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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拯救世界”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抒情的藝術家。他所有的中篇和長篇小說，都是一道傾泄他的親身感受的火熱的河流。這是他的靈魂奧秘的連續的自白……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我國文化史上第一個偉大的小市民作家。
盧那察爾斯基：《思想家和藝術家陀思妥耶夫斯基》
新婚夫婦的蜜月生活是不能令人羨慕的。這一點對於年輕的安娜・斯尼特金娜來說，無疑是一次真正的考驗。
新婚第一周，走訪、赴宴、晚會，充滿了喜慶而又忙亂的場麵。謝肉節的最後一天，他們在親戚家吃過午飯後來到姐姐家。晚上，自然又是祝賀、喧鬧，還有那無窮無盡的香檳。客人散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仍興致勃勃地坐在沙發上向安娜的姐姐和姐夫講述著一件趣聞。他突然打住了，臉色煞白，從沙發上欠起身，可怕地大喊了一聲，就倒了下去。安娜第一次見到丈夫的癲癇病發作，她緊緊抱住丈夫痙攣的身子，嚇呆了。一個小時以後，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是一次更加厲害的發作，持續時間長達兩個小時。第二天，他雖然恢複了常態，但與以往每次大的發作後的情景一樣，陀思妥耶夫斯基幾乎有整整一個星期心情抑鬱和沮喪。
與此同時，如安娜所說：“在這可悲的一周內，開始出現不愉快的情況和口角，這對我們婚後最初幾個星期的生活產生了如此惡劣的影響，以致我想起我們的‘蜜月’時總是感到傷心和苦惱。”除了擔心丈夫的健康外，安娜感到苦惱的還來自那些獲悉作家結婚的消息後上門討債的債主們的吵鬧，來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些親屬對她的無禮和貪得無厭的索取，更可怕的是新婚夫妻之間似乎失去了婚前那種令人迷醉的親密關係。為了改變這種令人窒息的局麵，夫妻倆打算出國一段時間。
陀思妥耶夫斯基又設法從卡特科夫那裏預支了1000盧布。然而，即使不把出國所需的費用計算在內，僅眼前他的親屬索要的和他急需支付的錢就達1400盧布。這明擺著他們至少暫時是出國無望了。然而安娜決心已下，無論如何得盡快離開這裏。她在母親的支持下，毅然把自己剛剛置辦的全部嫁妝，包括家具、鋼琴、皮貨、彩票和金銀首飾，統統送進了當鋪。出國需用的款子湊齊了。
1867年4月14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婦離開了俄國。如果說安娜主要是為了挽救他們的婚姻而下決心出國的話，那麽陀思妥耶夫斯基則有更多的無奈。他在從國外寫給友人邁科夫的信中說：“我出國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要挽救的不僅僅是健康，甚至是生命。癲癇病每周發作，清楚地感覺並意識到這種神經性的和大腦的疾患是非常痛苦的。第二個原因是我的處境：債主們再也不願意等待了，我離開俄國的時候，拉特金和佩恰特金已遞交了追償申請，我差一點被逮住。”與安娜離開國境時的喜悅心情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情是沉重的，甚至帶有悲劇性的預感：“我走的時候心都涼了。我不相信外國，就是說，我相信國外的精神影響將是非常惡劣的。我孤零零一個人，沒有錢，帶著一個年輕婦女，她懷著天真的歡樂心情向往著和我一起過流浪生活，但我也看到，在這種天真的歡樂心情裏麵有著許多缺乏經驗和一時衝動的成分，這使我不安並感到非常痛苦……現在無論在哪裏生活，全都一樣……到處是異國他鄉，到處是一隻離群的孤雁。”
這次出國原計劃為期3個月，而實際上他們卻不得不在國外度過了四年多的漂泊歲月。在這幾年裏，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婦到過歐洲不少地方。大致的路線是這樣的：1867年4月17日，到達柏林；4月19日，到達德累斯登；6月22日，前往巴登，中途在法蘭克福停留；8月13日，經巴塞爾到達日內瓦，在那裏住了9個多月；1868年5月末，離開日內瓦去沃韋；夏天，在維也納；9月初，前往米蘭；11月，前往佛羅倫薩；1869年7月20日，動身去布拉格，中途在威尼斯、波倫亞、的裏亞斯特和維也納等地停留；8月初，回到德累斯登，並在那裏住了較長時間；1871年7月5日，離開德累斯登，途經柏林回國。
剛到國外的那一陣子，安娜感到特別輕鬆，生活的節奏似乎一下子放慢了。沒有人整天吵吵嚷嚷地圍著他們轉，神經也不必老是繃得緊緊的，夫妻倆親親熱熱地廝守在一起，去公園散步，去遊覽市容，去參觀繪畫展，去聽音樂會……雖然身邊沒有多少錢，雖然也思念國內的親人，但她感到滿足，並將它比作婚前那段“充滿歡欣、坦誠和純樸的時光”。
離開了陰冷的彼得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體狀況有所好轉，他攤開了稿紙準備工作。那篇回憶別林斯基的文章得抓緊完成，文章的稿費早就預支了。可是，不知怎的，他的心裏老是翻騰著一個念頭，這念頭攪得他坐立不安：如今他特別想在輪盤賭上再試試運氣！陀思妥耶夫斯基終於按捺不住，向安娜提出了去漢堡賭場一試的想法。雖然安娜早在替陀思妥耶夫斯基速記《賭徒》時已經意識到，作者本人也像主人公一樣迷戀輪盤賭，可是她完全沒有料到這種迷戀程度是何等的令人吃驚和害怕。因此，一開始她隻是出於不想讓丈夫失望而很隨意地答應了他的要求。陀思妥耶夫斯基隨即就一個人去了漢堡。
也許，連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沒料到，他的悲劇性的預感竟然首先在賭場那不祥的輪盤麵前變成了現實。他在漢堡待了八天，那一封封寫給單獨留在陌生的城市裏的妻子的信中，充滿了狂熱的和令人壓抑的調子：“這兒有賭場，我便離不開它了；你可以想象我有多麽興奮……我要作出異乎尋常的努力保持冷靜”；“這一切使我感到討厭和可怕，我自己都想逃走……我受到命運的捉弄和打擊”；“我們剩下的錢很少了，不過你別抱怨，不要難過，也別怪我”；“我給你發了一封要求寄錢的信後就上了賭場……結果全部都輸光了，一個子兒也不剩……安尼婭，親愛的……你要理解，我有債必須償還，否則人家會罵我卑鄙……我需要贏錢。這是必需的！我去賭不是為了好玩。這是唯一的出路，但由於盤算失誤，一切都完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垂頭喪氣地回到德累斯登，妻子沒有責怪他，這使他既感動又內疚。不過，他不服輸，他依然衝動地認為隻要保持冷靜，準能贏錢。在收到《俄國導報》寄來的一筆預支款後，陀思妥耶夫斯基說服妻子同去巴登。他堅信有安娜在身邊，他就會保持冷靜，並一定會在賭場上獲勝。
安娜後來這樣寫道：“回憶在巴登度過的那5個星期……我肯定，這是一種極其可怕的生活，它把我的丈夫完全控製住，不讓他從沉重的鎖鏈下掙脫出來。費多爾・米哈伊洛維奇關於用他的賭法有可能在輪盤賭上贏錢的說法完全正確……但是有一個條件，那就是采用這種方法的……不是像我丈夫那樣神經質的、對一切事物都迷醉到極端的人。不過，除了冷靜和沉著外，玩輪盤賭還需要有一筆可觀的資金，以便在賭博失利的情況下也能經受得住。可是費多爾・米哈伊洛維奇卻根本沒有這方麵的條件。相對而言，我們的錢很少，完全不可能在失利的情況下從什麽地方弄到錢。這樣，不到一星期，費多爾・米哈伊洛維奇就把所有的現錢都輸光了。”
“他開始焦急不安，考慮著從哪兒去弄些錢，好繼續賭下去。臨了，隻得以抵押物品來借款。但是即使到了抵押東西的地步，我的丈夫有時候還是不能克製自己，往往把剛剛拿到的押款一古腦兒輸光。有時候，他幾乎把最後一個塔列爾也輸掉，可是他也會突然間碰上運氣，帶回家幾十個金幣……但這些錢在我們手裏的時間不長。費多爾・米哈伊洛維奇不能自製。他還沒有從賭博的激動狀態中定下心來……直到最後把所有的錢輸得精光。又得抵押東西了，但是我們貴重的物品不多，很快就告罄。這時候，我們債台高築……我寫信給母親，苦惱地等待著她把錢寄來，可是錢一到手，當天或第二天就消失在賭台上了。而我們隻還掉了急需償還的債務（房錢、夥食費等）中的一小部分，過後又兩手空空。我們冥思苦想，琢磨著采取什麽辦法弄到一筆錢來還債，最終離開這座地獄，根本不去想贏錢的事了……”
“我從未為丈夫輸了錢而責備他……但是看到費多爾・米哈伊洛維奇本人受苦，我卻從心底裏感受到難受。他從賭場回來……臉色蒼白，疲憊不堪，身子搖搖晃晃，在我那兒拿了錢走了，過半小時重又回來取錢，心緒更為惡劣，他如此往返，直到把我們手裏的錢都輸光為止。當費多爾・米哈伊洛維奇沒有錢上賭場而又無法弄到錢的時候，他是那麽苦惱，以至號啕痛哭，陷於完全絕望的境地，跪在我麵前，乞求我寬恕，因為他的行為使我受到精神上的折磨。我得花很大的力氣，費很多的唇舌勸慰他，使他定下心來，感到我們還沒有到山窮水盡的地步。我還得努力想出擺脫困境的辦法，把他的注意力引向別的方麵……我們的美好生活變成了噩夢。”
安娜很快明白，對於丈夫來說，嗜賭是一種難以治愈的疾病，一種無法擺脫的誘惑，雖然他為此感到無比的痛苦。“最主要的是賭博本身。要知道，它是那麽吸引人。不，我向您發誓，這裏不單是因為貪財，雖然我比任何人都更需要錢……”嗜賭成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當時這樣對她說。
這種可怕的迷戀直到國外生活的最後時期才真正結束，那已是1871年4月。當時，陀思妥耶夫斯基情緒不佳，焦躁不安。安娜很著急，就有意勸丈夫去威斯巴登賭場“試試運氣”。安娜根據以往的經驗明白：丈夫“在感受強烈的印象，要求冒險、賭博的渴望得到滿足以後，回來的時候就會平靜下來，確信自己贏錢的希望已經落空，他便會以新的力量著手寫小說，在兩三個星期內把輸掉的錢掙回來”。
陀思妥耶夫斯基帶走了120塔列爾（這筆錢對於當時經濟窘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婦來說是頗為可觀的），結果輸掉了。他立即寫信讓安娜再寄30塔列爾來，可收到的錢又輸掉了。賭博的狂熱過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異常的痛苦，一種前所未有的悔恨籠罩在他的心頭。他從賭場發瘋似地衝了出去，在陌生的街道上狂奔。他想去找牧師懺悔，可是迷了路。當天深夜，他從威斯巴登寫信給妻子說：“這4年中，你為我把自己的一切東西都抵押出去了，而且隨我漂泊異鄉，思念祖國！安尼婭，安尼婭，別忘記，我不是一個卑鄙的人，隻是一個狂熱的賭徒……現在這一幻想永遠消失了……折磨我達十年之久的、可惡的幻想消失了。十年來（或者更確切地說從我哥哥死後，我突然負債累累的時候起）總是幻想贏錢。我曾經認真地，狂熱的幻想著。現在這一切都已過去！這真正是最後一次！安尼婭，你相信嗎，現在我的手腳自由了。原來我被賭博所束縛，今後我會考慮事業，而不是像過去那樣整夜幻想賭博。因此事業會進行得更好也更順利，上帝會賜福的！安尼婭，保持對我的美好感情吧，別恨我，不要中斷對我的愛。現在我已新生……”陀思妥耶夫斯基果真斷然離開了那不祥的輪盤，自此以後他再也沒有去過一次賭場。
陀思妥耶夫斯基對德累斯登繪畫博物館似乎情有獨鍾，這裏是他在國外期間常常光顧的地方。安娜清楚地記得，剛出國的那年春天，他們行色匆匆地來到德累斯登，才安頓好，丈夫就迫不及待地將她帶到了博物館。他大步流星地走到意大利畫家拉斐爾的那幅著名的《西斯廷聖母》前，充滿激情地站住了。“至今沒有一幅畫對我產生過像這幅畫那樣的印象。在這神聖的臉上顯現出何等的美，何等的純潔和憂傷，在這對眼睛中又包含著多少溫順和苦難。費嘉在聖母的微笑中看到了悲傷，”安娜後來回憶說。特別吸引陀思妥耶夫斯基注意的還有意大利畫家提香的《拿著錢幣的基督》和法國畫家克洛德・洛蘭的《阿西斯和該拉忒亞》，他認為前者可以與拉斐爾的聖母像媲美，“基督的臉容表現出驚人的溫和、崇高和痛苦”；後者是傑出的神話風景畫，“那裏描繪的永遠是一個黃金時代”。在安娜的回憶錄中有不少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為那些取自古老題材的著名繪畫和雕塑所陶醉的記載。
也許是這些古老的題材激發了他的靈感，陀思妥耶夫斯基從1867年夏天開始又全身心地投入到一部新作品的構思和創作之中。生活變化得這麽快，許多事情讓他感到惶惑不安。在認為當代社會已病入膏肓這點上，他與革命民主主義作家並沒有分歧，但是他不能同意他們對社會患病的原因的分析，更無法讚同他們提出並努力實行的治病主張。他早就想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現一下當代的現實，並為這可怕的現實尋找一條出路。有些想法已經成熟：這部小說的名稱想好了，就叫《白癡》，故事情節的發生時間與作家的創作時間同步，男主人公是梅什金公爵。
構思的過程很痛苦：“我每天平均要構思五六份（至少）提綱。我的腦袋像風車一樣轉動著。我真不懂，我怎麽會沒有發瘋”；“我整整一個夏天和秋天對各種思想（有些思想非常有趣）進行綜合，某些經驗總是使我預感到一些思想的虛假，或者有些難度，或者缺乏生命力。最後我選定了一種思想便開始工作，寫了很多，但在新曆12月4日全給我扔掉了”。使作者不滿的是，初稿中對主人公性格的定位有誤。在當時的構想中，梅什金是個“驕傲的和利己的”的人。這種形象當然也值得寫，他在前一陣子就寫過一些“反英雄”的典型，不過如今他更想寫出能體現他的救世思想的理想的正麵形象，這樣的形象將完全不同於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麽辦》中塑造的那些精神崇高但熱衷於社會鬥爭的“新人”。
自然，這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他給邁科夫寫信說：“有一個思想早就在折磨著我，但我不敢以它來寫小說，因為這個思想是很難應付的，而且我尚未充分把握住它，盡管它很動人，我也很愛它。這個思想就是描繪一個十分美好的人。依我看來，再也沒有比這更困難的了，尤其在我們這個時代。您當然會完全同意這一點的。這個思想過去在某個藝術形象中閃現過，但僅僅是閃現而已，需要的則是完整的形象。隻是我走投無路的處境才迫使我去表現這個尚未成熟的思想，我好像在玩輪盤賭，作了一次冒險：‘也許，下筆之後會自然展開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給最能與之進行心靈交流的外甥女索尼婭的信中也談道：“長篇小說的思想是我早就有了的，而且我很喜愛。隻是它極難處理，以至我長時間不敢動手……長篇小說的主要思想是描繪一個正麵的美好的人物。世界上再也沒有比這件事更難了，特別是現在。所有作家，不僅是俄國的，甚至是全歐洲的作家，如果誰想正麵描寫美，總是感到無能為力。因為這是一個無比困難的任務。美是一種理想，而理想（無論是我們的，還是文明的歐洲的）都還遠未形成。在世界上隻有一個絕對美好的人物基督。因此，這個無可比擬、無限美好的人物的出現當然也是永恒的奇跡……”他在創作筆記中稱，梅什金“公爵就是基督”。
新的構思形成以後，陀思妥耶夫斯基全力以赴，日夜揮筆不停。1868年1月初，《白癡》第一部的前五章完稿，隨即寄往俄國。不久，《俄國導報》第一期上就刊出了小說的開頭部分。在1868年這一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主要精力全放在了這部作品的創作上。小說後又在該刊的第二、第四和第十二期上刊出。
毫無疑問，這部作品的出現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藝術生涯中的又一座高峰，盡管其中也表現出作家思想的尖銳矛盾。《白癡》展現的是當代的社會生活。60年代後期資本主義的迅猛發展以及它對舊俄國的巨大衝擊，金錢勢力對生活各個領域的滲透，各種社會思潮的激烈交鋒，都被作家藝術地表現了出來。在小說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更注意道德心理問題。他在揭示金錢勢力的滲透導致的道德感情的淪喪、家庭紐帶的斷裂、健全個性的退化、美被褻瀆和毀滅等諸多方麵，確實是成功的、獨特的和無與倫比的。不過，從小說中也可看出，他在試圖通過筆下的正麵形象梅什金來體現自己的理想和所謂“偉大的上帝美”的時候，顯得勉強和力不從心。
如果說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與罰》中已經通過索尼婭形象部分地體現了他的正麵理想的話，那麽《白癡》中的梅什金公爵則是他第一次塑造的能較全麵地體現他的社會理想的形象。梅什金自幼父母雙亡，因患癲癇病被送往瑞士治療，從小在孤獨的環境和偏僻的鄉村中長大。他在與質樸的牧民及其孩子的交往中受到熏陶，具有孩童般淳樸的性格，頗有點像盧梭筆下的“自然人”。梅什金不諳世事，不善應酬，沒有受過高等教育，他回國後在他出身的貴族社會中間顯得格格不入，被人認為是“白癡”。梅什金沒有欲念，尤其沒有對金錢的欲念，他極富同情心，對別人的痛苦異常敏感，並願意為之作出自我犧牲。在這個“金錢主宰一切”的社會中，梅什金的頭上罩著聖潔的光環，仿佛是基督降臨人間，大聲宣布：“美拯救世界！”
梅什金與小說中的其他人物的每一次接觸都成了一場緊張的衝突，他在衝突中以本身的行為揭露了金錢世界的罪惡本質和它的道德標準的虛偽。然而，他身上的堂・吉訶德的色彩過濃，對生活的理解過於抽象，他總是想以基督教的精神感化罪惡的生活，在宗教的基礎上挽救墮入深淵的人們。麵對黑暗的現實，梅什金所宣傳的順從、寬恕和不以暴力抗惡的理論顯得極為蒼白和無力，他不僅無法拯救別人，甚至連自身也被吞噬。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站在主人公一邊，力圖在他身上寄寓自身的理想，但是不願違背生活真實的藝術家還是客觀地（也許是不由自主地）寫出了梅什金的無法避免的悲劇。
應該說，作家塑造的最成功的是娜斯塔西婭・菲裏波芙娜的形象，這個形象的性格特征帶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當年的戀人蘇斯洛娃的某些清晰的印記。小說的情節基礎主要是由這一形象的悲劇命運構成的。
這是一個被淪為上流社會玩物的、受欺淩和受損害的女性形象。娜斯塔西婭出身於小貴族，父母早亡，地主托茨基收養了她。托茨基是個歐化的自由主義貴族，在娜斯塔西婭少年時代，托茨基發現她是個“美人胚子”，於是就開始培養她的“高雅趣味”。娜斯塔西婭16歲時，托茨基就占有了她，並在以後數年裏一直把她作為尋歡作樂的對象。然而，這僅僅是娜斯塔西婭悲劇命運的開端，她很快又成了資本主義金錢勢力的犧牲品。托茨基為了另謀新歡，出7萬5千盧布將娜斯塔西婭推給葉潘欽將軍的秘書甘尼亞，見錢如命的甘尼亞自然求之不得，而葉潘欽也竭力促成此事，他希望日後從屈從於他的甘尼亞處得到美貌的娜斯塔西婭，將她作為自己的情婦。這是一筆罪惡的交易。然而更有甚者，早就迷戀於娜斯塔西婭美貌的商人羅果靜公開出高價與甘尼亞之流競爭，並以10萬盧布的代價得到了娜斯塔西婭。這場交易的最終結局是娜斯塔西婭慘死在羅果靜（包括所有參與這場交易的人們）之手。作者通過娜斯塔西婭不幸的遭遇，淋漓盡致地揭露了俄國金錢社會的黑暗和罪惡，深刻表現了美被金錢世界毀滅的悲劇。
娜斯塔西婭又是一個稟賦良好，性格剛烈，極端仇視邪惡勢力的不妥協者的形象。娜斯塔西婭對托茨基充滿了仇恨，當她得知玩弄了她的托茨基想另謀新歡時，就毅然趕到彼得堡，不讓托茨基明媒正娶地結婚。娜斯塔西婭對金錢的奴才甘尼亞表示出極大的蔑視，她斷然拒絕甘尼亞的求婚，並將10萬盧布的賣身錢投入火爐。此時，甘尼亞（娜斯塔西婭隻允許他一個人光著手去取）麵色蒼白，昏倒在地。在生日晚會一幕中，娜斯塔西婭不僅在精神上壓倒了在場的那些卑劣之徒，而且充分表現出了她對金錢世界及其奴才們的憎恨、蔑視和不妥協精神。
小說同時還深刻地寫出了娜斯塔西婭內心的矛盾和痛苦。小說剛開始，作者就通過一張照片傳神地寫出了娜斯塔西婭複雜的內心世界：深邃的眼睛、沉思的前額、蒼白消瘦的臉，熱烈而又高傲的表情，其中仿佛又包含著輕蔑、憎恨、信賴、純樸等等。娜斯塔西婭有豐富的情感，向往著美好的未來，然而她的心靈又是扭曲的。她自卑，始終認為自己是有罪的、墮落的女人，不配有更好的命運；她高傲，不接受任何施舍性質的同情和憐憫；她痛苦、矛盾，有時表現出病態的瘋狂，她憎恨現實，但又看不到出路，往往以自暴自棄來表示反抗，她一再動搖於象征新生的梅什金和象征墮落的羅果靜之間，這些都反映了娜斯塔西婭充滿矛盾的性格。
盡管作家的論戰激情和道德說教有時突破了藝術框架，但是《白癡》無疑具有不朽的藝術價值。這種價值不僅表現在豐滿而又生動的娜斯塔西婭・菲裏波芙娜形象以及其他眾多出色的形象的塑造上，而且小說對人生哲理的思考和人性內涵的發掘都極為深刻，對生活在暗無天日的社會中的人們的瘋狂和絕望的變態心理的刻畫更是入木三分。小說情節的開展也極有特色，充滿了一種內在的緊張性，如小說第一部僅一天的時間裏就出現了這樣一係列場景：火車上梅什金與羅果靜的會麵，葉潘欽宅邸中梅什金參與的交談，甘尼亞家出現的風波，娜斯塔西婭・菲裏波芙娜生日晚會上的一幕等等，這些幾乎是同時態中出現的場景，造成了一種動感和扣人心弦的藝術效果，深深吸引了無數讀者。
小說出版後，評論界有人指責《白癡》是一部“荒誕”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釋。1869年年初，他在致斯特拉霍夫的信中這樣寫道：“我對現實（藝術中的）有自己獨特的看法，被大多數人稱之為幾乎是荒誕的和特殊的事物，對於我來說，有時構成了現實的本質。事物的平凡性和對它的陳腐看法，依我看來，還不能算現實主義，甚至恰好相反。在每一期的報紙上您可以讀到許多實在的和奇怪的事實的報道。對於我們的作家來說，這些事實是荒誕的，而且也不被他們所注意……我們就是這樣讓全部現實在我們的鼻子底下溜走了……難道我的荒誕的《白癡》不是現實，而且是最平凡的現實？正是現在才必然在我們脫離了根基的社會階層中產生出這樣的人物，這類社會階層才真正變得荒誕了。”從《白癡》開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藝術觀念和藝術風格已經變得更加成熟。
盧那察爾斯基：《思想家和藝術家陀思妥耶夫斯基》
新婚夫婦的蜜月生活是不能令人羨慕的。這一點對於年輕的安娜・斯尼特金娜來說，無疑是一次真正的考驗。
新婚第一周，走訪、赴宴、晚會，充滿了喜慶而又忙亂的場麵。謝肉節的最後一天，他們在親戚家吃過午飯後來到姐姐家。晚上，自然又是祝賀、喧鬧，還有那無窮無盡的香檳。客人散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仍興致勃勃地坐在沙發上向安娜的姐姐和姐夫講述著一件趣聞。他突然打住了，臉色煞白，從沙發上欠起身，可怕地大喊了一聲，就倒了下去。安娜第一次見到丈夫的癲癇病發作，她緊緊抱住丈夫痙攣的身子，嚇呆了。一個小時以後，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是一次更加厲害的發作，持續時間長達兩個小時。第二天，他雖然恢複了常態，但與以往每次大的發作後的情景一樣，陀思妥耶夫斯基幾乎有整整一個星期心情抑鬱和沮喪。
與此同時，如安娜所說：“在這可悲的一周內，開始出現不愉快的情況和口角，這對我們婚後最初幾個星期的生活產生了如此惡劣的影響，以致我想起我們的‘蜜月’時總是感到傷心和苦惱。”除了擔心丈夫的健康外，安娜感到苦惱的還來自那些獲悉作家結婚的消息後上門討債的債主們的吵鬧，來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些親屬對她的無禮和貪得無厭的索取，更可怕的是新婚夫妻之間似乎失去了婚前那種令人迷醉的親密關係。為了改變這種令人窒息的局麵，夫妻倆打算出國一段時間。
陀思妥耶夫斯基又設法從卡特科夫那裏預支了1000盧布。然而，即使不把出國所需的費用計算在內，僅眼前他的親屬索要的和他急需支付的錢就達1400盧布。這明擺著他們至少暫時是出國無望了。然而安娜決心已下，無論如何得盡快離開這裏。她在母親的支持下，毅然把自己剛剛置辦的全部嫁妝，包括家具、鋼琴、皮貨、彩票和金銀首飾，統統送進了當鋪。出國需用的款子湊齊了。
1867年4月14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婦離開了俄國。如果說安娜主要是為了挽救他們的婚姻而下決心出國的話，那麽陀思妥耶夫斯基則有更多的無奈。他在從國外寫給友人邁科夫的信中說：“我出國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要挽救的不僅僅是健康，甚至是生命。癲癇病每周發作，清楚地感覺並意識到這種神經性的和大腦的疾患是非常痛苦的。第二個原因是我的處境：債主們再也不願意等待了，我離開俄國的時候，拉特金和佩恰特金已遞交了追償申請，我差一點被逮住。”與安娜離開國境時的喜悅心情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情是沉重的，甚至帶有悲劇性的預感：“我走的時候心都涼了。我不相信外國，就是說，我相信國外的精神影響將是非常惡劣的。我孤零零一個人，沒有錢，帶著一個年輕婦女，她懷著天真的歡樂心情向往著和我一起過流浪生活，但我也看到，在這種天真的歡樂心情裏麵有著許多缺乏經驗和一時衝動的成分，這使我不安並感到非常痛苦……現在無論在哪裏生活，全都一樣……到處是異國他鄉，到處是一隻離群的孤雁。”
這次出國原計劃為期3個月，而實際上他們卻不得不在國外度過了四年多的漂泊歲月。在這幾年裏，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婦到過歐洲不少地方。大致的路線是這樣的：1867年4月17日，到達柏林；4月19日，到達德累斯登；6月22日，前往巴登，中途在法蘭克福停留；8月13日，經巴塞爾到達日內瓦，在那裏住了9個多月；1868年5月末，離開日內瓦去沃韋；夏天，在維也納；9月初，前往米蘭；11月，前往佛羅倫薩；1869年7月20日，動身去布拉格，中途在威尼斯、波倫亞、的裏亞斯特和維也納等地停留；8月初，回到德累斯登，並在那裏住了較長時間；1871年7月5日，離開德累斯登，途經柏林回國。
剛到國外的那一陣子，安娜感到特別輕鬆，生活的節奏似乎一下子放慢了。沒有人整天吵吵嚷嚷地圍著他們轉，神經也不必老是繃得緊緊的，夫妻倆親親熱熱地廝守在一起，去公園散步，去遊覽市容，去參觀繪畫展，去聽音樂會……雖然身邊沒有多少錢，雖然也思念國內的親人，但她感到滿足，並將它比作婚前那段“充滿歡欣、坦誠和純樸的時光”。
離開了陰冷的彼得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體狀況有所好轉，他攤開了稿紙準備工作。那篇回憶別林斯基的文章得抓緊完成，文章的稿費早就預支了。可是，不知怎的，他的心裏老是翻騰著一個念頭，這念頭攪得他坐立不安：如今他特別想在輪盤賭上再試試運氣！陀思妥耶夫斯基終於按捺不住，向安娜提出了去漢堡賭場一試的想法。雖然安娜早在替陀思妥耶夫斯基速記《賭徒》時已經意識到，作者本人也像主人公一樣迷戀輪盤賭，可是她完全沒有料到這種迷戀程度是何等的令人吃驚和害怕。因此，一開始她隻是出於不想讓丈夫失望而很隨意地答應了他的要求。陀思妥耶夫斯基隨即就一個人去了漢堡。
也許，連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沒料到，他的悲劇性的預感竟然首先在賭場那不祥的輪盤麵前變成了現實。他在漢堡待了八天，那一封封寫給單獨留在陌生的城市裏的妻子的信中，充滿了狂熱的和令人壓抑的調子：“這兒有賭場，我便離不開它了；你可以想象我有多麽興奮……我要作出異乎尋常的努力保持冷靜”；“這一切使我感到討厭和可怕，我自己都想逃走……我受到命運的捉弄和打擊”；“我們剩下的錢很少了，不過你別抱怨，不要難過，也別怪我”；“我給你發了一封要求寄錢的信後就上了賭場……結果全部都輸光了，一個子兒也不剩……安尼婭，親愛的……你要理解，我有債必須償還，否則人家會罵我卑鄙……我需要贏錢。這是必需的！我去賭不是為了好玩。這是唯一的出路，但由於盤算失誤，一切都完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垂頭喪氣地回到德累斯登，妻子沒有責怪他，這使他既感動又內疚。不過，他不服輸，他依然衝動地認為隻要保持冷靜，準能贏錢。在收到《俄國導報》寄來的一筆預支款後，陀思妥耶夫斯基說服妻子同去巴登。他堅信有安娜在身邊，他就會保持冷靜，並一定會在賭場上獲勝。
安娜後來這樣寫道：“回憶在巴登度過的那5個星期……我肯定，這是一種極其可怕的生活，它把我的丈夫完全控製住，不讓他從沉重的鎖鏈下掙脫出來。費多爾・米哈伊洛維奇關於用他的賭法有可能在輪盤賭上贏錢的說法完全正確……但是有一個條件，那就是采用這種方法的……不是像我丈夫那樣神經質的、對一切事物都迷醉到極端的人。不過，除了冷靜和沉著外，玩輪盤賭還需要有一筆可觀的資金，以便在賭博失利的情況下也能經受得住。可是費多爾・米哈伊洛維奇卻根本沒有這方麵的條件。相對而言，我們的錢很少，完全不可能在失利的情況下從什麽地方弄到錢。這樣，不到一星期，費多爾・米哈伊洛維奇就把所有的現錢都輸光了。”
“他開始焦急不安，考慮著從哪兒去弄些錢，好繼續賭下去。臨了，隻得以抵押物品來借款。但是即使到了抵押東西的地步，我的丈夫有時候還是不能克製自己，往往把剛剛拿到的押款一古腦兒輸光。有時候，他幾乎把最後一個塔列爾也輸掉，可是他也會突然間碰上運氣，帶回家幾十個金幣……但這些錢在我們手裏的時間不長。費多爾・米哈伊洛維奇不能自製。他還沒有從賭博的激動狀態中定下心來……直到最後把所有的錢輸得精光。又得抵押東西了，但是我們貴重的物品不多，很快就告罄。這時候，我們債台高築……我寫信給母親，苦惱地等待著她把錢寄來，可是錢一到手，當天或第二天就消失在賭台上了。而我們隻還掉了急需償還的債務（房錢、夥食費等）中的一小部分，過後又兩手空空。我們冥思苦想，琢磨著采取什麽辦法弄到一筆錢來還債，最終離開這座地獄，根本不去想贏錢的事了……”
“我從未為丈夫輸了錢而責備他……但是看到費多爾・米哈伊洛維奇本人受苦，我卻從心底裏感受到難受。他從賭場回來……臉色蒼白，疲憊不堪，身子搖搖晃晃，在我那兒拿了錢走了，過半小時重又回來取錢，心緒更為惡劣，他如此往返，直到把我們手裏的錢都輸光為止。當費多爾・米哈伊洛維奇沒有錢上賭場而又無法弄到錢的時候，他是那麽苦惱，以至號啕痛哭，陷於完全絕望的境地，跪在我麵前，乞求我寬恕，因為他的行為使我受到精神上的折磨。我得花很大的力氣，費很多的唇舌勸慰他，使他定下心來，感到我們還沒有到山窮水盡的地步。我還得努力想出擺脫困境的辦法，把他的注意力引向別的方麵……我們的美好生活變成了噩夢。”
安娜很快明白，對於丈夫來說，嗜賭是一種難以治愈的疾病，一種無法擺脫的誘惑，雖然他為此感到無比的痛苦。“最主要的是賭博本身。要知道，它是那麽吸引人。不，我向您發誓，這裏不單是因為貪財，雖然我比任何人都更需要錢……”嗜賭成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當時這樣對她說。
這種可怕的迷戀直到國外生活的最後時期才真正結束，那已是1871年4月。當時，陀思妥耶夫斯基情緒不佳，焦躁不安。安娜很著急，就有意勸丈夫去威斯巴登賭場“試試運氣”。安娜根據以往的經驗明白：丈夫“在感受強烈的印象，要求冒險、賭博的渴望得到滿足以後，回來的時候就會平靜下來，確信自己贏錢的希望已經落空，他便會以新的力量著手寫小說，在兩三個星期內把輸掉的錢掙回來”。
陀思妥耶夫斯基帶走了120塔列爾（這筆錢對於當時經濟窘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婦來說是頗為可觀的），結果輸掉了。他立即寫信讓安娜再寄30塔列爾來，可收到的錢又輸掉了。賭博的狂熱過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異常的痛苦，一種前所未有的悔恨籠罩在他的心頭。他從賭場發瘋似地衝了出去，在陌生的街道上狂奔。他想去找牧師懺悔，可是迷了路。當天深夜，他從威斯巴登寫信給妻子說：“這4年中，你為我把自己的一切東西都抵押出去了，而且隨我漂泊異鄉，思念祖國！安尼婭，安尼婭，別忘記，我不是一個卑鄙的人，隻是一個狂熱的賭徒……現在這一幻想永遠消失了……折磨我達十年之久的、可惡的幻想消失了。十年來（或者更確切地說從我哥哥死後，我突然負債累累的時候起）總是幻想贏錢。我曾經認真地，狂熱的幻想著。現在這一切都已過去！這真正是最後一次！安尼婭，你相信嗎，現在我的手腳自由了。原來我被賭博所束縛，今後我會考慮事業，而不是像過去那樣整夜幻想賭博。因此事業會進行得更好也更順利，上帝會賜福的！安尼婭，保持對我的美好感情吧，別恨我，不要中斷對我的愛。現在我已新生……”陀思妥耶夫斯基果真斷然離開了那不祥的輪盤，自此以後他再也沒有去過一次賭場。
陀思妥耶夫斯基對德累斯登繪畫博物館似乎情有獨鍾，這裏是他在國外期間常常光顧的地方。安娜清楚地記得，剛出國的那年春天，他們行色匆匆地來到德累斯登，才安頓好，丈夫就迫不及待地將她帶到了博物館。他大步流星地走到意大利畫家拉斐爾的那幅著名的《西斯廷聖母》前，充滿激情地站住了。“至今沒有一幅畫對我產生過像這幅畫那樣的印象。在這神聖的臉上顯現出何等的美，何等的純潔和憂傷，在這對眼睛中又包含著多少溫順和苦難。費嘉在聖母的微笑中看到了悲傷，”安娜後來回憶說。特別吸引陀思妥耶夫斯基注意的還有意大利畫家提香的《拿著錢幣的基督》和法國畫家克洛德・洛蘭的《阿西斯和該拉忒亞》，他認為前者可以與拉斐爾的聖母像媲美，“基督的臉容表現出驚人的溫和、崇高和痛苦”；後者是傑出的神話風景畫，“那裏描繪的永遠是一個黃金時代”。在安娜的回憶錄中有不少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為那些取自古老題材的著名繪畫和雕塑所陶醉的記載。
也許是這些古老的題材激發了他的靈感，陀思妥耶夫斯基從1867年夏天開始又全身心地投入到一部新作品的構思和創作之中。生活變化得這麽快，許多事情讓他感到惶惑不安。在認為當代社會已病入膏肓這點上，他與革命民主主義作家並沒有分歧，但是他不能同意他們對社會患病的原因的分析，更無法讚同他們提出並努力實行的治病主張。他早就想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現一下當代的現實，並為這可怕的現實尋找一條出路。有些想法已經成熟：這部小說的名稱想好了，就叫《白癡》，故事情節的發生時間與作家的創作時間同步，男主人公是梅什金公爵。
構思的過程很痛苦：“我每天平均要構思五六份（至少）提綱。我的腦袋像風車一樣轉動著。我真不懂，我怎麽會沒有發瘋”；“我整整一個夏天和秋天對各種思想（有些思想非常有趣）進行綜合，某些經驗總是使我預感到一些思想的虛假，或者有些難度，或者缺乏生命力。最後我選定了一種思想便開始工作，寫了很多，但在新曆12月4日全給我扔掉了”。使作者不滿的是，初稿中對主人公性格的定位有誤。在當時的構想中，梅什金是個“驕傲的和利己的”的人。這種形象當然也值得寫，他在前一陣子就寫過一些“反英雄”的典型，不過如今他更想寫出能體現他的救世思想的理想的正麵形象，這樣的形象將完全不同於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麽辦》中塑造的那些精神崇高但熱衷於社會鬥爭的“新人”。
自然，這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他給邁科夫寫信說：“有一個思想早就在折磨著我，但我不敢以它來寫小說，因為這個思想是很難應付的，而且我尚未充分把握住它，盡管它很動人，我也很愛它。這個思想就是描繪一個十分美好的人。依我看來，再也沒有比這更困難的了，尤其在我們這個時代。您當然會完全同意這一點的。這個思想過去在某個藝術形象中閃現過，但僅僅是閃現而已，需要的則是完整的形象。隻是我走投無路的處境才迫使我去表現這個尚未成熟的思想，我好像在玩輪盤賭，作了一次冒險：‘也許，下筆之後會自然展開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給最能與之進行心靈交流的外甥女索尼婭的信中也談道：“長篇小說的思想是我早就有了的，而且我很喜愛。隻是它極難處理，以至我長時間不敢動手……長篇小說的主要思想是描繪一個正麵的美好的人物。世界上再也沒有比這件事更難了，特別是現在。所有作家，不僅是俄國的，甚至是全歐洲的作家，如果誰想正麵描寫美，總是感到無能為力。因為這是一個無比困難的任務。美是一種理想，而理想（無論是我們的，還是文明的歐洲的）都還遠未形成。在世界上隻有一個絕對美好的人物基督。因此，這個無可比擬、無限美好的人物的出現當然也是永恒的奇跡……”他在創作筆記中稱，梅什金“公爵就是基督”。
新的構思形成以後，陀思妥耶夫斯基全力以赴，日夜揮筆不停。1868年1月初，《白癡》第一部的前五章完稿，隨即寄往俄國。不久，《俄國導報》第一期上就刊出了小說的開頭部分。在1868年這一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主要精力全放在了這部作品的創作上。小說後又在該刊的第二、第四和第十二期上刊出。
毫無疑問，這部作品的出現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藝術生涯中的又一座高峰，盡管其中也表現出作家思想的尖銳矛盾。《白癡》展現的是當代的社會生活。60年代後期資本主義的迅猛發展以及它對舊俄國的巨大衝擊，金錢勢力對生活各個領域的滲透，各種社會思潮的激烈交鋒，都被作家藝術地表現了出來。在小說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更注意道德心理問題。他在揭示金錢勢力的滲透導致的道德感情的淪喪、家庭紐帶的斷裂、健全個性的退化、美被褻瀆和毀滅等諸多方麵，確實是成功的、獨特的和無與倫比的。不過，從小說中也可看出，他在試圖通過筆下的正麵形象梅什金來體現自己的理想和所謂“偉大的上帝美”的時候，顯得勉強和力不從心。
如果說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與罰》中已經通過索尼婭形象部分地體現了他的正麵理想的話，那麽《白癡》中的梅什金公爵則是他第一次塑造的能較全麵地體現他的社會理想的形象。梅什金自幼父母雙亡，因患癲癇病被送往瑞士治療，從小在孤獨的環境和偏僻的鄉村中長大。他在與質樸的牧民及其孩子的交往中受到熏陶，具有孩童般淳樸的性格，頗有點像盧梭筆下的“自然人”。梅什金不諳世事，不善應酬，沒有受過高等教育，他回國後在他出身的貴族社會中間顯得格格不入，被人認為是“白癡”。梅什金沒有欲念，尤其沒有對金錢的欲念，他極富同情心，對別人的痛苦異常敏感，並願意為之作出自我犧牲。在這個“金錢主宰一切”的社會中，梅什金的頭上罩著聖潔的光環，仿佛是基督降臨人間，大聲宣布：“美拯救世界！”
梅什金與小說中的其他人物的每一次接觸都成了一場緊張的衝突，他在衝突中以本身的行為揭露了金錢世界的罪惡本質和它的道德標準的虛偽。然而，他身上的堂・吉訶德的色彩過濃，對生活的理解過於抽象，他總是想以基督教的精神感化罪惡的生活，在宗教的基礎上挽救墮入深淵的人們。麵對黑暗的現實，梅什金所宣傳的順從、寬恕和不以暴力抗惡的理論顯得極為蒼白和無力，他不僅無法拯救別人，甚至連自身也被吞噬。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站在主人公一邊，力圖在他身上寄寓自身的理想，但是不願違背生活真實的藝術家還是客觀地（也許是不由自主地）寫出了梅什金的無法避免的悲劇。
應該說，作家塑造的最成功的是娜斯塔西婭・菲裏波芙娜的形象，這個形象的性格特征帶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當年的戀人蘇斯洛娃的某些清晰的印記。小說的情節基礎主要是由這一形象的悲劇命運構成的。
這是一個被淪為上流社會玩物的、受欺淩和受損害的女性形象。娜斯塔西婭出身於小貴族，父母早亡，地主托茨基收養了她。托茨基是個歐化的自由主義貴族，在娜斯塔西婭少年時代，托茨基發現她是個“美人胚子”，於是就開始培養她的“高雅趣味”。娜斯塔西婭16歲時，托茨基就占有了她，並在以後數年裏一直把她作為尋歡作樂的對象。然而，這僅僅是娜斯塔西婭悲劇命運的開端，她很快又成了資本主義金錢勢力的犧牲品。托茨基為了另謀新歡，出7萬5千盧布將娜斯塔西婭推給葉潘欽將軍的秘書甘尼亞，見錢如命的甘尼亞自然求之不得，而葉潘欽也竭力促成此事，他希望日後從屈從於他的甘尼亞處得到美貌的娜斯塔西婭，將她作為自己的情婦。這是一筆罪惡的交易。然而更有甚者，早就迷戀於娜斯塔西婭美貌的商人羅果靜公開出高價與甘尼亞之流競爭，並以10萬盧布的代價得到了娜斯塔西婭。這場交易的最終結局是娜斯塔西婭慘死在羅果靜（包括所有參與這場交易的人們）之手。作者通過娜斯塔西婭不幸的遭遇，淋漓盡致地揭露了俄國金錢社會的黑暗和罪惡，深刻表現了美被金錢世界毀滅的悲劇。
娜斯塔西婭又是一個稟賦良好，性格剛烈，極端仇視邪惡勢力的不妥協者的形象。娜斯塔西婭對托茨基充滿了仇恨，當她得知玩弄了她的托茨基想另謀新歡時，就毅然趕到彼得堡，不讓托茨基明媒正娶地結婚。娜斯塔西婭對金錢的奴才甘尼亞表示出極大的蔑視，她斷然拒絕甘尼亞的求婚，並將10萬盧布的賣身錢投入火爐。此時，甘尼亞（娜斯塔西婭隻允許他一個人光著手去取）麵色蒼白，昏倒在地。在生日晚會一幕中，娜斯塔西婭不僅在精神上壓倒了在場的那些卑劣之徒，而且充分表現出了她對金錢世界及其奴才們的憎恨、蔑視和不妥協精神。
小說同時還深刻地寫出了娜斯塔西婭內心的矛盾和痛苦。小說剛開始，作者就通過一張照片傳神地寫出了娜斯塔西婭複雜的內心世界：深邃的眼睛、沉思的前額、蒼白消瘦的臉，熱烈而又高傲的表情，其中仿佛又包含著輕蔑、憎恨、信賴、純樸等等。娜斯塔西婭有豐富的情感，向往著美好的未來，然而她的心靈又是扭曲的。她自卑，始終認為自己是有罪的、墮落的女人，不配有更好的命運；她高傲，不接受任何施舍性質的同情和憐憫；她痛苦、矛盾，有時表現出病態的瘋狂，她憎恨現實，但又看不到出路，往往以自暴自棄來表示反抗，她一再動搖於象征新生的梅什金和象征墮落的羅果靜之間，這些都反映了娜斯塔西婭充滿矛盾的性格。
盡管作家的論戰激情和道德說教有時突破了藝術框架，但是《白癡》無疑具有不朽的藝術價值。這種價值不僅表現在豐滿而又生動的娜斯塔西婭・菲裏波芙娜形象以及其他眾多出色的形象的塑造上，而且小說對人生哲理的思考和人性內涵的發掘都極為深刻，對生活在暗無天日的社會中的人們的瘋狂和絕望的變態心理的刻畫更是入木三分。小說情節的開展也極有特色，充滿了一種內在的緊張性，如小說第一部僅一天的時間裏就出現了這樣一係列場景：火車上梅什金與羅果靜的會麵，葉潘欽宅邸中梅什金參與的交談，甘尼亞家出現的風波，娜斯塔西婭・菲裏波芙娜生日晚會上的一幕等等，這些幾乎是同時態中出現的場景，造成了一種動感和扣人心弦的藝術效果，深深吸引了無數讀者。
小說出版後，評論界有人指責《白癡》是一部“荒誕”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釋。1869年年初，他在致斯特拉霍夫的信中這樣寫道：“我對現實（藝術中的）有自己獨特的看法，被大多數人稱之為幾乎是荒誕的和特殊的事物，對於我來說，有時構成了現實的本質。事物的平凡性和對它的陳腐看法，依我看來，還不能算現實主義，甚至恰好相反。在每一期的報紙上您可以讀到許多實在的和奇怪的事實的報道。對於我們的作家來說，這些事實是荒誕的，而且也不被他們所注意……我們就是這樣讓全部現實在我們的鼻子底下溜走了……難道我的荒誕的《白癡》不是現實，而且是最平凡的現實？正是現在才必然在我們脫離了根基的社會階層中產生出這樣的人物，這類社會階層才真正變得荒誕了。”從《白癡》開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藝術觀念和藝術風格已經變得更加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