹又很隨和的畫家，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很談得來。在開始作畫前的一個星期裏，佩羅夫每天都上他家，注意觀察處在不同環境中的作家神態。在兩人聊天時，佩羅夫有時還故意挑起爭論，以便捕捉陀思妥耶夫斯基臉上最富有特征的表情。這張肖像畫終於完成了，而且獲得了一致好評。畫家出色地捕捉到了作家晚年沉浸在藝術創作思維時那獨特的瞬間：微微緊鎖的眉頭，似乎能看透一切的目光和雙手抱膝的安詳平和的神態。思想家和藝術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采被栩栩如生地表現了出來。
回國以後，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快恢複了與文學界朋友們的交往。這時，由邁科夫等人介紹，他與梅謝爾斯基公爵相識了。梅謝爾斯基在文壇小有名氣，這種名氣不是由於他的文學才華，而是因為他善於巴結權貴，並辦了一個與政府同調的刊物《公民》周刊。在梅謝爾斯基的客廳裏，陀思妥耶夫斯基又結識了波別多諾斯采夫，當時此人尚未擔任要職，但在宮廷中已很有影響。他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感興趣，並試圖將作家引進宮廷。不可否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某些具體問題上與他有相似的見解。但是這位心係人民的作家與那些沙皇政府的走卒在本質上是不同的，盡管這些上層人士出於自己的動機，很想利用作家的巨大影響。1872年年底，梅謝爾斯基突然提出讓陀思妥耶夫斯基擔任他的刊物的主編。
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於辦刊物一向有濃厚的興趣，不過讓他當《公民》的主編，他倒是有些疑慮。自從《群魔》問世以後，已經很有一些人將他視為“敵視革命”的作家了；或者如他自嘲的，成了“一個違反歐洲原則寫作的人，一個被《群魔》，即保守主義和蒙昧主義永遠敗壞了自己的名聲的人”。如今要真成了這份保守刊物的主編，還不知要遭到怎樣的詛咒呢！但是，眼下他倒是很想再冒次險。他知道自己至少暫時是不會有財力去辦什麽刊物了，而他又是那麽地想與讀者交流，特別是想用定期發表《作家日記》的形式談談自己的許多如鯁在喉的想法，而《公民》則可以為他提供這樣一個陣地。當然，物質方麵的考慮也是有的，每月有四五百盧布的固定收入，這對於負債累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婦而言，不是一筆小收入。他答應了。1873年1月，經梅謝爾斯基向政府方麵作了擔保以後，陀思妥耶夫斯基出任了《公民》周刊的主編，並在那年第一期上刊出了他的第一篇《作家日記》。
果然不出所料，評論界有不少人認定陀思妥耶夫斯基此舉是變節行為，是賣身投靠，於是就有“叛徒”一類的帽子朝他飛來。他雖然有些氣惱，但是如今也顧不了這麽多了，更牽動他的心的是刊物本身的命運。他高興地發現，自從他的名字和他的《作家日記》在《公民》上亮相後，刊物訂數直線上升，這說明讀者在關注著他，他們歡迎他的作品。在辦刊的這些日子裏，陀思妥耶夫斯基幾乎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刊物的編撰和出版上。一個年輕的姑娘、《公民》雜誌的校對員季莫費耶娃記下了作家當年的風貌，特別是兩人單獨相處時的若幹幕動人的場景：
隻剩下我們兩人在等待校樣的時候，費多爾・米哈伊洛維奇站起身來，把椅子移到我的辦公桌旁邊，向我提出問題：‘告訴我，您在這裏做什麽？您知道您為什麽活著嗎？’
最初片刻，我被突如其來的問題問得不知所措，但是等到勉強控製住自己之後，我回答說我是到彼得堡求學的。
‘您打算在這裏學什麽？在哪裏學？’
‘我想寫作……搞文學，’我膽怯地含含糊糊地說。奇怪的是，他並沒有發笑。
‘您想寫作？原來是這樣！’他拖長了聲調說。‘您打算寫什麽呢？’
‘我喜歡心理描寫……內心生活，’我嘟嘟噥噥地說，不敢去看他一眼，覺得自己完全像個白癡。
‘您以為，描寫內心生活容易寫？’
‘不，我沒有以為這是容易的。所以我在學習……作準備。’
‘夠得上女作家的稱號的，全世界隻有一個！’他意味深長地繼續說。‘那就是喬治・桑！您能成為喬治・桑之類的人物嗎？’
我失望得直發愣。他在剝奪我對未來的一切希望……我像做夢一樣，糊裏糊塗地、無意識地向他反複說：
‘我想寫作……我覺得有此需要……我僅僅為此而活著！’
您僅僅為此而活著？’他嚴肅地反問。唔，既然這樣，那就寫您就攝取什麽吧。生活比我們一切虛構的想象要豐富得多！有時候最一般、最平庸的生活會提供給您任何想象力都想不出來的東西！尊重生活吧！吧。記住我的忠告：永遠不要去虛構離奇的情節，生活本身提供什麽，有一次，我和他兩人工作了一個通宵，直到天蒙蒙亮……我們在一張小桌旁相對而坐，工作起來挺擠的，並不舒服，然而我們卻愉快地一邊工作，一邊聊天。其實是他一個人在講話，我隻是貪婪地聽著，全神貫注地記住他的每句話。他抽煙他一向抽得很多，直到現在我還想象得出他的蒼白而又瘦削的手，骨節粗大的手指，手腕四周有一道朝裏凹陷的皺褶，可能是服苦役時戴手銬的痕跡吧，想象得出這隻手怎樣把吸完的粗大的香煙掐滅……我仿佛看到燈光開始逐漸幽暗，淡白的晨曦瀉進整個房間，費多爾・米哈伊洛維奇架起腿，雙手抱著膝蓋……以探索的神氣直直地瞅著我的臉，用低沉的胸音說道：
‘我和您坐在這裏頂樓上，一直工作到天亮，可是在我們周圍，此時此刻有多少人在花天酒地尋歡作樂！他們永遠不會想到，您不會拿您的生活去換他們的生活……您無論如何不會拿您這種艱苦的生活去調換他們的輕鬆愉快的生活的吧？’
‘我不換……’
‘哦，您瞧！我說得對吧！可見，這種勞動生活中有著某種崇高的、神聖的、高尚的東西嘍？’他依舊充滿熱情地說著，好像在向人證明自己的想法是有道理的。
是的！我激動地應聲說。他的聲音，他的話語使我激動……我在想這個人的心靈的美……著名的作家，病人出於好心，此刻與我分擔艱苦的生活，以便替我減輕生活的重負，哪怕隻是一瞬間……他激起我無限的崇敬和愛。這是一種強烈的振奮感，對人對己的信任感，對這艱難沉重但卻是真正的人的生活的幸福感！
雜誌的各種事務都壓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個人的頭上，寫大部頭的作品自然是辦不到了，可偏偏又有了創作的激情和新的構思，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勝煩惱。他在給親友的信中寫道：“我頭腦中縈繞著幾部中長篇小說的人物形象，我構思，記下來，每天都在記下的提綱上增添些新的特征，可是突然發現我的時間全被雜誌占去，再也無法寫作了於是就懊悔、失望……”“事情多極了，而且全都糟糕透頂。現在，跟形形色色的作者通信的任務也壓到我的頭上，又要跟梅謝爾斯基打交道了。這些事占去了我所有的時間和全部的精力。”“一想起至少還得為《公民》幹半年，就痛苦不堪。”
當然，這種不快是和他與梅謝爾斯基的衝突聯係在一起的。由於兩人的辦刊方針不合，矛盾日趨尖銳。這期間，他在給妻子的信中，多次談到了因梅謝爾斯基的無端幹涉而帶來的氣惱：“對於梅謝爾斯基的那封蠻橫無禮的信，我作了很好的答複，沒有意氣用事，但是措辭嚴厲，開誠布公，諒他再也不敢如此放肆……”“上星期我著手寫一篇文章，但為了尊重梅謝爾斯基隻得半途而廢，改登他突然寄來的悼念丘特切夫的文章。文理不通，漏洞百出，簡直不堪卒讀，夠人家小品文恥笑十年。我為他埋頭改了一天一夜，幾乎改得麵目全非。我要直截了當地寫信告訴他，他使我陷於進退維穀的境地。”還有一次，梅謝爾斯基竟然要把他寫的一篇談大學生有必要集中生活以便接受警察監視的文章刊登出來，陀思妥耶夫斯基斷然拒絕了。他明確地告訴梅謝爾斯基：“那一段被我全部刪掉了。我有文學家的名聲……我不打算毀滅自己（此外，您的想法與我的信念背道而馳，並且令我不安）”；“別以為我老是希望在雜誌上跟您吵架、抬杠。隻要考慮到我可能產生的情緒和我個人的觀點，您就會明白，在直接牽涉到我的事情上我不能不表明自己的意見。”
這時，來自當局的壓力也增加了。隨著陀思妥耶夫斯基主編的刊物的陸續出版，書報檢查官開始頻頻光顧。這份一向為政府首肯的刊物出現了出格的言論，表現出“實堪譴責的傾向”，沙俄警察機關豎起了警覺的耳朵。那年6月，他因違反所謂的書報檢查條例，被法院判處罰款和兩天禁閉。次年3月，內務大臣指控《公民》發表“旨在煽起對帝國某一部分人士的敵對情緒的言論”，並對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警告，這實際上是脅迫其停職。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實早就不想幹了，他當即遞交了辭呈，梅謝爾斯基自然爽快地接受了。
對於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說，這一年多的編輯生活雖然充滿煩惱，但也有令人欣喜的收獲，他發表了相當數量的《作家日記》。這是一個重要的開端，從此以後這部作品成為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創作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1876年，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獨立執掌的《作家日記》複刊，連續按月出版了兩年，中斷數年後在1880年和1881年又各出了一期。
這是一部體裁新穎、形式自由的大型作品，其中時事政論和藝術性的政論占據了主要的位置，此外還包括回憶錄、特寫、文藝評論和若幹篇小說（如《農民馬列伊》、《溫順的女性》和《荒唐人的夢》等）。這部作品不僅使讀者充分領略了作為政論家和文藝評論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獨特風采，而且更能直觀地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內心的思考和一生的探索，了解他與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涅克拉索夫等著名作家曾經有過的交往，他對文學、宗教、婦女、犯罪、“偶合家庭”和民族精神等一係列問題的看法，他晚年重要作品的創作過程，現實生活與他的作品之間的聯係等等。《作家日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心靈的真誠獨白。他在前言中談到，他寫這部作品的目的就是想通過談談使他驚異的和深思的東西，以尋找與讀者交流的機會。《作家日記》表現出了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的全部真誠和深刻矛盾。作家在深入地思考俄國前途和人類命運時，既表現出鮮明的民主主義的傾向，也反映出他的曆史觀和哲學觀中存在的唯心因素。
人民的主題是這部作品中最醒目的，也可以說是貫穿其中的一個主題。盡管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珍視的是俄國人民身上的宗教感情，但是他畢竟從下層人民粗俗的外表下看到了他們主要的精神實質。他在《論對人民的愛》等文章中熱情地寫道：“誰是人民的真正朋友，誰的心哪怕有一次因為人民的苦難而顫動，他就會明白並原諒我們人民所沉溺其中的、無法回避的、偶然沾染的汙濁，並從這汙濁中發現寶石……評判俄國人民不能根據他們的現狀，而應根據他們的希望。他們的理想是堅強和聖潔的，正是這些理想在幾百年來的苦難中拯救了他們；它們自古以來就和人民的心靈連接在一起，並永遠賦予心靈以渾厚和誠實，真誠和豁達開朗的智慧，而且這一切都動人地和和諧地融為一體了……”
“文學中最美好的一切都來自人民……我不想提及我們今天出現的純粹的人民典型，但是請您回憶一下奧勃洛摩夫，想一想屠格涅夫的《貴族之家》。這裏當然不是人民，但在岡察洛夫和屠格涅夫創造的這些典型中永恒的和美好的一切，都淵源於他們通過這一切和人民發生了接觸，和人民的接觸賦予他們非凡的力量。他們從人民那裏學到了淳樸，純潔，豁達的智慧和不記仇的思想，這一切恰好和不自然的、虛偽的、偶爾沾染上的和盲目搬用的東西相反……我們的文學正好具有以下的功績：它，幾乎是整個地，通過自己的優秀代表……崇拜人民的真理，確認人民的理想是真正美好的……”這位終生保持著平民良心的偉大作家，在他的《作家日記》中再次表達了他對俄國人民的深厚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