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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份犯罪行為的心理報告”
打哥哥去世那天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就經常為沉重的債務所困擾。《當代》倒閉後，債主們更是紛紛找上門來，他的處境變得異常艱難。1865年6月6日，他的財產被查封，他麵臨著隨時有可能被關進債務監獄的危險。為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無休止地與高利貸者、商人、訴訟代理人和警察局長等周旋。“整整一年中，我幾乎連一個字也沒寫！”他苦惱萬分，又產生了出國一走的念頭。是啊，哪怕能暫時避一避債主的糾纏也好呀！再說，也許在那裏他能靜下心來把那部構思已經成熟的長篇寫出來。當然，說不定還能從輪盤賭中獲得一筆擺脫困境的巨款呢。
可是，眼下他就急需3000盧布。從哪兒能搞到這筆錢呢？沒有人願意再借錢給他。陀思妥耶夫斯基寫信給打了多年交道的克拉耶夫斯基，說能給他的雜誌提供一部名叫《醉漢》的長篇小說，為此希望他能預支稿費3000盧布。克拉耶夫斯基拒絕了這一請求。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陀思妥耶夫斯基遇到了投機商人斯傑洛夫斯基。這是彼得堡出版界眾所周知的騙子，可是他卻願意馬上拿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所需要的這筆錢。條件是：作家的三卷文集的出版權歸他，並且陀思妥耶夫斯基必須在明年11月1日前向他交出一部篇幅不得少於12個印張的長篇小說，如到期不能履約，那麽今後9年內他就可以無償地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任何作品。何等苛刻的條件！這完全是一種趁火打劫的行徑。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無奈地簽了字。
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到手的3000盧布中的大部分償付了逼到眼前的幾筆債務，又從餘下的錢中取出一些給了靠他接濟的嫂子一家，而後帶著僅剩的175個銀盧布動身去了德國的威斯巴登，那時已是7月末了。
威斯巴登是一個著名的賭城。兩年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這裏一個小時內贏得過1萬多法郎，這次他還想碰碰運氣。可是出師不利，他一下子就把僅剩的一點錢全交給了賭場，而且不得不把表也抵押給了旅店老板。陀思妥耶夫斯基隻得四處求援，屠格涅夫給他寄來了50塔列爾，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把它們用去冒險，還是輸了個精光。於是，他一下子落到了極為尷尬的境地。這是他8月裏寫於威斯巴登的信中所描述的生活狀況：“我的情況糟到了難以想象的地步……清晨，旅館的人說，已經通知不再給我開飯、送茶和咖啡。我便去說明情況，大腹便便的德國老板告訴我說，我‘不配’吃飯，他隻答應給我送茶。因此從昨天開始我吃不上飯，隻能以茶充饑了，而且送來的茶也非常糟糕……所有的侍者對我都表現出一種難以形容的、純粹德國式的蔑視。”“我已經三天沒有吃午飯了，早上和晚上隻能喝上幾杯茶。說也奇怪，我一點也不想吃東西。可惡的是老板總是對我施加壓力，一連幾個晚上拒絕供給蠟燭……”然而，恰恰就是在這種令人難以置信的窘迫處境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開始了他的震驚文壇的巨著《罪與罰》的創作。
9月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從威斯巴登寫信給友人米留科夫，托他以300盧布的低價向俄國的有關刊物預售他正在創作的一部作品。米留科夫立即向《讀者文庫》、《現代人》和《祖國紀事》等刊物探詢，但都被一一婉言拒絕了。於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提筆給《俄國導報》的發行人卡特科夫寫了一封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提出了相同的要求後，較為詳盡地向卡特科夫描述了這部作品的基本構思和框架：
“這是一次犯罪的心理報告。故事發生在今年。一個年輕的大學生被迫輟學，他出身於小市民，生活極度貧苦，由於輕浮和思想不穩定，接受了存在於社會情緒中的某些奇怪的‘不成熟的’思想影響，決定一舉擺脫自己十分困難的處境。他下決心殺死一個放高利貸的老太婆……她狠毒，吞噬別人的生命……‘她何必活在世上？’‘她對誰有好處？’以及諸如此類的問題使年輕人思想混亂了。他決定殺死她，搶走她的錢，使生活在小縣城裏的母親幸福；把他在地主家裏做家庭教師的妹妹解救出來，使貪淫好色的地主不再對她存非分之想，因為地主的糾纏很可能使她遭到毀滅；完成自己的學業後出國，以後一輩子都做一個正直的人，堅定不移地履行‘對人類的人道主義的義務’。這一切自然也就能夠為自己‘贖罪’，如果對待這個老太婆的行為可以算得上一樁罪行的話……盡管如此，要進行這類犯罪活動是非常困難的，也就是說，稍一粗心大意就會露出馬腳，被人抓住把柄……但他還是利用一個十分偶然的機會，迅速而順利地幹了這件事。”
“他在凶殺活動之後到最終的悲慘結局，幾乎有一個月平安無事。對他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懷疑。正在這時候才展開了犯罪的整個心理過程。無法解決的問題在凶手的麵前出現了，難以想象和出人意外的感情折磨著他的心。上帝的真理和人間的準則取得了勝利，結果他不得不去自首。他不得不這樣做，哪怕是死在牢房裏，因為他又能和人們交往；他在犯罪之後馬上感受到的與人類隔絕和分離的感情使他萬分痛苦。真理的法則和人的本性占了上風……罪犯決定以承受痛苦來贖自己的罪……此外，我的小說還暗示一種思想，即法律所規定的對犯罪的懲罰對於犯人的威懾作用要比立法者所設想的輕得多，部分原因是他本人在道義上要求懲罰。”
“……我想通過一個有文化的、新一代的人來表現這一點，使這一思想更為明顯和具體。最近發生的一些情況證明，我的小說的情節根本不奇特。這是指凶手是一個有教養的和品行端正的青年人而言。有人告訴我，去年在莫斯科有一個大學生，因在莫斯科鬧學潮而被大學開除，後來他決定搶劫郵局並殺死郵務人員。我們的報紙還披露了由於思想異常動蕩而引起的可怕的案件的許多消息……總之，我相信，我的情節與時代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這部作品我沒有匆忙行事，而且寫得很有激情。我一定努力，哪怕隻是為了自己，一定要把它寫得更好些……”
卡特科夫敏感地意識到，這將是一部極有分量的作品，會給他和他的刊物帶來良好的收益。他接受了這部小說，並很快支付了300盧布。
10月裏，陀思妥耶夫斯基應弗蘭格爾的邀請（弗蘭格爾同時還寄來了一筆路費），坐船去了哥本哈根。他在朋友那裏度過了愉快的一周後，於10月中旬回到了俄國。
那年冬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全力撲在《罪與罰》的創作上。可是，債主、疾病、孤獨、貧困，仍無時不在困擾著他。他這樣寫信給弟弟尼古拉：“近來，發病空前頻繁，而且極其嚴重。工作進展緩慢，此外我還感冒了，家裏亂七八糟。”他又這樣對朋友弗蘭格爾訴說：“長篇小說是藝術創作，進行創作時要求情緒穩定和富有想象。可是債主卻總是折磨我，即以送我坐班房相威脅。至今我還沒有解決他們的問題，而且還不知道今後能否解決，雖然其中許多人很明智，接受了我延期五年償還的建議，但另一些債主我至今還沒有辦法對付。請您理解我有多麽不安。這會破壞情緒和感情，而且常常一連幾天……天哪，還有病痛。回國後不久，癲癇病發作得厲害，像是要補足在國外的三個月沒有發病的次數似的。而現在痔瘡已經折磨了我一個月……我變得神經質，容易衝動，性情變壞了。我不知道這一切會產生怎樣的後果。整整一個冬天我誰也沒有拜訪過，誰也沒有見過，也不知外麵的情況……這樣的狀況會延續到長篇小說的完成為止如果我不被關進債務監獄的話……親愛的朋友，你至少享有家庭幸福，我的命運與這人類偉大而唯一的幸福無緣。”
他在給卡特科夫的信中也談到自己在創作《罪與罰》時的極為糟糕的處境：“我全部精力投入了這部小說，已經不能從事其他活動，由於我分文不名，告貸無門，難以維持寫作期間的生活，便陷入了極度的貧困之中……已亡故的家兄一家要由我負擔，他們一無所有，我要和他們分享最後一分錢。此外，我還承擔著不容推卸的神聖義務。我實在無法維持自己的生活，朋友的好意也因經常的借款而減退了，為了借一個盧布要奔波三天，與此同時我必須努力工作，因此在精神上感到痛苦：我愛我現在的這篇作品，我對它寄予很大的希望並傾注了自己的心血，完全被它占有；可是我卻經常中斷寫作，浪費了寶貴的時光，而且在情緒很壞的時候……卻必須首先寫出具有藝術性的作品，這類作品是要求精神安定和一定的情緒的。”
這正是“苦役犯般的寫作”！也許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理由這樣說：“我相信，在我國過去和現在的文學家中間，沒有一個人是在我經常所處的那種條件下寫作的，屠格涅夫隻要想到那樣的境況就會愁死的。”就是在這種“苦役犯般的寫作”條件下，《罪與罰》初稿的主要部分完成了。但是，11月底，作家把已經寫好並修改完畢的手稿付之一炬，因為如他對弗蘭格爾所說的那樣：“我自己不喜歡。新的形式、新的結構吸引了我，於是我又重新寫起。我日以繼夜地工作……”隨著寫作的進展，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已經意識到，“這部長篇小說也許是一部了不起的傑作”，它會“在讀者中引起強烈反響”，“小說中有些大膽和新穎的東西”。
從1866年1月起，《俄國導報》開始連載《罪與罰》，並陸續發表在刊物的第一、二、四、六、七、八、十一和十二期上。
那年夏天，《罪與罰》的創作進入了最緊張的階段。為了保證小說的順利完稿，也為了便於同正在分期刊出這部小說的《俄國導報》編輯部聯係，陀思妥耶夫斯基來到了莫斯科近郊柳泊林諾，他的妹妹薇拉一家住在那裏。柳泊林諾離莫斯科僅五六裏路，四周是大森林，西麵還有一個大湖，是個幽靜而舒適的處所。妹妹家是個大家庭，不僅家裏孩子多，來來往往的年輕人也不少。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近旁的一幢兩層樓的石頭房子裏租了一個房間，以便專心致誌地工作。對於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說，在柳泊林諾度過的兩個月，工作自然是緊張的，但生活中也充滿了歡樂。
與妹妹一家的相處使他深感愉快。陀思妥耶夫斯基對薇拉妹妹一家始終懷有特別深摯的愛，而與那些可愛的外甥、外甥女和其他的年輕人的交往，似乎使他忘記了種種煩惱，重新回到了青年時代。據外甥女瑪麗婭・伊凡諾娃和當時正在那裏度夏的大學生福赫特回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和年輕人相處時表現出了勃勃生氣：
“雖然他已45歲，和青年們做伴卻異常隨和，各種消遣遊戲與惡作劇，總是他興頭的……他始終服飾雅致，穿著漿過的襯衣，灰色的褲子，寬大的藍色背心。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注意自己的儀表，比如，他因胡子太稀而感到傷心。年幼的外甥們利用這一弱點，常常偏去嘲笑舅舅的‘胡子稀稀拉拉’……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歡窺察在場的某個人的弱點或可笑的地方，拿來逗樂，還拿笑話、信口胡謅的詩句去作弄他的受害者。年輕人勇敢地回擊他，他們之間經常互相快樂地挖苦……”
“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喜愛青年，工作之餘，所有的空閑時間他幾乎完全交給青年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積極地參加這種遊戲，而且在這方麵很會出點子，翻新花樣。他有一次甚至想出個主意：造一個類似露天劇場的戲台，讓我們即興演出……總之，他像孩子一樣和我們一起遊戲，也可能他在創作他的偉大作品的繁重的思想和精神勞動之後，在遊戲中得到休息與安慰吧。”“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常和待在伊凡諾夫家的青年們爭論風行一時的‘虛無主義’，爭論什麽更崇高：‘是靴子，還是普希金的作品。’他雄辯地捍衛了普希金詩歌的意義。”
在柳泊林諾，陀思妥耶夫斯基又經曆了一場戀愛風波。那年夏天，在妹妹家裏還住著薇拉年輕的妯娌葉蓮娜。葉蓮娜聰明善良，可婚姻卻很不幸，她與丈夫互不相愛，而丈夫此時已病入膏肓。妹妹一家都在暗中撮合陀思妥耶夫斯基與葉蓮娜的關係，陀思妥耶夫斯基對葉連娜頗有好感，也主動追求過她。當兩人一起在林中散步和泛舟湖上時，他曾明確地向葉蓮娜提出過一個問題：如果允許她自由選擇的話，她是否願意嫁給他？葉蓮娜沉默了。她不願意在丈夫沒有去世前回答這個問題，雖然看得出她對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很有感情的。他們之間的關係未能進一步發展下去，半年後陀思妥耶夫斯基找到了自己的生活伴侶。
當然，在柳泊林諾時期，陀思妥耶夫斯基也遇到過不快和苦惱。在那些日子裏，他幾乎每星期都要抽時間上莫斯科的《俄國導報》編輯部一次，可是回來時他往往悶悶不樂。原因是卡特科夫和編輯柳比莫夫幾乎每次都對小說提出質疑，特別是對集中塑造索尼婭形象的那一章不滿。在他們看來，一個妓女怎麽能充當《福音書》的解釋者和迷途的拉斯柯爾尼科夫的精神導師呢？他們的辦刊方針不容許這樣做。於是，編輯部不斷要求修改，並堅決要求刪掉拉斯柯爾尼科夫與索尼婭的那段哲理對話。陀思妥耶夫斯基據理力爭，可效果不大，因此他常常不得不對小說大動幹戈。
7月中旬，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致友人米留科夫的信中痛心地寫道：“關於這一章我不知道說什麽才好，我寫它的時候真正充滿了感情，不過也許它很不好，但他們注意的不是藝術性，而是擔心道德問題。在這方麵我是正確的，那裏根本沒有違反道德的東西，甚至完全相反，而他們卻看到了別的，此外，他們看到了虛無主義的痕跡。柳比莫夫堅決提出必須修改。我答應了，根據花去的勞動和精力，這一大章的修改至少相當於我重寫三章的工作量，但我修改後交出去了。可這是真正的不幸……柳比莫夫告訴我作了很多刪節……我不知道今後會怎樣，隨著小說的進展而開始出現的這種與編輯部觀點的對立，使我感到非常不安。”他在同時寫給柳比莫夫的信中表示：“現在我向您提出一個最大的要求：看在基督的分上，其他地方就請您維持原狀吧……請愛護一下我這部可憐的作品吧！”經過努力，索尼婭形象還是基本上保存了下來，但編輯的刪改對作品的基調無疑也產生了無法彌補的傷害。
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就試圖通過對個人犯罪心理的分析來剖析當代的社會問題。當年《時代》雜誌上還連載過研究法學的法國青年拉謝涅夫的犯罪材料，他因殺害一個老年婦女而入獄。拉謝涅夫在獄中申訴，認為自己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謀財害命之徒，而是社會不公的抗議者和受難者，引導他走上這條道路的是那個時代的革命氣氛和空想社會主義的學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為這份材料加了前言，認為這份材料“所以比各種小說更能引人入勝，是因為它揭露了人類心靈的那樣一種陰暗的方麵，即藝術不願意接觸，而如果接觸也隻是順便以細節的形態出現的方麵”。顯然，引起作家興趣的是材料中所反映的與當代社會密切相關的犯罪心理。這份材料與作家後來寫成的那份“犯罪行為的心理報告”《罪與罰》，自然有著內在的聯係。
《罪與罰》的主題是深刻的。凸顯在小說前景的是人道主義作家為被欺淩與被侮辱的人們所作的憤怒申辯。在這部作品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真實地展示了19世紀中葉俄國城市貧民的悲慘境遇。作者筆下的京城彼得堡是一派暗無天日的景象：草市場上聚集著眼睛被打得發青的妓女，汙濁的河水中掙紮著投河自盡的女工，窮困潦倒的小公務員被馬車撞倒在街頭，發瘋的女人帶著孩子沿街乞討……與此同時，高利貸老太婆瞪大著凶狠的眼睛，要榨幹窮人的最後一滴血汗；滿身銅臭的市儈不惜用誘騙誣陷的手段殘害小人物，以達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而荒淫無恥的貴族地主為滿足自己的獸欲，不斷幹出令人發指的勾當……作者懷著滿腔的激憤和巨大的同情將俄國可怕的社會貧困和窮人走投無路的狀況無情地展現在了讀者麵前。
但是，小說觸及了更深層次的東西。在作者筆下，主人公拉斯柯爾尼科夫是一個具有雙重人格的人物形象。他的人格的兩麵是如此的不可調和：拉斯柯爾尼科夫既是個心地善良、樂於助人的窮大學生，一個有天賦的、有正義感的青年；同時他的性格又病態地孤僻，“有時甚至冷漠無情、麻木不仁到了毫無人性的地步”。為了證明自己是不是一個“不平凡的人”，竟然可以去行凶殺人。“在他身上似乎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性格在交替變化”。拉斯柯爾尼科夫根據自己對現實的觀察和思考，創造了這樣一種“理論”：人可以分為兩類，即“不平凡的人”和“平凡的人”。前者能“推動這個世界”，這種人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為所欲為，甚至殺人犯罪；後者是平庸的芸芸眾生，不過是“繁殖同類的材料”和前者的工具。拉斯柯爾尼科夫決定通過犯罪來以測試一下，自己是否屬於“不平凡的人”之列。
然而，小說真實地揭示了拉斯柯爾尼科夫的“理論”的內核，這種理論盡管也是對社會不公的一種抗議，但卻是無政府主義的抗議。它不僅不能使主人公獲得夢寐以求的窮人的生存權，反而肯定了少數人奴役和掠奪他人的權利。小說深刻地寫出了這種“理論”的必然破產，指出了它的極端個人主義的實質。
作者還試圖通過主人公的悲劇強調，一個人如果無視傳統和社會準則，那麽就會導致道德的墮落和精神的崩潰。最高的審判不是法庭，而是道德的審判；最嚴厲的懲罰不是苦役，而是良心的懲罰。不過，作者對這一“理論”的批判始終停留在倫理道德和宗教思想的基點上，並把拉斯柯爾尼科夫的犯罪行為歸結為主人公拋棄了對上帝的信仰。作者為他安排的一條“新生”之路，實際上就是與黑暗現實妥協的道路，也就是“索尼婭的道路”。作者把索尼婭看做人類苦難的象征，並在她身上體現了虔信上帝、承受不幸、通過苦難淨化靈魂的思想。作為一個黑暗社會的犧牲品，索尼婭的形象有著不可低估的意義，但是作為一個理想人物，她卻顯得蒼白。顯然，“用宗教複活人”的思想與整部作品所顯示的強大的批判力量是不相協調的。
《罪與罰》的發表標誌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藝術風格的成熟。在這部作品中，作者充分顯示了他的“刻畫人的心靈深處的奧秘”的巨大才華。占據畫麵中心的是主人公雙重人格圍繞著實踐他的“理論”而展開的尖銳衝突，而這裏由主人公雙重人格構成的“心理對位體”結構中心對總體布局起了重要的製約作用。拉斯柯爾尼科夫不斷地動搖在對自己的“理論”的肯定與否定之間。犯罪前，前者漸占上風；犯罪後，兩者呈緊張的相持狀態；在殘酷的現實和道德懲罰麵前，主人公終於否定了自己的“理論”。“心理對位體”的幾個發展階段大體決定了小說的布局。由於作家著力於拓寬人物內在的心理結構，小說的情節結構相對地處在了從屬的地位。就情節主線而言，馬爾美拉多夫情節線和拉斯柯爾尼科夫情節線曾經分別屬於作者計劃寫的兩部長篇小說。經過作家重新構思，《罪與罰》將兩條情節線交融了。
盡管馬爾美拉多夫一家的遭遇令人同情，小說的凶殺事件扣人心弦，可它們都隻是“一份犯罪的心理報告”的附屬部分。例如，小說一開始，作者立即將主人公雙重人格的激烈衝突推向了前景，拉斯柯爾尼科夫的整個身心都被得不到結論的心靈搏鬥占據了，而不管是母親的來信、軍官和大學生的對話、毒打黑鬃馬的噩夢，還是馬爾美拉多夫悲憤的傾訴和貧民窟的淒慘景象，它們都隻是作為主人公心靈衝突的催化劑和推動力出現的，它們既受製於“心理對位體”又在它的天平上直接或間接地添加砝碼。殺害老太婆的情節是這種心靈衝突自然發展的結果。主人公“心理對位體”對整部小說的形象體係也起著製約作用。對於拉斯柯爾尼科夫來說，如果甘願做逆來順受的“平凡的人”，那麽等待他的是馬爾美拉多夫的悲慘結局，如果去做一個不顧一切道德準則的“人類主宰者”，那就會與為非作歹的卑鄙之徒盧仁和斯維德裏加依洛夫同流合汙，他的人格中的主導麵終於在白熱化的搏鬥中漸趨優勢，並推動他最後否認自己的“理論”，向索尼婭靠攏。此外，這一“心理對位體”與小說中的哲學和倫理道德問題（如罪與罰、善與惡、強者與弱者等）的探索，與“無路可走”的苦難基調的形成都有著內在的聯係。正是在“心靈對位體”結構中心的製約下，整部小說的各個藝術要素才融為一個密不可分的有機整體，主人公的內心世界也以前所未有的幅度和深度展現在讀者麵前。
《罪與罰》的藝術成就是多方麵的。小說跌宕起伏，極具戲劇性。它給人的突出印象是場麵轉換快，場景推移迅速。作品主要情節的進程隻用了12天時間。作者還十分注重場景的選擇，在濃縮的時空中通過一組組場麵把主人公的心理勢態寫足寫透，而作者巧設的懸念又使場麵的轉換帶有一定的內在的緊張性，如警長波爾菲裏與拉斯柯爾尼科夫的三次對話就說明了這一點。作者力圖通過內心動作豐富的場麵組接來完整地顯示人物心靈搏鬥的曆程。此外，作品中主人公拉斯柯爾尼科夫的自我意識大大加強，這就使在一般小說中由作者敘述的客觀現象更多地轉入了主人公的視野，使通常的作者敘述成為了主人公的敘述和對話的內容，由此作為創作主體的作者意識相對地變成了客體，而以往的客體則在某種程度上成了有獨立意識的主體。這種藝術上的創新具有十分深遠的意義。
《罪與罰》的問世給陀思妥耶夫斯基帶來了巨大的聲譽。羅曼・羅蘭用生動的語言將它與同一時期發表的托爾斯泰的作品相比較：“《戰爭與和平》像無邊無際的生活和靈魂的海洋：你感覺到你自己變成了神靈在那浪濤的上空飛翔”，而“《罪與罰》則是孤獨的靈魂的風暴，而你就像隻海鷗，一個巨浪打來，浪花飛濺，就給卷走了”。雖然《罪與罰》的篇幅不能與他後期作品相比，但它已鮮明地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藝術特色，是其全部創作中最富社會曆史內涵的和藝術上最為傑出的社會哲理小說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作為世界一流藝術家的地位由此得以確立。
可是，眼下他就急需3000盧布。從哪兒能搞到這筆錢呢？沒有人願意再借錢給他。陀思妥耶夫斯基寫信給打了多年交道的克拉耶夫斯基，說能給他的雜誌提供一部名叫《醉漢》的長篇小說，為此希望他能預支稿費3000盧布。克拉耶夫斯基拒絕了這一請求。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陀思妥耶夫斯基遇到了投機商人斯傑洛夫斯基。這是彼得堡出版界眾所周知的騙子，可是他卻願意馬上拿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所需要的這筆錢。條件是：作家的三卷文集的出版權歸他，並且陀思妥耶夫斯基必須在明年11月1日前向他交出一部篇幅不得少於12個印張的長篇小說，如到期不能履約，那麽今後9年內他就可以無償地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任何作品。何等苛刻的條件！這完全是一種趁火打劫的行徑。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無奈地簽了字。
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到手的3000盧布中的大部分償付了逼到眼前的幾筆債務，又從餘下的錢中取出一些給了靠他接濟的嫂子一家，而後帶著僅剩的175個銀盧布動身去了德國的威斯巴登，那時已是7月末了。
威斯巴登是一個著名的賭城。兩年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這裏一個小時內贏得過1萬多法郎，這次他還想碰碰運氣。可是出師不利，他一下子就把僅剩的一點錢全交給了賭場，而且不得不把表也抵押給了旅店老板。陀思妥耶夫斯基隻得四處求援，屠格涅夫給他寄來了50塔列爾，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把它們用去冒險，還是輸了個精光。於是，他一下子落到了極為尷尬的境地。這是他8月裏寫於威斯巴登的信中所描述的生活狀況：“我的情況糟到了難以想象的地步……清晨，旅館的人說，已經通知不再給我開飯、送茶和咖啡。我便去說明情況，大腹便便的德國老板告訴我說，我‘不配’吃飯，他隻答應給我送茶。因此從昨天開始我吃不上飯，隻能以茶充饑了，而且送來的茶也非常糟糕……所有的侍者對我都表現出一種難以形容的、純粹德國式的蔑視。”“我已經三天沒有吃午飯了，早上和晚上隻能喝上幾杯茶。說也奇怪，我一點也不想吃東西。可惡的是老板總是對我施加壓力，一連幾個晚上拒絕供給蠟燭……”然而，恰恰就是在這種令人難以置信的窘迫處境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開始了他的震驚文壇的巨著《罪與罰》的創作。
9月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從威斯巴登寫信給友人米留科夫，托他以300盧布的低價向俄國的有關刊物預售他正在創作的一部作品。米留科夫立即向《讀者文庫》、《現代人》和《祖國紀事》等刊物探詢，但都被一一婉言拒絕了。於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提筆給《俄國導報》的發行人卡特科夫寫了一封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提出了相同的要求後，較為詳盡地向卡特科夫描述了這部作品的基本構思和框架：
“這是一次犯罪的心理報告。故事發生在今年。一個年輕的大學生被迫輟學，他出身於小市民，生活極度貧苦，由於輕浮和思想不穩定，接受了存在於社會情緒中的某些奇怪的‘不成熟的’思想影響，決定一舉擺脫自己十分困難的處境。他下決心殺死一個放高利貸的老太婆……她狠毒，吞噬別人的生命……‘她何必活在世上？’‘她對誰有好處？’以及諸如此類的問題使年輕人思想混亂了。他決定殺死她，搶走她的錢，使生活在小縣城裏的母親幸福；把他在地主家裏做家庭教師的妹妹解救出來，使貪淫好色的地主不再對她存非分之想，因為地主的糾纏很可能使她遭到毀滅；完成自己的學業後出國，以後一輩子都做一個正直的人，堅定不移地履行‘對人類的人道主義的義務’。這一切自然也就能夠為自己‘贖罪’，如果對待這個老太婆的行為可以算得上一樁罪行的話……盡管如此，要進行這類犯罪活動是非常困難的，也就是說，稍一粗心大意就會露出馬腳，被人抓住把柄……但他還是利用一個十分偶然的機會，迅速而順利地幹了這件事。”
“他在凶殺活動之後到最終的悲慘結局，幾乎有一個月平安無事。對他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懷疑。正在這時候才展開了犯罪的整個心理過程。無法解決的問題在凶手的麵前出現了，難以想象和出人意外的感情折磨著他的心。上帝的真理和人間的準則取得了勝利，結果他不得不去自首。他不得不這樣做，哪怕是死在牢房裏，因為他又能和人們交往；他在犯罪之後馬上感受到的與人類隔絕和分離的感情使他萬分痛苦。真理的法則和人的本性占了上風……罪犯決定以承受痛苦來贖自己的罪……此外，我的小說還暗示一種思想，即法律所規定的對犯罪的懲罰對於犯人的威懾作用要比立法者所設想的輕得多，部分原因是他本人在道義上要求懲罰。”
“……我想通過一個有文化的、新一代的人來表現這一點，使這一思想更為明顯和具體。最近發生的一些情況證明，我的小說的情節根本不奇特。這是指凶手是一個有教養的和品行端正的青年人而言。有人告訴我，去年在莫斯科有一個大學生，因在莫斯科鬧學潮而被大學開除，後來他決定搶劫郵局並殺死郵務人員。我們的報紙還披露了由於思想異常動蕩而引起的可怕的案件的許多消息……總之，我相信，我的情節與時代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這部作品我沒有匆忙行事，而且寫得很有激情。我一定努力，哪怕隻是為了自己，一定要把它寫得更好些……”
卡特科夫敏感地意識到，這將是一部極有分量的作品，會給他和他的刊物帶來良好的收益。他接受了這部小說，並很快支付了300盧布。
10月裏，陀思妥耶夫斯基應弗蘭格爾的邀請（弗蘭格爾同時還寄來了一筆路費），坐船去了哥本哈根。他在朋友那裏度過了愉快的一周後，於10月中旬回到了俄國。
那年冬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全力撲在《罪與罰》的創作上。可是，債主、疾病、孤獨、貧困，仍無時不在困擾著他。他這樣寫信給弟弟尼古拉：“近來，發病空前頻繁，而且極其嚴重。工作進展緩慢，此外我還感冒了，家裏亂七八糟。”他又這樣對朋友弗蘭格爾訴說：“長篇小說是藝術創作，進行創作時要求情緒穩定和富有想象。可是債主卻總是折磨我，即以送我坐班房相威脅。至今我還沒有解決他們的問題，而且還不知道今後能否解決，雖然其中許多人很明智，接受了我延期五年償還的建議，但另一些債主我至今還沒有辦法對付。請您理解我有多麽不安。這會破壞情緒和感情，而且常常一連幾天……天哪，還有病痛。回國後不久，癲癇病發作得厲害，像是要補足在國外的三個月沒有發病的次數似的。而現在痔瘡已經折磨了我一個月……我變得神經質，容易衝動，性情變壞了。我不知道這一切會產生怎樣的後果。整整一個冬天我誰也沒有拜訪過，誰也沒有見過，也不知外麵的情況……這樣的狀況會延續到長篇小說的完成為止如果我不被關進債務監獄的話……親愛的朋友，你至少享有家庭幸福，我的命運與這人類偉大而唯一的幸福無緣。”
他在給卡特科夫的信中也談到自己在創作《罪與罰》時的極為糟糕的處境：“我全部精力投入了這部小說，已經不能從事其他活動，由於我分文不名，告貸無門，難以維持寫作期間的生活，便陷入了極度的貧困之中……已亡故的家兄一家要由我負擔，他們一無所有，我要和他們分享最後一分錢。此外，我還承擔著不容推卸的神聖義務。我實在無法維持自己的生活，朋友的好意也因經常的借款而減退了，為了借一個盧布要奔波三天，與此同時我必須努力工作，因此在精神上感到痛苦：我愛我現在的這篇作品，我對它寄予很大的希望並傾注了自己的心血，完全被它占有；可是我卻經常中斷寫作，浪費了寶貴的時光，而且在情緒很壞的時候……卻必須首先寫出具有藝術性的作品，這類作品是要求精神安定和一定的情緒的。”
這正是“苦役犯般的寫作”！也許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理由這樣說：“我相信，在我國過去和現在的文學家中間，沒有一個人是在我經常所處的那種條件下寫作的，屠格涅夫隻要想到那樣的境況就會愁死的。”就是在這種“苦役犯般的寫作”條件下，《罪與罰》初稿的主要部分完成了。但是，11月底，作家把已經寫好並修改完畢的手稿付之一炬，因為如他對弗蘭格爾所說的那樣：“我自己不喜歡。新的形式、新的結構吸引了我，於是我又重新寫起。我日以繼夜地工作……”隨著寫作的進展，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已經意識到，“這部長篇小說也許是一部了不起的傑作”，它會“在讀者中引起強烈反響”，“小說中有些大膽和新穎的東西”。
從1866年1月起，《俄國導報》開始連載《罪與罰》，並陸續發表在刊物的第一、二、四、六、七、八、十一和十二期上。
那年夏天，《罪與罰》的創作進入了最緊張的階段。為了保證小說的順利完稿，也為了便於同正在分期刊出這部小說的《俄國導報》編輯部聯係，陀思妥耶夫斯基來到了莫斯科近郊柳泊林諾，他的妹妹薇拉一家住在那裏。柳泊林諾離莫斯科僅五六裏路，四周是大森林，西麵還有一個大湖，是個幽靜而舒適的處所。妹妹家是個大家庭，不僅家裏孩子多，來來往往的年輕人也不少。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近旁的一幢兩層樓的石頭房子裏租了一個房間，以便專心致誌地工作。對於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說，在柳泊林諾度過的兩個月，工作自然是緊張的，但生活中也充滿了歡樂。
與妹妹一家的相處使他深感愉快。陀思妥耶夫斯基對薇拉妹妹一家始終懷有特別深摯的愛，而與那些可愛的外甥、外甥女和其他的年輕人的交往，似乎使他忘記了種種煩惱，重新回到了青年時代。據外甥女瑪麗婭・伊凡諾娃和當時正在那裏度夏的大學生福赫特回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和年輕人相處時表現出了勃勃生氣：
“雖然他已45歲，和青年們做伴卻異常隨和，各種消遣遊戲與惡作劇，總是他興頭的……他始終服飾雅致，穿著漿過的襯衣，灰色的褲子，寬大的藍色背心。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注意自己的儀表，比如，他因胡子太稀而感到傷心。年幼的外甥們利用這一弱點，常常偏去嘲笑舅舅的‘胡子稀稀拉拉’……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歡窺察在場的某個人的弱點或可笑的地方，拿來逗樂，還拿笑話、信口胡謅的詩句去作弄他的受害者。年輕人勇敢地回擊他，他們之間經常互相快樂地挖苦……”
“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喜愛青年，工作之餘，所有的空閑時間他幾乎完全交給青年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積極地參加這種遊戲，而且在這方麵很會出點子，翻新花樣。他有一次甚至想出個主意：造一個類似露天劇場的戲台，讓我們即興演出……總之，他像孩子一樣和我們一起遊戲，也可能他在創作他的偉大作品的繁重的思想和精神勞動之後，在遊戲中得到休息與安慰吧。”“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常和待在伊凡諾夫家的青年們爭論風行一時的‘虛無主義’，爭論什麽更崇高：‘是靴子，還是普希金的作品。’他雄辯地捍衛了普希金詩歌的意義。”
在柳泊林諾，陀思妥耶夫斯基又經曆了一場戀愛風波。那年夏天，在妹妹家裏還住著薇拉年輕的妯娌葉蓮娜。葉蓮娜聰明善良，可婚姻卻很不幸，她與丈夫互不相愛，而丈夫此時已病入膏肓。妹妹一家都在暗中撮合陀思妥耶夫斯基與葉蓮娜的關係，陀思妥耶夫斯基對葉連娜頗有好感，也主動追求過她。當兩人一起在林中散步和泛舟湖上時，他曾明確地向葉蓮娜提出過一個問題：如果允許她自由選擇的話，她是否願意嫁給他？葉蓮娜沉默了。她不願意在丈夫沒有去世前回答這個問題，雖然看得出她對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很有感情的。他們之間的關係未能進一步發展下去，半年後陀思妥耶夫斯基找到了自己的生活伴侶。
當然，在柳泊林諾時期，陀思妥耶夫斯基也遇到過不快和苦惱。在那些日子裏，他幾乎每星期都要抽時間上莫斯科的《俄國導報》編輯部一次，可是回來時他往往悶悶不樂。原因是卡特科夫和編輯柳比莫夫幾乎每次都對小說提出質疑，特別是對集中塑造索尼婭形象的那一章不滿。在他們看來，一個妓女怎麽能充當《福音書》的解釋者和迷途的拉斯柯爾尼科夫的精神導師呢？他們的辦刊方針不容許這樣做。於是，編輯部不斷要求修改，並堅決要求刪掉拉斯柯爾尼科夫與索尼婭的那段哲理對話。陀思妥耶夫斯基據理力爭，可效果不大，因此他常常不得不對小說大動幹戈。
7月中旬，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致友人米留科夫的信中痛心地寫道：“關於這一章我不知道說什麽才好，我寫它的時候真正充滿了感情，不過也許它很不好，但他們注意的不是藝術性，而是擔心道德問題。在這方麵我是正確的，那裏根本沒有違反道德的東西，甚至完全相反，而他們卻看到了別的，此外，他們看到了虛無主義的痕跡。柳比莫夫堅決提出必須修改。我答應了，根據花去的勞動和精力，這一大章的修改至少相當於我重寫三章的工作量，但我修改後交出去了。可這是真正的不幸……柳比莫夫告訴我作了很多刪節……我不知道今後會怎樣，隨著小說的進展而開始出現的這種與編輯部觀點的對立，使我感到非常不安。”他在同時寫給柳比莫夫的信中表示：“現在我向您提出一個最大的要求：看在基督的分上，其他地方就請您維持原狀吧……請愛護一下我這部可憐的作品吧！”經過努力，索尼婭形象還是基本上保存了下來，但編輯的刪改對作品的基調無疑也產生了無法彌補的傷害。
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就試圖通過對個人犯罪心理的分析來剖析當代的社會問題。當年《時代》雜誌上還連載過研究法學的法國青年拉謝涅夫的犯罪材料，他因殺害一個老年婦女而入獄。拉謝涅夫在獄中申訴，認為自己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謀財害命之徒，而是社會不公的抗議者和受難者，引導他走上這條道路的是那個時代的革命氣氛和空想社會主義的學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為這份材料加了前言，認為這份材料“所以比各種小說更能引人入勝，是因為它揭露了人類心靈的那樣一種陰暗的方麵，即藝術不願意接觸，而如果接觸也隻是順便以細節的形態出現的方麵”。顯然，引起作家興趣的是材料中所反映的與當代社會密切相關的犯罪心理。這份材料與作家後來寫成的那份“犯罪行為的心理報告”《罪與罰》，自然有著內在的聯係。
《罪與罰》的主題是深刻的。凸顯在小說前景的是人道主義作家為被欺淩與被侮辱的人們所作的憤怒申辯。在這部作品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真實地展示了19世紀中葉俄國城市貧民的悲慘境遇。作者筆下的京城彼得堡是一派暗無天日的景象：草市場上聚集著眼睛被打得發青的妓女，汙濁的河水中掙紮著投河自盡的女工，窮困潦倒的小公務員被馬車撞倒在街頭，發瘋的女人帶著孩子沿街乞討……與此同時，高利貸老太婆瞪大著凶狠的眼睛，要榨幹窮人的最後一滴血汗；滿身銅臭的市儈不惜用誘騙誣陷的手段殘害小人物，以達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而荒淫無恥的貴族地主為滿足自己的獸欲，不斷幹出令人發指的勾當……作者懷著滿腔的激憤和巨大的同情將俄國可怕的社會貧困和窮人走投無路的狀況無情地展現在了讀者麵前。
但是，小說觸及了更深層次的東西。在作者筆下，主人公拉斯柯爾尼科夫是一個具有雙重人格的人物形象。他的人格的兩麵是如此的不可調和：拉斯柯爾尼科夫既是個心地善良、樂於助人的窮大學生，一個有天賦的、有正義感的青年；同時他的性格又病態地孤僻，“有時甚至冷漠無情、麻木不仁到了毫無人性的地步”。為了證明自己是不是一個“不平凡的人”，竟然可以去行凶殺人。“在他身上似乎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性格在交替變化”。拉斯柯爾尼科夫根據自己對現實的觀察和思考，創造了這樣一種“理論”：人可以分為兩類，即“不平凡的人”和“平凡的人”。前者能“推動這個世界”，這種人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為所欲為，甚至殺人犯罪；後者是平庸的芸芸眾生，不過是“繁殖同類的材料”和前者的工具。拉斯柯爾尼科夫決定通過犯罪來以測試一下，自己是否屬於“不平凡的人”之列。
然而，小說真實地揭示了拉斯柯爾尼科夫的“理論”的內核，這種理論盡管也是對社會不公的一種抗議，但卻是無政府主義的抗議。它不僅不能使主人公獲得夢寐以求的窮人的生存權，反而肯定了少數人奴役和掠奪他人的權利。小說深刻地寫出了這種“理論”的必然破產，指出了它的極端個人主義的實質。
作者還試圖通過主人公的悲劇強調，一個人如果無視傳統和社會準則，那麽就會導致道德的墮落和精神的崩潰。最高的審判不是法庭，而是道德的審判；最嚴厲的懲罰不是苦役，而是良心的懲罰。不過，作者對這一“理論”的批判始終停留在倫理道德和宗教思想的基點上，並把拉斯柯爾尼科夫的犯罪行為歸結為主人公拋棄了對上帝的信仰。作者為他安排的一條“新生”之路，實際上就是與黑暗現實妥協的道路，也就是“索尼婭的道路”。作者把索尼婭看做人類苦難的象征，並在她身上體現了虔信上帝、承受不幸、通過苦難淨化靈魂的思想。作為一個黑暗社會的犧牲品，索尼婭的形象有著不可低估的意義，但是作為一個理想人物，她卻顯得蒼白。顯然，“用宗教複活人”的思想與整部作品所顯示的強大的批判力量是不相協調的。
《罪與罰》的發表標誌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藝術風格的成熟。在這部作品中，作者充分顯示了他的“刻畫人的心靈深處的奧秘”的巨大才華。占據畫麵中心的是主人公雙重人格圍繞著實踐他的“理論”而展開的尖銳衝突，而這裏由主人公雙重人格構成的“心理對位體”結構中心對總體布局起了重要的製約作用。拉斯柯爾尼科夫不斷地動搖在對自己的“理論”的肯定與否定之間。犯罪前，前者漸占上風；犯罪後，兩者呈緊張的相持狀態；在殘酷的現實和道德懲罰麵前，主人公終於否定了自己的“理論”。“心理對位體”的幾個發展階段大體決定了小說的布局。由於作家著力於拓寬人物內在的心理結構，小說的情節結構相對地處在了從屬的地位。就情節主線而言，馬爾美拉多夫情節線和拉斯柯爾尼科夫情節線曾經分別屬於作者計劃寫的兩部長篇小說。經過作家重新構思，《罪與罰》將兩條情節線交融了。
盡管馬爾美拉多夫一家的遭遇令人同情，小說的凶殺事件扣人心弦，可它們都隻是“一份犯罪的心理報告”的附屬部分。例如，小說一開始，作者立即將主人公雙重人格的激烈衝突推向了前景，拉斯柯爾尼科夫的整個身心都被得不到結論的心靈搏鬥占據了，而不管是母親的來信、軍官和大學生的對話、毒打黑鬃馬的噩夢，還是馬爾美拉多夫悲憤的傾訴和貧民窟的淒慘景象，它們都隻是作為主人公心靈衝突的催化劑和推動力出現的，它們既受製於“心理對位體”又在它的天平上直接或間接地添加砝碼。殺害老太婆的情節是這種心靈衝突自然發展的結果。主人公“心理對位體”對整部小說的形象體係也起著製約作用。對於拉斯柯爾尼科夫來說，如果甘願做逆來順受的“平凡的人”，那麽等待他的是馬爾美拉多夫的悲慘結局，如果去做一個不顧一切道德準則的“人類主宰者”，那就會與為非作歹的卑鄙之徒盧仁和斯維德裏加依洛夫同流合汙，他的人格中的主導麵終於在白熱化的搏鬥中漸趨優勢，並推動他最後否認自己的“理論”，向索尼婭靠攏。此外，這一“心理對位體”與小說中的哲學和倫理道德問題（如罪與罰、善與惡、強者與弱者等）的探索，與“無路可走”的苦難基調的形成都有著內在的聯係。正是在“心靈對位體”結構中心的製約下，整部小說的各個藝術要素才融為一個密不可分的有機整體，主人公的內心世界也以前所未有的幅度和深度展現在讀者麵前。
《罪與罰》的藝術成就是多方麵的。小說跌宕起伏，極具戲劇性。它給人的突出印象是場麵轉換快，場景推移迅速。作品主要情節的進程隻用了12天時間。作者還十分注重場景的選擇，在濃縮的時空中通過一組組場麵把主人公的心理勢態寫足寫透，而作者巧設的懸念又使場麵的轉換帶有一定的內在的緊張性，如警長波爾菲裏與拉斯柯爾尼科夫的三次對話就說明了這一點。作者力圖通過內心動作豐富的場麵組接來完整地顯示人物心靈搏鬥的曆程。此外，作品中主人公拉斯柯爾尼科夫的自我意識大大加強，這就使在一般小說中由作者敘述的客觀現象更多地轉入了主人公的視野，使通常的作者敘述成為了主人公的敘述和對話的內容，由此作為創作主體的作者意識相對地變成了客體，而以往的客體則在某種程度上成了有獨立意識的主體。這種藝術上的創新具有十分深遠的意義。
《罪與罰》的問世給陀思妥耶夫斯基帶來了巨大的聲譽。羅曼・羅蘭用生動的語言將它與同一時期發表的托爾斯泰的作品相比較：“《戰爭與和平》像無邊無際的生活和靈魂的海洋：你感覺到你自己變成了神靈在那浪濤的上空飛翔”，而“《罪與罰》則是孤獨的靈魂的風暴，而你就像隻海鷗，一個巨浪打來，浪花飛濺，就給卷走了”。雖然《罪與罰》的篇幅不能與他後期作品相比，但它已鮮明地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藝術特色，是其全部創作中最富社會曆史內涵的和藝術上最為傑出的社會哲理小說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作為世界一流藝術家的地位由此得以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