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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幸的婚姻
1856年春天，失業多時的伊薩耶夫終於在庫茲涅茨克謀得了一個陪審員的職務，全家立即要遷往那裏。庫茲涅茨克距謝米帕拉金斯克700多俄裏，是一個僅有一千多人的小縣城。陀思妥耶夫斯基聽到這個消息，極為震驚，因為這意味著他將與自己深深愛著的瑪麗婭・德米特裏耶夫娜天各一方，也許將是永遠的別離。當然令他傷心的還有這一點：“她是心甘情願去的，並未表示反對。”盡管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還是千方百計地為伊薩耶夫一家的遠行籌款（伊薩耶夫變賣了全部家產以還債，此時連上路的錢也不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友弗蘭格爾伸出了援助之手，他還為陀思妥耶夫斯基與瑪麗婭的的告別作了巧妙的安排。
弗蘭格爾說：“分別的情景我永遠不會忘記。陀思妥耶夫斯基哽咽著失聲痛哭，像個孩子。過了許多年之後，他在1865年3月31日給我的信中還提起此事。是啊！這一天是刻骨銘心的一天。”
那是5月末的一個美妙的夜晚，弗蘭格爾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為伊薩耶夫夫婦遠行送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們坐的是弗蘭格爾自備的敞篷馬車，而伊薩耶夫夫婦坐的是簡陋的無篷大車。伊薩耶夫夫婦先來到弗蘭格爾處，大家喝了送行的香檳酒。弗蘭格爾為了給陀思妥耶夫斯基安排一個與瑪麗婭告別時親熱一陣的機會，就有意識地拚命給她的丈夫斟香檳酒。剛上車時，弗蘭格爾又按照西伯利亞風俗，再次給伊薩耶夫斟酒。伊薩耶夫醉了，完全聽從弗蘭格爾的擺布，弗蘭格爾立即將他帶到自己的馬車上，他倒頭便睡。陀思妥耶夫斯基坐到了瑪麗婭的身旁。
道路被來往車輛壓得平展展的，周圍是密密的鬆林，月色溶溶，空氣甜美。車子在月光鋪灑的路麵上走了很久……然而離別的時刻還是來臨。兩輛車停了下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瑪麗婭“像鴿子般擁抱，都在揩眼睛”。弗蘭格爾把喝醉了酒、沉沉睡去的伊薩耶夫拖到大車上坐好。伊薩耶夫鼾聲大作，分明不知道身在何時何方。帕沙也睡著了。馬猛然奔跑起來，無篷車開始飛馳向前，揚起一團團的塵土，轉眼之間，大車和車上的乘客便已變得影影綽綽，馬車上的鈴鐺聲也漸漸模糊了……可陀思妥耶夫斯基依舊像生了根似的站著，垂著頭，默默無言，眼淚順著臉頰潸潸地流下。弗蘭格爾走過去，拉起他的手。他仿佛久夢初醒，一句話也不說，和弗蘭格爾一同坐上馬車。兩人回到住所時天色已經微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房間裏踱來踱去，自言自語，離別的憂傷使他精神憔悴。他到近旁的兵營去上了操，回來後整天躺著，不吃不喝，隻是神經質地一支接一支抽煙……
兩個星期以後，陀思妥耶夫斯基收到了瑪麗婭從庫茲涅茨克寄來的信。他立即給她寫了回信。他在信中深情地寫道：“您來信說您心緒不佳，甚至病了。我至今為您非常擔心。有多少麻煩，多少難以避免的不愉快，僅僅是搬一次家就夠受的了，加上還有病，怎麽受得了啊！我現在隻想著您。而且您也知道我多疑；您可以想象我是多麽不安。天哪！這樣的命運，這些麻煩，這些無謂的爭吵難道與您相稱嗎？您可以為任何社交界增添光彩……我因為憂傷而六神無主已經有兩星期了。但願您能知道我在這裏是多麽孤苦伶仃啊！真的，這種情景就像我在1849年被捕後入獄，使我和可親可愛的一切分開一般……您可是一位非凡的婦女，有一顆非凡的、孩童般的心……一位婦女向我伸出手來，這事本身就構成我一生中的大事……”
時間並不能醫治他的心靈創傷，他的痛苦的心情始終無法緩解。已經開了頭的《死屋手記》的寫作時斷時續，他不斷地與瑪麗婭通信。瑪麗婭的每次來信總是使他感到不安，她老是抱怨生活的艱難、自己的病痛和孤獨、丈夫日益惡化的病情等等，有時候她還提到她在庫茲涅茨克新結識的一位“討人喜歡的青年教師”的名字。這一切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疑慮重重，心情壓抑，身體明顯地消瘦了。
8月14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從瑪麗婭的來信中得知，伊薩耶夫來到庫茲涅茨克後的兩個月裏，身體完全垮了，不久前患腎結石去世。這時，瑪麗婭也幾乎陷入了絕境，“人地生疏，孤苦伶仃，經受著長期的痛苦折磨和煎熬，帶著一個七歲的孩子，一塊麵包也沒有，甚至沒有錢埋葬丈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心急如焚，馬上向弗蘭格爾借了一筆錢，給她寄去。他多麽想立即飛到瑪麗婭的身邊，然而一個流放犯是無權離開所在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痛苦萬分，可又毫無辦法。
11月裏，他被提升為軍士。情況雖然沒有起根本的變化，但它會不會是生活將出現新的轉機的跡象呢？陀思妥耶夫斯基熱烈地企盼著。為此，他在次年3月給托特列邊將軍寫了一封信。托特列邊是他軍校時一位同學的哥哥，又是弗蘭格爾的朋友。他當時擔任沙皇的侍從武官，並因在塞瓦斯托波爾戰役中立有戰功而頗受沙皇寵信。這封信對於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流放期間的思想和他的企盼是極為重要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中寫道：“我有罪，我現在完全認識到這一點。我被指控企圖反對政府（僅限於此）；我罪有應得；長時間的沉重而痛苦的經驗使我清醒並在許多方麵改變了我的思想。可是當時我是盲從的，相信了某種理論和空想……當我理解了自己的迷誤，同時又理解了我因流放而與社會隔絕，再也不能根據自己的力量、希望和才智成為一個有益的人的時候，對於我來說，再也沒有比這更為痛苦的了。我知道，鑒於我的幻想和理論我才被判有罪。但思想甚至信念都會變化，人也隨之而完全改變。而現在我卻因為已經不複存在的東西、已經在我身上轉化為與原來相反的東西而受苦，為過去產生的、現在已看清其毫無根據的迷誤而受苦。我感到自己的力量和才能，渴望為了補償蹉跎的歲月而有所作為，但卻又苦於無所事事，這一切多麽令人難受……我希望成為一個有用的人。在感到內心深處有力量、肩膀上有一顆腦袋的情況下，要不感到無所事事的痛苦是困難的。但軍人的職責並非我之所長……我感到自己更傾向於另一種力所能及的工作。我所唯一夢想得到的就是能允許我退職……在文學道路上我曾被讀者賞識，因而滿懷希望。我很希望能獲準發表作品……我一向認為作家的稱號是一個最高尚、最有益的稱號。我堅信隻有走這條路我才能成為一個真正有益的人……”
這種企盼也與瑪麗婭有關，因為在同一封信中他提道“一件可能會決定我一生幸福的事（純屬私事）促使我鬥膽向您陳述自己的請求”。關於這件私事，他在給哥哥的信中說得很清楚：“我早就愛上了這個女人，而且知道她也會愛我。如果離開了她我便不能生活，因此，一旦我的環境發生變化，哪怕是稍有改善，我便和她結婚。我相信，她不會拒絕我。但不幸的是我既沒有錢，也沒有社會地位……我的決定已經作出，哪怕天崩地裂，我也要實現這一決定。可是現在，在我一無所有的情況下，我不能利用這位高貴人兒對我的好感勉強她同意這門婚事。從5月至今，即我和她分別之後，我的生活就像地獄一般。”
1856年年初，弗蘭格爾離開謝米帕拉金斯克，暫時回彼得堡去了。這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很難過。那年夏天，他突然聽到瑪麗婭要改嫁的消息，而且據說她已經答應了什麽人。這個消息更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吃驚。
他在給弗蘭格爾的信中痛苦地說：“我的腦子立刻僵成了一塊木頭！我好不容易才弄明白自己還活著……哦，上帝啊，我希望再不會有別人經曆這種可怕的猶如五雷轟頂一般的感受！愛情能給人帶來無邊的喜悅，但它所能帶來的痛苦卻也是這樣的難以忍受，所以最好是幹脆不要愛”；“我簡直像發了瘋……現在已經晚了！”“我幾乎已經絕望。我過去經受過許多磨難，現在再也經受不住那樣的折磨了。”“我心裏突突直跳，但願她別嫁人……老天爺我真想投河，真想開始酗酒。”但回過神來後，他又開始設身處地為瑪麗婭著想：“不過您可以想一想，她又能怎麽辦呢？一個赤貧的、被命運遺棄的、對一切都抱著病態的懷疑態度的女人？一個對我的未來完全喪失信心的女人？她總不能把一生托付給一個丘八吧……”
是啊，他如今的狀況實在是不能令人滿意的：被褫奪的貴族稱號的苦役犯、受到監視的隻能呆在窮鄉僻壤裏的流放者、既無財產又無地位甚至似乎看不到前途的軍士，他靠什麽去贏得已經遭受過一次命運打擊的瑪麗婭的信任呢？他靠什麽去組織一個家庭和維持一家人的生活呢？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還存著一絲希望。
“這一線希望拯救了我，”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給弗蘭格爾的信中寫道：“我終於弄清楚了是怎麽一回事。原來她當時正在為失掉一個朋友而感到悲傷，被嫉妒心折磨得痛苦不堪；她本來就體弱多病，神經過敏，兼之遠離親人，無依無靠，周圍盡是一些壞女人和卑鄙小人，在這種情況下，她決心對我試探一下，看看我對她抱什麽態度，是否已經把她完全忘卻，是否仍像以前那樣愛他？”陀思妥耶夫斯基回了她幾封“充滿絕望情緒、措辭十分嚴厲的信，那些信使她痛苦到了極點”。她後來承認說，她隻是想考驗一下他是否變心。“不過，人們說她要改嫁，也並非沒有根據。托木斯市有個人正待成家立業，他聽說庫茲涅茨克有個寡婦還相當年輕，又頗有幾分姿色，便通過庫茲涅茨克長舌婦向她提出求婚。她卻衝著媒婆哈哈大笑起來……這一切都使我精神上感受到極大的痛苦……的確，我有時想，我會發瘋的！”
1856年6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奉命押送一車繩索去巴爾瑙爾。這是一次極好的機會，因為那裏離庫茲涅茨克不遠。辦完事，他悄悄地來到了庫茲涅茨克，他已經下了“寧肯受審，也要見她一麵”的決心。然而，這是一次並不愉快的“久別重逢”。陀思妥耶夫斯基終於明白，她確實已經愛上了一個人，可是又猶疑不定。從事後他給弗蘭格爾的信中可以看到，這兩位戀人當時複雜的感情糾葛：
“我到了那兒，見到她了……多麽高尚，多麽善良的心靈啊！她流著淚，吻我的手，但她愛著另一個人。我在那裏停留了兩天。她在這兩天內想起了過去，她的心又向著我了……她對我說：‘不要哭，別悲傷，事情還沒有完全定下來。你和我，再也沒有第三者插進來了！’這確實是她的原話。我自己也不清楚過了兩天怎樣的日子，這是難以忍受的幸福和痛苦！第二天傍晚我滿懷著希望離去了。但完全可能出現‘不在場的人總是錯’的情況。它果真發生了！我連續收到一封封來信，又看到她在苦惱，哭泣，而且她愛他更甚於愛我！我也不想說了，上帝保佑她吧！我自己還不清楚失去了她我會怎樣。我已毫無指望，她也同樣如此……”
“您能想象她，一個具有非凡的、十分健全看法的婦女，在做什麽，采取什麽決定嗎？她今年29歲，有教養，聰明，見過世麵，了解人，因為近幾年在西伯利亞生活而受盡折磨和痛苦……她現在打算嫁給一個24歲的青年，一個孤陋寡聞，學曆很淺的西伯利亞人……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生活觀點，不同的要求怎麽能在一起生活……我把這一切都對她談了，當然不是全部，不過十分之一左右。她聽後感到震驚。但婦女的感情甚至會壓倒顯然是合理的看法。在這樣的思想麵前，我的理由失去了作用……她哭泣並感到痛苦。我覺得她很可憐，那時她又向著我了，反而可憐我起來！但願您能了解這是一個多麽好的人，我的朋友！您從未了解她；每分鍾都會出現一種新的、與眾不同的、合乎理智的、機智的，同時又是奇怪的、無比善良的、真正高尚的東西，她有一顆騎士般的心：她會毀掉自己……”
陀思妥耶夫斯基了解到那個年輕人名叫萬爾古諾夫，是個小學教師，收入低微，沒有什麽特長。他在激動中給兩人分別寫了一封長信，“說明了這種不相稱的婚姻能產生的一切後果”。萬爾古諾夫認為自己受了侮辱，在回信中痛罵陀思妥耶夫斯基；而瑪麗婭則在回信中為萬爾古諾夫辯護，雖然事後她又對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示“溫存”。陀思妥耶夫斯基覺得自己的“心都要碎了”。這段時間裏，由於不斷給瑪麗婭寄錢以解其燃眉之急，他的債務已達一千盧布，正為無力償還而擔憂；更由於戀愛波折而導致的精神緊張，他顯得格外的虛弱和憔悴，他的癲癇病再次發作。
盡管如此，為了瑪麗婭的幸福，他決定再作一次犧牲。7月14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寫信給弗蘭格爾，向他提出了一個“務請鼎力相助”的“緊迫的請求”：“她不應該受苦。如果她要嫁給他（指萬爾古諾夫引者），那麽最好能有錢，為此他需要有一個職位，調一個地方。”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弗蘭格爾能在西伯利亞省省長和阿爾泰軍區長官麵前“盡量為他美言幾句”，“說他是一個可尊敬的、出色的、有才華的年輕人”，“提出最好給他一個更高的職位……”
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極度沮喪的時候，傳來了他被提升為軍官的消息。原來，他給托特列邊的信和弗蘭格爾的旁敲側擊起了作用，托特列邊在麵見沙皇時為赦免陀思妥耶夫斯基說了情，亞曆山大二世下令提升陀思妥耶夫斯基為陸軍準尉，但仍責令秘密監視其活動和不準其發表文學作品。
盡管他得到的隻是最低級別的軍官職位，盡管他發表作品的請求沒能獲準，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感到振奮。他的第一個想法就是盡快見到瑪麗婭。“我對什麽都不多想了，隻盼望能盡快見到她，聽到她的聲音！”他在11月初給弗蘭格爾的信中寫道：“我是一個不幸的瘋子！這樣的愛情是一種病態。我感覺到了……不過，她可是在我一生最悲慘的時刻出現的啊，是她複活了我的靈魂和我的全部存在”。
11月末，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找到了一個機會，再次來到了庫茲涅茨克。當他身穿軍官服站在瑪麗婭麵前時，本來就猶疑不定的瑪麗婭重新投向了他的懷抱。他也直接找了萬爾古諾夫，這次萬爾古諾夫讓了步。
陀思妥耶夫斯基立即為婚禮籌款。盡管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親戚幾乎沒人讚同這門婚事，但是姨媽和兄妹還是分別給他寄來了一些錢。年底，弗蘭格爾在正式調離前回了一次謝米帕拉金斯克。他委婉地提醒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次婚姻可能會給他們帶來不幸，瑪麗婭並不真正了解他的價值，她的多變的性格和反複無常的要求會鬧得他筋疲力盡。陀思妥耶夫斯基承認，他在對待瑪麗婭的態度上許多方麵不夠理智，但是他希望朋友不要責備他，他已無法自持……
1857年1月27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瑪麗婭・德米特裏耶夫娜在庫茲涅茨克的一座小教堂裏舉行了婚禮。是年，陀思妥耶夫斯基36歲。參加婚禮的人不多，除了主婚人和神甫外，主要是4個證婚人，其中一個就是萬爾古諾夫。
婚禮過後沒幾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婦就離開了庫茲涅茨克，返回謝米帕拉金斯克。也許是操辦婚事的勞累和婚後生活的刺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癲癇病在庫茲涅茨克和歸途中的巴爾瑙爾兩度發作。在巴爾瑙爾，他的癲癇病第一次被醫生所確診。瑪麗婭嚇壞了，她激烈地指責丈夫向她隱瞞了病情。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心情壓抑，“充滿了惆悵和苦悶”。在經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稱之為“精神刺激比死亡還強烈”的戀愛風暴後，兩人婚後的生活反而顯得沉悶起來。而在巴爾瑙爾所發生的一切，也許預示著他們婚姻的不幸的結局。
當了軍官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軍務方麵的壓力明顯減輕了，5月裏他又恢複了貴族稱號，如今他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和自由去從事他所喜愛的文學創作了。他很快與彼得堡的幾家雜誌重新建立了聯係。8月裏，《祖國紀事》刊出了當年他在彼得保羅要塞寫就的短篇《小英雄》，隻是用的是“米―伊”的筆名。這時，他一心撲在中篇小說《舅舅的夢》和《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的創作上，並構思著更大規模的作品。他在給《俄國導報》的主編卡特科夫和哥哥米哈伊爾的信中都詳細談到了自己創作的情況，表示將在自己未來的小說中“傾注自己全部的愛”。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總有一天他的名字將重新出現在刊物上，並引起人們的注目。
為了繼子帕沙的前途，陀思妥耶夫斯基將他送進了位於鄂木斯克的西伯利亞武備學校。如今家裏隻剩下夫妻兩人，瑪麗婭感到孤獨，她總覺得老是坐在桌前寫個不停的丈夫已不再愛她。於是，她故意一再提到萬爾古諾夫的名字，稱讚他是個少有的年輕人；她無緣無故地發脾氣，硬說陀思妥耶夫斯基與一個波蘭流放犯的女兒關係曖昧……當時的狀況確實如弗蘭格爾描述的那樣：“瑪麗婭・德米特裏耶夫娜總是病懨懨的，動輒大發脾氣，爭風吃醋。”日子一久，家庭生活終於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眼裏由“幸福”變得“平常”，進而變得“艱難而痛苦”了。他仍努力愛著妻子，但是隨著一次次的不快，這種愛中添加了越來越多的失望和憂傷的成分。
眼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邊防營的服役期限快滿四年了，他多麽想早點脫離這種強加在他身上的不自由的生活。偏僻閉塞的環境對他的創作帶來不利的影響，一封寄往彼得堡的信得走二十多天，他的文學方麵的事務都得靠哥哥來代辦。他再次設法向最高當局提出了退役和移居彼得堡的申請。1859年初春，他終於獲準退役，獲準移居除彼得堡和莫斯科以外的任何城市，並同意重新給他發表作品的自由。
重返俄羅斯！重返文壇！期待了十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內心充滿了喜悅和感慨。是啊，正如詩人邁科夫在給他的信中所說的那樣：“歲月流逝，滄海桑田，感慨萬千。”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太多的東西要重新體驗，重新思考，重新咀嚼”。
3月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40年代離開文壇後創作的第一部小說《舅舅的夢》，在庫舍廖夫主編的《俄羅斯文學》上發表了。《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的發表雖然遇到一些波折，但《祖國紀事》在年底也分兩期刊出。
這期間，陀思妥耶夫斯基有過種種創作主題尖銳的“大部頭的長篇小說”的構思，但終因當時的流放犯的身份而暫時放棄了。為此，他隻得先從題材通俗、易於發表的作品入手。陀思妥耶夫斯基對這兩部作品並不滿意。多年後，他曾對試圖將《舅舅的夢》搬上舞台的費奧多羅夫這樣說道：“我認為作品很糟糕。這本書我是在西伯利亞寫成的，是苦役結束後的第一部作品，唯一的目的是要重返文壇，當時非常擔心書刊檢查（因為我是一個流放犯）。因此寫出來的東西不由得像鴿子般溫和，沒有絲毫出格的地方。”這兩部作品未能得到評論界的積極評價。不過，小說中仍有不少有價值的東西。《舅舅的夢》寫的是貴族婦女瑪麗婭為了謀取老公爵的財產，誘使公爵向她女兒求婚的故事。作者通過這一出鬧劇，辛辣地諷刺了外省上流社會的庸俗無聊；《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則通過對地主莊園中的食客福馬形象的刻畫，塑造了農奴製社會中的一個具有病態性格的市儈典型。在這兩部“喜劇小說”中可以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出色的諷刺藝術。
1859年7月2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婦離開謝米帕拉金斯克前往特維爾，這是他們選定的一個離開莫斯科和彼得堡都不太遠的城市。途中，他們在鄂木斯克稍事停留，拜訪了老朋友，並接走了在武備學校讀書的孩子帕沙。一路上，他們又經過了秋明和葉卡捷琳娜堡等地。一天傍晚，馬車來到了歐亞大陸的邊界。陀思妥耶夫斯基走出馬車，“畫十字為自己祝福”。他長歎道：“謝天謝地，我終於看到了這片樂土！”十年的“死屋”生活已被拋在身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顆充滿著熱望的心早已隨著飛轉的車輪奔向了遠方。
§§第五章 激動不安的靈魂
弗蘭格爾說：“分別的情景我永遠不會忘記。陀思妥耶夫斯基哽咽著失聲痛哭，像個孩子。過了許多年之後，他在1865年3月31日給我的信中還提起此事。是啊！這一天是刻骨銘心的一天。”
那是5月末的一個美妙的夜晚，弗蘭格爾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為伊薩耶夫夫婦遠行送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們坐的是弗蘭格爾自備的敞篷馬車，而伊薩耶夫夫婦坐的是簡陋的無篷大車。伊薩耶夫夫婦先來到弗蘭格爾處，大家喝了送行的香檳酒。弗蘭格爾為了給陀思妥耶夫斯基安排一個與瑪麗婭告別時親熱一陣的機會，就有意識地拚命給她的丈夫斟香檳酒。剛上車時，弗蘭格爾又按照西伯利亞風俗，再次給伊薩耶夫斟酒。伊薩耶夫醉了，完全聽從弗蘭格爾的擺布，弗蘭格爾立即將他帶到自己的馬車上，他倒頭便睡。陀思妥耶夫斯基坐到了瑪麗婭的身旁。
道路被來往車輛壓得平展展的，周圍是密密的鬆林，月色溶溶，空氣甜美。車子在月光鋪灑的路麵上走了很久……然而離別的時刻還是來臨。兩輛車停了下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瑪麗婭“像鴿子般擁抱，都在揩眼睛”。弗蘭格爾把喝醉了酒、沉沉睡去的伊薩耶夫拖到大車上坐好。伊薩耶夫鼾聲大作，分明不知道身在何時何方。帕沙也睡著了。馬猛然奔跑起來，無篷車開始飛馳向前，揚起一團團的塵土，轉眼之間，大車和車上的乘客便已變得影影綽綽，馬車上的鈴鐺聲也漸漸模糊了……可陀思妥耶夫斯基依舊像生了根似的站著，垂著頭，默默無言，眼淚順著臉頰潸潸地流下。弗蘭格爾走過去，拉起他的手。他仿佛久夢初醒，一句話也不說，和弗蘭格爾一同坐上馬車。兩人回到住所時天色已經微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房間裏踱來踱去，自言自語，離別的憂傷使他精神憔悴。他到近旁的兵營去上了操，回來後整天躺著，不吃不喝，隻是神經質地一支接一支抽煙……
兩個星期以後，陀思妥耶夫斯基收到了瑪麗婭從庫茲涅茨克寄來的信。他立即給她寫了回信。他在信中深情地寫道：“您來信說您心緒不佳，甚至病了。我至今為您非常擔心。有多少麻煩，多少難以避免的不愉快，僅僅是搬一次家就夠受的了，加上還有病，怎麽受得了啊！我現在隻想著您。而且您也知道我多疑；您可以想象我是多麽不安。天哪！這樣的命運，這些麻煩，這些無謂的爭吵難道與您相稱嗎？您可以為任何社交界增添光彩……我因為憂傷而六神無主已經有兩星期了。但願您能知道我在這裏是多麽孤苦伶仃啊！真的，這種情景就像我在1849年被捕後入獄，使我和可親可愛的一切分開一般……您可是一位非凡的婦女，有一顆非凡的、孩童般的心……一位婦女向我伸出手來，這事本身就構成我一生中的大事……”
時間並不能醫治他的心靈創傷，他的痛苦的心情始終無法緩解。已經開了頭的《死屋手記》的寫作時斷時續，他不斷地與瑪麗婭通信。瑪麗婭的每次來信總是使他感到不安，她老是抱怨生活的艱難、自己的病痛和孤獨、丈夫日益惡化的病情等等，有時候她還提到她在庫茲涅茨克新結識的一位“討人喜歡的青年教師”的名字。這一切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疑慮重重，心情壓抑，身體明顯地消瘦了。
8月14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從瑪麗婭的來信中得知，伊薩耶夫來到庫茲涅茨克後的兩個月裏，身體完全垮了，不久前患腎結石去世。這時，瑪麗婭也幾乎陷入了絕境，“人地生疏，孤苦伶仃，經受著長期的痛苦折磨和煎熬，帶著一個七歲的孩子，一塊麵包也沒有，甚至沒有錢埋葬丈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心急如焚，馬上向弗蘭格爾借了一筆錢，給她寄去。他多麽想立即飛到瑪麗婭的身邊，然而一個流放犯是無權離開所在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痛苦萬分，可又毫無辦法。
11月裏，他被提升為軍士。情況雖然沒有起根本的變化，但它會不會是生活將出現新的轉機的跡象呢？陀思妥耶夫斯基熱烈地企盼著。為此，他在次年3月給托特列邊將軍寫了一封信。托特列邊是他軍校時一位同學的哥哥，又是弗蘭格爾的朋友。他當時擔任沙皇的侍從武官，並因在塞瓦斯托波爾戰役中立有戰功而頗受沙皇寵信。這封信對於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流放期間的思想和他的企盼是極為重要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中寫道：“我有罪，我現在完全認識到這一點。我被指控企圖反對政府（僅限於此）；我罪有應得；長時間的沉重而痛苦的經驗使我清醒並在許多方麵改變了我的思想。可是當時我是盲從的，相信了某種理論和空想……當我理解了自己的迷誤，同時又理解了我因流放而與社會隔絕，再也不能根據自己的力量、希望和才智成為一個有益的人的時候，對於我來說，再也沒有比這更為痛苦的了。我知道，鑒於我的幻想和理論我才被判有罪。但思想甚至信念都會變化，人也隨之而完全改變。而現在我卻因為已經不複存在的東西、已經在我身上轉化為與原來相反的東西而受苦，為過去產生的、現在已看清其毫無根據的迷誤而受苦。我感到自己的力量和才能，渴望為了補償蹉跎的歲月而有所作為，但卻又苦於無所事事，這一切多麽令人難受……我希望成為一個有用的人。在感到內心深處有力量、肩膀上有一顆腦袋的情況下，要不感到無所事事的痛苦是困難的。但軍人的職責並非我之所長……我感到自己更傾向於另一種力所能及的工作。我所唯一夢想得到的就是能允許我退職……在文學道路上我曾被讀者賞識，因而滿懷希望。我很希望能獲準發表作品……我一向認為作家的稱號是一個最高尚、最有益的稱號。我堅信隻有走這條路我才能成為一個真正有益的人……”
這種企盼也與瑪麗婭有關，因為在同一封信中他提道“一件可能會決定我一生幸福的事（純屬私事）促使我鬥膽向您陳述自己的請求”。關於這件私事，他在給哥哥的信中說得很清楚：“我早就愛上了這個女人，而且知道她也會愛我。如果離開了她我便不能生活，因此，一旦我的環境發生變化，哪怕是稍有改善，我便和她結婚。我相信，她不會拒絕我。但不幸的是我既沒有錢，也沒有社會地位……我的決定已經作出，哪怕天崩地裂，我也要實現這一決定。可是現在，在我一無所有的情況下，我不能利用這位高貴人兒對我的好感勉強她同意這門婚事。從5月至今，即我和她分別之後，我的生活就像地獄一般。”
1856年年初，弗蘭格爾離開謝米帕拉金斯克，暫時回彼得堡去了。這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很難過。那年夏天，他突然聽到瑪麗婭要改嫁的消息，而且據說她已經答應了什麽人。這個消息更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吃驚。
他在給弗蘭格爾的信中痛苦地說：“我的腦子立刻僵成了一塊木頭！我好不容易才弄明白自己還活著……哦，上帝啊，我希望再不會有別人經曆這種可怕的猶如五雷轟頂一般的感受！愛情能給人帶來無邊的喜悅，但它所能帶來的痛苦卻也是這樣的難以忍受，所以最好是幹脆不要愛”；“我簡直像發了瘋……現在已經晚了！”“我幾乎已經絕望。我過去經受過許多磨難，現在再也經受不住那樣的折磨了。”“我心裏突突直跳，但願她別嫁人……老天爺我真想投河，真想開始酗酒。”但回過神來後，他又開始設身處地為瑪麗婭著想：“不過您可以想一想，她又能怎麽辦呢？一個赤貧的、被命運遺棄的、對一切都抱著病態的懷疑態度的女人？一個對我的未來完全喪失信心的女人？她總不能把一生托付給一個丘八吧……”
是啊，他如今的狀況實在是不能令人滿意的：被褫奪的貴族稱號的苦役犯、受到監視的隻能呆在窮鄉僻壤裏的流放者、既無財產又無地位甚至似乎看不到前途的軍士，他靠什麽去贏得已經遭受過一次命運打擊的瑪麗婭的信任呢？他靠什麽去組織一個家庭和維持一家人的生活呢？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還存著一絲希望。
“這一線希望拯救了我，”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給弗蘭格爾的信中寫道：“我終於弄清楚了是怎麽一回事。原來她當時正在為失掉一個朋友而感到悲傷，被嫉妒心折磨得痛苦不堪；她本來就體弱多病，神經過敏，兼之遠離親人，無依無靠，周圍盡是一些壞女人和卑鄙小人，在這種情況下，她決心對我試探一下，看看我對她抱什麽態度，是否已經把她完全忘卻，是否仍像以前那樣愛他？”陀思妥耶夫斯基回了她幾封“充滿絕望情緒、措辭十分嚴厲的信，那些信使她痛苦到了極點”。她後來承認說，她隻是想考驗一下他是否變心。“不過，人們說她要改嫁，也並非沒有根據。托木斯市有個人正待成家立業，他聽說庫茲涅茨克有個寡婦還相當年輕，又頗有幾分姿色，便通過庫茲涅茨克長舌婦向她提出求婚。她卻衝著媒婆哈哈大笑起來……這一切都使我精神上感受到極大的痛苦……的確，我有時想，我會發瘋的！”
1856年6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奉命押送一車繩索去巴爾瑙爾。這是一次極好的機會，因為那裏離庫茲涅茨克不遠。辦完事，他悄悄地來到了庫茲涅茨克，他已經下了“寧肯受審，也要見她一麵”的決心。然而，這是一次並不愉快的“久別重逢”。陀思妥耶夫斯基終於明白，她確實已經愛上了一個人，可是又猶疑不定。從事後他給弗蘭格爾的信中可以看到，這兩位戀人當時複雜的感情糾葛：
“我到了那兒，見到她了……多麽高尚，多麽善良的心靈啊！她流著淚，吻我的手，但她愛著另一個人。我在那裏停留了兩天。她在這兩天內想起了過去，她的心又向著我了……她對我說：‘不要哭，別悲傷，事情還沒有完全定下來。你和我，再也沒有第三者插進來了！’這確實是她的原話。我自己也不清楚過了兩天怎樣的日子，這是難以忍受的幸福和痛苦！第二天傍晚我滿懷著希望離去了。但完全可能出現‘不在場的人總是錯’的情況。它果真發生了！我連續收到一封封來信，又看到她在苦惱，哭泣，而且她愛他更甚於愛我！我也不想說了，上帝保佑她吧！我自己還不清楚失去了她我會怎樣。我已毫無指望，她也同樣如此……”
“您能想象她，一個具有非凡的、十分健全看法的婦女，在做什麽，采取什麽決定嗎？她今年29歲，有教養，聰明，見過世麵，了解人，因為近幾年在西伯利亞生活而受盡折磨和痛苦……她現在打算嫁給一個24歲的青年，一個孤陋寡聞，學曆很淺的西伯利亞人……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生活觀點，不同的要求怎麽能在一起生活……我把這一切都對她談了，當然不是全部，不過十分之一左右。她聽後感到震驚。但婦女的感情甚至會壓倒顯然是合理的看法。在這樣的思想麵前，我的理由失去了作用……她哭泣並感到痛苦。我覺得她很可憐，那時她又向著我了，反而可憐我起來！但願您能了解這是一個多麽好的人，我的朋友！您從未了解她；每分鍾都會出現一種新的、與眾不同的、合乎理智的、機智的，同時又是奇怪的、無比善良的、真正高尚的東西，她有一顆騎士般的心：她會毀掉自己……”
陀思妥耶夫斯基了解到那個年輕人名叫萬爾古諾夫，是個小學教師，收入低微，沒有什麽特長。他在激動中給兩人分別寫了一封長信，“說明了這種不相稱的婚姻能產生的一切後果”。萬爾古諾夫認為自己受了侮辱，在回信中痛罵陀思妥耶夫斯基；而瑪麗婭則在回信中為萬爾古諾夫辯護，雖然事後她又對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示“溫存”。陀思妥耶夫斯基覺得自己的“心都要碎了”。這段時間裏，由於不斷給瑪麗婭寄錢以解其燃眉之急，他的債務已達一千盧布，正為無力償還而擔憂；更由於戀愛波折而導致的精神緊張，他顯得格外的虛弱和憔悴，他的癲癇病再次發作。
盡管如此，為了瑪麗婭的幸福，他決定再作一次犧牲。7月14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寫信給弗蘭格爾，向他提出了一個“務請鼎力相助”的“緊迫的請求”：“她不應該受苦。如果她要嫁給他（指萬爾古諾夫引者），那麽最好能有錢，為此他需要有一個職位，調一個地方。”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弗蘭格爾能在西伯利亞省省長和阿爾泰軍區長官麵前“盡量為他美言幾句”，“說他是一個可尊敬的、出色的、有才華的年輕人”，“提出最好給他一個更高的職位……”
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極度沮喪的時候，傳來了他被提升為軍官的消息。原來，他給托特列邊的信和弗蘭格爾的旁敲側擊起了作用，托特列邊在麵見沙皇時為赦免陀思妥耶夫斯基說了情，亞曆山大二世下令提升陀思妥耶夫斯基為陸軍準尉，但仍責令秘密監視其活動和不準其發表文學作品。
盡管他得到的隻是最低級別的軍官職位，盡管他發表作品的請求沒能獲準，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感到振奮。他的第一個想法就是盡快見到瑪麗婭。“我對什麽都不多想了，隻盼望能盡快見到她，聽到她的聲音！”他在11月初給弗蘭格爾的信中寫道：“我是一個不幸的瘋子！這樣的愛情是一種病態。我感覺到了……不過，她可是在我一生最悲慘的時刻出現的啊，是她複活了我的靈魂和我的全部存在”。
11月末，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找到了一個機會，再次來到了庫茲涅茨克。當他身穿軍官服站在瑪麗婭麵前時，本來就猶疑不定的瑪麗婭重新投向了他的懷抱。他也直接找了萬爾古諾夫，這次萬爾古諾夫讓了步。
陀思妥耶夫斯基立即為婚禮籌款。盡管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親戚幾乎沒人讚同這門婚事，但是姨媽和兄妹還是分別給他寄來了一些錢。年底，弗蘭格爾在正式調離前回了一次謝米帕拉金斯克。他委婉地提醒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次婚姻可能會給他們帶來不幸，瑪麗婭並不真正了解他的價值，她的多變的性格和反複無常的要求會鬧得他筋疲力盡。陀思妥耶夫斯基承認，他在對待瑪麗婭的態度上許多方麵不夠理智，但是他希望朋友不要責備他，他已無法自持……
1857年1月27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瑪麗婭・德米特裏耶夫娜在庫茲涅茨克的一座小教堂裏舉行了婚禮。是年，陀思妥耶夫斯基36歲。參加婚禮的人不多，除了主婚人和神甫外，主要是4個證婚人，其中一個就是萬爾古諾夫。
婚禮過後沒幾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婦就離開了庫茲涅茨克，返回謝米帕拉金斯克。也許是操辦婚事的勞累和婚後生活的刺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癲癇病在庫茲涅茨克和歸途中的巴爾瑙爾兩度發作。在巴爾瑙爾，他的癲癇病第一次被醫生所確診。瑪麗婭嚇壞了，她激烈地指責丈夫向她隱瞞了病情。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心情壓抑，“充滿了惆悵和苦悶”。在經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稱之為“精神刺激比死亡還強烈”的戀愛風暴後，兩人婚後的生活反而顯得沉悶起來。而在巴爾瑙爾所發生的一切，也許預示著他們婚姻的不幸的結局。
當了軍官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軍務方麵的壓力明顯減輕了，5月裏他又恢複了貴族稱號，如今他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和自由去從事他所喜愛的文學創作了。他很快與彼得堡的幾家雜誌重新建立了聯係。8月裏，《祖國紀事》刊出了當年他在彼得保羅要塞寫就的短篇《小英雄》，隻是用的是“米―伊”的筆名。這時，他一心撲在中篇小說《舅舅的夢》和《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的創作上，並構思著更大規模的作品。他在給《俄國導報》的主編卡特科夫和哥哥米哈伊爾的信中都詳細談到了自己創作的情況，表示將在自己未來的小說中“傾注自己全部的愛”。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總有一天他的名字將重新出現在刊物上，並引起人們的注目。
為了繼子帕沙的前途，陀思妥耶夫斯基將他送進了位於鄂木斯克的西伯利亞武備學校。如今家裏隻剩下夫妻兩人，瑪麗婭感到孤獨，她總覺得老是坐在桌前寫個不停的丈夫已不再愛她。於是，她故意一再提到萬爾古諾夫的名字，稱讚他是個少有的年輕人；她無緣無故地發脾氣，硬說陀思妥耶夫斯基與一個波蘭流放犯的女兒關係曖昧……當時的狀況確實如弗蘭格爾描述的那樣：“瑪麗婭・德米特裏耶夫娜總是病懨懨的，動輒大發脾氣，爭風吃醋。”日子一久，家庭生活終於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眼裏由“幸福”變得“平常”，進而變得“艱難而痛苦”了。他仍努力愛著妻子，但是隨著一次次的不快，這種愛中添加了越來越多的失望和憂傷的成分。
眼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邊防營的服役期限快滿四年了，他多麽想早點脫離這種強加在他身上的不自由的生活。偏僻閉塞的環境對他的創作帶來不利的影響，一封寄往彼得堡的信得走二十多天，他的文學方麵的事務都得靠哥哥來代辦。他再次設法向最高當局提出了退役和移居彼得堡的申請。1859年初春，他終於獲準退役，獲準移居除彼得堡和莫斯科以外的任何城市，並同意重新給他發表作品的自由。
重返俄羅斯！重返文壇！期待了十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內心充滿了喜悅和感慨。是啊，正如詩人邁科夫在給他的信中所說的那樣：“歲月流逝，滄海桑田，感慨萬千。”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太多的東西要重新體驗，重新思考，重新咀嚼”。
3月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40年代離開文壇後創作的第一部小說《舅舅的夢》，在庫舍廖夫主編的《俄羅斯文學》上發表了。《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的發表雖然遇到一些波折，但《祖國紀事》在年底也分兩期刊出。
這期間，陀思妥耶夫斯基有過種種創作主題尖銳的“大部頭的長篇小說”的構思，但終因當時的流放犯的身份而暫時放棄了。為此，他隻得先從題材通俗、易於發表的作品入手。陀思妥耶夫斯基對這兩部作品並不滿意。多年後，他曾對試圖將《舅舅的夢》搬上舞台的費奧多羅夫這樣說道：“我認為作品很糟糕。這本書我是在西伯利亞寫成的，是苦役結束後的第一部作品，唯一的目的是要重返文壇，當時非常擔心書刊檢查（因為我是一個流放犯）。因此寫出來的東西不由得像鴿子般溫和，沒有絲毫出格的地方。”這兩部作品未能得到評論界的積極評價。不過，小說中仍有不少有價值的東西。《舅舅的夢》寫的是貴族婦女瑪麗婭為了謀取老公爵的財產，誘使公爵向她女兒求婚的故事。作者通過這一出鬧劇，辛辣地諷刺了外省上流社會的庸俗無聊；《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則通過對地主莊園中的食客福馬形象的刻畫，塑造了農奴製社會中的一個具有病態性格的市儈典型。在這兩部“喜劇小說”中可以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出色的諷刺藝術。
1859年7月2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婦離開謝米帕拉金斯克前往特維爾，這是他們選定的一個離開莫斯科和彼得堡都不太遠的城市。途中，他們在鄂木斯克稍事停留，拜訪了老朋友，並接走了在武備學校讀書的孩子帕沙。一路上，他們又經過了秋明和葉卡捷琳娜堡等地。一天傍晚，馬車來到了歐亞大陸的邊界。陀思妥耶夫斯基走出馬車，“畫十字為自己祝福”。他長歎道：“謝天謝地，我終於看到了這片樂土！”十年的“死屋”生活已被拋在身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顆充滿著熱望的心早已隨著飛轉的車輪奔向了遠方。
§§第五章 激動不安的靈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