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傳統碑石的天才：陀思妥耶夫斯基傳

2、流放生涯

　　離開苦役監獄後，陀思妥耶夫斯基獲準在軍官伊凡諾夫家小住幾天。伊凡諾夫的妻子奧莉加當年曾和母親安年科娃以及其他幾位“十二月黨人的妻子”一起到托博爾斯克監獄探望過他們。嫁給伊凡諾夫後，她移居鄂木斯克，並繼續關心著這些政治犯的命運。陀思妥耶夫斯基親切地稱她是自己的“親妹妹”，讚揚她“外貌俊美，心靈純潔，品格高尚，風度優雅”。睡在散發出清新芳香的潔白的被褥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久久不能入眠，他的心頭充滿了一種悵惘的喜悅。這種正常人的生活似乎變得那麽遙遠和不可觸及，在這裏他才真正感受到生活已翻開了新的一頁。

　　利用這個機會，陀思妥耶夫斯基給哥哥寫了一封長信。“這封信是在十分秘密的情況下寄給你的，因此關於這封信對誰都不能走漏風聲”，他這樣對哥哥說。失去通信自由已經整整4年了。在這四年中，他沒有收到過一封信，如今他有多少話要對哥哥說啊！他寫道：“什麽是最主要的呢？近年來，對於我來說，什麽是真正主要的呢？隻要想到這個問題，我給你的這封信就根本寫不完。你瞧，怎麽能把我的思想、理解、所經受的一切、我形成的信念以及近年來我的思考都告訴你呢！”

　　是啊，要講述那最主要的東西“信念的轉變過程”，對於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說，確實“是十分困難的”。不過，他還是或多或少地談到了這種變化的某些方麵。這種變化的起因之一是他與俄國農民（在監獄中主要是那些農奴出身的刑事犯）的直接接觸。陀思妥耶夫斯基初入獄時曾把刑事犯一概看做“強盜”，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他逐步改變了對刑事犯的看法：

　　“在獄中四年，我終於在強盜中間看到了人……深刻的、堅強的、美好的人，在粗糙的外殼下麵挖掘金子是多麽愉快……有一些人不能不令人肅然起敬，另一些人實在非常之好。我教一個年輕的契爾克斯人俄語和識字（他是因為搶劫而入獄的）。他對我多麽感激啊！另一個犯人在和我分別時哭了。我曾給過他錢，並不多，可是他卻因此而感恩不盡……我在獄中得到了多少民間的典型和人物啊！我和他們一起住慣了，因而，我覺得，對他們很了解。有多少流浪漢和強盜的故事以及一般平民不幸生活的故事啊，足夠寫出幾大本書。多麽好的人民！總之，我的時間沒有白過。如果我對俄羅斯還不夠了解，至少我很好地了解了俄羅斯人民，而且了解得如此充分，能達到這樣深度的人大概是不多的。”

　　在形形色色的犯人中，確實有心狠手辣的歹徒和精神上的“卡西摩多”，但也有許多因不堪地主或軍官的虐待鋌而走險而蒙難的農奴和士兵，因抗擊沙俄政府的民族歧視而入獄的山民，以及其他一些無辜者。在這些人中，有任何暴力都難以摧毀其意誌的強者，有令人驚歎的能工巧匠，有精明強幹、幽默詼諧的莊稼漢，有心地如孩子般純潔的質樸的少數民族青年……正因為這樣，陀思妥耶夫斯基臨出獄前，才會站在高高的獄牆下由衷地感歎道：有多少青春被白白地埋葬在這堵獄牆之下了，有多少偉大的力量被白白地毀滅在這裏了啊！這些人都是一些不平凡的人，他們也許是我國人民中最有才華、最強有力的人。然而，他們那強大的力量卻白白地被毀滅掉了，被瘋狂地、非法地、無可挽回地毀滅掉了。這是誰的過錯呢？

　　在苦役監獄裏，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真切地意識到自己與人民（這時他已把農民看做是俄國人民的真正代表）的距離。他覺得自己過去並不真正了解人民。苦役生活使他與各種各樣的來自下層的人民有了以前根本不可能想象的那種直接的接觸。下層人民對出身貴族的政治犯的不理解和敵視的態度，先是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震驚，進而又引起了他對自己走過的人生道路的反思：

　　“精神上的孤獨，使我能夠重溫我過去的生活，逐一檢查過去的一切，連一些細節也不放過，對往事進行反省和沉思，嚴厲無情地批判自己；有時我簡直要感謝命運給我帶來了這種孤獨，否則我就不會作這種自我批判，也不會對過去的生活進行嚴格的反省了”；“什麽也不曾使我們屈服……是另一種東西改變了我們的觀點、信念和內心。這就是與人民的直接接觸，和他們一起忍受共同不幸的友愛關係，自己也成了他們一樣的人……這（指信念的改變引者）不是一下子發生的，而是在很長很長的時間內逐漸發生的。”

　　精神探索的結果沒有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屈服於沙皇政府的淫威，但卻動搖了他的信念。他從自身的經曆和通過對苦役監獄的觀察與思考中重新尋找著拯救人類的道路。他否定了烏托邦的社會主義，卻走向了烏托邦的“正教民粹主義”；他更加痛恨社會的黑暗，但反對一切用革命的手段改變現存製度的主張；他接近了人民，然而又把那些處在極為特殊狀態下的一小部分視作了全體；他竭力主張知識分子應該向人民學習，可強調的是學習他們的“俄羅斯式的篤信宗教的信仰”……

　　這時，陀思妥耶夫斯基比以往更強烈地感到信仰上帝和基督的需要，雖然仍無法擺脫內心的矛盾。他在給馮維辛娜的信中寫道：“我是時代的產兒，直到現在，甚至（我知道這一點）直到進入墳墓，我都是一個沒有信仰並充滿懷疑態度的人。這種對信仰的渴望使我過去和現在經受了多少可怕的折磨啊！我的反對的論據越多，我心中的這種渴望就越強烈。可是上帝畢竟也偶爾賜予我完全寧靜的時刻……在這種時刻，我心中形成了宗教的信條……它就是，要相信：沒有什麽能比基督更美好、更深刻、更可愛、更智慧、更堅毅和更完善的了，不僅沒有，而且我懷著忠貞不渝的感情對自己說，這絕不可能有。不僅如此，如果有誰向我證明，基督存在於真理之外，而且確實真理與基督毫不相幹，那我寧願與基督而不是與真理在一起。”

　　嚴酷的冬天已接近尾聲，黑油油的土地上春意正在萌動，積雪開始融化，萬物複蘇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1854年2月下旬，他在衛兵的押送下離開鄂木斯克，前往謝米帕拉金斯克。根據最高當局的指令，他將被無限期地放逐到邊疆地區當兵。但是，如今他畢竟不再是囚犯，畢竟有了寫信和看書的自由，他已經感到十分滿足了。他出獄後立即迫不及待地寫信請求哥哥，盡快給他寄書和雜誌，給他詳細講講彼得堡文學界的狀況。

　　額爾齊斯河兩岸是一望無垠的大草原，馬車在遼闊的原野上奔馳，迎麵吹來的風還帶著幾分寒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情似乎從來沒有如此暢快和振奮過，“頭上是碧藍碧藍的天空，周圍是清新的空氣，內心充滿一種自由的感覺……”

　　3月2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到達謝米帕拉金斯克後，立即被編入西伯利亞第七邊防營當了一名列兵。

　　謝米帕拉金斯克坐落在吉爾吉斯草原上，是一座緊靠中國邊界的小城鎮。盡管這是當地民政管理的中心，但19世紀中葉這裏還是個相當偏僻和閉塞的地方。整個城鎮建在額爾齊斯河的右岸，被沙礫的荒原分隔成三部分。北部是哥薩克鎮，南部是韃靼人的村鎮，兩者中間是俄羅斯人的聚居區。居民連同駐軍才五六千人。小城裏的所有的建築都是木頭蓋的，用的大多是圓木，十分簡陋。隻有尖頂高塔的清真寺為小城增添了幾分異彩。小城裏很少有人對外界的事感興趣。河的左岸散居著吉爾吉斯人，約有三千人，他們過的還是半遊牧的生活，住的是帳篷。

　　邊防營位於俄羅斯人聚居區的一側，那裏十分荒涼，到處是流沙和荊棘，居然連一棵小樹也看不到。沙俄邊防軍中列兵生活的艱難，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有耳聞，但是他擔憂的倒不是環境的惡劣，而是如他對哥哥所說的，是“人和專橫。遇上一個對人刻薄的長官（這樣的人是有的），吹毛求疵，置人於死地或以軍務戕害下屬，而我又如此衰弱，當然經受不了當兵的全部苦難。”

　　對於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說，沙俄兵營確實是又一座“死屋”，他所向往的自由在這裏仍是相當有限的。軍營的破舊的木屋似乎比監獄的木屋也好不了多少，裏麵同樣肮髒不堪；士兵睡的也是統鋪，隻是木板上多了一塊毛氈；同樣是強製性的集體生活，沒有一點自我活動的空間；自然不再有繁重艱苦的苦役勞動，可多了沒完沒了的同樣累人的操練和勤務；雖然沒有了克裏夫佐夫少校，但那個被稱為“暴風雪”的連長維傑涅耶夫也不好對付；一共才4戈比一天的夥食，還要被連長和司務長從中揩油一個半戈比，每天隻能吃黑麵包、喝白菜湯……來到邊防營5個月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給哥哥的信中寫道：“當兵可不是鬧著玩的，履行列兵的各種義務的士兵生活，對於一個健康不佳、不習慣這類事情，或者不如說對這類事情一無所知的人來說，是不太輕鬆的。為了獲得這種熟練需要花費大量的勞動。我現在毫無怨言，這是我的十字架，我應該背它……”

　　也許是鄂木斯克的朋友給謝米帕拉金斯克的長官的信起了作用，那年秋天陀思妥耶夫斯基獲準單獨居住。他在離營房不遠的地方租了一間小屋。哥哥給他寄來的錢很有限，因此他找的是租金最低廉的住所。小屋坐落在城裏最淒涼的地方，周圍是一片荒漠。它看上去十分破舊，已向一邊歪斜。陀思妥耶夫斯基住的房間倒還寬敞，但因十分低矮且隻有一麵有窗，因此大白天也是半暗不明的。整個房間被煙熏得黑糊糊的，蒼蠅蟑螂成群。屋裏除了床、小桌、長凳和一隻放衣物的簡陋木箱外，幾乎沒有其他的陳設。但是，他畢竟有了自己的天地。在廉價的油脂蠟燭昏暗的光照下，他通宵達旦地看書和寫作。有多少新的感受和構思在激動著他：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寫得真不錯；那個筆名“列・托”的人不知是誰，他的《童年》和描寫高加索生活的短篇也是出手不凡；自己的那部《關於墮落的人們的筆記》（即後來的《死屋手記》）已有了片斷，現在得加緊完成它……

　　11月末，剛從彼得堡法政學院畢業的弗蘭格爾來到謝米帕拉金斯克擔任刑事檢察官。弗蘭格爾出身富有，是個有教養有誌向、性格溫和、極富同情心的年輕人。他在中學讀書的時候就知道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窮人》和《涅托奇卡・涅茲瓦洛娃》等作品曾使他激動不已，在當年觀看謝苗諾夫校場行刑場麵的人群中也有他的不安的目光。在離開彼得堡時，他見到了作家的哥哥米哈伊爾和朋友邁科夫，並帶上了他們捎給作家的信和包裹。到達謝米帕拉金斯克的第二天，弗蘭格爾就讓人捎信請陀思妥耶夫斯基晚上來他這兒一趟。後來他這樣描述他們會麵時的情景：

　　“陀思妥耶夫斯基當時並不知道是誰叫他，也不知道為什麽事叫他，所以當他走進我的房間時，顯得非常拘謹。他身穿灰色軍大衣，高高的紅色衣領豎立著，肩章也是紅色的；他那張帶著病態的蒼白的臉上布滿雀斑，顯得悶悶不樂；淺黃色的頭發剪得很短，身材適中。他用一雙聰明的灰眼睛聚精會神地打量著我，仿佛想要看透我的五髒六腑，弄清楚我究竟是一個什麽樣的人。他後來坦率地告訴我，當我的聽差通知他‘刑事檢察官先生’請他時，他感到十分不安，疑慮重重。但當我向他道歉，說我未能親自前往拜見他，跟他作推心置腹的暢談，也未能事先奉函向他致意，因而請他多加包涵時，他立即又變得高興起來，並開始流露出信任的神情。他後來常對我說，那天晚上在回家的路上，他本能地感到我將成為他的莫逆之交。”

　　弗蘭格爾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確實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弗蘭格爾說：“我的房門對他是日夜敞開的。我下班回來經常在自己屋裏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已比我先到，或者是操練回來，或者從團部辦公室回來，他在那裏擔任文牘事務工作。他解開軍大衣的紐扣，嘴裏銜著長煙管，一邊在房間裏踱步，一邊自言自語，因為他的頭腦裏總是冒出一些新的想法。”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歡向弗蘭格爾講述他構思中的作品的情節，向他朗讀自己剛寫好的作品的片斷，心情愉快時還愛哼哼歌劇中的某些曲調。不過，每當看到弗蘭格爾的仆人端著琥珀色的鱘魚湯進來時，他就會嚷著讓仆人趕緊給他開飯……

　　弗蘭格爾“打心坎兒裏喜愛”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在給彼得堡親人的信中說：“命運驅使我和一個人接近，他無論心地還是資質都是罕見的人物；這個人就是我們的不幸的青年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我非常感謝他，他的話、他的意見和思想將一輩子增強我的力量……他是個極其虔誠的人，身體有病，但意誌如鐵……”弗蘭格爾還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和他一起度過了美妙的時光。和這樣稟賦卓絕的優秀人物接近使我得益良多。在我們一起生活期間，我們之間沒有出現過一絲陰霾，不曾有過一點兒誤解。他比我年紀大十歲，比我經驗豐富得多……在許多事情上他打開了我的眼界，我尤其牢記不忘的是他啟發了我的人道的感情……”

　　小城裏的消息很快，檢察官和一個當兵的成了好朋友，人們自然頗感興趣。謝米帕拉金斯克的軍政官吏大多來自外省，其中有些有文化素養的人對處在流放中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抱著或同情或尊敬的態度；有些粗魯的自恃甚高的官吏對一個流放犯雖無好感但也有某種好奇。於是，他們也開始頻頻向他發出邀請。陀思妥耶夫斯基漸漸成了當地法官、邊防營營長、冶煉廠工程師，乃至總督家的客人。但是如弗蘭格爾所說，陀思妥耶夫斯基對這些官吏“從來沒有表現出一點兒諂媚、奉承，從來不想往上流社會鑽”。而對一些有真才實學的知識界人士，他卻有本能的好感，如他早就與哈薩克民族學家瓦利哈諾夫和俄羅斯地理學家謝苗諾夫―天山斯基相識，在謝米帕拉金斯克重逢後，他們之間的友誼大大加深。這種廣泛交往的結果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兵營中的景況隨之有了明顯的改觀，盡管他仍受到監督（不準離開所在地，所有信件都得經過沙皇第三廳檢查），經濟上也仍然極為窘迫。

　　來到小城一年後，有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營長別利霍夫家結識了伊薩耶夫和他的妻子瑪麗婭・德米特裏耶夫娜・伊薩耶娃。

　　伊薩耶夫原是當地的稅務員，患肺病多年了，後來又因嗜酒成性，把家裏的事情搞得一團糟。陀思妥耶夫斯基結識他們時，伊薩耶夫已經丟掉職務好幾個月了，他正在為找一個新的工作而四處奔走。他是靠薪水生活的人，沒了工作，全家自然很快陷入了赤貧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描述伊薩耶夫的生活情景和他的脾性時說：“他借了許多債。他的生活很不正常，而且他的脾氣也相當壞。容易激動，固執，因此有些粗暴。他在眾人眼裏已經完全墮落，也遇到了許多不愉快的事；他忍受了本地人士的許多平白無故的迫害。他像茨岡人那樣無憂無慮，自尊心強，驕傲，但不善於控製自己……可是他卻是一個有很高修養和非常善良的人。他有教養，不論和他談什麽問題，他都能理解。”伊薩耶夫甚至還讀過《窮人》，很為小說中的情節所感動，因此他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親熱。這個善良的固執的窮困潦倒的伊薩耶夫，在作家後來塑造的馬爾美拉多夫形象身上可以找到他的某些影子。

　　陀思妥耶夫斯基越來越頻繁地出入伊薩耶夫的家。當然，吸引他的並非是伊薩耶夫，而是女主人瑪麗婭・德米特裏耶夫娜。那年，瑪麗婭才28歲，已有了一個7歲的孩子帕沙。她的祖父是流亡到俄國來的法國貴族，她從小受到過在當時來說是很好的教育。弗蘭格爾曾這樣描繪她：“這是一個相當漂亮的金發女子，中等身材，瘦瘦的，性格熱烈、充滿激情……她博覽群書，相當有教養，求知欲很強，而且十分活潑、敏感。”她給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真誠的關心，這種關心一開始“更多地是出於對受到命運打擊的不幸者的憐惜”。

　　瑪麗婭的氣質令陀思妥耶夫斯基傾倒，同時他也很同情瑪麗婭家庭的不幸。他很快把兩人之間的相互同情當做了彼此相愛。陀思妥耶夫斯基越來越依戀她，進而狂熱地愛上了她。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充滿愛戀的眼裏：瑪麗婭“漂亮，有教養，很聰明，善良，可愛，文雅，還有一顆美好寬宏大量的心。她驕傲地、默默地承受了命運的捉弄，操持著本應由女仆承擔的雜務，照顧無憂無慮的丈夫……她隻是得了病，容易動感情和惱怒。不過她的個性是歡樂而活潑的……我很少遇到過這樣的婦女。”在當時充滿市儈氣的謝米帕拉金斯克的交往環境中，瑪麗婭確實有她卓然不群的一麵，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初把她身上的缺陷也當做優點美化了。

　　瑪麗婭並不十分清楚陀思妥耶夫斯基過人的才華，她隻是憑一個女人的直覺，感到他與自己的醉鬼丈夫不一樣，是一個可信賴的和有教養的人，盡管他身上也有某些使她感到害怕的怪癖。她給予他的每一份同情和關心，都能從他那裏得到真誠的回報；她的苦惱和鬱悶無處傾吐，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了她最忠實的聽眾；有時生活上處於萬般無奈的境地時，又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想方設法幫助她度過難關；他在精神上給她以自尊、慰藉和歡樂。瑪麗婭漸漸覺得她已離不開陀思妥耶夫斯基。

　　伊薩耶夫很少在家，小酒館是他擺脫惱人處境的最好去處，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則一有空就呆在他們家裏。“和她一起度過的夜晚是多麽幸福”，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那麽迷戀瑪麗婭，並開始不再掩飾自己對她的愛慕。天性熱烈卻過著無愛生活的瑪麗婭沒有拒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愛，不過當時她也沒有認真對待這種愛，因為她畢竟有自己的家庭，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她看來又是一個“沒有前途的人”。已經走過了將近34年人生道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還是第一次與一個自己喜愛的女性如此親近。他不僅把自己對理想女性的浪漫主義幻想加在了瑪麗婭身上，並且在為所愛的卻又無法得到的女性所作出的自我犧牲中感受到一種痛苦的甜蜜。

　　那年3月初，沙皇尼古拉一世去世，傳說他是因克裏米亞戰爭的失敗而服毒自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新上台的亞曆山大二世抱有希望。5月裏，他寫了組詩《一八五四年歐洲事件》，詩中抒發了他忠君保皇的感情。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通過這些詩來改變自己的處境，他請總督將它們轉呈新沙皇。

　　弗蘭格爾也通過他在彼得堡的親友為赦免陀思妥耶夫斯基而活動。弗蘭格爾在寫給姐姐的信中，請姐姐無論如何找機會在沙皇寵臣杜貝爾特和奧爾洛夫公爵麵前“替陀思妥耶夫斯基說說情；難道要讓這個卓越的人物服一輩子兵役並葬身在這裏嗎？這太可怕了。真叫人為他感到悲傷和難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