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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接踵而來的悲劇
珍惜自己的心靈，相信真理，但要一輩子對它進行緊張的探索。
陀思妥耶夫斯基致納傑日達的信
從國外回來後，陀思妥耶夫斯基立即前往弗拉基米爾。他在那裏得知妻子瑪麗婭・德米特裏耶夫娜的病情已無痊愈的希望，現在再讓她一個人留在這座小城市裏無論如何是不合適的了。於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趕緊在莫斯科租了一處住房，安了個家，把瑪麗婭接了回來。雖然為了籌辦新的雜誌，他不得不常去彼得堡，但是1863年的冬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大部分時間都陪伴在病重的妻子身邊。
盡管《時代》中途夭折，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米哈伊爾不甘心搞得紅紅火火的事業就此偃旗息鼓，他們打算再辦一個名叫《真理》的雜誌以延續《時代》的生命。經過多方努力，事情終於有了眉目。米哈伊爾出麵向內務大臣提出了正式申請，後又根據當局要求新起了一個刊名叫《當代》。然而當局的批文一直拖到1864年1月底才下達，這使《當代》這個新生兒一出世就麵臨尷尬的局麵。
報刊的征訂時間已經過去，這首先意味著新雜誌失去了訂戶。唯一的出路是依賴老雜誌《時代》原有的訂戶，不過要這樣做首先就得補足這些訂戶因停刊而短缺的份數。這也就是說，那些訂戶隻要寄上6個盧布就能獲得1864年全年的雜誌。於是事情明擺著，《當代》一開始就隻能負債運行。其次，過了征訂時間也意味著新雜誌失去了好的稿源。按當時的慣例，作者總是在報刊征訂期內與刊物簽訂供稿協議的。盡管老朋友邁科夫、斯特拉霍夫、格裏戈裏耶夫和屠格涅夫等人伸出了援助之手，創刊號在3月底總算差強人意地趕了出來，但難免有捉襟見肘之感。
陀思妥耶夫斯基原想在創刊號上全文刊出他的中篇小說《地下室手記》，可是妻子的病情和雜誌的事務使他難以一氣嗬成，隻得用連載的方式在創刊號和第四期上刊出。這部小說的構思始於1862年，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一種獨特的藝術典型已呼之欲出。小說終於寫成了，而且寫得別具一格。作家在創作過程中這樣對哥哥說：“這篇小說比我想象的要難寫得多……小說的基調十分奇怪，尖刻而乖戾，可能不會受歡迎”；“它將是深刻有力和直言不諱的，其中會有真理”，“很可能產生強烈印象”；“小說分三章……第一章有一個半印張……難道能把它單獨付印？別人會笑話它的，更何況沒有了其餘兩章，它的精華便喪失殆盡。你知道音樂中的移調是怎麽回事嗎？這裏也正是這樣。第一章似乎全是空話，但這些空話在後麵兩章裏突然以出人意外的悲慘結局而告終……”
作品發表時分“地下室”和“漫話潮雪”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由主人公“我”近似病態的大段的內心獨白構成，寫出了“我”對社會和人生的一些看法；第二部分寫“我”經曆的幾個故事，如“我”受有錢有勢者淩辱和“我”淩辱一個可憐的妓女的故事等。這個“我”是個四十歲左右的退職的小官吏，他在彼得堡地下室中待了二十來年，幾乎與世隔絕。他的生活道路並不平坦，現今已落到窮困潦倒的境地，不過他仍愛分析自己的內心世界，作“過度的思考”。隨著歲月的流逝，他已由一個向往“美和崇高”的“幻想家”變成了內心滿溢著痛苦和屈辱的人格分裂的“地下人”。他既沒有能力改變現實環境，也沒有能力找到確立自我個性的正確途徑，於是漸漸墮落下去，成了一個失去信仰和否定一切道德原則的自我中心主義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為自己能在《地下室手記》中捕捉到這樣一個具有廣泛的典型意義的“地下人”形象而頗感自豪。他表示：“我感到自豪的是，我最早描繪了一個代表俄國大多數人的真正的人，我最早揭示了他那反常變態的悲劇性的一麵……隻有我一個人指明了地下室的悲劇性在於經受苦難，在於自我折磨，在於看清了美好的事物而不可得；而最主要的是這些不幸的人們有一種明確的觀念，認為所有的人都是如此，因此也就不求改正自己，什麽東西能支持人去改正呢？獎勵，信仰？獎勵有誰分發，信仰有誰可信？從這裏再向前一步，那就是極端的腐化、犯罪（謀殺）。真是個謎……地下室的原因是喪失了對一般準則的信仰，‘不存在任何神聖的東西’。”他還認為：“‘地下人’是俄羅斯世界中的主要人物。關於他，我比所有別的作家要談得多……”在小說中他也寫道：小說描繪的是“一個不久以前產生的人物。他是還活著的一代的代表中的一個”；而這種人物所作的“過度的思考，那是一種病，是真正的、十足的病……我們那不幸的19世紀有教養的人”的病。顯然作者在這裏想塑造的是帶有“世紀病”特征的人物典型。
不過，當時的許多評論家都把這部小說看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對革命民主主義者的攻擊，把小說主人公的思想完全等同於作者本人的思想。例如，薩爾蒂柯夫-謝德林就寫過一篇題為《靈魂不滅手記》的諷刺作品，稱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精神沮喪的小說家”；評論家米海伊洛夫也在他的《殘酷的天才》一文中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這部小說中“向讀者抖落出自己的靈魂，竭力挖掘到靈魂的最深處，和盤托出這深底裏的全部肮髒和卑劣”。用這樣的眼光看，作者即主人公，作者在借小說中的人物之口宣揚隨心所欲的自由，鼓吹“讓世界毀滅去吧，我還是喝自己的茶”的極端個人主義，作者這樣做無疑與時代的進步傾向相背離。可是事實上，“地下人”形象是作為那一時代某種社會意識的代表出現的。從“幻想家”到“地下人”，這是作者對俄國農奴製改革前後一部分知識分子悲劇性的心路曆程的概括，“地下人”是時代精神蛻化的典型。在黑暗的60年代，“地下人”形象的典型性表現得尤為明顯。而作者對“地下人”基本取否定的態度。
當然，小說中確實存在著論戰的成分，“地下人”身上也確有作家本人內心體驗的某些印記。這種論戰主要表現在他對車爾尼雪夫斯基《怎麽辦》中的某些主張的抨擊。《怎麽辦》塑造了遵循“合理利己主義”的道德原則的“新人”形象。車爾尼雪夫斯基認為人的天性是利己的，但是除了庸俗的利己主義外，還有一種將“利益”建築在“理性”和“思考能力”基礎上的“合理利己主義”。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意這種觀點，他認為人的天性是難以理解的，並不那麽合乎理性，受壓抑的現代人往往不從“利益”出發，去努力表現自己的個性；“合理利己主義”不僅不符合人類天性的需要，它還有可能為自我中心主義者所利用；虛假的“崇高理想”以及由此而來的“崇高”行為未必能改變現實的悲慘狀況，因此對於現代社會來說，應該問一下：“是廉價的幸福，還是崇高的苦難兩者中哪一個更好些？”
比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先的作品，《地下室手記》顯然複雜得多，也難懂得多。圍繞著這部小說產生的種種爭議，不僅與它的主題有關，也與其獨特的形式相聯係。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社會哲理小說的初步嚐試，也是最早明顯地表現出複調小說特征的一部作品。蘇聯學者格羅斯曼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巧妙地把音樂上從一個調轉入另一個調的規則應用於文學作品的結構中。這部小說就是根據音樂上的對位法原理寫成的。第二章中所描寫的街頭妓女的痛苦心理，是與第一章中折磨她的那個人所蒙受的侮辱相一致的，與此同時，按其非一致性來說，她的痛苦心理又是與他那受到戕害並變得凶狠起來的自尊心相對立的。這就是對位法。這就是用不同方法表示同一主題的多聲部。這就是表現各式各樣的生活以及人們複雜的心理感受的‘複調音樂’。”這部小說所表現的人的異化的主題、塑造的病態的“地下人”形象，以及獨特的藝術形式等，都為後來的作家，特別是西方現代主義作家所珍視。
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緊張地創作《地下室手記》的時候，妻子瑪麗婭的病情開始惡化，她逐漸接近生命的終點。生命垂危的瑪麗婭常常發生可怕的幻覺，她會突然用微弱的聲音喊叫起來：“有鬼，有鬼！”醫生隻得當著她的麵打開窗，象征性地把鬼逐出房間，這時病人才會安靜下來。在這些日子裏，陀思妥耶夫斯基天天在妻子的床邊守夜。他心情沉痛地寫信給哥哥說：“眼下有各種煩惱，痛苦極了，我都不願提到它們。妻子真的快要死了。每天都有這樣的時刻，我們等待著她的死亡。她的痛苦是難以忍受的，也影響到我……”“現在我的境遇困難極了，我從未落到如此地步。生活抑鬱，身體不好，妻子快要死了，我的神經因為熬夜和白天所經受的一切而受到刺激……太痛苦了……”
1864年4月15日，處在彌留狀態的瑪麗婭突然呼吸急促，大口吐血。稍稍平靜下來後，她的神智似乎一下子清醒了過來。她同圍在她身邊的人告別，請求大家原諒，並向她一向仇視的米哈伊爾哥哥一家祝福。夜間，瑪麗婭・德米特裏耶夫娜與世長辭。那年，她才34歲。守在妻子的遺體旁，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失落和絕望。他當晚在筆記本上寫下了長長一段關於生與死的思考：“瑪莎躺在靈床上，我還能同瑪莎見麵嗎？要想按照基督的遺訓像愛自己一樣去愛別人是不可能的。人生在世的法則不允許這樣做。‘自我’妨礙這樣做……人在世界上極力追求一種與他的天性相對的最高理想。當一個人不履行這種追求最高理想的法則時，亦即當他不再用愛把自我奉獻給人們時……他便感到痛苦，並把這種情況稱之為罪孽……這種痛苦隻有在履行遺訓的天堂快樂中（即自我犧牲中）才會得到補償。這就是塵世間的平衡。否則，塵世生活是毫無意義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次婚姻結束了。事後，他這樣對弗蘭格爾談到這段令他刻骨銘心的婚姻：“她非常愛我，我也十分愛她，但我和她的生活並不幸福……雖然我和她一起生活無疑是痛苦的（原因是她的性格古怪、多疑和好幻想到病態程度），但我們不能不互相愛慕，甚至越是痛苦，彼此就更難分離。不論這有多麽奇怪，但卻是事實。”這真是一場令人費解的悲劇，也許這一悲劇的種子在當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失去理智”的熱戀時已經埋下，而瑪麗婭久治不愈的疾病、對死的預感和歇斯底裏的頻頻發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對膝下無子的失望和對蘇斯洛娃的傾心，則加速了這一種子的萌發。盡管這時陀思妥耶夫斯基還在努力使自己相信，瑪麗婭是他“一生中所遇到的最純潔、最高尚、最厚道的一位婦女”。他後來在小說《罪與罰》中，將瑪麗婭身上的許多特征融入了馬爾美拉多夫的妻子卡捷琳娜的形象之中。
瑪麗婭離開人世不到三個月，米哈伊爾哥哥又突然在7月10日去世，這對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說是又一次極為沉重的打擊。《當代》雜誌出版的不順利和舉債運行，使米哈伊爾頗受拖累，偏偏這時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因妻子病危和隨後料理喪事而無力給雜誌以更多的關照，米哈伊爾的身體明顯地衰弱了。不幸的是，他又患上了肝炎。開始他並沒十分在意，仍日夜操勞，誰知病魔竟一下子奪去了他年僅43歲的生命。在所有的親人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對哥哥的感情最為深厚。盡管兩人性格截然不同，才賦差異明顯，但對文學事業的共同愛好和某些相似的思想見解，將他們緊緊聯係在一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寫下了深切悼念哥哥的文章。
二個多月後，風華正茂卻又貧困潦倒的格裏戈裏耶夫竟也意外地中風去世。陀思妥耶夫斯基很看重這位朋友，且不說他曾在刊物上叱吒風雲，就是他的個性、才華和不少觀點都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親近。“命運將我捉弄到了何等地步！”他由衷地感歎道。“現在我突然變得孤苦伶仃，簡直感到可怕。我的生活一下子分裂成兩部分。我所經曆過的那一部分有我為之而生活的一切，另一部分還是未知數，一切都是陌生的，一切都是新的……我周圍的一切都變得冷漠和空虛起來。”
此外，最令陀思妥耶夫斯基揪心的是米哈伊爾欠下的高達二萬五千盧布的債務。他沒有一定要承擔這些債務的義務，但是若他置之不理，死者將就此名譽掃地。為了哥哥的名譽，陀思妥耶夫斯基決心咬咬牙關替他還債，並贍養他留下的那個大家庭。當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明白，這需要他“一輩子從早到晚工作才行”。
還有一件緊迫的事要辦，那就是得為《當代》物色一個新的主編（當局仍然不準陀思妥耶夫斯基擔任主編），否則雜誌又得停刊。這事緊趕慢趕總算也辦妥了，新的形式上的主編由波列茨基擔任，雖然波列茨基並無文學聲望。《當代》又勉強躲開了一個旋渦，但這麽一個折騰，刊物已經延期兩個月。
如今，雜誌的事務全落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人身上，他“不惜花費精力和健康……看清樣，與作者、檢查機關打交道，修改文章，籌款，一直工作到早上六點，每天隻睡五小時，雖然使刊物上了軌道，但已經晚了”。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病、檢查官或印刷廠的拖延，《當代》一再脫期，引起了讀者越來越大的不滿。更致命的是刊物質量的下降，缺少好的稿源和體現時代精神的思想。用斯特拉霍夫的話來說：“主要是刊物絲毫沒有表現出現代性，對當前現實無關緊要；這隻是些普通的集子，盡管可讀，卻毫無吸引人的東西。”還有更主要原因是刊物上沒有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任何作品，“在這種苦役般的、困難的工作情況下我自己不能創作，也沒有在雜誌上發表過一個字，讀者沒有見到過我的名字，不僅在外省，甚至在彼得堡都不知道我在主編雜誌”，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樣訴說道。一條誤傳的消息還使不明內情的讀者以為陀思妥耶夫斯基最近已經去世，他們對不知名的波列茨基辦的《當代》不感興趣。於是，訂戶的數量直線下降，而債務的困擾則日益加劇。陀思妥耶夫斯基當時痛苦地對弗蘭格爾寫道：“啊，我的朋友，我情願再去服幾年苦役，如果這能抵償債務並使我感到自由自在的話。”
盡管陀思妥耶夫斯基耗盡了心血，但《當代》編輯部終於到了不名一文的地步。1865年3月，雜誌出了第十三期後，被迫停辦。對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痛心，他把這次失敗看做是事業上的一次大挫折。不過，他沒有絕望。在給友人的傾訴內心“最無情的苦惱”的信中，他同時寫道：“我總覺得，我還剛剛開始生活。非常可笑，是嗎？多麽頑強的生命力。”他甚至還表示，“想再找一個知音”。
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為雜誌的生存而奔走的時候，一位女性闖進了他的視野。1864年年底，作家戈爾斯基將女友瑪爾法・布勞恩帶到了《當代》編輯部。瑪爾法的經曆十分奇特。她從少年時代起就開始了自己的冒險生涯，她的足跡幾乎遍布整個歐洲。在她看來，“不論命運把我拋向何方，對我來說都完全一樣……”。在異國他鄉的漂泊生活中，她混跡於形形色色的人物中間，經受了常人難以想象的磨難。兩年前她回到俄國，因舉目無親，生活悲慘。她對文學很感興趣，也有才氣，但缺乏必要的耐心，因而隻能在三流雜誌上發表一些短文。就這樣，她認識了一些文學圈裏的人，先是與編詞典的弗萊明同居，後又與小說家戈爾斯基一起生活，可兩人都嗜酒成癖，日子過得像流浪漢一樣。為了生活，瑪爾法出賣過肉體，並因此住進了醫院。認識瑪爾法後，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同情她的遭遇，並為她那奇異而又苦難的經曆所深深吸引。他向她伸出了真誠的援助之手，瑪爾法為此深受感動。兩人開始頻頻通信。但在次年一月，瑪爾法給陀思妥耶夫斯基寫了最後一封信：“您給了我這麽多溫厚的關懷和深切的信任！請相信我，隻要您能把這友誼和關懷中的小小一部分給我，就足以使我終生對您懷有感激之情了。上帝是見證：我是多麽幸福，因為我遇到了一個精神上這樣安詳，這樣耐心，頭腦這樣健全，心胸又這樣公正的人……我向您發誓，您沒有嫌棄我這樣一個墮落的女人，您把我看得比我自己還要高，我把這一點看得比任何物質上的好處要珍貴得多……”此後，陀思妥耶夫斯基再也沒有得到過她的音訊，他們之間的短暫而又難忘的交往就此結束了。
也是在辦刊的後期，他又結識了另一位出色的女性，20歲左右的才貌出眾的姑娘安娜・華西裏耶夫娜・科爾文-克魯科夫斯卡婭。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從來稿中發現這位姑娘的才華的，他立即寫信給予鼓勵，也善意地指出了小說中的不足之處。後來，《當代》雜誌先後刊載了姑娘的中篇小說《夢》和《米哈伊爾》。
科爾文―克魯科夫斯卡婭出身大貴族家庭，父親是炮兵中將。她自幼在偏遠的外省世襲領地中長大，並很早就在思想上表現出獨立性。小時候她讀過許多描寫騎士生活的英國小說，也愛作浪漫主義的幻想。16歲那年，受一個從彼得堡回來度假的大學生的影響，對新思潮產生了強烈興趣，開始埋頭閱讀《現代人》和《警鍾》等進步刊物，以及新出現的自然科學或曆史學方麵的著作。她曾立誌從醫，但遭父母反對。她又悄悄地下決心獻身自己所鍾愛的文學事業。起初，她寫小說的事隻有妹妹索尼婭一個人知道。姐妹倆分享著由一個她們心目中的“偉大作家”寄給安妞塔的信所帶來的巨大喜悅。事情終於瞞不住了，家裏收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寄給安妞塔的雜誌和稿費。“一個姑娘家竟收到一個陌生男人寄來的錢”，父母大吃一驚。而且，據說那人還是過去的苦役犯，根本不是上流社會的人！費了好大的勁，父親終於弄清了事情的來龍去脈，加上對女兒的才能也有幾分欣喜，於是同意了女兒的請求：在她們和母親同去彼得堡時，邀請陀思妥耶夫斯基來家做客。
1865年2月底，剛到彼得堡的科爾文-克魯科夫斯卡婭立即在姑姑家中向陀思妥耶夫斯基發出了一封熱情的邀請信。3月初的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應邀來到了她們借居的姑姑家。那一天，由於有拘禮的母親和兩個刻板的姑姑在場，會麵顯得很尷尬。陀思妥耶夫斯基神經質地捋著稀稀拉拉的胡子，很不自然地回答著這些老太太提出的一個個自作聰明的問題，坐了不到半小時他就起身告辭了。他一走，安妞塔就失聲痛哭起來：“都是你們搞的，他再也不會來了！”
但是四五天以後，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一次登門拜訪。那天，家裏正好隻有姐妹兩個。“冰塊一下子融化”，索尼婭後來回憶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握著安妞塔的手，並排坐在長沙發上，立即一見如故地談了起來。這一回，談話已不像上次那麽拖拉和勉強，從一個誰也不感興趣的話題扯到另一個話題上。此刻安妞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好像都急於要說話，笑嘻嘻地互相打斷對方的話，開著玩笑……我覺得他此刻完全像是另外一個人，十分年輕，那麽樸實，可愛，聰明……他還是個偉大的作家：和他在一起完全可以像和同學在一起一樣！”三個小時的光景不知不覺地過去了，她們都沒發現母親已外出回來。而母親看到姐妹倆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此隨隨便便地單獨待在一起的情景，幾乎驚呆了。但是見到孩子們這麽高興，她也隨之釋然，並邀請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與她們一起吃頓便飯。
“從這一天起，他在我家完全成了自己人，由於我們在彼得堡逗留的時間不會太久，他開始經常上我們家來，一星期來三四次。特別精彩的是他晚上到我們家來，家裏除他之外沒有旁人。這時候他很活躍，變得異常可愛，誘人。費多爾・米哈伊洛維奇受不了大呼隆的交談；他隻會獨白，而且要在所有在座的人對他都具有好感，並且全神貫注地聽他講話的情況下。如果這些條件具備，他可以講得十分出色，繪形繪聲，如浮雕一般，其他的人講得這麽好的，我沒有聽見過。”
陀思妥耶夫斯基熱烈地愛上了科爾文―克魯科夫斯卡婭，而姑娘隻要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訪，就會摒棄一切玩樂，謝絕一切邀請，與他待在一起。可是，經過一段時間的交往，她發現他們在信仰上有明顯分歧，在性格上也不一定合得來。
科爾文―克魯科夫斯卡婭的姑姑家舉行的一次上流社會的晚會，是他們關係發生變化的一個轉折點。這種晚會本來就很乏味，可他應姑娘的母親的邀請參加了。出於禮節，他還穿上了燕尾服。渾身不自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從跨進客廳門檻那一刻起就開始生氣……到場的人越是愚蠢、卑瑣，他對之越沒有好感，這種難堪的感覺就越強烈。他顯然很想把由這種感覺所激起的怨氣對著什麽人發泄一通”。他特別不能容忍的是那個神氣的青年軍官對科爾文―克魯科夫斯卡婭的殷勤。他果然找到機會發泄了一通。晚會不歡而散。姑娘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舉止感到不快。
而使科爾文―克魯科夫斯卡婭更加難以接受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經常嘲笑她十分珍視的思想和信仰，於是兩人的摩擦自然無法避免了。
他們之間經常進行激烈爭論的話題是虛無主義。關於這個問題的辯論時常繼續到半夜以後，兩人越說火氣越大，在劇烈的爭論中各人說出的觀點遠遠比他們原來所持的觀點偏激得多。
“如今的青年人全都是頭腦愚鈍，思想不開展！”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時就用這種口氣直著嗓子嚷道。“對於他們，塗過油的靴子就比普希金更可貴。”
“對我們的時代，普希金實在是過時了，”科爾文-克魯科夫斯卡婭不動聲色地說，她知道沒有什麽東西比褻瀆普希金更能使他怒火萬丈的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怒不可遏，有時拿起帽子就走，激動地宣稱與女虛無主義者爭論毫無用處，今後他決計不再上她家的門。不過第二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來了，像什麽事情也不曾發生過似的。他有時說出一種深刻的思想，或者和因循的舊道德正好針鋒相對的看法，科爾文―克魯科夫斯卡婭會裝得不解其意，還有意拿庸俗陳腐的道理去回答他。這時他會急躁地說：“您的心眼兒小，而且醜惡！您的妹妹就不同！她還是個孩子，可她多麽了解我！因為她富有同情心！”
“我高興得滿臉通紅，如果必要的話，我可以讓人把我剖開，借此向他證明我是多麽了解他”，科爾文―克魯科夫斯卡婭的妹妹索尼婭激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沒有想到他竟成了少年時代的索尼婭初戀的對象。可是，就在她們即將離開彼得堡前的一天，索尼婭卻無意中在小客廳裏看到了這樣一個場景：
“他們倆並排坐在一張小小的長沙發上。屋裏的燈有大燈罩，燈光暗淡；燈影直接落在姐姐身上，所以我看不清她的臉；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臉我卻看得清清楚楚：蒼白又激動。他握著安妞塔的手，朝她俯著身子，用我很熟悉又喜歡的那種熱情的、斷斷續續的低語聲在說：‘安妞塔，我親愛的，請您理解我，從我看見您的最初一刻起，我就愛上您了；還要早些，我從信上就已經預感到了。我愛您，不是友誼，是愛情，我以整個身心……’”
科爾文-克魯科夫斯卡婭拒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求婚。當天晚上，她向索尼婭解釋說：“你知道，我自然是非常愛他的，而且非常非常尊敬他！他那麽善良，聰明，有才華！但是我愛得跟他不一樣，我愛他不是為了嫁給他……他需要的，壓根兒不是像我這樣的人做妻子。他的妻子應當是整個兒、整個兒地把自己奉獻給他，把全部生命奉獻給他，隻想到他。這我可做不到……”
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這樣說的：“她非常聰明，智力發達，很有文學天賦，還有一顆美好而善良的心。她是一位情操高尚的姑娘；但她的信念和我信念截然不同，她不可能放棄自己的信念，她的性格過於直率。因而，同她結婚未必會得到幸福。我解除了她的承諾，並衷心祝願她能遇到一位與她誌同道合的人，跟他在一起她會得到幸福。”
安娜・華西裏耶夫娜・科爾文・克魯科夫斯卡婭確實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說，是他“一生中所遇到的最卓越的女性之一”。她後來嫁給了法國革命家雅克拉爾，並在巴黎公社時期擔任了婦女聯合會中央委員。70年代，她和丈夫一起來到俄國，住在舊魯薩，與陀思妥耶夫斯基恢複了親切的交往。
陀思妥耶夫斯基致納傑日達的信
從國外回來後，陀思妥耶夫斯基立即前往弗拉基米爾。他在那裏得知妻子瑪麗婭・德米特裏耶夫娜的病情已無痊愈的希望，現在再讓她一個人留在這座小城市裏無論如何是不合適的了。於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趕緊在莫斯科租了一處住房，安了個家，把瑪麗婭接了回來。雖然為了籌辦新的雜誌，他不得不常去彼得堡，但是1863年的冬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大部分時間都陪伴在病重的妻子身邊。
盡管《時代》中途夭折，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米哈伊爾不甘心搞得紅紅火火的事業就此偃旗息鼓，他們打算再辦一個名叫《真理》的雜誌以延續《時代》的生命。經過多方努力，事情終於有了眉目。米哈伊爾出麵向內務大臣提出了正式申請，後又根據當局要求新起了一個刊名叫《當代》。然而當局的批文一直拖到1864年1月底才下達，這使《當代》這個新生兒一出世就麵臨尷尬的局麵。
報刊的征訂時間已經過去，這首先意味著新雜誌失去了訂戶。唯一的出路是依賴老雜誌《時代》原有的訂戶，不過要這樣做首先就得補足這些訂戶因停刊而短缺的份數。這也就是說，那些訂戶隻要寄上6個盧布就能獲得1864年全年的雜誌。於是事情明擺著，《當代》一開始就隻能負債運行。其次，過了征訂時間也意味著新雜誌失去了好的稿源。按當時的慣例，作者總是在報刊征訂期內與刊物簽訂供稿協議的。盡管老朋友邁科夫、斯特拉霍夫、格裏戈裏耶夫和屠格涅夫等人伸出了援助之手，創刊號在3月底總算差強人意地趕了出來，但難免有捉襟見肘之感。
陀思妥耶夫斯基原想在創刊號上全文刊出他的中篇小說《地下室手記》，可是妻子的病情和雜誌的事務使他難以一氣嗬成，隻得用連載的方式在創刊號和第四期上刊出。這部小說的構思始於1862年，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一種獨特的藝術典型已呼之欲出。小說終於寫成了，而且寫得別具一格。作家在創作過程中這樣對哥哥說：“這篇小說比我想象的要難寫得多……小說的基調十分奇怪，尖刻而乖戾，可能不會受歡迎”；“它將是深刻有力和直言不諱的，其中會有真理”，“很可能產生強烈印象”；“小說分三章……第一章有一個半印張……難道能把它單獨付印？別人會笑話它的，更何況沒有了其餘兩章，它的精華便喪失殆盡。你知道音樂中的移調是怎麽回事嗎？這裏也正是這樣。第一章似乎全是空話，但這些空話在後麵兩章裏突然以出人意外的悲慘結局而告終……”
作品發表時分“地下室”和“漫話潮雪”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由主人公“我”近似病態的大段的內心獨白構成，寫出了“我”對社會和人生的一些看法；第二部分寫“我”經曆的幾個故事，如“我”受有錢有勢者淩辱和“我”淩辱一個可憐的妓女的故事等。這個“我”是個四十歲左右的退職的小官吏，他在彼得堡地下室中待了二十來年，幾乎與世隔絕。他的生活道路並不平坦，現今已落到窮困潦倒的境地，不過他仍愛分析自己的內心世界，作“過度的思考”。隨著歲月的流逝，他已由一個向往“美和崇高”的“幻想家”變成了內心滿溢著痛苦和屈辱的人格分裂的“地下人”。他既沒有能力改變現實環境，也沒有能力找到確立自我個性的正確途徑，於是漸漸墮落下去，成了一個失去信仰和否定一切道德原則的自我中心主義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為自己能在《地下室手記》中捕捉到這樣一個具有廣泛的典型意義的“地下人”形象而頗感自豪。他表示：“我感到自豪的是，我最早描繪了一個代表俄國大多數人的真正的人，我最早揭示了他那反常變態的悲劇性的一麵……隻有我一個人指明了地下室的悲劇性在於經受苦難，在於自我折磨，在於看清了美好的事物而不可得；而最主要的是這些不幸的人們有一種明確的觀念，認為所有的人都是如此，因此也就不求改正自己，什麽東西能支持人去改正呢？獎勵，信仰？獎勵有誰分發，信仰有誰可信？從這裏再向前一步，那就是極端的腐化、犯罪（謀殺）。真是個謎……地下室的原因是喪失了對一般準則的信仰，‘不存在任何神聖的東西’。”他還認為：“‘地下人’是俄羅斯世界中的主要人物。關於他，我比所有別的作家要談得多……”在小說中他也寫道：小說描繪的是“一個不久以前產生的人物。他是還活著的一代的代表中的一個”；而這種人物所作的“過度的思考，那是一種病，是真正的、十足的病……我們那不幸的19世紀有教養的人”的病。顯然作者在這裏想塑造的是帶有“世紀病”特征的人物典型。
不過，當時的許多評論家都把這部小說看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對革命民主主義者的攻擊，把小說主人公的思想完全等同於作者本人的思想。例如，薩爾蒂柯夫-謝德林就寫過一篇題為《靈魂不滅手記》的諷刺作品，稱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精神沮喪的小說家”；評論家米海伊洛夫也在他的《殘酷的天才》一文中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這部小說中“向讀者抖落出自己的靈魂，竭力挖掘到靈魂的最深處，和盤托出這深底裏的全部肮髒和卑劣”。用這樣的眼光看，作者即主人公，作者在借小說中的人物之口宣揚隨心所欲的自由，鼓吹“讓世界毀滅去吧，我還是喝自己的茶”的極端個人主義，作者這樣做無疑與時代的進步傾向相背離。可是事實上，“地下人”形象是作為那一時代某種社會意識的代表出現的。從“幻想家”到“地下人”，這是作者對俄國農奴製改革前後一部分知識分子悲劇性的心路曆程的概括，“地下人”是時代精神蛻化的典型。在黑暗的60年代，“地下人”形象的典型性表現得尤為明顯。而作者對“地下人”基本取否定的態度。
當然，小說中確實存在著論戰的成分，“地下人”身上也確有作家本人內心體驗的某些印記。這種論戰主要表現在他對車爾尼雪夫斯基《怎麽辦》中的某些主張的抨擊。《怎麽辦》塑造了遵循“合理利己主義”的道德原則的“新人”形象。車爾尼雪夫斯基認為人的天性是利己的，但是除了庸俗的利己主義外，還有一種將“利益”建築在“理性”和“思考能力”基礎上的“合理利己主義”。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意這種觀點，他認為人的天性是難以理解的，並不那麽合乎理性，受壓抑的現代人往往不從“利益”出發，去努力表現自己的個性；“合理利己主義”不僅不符合人類天性的需要，它還有可能為自我中心主義者所利用；虛假的“崇高理想”以及由此而來的“崇高”行為未必能改變現實的悲慘狀況，因此對於現代社會來說，應該問一下：“是廉價的幸福，還是崇高的苦難兩者中哪一個更好些？”
比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先的作品，《地下室手記》顯然複雜得多，也難懂得多。圍繞著這部小說產生的種種爭議，不僅與它的主題有關，也與其獨特的形式相聯係。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社會哲理小說的初步嚐試，也是最早明顯地表現出複調小說特征的一部作品。蘇聯學者格羅斯曼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巧妙地把音樂上從一個調轉入另一個調的規則應用於文學作品的結構中。這部小說就是根據音樂上的對位法原理寫成的。第二章中所描寫的街頭妓女的痛苦心理，是與第一章中折磨她的那個人所蒙受的侮辱相一致的，與此同時，按其非一致性來說，她的痛苦心理又是與他那受到戕害並變得凶狠起來的自尊心相對立的。這就是對位法。這就是用不同方法表示同一主題的多聲部。這就是表現各式各樣的生活以及人們複雜的心理感受的‘複調音樂’。”這部小說所表現的人的異化的主題、塑造的病態的“地下人”形象，以及獨特的藝術形式等，都為後來的作家，特別是西方現代主義作家所珍視。
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緊張地創作《地下室手記》的時候，妻子瑪麗婭的病情開始惡化，她逐漸接近生命的終點。生命垂危的瑪麗婭常常發生可怕的幻覺，她會突然用微弱的聲音喊叫起來：“有鬼，有鬼！”醫生隻得當著她的麵打開窗，象征性地把鬼逐出房間，這時病人才會安靜下來。在這些日子裏，陀思妥耶夫斯基天天在妻子的床邊守夜。他心情沉痛地寫信給哥哥說：“眼下有各種煩惱，痛苦極了，我都不願提到它們。妻子真的快要死了。每天都有這樣的時刻，我們等待著她的死亡。她的痛苦是難以忍受的，也影響到我……”“現在我的境遇困難極了，我從未落到如此地步。生活抑鬱，身體不好，妻子快要死了，我的神經因為熬夜和白天所經受的一切而受到刺激……太痛苦了……”
1864年4月15日，處在彌留狀態的瑪麗婭突然呼吸急促，大口吐血。稍稍平靜下來後，她的神智似乎一下子清醒了過來。她同圍在她身邊的人告別，請求大家原諒，並向她一向仇視的米哈伊爾哥哥一家祝福。夜間，瑪麗婭・德米特裏耶夫娜與世長辭。那年，她才34歲。守在妻子的遺體旁，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失落和絕望。他當晚在筆記本上寫下了長長一段關於生與死的思考：“瑪莎躺在靈床上，我還能同瑪莎見麵嗎？要想按照基督的遺訓像愛自己一樣去愛別人是不可能的。人生在世的法則不允許這樣做。‘自我’妨礙這樣做……人在世界上極力追求一種與他的天性相對的最高理想。當一個人不履行這種追求最高理想的法則時，亦即當他不再用愛把自我奉獻給人們時……他便感到痛苦，並把這種情況稱之為罪孽……這種痛苦隻有在履行遺訓的天堂快樂中（即自我犧牲中）才會得到補償。這就是塵世間的平衡。否則，塵世生活是毫無意義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次婚姻結束了。事後，他這樣對弗蘭格爾談到這段令他刻骨銘心的婚姻：“她非常愛我，我也十分愛她，但我和她的生活並不幸福……雖然我和她一起生活無疑是痛苦的（原因是她的性格古怪、多疑和好幻想到病態程度），但我們不能不互相愛慕，甚至越是痛苦，彼此就更難分離。不論這有多麽奇怪，但卻是事實。”這真是一場令人費解的悲劇，也許這一悲劇的種子在當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失去理智”的熱戀時已經埋下，而瑪麗婭久治不愈的疾病、對死的預感和歇斯底裏的頻頻發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對膝下無子的失望和對蘇斯洛娃的傾心，則加速了這一種子的萌發。盡管這時陀思妥耶夫斯基還在努力使自己相信，瑪麗婭是他“一生中所遇到的最純潔、最高尚、最厚道的一位婦女”。他後來在小說《罪與罰》中，將瑪麗婭身上的許多特征融入了馬爾美拉多夫的妻子卡捷琳娜的形象之中。
瑪麗婭離開人世不到三個月，米哈伊爾哥哥又突然在7月10日去世，這對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說是又一次極為沉重的打擊。《當代》雜誌出版的不順利和舉債運行，使米哈伊爾頗受拖累，偏偏這時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因妻子病危和隨後料理喪事而無力給雜誌以更多的關照，米哈伊爾的身體明顯地衰弱了。不幸的是，他又患上了肝炎。開始他並沒十分在意，仍日夜操勞，誰知病魔竟一下子奪去了他年僅43歲的生命。在所有的親人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對哥哥的感情最為深厚。盡管兩人性格截然不同，才賦差異明顯，但對文學事業的共同愛好和某些相似的思想見解，將他們緊緊聯係在一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寫下了深切悼念哥哥的文章。
二個多月後，風華正茂卻又貧困潦倒的格裏戈裏耶夫竟也意外地中風去世。陀思妥耶夫斯基很看重這位朋友，且不說他曾在刊物上叱吒風雲，就是他的個性、才華和不少觀點都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親近。“命運將我捉弄到了何等地步！”他由衷地感歎道。“現在我突然變得孤苦伶仃，簡直感到可怕。我的生活一下子分裂成兩部分。我所經曆過的那一部分有我為之而生活的一切，另一部分還是未知數，一切都是陌生的，一切都是新的……我周圍的一切都變得冷漠和空虛起來。”
此外，最令陀思妥耶夫斯基揪心的是米哈伊爾欠下的高達二萬五千盧布的債務。他沒有一定要承擔這些債務的義務，但是若他置之不理，死者將就此名譽掃地。為了哥哥的名譽，陀思妥耶夫斯基決心咬咬牙關替他還債，並贍養他留下的那個大家庭。當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明白，這需要他“一輩子從早到晚工作才行”。
還有一件緊迫的事要辦，那就是得為《當代》物色一個新的主編（當局仍然不準陀思妥耶夫斯基擔任主編），否則雜誌又得停刊。這事緊趕慢趕總算也辦妥了，新的形式上的主編由波列茨基擔任，雖然波列茨基並無文學聲望。《當代》又勉強躲開了一個旋渦，但這麽一個折騰，刊物已經延期兩個月。
如今，雜誌的事務全落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人身上，他“不惜花費精力和健康……看清樣，與作者、檢查機關打交道，修改文章，籌款，一直工作到早上六點，每天隻睡五小時，雖然使刊物上了軌道，但已經晚了”。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病、檢查官或印刷廠的拖延，《當代》一再脫期，引起了讀者越來越大的不滿。更致命的是刊物質量的下降，缺少好的稿源和體現時代精神的思想。用斯特拉霍夫的話來說：“主要是刊物絲毫沒有表現出現代性，對當前現實無關緊要；這隻是些普通的集子，盡管可讀，卻毫無吸引人的東西。”還有更主要原因是刊物上沒有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任何作品，“在這種苦役般的、困難的工作情況下我自己不能創作，也沒有在雜誌上發表過一個字，讀者沒有見到過我的名字，不僅在外省，甚至在彼得堡都不知道我在主編雜誌”，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樣訴說道。一條誤傳的消息還使不明內情的讀者以為陀思妥耶夫斯基最近已經去世，他們對不知名的波列茨基辦的《當代》不感興趣。於是，訂戶的數量直線下降，而債務的困擾則日益加劇。陀思妥耶夫斯基當時痛苦地對弗蘭格爾寫道：“啊，我的朋友，我情願再去服幾年苦役，如果這能抵償債務並使我感到自由自在的話。”
盡管陀思妥耶夫斯基耗盡了心血，但《當代》編輯部終於到了不名一文的地步。1865年3月，雜誌出了第十三期後，被迫停辦。對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痛心，他把這次失敗看做是事業上的一次大挫折。不過，他沒有絕望。在給友人的傾訴內心“最無情的苦惱”的信中，他同時寫道：“我總覺得，我還剛剛開始生活。非常可笑，是嗎？多麽頑強的生命力。”他甚至還表示，“想再找一個知音”。
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為雜誌的生存而奔走的時候，一位女性闖進了他的視野。1864年年底，作家戈爾斯基將女友瑪爾法・布勞恩帶到了《當代》編輯部。瑪爾法的經曆十分奇特。她從少年時代起就開始了自己的冒險生涯，她的足跡幾乎遍布整個歐洲。在她看來，“不論命運把我拋向何方，對我來說都完全一樣……”。在異國他鄉的漂泊生活中，她混跡於形形色色的人物中間，經受了常人難以想象的磨難。兩年前她回到俄國，因舉目無親，生活悲慘。她對文學很感興趣，也有才氣，但缺乏必要的耐心，因而隻能在三流雜誌上發表一些短文。就這樣，她認識了一些文學圈裏的人，先是與編詞典的弗萊明同居，後又與小說家戈爾斯基一起生活，可兩人都嗜酒成癖，日子過得像流浪漢一樣。為了生活，瑪爾法出賣過肉體，並因此住進了醫院。認識瑪爾法後，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同情她的遭遇，並為她那奇異而又苦難的經曆所深深吸引。他向她伸出了真誠的援助之手，瑪爾法為此深受感動。兩人開始頻頻通信。但在次年一月，瑪爾法給陀思妥耶夫斯基寫了最後一封信：“您給了我這麽多溫厚的關懷和深切的信任！請相信我，隻要您能把這友誼和關懷中的小小一部分給我，就足以使我終生對您懷有感激之情了。上帝是見證：我是多麽幸福，因為我遇到了一個精神上這樣安詳，這樣耐心，頭腦這樣健全，心胸又這樣公正的人……我向您發誓，您沒有嫌棄我這樣一個墮落的女人，您把我看得比我自己還要高，我把這一點看得比任何物質上的好處要珍貴得多……”此後，陀思妥耶夫斯基再也沒有得到過她的音訊，他們之間的短暫而又難忘的交往就此結束了。
也是在辦刊的後期，他又結識了另一位出色的女性，20歲左右的才貌出眾的姑娘安娜・華西裏耶夫娜・科爾文-克魯科夫斯卡婭。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從來稿中發現這位姑娘的才華的，他立即寫信給予鼓勵，也善意地指出了小說中的不足之處。後來，《當代》雜誌先後刊載了姑娘的中篇小說《夢》和《米哈伊爾》。
科爾文―克魯科夫斯卡婭出身大貴族家庭，父親是炮兵中將。她自幼在偏遠的外省世襲領地中長大，並很早就在思想上表現出獨立性。小時候她讀過許多描寫騎士生活的英國小說，也愛作浪漫主義的幻想。16歲那年，受一個從彼得堡回來度假的大學生的影響，對新思潮產生了強烈興趣，開始埋頭閱讀《現代人》和《警鍾》等進步刊物，以及新出現的自然科學或曆史學方麵的著作。她曾立誌從醫，但遭父母反對。她又悄悄地下決心獻身自己所鍾愛的文學事業。起初，她寫小說的事隻有妹妹索尼婭一個人知道。姐妹倆分享著由一個她們心目中的“偉大作家”寄給安妞塔的信所帶來的巨大喜悅。事情終於瞞不住了，家裏收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寄給安妞塔的雜誌和稿費。“一個姑娘家竟收到一個陌生男人寄來的錢”，父母大吃一驚。而且，據說那人還是過去的苦役犯，根本不是上流社會的人！費了好大的勁，父親終於弄清了事情的來龍去脈，加上對女兒的才能也有幾分欣喜，於是同意了女兒的請求：在她們和母親同去彼得堡時，邀請陀思妥耶夫斯基來家做客。
1865年2月底，剛到彼得堡的科爾文-克魯科夫斯卡婭立即在姑姑家中向陀思妥耶夫斯基發出了一封熱情的邀請信。3月初的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應邀來到了她們借居的姑姑家。那一天，由於有拘禮的母親和兩個刻板的姑姑在場，會麵顯得很尷尬。陀思妥耶夫斯基神經質地捋著稀稀拉拉的胡子，很不自然地回答著這些老太太提出的一個個自作聰明的問題，坐了不到半小時他就起身告辭了。他一走，安妞塔就失聲痛哭起來：“都是你們搞的，他再也不會來了！”
但是四五天以後，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一次登門拜訪。那天，家裏正好隻有姐妹兩個。“冰塊一下子融化”，索尼婭後來回憶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握著安妞塔的手，並排坐在長沙發上，立即一見如故地談了起來。這一回，談話已不像上次那麽拖拉和勉強，從一個誰也不感興趣的話題扯到另一個話題上。此刻安妞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好像都急於要說話，笑嘻嘻地互相打斷對方的話，開著玩笑……我覺得他此刻完全像是另外一個人，十分年輕，那麽樸實，可愛，聰明……他還是個偉大的作家：和他在一起完全可以像和同學在一起一樣！”三個小時的光景不知不覺地過去了，她們都沒發現母親已外出回來。而母親看到姐妹倆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此隨隨便便地單獨待在一起的情景，幾乎驚呆了。但是見到孩子們這麽高興，她也隨之釋然，並邀請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與她們一起吃頓便飯。
“從這一天起，他在我家完全成了自己人，由於我們在彼得堡逗留的時間不會太久，他開始經常上我們家來，一星期來三四次。特別精彩的是他晚上到我們家來，家裏除他之外沒有旁人。這時候他很活躍，變得異常可愛，誘人。費多爾・米哈伊洛維奇受不了大呼隆的交談；他隻會獨白，而且要在所有在座的人對他都具有好感，並且全神貫注地聽他講話的情況下。如果這些條件具備，他可以講得十分出色，繪形繪聲，如浮雕一般，其他的人講得這麽好的，我沒有聽見過。”
陀思妥耶夫斯基熱烈地愛上了科爾文―克魯科夫斯卡婭，而姑娘隻要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訪，就會摒棄一切玩樂，謝絕一切邀請，與他待在一起。可是，經過一段時間的交往，她發現他們在信仰上有明顯分歧，在性格上也不一定合得來。
科爾文―克魯科夫斯卡婭的姑姑家舉行的一次上流社會的晚會，是他們關係發生變化的一個轉折點。這種晚會本來就很乏味，可他應姑娘的母親的邀請參加了。出於禮節，他還穿上了燕尾服。渾身不自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從跨進客廳門檻那一刻起就開始生氣……到場的人越是愚蠢、卑瑣，他對之越沒有好感，這種難堪的感覺就越強烈。他顯然很想把由這種感覺所激起的怨氣對著什麽人發泄一通”。他特別不能容忍的是那個神氣的青年軍官對科爾文―克魯科夫斯卡婭的殷勤。他果然找到機會發泄了一通。晚會不歡而散。姑娘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舉止感到不快。
而使科爾文―克魯科夫斯卡婭更加難以接受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經常嘲笑她十分珍視的思想和信仰，於是兩人的摩擦自然無法避免了。
他們之間經常進行激烈爭論的話題是虛無主義。關於這個問題的辯論時常繼續到半夜以後，兩人越說火氣越大，在劇烈的爭論中各人說出的觀點遠遠比他們原來所持的觀點偏激得多。
“如今的青年人全都是頭腦愚鈍，思想不開展！”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時就用這種口氣直著嗓子嚷道。“對於他們，塗過油的靴子就比普希金更可貴。”
“對我們的時代，普希金實在是過時了，”科爾文-克魯科夫斯卡婭不動聲色地說，她知道沒有什麽東西比褻瀆普希金更能使他怒火萬丈的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怒不可遏，有時拿起帽子就走，激動地宣稱與女虛無主義者爭論毫無用處，今後他決計不再上她家的門。不過第二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來了，像什麽事情也不曾發生過似的。他有時說出一種深刻的思想，或者和因循的舊道德正好針鋒相對的看法，科爾文―克魯科夫斯卡婭會裝得不解其意，還有意拿庸俗陳腐的道理去回答他。這時他會急躁地說：“您的心眼兒小，而且醜惡！您的妹妹就不同！她還是個孩子，可她多麽了解我！因為她富有同情心！”
“我高興得滿臉通紅，如果必要的話，我可以讓人把我剖開，借此向他證明我是多麽了解他”，科爾文―克魯科夫斯卡婭的妹妹索尼婭激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沒有想到他竟成了少年時代的索尼婭初戀的對象。可是，就在她們即將離開彼得堡前的一天，索尼婭卻無意中在小客廳裏看到了這樣一個場景：
“他們倆並排坐在一張小小的長沙發上。屋裏的燈有大燈罩，燈光暗淡；燈影直接落在姐姐身上，所以我看不清她的臉；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臉我卻看得清清楚楚：蒼白又激動。他握著安妞塔的手，朝她俯著身子，用我很熟悉又喜歡的那種熱情的、斷斷續續的低語聲在說：‘安妞塔，我親愛的，請您理解我，從我看見您的最初一刻起，我就愛上您了；還要早些，我從信上就已經預感到了。我愛您，不是友誼，是愛情，我以整個身心……’”
科爾文-克魯科夫斯卡婭拒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求婚。當天晚上，她向索尼婭解釋說：“你知道，我自然是非常愛他的，而且非常非常尊敬他！他那麽善良，聰明，有才華！但是我愛得跟他不一樣，我愛他不是為了嫁給他……他需要的，壓根兒不是像我這樣的人做妻子。他的妻子應當是整個兒、整個兒地把自己奉獻給他，把全部生命奉獻給他，隻想到他。這我可做不到……”
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這樣說的：“她非常聰明，智力發達，很有文學天賦，還有一顆美好而善良的心。她是一位情操高尚的姑娘；但她的信念和我信念截然不同，她不可能放棄自己的信念，她的性格過於直率。因而，同她結婚未必會得到幸福。我解除了她的承諾，並衷心祝願她能遇到一位與她誌同道合的人，跟他在一起她會得到幸福。”
安娜・華西裏耶夫娜・科爾文・克魯科夫斯卡婭確實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說，是他“一生中所遇到的最卓越的女性之一”。她後來嫁給了法國革命家雅克拉爾，並在巴黎公社時期擔任了婦女聯合會中央委員。70年代，她和丈夫一起來到俄國，住在舊魯薩，與陀思妥耶夫斯基恢複了親切的交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