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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實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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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路漫漫
國外的生活過得越來越不順心。“這裏的生活對我來說實在是太痛苦了……完全是離群索居……安娜・格裏戈裏耶夫娜很能忍耐，但懷念俄國……我們的生活沒有歡樂，就像在修道院一樣……至於前途如何，隻有上帝知道……回俄國的事，簡直難以想象。沒有一點錢。這意味著回去便進債務拘留所……這裏缺乏俄國的氣息和俄國人。我終於完全不能理解俄國的僑民。這是發瘋！”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樣在信中向在國內的老朋友邁科夫訴說道。
他不能理解客居異鄉而怡然自得的俄國僑民，更不能理解那些不愛祖國和作為祖國象征的沙皇的“虛無主義者”和“自由派”。最近以來，陀思妥耶夫斯基與他們的矛盾公開化了。他甚至稱自己在國外變成了“徹頭徹尾的君主主義者”。這次他在國外時與赫爾岑見過一次麵，兩人是在街上偶然遇上的，客客氣氣地聊了幾句，很冷淡。兩人心裏都明白，如今話說不到一塊兒了，還是各走各的路為好，否則準得鬧僵。這不，他與屠格涅夫的那次會麵就鬧得很不愉快。事情是這樣的：
那是1867年初夏，也是一次偶然的機會，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巴登的一處花園裏遇到了作家岡察洛夫。岡察洛夫告訴他，屠格涅夫不久前也來到了此地，並委婉地示意他應該去見見屠格涅夫。這些日子裏，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屠格涅夫的關係並不和諧。40年代初次見麵時相互印象不錯，但不久就鬧翻了。他從流放地回來後，兩人一度複交，陀思妥耶夫斯基辦的《時代》上刊載過屠格涅夫的作品，兩年前屠格涅夫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走投無路時接濟過他一筆錢。可是好景不長，1867年屠格涅夫的《煙》發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把這部長篇小說中“西歐派”主人公的政論性發言看鑄是屠格涅夫“對俄國的公然誹謗”，兩人的關係又一次尖銳化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來不想見屠格涅夫，然而畢竟還欠著人家情，他向屠格涅夫借的那筆錢至今沒還。如今同在一個地方，不去表個意思似乎說不過去。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中午去的，正遇上屠格涅夫在用餐。屠格涅夫張開雙臂擁抱陀思妥耶夫斯基，歡迎他的來訪。兩人的話題很快地引向了《煙》這部作品。屠格涅夫對小說受到輿論界的激烈批評，深為不滿。他憤憤然地對陀思妥耶夫斯基說：
“現在，在莫斯科的俱樂部裏有人在征集簽名抗議我的《煙》，這是很可笑的……應該明白，有一條對於一切人來說是共同的、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道路這就是文明。國粹派強調俄國精神和獨特性的任何企圖都是卑鄙和愚蠢的。我正在寫一篇抨擊一切俄國國粹派和斯拉夫派的文章……”
聽到這裏，陀思妥耶夫斯基忍不住冷冷地插話道：
“為了寫文章方便起見，您最好從巴黎訂購一架望遠鏡。”
“為什麽？”屠格涅夫問。
“這裏離俄國太遠，”陀思妥耶夫斯基說，“您對準俄國舉起望遠鏡，然後再觀察我們吧。不然，真的很難看清楚。”
屠格涅夫大為惱火，一時不知用什麽來回答。
“我可沒想到，所有這些對您和對您的小說的批評，竟會使您如此激動，這太不值得了吧……”陀思妥耶夫斯基故意不冷不熱地說道。
“我一點也不激動，您說什麽呀！”屠格涅夫的臉紅了。
話題轉開了。聊了一陣後，陀思妥耶夫斯基起身告辭。臨別時，他似乎是無意地談到了德國人，而語調是尖刻的：
“您知道嗎，這裏碰到的都是一些怎麽樣的壞蛋和騙子啊！真的，這裏的百姓遠比我們俄國的更壞和更無恥，至於更愚蠢這一點，那是毫無疑問的。可是您剛才還講到文明，文明又給了他們什麽，他們憑什麽在我們麵前大肆炫耀。”
屠格涅夫的臉色一下子白了：
“您這樣講話就是對我個人的侮辱。您要知道，我已經決定在這裏定居了……”
“雖然我讀過您的小說《煙》，剛才還和您交談了整整一個小時，但是我無論如何也不會料到您竟會講出這番話來。那麽，隻能請您原諒了，如果我侮辱了您。”陀思妥耶夫斯基出門時這樣說道。
兩人彬彬有禮地告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決定從今以後再也不登屠格涅夫家的門。第二天，屠格涅夫把一張名片交給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房東，以此表示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絕交。於是，一次禮節性的會麵竟導致了兩位作家關係的徹底破裂。一直到了他們即將離開人世的1880年，兩位作家的關係才有所修複。
1867年秋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婦在日內瓦。當時，正好遇上“和平與自由同盟”第一次代表大會在這裏召開，歐洲許多著名的社會活動家都前來參加會議，其中也有與陀思妥耶夫斯基有過一麵之交的巴枯寧。會議場麵很大，氣氛很熱烈，聽眾有五六千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關注這次會議，也去旁聽過代表的發言。不過，他對會議的印象不佳。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這些所謂的“社會主義者和革命家”“各行其事，自相矛盾”，“他們一開始就說，為了達到世界和平，需要消滅對基督的信仰。要消滅大國，分為小國；打倒一切資本，以便一切按命令成為公有的財產等等。這一切都毫無論證，所有這一切在20年前都早已背得滾瓜爛熟，現在仍然原封未動。而最主要的是火與劍――一切都消滅幹淨……”
對那些為了信仰而百折不撓的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尊重的，但是他對其中一些人狂熱地鼓吹破壞一切、自發暴動、消滅國家和蔑視宗教的發言則極為憤怒，這些鋼鐵般的人物和極端的言論深深地烙進了他的腦海中。他下決心，總有一天要在自己的作品中把這一切都表現出來。
此後不久，又發生了一件令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震驚的事情：他獲悉自己仍在受到俄國警方的秘密監視，還被密告與赫爾岑的《鍾聲》有聯係，他的全部來往信件均被拆閱，沙皇第三廳已責令邊境口岸在他回國時對其“嚴加檢查”。這真是難言的痛苦！自苦役和流放歸來，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經放棄了自己青年時代對社會主義的信仰，把振興俄國的希望寄托在沙皇和人民的聯合上。可是，這樣“一個清白的人，一個背叛了自己原來的信念，對他們忠心耿耿、愛戴皇上的人，居然要承受與波蘭人或《鍾聲》有往來的嫌疑，這叫他多麽難受！混蛋，簡直是混蛋！我真是情不自禁地想甩手不給他們幹了。他們在國內沒有放過一個有罪的人，現在居然還要懷疑陀思妥耶夫斯基……啊，這些卑劣的家夥！”就是對那個被他視為祖國象征的沙皇，他也不禁有了微詞：隻要沙皇“真正相信人民”，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然是很願意“做沙皇忠實的仆人”的，“可是不知為什麽沙皇已經很久不相信這一點了”。也說不上是什麽原因，如今他對於自己願意相信的思想和感情常常不由自主地產生疑惑，而那些他想否定的東西卻又一再地激動著他。這真是矛盾！真是痛苦！
1868年2月，也是在日內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個孩子索尼婭出生了，這使夫妻倆興奮不已。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那麽喜歡這個幼小的生命：“非常可愛，和我長得那麽像，簡直令人難以置信。”他早上醒來或者從外麵回來，第一句話就是：“索尼婭怎麽樣？好嗎？睡得可安穩？吃奶了嗎？”他每天總要在她的床邊坐很長時間，還愛推著童車帶她出去溜達。孩子漸漸認人了，隻要父親來到身邊，她就會伸出小手，露出可愛的笑臉。可是，有一天，孩子突然咳嗽不止，發起了高燒。他趕緊請來了大夫。大夫說是受了風寒，小兒肺炎，問題不大。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放心，整天守在孩子的搖籃邊。誰知沒過幾天，出生才3個月的孩子就離開了人世。
赫爾岑雕像
夫妻倆淚流滿麵。陀思妥耶夫斯基痛苦地寫道：“索尼婭在哪兒呢？這一個幼小的人兒在哪兒呢？我現在敢於申明，隻要她能活著，我願意為她承受最大的苦難”；“我的痛苦決不會消除！即使我又有了孩子……”安娜後來回憶說：“女兒的夭折使我震驚和哀傷，但是我還得為我不幸的丈夫深深地擔心：他悲痛欲絕，站在自己愛女冰涼的屍體麵前，像女人那樣號啕大哭，嗚咽啜泣，熱烈地吻著她那蒼白的小手和小臉。我以後再也沒有看到過他這種痛不欲生的模樣……費多爾・米哈伊洛維奇的樣兒實在可怕。在索尼婭害病的一周裏，他消瘦多了。第三天，我們把我們的小寶貝送到俄國教堂裏，為她舉行了安魂彌撒，然後從那兒送往‘素園’內的墓地，葬在專門埋葬嬰兒的那塊地裏。幾天以後，在她的墳墓周圍種上了柏樹，柏樹中間立了一個白色的大理石十字架。我和丈夫每天都帶著花到她的墓地去哭泣。”
夫婦倆不得不盡快離開這塊令他們觸景生情的地方。安娜永遠也忘不了這一幕：在前往沃韋的輪船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心潮起伏，情緒十分激動。此時，生平第一次（他很少發牢騷），我聽到他痛苦地抱怨命運一直折磨著他。他回憶往事，向我敘述在他心愛的母親去世之後他的淒慘、孤獨的青少年時期，回憶文學界的同事們對他的嘲笑，他們起初承認他的天才，隨後又殘酷地欺淩他。他憶起服苦役的地方，憶起他服苦役的四年間所經曆的無數苦難。他還談到他曾夢想他與瑪麗婭・德米特裏耶夫娜的結合能給他帶來他夢寐以求的家庭幸福，可歎的是這一希望未能實現，她沒有給他生養孩子，而她那‘古怪、多疑、充滿病態的幻想的性格’卻使他們的共同生活十分不幸。如今，天賜予他‘人間唯一的巨大幸福有了親生的孩子’，他有了認識並且體驗這種幸福的價值的可能性；然而凶惡的命運不肯放過他，把他如此珍愛的女兒從他手中奪走了！他從來也沒有，以前沒有，此後也沒有，把他自己生活中從親人們那兒經受的痛苦和委屈敘述得如此詳盡過……”
1869年秋天，他們在德累斯登又有了第二個孩子柳博芙。
《白癡》尚未完稿，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在構思新的作品了。他想寫的東西很多，完成了為斯特拉霍夫新辦的刊物《曙光》寫的那部中篇《永久的丈夫》後，他馬上又著手製訂了長篇小說《無神論》的寫作計劃。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這是一部“規模宏偉”的哲理小說，“人物已經有了：一個俄國人，出自我們這一階層，上了歲數，學曆不深，但也並非不學無術之輩，也並非沒有官職，突然，在年老的時候喪失了對上帝的信仰。他一輩子都擔任公職，足不離戶，在45歲之前默默無聞……喪失對上帝的信仰對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長篇小說本身的情節、場麵都很壯觀）。他混跡於新的一代、無神論者、斯拉夫人、歐洲人、俄國的排斥異己的險惡教徒，以及在修道院中修行的人和神父之間；同時他也受到耶穌會會員、傳教士、波蘭人的迷惑，此後他又獻身於鞭身派，最後才找到了基督和俄羅斯大地，俄羅斯的基督和俄羅斯的上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這個構思沒有實現，經過多次修改以後它變成了另一部長篇小說《大罪人傳》的創作提綱。
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想把《大罪人傳》寫成一部猶如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這部作品當時剛剛在刊物上刊登完畢）那樣的鴻篇巨製。《戰爭與和平》令他讚歎，真是一部了不起的史詩！不過，陀思妥耶夫斯基讀後感到有點不滿足，它寫的畢竟是過去了的時代。他也想寫一部史詩，但它應該是一部當代史詩，而且要用適合表現這個時代的新的藝術形式，典雅的規範的文體似乎很難真切地寫出這個複雜的混亂的充滿了各種欲望同時又孕育著新生希望的時代。在這部史詩裏有多少問題需要他去探索，去表現啊！在他看來，最重要的問題大概就是那個令他至今仍感苦惱的問題，即上帝是否存在的問題。還有其他一些與此相關的問題，諸如人生的目的、死亡的意義、良心的本質、萬物的價值等等。
在他的構想中，這部作品由五個相對獨立的、篇幅很大的中篇構成，貫穿其中的是主人公迷惘和探索的一生：純真的童年，受到的誘惑，信仰的失落，後來又誤入歧途，出現了精神危機，直至篇末的終悟真諦。主人公的人生曆程中將反映出人類的生命本質。陀思妥耶夫斯基還想在小說中塑造一個理想人物，這個人物的原型是著名的修道院居士吉洪・紮頓斯基，這當然也是作品的主人公。
“這將是我的壓卷之作”，他這樣對邁科夫說。“……小說未來的主人公是一個13歲的男孩，他犯了刑事罪，早熟並腐化（我了解這種人，他屬於我們有教養的階層），被父母送到修道院學習。這頭小狼、小虛無主義者和吉洪親近起來……最主要的人物是吉洪和一個小青年……也許，我將塑造出一個氣勢磅礴的正麵的聖潔人物……也許正是吉洪才是我們文學在不斷探索著的俄國的正麵人物，而不是拉夫列茨基，不是乞乞可夫，不是拉赫美托夫等等……真的，我什麽也不創造，我隻是真實地把吉洪描繪出來，這一人物早就被我興奮地銘刻在心裏了。但是我認為，如果成功，這對於我來說便是重大的功績……為了描寫修道院，我必須回到俄國。”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這個雄心勃勃的寫作計劃仍然未能完成，新的、更緊迫的主題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不過，構想中的這部《大罪人傳》的一些重要思想和情節，後來在他的其他幾部長篇小說中以不同的方式得到了體現。首先使他的注意力從《大罪人傳》的緊張構思中脫離開去的是轟動一時的涅恰耶夫事件。
在國外期間，陀思妥耶夫斯基總是千方百計地尋找俄國的報刊，關注著俄國國內發生的各種事件。1869年年底，他在報上讀到一則消息，說是彼得羅夫農學院的大學生伊凡諾夫不久前被人殘忍地謀殺。這次謀殺行動是在所謂“人民懲治會”的頭目涅恰耶夫及該組織的若幹成員一起參與下進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聽安娜的弟弟（也是該農學院的學生）談起過伊凡諾夫的為人，很喜歡他。這次謀殺事件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次年1月裏，歐洲各國的報紙上開始連篇累牘地報道與這一事件有關的內幕。原來，涅恰耶夫是巴枯寧的朋友和追隨者，他奉巴枯寧的意誌和計劃來到莫斯科，在那裏建立了一個秘密恐怖組織，並伺機實行全國暴動。陀思妥耶夫斯基很自然地想起了巴枯寧在“和平與自由同盟”代表大會上的發言，他對莫斯科所發生的這一切深感不安和震驚。
陀思妥耶夫斯基敏銳地意識到，這一事件為他提供了來自當代生活的重要素材，他可以從中提煉出極有價值的緊迫的主題，一種強烈的創作欲望又升騰起來。就在那年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擱下了《大罪人傳》，寫下了長篇小說《群魔》的最初的創作筆記。2月裏，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寫道：“我開始創作一部具有豐富主題的作品；我指的不是藝術表現，而是主題。這類主題在讀者中肯定會引起強烈反響，與《罪與罰》的性質類似，但與現實更接近，更具有迫切性，直接涉及當代最重要的問題……這一主題太激動人了，我自創作以來從未感到心情如此愉快、輕鬆……”
就在當時的創作筆記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寫下了新作品的有關構想：“我們無法認識自己，也不善於以獨立的態度對待西方……這時出現了一個大學生他是為傳單和三人小組而生的。改造世界……沙波什尼科夫激烈地表示態度，他將不受約束。這個大學生挑唆三人小組殺死沙波什尼科夫。他被殺害了……”主人公就是那個大學生，以涅恰耶夫為原型的彼得・韋爾霍文斯基；沙波什尼科夫的原型是伊凡諾夫，後來小說定稿時成了伊凡・沙托夫。
在作家的構想中，彼得是60～70年代的虛無主義者的典型，他的父親斯捷潘則是40年代崇尚西歐文明的自由主義者的代表。子輩摧毀俄羅斯的行徑源於父輩對俄羅斯傳統的否定。“我們的虛無主義的梭巴開維奇並不構成青年一代各種傾向的最有力的表現，但他們卻是一種過分的極端現象……表現了我們由過去的停滯轉入發展的過渡階段的病態形式”，赫爾岑的這一觀點，作家是讚同的，他將這種病態形式稱之為“群魔亂舞”。他蔑視這樣的“革命者”，也反對這樣的“社會主義”。他的這部作品就是要揭示虛無主義與真正的社會改造相違背的本質，它的主題是“誰拋棄了自己的人民和民族性，他就會喪失對祖國的信仰和失去上帝”。
《群魔》已經寫下了大量的手稿，“寫滿了大堆大堆的紙張”，但是似乎寫得越來越不順手，“至少有十次改變全部計劃”。也許是對時態的反映過於直接了，也許是人物塑造上有偏差，彼得被寫成了一個醜角，斯塔夫羅金的位置放得也不對，這個拋棄了祖國和人民的貴族應該成為小說主要精神的體現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找到了初稿失敗的原因。他8月裏寫道：“現在我作出了最後的決定：已寫成的東西全部報廢，長篇小說要徹底改寫……我不得不重新開始幾乎進行了一年的工作……”
兩個多月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給卡特科夫的信中談到了有關的新構思：“無論是涅恰耶夫，還是伊凡諾夫，或是凶殺案的詳情，我除了報紙以外原來一無所知，現在也完全不知道。不過如果我知道，那我也不會單純複製。我隻是擷取已經發生的事實。我的想象可以與現實情況完全不同，我的彼得・韋爾霍文斯基可能與涅恰耶夫毫無共同之處；但我覺得，我的受到極大震動的頭腦通過想象創造了一個與這一暴行相適應的人物與典型。毫無疑問，表現這樣的人物不無裨益，但是僅是他一個人是不會對我有吸引力的。我以為，這類卑微的畸形怪物不值得文學描寫。使我自己也感到驚訝的是：這個人物在我的小說中近乎一半是一個醜角式的人物。因而，雖然這一事件處於小說中的重要地位，但他隻不過是另一登場人物的道具和布景，隻有這個人物即尼古拉・斯塔夫羅金，才堪稱長篇小說的主角。他同樣陰森可怕，也是個惡棍，但我以為他是悲劇性的人物……我早就想描繪這一人物了。我以為，這是俄國的典型人物。如果他在我的作品中不成功，那我將感到非常非常傷心。”
1871年《俄國導報》在一月號上刊出《群魔》第一部的開頭部分。隨後，該刊這一年第二、第四和第七期又陸續將小說的第一部刊完。
在國外生活的最後階段，普法戰爭在歐洲爆發，局勢令人不安。1871年春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又遇到了巴黎公社革命這一重大事件。關於公社的消息，他是在德國的報紙上看到的，自然多的是歪曲的報道和謾罵聲。陀思妥耶夫斯基密切注視著時態的發展。公社失敗了，巴黎沉浸在血海中，民眾遭受了新的苦難。“幻想在地球上建立天堂……他們希望人人幸福，卻又停留在盧梭對‘幸福’一詞所下的定義上，即停留在沒有經過驗證的空想之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否定了公社的道路。不久後，他在一份小說的手稿上又寫下了這樣的語句：“人類生活分為兩個方麵：曆史的方麵和理想的方麵（這一方麵已被作為人類化身的基督宣告是無罪的）。兩個方麵都有其不可改變的規律。根據這種規律，共產主義將獲得勝利（不管共產主義者正確與否，有無過錯）。但他們的勝利將會成為遠離天堂的一個極點。不過，應當期望這一勝利。可是那些主宰世界命運的人，誰也不期望這一勝利……”
國外的生活變得越來越難以忍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婦日夜盼望回國。安娜後來在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說：“光陰荏苒，到1871年4月，我們在國外已經居住了整整四年，而我們返回祖國的希望時而出現，時而又消失。”不能回國的主要原因還是因為沒有錢，無法麵對累累債務，而這幾乎又是一個不可克服的障礙。陀思妥耶夫斯基“情緒壞極了”，他覺得“再在國外待下去，他就‘完了’，就不能再寫作，就沒有素材，就會覺得自己不再記得和了解俄國以及俄國人了”。而安娜更是“痛苦難熬”：“我覺得國外就像牢獄一般，我被投入這個監獄就再也不能脫身了……我命中注定得永遠漂泊在異鄉……我情願忍受一切艱難困苦，甚至一貧如洗，隻要能生活在我始終為之自豪的親愛的祖國。”
1871年6月底，陀思妥耶夫斯基收到《俄國導報》寄來的長篇小說《群魔》第一部的稿酬。夫妻倆當即決定，不管回到國內後會遇到什麽樣的麻煩，立即動身回國。他們明白，安娜已懷孕多時，快要臨產了，如不抓緊離開，那就有可能被迫再在國外滯留一年。這是無法想象的！夫婦倆迅速處理了返程的有關事務，諸如償還在當地的欠債，贖回當掉的東西，收拾必要的行李等等。臨動身前兩天，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幾包厚厚的、上麵寫滿字的大開本稿紙交給安娜，讓她燒掉。這些手稿中包括了《白癡》、《永久的丈夫》和《群魔》（頭兩部）的許多異文。安娜覺得十分可惜，懇求丈夫讓她隨身帶走。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訴安娜，雖然他也珍惜這些手稿，但是他們在俄國邊境一定會遭到搜查，這樣一來不僅手稿勢必丟失（40年代末他被捕時就是這樣），而且他們還會因此而被扣留在邊境。安娜知道他的話是對的，因此隻得忍痛把大部分手稿付之一炬。不過，她還是留下了幾本創作筆記，並把它們交給了暫時還留在國外的母親保管。
7月5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婦終於結束了長達4年多的漂泊歲月，離開德累斯登，途經柏林回國。
§§第八章 最後的輝煌
他不能理解客居異鄉而怡然自得的俄國僑民，更不能理解那些不愛祖國和作為祖國象征的沙皇的“虛無主義者”和“自由派”。最近以來，陀思妥耶夫斯基與他們的矛盾公開化了。他甚至稱自己在國外變成了“徹頭徹尾的君主主義者”。這次他在國外時與赫爾岑見過一次麵，兩人是在街上偶然遇上的，客客氣氣地聊了幾句，很冷淡。兩人心裏都明白，如今話說不到一塊兒了，還是各走各的路為好，否則準得鬧僵。這不，他與屠格涅夫的那次會麵就鬧得很不愉快。事情是這樣的：
那是1867年初夏，也是一次偶然的機會，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巴登的一處花園裏遇到了作家岡察洛夫。岡察洛夫告訴他，屠格涅夫不久前也來到了此地，並委婉地示意他應該去見見屠格涅夫。這些日子裏，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屠格涅夫的關係並不和諧。40年代初次見麵時相互印象不錯，但不久就鬧翻了。他從流放地回來後，兩人一度複交，陀思妥耶夫斯基辦的《時代》上刊載過屠格涅夫的作品，兩年前屠格涅夫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走投無路時接濟過他一筆錢。可是好景不長，1867年屠格涅夫的《煙》發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把這部長篇小說中“西歐派”主人公的政論性發言看鑄是屠格涅夫“對俄國的公然誹謗”，兩人的關係又一次尖銳化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來不想見屠格涅夫，然而畢竟還欠著人家情，他向屠格涅夫借的那筆錢至今沒還。如今同在一個地方，不去表個意思似乎說不過去。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中午去的，正遇上屠格涅夫在用餐。屠格涅夫張開雙臂擁抱陀思妥耶夫斯基，歡迎他的來訪。兩人的話題很快地引向了《煙》這部作品。屠格涅夫對小說受到輿論界的激烈批評，深為不滿。他憤憤然地對陀思妥耶夫斯基說：
“現在，在莫斯科的俱樂部裏有人在征集簽名抗議我的《煙》，這是很可笑的……應該明白，有一條對於一切人來說是共同的、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道路這就是文明。國粹派強調俄國精神和獨特性的任何企圖都是卑鄙和愚蠢的。我正在寫一篇抨擊一切俄國國粹派和斯拉夫派的文章……”
聽到這裏，陀思妥耶夫斯基忍不住冷冷地插話道：
“為了寫文章方便起見，您最好從巴黎訂購一架望遠鏡。”
“為什麽？”屠格涅夫問。
“這裏離俄國太遠，”陀思妥耶夫斯基說，“您對準俄國舉起望遠鏡，然後再觀察我們吧。不然，真的很難看清楚。”
屠格涅夫大為惱火，一時不知用什麽來回答。
“我可沒想到，所有這些對您和對您的小說的批評，竟會使您如此激動，這太不值得了吧……”陀思妥耶夫斯基故意不冷不熱地說道。
“我一點也不激動，您說什麽呀！”屠格涅夫的臉紅了。
話題轉開了。聊了一陣後，陀思妥耶夫斯基起身告辭。臨別時，他似乎是無意地談到了德國人，而語調是尖刻的：
“您知道嗎，這裏碰到的都是一些怎麽樣的壞蛋和騙子啊！真的，這裏的百姓遠比我們俄國的更壞和更無恥，至於更愚蠢這一點，那是毫無疑問的。可是您剛才還講到文明，文明又給了他們什麽，他們憑什麽在我們麵前大肆炫耀。”
屠格涅夫的臉色一下子白了：
“您這樣講話就是對我個人的侮辱。您要知道，我已經決定在這裏定居了……”
“雖然我讀過您的小說《煙》，剛才還和您交談了整整一個小時，但是我無論如何也不會料到您竟會講出這番話來。那麽，隻能請您原諒了，如果我侮辱了您。”陀思妥耶夫斯基出門時這樣說道。
兩人彬彬有禮地告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決定從今以後再也不登屠格涅夫家的門。第二天，屠格涅夫把一張名片交給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房東，以此表示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絕交。於是，一次禮節性的會麵竟導致了兩位作家關係的徹底破裂。一直到了他們即將離開人世的1880年，兩位作家的關係才有所修複。
1867年秋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婦在日內瓦。當時，正好遇上“和平與自由同盟”第一次代表大會在這裏召開，歐洲許多著名的社會活動家都前來參加會議，其中也有與陀思妥耶夫斯基有過一麵之交的巴枯寧。會議場麵很大，氣氛很熱烈，聽眾有五六千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關注這次會議，也去旁聽過代表的發言。不過，他對會議的印象不佳。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這些所謂的“社會主義者和革命家”“各行其事，自相矛盾”，“他們一開始就說，為了達到世界和平，需要消滅對基督的信仰。要消滅大國，分為小國；打倒一切資本，以便一切按命令成為公有的財產等等。這一切都毫無論證，所有這一切在20年前都早已背得滾瓜爛熟，現在仍然原封未動。而最主要的是火與劍――一切都消滅幹淨……”
對那些為了信仰而百折不撓的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尊重的，但是他對其中一些人狂熱地鼓吹破壞一切、自發暴動、消滅國家和蔑視宗教的發言則極為憤怒，這些鋼鐵般的人物和極端的言論深深地烙進了他的腦海中。他下決心，總有一天要在自己的作品中把這一切都表現出來。
此後不久，又發生了一件令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震驚的事情：他獲悉自己仍在受到俄國警方的秘密監視，還被密告與赫爾岑的《鍾聲》有聯係，他的全部來往信件均被拆閱，沙皇第三廳已責令邊境口岸在他回國時對其“嚴加檢查”。這真是難言的痛苦！自苦役和流放歸來，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經放棄了自己青年時代對社會主義的信仰，把振興俄國的希望寄托在沙皇和人民的聯合上。可是，這樣“一個清白的人，一個背叛了自己原來的信念，對他們忠心耿耿、愛戴皇上的人，居然要承受與波蘭人或《鍾聲》有往來的嫌疑，這叫他多麽難受！混蛋，簡直是混蛋！我真是情不自禁地想甩手不給他們幹了。他們在國內沒有放過一個有罪的人，現在居然還要懷疑陀思妥耶夫斯基……啊，這些卑劣的家夥！”就是對那個被他視為祖國象征的沙皇，他也不禁有了微詞：隻要沙皇“真正相信人民”，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然是很願意“做沙皇忠實的仆人”的，“可是不知為什麽沙皇已經很久不相信這一點了”。也說不上是什麽原因，如今他對於自己願意相信的思想和感情常常不由自主地產生疑惑，而那些他想否定的東西卻又一再地激動著他。這真是矛盾！真是痛苦！
1868年2月，也是在日內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個孩子索尼婭出生了，這使夫妻倆興奮不已。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那麽喜歡這個幼小的生命：“非常可愛，和我長得那麽像，簡直令人難以置信。”他早上醒來或者從外麵回來，第一句話就是：“索尼婭怎麽樣？好嗎？睡得可安穩？吃奶了嗎？”他每天總要在她的床邊坐很長時間，還愛推著童車帶她出去溜達。孩子漸漸認人了，隻要父親來到身邊，她就會伸出小手，露出可愛的笑臉。可是，有一天，孩子突然咳嗽不止，發起了高燒。他趕緊請來了大夫。大夫說是受了風寒，小兒肺炎，問題不大。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放心，整天守在孩子的搖籃邊。誰知沒過幾天，出生才3個月的孩子就離開了人世。
赫爾岑雕像
夫妻倆淚流滿麵。陀思妥耶夫斯基痛苦地寫道：“索尼婭在哪兒呢？這一個幼小的人兒在哪兒呢？我現在敢於申明，隻要她能活著，我願意為她承受最大的苦難”；“我的痛苦決不會消除！即使我又有了孩子……”安娜後來回憶說：“女兒的夭折使我震驚和哀傷，但是我還得為我不幸的丈夫深深地擔心：他悲痛欲絕，站在自己愛女冰涼的屍體麵前，像女人那樣號啕大哭，嗚咽啜泣，熱烈地吻著她那蒼白的小手和小臉。我以後再也沒有看到過他這種痛不欲生的模樣……費多爾・米哈伊洛維奇的樣兒實在可怕。在索尼婭害病的一周裏，他消瘦多了。第三天，我們把我們的小寶貝送到俄國教堂裏，為她舉行了安魂彌撒，然後從那兒送往‘素園’內的墓地，葬在專門埋葬嬰兒的那塊地裏。幾天以後，在她的墳墓周圍種上了柏樹，柏樹中間立了一個白色的大理石十字架。我和丈夫每天都帶著花到她的墓地去哭泣。”
夫婦倆不得不盡快離開這塊令他們觸景生情的地方。安娜永遠也忘不了這一幕：在前往沃韋的輪船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心潮起伏，情緒十分激動。此時，生平第一次（他很少發牢騷），我聽到他痛苦地抱怨命運一直折磨著他。他回憶往事，向我敘述在他心愛的母親去世之後他的淒慘、孤獨的青少年時期，回憶文學界的同事們對他的嘲笑，他們起初承認他的天才，隨後又殘酷地欺淩他。他憶起服苦役的地方，憶起他服苦役的四年間所經曆的無數苦難。他還談到他曾夢想他與瑪麗婭・德米特裏耶夫娜的結合能給他帶來他夢寐以求的家庭幸福，可歎的是這一希望未能實現，她沒有給他生養孩子，而她那‘古怪、多疑、充滿病態的幻想的性格’卻使他們的共同生活十分不幸。如今，天賜予他‘人間唯一的巨大幸福有了親生的孩子’，他有了認識並且體驗這種幸福的價值的可能性；然而凶惡的命運不肯放過他，把他如此珍愛的女兒從他手中奪走了！他從來也沒有，以前沒有，此後也沒有，把他自己生活中從親人們那兒經受的痛苦和委屈敘述得如此詳盡過……”
1869年秋天，他們在德累斯登又有了第二個孩子柳博芙。
《白癡》尚未完稿，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在構思新的作品了。他想寫的東西很多，完成了為斯特拉霍夫新辦的刊物《曙光》寫的那部中篇《永久的丈夫》後，他馬上又著手製訂了長篇小說《無神論》的寫作計劃。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這是一部“規模宏偉”的哲理小說，“人物已經有了：一個俄國人，出自我們這一階層，上了歲數，學曆不深，但也並非不學無術之輩，也並非沒有官職，突然，在年老的時候喪失了對上帝的信仰。他一輩子都擔任公職，足不離戶，在45歲之前默默無聞……喪失對上帝的信仰對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長篇小說本身的情節、場麵都很壯觀）。他混跡於新的一代、無神論者、斯拉夫人、歐洲人、俄國的排斥異己的險惡教徒，以及在修道院中修行的人和神父之間；同時他也受到耶穌會會員、傳教士、波蘭人的迷惑，此後他又獻身於鞭身派，最後才找到了基督和俄羅斯大地，俄羅斯的基督和俄羅斯的上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這個構思沒有實現，經過多次修改以後它變成了另一部長篇小說《大罪人傳》的創作提綱。
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想把《大罪人傳》寫成一部猶如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這部作品當時剛剛在刊物上刊登完畢）那樣的鴻篇巨製。《戰爭與和平》令他讚歎，真是一部了不起的史詩！不過，陀思妥耶夫斯基讀後感到有點不滿足，它寫的畢竟是過去了的時代。他也想寫一部史詩，但它應該是一部當代史詩，而且要用適合表現這個時代的新的藝術形式，典雅的規範的文體似乎很難真切地寫出這個複雜的混亂的充滿了各種欲望同時又孕育著新生希望的時代。在這部史詩裏有多少問題需要他去探索，去表現啊！在他看來，最重要的問題大概就是那個令他至今仍感苦惱的問題，即上帝是否存在的問題。還有其他一些與此相關的問題，諸如人生的目的、死亡的意義、良心的本質、萬物的價值等等。
在他的構想中，這部作品由五個相對獨立的、篇幅很大的中篇構成，貫穿其中的是主人公迷惘和探索的一生：純真的童年，受到的誘惑，信仰的失落，後來又誤入歧途，出現了精神危機，直至篇末的終悟真諦。主人公的人生曆程中將反映出人類的生命本質。陀思妥耶夫斯基還想在小說中塑造一個理想人物，這個人物的原型是著名的修道院居士吉洪・紮頓斯基，這當然也是作品的主人公。
“這將是我的壓卷之作”，他這樣對邁科夫說。“……小說未來的主人公是一個13歲的男孩，他犯了刑事罪，早熟並腐化（我了解這種人，他屬於我們有教養的階層），被父母送到修道院學習。這頭小狼、小虛無主義者和吉洪親近起來……最主要的人物是吉洪和一個小青年……也許，我將塑造出一個氣勢磅礴的正麵的聖潔人物……也許正是吉洪才是我們文學在不斷探索著的俄國的正麵人物，而不是拉夫列茨基，不是乞乞可夫，不是拉赫美托夫等等……真的，我什麽也不創造，我隻是真實地把吉洪描繪出來，這一人物早就被我興奮地銘刻在心裏了。但是我認為，如果成功，這對於我來說便是重大的功績……為了描寫修道院，我必須回到俄國。”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這個雄心勃勃的寫作計劃仍然未能完成，新的、更緊迫的主題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不過，構想中的這部《大罪人傳》的一些重要思想和情節，後來在他的其他幾部長篇小說中以不同的方式得到了體現。首先使他的注意力從《大罪人傳》的緊張構思中脫離開去的是轟動一時的涅恰耶夫事件。
在國外期間，陀思妥耶夫斯基總是千方百計地尋找俄國的報刊，關注著俄國國內發生的各種事件。1869年年底，他在報上讀到一則消息，說是彼得羅夫農學院的大學生伊凡諾夫不久前被人殘忍地謀殺。這次謀殺行動是在所謂“人民懲治會”的頭目涅恰耶夫及該組織的若幹成員一起參與下進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聽安娜的弟弟（也是該農學院的學生）談起過伊凡諾夫的為人，很喜歡他。這次謀殺事件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次年1月裏，歐洲各國的報紙上開始連篇累牘地報道與這一事件有關的內幕。原來，涅恰耶夫是巴枯寧的朋友和追隨者，他奉巴枯寧的意誌和計劃來到莫斯科，在那裏建立了一個秘密恐怖組織，並伺機實行全國暴動。陀思妥耶夫斯基很自然地想起了巴枯寧在“和平與自由同盟”代表大會上的發言，他對莫斯科所發生的這一切深感不安和震驚。
陀思妥耶夫斯基敏銳地意識到，這一事件為他提供了來自當代生活的重要素材，他可以從中提煉出極有價值的緊迫的主題，一種強烈的創作欲望又升騰起來。就在那年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擱下了《大罪人傳》，寫下了長篇小說《群魔》的最初的創作筆記。2月裏，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寫道：“我開始創作一部具有豐富主題的作品；我指的不是藝術表現，而是主題。這類主題在讀者中肯定會引起強烈反響，與《罪與罰》的性質類似，但與現實更接近，更具有迫切性，直接涉及當代最重要的問題……這一主題太激動人了，我自創作以來從未感到心情如此愉快、輕鬆……”
就在當時的創作筆記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寫下了新作品的有關構想：“我們無法認識自己，也不善於以獨立的態度對待西方……這時出現了一個大學生他是為傳單和三人小組而生的。改造世界……沙波什尼科夫激烈地表示態度，他將不受約束。這個大學生挑唆三人小組殺死沙波什尼科夫。他被殺害了……”主人公就是那個大學生，以涅恰耶夫為原型的彼得・韋爾霍文斯基；沙波什尼科夫的原型是伊凡諾夫，後來小說定稿時成了伊凡・沙托夫。
在作家的構想中，彼得是60～70年代的虛無主義者的典型，他的父親斯捷潘則是40年代崇尚西歐文明的自由主義者的代表。子輩摧毀俄羅斯的行徑源於父輩對俄羅斯傳統的否定。“我們的虛無主義的梭巴開維奇並不構成青年一代各種傾向的最有力的表現，但他們卻是一種過分的極端現象……表現了我們由過去的停滯轉入發展的過渡階段的病態形式”，赫爾岑的這一觀點，作家是讚同的，他將這種病態形式稱之為“群魔亂舞”。他蔑視這樣的“革命者”，也反對這樣的“社會主義”。他的這部作品就是要揭示虛無主義與真正的社會改造相違背的本質，它的主題是“誰拋棄了自己的人民和民族性，他就會喪失對祖國的信仰和失去上帝”。
《群魔》已經寫下了大量的手稿，“寫滿了大堆大堆的紙張”，但是似乎寫得越來越不順手，“至少有十次改變全部計劃”。也許是對時態的反映過於直接了，也許是人物塑造上有偏差，彼得被寫成了一個醜角，斯塔夫羅金的位置放得也不對，這個拋棄了祖國和人民的貴族應該成為小說主要精神的體現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找到了初稿失敗的原因。他8月裏寫道：“現在我作出了最後的決定：已寫成的東西全部報廢，長篇小說要徹底改寫……我不得不重新開始幾乎進行了一年的工作……”
兩個多月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給卡特科夫的信中談到了有關的新構思：“無論是涅恰耶夫，還是伊凡諾夫，或是凶殺案的詳情，我除了報紙以外原來一無所知，現在也完全不知道。不過如果我知道，那我也不會單純複製。我隻是擷取已經發生的事實。我的想象可以與現實情況完全不同，我的彼得・韋爾霍文斯基可能與涅恰耶夫毫無共同之處；但我覺得，我的受到極大震動的頭腦通過想象創造了一個與這一暴行相適應的人物與典型。毫無疑問，表現這樣的人物不無裨益，但是僅是他一個人是不會對我有吸引力的。我以為，這類卑微的畸形怪物不值得文學描寫。使我自己也感到驚訝的是：這個人物在我的小說中近乎一半是一個醜角式的人物。因而，雖然這一事件處於小說中的重要地位，但他隻不過是另一登場人物的道具和布景，隻有這個人物即尼古拉・斯塔夫羅金，才堪稱長篇小說的主角。他同樣陰森可怕，也是個惡棍，但我以為他是悲劇性的人物……我早就想描繪這一人物了。我以為，這是俄國的典型人物。如果他在我的作品中不成功，那我將感到非常非常傷心。”
1871年《俄國導報》在一月號上刊出《群魔》第一部的開頭部分。隨後，該刊這一年第二、第四和第七期又陸續將小說的第一部刊完。
在國外生活的最後階段，普法戰爭在歐洲爆發，局勢令人不安。1871年春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又遇到了巴黎公社革命這一重大事件。關於公社的消息，他是在德國的報紙上看到的，自然多的是歪曲的報道和謾罵聲。陀思妥耶夫斯基密切注視著時態的發展。公社失敗了，巴黎沉浸在血海中，民眾遭受了新的苦難。“幻想在地球上建立天堂……他們希望人人幸福，卻又停留在盧梭對‘幸福’一詞所下的定義上，即停留在沒有經過驗證的空想之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否定了公社的道路。不久後，他在一份小說的手稿上又寫下了這樣的語句：“人類生活分為兩個方麵：曆史的方麵和理想的方麵（這一方麵已被作為人類化身的基督宣告是無罪的）。兩個方麵都有其不可改變的規律。根據這種規律，共產主義將獲得勝利（不管共產主義者正確與否，有無過錯）。但他們的勝利將會成為遠離天堂的一個極點。不過，應當期望這一勝利。可是那些主宰世界命運的人，誰也不期望這一勝利……”
國外的生活變得越來越難以忍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婦日夜盼望回國。安娜後來在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說：“光陰荏苒，到1871年4月，我們在國外已經居住了整整四年，而我們返回祖國的希望時而出現，時而又消失。”不能回國的主要原因還是因為沒有錢，無法麵對累累債務，而這幾乎又是一個不可克服的障礙。陀思妥耶夫斯基“情緒壞極了”，他覺得“再在國外待下去，他就‘完了’，就不能再寫作，就沒有素材，就會覺得自己不再記得和了解俄國以及俄國人了”。而安娜更是“痛苦難熬”：“我覺得國外就像牢獄一般，我被投入這個監獄就再也不能脫身了……我命中注定得永遠漂泊在異鄉……我情願忍受一切艱難困苦，甚至一貧如洗，隻要能生活在我始終為之自豪的親愛的祖國。”
1871年6月底，陀思妥耶夫斯基收到《俄國導報》寄來的長篇小說《群魔》第一部的稿酬。夫妻倆當即決定，不管回到國內後會遇到什麽樣的麻煩，立即動身回國。他們明白，安娜已懷孕多時，快要臨產了，如不抓緊離開，那就有可能被迫再在國外滯留一年。這是無法想象的！夫婦倆迅速處理了返程的有關事務，諸如償還在當地的欠債，贖回當掉的東西，收拾必要的行李等等。臨動身前兩天，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幾包厚厚的、上麵寫滿字的大開本稿紙交給安娜，讓她燒掉。這些手稿中包括了《白癡》、《永久的丈夫》和《群魔》（頭兩部）的許多異文。安娜覺得十分可惜，懇求丈夫讓她隨身帶走。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訴安娜，雖然他也珍惜這些手稿，但是他們在俄國邊境一定會遭到搜查，這樣一來不僅手稿勢必丟失（40年代末他被捕時就是這樣），而且他們還會因此而被扣留在邊境。安娜知道他的話是對的，因此隻得忍痛把大部分手稿付之一炬。不過，她還是留下了幾本創作筆記，並把它們交給了暫時還留在國外的母親保管。
7月5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婦終於結束了長達4年多的漂泊歲月，離開德累斯登，途經柏林回國。
§§第八章 最後的輝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