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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時代》與“夏日印象”
1861年3月5日，報上公布了沙皇簽署的廢除農奴製度的法令。法令的內容令人們大失所望，“人民被沙皇愚弄了”（赫爾岑語），不滿情緒逐漸變成了對社會現狀的更為激烈的抗議。俄國城鄉出現了集會、罷課、騷亂，乃至暴動。以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洛留波夫為代表的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無情地揭露這種“改革”的欺騙性，他們用“現實的批評”在俄國文壇上呼喚著人民革命的風暴。社會思潮也在激烈動蕩中，各種各樣的觀點層出不窮。
陀思妥耶夫斯基密切關注著時態的發展。他現在可真是忙極了。《時代》雜誌年初已正式創刊，如今每期他都得拿出自己的小說和文章，當然還得組織稿源和找作者談話，還有沒完沒了的編輯工作，他把全部的精力投了進去。緊張的工作使他的身體受到了傷害，癲癇病比過去發作得更為頻繁。據斯特拉霍夫回憶：“他的病大致一個月發作一次……有時發作的次數還要多些，甚至一星期發作兩次”，嚴重時他得“躺兩三天，幾乎人事不省”。不過，使他感到安慰的是，雜誌辦得越來越紅火，訂數不斷增加。作為主要編輯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才能、聲譽和獨特的辦刊風格，連載作品《死屋手記》、《被欺淩與被侮辱的》和蓋斯凱爾夫人的《瑪麗・巴頓》的魅力，雜誌中經常刊登的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奧斯特羅夫斯基和薩爾蒂柯夫―謝德林等名家的力作，都強烈地吸引著讀者的注意力。“《時代》在讀者心目中聲望迅速提高，與此同時，老的雜誌如《祖國紀事》、《讀者文庫》及其他刊物卻紛紛下跌，唯獨《時代》蒸蒸日上，幾乎與《現代人》一爭短長。”
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邀請，格裏戈裏耶夫與斯特拉霍夫等人參與了雜誌的工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很看重格裏戈裏耶夫的才華，這是一個與他年齡相仿，思想變化過程和對事物的看法也有某些相似的評論家。“格裏戈裏耶夫儀表堂堂，他身上那種朝氣蓬勃的力量和優雅風度委實令人傾倒；他的確很有氣魄，這種氣魄正好符合他那火熱的性格。他那雙相距很遠的灰眼睛雖然不大，卻炯炯有神，當我第一次看見他時，他的目光使我不勝驚訝”，斯特拉霍夫這樣描繪他。
從50年代開始，格裏戈裏耶夫就舉起了為藝術的人民性和藝術的民族複興而鬥爭的旗幟。他主張意誌自由，並認為這一點在正教中能找到，可他提倡的宗教又與官方教會格格不入。他把斯拉夫派、西歐派和革命民主主義者一概稱之為“理論派”，認為他們對生活的看法都是從固定的觀點和體係出發的。在他看來，生活是一種永遠延續的創造過程。他特別喜愛古代羅斯文化、民間口頭創作、普希金的詩歌和奧斯特羅夫斯基的劇作，在他的文章中經常出現“根基”這樣的字眼。在《時代》第二期至第五期上，他接連發表了十篇文章，其中有《人民性與文學》、《藝術中的虛無主義》、《我在文學上和精神上的漂泊》和出色的作家作品的評論。格裏戈裏耶夫尊重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非同凡響的才華”，但不滿他對《現代人》的好感。《時代》同人意見並非一致，不過在“根基論”觀點上是頗為接近的。
麵對日益激蕩的社會思潮，《時代》在其發刊時就明確表示，將“把刊物建立在完全獨立的基礎上”，“將特別重視評論部的工作”。刊物創刊不久，《時代》就與《俄國導報》展開了一場辯論。那年2月，《彼得堡公報》發表短評稱普希金的詩篇《埃及之夜》是Y蕩之作，卡特科夫在《俄國導報》上隨聲附和。這種附和極易混淆視聽，同時卡特科夫散布的所謂俄國文學“是貧乏的和微不足道的”的觀點也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憤怒，於是他立即在三月號的《時代》上發表了《心靈純潔的典範》一文痛加批駁。陀思妥耶夫斯基針鋒相對地把《埃及之夜》稱為“詩歌藝術中的傑作”，並指出：“俄國文學一點也不貧乏，我們有普希金，我們有果戈理，我們有奧斯特羅夫斯基。在這些作家身上可以看到思想的繼承性，而這種思想是充滿朝氣和具有全民性的……難道《俄國導報》看不出普希金的天才正是俄羅斯精神和俄羅斯思想的強大體現嗎？”陀思妥耶夫斯基還撰寫了《〈口哨〉與〈俄國導報〉》一文，為《現代人》及其諷刺副刊《口哨》辯護。
與此同時，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杜勃洛留波夫之間也展開了一場關於藝術的本質及其社會作用的論爭。對杜勃洛留波夫本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並無反感，他頗有興趣地注意著這位批評家的每一篇文章。在他看來，這個有才華有事業心的年輕人前程無量，甚至有可能成為別林斯基那樣的人物。不過，他不能同意這位激進的批評家的某些藝術觀點。《時代》月刊二月號上刊出的《……波夫先生與藝術問題》一文，就是他針對杜勃洛留波夫的見解而撰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目前文壇上存在純藝術論者和功利主義者兩種人，純藝術論者排斥整個揭露文學在藝術中的地位，把藝術僅僅看做是為自身的目的服務的；功利主義者則把功利目的放在首位，漠視文學的藝術性。這兩種觀點都是錯誤的，但後者對文學事業危害更大。為此，他提出“靈感自由”的主張，即強調藝術有自身的規律。“如果說我們希望藝術有最大的自由，那是因為我們相信，藝術越是能夠自由地發展，它就越發有益於人類。絕不能強行給藝術規定目的性和傾向性”。當然，他也認為“藝術永遠高度忠實於現實……真正藝術的標誌也就是它總是現代的、十分有益的”。
其實，兩人的分歧主要在於對俄國現實的不同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能理解杜勃洛留波夫等人賦予文學的神聖使命正體現了曆史的要求，他們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所作的努力擴大了文學的民主陣營和促進了俄國解放運動的發展。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確實敏銳地發現了杜勃洛留波夫等人的藝術觀中的不足，指出了他們過於誇大藝術的社會宣傳作用的偏頗，特別是有力地批評了他們貶低普希金的錯誤做法。由於一些鼓吹“純藝術”的人一直將普希金當做他們的一麵旗幟，革命民主主義派的批評家則大力主張發揚果戈理的批判傾向，而對普希金頗有微詞。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對將普希金與果戈理對立起來，他高度評價普希金的功績，認為普希金“最完全地體現了俄羅斯精神在當時的方向、本能和要求”，是“最偉大的民族詩人”。在這一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無疑是正確的。
《時代》的聲譽越來越高，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越來越受到公眾的歡迎，《死屋手記》已經轟動了整個俄國。重要的文學晚會紛紛邀請他去朗誦這部作品的片斷，而每次朗誦後都會出現激動人心的場麵。1862年3月2日，有人組織了一次規模很大的“文學音樂晚會”，說是為貧困的作家和大學生募捐，可實際上是為了救濟和聲援因散發革命傳單而被捕的兩位詩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晚會的真正目的。據斯特拉霍夫回憶說：這次晚會“似乎是要展示所有進步的文學力量。從這方麵來說，文學家是經過精心挑選的，聽眾也是經過仔細選擇的。連得在文學朗誦中間穿插演出的小曲子也是由思想傾向較好的作家的妻子兒女來擔任。費道爾・米哈伊洛維奇是朗誦者之一……這個晚會是我們社會自由主義運動所達到的最高點”。
晚會在魯阿茲大廳舉行，與會的人中大部分是置身於當時正激蕩著的社會思潮中的大學生，他們激動的情緒一次次地把晚會推向高潮。車爾尼雪夫斯基朗讀了他回憶剛去世的杜勃洛留波夫的文章，庫羅奇金朗誦了他翻譯的貝朗瑞的歌頌自由的詩篇，魯賓斯坦演奏了讚美希臘起義的鋼琴曲《雅典之夜》，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誦了《死屋手記》的片斷，巴甫洛夫教授則發表了熱情的演講……自晚會開始以後，歡呼聲似乎從未間斷，而據目擊者說，聽眾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朗誦“發出了最令人感動的歡呼聲”，“大廳幾乎為之崩塌”。
然而，對於社會上（包括在這次晚會上）出現的帶有革命情緒的狂熱，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不以為然的，他總覺得這樣做不會有好結果。他並不是一個膽怯的人，可如今有這樣做的必要嗎？農民問題雖然還沒有根本解決，但農奴製度畢竟已經廢除了。社會當然要繼續發展，可貿然行動隻能造成混亂，況且知識分子還沒能與老百姓溝通……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時局的發展憂心忡忡。
5月16日，彼得堡發生了一場大火。這場火災來勢很猛，整片整片的街區在短時間裏化為灰燼。大火一直燒了兩個星期，城裏人心惶惶，謠言紛起。有人已經居心叵測地把大火與大學生、與革命者、與車爾尼雪夫斯基聯係在一起了。
18日早晨，陀思妥耶夫斯基出門時發現，大門的把手上插著一張傳單。打開一看，他不由得為傳單措辭的激烈而大吃一驚。傳單上這樣寫道：“這一天很快就要到來，我們將舉起偉大的旗幟，未來的旗幟，紅色的旗幟，大聲疾呼：‘俄羅斯社會民主主義共和國萬歲！’我們將衝進冬宮，把那裏的人統統消滅”。今天，窮苦的人民“受壓抑，受鞭笞，明天他們將同拉辛一起為爭取普遍的平等和俄羅斯共和國而鬥爭，同普加喬夫一起為消滅官僚，為使農民得到份地而鬥爭……我們將懷著充分的信心，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人民對我們的同情，相信俄國光榮的未來，即有幸成為實現偉大的社會主義事業的第一個國家，而大聲疾呼拿起斧頭……要毫不留情地去痛擊他們，在樓房內，在各個城市的窮街陋巷，在首都寬闊的大街上，在各個村莊同他們展開搏鬥！”
這份名為《新生的俄國》的傳單，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來是個不祥的預兆，它將帶來暴力、流血和種種不幸。陀思妥耶夫斯基覺得，“再也想象不出比這更荒謬和更愚蠢的了。內容是煽動性的，而形式又十分可笑，隻有他們的凶手才替他們想得出來，以便置他們於死地”。陀思妥耶夫斯基為此一整天感到“非常納悶和不高興”：“我這個早就完完全全和這些人不一致，也不同意他們運動目的的人，我突然在當時感到悶悶不樂，而且幾乎是為他們的無能感到害臊：他們怎麽做得這樣愚蠢和拙劣？這和我又有什麽關係呢？但是我惋惜的不是他們的失敗……這張傳單似乎震驚了我，對於我來說完全是一種新的、意外的發現：在這天以前，我從來也沒有想到會無聊到如此地步！使人可怕的正是這種無聊的程度。”
傍晚時分，陀思妥耶夫斯基突然決定去拜訪車爾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流放歸來後就與車爾尼雪夫斯基見過麵，他很喜歡“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外表和舉止”，不過兩人平時見麵時總是客客氣氣的，並無深入的交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突然來訪使車爾尼雪夫斯基有些驚訝，但他很高興地將陀思妥耶夫斯基迎進了書房。“尼古拉・加夫裏洛維奇，這是怎麽一回事啊？”陀思妥耶夫斯基拿出了傳單。
車爾尼雪夫斯基接過傳單，仔細地看了一遍。
“呶，那又怎麽樣呢？”他帶著淡淡的笑容問。
“莫非他們真是那樣愚蠢和可笑嗎？難道不能阻止他們不再搞這類可惡的事？”
“難道您以為，我和他們觀點一致，並認為我已經參與了編寫這種材料嗎？”
“我恰恰不認為這樣，”陀思妥耶夫斯基回答說，“而且我甚至認為這一點根本不必向您說明。但總而言之必須盡量阻止他們。您的意見對於他們是有分量的，而且，他們對您的意見會有顧忌。”
“我不認識他們當中的任何人。”
“這一點我也相信。但根本不需要認識他們並和他們麵談。您隻要在某個場合公開宣布您的否定意見，它便會傳到他們那裏去。”
“也許不會起作用，而且這類現象作為無關大局的事情是難以避免的。”
“可是，既害人，又壞事。”
這時候有別的客人來訪，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告辭了。
這次談話是相當誠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車爾尼雪夫斯基與那些製作傳單的人並不一致，而車爾尼雪夫斯基也確實不同意這種散發著巴枯寧式的無政府主義氣息的東西。兩人的關係反而因此而變得親密起來。陀思妥耶夫斯基寫道：“我覺得，車爾尼雪夫斯基對於我的來訪並不感到不愉快；幾天後他自己來看我便證實了這一點。他在我這兒坐了個把小時，而且說真的，我很少見到更溫和、更親切的人了，因此我那時就對某些人認為他的性格嚴厲和難以接近的反映感到驚訝。當時我很清楚，他希望和我結交，我還記得，我對此很高興。後來我又到他那兒去過一次，他也來看過我，不久以後我由於某些原因遷到莫斯科，並在那裏住了9個月。剛開始的交往就此中斷了。此後，車爾尼雪夫斯基被捕和流放……”
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陀思妥耶夫斯基終於獲準赴歐洲旅行。就在開始這次旅行的時候，他在給朋友波隆斯基的信中這樣談到自己早年對那些“神聖的奇跡國家”，特別是意大利的向往：“我年幼時曾多次幻想到意大利去旅行，這種向往從我八歲閱讀拉德克裏芙的小說時就開始了。形形色色的阿方索、凱瑟琳和露西婭縈繞於我的腦際……後來又讀了莎士比亞的作品維洛那，羅密歐與朱麗葉。天曉得，那是多麽令人神往啊！我一心要到意大利去漫遊！然而非但沒有去成意大利，反被發配到塞米巴拉金斯克，而在此以前，則被關進‘死屋’……”
1862年6月，陀思妥耶夫斯基首次跨出國門，他“希望自己能看得更多一些，甚至想看到一切”。兩個多月的時間裏，他來去匆匆，到了德國、法國、英國、瑞士、意大利和奧地利等不少國家，周遊了柏林、巴黎、倫敦、日內瓦、維也納、米蘭和威尼斯等許多曆史名城，“留下了新鮮的、奇怪的和深刻的印象”。“自然風光也罷，藝術作品也罷，除去特別了不起的之外，他都不太感興趣；他的整個注意力集中在人身上，他隻捕捉人的個性和本性，還有就是街頭生活的總的印象”，曾陪伴陀思妥耶夫斯基後半程旅行的斯特拉霍夫這樣說。然而，這些印象並不都是愉快的，“最終，我看到的是一個徒勞地夢想了40年的歐洲”。在這些被稱之為“天國樂土”的地方，他更多看到的是文明的陰影。他在出國不久寫給親友的信中這樣談到巴黎印象：“巴黎是最最枯燥的城市，如果沒有許多稀世珍品，那真是索然無味。法國人實在令人作嘔……安分守己、誠實、彬彬有禮，但虛假，金錢就是他們的一切。沒有任何理想。不僅是信念，甚至連思想都談不上。”
1863年在《時代》雜誌上刊登的《冬天記的夏日印象》，更是集中反映了他對西歐社會的觀察和思考。如《日神》一章，通過對當時資本主義世界的中心倫敦風貌的描摹，很典型地表現了作家對“文明的陰影”的激烈批判和矛盾心態。
陀思妥耶夫斯基寫道：“倫敦那一幅幅廣闊的圖畫，還是令人壓抑……在這裏，從早到晚都是亂騰騰的，機器的轟鳴和呼號，盡管有鋪設在地麵上的鐵路，很快就要鋪設地下鐵路，這是一種大膽的進取精神。實際上，表現出高度發展的資產階級製度的表麵的無秩序：汙穢不堪的泰晤士河，被煤煙汙染的空氣。那些景色壯觀的街心花園和公園裏，那些城市的角落……充斥著半裸的，粗野的，衣不蔽體的城市居民；擁有億萬財富和全世界貿易的倫敦金融中心、水晶宮、世界博覽會……不錯，博覽會令人震撼。從這裏，你會感到一股強大的力量……”可是，在倫敦貧民區的街頭，“你看到的不是真正的人，而是喪失了理智、盲目順從的人。你會看到，這種社會中，被壓迫者長期得不到對他們的許願，長期得不到取暖用的木柴和衣服，他們隻得在黑暗的地下室裏互相擁擠，用手摸索著敲開碰到的大門，為的是不至於悶死在黑暗的地下室裏。在這裏，大家擠成一堆，脫離了文明社會，沒有了人樣……在這兒，虛幻的夢想、裸露身體的破衣襤衫，嚇人的年齡差別，都混雜在一起。喝得醉醺醺的流浪漢們，也擁擠在這些不幸的人中間，有錢有勢的人也會光顧這裏。在這兒，可以聽到罵街、爭吵；聽到屈辱的妓女拉客時的膽怯的低語。”
給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特別深刻的印象的是這樣兩個場景：
“記得我有一次走進一家娛樂場……在二樓的走廊裏，我看到一位姑娘，簡直被她的容貌驚呆了。我從來沒有見到過這樣漂亮的女郎。她正和一個青年人坐在一張小桌子前麵。年輕人似乎很有錢，他或許找過她，終於找到了，也許預先約定在這裏見麵，他倆很少講話，斷斷續續，仿佛他們並不想說話似的。談話常常因沉默而中止。姑娘長得秀麗，容貌溫和，那嬌媚的目光中，流露出憂鬱的神情。看樣子，她患了肺病。她喝光了杜鬆子酒，年輕人掏腰包付過錢，便站起身來，握了握她的手，便告辭了。他走了，而姑娘卻喝多了，蒼白的麵頰上浮出了許多紅色的雀斑，也離開這兒，又步入那些做生意的婦女中間……”
“還有一次，在街道上的人群中，我看到一個不到六歲的小女孩，渾身肮髒，衣衫襤褸、打赤腳、枯瘦如柴，像是被人毒打過，滿身上下累累傷痕，她孤身一人，慢慢走著，像是丟了魂，不慌不忙。上帝才知道，她為什麽在人群中溜達。或許，她肚子餓壞了。沒有人注意她。使我驚奇的是，她走得那樣痛苦，臉上盡是無可奈何的神氣。看到承受著這樣多的詛咒與絕望的小人物，你會感到一種莫名的苦楚，心如刀絞。她那蓬亂的頭發左右搖晃，像是在想什麽事，攤開的小手，打著手勢又合攏起來，貼在赤裸的胸膛上。於是我又折回去，給了她半個先令。她一把抓過去，畏縮而驚愕地打量著我，忽然撒開腿跑去，好像怕我再把錢從她手裏奪走似的。”
在描摹這些場景的同時，陀思妥耶夫斯基還在其他章節中寫到了他對資產階級宣揚的“自由、平等、博愛”的認識：“什麽是自由？什麽樣的自由？大家在法律範圍一律有為所欲為的自由。什麽時候可以為所欲為？當你有百萬錢財的時候。自由是否能給每一個人百萬錢財？不能。什麽是沒有百萬錢財的人？沒有百萬錢財的人，不能為所欲為，卻隻能任人所為。”他譴責了資本主義這個現代“日神”的冷酷：“日神照耀著世界並不要求人們順從，因為它對人們的順從是深信不疑的。它對自己懷有無限的信心，超脫一切，輕蔑而平靜地發號施令。”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否定資本主義製度的冷酷的一麵的同時，也否定了它的曆史進步性。西歐資本主義的“文明的陰影”引起了他對農奴製改革後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俄羅斯現實”的思考，如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加感到了用“根基論”的思想來抵製資本主義可能給俄國帶來的災難的迫切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歐洲之行的一個收獲是見到了他早就想與之結識的著名作家和思想家赫爾岑。7月16日那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前去倫敦的赫爾岑寓所拜訪。誰知在那裏還遇上了巴枯寧。三人坐在一起暢談對時局、生活和藝術的看法。把這幾位觀點並不一致的思想家聯係在一起的，是對俄國命運的熱切的關注。次日，赫爾岑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昨天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訪。他很天真，頭腦也不完全清晰，但他是一個十分可愛的人。他滿腔熱情地相信俄國人民。”
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出國的那些日子裏，俄國的時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沙皇政府利用大火事件，終於向敢於反抗它的專製暴行的民主力量伸出了血腥的屠刀。7月，車爾尼雪夫斯基、皮薩列夫、巴甫洛夫和索羅維耶夫等一批知名人士被捕，《現代人》和《俄國言論》等有影響的刊物被勒令停刊，文學基金會和星期日學校等機構被查封……彼得堡和整個俄國社會再次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時代》雜誌觀點盡管不是那麽激進，但是差點也遭到《現代人》同樣的命運。大火事件發生後，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寫了兩篇沒署名的文章，批駁了將縱火者與大學生和“虛無主義者”聯係在一起的謠傳。文章被書報檢查機關給壓了下來。陀思妥耶夫斯基出國後的第二天，哥哥米哈伊爾就受到最高當局的偵緝委員會的傳訊，要求對文章作出解釋。當局早已注意到刊物的實際編輯是一個剛釋放不久的政治犯。那個委員會已經呈報沙皇同意，讓《時代》停刊8個月，隻是由於某種原因沙皇才決定“暫不令其停刊”，但“要對其適當監督”。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國外的行動也受到了監視。他與赫爾岑在倫敦的會見被密報到了秘密警察機構的總部。
陀思妥耶夫斯基出國前讓妻子搬來彼得堡住，並給了她一份委托書，上麵寫明他如有意外，一切財產歸瑪麗婭所有。9月裏回國後，他發現瑪麗婭已經臥床不起，而且精神上也變得恍恍惚惚，時不時要歇斯底裏地大鬧一番。整個冬天，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守著她。第二年春天，瑪麗婭一度病危，可又奇跡般地恢複了過來。陀思妥耶夫斯基決定將她送到弗拉基米爾去養病，因為那裏的氣候要比彼得堡好一些。
《時代》現在人員都配齊了，大家各盡其職，事情進展頗為順利。陀思妥耶夫斯基為新的一年雜誌征訂寫了一份啟事。在這篇啟事中，他繼續強調把“用根基主義和民族精神拯救俄國”作為辦刊方針；再次呼籲俄國知識界“道德上應當和人民完全相通，盡可能密切地和他們打成一片，在道義上和他們站在一起，如同一個人一樣”。文章一方麵含蓄地指責以《現代人》雜誌為核心的某些人熱衷於揭露，忽視和歪曲了“人民身上構成它的希望和獨立、永恒的力量的特點”，另一方麵又在字裏行間大膽地表示了對受沙皇政府迫害的車爾尼雪夫斯基等人的真摯的同情，稱他們的感情是“高尚的”，所作所為是“真摯而誠實的”，他們是“人民的朋友”。
1863年年初，波蘭發生了反抗沙俄統治的起義。在沙皇政府的煽動下，一時間俄國國內民族沙文主義情緒泛濫，社會思想相當混亂。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時態的發展十分關心，出於謹慎，他沒有立即對這一敏感的問題表態。就在這時，斯特拉霍夫寫了一篇名為《決定性的問題》的文章，經陀思妥耶夫斯基過目後在《時代》四月號上署名“羅斯基”發表了。文章的基本思想是，波蘭問題不宜用武力去解決，因為這是一個關係到兩種民族文化與宗教的爭論；這個問題的最終解決取決於兩個民族在精神道德上的相互理解和競爭；誰在精神上取得勝利，誰才是真正的勝利者。斯特拉霍夫原意隻是想從一般的哲學角度談談這個問題，倒也沒有想為波蘭人說幾句話的意思。可是，文章本身寫得不夠明晰，頗有一些可讓人隨意發揮之處。
斯特拉霍夫的文章發表後，果然被曲解了。一些官方的和半官方的刊物群起而攻之，紛紛指責這篇文章帶有明顯的親波蘭的傾向。當局本來就對《時代》雜誌心懷不滿，沙皇親自過問此事，內務大臣在奏表中稱該刊本來就具“有害傾向”，而此文更是一篇“內容惡劣”、煽動性極大，直接與國策相背和玷汙民族感情的文章。於是，沙俄最高當局宣布，“勒令《時代》雜誌於5月24日停刊”，並永遠不得複刊。隻是由於編輯部同仁的多方努力，向有關方麵作了疏通，《俄國導報》上也刊出了一篇否認此文有不良政治動機的解釋性文章，當局才未加進一步追究。陀思妥耶夫斯基明白，他們已無法挽救這份苦心經營了兩年多的雜誌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密切關注著時態的發展。他現在可真是忙極了。《時代》雜誌年初已正式創刊，如今每期他都得拿出自己的小說和文章，當然還得組織稿源和找作者談話，還有沒完沒了的編輯工作，他把全部的精力投了進去。緊張的工作使他的身體受到了傷害，癲癇病比過去發作得更為頻繁。據斯特拉霍夫回憶：“他的病大致一個月發作一次……有時發作的次數還要多些，甚至一星期發作兩次”，嚴重時他得“躺兩三天，幾乎人事不省”。不過，使他感到安慰的是，雜誌辦得越來越紅火，訂數不斷增加。作為主要編輯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才能、聲譽和獨特的辦刊風格，連載作品《死屋手記》、《被欺淩與被侮辱的》和蓋斯凱爾夫人的《瑪麗・巴頓》的魅力，雜誌中經常刊登的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奧斯特羅夫斯基和薩爾蒂柯夫―謝德林等名家的力作，都強烈地吸引著讀者的注意力。“《時代》在讀者心目中聲望迅速提高，與此同時，老的雜誌如《祖國紀事》、《讀者文庫》及其他刊物卻紛紛下跌，唯獨《時代》蒸蒸日上，幾乎與《現代人》一爭短長。”
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邀請，格裏戈裏耶夫與斯特拉霍夫等人參與了雜誌的工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很看重格裏戈裏耶夫的才華，這是一個與他年齡相仿，思想變化過程和對事物的看法也有某些相似的評論家。“格裏戈裏耶夫儀表堂堂，他身上那種朝氣蓬勃的力量和優雅風度委實令人傾倒；他的確很有氣魄，這種氣魄正好符合他那火熱的性格。他那雙相距很遠的灰眼睛雖然不大，卻炯炯有神，當我第一次看見他時，他的目光使我不勝驚訝”，斯特拉霍夫這樣描繪他。
從50年代開始，格裏戈裏耶夫就舉起了為藝術的人民性和藝術的民族複興而鬥爭的旗幟。他主張意誌自由，並認為這一點在正教中能找到，可他提倡的宗教又與官方教會格格不入。他把斯拉夫派、西歐派和革命民主主義者一概稱之為“理論派”，認為他們對生活的看法都是從固定的觀點和體係出發的。在他看來，生活是一種永遠延續的創造過程。他特別喜愛古代羅斯文化、民間口頭創作、普希金的詩歌和奧斯特羅夫斯基的劇作，在他的文章中經常出現“根基”這樣的字眼。在《時代》第二期至第五期上，他接連發表了十篇文章，其中有《人民性與文學》、《藝術中的虛無主義》、《我在文學上和精神上的漂泊》和出色的作家作品的評論。格裏戈裏耶夫尊重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非同凡響的才華”，但不滿他對《現代人》的好感。《時代》同人意見並非一致，不過在“根基論”觀點上是頗為接近的。
麵對日益激蕩的社會思潮，《時代》在其發刊時就明確表示，將“把刊物建立在完全獨立的基礎上”，“將特別重視評論部的工作”。刊物創刊不久，《時代》就與《俄國導報》展開了一場辯論。那年2月，《彼得堡公報》發表短評稱普希金的詩篇《埃及之夜》是Y蕩之作，卡特科夫在《俄國導報》上隨聲附和。這種附和極易混淆視聽，同時卡特科夫散布的所謂俄國文學“是貧乏的和微不足道的”的觀點也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憤怒，於是他立即在三月號的《時代》上發表了《心靈純潔的典範》一文痛加批駁。陀思妥耶夫斯基針鋒相對地把《埃及之夜》稱為“詩歌藝術中的傑作”，並指出：“俄國文學一點也不貧乏，我們有普希金，我們有果戈理，我們有奧斯特羅夫斯基。在這些作家身上可以看到思想的繼承性，而這種思想是充滿朝氣和具有全民性的……難道《俄國導報》看不出普希金的天才正是俄羅斯精神和俄羅斯思想的強大體現嗎？”陀思妥耶夫斯基還撰寫了《〈口哨〉與〈俄國導報〉》一文，為《現代人》及其諷刺副刊《口哨》辯護。
與此同時，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杜勃洛留波夫之間也展開了一場關於藝術的本質及其社會作用的論爭。對杜勃洛留波夫本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並無反感，他頗有興趣地注意著這位批評家的每一篇文章。在他看來，這個有才華有事業心的年輕人前程無量，甚至有可能成為別林斯基那樣的人物。不過，他不能同意這位激進的批評家的某些藝術觀點。《時代》月刊二月號上刊出的《……波夫先生與藝術問題》一文，就是他針對杜勃洛留波夫的見解而撰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目前文壇上存在純藝術論者和功利主義者兩種人，純藝術論者排斥整個揭露文學在藝術中的地位，把藝術僅僅看做是為自身的目的服務的；功利主義者則把功利目的放在首位，漠視文學的藝術性。這兩種觀點都是錯誤的，但後者對文學事業危害更大。為此，他提出“靈感自由”的主張，即強調藝術有自身的規律。“如果說我們希望藝術有最大的自由，那是因為我們相信，藝術越是能夠自由地發展，它就越發有益於人類。絕不能強行給藝術規定目的性和傾向性”。當然，他也認為“藝術永遠高度忠實於現實……真正藝術的標誌也就是它總是現代的、十分有益的”。
其實，兩人的分歧主要在於對俄國現實的不同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能理解杜勃洛留波夫等人賦予文學的神聖使命正體現了曆史的要求，他們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所作的努力擴大了文學的民主陣營和促進了俄國解放運動的發展。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確實敏銳地發現了杜勃洛留波夫等人的藝術觀中的不足，指出了他們過於誇大藝術的社會宣傳作用的偏頗，特別是有力地批評了他們貶低普希金的錯誤做法。由於一些鼓吹“純藝術”的人一直將普希金當做他們的一麵旗幟，革命民主主義派的批評家則大力主張發揚果戈理的批判傾向，而對普希金頗有微詞。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對將普希金與果戈理對立起來，他高度評價普希金的功績，認為普希金“最完全地體現了俄羅斯精神在當時的方向、本能和要求”，是“最偉大的民族詩人”。在這一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無疑是正確的。
《時代》的聲譽越來越高，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越來越受到公眾的歡迎，《死屋手記》已經轟動了整個俄國。重要的文學晚會紛紛邀請他去朗誦這部作品的片斷，而每次朗誦後都會出現激動人心的場麵。1862年3月2日，有人組織了一次規模很大的“文學音樂晚會”，說是為貧困的作家和大學生募捐，可實際上是為了救濟和聲援因散發革命傳單而被捕的兩位詩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晚會的真正目的。據斯特拉霍夫回憶說：這次晚會“似乎是要展示所有進步的文學力量。從這方麵來說，文學家是經過精心挑選的，聽眾也是經過仔細選擇的。連得在文學朗誦中間穿插演出的小曲子也是由思想傾向較好的作家的妻子兒女來擔任。費道爾・米哈伊洛維奇是朗誦者之一……這個晚會是我們社會自由主義運動所達到的最高點”。
晚會在魯阿茲大廳舉行，與會的人中大部分是置身於當時正激蕩著的社會思潮中的大學生，他們激動的情緒一次次地把晚會推向高潮。車爾尼雪夫斯基朗讀了他回憶剛去世的杜勃洛留波夫的文章，庫羅奇金朗誦了他翻譯的貝朗瑞的歌頌自由的詩篇，魯賓斯坦演奏了讚美希臘起義的鋼琴曲《雅典之夜》，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誦了《死屋手記》的片斷，巴甫洛夫教授則發表了熱情的演講……自晚會開始以後，歡呼聲似乎從未間斷，而據目擊者說，聽眾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朗誦“發出了最令人感動的歡呼聲”，“大廳幾乎為之崩塌”。
然而，對於社會上（包括在這次晚會上）出現的帶有革命情緒的狂熱，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不以為然的，他總覺得這樣做不會有好結果。他並不是一個膽怯的人，可如今有這樣做的必要嗎？農民問題雖然還沒有根本解決，但農奴製度畢竟已經廢除了。社會當然要繼續發展，可貿然行動隻能造成混亂，況且知識分子還沒能與老百姓溝通……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時局的發展憂心忡忡。
5月16日，彼得堡發生了一場大火。這場火災來勢很猛，整片整片的街區在短時間裏化為灰燼。大火一直燒了兩個星期，城裏人心惶惶，謠言紛起。有人已經居心叵測地把大火與大學生、與革命者、與車爾尼雪夫斯基聯係在一起了。
18日早晨，陀思妥耶夫斯基出門時發現，大門的把手上插著一張傳單。打開一看，他不由得為傳單措辭的激烈而大吃一驚。傳單上這樣寫道：“這一天很快就要到來，我們將舉起偉大的旗幟，未來的旗幟，紅色的旗幟，大聲疾呼：‘俄羅斯社會民主主義共和國萬歲！’我們將衝進冬宮，把那裏的人統統消滅”。今天，窮苦的人民“受壓抑，受鞭笞，明天他們將同拉辛一起為爭取普遍的平等和俄羅斯共和國而鬥爭，同普加喬夫一起為消滅官僚，為使農民得到份地而鬥爭……我們將懷著充分的信心，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人民對我們的同情，相信俄國光榮的未來，即有幸成為實現偉大的社會主義事業的第一個國家，而大聲疾呼拿起斧頭……要毫不留情地去痛擊他們，在樓房內，在各個城市的窮街陋巷，在首都寬闊的大街上，在各個村莊同他們展開搏鬥！”
這份名為《新生的俄國》的傳單，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來是個不祥的預兆，它將帶來暴力、流血和種種不幸。陀思妥耶夫斯基覺得，“再也想象不出比這更荒謬和更愚蠢的了。內容是煽動性的，而形式又十分可笑，隻有他們的凶手才替他們想得出來，以便置他們於死地”。陀思妥耶夫斯基為此一整天感到“非常納悶和不高興”：“我這個早就完完全全和這些人不一致，也不同意他們運動目的的人，我突然在當時感到悶悶不樂，而且幾乎是為他們的無能感到害臊：他們怎麽做得這樣愚蠢和拙劣？這和我又有什麽關係呢？但是我惋惜的不是他們的失敗……這張傳單似乎震驚了我，對於我來說完全是一種新的、意外的發現：在這天以前，我從來也沒有想到會無聊到如此地步！使人可怕的正是這種無聊的程度。”
傍晚時分，陀思妥耶夫斯基突然決定去拜訪車爾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流放歸來後就與車爾尼雪夫斯基見過麵，他很喜歡“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外表和舉止”，不過兩人平時見麵時總是客客氣氣的，並無深入的交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突然來訪使車爾尼雪夫斯基有些驚訝，但他很高興地將陀思妥耶夫斯基迎進了書房。“尼古拉・加夫裏洛維奇，這是怎麽一回事啊？”陀思妥耶夫斯基拿出了傳單。
車爾尼雪夫斯基接過傳單，仔細地看了一遍。
“呶，那又怎麽樣呢？”他帶著淡淡的笑容問。
“莫非他們真是那樣愚蠢和可笑嗎？難道不能阻止他們不再搞這類可惡的事？”
“難道您以為，我和他們觀點一致，並認為我已經參與了編寫這種材料嗎？”
“我恰恰不認為這樣，”陀思妥耶夫斯基回答說，“而且我甚至認為這一點根本不必向您說明。但總而言之必須盡量阻止他們。您的意見對於他們是有分量的，而且，他們對您的意見會有顧忌。”
“我不認識他們當中的任何人。”
“這一點我也相信。但根本不需要認識他們並和他們麵談。您隻要在某個場合公開宣布您的否定意見，它便會傳到他們那裏去。”
“也許不會起作用，而且這類現象作為無關大局的事情是難以避免的。”
“可是，既害人，又壞事。”
這時候有別的客人來訪，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告辭了。
這次談話是相當誠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車爾尼雪夫斯基與那些製作傳單的人並不一致，而車爾尼雪夫斯基也確實不同意這種散發著巴枯寧式的無政府主義氣息的東西。兩人的關係反而因此而變得親密起來。陀思妥耶夫斯基寫道：“我覺得，車爾尼雪夫斯基對於我的來訪並不感到不愉快；幾天後他自己來看我便證實了這一點。他在我這兒坐了個把小時，而且說真的，我很少見到更溫和、更親切的人了，因此我那時就對某些人認為他的性格嚴厲和難以接近的反映感到驚訝。當時我很清楚，他希望和我結交，我還記得，我對此很高興。後來我又到他那兒去過一次，他也來看過我，不久以後我由於某些原因遷到莫斯科，並在那裏住了9個月。剛開始的交往就此中斷了。此後，車爾尼雪夫斯基被捕和流放……”
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陀思妥耶夫斯基終於獲準赴歐洲旅行。就在開始這次旅行的時候，他在給朋友波隆斯基的信中這樣談到自己早年對那些“神聖的奇跡國家”，特別是意大利的向往：“我年幼時曾多次幻想到意大利去旅行，這種向往從我八歲閱讀拉德克裏芙的小說時就開始了。形形色色的阿方索、凱瑟琳和露西婭縈繞於我的腦際……後來又讀了莎士比亞的作品維洛那，羅密歐與朱麗葉。天曉得，那是多麽令人神往啊！我一心要到意大利去漫遊！然而非但沒有去成意大利，反被發配到塞米巴拉金斯克，而在此以前，則被關進‘死屋’……”
1862年6月，陀思妥耶夫斯基首次跨出國門，他“希望自己能看得更多一些，甚至想看到一切”。兩個多月的時間裏，他來去匆匆，到了德國、法國、英國、瑞士、意大利和奧地利等不少國家，周遊了柏林、巴黎、倫敦、日內瓦、維也納、米蘭和威尼斯等許多曆史名城，“留下了新鮮的、奇怪的和深刻的印象”。“自然風光也罷，藝術作品也罷，除去特別了不起的之外，他都不太感興趣；他的整個注意力集中在人身上，他隻捕捉人的個性和本性，還有就是街頭生活的總的印象”，曾陪伴陀思妥耶夫斯基後半程旅行的斯特拉霍夫這樣說。然而，這些印象並不都是愉快的，“最終，我看到的是一個徒勞地夢想了40年的歐洲”。在這些被稱之為“天國樂土”的地方，他更多看到的是文明的陰影。他在出國不久寫給親友的信中這樣談到巴黎印象：“巴黎是最最枯燥的城市，如果沒有許多稀世珍品，那真是索然無味。法國人實在令人作嘔……安分守己、誠實、彬彬有禮，但虛假，金錢就是他們的一切。沒有任何理想。不僅是信念，甚至連思想都談不上。”
1863年在《時代》雜誌上刊登的《冬天記的夏日印象》，更是集中反映了他對西歐社會的觀察和思考。如《日神》一章，通過對當時資本主義世界的中心倫敦風貌的描摹，很典型地表現了作家對“文明的陰影”的激烈批判和矛盾心態。
陀思妥耶夫斯基寫道：“倫敦那一幅幅廣闊的圖畫，還是令人壓抑……在這裏，從早到晚都是亂騰騰的，機器的轟鳴和呼號，盡管有鋪設在地麵上的鐵路，很快就要鋪設地下鐵路，這是一種大膽的進取精神。實際上，表現出高度發展的資產階級製度的表麵的無秩序：汙穢不堪的泰晤士河，被煤煙汙染的空氣。那些景色壯觀的街心花園和公園裏，那些城市的角落……充斥著半裸的，粗野的，衣不蔽體的城市居民；擁有億萬財富和全世界貿易的倫敦金融中心、水晶宮、世界博覽會……不錯，博覽會令人震撼。從這裏，你會感到一股強大的力量……”可是，在倫敦貧民區的街頭，“你看到的不是真正的人，而是喪失了理智、盲目順從的人。你會看到，這種社會中，被壓迫者長期得不到對他們的許願，長期得不到取暖用的木柴和衣服，他們隻得在黑暗的地下室裏互相擁擠，用手摸索著敲開碰到的大門，為的是不至於悶死在黑暗的地下室裏。在這裏，大家擠成一堆，脫離了文明社會，沒有了人樣……在這兒，虛幻的夢想、裸露身體的破衣襤衫，嚇人的年齡差別，都混雜在一起。喝得醉醺醺的流浪漢們，也擁擠在這些不幸的人中間，有錢有勢的人也會光顧這裏。在這兒，可以聽到罵街、爭吵；聽到屈辱的妓女拉客時的膽怯的低語。”
給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特別深刻的印象的是這樣兩個場景：
“記得我有一次走進一家娛樂場……在二樓的走廊裏，我看到一位姑娘，簡直被她的容貌驚呆了。我從來沒有見到過這樣漂亮的女郎。她正和一個青年人坐在一張小桌子前麵。年輕人似乎很有錢，他或許找過她，終於找到了，也許預先約定在這裏見麵，他倆很少講話，斷斷續續，仿佛他們並不想說話似的。談話常常因沉默而中止。姑娘長得秀麗，容貌溫和，那嬌媚的目光中，流露出憂鬱的神情。看樣子，她患了肺病。她喝光了杜鬆子酒，年輕人掏腰包付過錢，便站起身來，握了握她的手，便告辭了。他走了，而姑娘卻喝多了，蒼白的麵頰上浮出了許多紅色的雀斑，也離開這兒，又步入那些做生意的婦女中間……”
“還有一次，在街道上的人群中，我看到一個不到六歲的小女孩，渾身肮髒，衣衫襤褸、打赤腳、枯瘦如柴，像是被人毒打過，滿身上下累累傷痕，她孤身一人，慢慢走著，像是丟了魂，不慌不忙。上帝才知道，她為什麽在人群中溜達。或許，她肚子餓壞了。沒有人注意她。使我驚奇的是，她走得那樣痛苦，臉上盡是無可奈何的神氣。看到承受著這樣多的詛咒與絕望的小人物，你會感到一種莫名的苦楚，心如刀絞。她那蓬亂的頭發左右搖晃，像是在想什麽事，攤開的小手，打著手勢又合攏起來，貼在赤裸的胸膛上。於是我又折回去，給了她半個先令。她一把抓過去，畏縮而驚愕地打量著我，忽然撒開腿跑去，好像怕我再把錢從她手裏奪走似的。”
在描摹這些場景的同時，陀思妥耶夫斯基還在其他章節中寫到了他對資產階級宣揚的“自由、平等、博愛”的認識：“什麽是自由？什麽樣的自由？大家在法律範圍一律有為所欲為的自由。什麽時候可以為所欲為？當你有百萬錢財的時候。自由是否能給每一個人百萬錢財？不能。什麽是沒有百萬錢財的人？沒有百萬錢財的人，不能為所欲為，卻隻能任人所為。”他譴責了資本主義這個現代“日神”的冷酷：“日神照耀著世界並不要求人們順從，因為它對人們的順從是深信不疑的。它對自己懷有無限的信心，超脫一切，輕蔑而平靜地發號施令。”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否定資本主義製度的冷酷的一麵的同時，也否定了它的曆史進步性。西歐資本主義的“文明的陰影”引起了他對農奴製改革後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俄羅斯現實”的思考，如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加感到了用“根基論”的思想來抵製資本主義可能給俄國帶來的災難的迫切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歐洲之行的一個收獲是見到了他早就想與之結識的著名作家和思想家赫爾岑。7月16日那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前去倫敦的赫爾岑寓所拜訪。誰知在那裏還遇上了巴枯寧。三人坐在一起暢談對時局、生活和藝術的看法。把這幾位觀點並不一致的思想家聯係在一起的，是對俄國命運的熱切的關注。次日，赫爾岑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昨天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訪。他很天真，頭腦也不完全清晰，但他是一個十分可愛的人。他滿腔熱情地相信俄國人民。”
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出國的那些日子裏，俄國的時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沙皇政府利用大火事件，終於向敢於反抗它的專製暴行的民主力量伸出了血腥的屠刀。7月，車爾尼雪夫斯基、皮薩列夫、巴甫洛夫和索羅維耶夫等一批知名人士被捕，《現代人》和《俄國言論》等有影響的刊物被勒令停刊，文學基金會和星期日學校等機構被查封……彼得堡和整個俄國社會再次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時代》雜誌觀點盡管不是那麽激進，但是差點也遭到《現代人》同樣的命運。大火事件發生後，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寫了兩篇沒署名的文章，批駁了將縱火者與大學生和“虛無主義者”聯係在一起的謠傳。文章被書報檢查機關給壓了下來。陀思妥耶夫斯基出國後的第二天，哥哥米哈伊爾就受到最高當局的偵緝委員會的傳訊，要求對文章作出解釋。當局早已注意到刊物的實際編輯是一個剛釋放不久的政治犯。那個委員會已經呈報沙皇同意，讓《時代》停刊8個月，隻是由於某種原因沙皇才決定“暫不令其停刊”，但“要對其適當監督”。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國外的行動也受到了監視。他與赫爾岑在倫敦的會見被密報到了秘密警察機構的總部。
陀思妥耶夫斯基出國前讓妻子搬來彼得堡住，並給了她一份委托書，上麵寫明他如有意外，一切財產歸瑪麗婭所有。9月裏回國後，他發現瑪麗婭已經臥床不起，而且精神上也變得恍恍惚惚，時不時要歇斯底裏地大鬧一番。整個冬天，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守著她。第二年春天，瑪麗婭一度病危，可又奇跡般地恢複了過來。陀思妥耶夫斯基決定將她送到弗拉基米爾去養病，因為那裏的氣候要比彼得堡好一些。
《時代》現在人員都配齊了，大家各盡其職，事情進展頗為順利。陀思妥耶夫斯基為新的一年雜誌征訂寫了一份啟事。在這篇啟事中，他繼續強調把“用根基主義和民族精神拯救俄國”作為辦刊方針；再次呼籲俄國知識界“道德上應當和人民完全相通，盡可能密切地和他們打成一片，在道義上和他們站在一起，如同一個人一樣”。文章一方麵含蓄地指責以《現代人》雜誌為核心的某些人熱衷於揭露，忽視和歪曲了“人民身上構成它的希望和獨立、永恒的力量的特點”，另一方麵又在字裏行間大膽地表示了對受沙皇政府迫害的車爾尼雪夫斯基等人的真摯的同情，稱他們的感情是“高尚的”，所作所為是“真摯而誠實的”，他們是“人民的朋友”。
1863年年初，波蘭發生了反抗沙俄統治的起義。在沙皇政府的煽動下，一時間俄國國內民族沙文主義情緒泛濫，社會思想相當混亂。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時態的發展十分關心，出於謹慎，他沒有立即對這一敏感的問題表態。就在這時，斯特拉霍夫寫了一篇名為《決定性的問題》的文章，經陀思妥耶夫斯基過目後在《時代》四月號上署名“羅斯基”發表了。文章的基本思想是，波蘭問題不宜用武力去解決，因為這是一個關係到兩種民族文化與宗教的爭論；這個問題的最終解決取決於兩個民族在精神道德上的相互理解和競爭；誰在精神上取得勝利，誰才是真正的勝利者。斯特拉霍夫原意隻是想從一般的哲學角度談談這個問題，倒也沒有想為波蘭人說幾句話的意思。可是，文章本身寫得不夠明晰，頗有一些可讓人隨意發揮之處。
斯特拉霍夫的文章發表後，果然被曲解了。一些官方的和半官方的刊物群起而攻之，紛紛指責這篇文章帶有明顯的親波蘭的傾向。當局本來就對《時代》雜誌心懷不滿，沙皇親自過問此事，內務大臣在奏表中稱該刊本來就具“有害傾向”，而此文更是一篇“內容惡劣”、煽動性極大，直接與國策相背和玷汙民族感情的文章。於是，沙俄最高當局宣布，“勒令《時代》雜誌於5月24日停刊”，並永遠不得複刊。隻是由於編輯部同仁的多方努力，向有關方麵作了疏通，《俄國導報》上也刊出了一篇否認此文有不良政治動機的解釋性文章，當局才未加進一步追究。陀思妥耶夫斯基明白，他們已無法挽救這份苦心經營了兩年多的雜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