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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返文壇
這個時代還給我們留下一部了不起的書，一部驚心動魄的偉大作品，這部作品將永遠赫然屹立在尼古拉黑暗王國的出口處……
赫爾岑：《論文學》
經過四千俄裏的長途跋涉，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於1859年8月19日到達特維爾。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一次為爭取進入首都而努力。他給托特列邊，甚至直接給沙皇寫了信。在度過了難熬的4個月的等待以後，12月底他獲準重返彼得堡。
又是聖誕節。十年前的聖誕節，戴著手銬腳鐐離開彼得堡的情景還曆曆在目，而今當他從新建的火車站下車，麵對哥哥和邁科夫的擁抱時，一切恍如隔世。
近年來，國內的政治氣氛十分活躍，人們蓄積已久的憤怒再也無法遏製。1848年以來的那種萬馬齊喑的黑暗局麵被打破了。如果說在窮鄉僻壤還難以真切察覺到這種活躍的程度的話，那麽在首都就能強烈感覺到了。沙皇政府迫於形勢，在一定程度上放寬了對輿論的控製。出版業呈現出繁榮景象。一百多家新的報刊相繼問世；普希金和果戈理的文集增訂再版，大受歡迎；柯裏佐夫的詩集前還放上了已去世的別林斯基的長篇序言，要知道在過去的十年裏連別林斯基的名字都是禁止提及的；報刊上公開討論起廢除農奴製度的問題，這在幾年前也是無法設想的。
盡管萊蒙托夫、果戈理、柯裏佐夫和別林斯基等著名作家和批評家在40年代先後離世，赫爾岑和屠格涅夫長期居住國外，但是文壇上似乎也不乏新人。列夫・托爾斯泰、岡察洛夫和奧斯特羅夫斯基等一大批青年作家已登上文壇，這些作家最初發表的一些作品已預示著他們輝煌的前景。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洛留波夫在青年一代中享有極高的聲譽，他們已成為繼別林斯基以後的俄國進步思想界的旗幟。
對於這一切，陀思妥耶夫斯基雖然通過書信和哥哥寄來的某些刊物已有所知曉，然而一旦親身處於這社會生活和時代激流的中心，感覺竟是如此的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激動了，他多麽想立即投身到這激流中去搏擊一番啊！
彼得堡的公眾和文學界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歸來表現出了很大的熱忱，公眾普遍把這位經曆了刑場、苦役和流放磨難的作家視作了受難的英雄。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並不希望以令人同情的受難者的形象重返文壇。在一次文學聚會上，有一位女士聚精會神地打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番，然後說道：“我從您的臉上看到您受過的苦難……”這句話使他很不痛快，他馬上含糊其辭地把話題扯開了。在公開場合，他總是顯出快樂而且精神飽滿的樣子。人們很快發現，出現在他們麵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並沒有消沉，並沒有灰心失望，他依然充滿了生命的活力和強大的創造力量，盡管在他身上似乎也帶有了某種他們一時還難以辨析的新的東西。
為了盡快地熟悉久違了的彼得堡文學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樂意應邀參加各種文學晚會或其他形式的朋友聚會。當有人請他在文學基金會舉辦的《欽差大臣》的義演中擔任角色時，他欣然同意，並表現得十分熱心。他選擇的角色是郵政局長什佩金。“這個角色，不僅在果戈理的戲劇中，而且在俄國的所有劇目中，都是一個高度喜劇性的角色，並且具有深刻的社會意義”，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樣解釋說。“我不知道怎麽去對付，但我要懷著極大的喜愛非常努力地去演好它。”劇中飾演赫列斯達科夫的是詩人維恩因貝爾格，飾演市長的是小說家皮謝姆斯基，參加演出的還有作家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岡察洛夫、格利戈洛維奇和德魯日寧等人。
1860年4月14日，演出在莫伊卡大街的魯阿茲大廳裏舉行，那是一個可以容納近千人的場子。這次別具一格的演出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當那些著名作家一個個粉墨登場時，觀眾的情緒不時被引向高潮。在這次演出中擔任導演的維恩貝爾格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現出很出色的演戲才能……是個巧妙的喜劇演員，他善於引人發出純粹果戈理式的笑聲。”
當年的好友米留科夫這時擔任了《火炬》雜誌的編輯。陀思妥耶夫斯基接受他的邀請，常常去參加每周二晚上在軍官街雅科勃斯家舉行的聚會。米留科夫發現，剛剛歸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我們文學中一切稍微重大些的現象都產生熱烈的興趣。他特別關切地注視著剛開始寫作的青年作者”。在那裏，他興致勃勃地與老友新朋相聚。常來這裏的還有詩人邁科夫、小說家皮謝姆斯基、批評家格裏戈裏耶夫、劇作家梅伊、諷刺作家米納耶夫和政論家達尼列夫斯基等。來參加聚會的大部分是年輕人，“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在組裏占主要地位，往往超過對純藝術的興趣。按照這個觀點，藝術家應當關心社會的發展，引導人們認清社會上所產生的善與惡，因而要做引導者、揭露者和領導者”。
就是在這樣的聚會上，批評家斯特拉霍夫認識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並成了他的朋友。斯特拉霍夫後來回憶說，初次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時，隻覺得他的外貌很普通，但寬大的前額和極有神采的眼睛給他留下的深刻印象，“在他身上沒有發現任何由於他受過苦難而產生的哀傷或冷酷”。他還認為，從陀思妥耶夫斯基參加聚會的那一天起，他就在小組中占據了首要的地位。“他是大家公認的大作家，他的首要地位不僅在知名度上，而且在思想的豐富和言辭的激烈上。”使斯特拉霍夫驚訝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豐富的同情心，善於了解各種不同的乃至相互對立的觀點的本領”，“他的思想的無窮無盡的活力和心靈內涵的無比豐美”。
早在1858年，米哈伊爾就曾利用剛開始鬆動的書報檢查製度，獲準辦了一個小型的《時代》周刊。不過，這份周刊的篇幅很少，影響也不大。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到彼得堡後不久，就立即和哥哥商量辦一個大型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學月刊。辦刊物是參與文學進程的一個極好的途徑，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向對此抱有濃厚的興趣。不過他清楚當局對他持有的戒心，因此，此事還得由哥哥唱主角，否則準得告吹。辦刊報告送上去了，籌辦工作也開始緊鑼密鼓地進行。米留科夫小組聚會的主題漸漸轉向了對《時代》月刊的辦刊方針和計劃的討論。後來，幹脆將聚會的地點移到了位於葉卡捷琳娜運河邊的米哈伊爾的家中。
如果說歸來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願以受難者的麵目在公眾麵前出現的話，那麽瑪麗婭在丈夫麵前則處處表現得像一個受盡屈辱的不幸的受難者。她不喜歡新的環境中的一切，包括米哈伊爾哥哥。她甚至疑心哥哥一家都在暗算她。她老是感到委屈，時不時發作，狠狠地責罵丈夫。瑪麗婭當時不健全的精神狀態與她日益糟糕的身體狀況不無關係。現在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與瑪麗婭聯係在一起的與其說是愛戀，倒不如說是憐憫。陀思妥耶夫斯基沒有忘記那段令他刻骨銘心的狂熱的愛情。
家庭氣氛變得越來越難以忍受了。剛到特維爾不久，他就在給親友的信中一再談到自己的苦惱：“我的心都要枯萎了。不知我的災難何時才能結束？”陀思妥耶夫斯基很痛苦，但他還是表示將擔起對有病的妻子的責任：“我把全部家務操勞擔在肩上，並竭盡全力把它承擔下去。不過，我相信我的生命還沒有完結，我也不願意死。”1859年底，他獨自一人前往彼得堡。次年年初，瑪麗婭去彼得堡找他，但因無法適應那裏陰冷潮濕的氣候，又重新回到了特維爾。自此，在瑪麗婭生命的最後幾年，他們經常分居兩地，難得相聚了。如今，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舍晝夜地拚命工作，《死屋手記》快要脫稿了，隻有在狂熱的工作中他才能擺脫生活中的煩惱。
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揚諾夫斯基醫生是青年時代的好朋友。他回到彼得堡後，兩人很快恢複了交往。就在這時，揚諾夫斯基的妻子、23歲的亞曆山德拉・伊凡諾夫娜・舒伯特進入了他的視野，並在他的生命軌跡上留下了一道清晰的印記。
舒伯特本姓庫利科娃，出身農奴家庭。這個活潑聰明的女性很有演員的天賦，她的表演質樸自然，在舞台上成功地塑造過許多少女形象，如格利鮑耶陀夫《智慧的痛苦》中的麗莎、莫裏哀《太太學堂》中的阿涅絲、奧斯特羅夫斯基《窮新娘》中的瑪麗婭、莎士比亞《溫莎的風流娘們》中的快嘴桂嫂等，被傑出的俄國演員謝普金視作得意門生。舒伯特的學生達維多夫曾這樣評價她：“她關切地注視著整個俄國生活，對待藝術十分嚴肅，深深地愛著戲劇。她天賦聰明，受過完美的教育，善於忍讓，謙遜質樸，情感豐富……”她引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關注並非偶然。
舒伯特的第一個丈夫也是演員，但婚後不久就去世了。一年來，她成了揚諾夫斯基的妻子，並暫時離開了舞台。這個才華出眾的年輕女子很願意與文化界的名流交往，當時不少著名的作家都與她相熟。舒伯特與揚諾夫斯基的婚姻並不幸福，丈夫才能平平，對妻子重返舞台的願望百般阻撓，夫妻關係出現了裂痕。揚諾夫斯基發現妻子對剛剛來到彼得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有好感，於是寄希望於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幫助他說服妻子回心轉意。然而，事情的發展恰恰與揚諾夫斯基的願望相悖。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僅沒有為他出力，反而很快成了他的妻子的情投意合的好朋友。舒伯特似乎愛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十分依戀她。
盡管揚諾夫斯基疑慮重重，但是他終究不得不放主意已定的舒伯特前往莫斯科。這裏，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起了相當大的作用。據舒伯特回憶說：“他對一切都感到惋惜，說人們演的盡是一些毫無意義的劇目，勸我扮演嚴肅的角色……我請求德魯日寧把《波林卡・薩克斯》改編成劇本，他一直沒有動手；陀思妥耶夫斯基經常談論《涅托奇卡・涅茲瓦洛娃》……我感到苦悶與無聊，很想到莫斯科去演出……周圍的人都讚成我的計劃，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別支持我這樣做。”
1860年3月，舒伯特如願以償地來到了莫斯科藝術劇院，開始了她的新的藝術追求。陀思妥耶夫斯基繼續與她保持著密切的聯係。當他得知舒伯特來到劇院後將首次登台演出時，十分高興。他立即請青年時代的好友、這時也已重返文壇的普列謝耶夫務必在莫斯科的刊物上為此事刊登廣告，並按照他的意見撰寫評價舒伯特才華的文章。“您要知道，我是多麽想觀看您的首次演出啊！”陀思妥耶夫斯基由衷地對舒伯特寫道。他作好了專程去一趟莫斯科的準備，甚至打算移居莫斯科。
在那些日子裏，他給舒伯特寫出了一封封充滿溫情的信。他在信中寫道：“我非常希望得到您的友誼。您很善良，才思敏捷，您有一顆美好的心，做您的朋友會使我感到不勝榮幸。您的性格又那麽迷人，因為您是一位演員；您常常以悅耳動聽的聲音揶揄和嘲笑一切平淡無奇、滑稽可笑、愚頑驕橫的事物。傾聽著您的聲音，我感到十分愜意。”“假如我有那麽一點點寫喜劇的才能，我一定會為您而寫的。我很想嚐試一下。如能寫成，我將把它呈獻給您，以表我最深摯的敬意”；“再一次吻您的纖手，並誠心誠意地祝願您萬事如意，永遠快活，一帆風順。”
兩人的親密關係引起了揚諾夫斯基的不快。6月中旬的一天，他告訴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已決定把家搬到莫斯科去，並將在莫斯科的醫院裏找一個工作。他還說，如果此事不成，那就讓舒伯特重回彼得堡，他已替她聯係了亞曆山德拉劇院。
“看來，您是存心不讓她從事戲劇活動嘍？”陀思妥耶夫斯基聽罷說道。
“如果非這樣做不可的話，那又有什麽辦法？”
“要知道，這等於使一個人失去光明、空氣和陽光。難道您決心要這樣做？”
“米丘林娜脫離舞台以後不是照常生活嗎？還可以在家庭劇院演出嘛。”
“這簡直是暴行！要是我處在她的位置上，我就不會服從您。”
“可是法律要求她這樣做：她不能不聽從我。”
“難道在這類事情上您要訴諸法律？老實說，我萬萬沒有想到像您這樣一位具有人道主義原則和信念的人，竟會如此行事。”
“嗯，當然，事情還沒有弄到這種地步，我是說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您幹嗎要這麽熱心替亞曆山德拉・伊萬諾夫娜打抱不平呢？我知道您經常和她通信，她對您顯然是言聽計從。您信任她已經超過了信任我。您背叛了我的友誼。在莫斯科時她曾直截了當地對我說：‘你不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根本不是你的朋友。’”
陀思妥耶夫斯基將這次談話的內容寫信告訴了舒伯特。他在信中寫道：揚諾夫斯基“知道您非常信賴我，是您使我有幸認為我的心配得上您的信賴；他知道我本人也為這種信賴感到自豪……此外，在你們家庭關係中，我對您的好感要多於他；他也知道我並沒有向他隱瞞這一點，我在很多問題上都不讚成他的意見，而且總是竭力捍衛您的權利……我覺得他似乎有一點嫉妒，也許以為我愛上了您。當我看到他桌上擺的您的照片的時候，我朝他看了一眼。後來，當我又一次到桌子上去找火柴的時候，他一邊跟我說著話，突然一下把您的照片翻了個個兒，讓我看不到。我覺得太可笑了，做了一個很不以為然的手勢……請您做好同他見麵的準備，堅持應有的權利吧，不過可用不著毫無必要地刺激他。最重要的是要照顧他的自尊心……”
陀思妥耶夫斯基對舒伯特確實產生了愛戀之情，但是他及時地采取了克製的態度。他明白為了對得起朋友，也為了不損害舒伯特的名譽，他絕不能卷入揚諾夫斯基夫妻間的糾紛。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最後一封致舒伯特的信中這樣寫道：“我還能見到您嗎，我的親愛的？7月份，我大概將去莫斯科。我還能和您促膝談心嗎？我感到幸福的是，您竟如此高尚，對我如此多情和信賴；這才是真正的友誼！我坦率地對您說吧，我很愛您，熱烈地愛您，愛到了這種程度，以致我曾親口對您說過我並沒有愛上您，因為我珍視您的正確意見；我的天哪，當我覺得您已不再信賴我的時候，我簡直苦惱極了，我恨自己。真叫人感到痛苦啊！可是您的來信驅散了一切，我無比親愛的人兒，但願上帝保佑您永遠幸福！當我確信我並沒有愛上您時，我感到非常高興。這使我有可能更加忠實於您，而不必擔心自己良心上受到責備……”他們的關係中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將自己對舒伯特的眷戀深深地埋在了心底，而舒伯特則始終珍藏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給她的信，直至1909年在莫斯科去世。
1860年7月，《時代》月刊獲準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高興，他多年來的願望實現了。兄弟倆立即作了分工，米哈伊爾負責刊物的述評欄和事務工作，而刊物的主要編輯工作則由陀思妥耶夫斯基承擔。隨即，陀思妥耶夫斯基著手起草了一份“征訂啟事”。這篇九月份刊登在各主要報刊上的“啟事”，闡明了《時代》的辦刊方針，同時實際上也是充分體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流放歸來後對社會對文學的新的認識的一篇綱領性的文章，也有人把它稱之為“‘根基主義’的宣言書”。
在這篇“啟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表達了這樣的主張：當前俄羅斯最重要的是農民問題，它的解決應該成為巨大的和平變革的開端；彼得大帝的改革是曆史的必然，但這種改革又造成了有文化的階層同人民之間的鴻溝；俄國知識界脫離了人民這個“根基”，這種脫離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諒解的，因為俄國知識分子需要吸收歐洲的思想文化遺產，但當這一結果已經達到時，知識分子應該回到祖國的“根基”上去；知識界要提高人民的文化，向他們傳授知識，同時更要同民眾結合，學習他們的堅毅精神、道德理想和宗教感情；俄國人民有自己獨特的民族性，俄國的思想有可能成為歐洲各民族中所發展的思想的綜合體；文學和出版事業的發展必須反對商業化和盲目崇拜權威的傾向，進步的俄羅斯文學將推動俄國社會的曆史進程。
陀思妥耶夫斯基充滿熱情地寫道：“自彼得大帝實行改革以來，人民群眾同我們這個有文化教養的階層隻有一次結合，那便是在1812年，而且我們已經看到，我國人民表現得多麽出色啊……我們終於確信，我們也是一個獨立的民族，而且是一個出類拔萃的民族所固有的形式，這種形式源出於我們的根基，源出於人民精神和人民的基礎。我們預料，我們未來活動的特點應該真正是全人類性的，俄羅斯思想也許會把歐洲各個民族以頑強意誌和勇敢精神發展起來的各種思想融合起來，那些思想中一切對立的因素也許會同俄羅斯民族性協調起來，並得到進一步發展。”
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經完全參與到了當代俄羅斯的文學進程中。1860年9月，《死屋手記》的開頭部分在《俄羅斯世界》上刊出；年底，他的第一部兩卷文集在莫斯科出版；1861年1月，他任實際主編的大型刊物《時代》正式創刊。就在創刊號上，他的另一部長篇作品《被欺淩與被侮辱的》開始連載。
《死屋手記》的構思起於苦役時期，後雖有片斷寫作，但正式動筆則已是1859年秋天。這是一部大型的紀實性作品，藝術虛構和特寫（乃至回憶錄）手法的有機結合，使它既有高度的藝術價值又有珍貴的文獻價值。作品中的敘事者戈梁奇科夫是個虛構人物，作者以這一人物的“手記”形式，第一次真實地再現了沙俄苦役監獄中非人的生活。那是一個人間地獄。獄吏不僅“把行刑視作一種享樂”，“像餓虎一樣舔人的血”，而且不斷地從精神上折磨犯人。在苦役監獄中“很難想象把人的天性歪曲到了什麽地步”。作家以人道主義的激情抨擊了種種殘酷的現象。
作品也客觀地描寫了形形色色的苦役犯，這裏大部分是蒙冤入獄的、本是農奴或士兵的普通人，對這些無辜者的審判和監禁正是沙俄法律腐敗的明證。這些犯人中有不少人曾因不堪淩辱而奮起反抗，他們是黑暗社會的犧牲品。盡管有些人在環境的影響下染上了凶狠粗野等陋習，但他們仍保持著高尚的人性。作家寫道：“我願意首先出來做證。就是在那些最沒有受過教育、最受壓抑的受苦人當中，我也遇到過一些精神世界非常豐富的人。在監獄往往有這種情況，你認識一個人已經多年，總覺得他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野獸，因而蔑視他。可是遇到一個偶然的機會，他的內心世界卻突然充分地顯示了出來，這時你就會看到他的思想感情是多麽豐富，他的心靈是多麽善良，他對自己和別人的苦難了解得多麽清楚，這一切都會使你大開眼界，一開始你甚至不敢相信你親自看到和聽到的一切。”當然，作家更喜愛的是那些善良溫順、篤信宗教的人物，因為他們更符合他的道德理想。犯人中也有真正的惡人歹徒，作者稱他們是“吸血的大蜘蛛”。在這部作品和他後來的許多作品中都一再對這一類形象作了嚴厲的鞭撻。作品對政治犯的描寫，對他們與普通的刑事犯之間的關係的思考也有其獨到之處，從中不難見到作者本人思想變化的軌跡。
《死屋手記》的發表引起了熱烈的反響。進步的評論界無數的讀者都將它看做是“對卑鄙齷齪的俄國現實生活的憤怒揭露”，並高度稱讚作者的勇氣，因為“在我們這個時代，談論囚犯的人類尊嚴……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是危險的”。屠格涅夫認為，這部作品“在文風上很像但丁”，對各種人物“都有很多細膩而真實的心理描寫”。托爾斯泰後來在給友人的信中也談到，這部作品令他愛不釋手，“在包括普希金在內的整個新文學中，再沒有比這本書更好的了”，他“很久沒有得到過這樣的藝術享受了”。赫爾岑也為《死屋手記》寫下了一段精彩的文字：“這個時代還給我們留下一部了不起的書，一部驚心動魄的偉大作品，這部作品將永遠赫然屹立在尼古拉黑暗王國的出口處，就像但丁題在地獄入口處的著名詩句一樣惹人注目，就連作者本人大概也未曾預料到他講述的故事是如此使人震驚；作者用他那戴著鐐銬的手描繪了自己獄友們的形象，他以西伯利亞監獄生活為背景，為我們繪製出一幅類似米開朗其羅的《最後的審判》那樣的壁畫。”
幾乎與《死屋手記》同時問世的長篇小說《被欺淩與被侮辱的》，也是一部反映陀思妥耶夫斯基當時的思想和創作特征的重要作品。小說描寫了兩個家庭的悲劇，而悲劇的製造者都是瓦爾科夫斯基公爵。瓦爾科夫斯基先是誘拐了史密斯的女兒娜佳，在騙得財產後又將她拋棄，娜佳慘死在陰暗的地下室裏，她留下的女兒涅莉渴望複仇，但最後她與祖父兩人都隻能含恨而死。此外，為瓦爾科夫斯基忠心耿耿地管理田莊的伊赫緬涅夫，反遭其誣告，結果弄得傾家蕩產，女兒娜達莎也被瓦爾科夫斯基的兒子阿遼沙所誘騙。這部作品清晰地展示了弱肉強食的殘酷現實。
瓦爾科夫斯基是惡的化身，是一個典型的“吸人血的大蜘蛛”。盡管他出身貴族，但他已意識到在這個迅速發展著的資本主義世界中，“我們這個家族已經沒落了，我們需要權勢和金錢”。為了達到這一點，他投機鑽營，欺詐蒙騙，誣告陷害，無惡不作。如批評家杜勃洛留波夫所說：這是一個“以強烈的情感描寫出來的連續不斷的醜態，以及各種惡劣的、無恥的特征的集合”。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他的醜惡行徑以及極端個人主義的理論（所謂“一切都是為了我，整個世界都是為我創造的”，“一切人類美德的基礎就是徹頭徹尾的利己主義”等）作了辛辣的抨擊。
作品中描寫了不少“小人物”，這些人物的悲劇所反映的社會內容已遠遠超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年的同類作品。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人物形象塑造的豐滿程度盡管參差不齊，但似乎大都帶有逆來順受的性格特征，作者有意無意地通過這些形象在頌揚自我克製與忍受苦難的品格。作品中的伊萬是這種精神的化身，他在戀人娜達莎受到阿遼沙誘惑後，竟然決定自我犧牲，為他們而奔走。而受盡欺淩的娜達莎竟說：“我隻得繼續受苦才能換取未來的幸福……痛苦能洗淨一切。”這裏清楚地表現出了他的基督教人道主義的思想。不過，我們從涅莉對現實發出的強烈詛咒和至死不寬恕瓦爾科夫斯基這點上仍能見到作家內在的思想矛盾。
小說在藝術上也作了一些新的探索，如情節發展緊張迅速，用時間上的“跳躍式”描寫來增強作品的動感，章節末尾常有急劇轉折，藝術效果強烈，某些人物和情景上的神秘與虛幻色彩等等。這些手法在他後來的作品中有更成熟的運用。
這部小說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出色的作品，不過當時評論界對這部作品的評價總的說來是積極的。杜勃洛留波夫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君的長篇小說寫得不錯，看這部小說的人幾乎無不懷著愉快的心情，談到它時也幾乎讚不絕口。”他稱讚作者崇高的人道主義理想和對人充滿熱忱的憂慮，並認為這部小說“是今年最優秀的文學作品”。當然，他對小說在思想和藝術上的不足之處也提出了尖銳的批評。這些批評大都是中肯的，有些也為作者本人所認可，而有些分歧則反映了兩人在思想上和藝術觀上的差異。《被欺淩與被侮辱的》，特別是《死屋手記》的發表，使陀思妥耶夫斯基開始真正享譽俄國文壇，他作為優秀作家的地位被確立了。
赫爾岑：《論文學》
經過四千俄裏的長途跋涉，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於1859年8月19日到達特維爾。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一次為爭取進入首都而努力。他給托特列邊，甚至直接給沙皇寫了信。在度過了難熬的4個月的等待以後，12月底他獲準重返彼得堡。
又是聖誕節。十年前的聖誕節，戴著手銬腳鐐離開彼得堡的情景還曆曆在目，而今當他從新建的火車站下車，麵對哥哥和邁科夫的擁抱時，一切恍如隔世。
近年來，國內的政治氣氛十分活躍，人們蓄積已久的憤怒再也無法遏製。1848年以來的那種萬馬齊喑的黑暗局麵被打破了。如果說在窮鄉僻壤還難以真切察覺到這種活躍的程度的話，那麽在首都就能強烈感覺到了。沙皇政府迫於形勢，在一定程度上放寬了對輿論的控製。出版業呈現出繁榮景象。一百多家新的報刊相繼問世；普希金和果戈理的文集增訂再版，大受歡迎；柯裏佐夫的詩集前還放上了已去世的別林斯基的長篇序言，要知道在過去的十年裏連別林斯基的名字都是禁止提及的；報刊上公開討論起廢除農奴製度的問題，這在幾年前也是無法設想的。
盡管萊蒙托夫、果戈理、柯裏佐夫和別林斯基等著名作家和批評家在40年代先後離世，赫爾岑和屠格涅夫長期居住國外，但是文壇上似乎也不乏新人。列夫・托爾斯泰、岡察洛夫和奧斯特羅夫斯基等一大批青年作家已登上文壇，這些作家最初發表的一些作品已預示著他們輝煌的前景。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洛留波夫在青年一代中享有極高的聲譽，他們已成為繼別林斯基以後的俄國進步思想界的旗幟。
對於這一切，陀思妥耶夫斯基雖然通過書信和哥哥寄來的某些刊物已有所知曉，然而一旦親身處於這社會生活和時代激流的中心，感覺竟是如此的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激動了，他多麽想立即投身到這激流中去搏擊一番啊！
彼得堡的公眾和文學界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歸來表現出了很大的熱忱，公眾普遍把這位經曆了刑場、苦役和流放磨難的作家視作了受難的英雄。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並不希望以令人同情的受難者的形象重返文壇。在一次文學聚會上，有一位女士聚精會神地打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番，然後說道：“我從您的臉上看到您受過的苦難……”這句話使他很不痛快，他馬上含糊其辭地把話題扯開了。在公開場合，他總是顯出快樂而且精神飽滿的樣子。人們很快發現，出現在他們麵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並沒有消沉，並沒有灰心失望，他依然充滿了生命的活力和強大的創造力量，盡管在他身上似乎也帶有了某種他們一時還難以辨析的新的東西。
為了盡快地熟悉久違了的彼得堡文學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樂意應邀參加各種文學晚會或其他形式的朋友聚會。當有人請他在文學基金會舉辦的《欽差大臣》的義演中擔任角色時，他欣然同意，並表現得十分熱心。他選擇的角色是郵政局長什佩金。“這個角色，不僅在果戈理的戲劇中，而且在俄國的所有劇目中，都是一個高度喜劇性的角色，並且具有深刻的社會意義”，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樣解釋說。“我不知道怎麽去對付，但我要懷著極大的喜愛非常努力地去演好它。”劇中飾演赫列斯達科夫的是詩人維恩因貝爾格，飾演市長的是小說家皮謝姆斯基，參加演出的還有作家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岡察洛夫、格利戈洛維奇和德魯日寧等人。
1860年4月14日，演出在莫伊卡大街的魯阿茲大廳裏舉行，那是一個可以容納近千人的場子。這次別具一格的演出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當那些著名作家一個個粉墨登場時，觀眾的情緒不時被引向高潮。在這次演出中擔任導演的維恩貝爾格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現出很出色的演戲才能……是個巧妙的喜劇演員，他善於引人發出純粹果戈理式的笑聲。”
當年的好友米留科夫這時擔任了《火炬》雜誌的編輯。陀思妥耶夫斯基接受他的邀請，常常去參加每周二晚上在軍官街雅科勃斯家舉行的聚會。米留科夫發現，剛剛歸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我們文學中一切稍微重大些的現象都產生熱烈的興趣。他特別關切地注視著剛開始寫作的青年作者”。在那裏，他興致勃勃地與老友新朋相聚。常來這裏的還有詩人邁科夫、小說家皮謝姆斯基、批評家格裏戈裏耶夫、劇作家梅伊、諷刺作家米納耶夫和政論家達尼列夫斯基等。來參加聚會的大部分是年輕人，“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在組裏占主要地位，往往超過對純藝術的興趣。按照這個觀點，藝術家應當關心社會的發展，引導人們認清社會上所產生的善與惡，因而要做引導者、揭露者和領導者”。
就是在這樣的聚會上，批評家斯特拉霍夫認識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並成了他的朋友。斯特拉霍夫後來回憶說，初次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時，隻覺得他的外貌很普通，但寬大的前額和極有神采的眼睛給他留下的深刻印象，“在他身上沒有發現任何由於他受過苦難而產生的哀傷或冷酷”。他還認為，從陀思妥耶夫斯基參加聚會的那一天起，他就在小組中占據了首要的地位。“他是大家公認的大作家，他的首要地位不僅在知名度上，而且在思想的豐富和言辭的激烈上。”使斯特拉霍夫驚訝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豐富的同情心，善於了解各種不同的乃至相互對立的觀點的本領”，“他的思想的無窮無盡的活力和心靈內涵的無比豐美”。
早在1858年，米哈伊爾就曾利用剛開始鬆動的書報檢查製度，獲準辦了一個小型的《時代》周刊。不過，這份周刊的篇幅很少，影響也不大。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到彼得堡後不久，就立即和哥哥商量辦一個大型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學月刊。辦刊物是參與文學進程的一個極好的途徑，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向對此抱有濃厚的興趣。不過他清楚當局對他持有的戒心，因此，此事還得由哥哥唱主角，否則準得告吹。辦刊報告送上去了，籌辦工作也開始緊鑼密鼓地進行。米留科夫小組聚會的主題漸漸轉向了對《時代》月刊的辦刊方針和計劃的討論。後來，幹脆將聚會的地點移到了位於葉卡捷琳娜運河邊的米哈伊爾的家中。
如果說歸來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願以受難者的麵目在公眾麵前出現的話，那麽瑪麗婭在丈夫麵前則處處表現得像一個受盡屈辱的不幸的受難者。她不喜歡新的環境中的一切，包括米哈伊爾哥哥。她甚至疑心哥哥一家都在暗算她。她老是感到委屈，時不時發作，狠狠地責罵丈夫。瑪麗婭當時不健全的精神狀態與她日益糟糕的身體狀況不無關係。現在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與瑪麗婭聯係在一起的與其說是愛戀，倒不如說是憐憫。陀思妥耶夫斯基沒有忘記那段令他刻骨銘心的狂熱的愛情。
家庭氣氛變得越來越難以忍受了。剛到特維爾不久，他就在給親友的信中一再談到自己的苦惱：“我的心都要枯萎了。不知我的災難何時才能結束？”陀思妥耶夫斯基很痛苦，但他還是表示將擔起對有病的妻子的責任：“我把全部家務操勞擔在肩上，並竭盡全力把它承擔下去。不過，我相信我的生命還沒有完結，我也不願意死。”1859年底，他獨自一人前往彼得堡。次年年初，瑪麗婭去彼得堡找他，但因無法適應那裏陰冷潮濕的氣候，又重新回到了特維爾。自此，在瑪麗婭生命的最後幾年，他們經常分居兩地，難得相聚了。如今，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舍晝夜地拚命工作，《死屋手記》快要脫稿了，隻有在狂熱的工作中他才能擺脫生活中的煩惱。
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揚諾夫斯基醫生是青年時代的好朋友。他回到彼得堡後，兩人很快恢複了交往。就在這時，揚諾夫斯基的妻子、23歲的亞曆山德拉・伊凡諾夫娜・舒伯特進入了他的視野，並在他的生命軌跡上留下了一道清晰的印記。
舒伯特本姓庫利科娃，出身農奴家庭。這個活潑聰明的女性很有演員的天賦，她的表演質樸自然，在舞台上成功地塑造過許多少女形象，如格利鮑耶陀夫《智慧的痛苦》中的麗莎、莫裏哀《太太學堂》中的阿涅絲、奧斯特羅夫斯基《窮新娘》中的瑪麗婭、莎士比亞《溫莎的風流娘們》中的快嘴桂嫂等，被傑出的俄國演員謝普金視作得意門生。舒伯特的學生達維多夫曾這樣評價她：“她關切地注視著整個俄國生活，對待藝術十分嚴肅，深深地愛著戲劇。她天賦聰明，受過完美的教育，善於忍讓，謙遜質樸，情感豐富……”她引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關注並非偶然。
舒伯特的第一個丈夫也是演員，但婚後不久就去世了。一年來，她成了揚諾夫斯基的妻子，並暫時離開了舞台。這個才華出眾的年輕女子很願意與文化界的名流交往，當時不少著名的作家都與她相熟。舒伯特與揚諾夫斯基的婚姻並不幸福，丈夫才能平平，對妻子重返舞台的願望百般阻撓，夫妻關係出現了裂痕。揚諾夫斯基發現妻子對剛剛來到彼得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有好感，於是寄希望於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幫助他說服妻子回心轉意。然而，事情的發展恰恰與揚諾夫斯基的願望相悖。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僅沒有為他出力，反而很快成了他的妻子的情投意合的好朋友。舒伯特似乎愛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十分依戀她。
盡管揚諾夫斯基疑慮重重，但是他終究不得不放主意已定的舒伯特前往莫斯科。這裏，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起了相當大的作用。據舒伯特回憶說：“他對一切都感到惋惜，說人們演的盡是一些毫無意義的劇目，勸我扮演嚴肅的角色……我請求德魯日寧把《波林卡・薩克斯》改編成劇本，他一直沒有動手；陀思妥耶夫斯基經常談論《涅托奇卡・涅茲瓦洛娃》……我感到苦悶與無聊，很想到莫斯科去演出……周圍的人都讚成我的計劃，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別支持我這樣做。”
1860年3月，舒伯特如願以償地來到了莫斯科藝術劇院，開始了她的新的藝術追求。陀思妥耶夫斯基繼續與她保持著密切的聯係。當他得知舒伯特來到劇院後將首次登台演出時，十分高興。他立即請青年時代的好友、這時也已重返文壇的普列謝耶夫務必在莫斯科的刊物上為此事刊登廣告，並按照他的意見撰寫評價舒伯特才華的文章。“您要知道，我是多麽想觀看您的首次演出啊！”陀思妥耶夫斯基由衷地對舒伯特寫道。他作好了專程去一趟莫斯科的準備，甚至打算移居莫斯科。
在那些日子裏，他給舒伯特寫出了一封封充滿溫情的信。他在信中寫道：“我非常希望得到您的友誼。您很善良，才思敏捷，您有一顆美好的心，做您的朋友會使我感到不勝榮幸。您的性格又那麽迷人，因為您是一位演員；您常常以悅耳動聽的聲音揶揄和嘲笑一切平淡無奇、滑稽可笑、愚頑驕橫的事物。傾聽著您的聲音，我感到十分愜意。”“假如我有那麽一點點寫喜劇的才能，我一定會為您而寫的。我很想嚐試一下。如能寫成，我將把它呈獻給您，以表我最深摯的敬意”；“再一次吻您的纖手，並誠心誠意地祝願您萬事如意，永遠快活，一帆風順。”
兩人的親密關係引起了揚諾夫斯基的不快。6月中旬的一天，他告訴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已決定把家搬到莫斯科去，並將在莫斯科的醫院裏找一個工作。他還說，如果此事不成，那就讓舒伯特重回彼得堡，他已替她聯係了亞曆山德拉劇院。
“看來，您是存心不讓她從事戲劇活動嘍？”陀思妥耶夫斯基聽罷說道。
“如果非這樣做不可的話，那又有什麽辦法？”
“要知道，這等於使一個人失去光明、空氣和陽光。難道您決心要這樣做？”
“米丘林娜脫離舞台以後不是照常生活嗎？還可以在家庭劇院演出嘛。”
“這簡直是暴行！要是我處在她的位置上，我就不會服從您。”
“可是法律要求她這樣做：她不能不聽從我。”
“難道在這類事情上您要訴諸法律？老實說，我萬萬沒有想到像您這樣一位具有人道主義原則和信念的人，竟會如此行事。”
“嗯，當然，事情還沒有弄到這種地步，我是說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您幹嗎要這麽熱心替亞曆山德拉・伊萬諾夫娜打抱不平呢？我知道您經常和她通信，她對您顯然是言聽計從。您信任她已經超過了信任我。您背叛了我的友誼。在莫斯科時她曾直截了當地對我說：‘你不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根本不是你的朋友。’”
陀思妥耶夫斯基將這次談話的內容寫信告訴了舒伯特。他在信中寫道：揚諾夫斯基“知道您非常信賴我，是您使我有幸認為我的心配得上您的信賴；他知道我本人也為這種信賴感到自豪……此外，在你們家庭關係中，我對您的好感要多於他；他也知道我並沒有向他隱瞞這一點，我在很多問題上都不讚成他的意見，而且總是竭力捍衛您的權利……我覺得他似乎有一點嫉妒，也許以為我愛上了您。當我看到他桌上擺的您的照片的時候，我朝他看了一眼。後來，當我又一次到桌子上去找火柴的時候，他一邊跟我說著話，突然一下把您的照片翻了個個兒，讓我看不到。我覺得太可笑了，做了一個很不以為然的手勢……請您做好同他見麵的準備，堅持應有的權利吧，不過可用不著毫無必要地刺激他。最重要的是要照顧他的自尊心……”
陀思妥耶夫斯基對舒伯特確實產生了愛戀之情，但是他及時地采取了克製的態度。他明白為了對得起朋友，也為了不損害舒伯特的名譽，他絕不能卷入揚諾夫斯基夫妻間的糾紛。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最後一封致舒伯特的信中這樣寫道：“我還能見到您嗎，我的親愛的？7月份，我大概將去莫斯科。我還能和您促膝談心嗎？我感到幸福的是，您竟如此高尚，對我如此多情和信賴；這才是真正的友誼！我坦率地對您說吧，我很愛您，熱烈地愛您，愛到了這種程度，以致我曾親口對您說過我並沒有愛上您，因為我珍視您的正確意見；我的天哪，當我覺得您已不再信賴我的時候，我簡直苦惱極了，我恨自己。真叫人感到痛苦啊！可是您的來信驅散了一切，我無比親愛的人兒，但願上帝保佑您永遠幸福！當我確信我並沒有愛上您時，我感到非常高興。這使我有可能更加忠實於您，而不必擔心自己良心上受到責備……”他們的關係中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將自己對舒伯特的眷戀深深地埋在了心底，而舒伯特則始終珍藏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給她的信，直至1909年在莫斯科去世。
1860年7月，《時代》月刊獲準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高興，他多年來的願望實現了。兄弟倆立即作了分工，米哈伊爾負責刊物的述評欄和事務工作，而刊物的主要編輯工作則由陀思妥耶夫斯基承擔。隨即，陀思妥耶夫斯基著手起草了一份“征訂啟事”。這篇九月份刊登在各主要報刊上的“啟事”，闡明了《時代》的辦刊方針，同時實際上也是充分體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流放歸來後對社會對文學的新的認識的一篇綱領性的文章，也有人把它稱之為“‘根基主義’的宣言書”。
在這篇“啟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表達了這樣的主張：當前俄羅斯最重要的是農民問題，它的解決應該成為巨大的和平變革的開端；彼得大帝的改革是曆史的必然，但這種改革又造成了有文化的階層同人民之間的鴻溝；俄國知識界脫離了人民這個“根基”，這種脫離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諒解的，因為俄國知識分子需要吸收歐洲的思想文化遺產，但當這一結果已經達到時，知識分子應該回到祖國的“根基”上去；知識界要提高人民的文化，向他們傳授知識，同時更要同民眾結合，學習他們的堅毅精神、道德理想和宗教感情；俄國人民有自己獨特的民族性，俄國的思想有可能成為歐洲各民族中所發展的思想的綜合體；文學和出版事業的發展必須反對商業化和盲目崇拜權威的傾向，進步的俄羅斯文學將推動俄國社會的曆史進程。
陀思妥耶夫斯基充滿熱情地寫道：“自彼得大帝實行改革以來，人民群眾同我們這個有文化教養的階層隻有一次結合，那便是在1812年，而且我們已經看到，我國人民表現得多麽出色啊……我們終於確信，我們也是一個獨立的民族，而且是一個出類拔萃的民族所固有的形式，這種形式源出於我們的根基，源出於人民精神和人民的基礎。我們預料，我們未來活動的特點應該真正是全人類性的，俄羅斯思想也許會把歐洲各個民族以頑強意誌和勇敢精神發展起來的各種思想融合起來，那些思想中一切對立的因素也許會同俄羅斯民族性協調起來，並得到進一步發展。”
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經完全參與到了當代俄羅斯的文學進程中。1860年9月，《死屋手記》的開頭部分在《俄羅斯世界》上刊出；年底，他的第一部兩卷文集在莫斯科出版；1861年1月，他任實際主編的大型刊物《時代》正式創刊。就在創刊號上，他的另一部長篇作品《被欺淩與被侮辱的》開始連載。
《死屋手記》的構思起於苦役時期，後雖有片斷寫作，但正式動筆則已是1859年秋天。這是一部大型的紀實性作品，藝術虛構和特寫（乃至回憶錄）手法的有機結合，使它既有高度的藝術價值又有珍貴的文獻價值。作品中的敘事者戈梁奇科夫是個虛構人物，作者以這一人物的“手記”形式，第一次真實地再現了沙俄苦役監獄中非人的生活。那是一個人間地獄。獄吏不僅“把行刑視作一種享樂”，“像餓虎一樣舔人的血”，而且不斷地從精神上折磨犯人。在苦役監獄中“很難想象把人的天性歪曲到了什麽地步”。作家以人道主義的激情抨擊了種種殘酷的現象。
作品也客觀地描寫了形形色色的苦役犯，這裏大部分是蒙冤入獄的、本是農奴或士兵的普通人，對這些無辜者的審判和監禁正是沙俄法律腐敗的明證。這些犯人中有不少人曾因不堪淩辱而奮起反抗，他們是黑暗社會的犧牲品。盡管有些人在環境的影響下染上了凶狠粗野等陋習，但他們仍保持著高尚的人性。作家寫道：“我願意首先出來做證。就是在那些最沒有受過教育、最受壓抑的受苦人當中，我也遇到過一些精神世界非常豐富的人。在監獄往往有這種情況，你認識一個人已經多年，總覺得他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野獸，因而蔑視他。可是遇到一個偶然的機會，他的內心世界卻突然充分地顯示了出來，這時你就會看到他的思想感情是多麽豐富，他的心靈是多麽善良，他對自己和別人的苦難了解得多麽清楚，這一切都會使你大開眼界，一開始你甚至不敢相信你親自看到和聽到的一切。”當然，作家更喜愛的是那些善良溫順、篤信宗教的人物，因為他們更符合他的道德理想。犯人中也有真正的惡人歹徒，作者稱他們是“吸血的大蜘蛛”。在這部作品和他後來的許多作品中都一再對這一類形象作了嚴厲的鞭撻。作品對政治犯的描寫，對他們與普通的刑事犯之間的關係的思考也有其獨到之處，從中不難見到作者本人思想變化的軌跡。
《死屋手記》的發表引起了熱烈的反響。進步的評論界無數的讀者都將它看做是“對卑鄙齷齪的俄國現實生活的憤怒揭露”，並高度稱讚作者的勇氣，因為“在我們這個時代，談論囚犯的人類尊嚴……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是危險的”。屠格涅夫認為，這部作品“在文風上很像但丁”，對各種人物“都有很多細膩而真實的心理描寫”。托爾斯泰後來在給友人的信中也談到，這部作品令他愛不釋手，“在包括普希金在內的整個新文學中，再沒有比這本書更好的了”，他“很久沒有得到過這樣的藝術享受了”。赫爾岑也為《死屋手記》寫下了一段精彩的文字：“這個時代還給我們留下一部了不起的書，一部驚心動魄的偉大作品，這部作品將永遠赫然屹立在尼古拉黑暗王國的出口處，就像但丁題在地獄入口處的著名詩句一樣惹人注目，就連作者本人大概也未曾預料到他講述的故事是如此使人震驚；作者用他那戴著鐐銬的手描繪了自己獄友們的形象，他以西伯利亞監獄生活為背景，為我們繪製出一幅類似米開朗其羅的《最後的審判》那樣的壁畫。”
幾乎與《死屋手記》同時問世的長篇小說《被欺淩與被侮辱的》，也是一部反映陀思妥耶夫斯基當時的思想和創作特征的重要作品。小說描寫了兩個家庭的悲劇，而悲劇的製造者都是瓦爾科夫斯基公爵。瓦爾科夫斯基先是誘拐了史密斯的女兒娜佳，在騙得財產後又將她拋棄，娜佳慘死在陰暗的地下室裏，她留下的女兒涅莉渴望複仇，但最後她與祖父兩人都隻能含恨而死。此外，為瓦爾科夫斯基忠心耿耿地管理田莊的伊赫緬涅夫，反遭其誣告，結果弄得傾家蕩產，女兒娜達莎也被瓦爾科夫斯基的兒子阿遼沙所誘騙。這部作品清晰地展示了弱肉強食的殘酷現實。
瓦爾科夫斯基是惡的化身，是一個典型的“吸人血的大蜘蛛”。盡管他出身貴族，但他已意識到在這個迅速發展著的資本主義世界中，“我們這個家族已經沒落了，我們需要權勢和金錢”。為了達到這一點，他投機鑽營，欺詐蒙騙，誣告陷害，無惡不作。如批評家杜勃洛留波夫所說：這是一個“以強烈的情感描寫出來的連續不斷的醜態，以及各種惡劣的、無恥的特征的集合”。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他的醜惡行徑以及極端個人主義的理論（所謂“一切都是為了我，整個世界都是為我創造的”，“一切人類美德的基礎就是徹頭徹尾的利己主義”等）作了辛辣的抨擊。
作品中描寫了不少“小人物”，這些人物的悲劇所反映的社會內容已遠遠超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年的同類作品。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人物形象塑造的豐滿程度盡管參差不齊，但似乎大都帶有逆來順受的性格特征，作者有意無意地通過這些形象在頌揚自我克製與忍受苦難的品格。作品中的伊萬是這種精神的化身，他在戀人娜達莎受到阿遼沙誘惑後，竟然決定自我犧牲，為他們而奔走。而受盡欺淩的娜達莎竟說：“我隻得繼續受苦才能換取未來的幸福……痛苦能洗淨一切。”這裏清楚地表現出了他的基督教人道主義的思想。不過，我們從涅莉對現實發出的強烈詛咒和至死不寬恕瓦爾科夫斯基這點上仍能見到作家內在的思想矛盾。
小說在藝術上也作了一些新的探索，如情節發展緊張迅速，用時間上的“跳躍式”描寫來增強作品的動感，章節末尾常有急劇轉折，藝術效果強烈，某些人物和情景上的神秘與虛幻色彩等等。這些手法在他後來的作品中有更成熟的運用。
這部小說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出色的作品，不過當時評論界對這部作品的評價總的說來是積極的。杜勃洛留波夫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君的長篇小說寫得不錯，看這部小說的人幾乎無不懷著愉快的心情，談到它時也幾乎讚不絕口。”他稱讚作者崇高的人道主義理想和對人充滿熱忱的憂慮，並認為這部小說“是今年最優秀的文學作品”。當然，他對小說在思想和藝術上的不足之處也提出了尖銳的批評。這些批評大都是中肯的，有些也為作者本人所認可，而有些分歧則反映了兩人在思想上和藝術觀上的差異。《被欺淩與被侮辱的》，特別是《死屋手記》的發表，使陀思妥耶夫斯基開始真正享譽俄國文壇，他作為優秀作家的地位被確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