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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實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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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苦役犯
1、苦役犯
我等待著，我呼喚自由快些到來；我想在新的鬥爭中再考驗考驗自己。自由並不是因為被剝奪過自由而歇一歇，因為受過深重的苦難而犒勞一下自己，也不是為了過平平安安的生活。自由是為了行動，為了創作，為了把心中蘊蓄的思想和觀感具體表現出來。
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記》
經過多方努力，米哈伊爾和米留科夫終於獲準與即將遠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杜羅夫話別。時隔32年以後，米留科夫這樣回憶那次話別時的情景：
1849年12月24日夜。要塞司令部底層一個大房間裏。屋裏僅有一盞燈，發出慘白的光芒。米哈伊爾和米留科夫已經等了很長時間。門終於開了，門外響起槍托的砰砰聲，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杜羅夫在一名軍官的押解下走了進來。他們兩人都已穿上犯人出外穿的囚衣短皮襖，氈靴。米哈伊爾和米留科夫立即迎上前去，四雙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杜羅夫把自己的近況告訴了他們，接著陀思妥耶夫斯基關切地詢問了哥哥一家的生活情況。
“看著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告別，任何人都會發現，他們中間，是自由地留在彼得堡的那個更加痛苦，而不是即將去西伯利亞服苦役的弟弟。哥哥的眼裏飽含淚水，嘴唇顫抖，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卻平靜自若，反而去安慰哥哥。”
‘別哭了，哥哥，’他說，‘你知道，我不是進棺材，你也不是送我去墓地。服苦役的不是野獸，是人，說不定是比我優秀的人，比我更有價值的人……我們還會見麵的，對此我滿懷希望……您要寫信給我，等我在那邊安頓下來，您可以寄書給我。要些什麽書，我會寫信告訴你，因為以後還是能夠看書的……等我服苦役期滿，我還要動手寫作。這幾個月我經曆了許多事情，自身的體驗也很多，到了那邊我還會看到和經曆許多，將來會有東西可寫的……’
我們見麵延續了半個多小時，可是我們覺得時間很短，盡管我們說了許許多多話。要塞上的鍾淒慘地敲響，少校教官進來說，時間到了，我們該分手了。我們最後一次互相擁抱，握手。
會見一結束，陀思妥耶夫斯基、杜羅夫和亞斯特爾熱姆斯基三名同案犯就分別被戴上了一副重10俄磅的腳鐐和手銬，然後又被押上了帶滑雪板的無篷馬車，每人一輛，並各有一名憲兵押送。
要塞鍾樓的鍾聲敲了12點，聖誕節來到了。就在這時，戴著沉重的鐐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踏上了漫長的西伯利亞風雪之路。
陀思妥耶夫斯基後來這樣描述跋涉途中最初的經曆和感受：
“我們乘了四輛雪橇，信使走在最前麵，就這樣從彼得堡出發了。我的心頭很沉重，由於思緒萬千而感到惘然若失……但清新的空氣使我振作起來……在穿過節日燈光照耀的房子，特別是向每所房子告別的時候，我對彼得堡的觀察十分仔細……我們走的路線是雅羅斯拉夫大道，經過三四個驛站之後，便在天色朦朧的黎明時分，在什利謝爾堡的旅店中歇下來。我們拚命喝茶，好像有整整一個星期沒有喝過似的。經過八個月的鐵窗生涯，我們在冬季走了60俄裏的路程便餓得發慌，回想起來都感到好笑。我心情愉快，杜羅夫嘮叨個沒完，亞斯特爾熱姆斯基對未來感到異常恐懼。我們幾個都觀察和試探我們的信使。結果表明，這是一個出色的老人，他心地善良……一路上為我們做了許多好事……他還讓我們換乘帶篷雪橇，這對我們很有好處，因為天氣冷得可怕……”
“我們走的是荒野……經過的是人煙稀少、不太重要的城鎮。但我們是在節日上路的，因此到處都供給飲食。我們凍得夠嗆。雖然我們穿得不少，可是如果坐上十幾來小時，不能從雪橇上下來，一口氣跑五六個驛站是難以忍受的。我感到鑽心的寒冷，直到後來在暖和的房間裏才勉強恢複過來……在彼爾姆省，有一天晚上我們經受了40度的嚴寒……越過烏拉爾是傷心的時刻。馬和帶篷馬車陷在雪堆裏。風雪彌漫。我們下了馬車，這是在一個夜晚，我們站著等候馬車從雪堆裏拉出來。周圍冰天雪地，下著暴風雪，這裏是歐洲的邊界，前麵是西伯利亞和神秘莫測的命運，後麵的一切都已成為過去，我感到悲傷，難過得掉下了眼淚……”
16天後，他們來到了托博爾斯克。這還不是他們此行的終點。所有被發配到西伯利亞服苦役的犯人都得在此地停留，然後再轉送各處。彼得拉舍夫斯基、施彼希涅夫和蒙別利等人也已來到這裏。經過艱難的長途跋涉，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均已疲憊不堪，可是這裏迎接他們的是極為粗野的搜身和斥罵，並立即將他們關進了托博爾斯克監獄的一間狹小陰冷的牢房。前途似乎一片黑暗。一路上還是那麽愛言語的杜羅夫沉默了，而亞斯特爾熱姆斯基則沮喪至極，甚至打算以死來求解脫。當年曾在托博爾斯克孤兒院任職的梅耶爾醫生後來回憶他在獄中所見時說，犯人所處的環境極差，牢房裏的空氣令人窒息，而那個“身材矮小、體質孱弱、看來還很年輕”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顯得特別沉著”。在托博爾斯克監獄中度過的那難熬的六天裏，陀思妥耶夫斯基竭力引發各種話題，以安慰自己的同伴。多年後，亞斯特爾熱姆斯基仍真誠地感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絕望的時候鼓起了他生活下去的勇氣：“夜晚的大部分時間我們都是在友好的談話中度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那討人喜歡、悅耳動聽的聲音，他那溫情脈脈的細膩感情……都對我們起了極大的安慰作用”，“我更真切地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品，他那親切會心的談話醫治了我心中的絕望，喚醒了我心中的希望”。
在這六天裏發生了一件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終生難忘的事情：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前來獄中探望他們這些政治犯。將近四分之一個世紀以前，為了支持丈夫的崇高理想和分擔丈夫所受的苦難，這些富於自我犧牲精神的俄羅斯婦女追隨自己的親人來到了西伯利亞流放地，這在俄羅斯曆史上被傳為佳話。陀思妥耶夫斯基後來多次談到這次難忘的會見：“同情、熱情的態度使我們感到幸福極了。舊時代的流放犯（不是他們本人，而是他們的妻子）像對親人一樣關心我們。多麽美好的心靈，經受了25年的痛苦和自我犧牲的考驗！我們見到她們隻有短暫的片刻，因為對我們看管得很嚴。但她們給我們送來了食物和衣服，安慰並鼓勵我們。”
那天來探望他們的、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稱為是“偉大的女受難者”的四位女性是馮維辛娜、穆拉維約娃、安年科娃和她的女兒奧莉加。她們除了送給政治犯一些食品和衣物外，還贈給每人一本福音書（這是苦役犯唯一可以攜帶的書），書內夾了一張10盧布的紙幣。從此，這本福音書再也沒有離開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邊。他與馮維辛娜等人保持了多年的友誼。多年後，在他被重新獲得通信自由後最初發出的信中就有一封給馮維辛娜的長信，他在信中向馮維辛娜表示了極為真摯的祝願。1月20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杜羅夫被押往鄂木斯克要塞。那天一早，馮維辛娜和安年科娃渡過額爾齊斯河，來到距托博爾斯克七俄裏的大路上，冒著零下30度的嚴寒，等候著押解犯人的馬車的通過。馬車終於來了，在馳過她們身邊的短暫的時刻，陀思妥耶夫斯基清楚地聽到了她們熱情的呼喊：“鼓起勇氣生活下去！”他含著熱淚向這兩位為了崇高的道義責任可以犧牲一切的偉大女性點頭致意。
三天後，他們到達了目的地鄂木斯克要塞的苦役監獄。鄂木斯克地處額爾齊斯河的河灣，盡管自然條件惡劣，卻是西西伯利亞的軍事與民政的管理中心。18世紀時，為抵禦外族入侵，沙俄當局在這裏建起了一座規模頗大的城堡，臭名昭著的鄂木斯克苦役監獄就位於城堡的一角。
監獄大院長200步，寬150步，呈不規則六角形，四周被高高的木樁柵圍起來，木樁柵是由一根緊挨著一根深埋在土裏的、上端削尖、橫釘著木板條的高大木樁構成的：這就是監獄最外麵的一道院牆。院牆的一邊開著一道堅固的大門，大門總是關閉著，日日夜夜由衛兵守衛著。院內有兩排長長的破舊不堪的木屋，這裏關押著250個犯人。每間牢房裏擠著30來個犯人，一律睡隻有枕頭的光板統鋪，犯人蓋的是自己穿的短皮襖，雙腳露在外麵，凍得發抖；冬天房間四麵透風，僅有幾塊木柴生一隻爐子，根本沒有熱氣，可嗆人的煤煙卻讓人受不了；傍晚放工後，喧嘩聲、鐐銬聲和各種汙言穢語響成一片，讓人不得安靜；晚上牢房的門上鎖，過道上的公用馬桶散發出陣陣惡臭，令人窒息；到處是跳蚤、臭蟲和蟑螂，地板髒得蒙上了厚厚一層汙泥，黏黏乎乎的……
“這裏簡直是一座人間地獄，”作家後來憤然寫道。但丁《神曲》中地獄的入口處赫然寫著“死屋”兩個大字。苦役犯監獄就是這樣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死屋”。
監獄的卷宗中留下了當年有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如下記載：“外貌特征及缺陷：清秀，麵白，眼睛灰色，鼻無特點，發為金黃色，左眉上方額角有一小疤；身體健壯；信奉東正教身高2俄尺6俄寸；未婚。通曉何種技術：粗工，有文化……”
同時代人回憶說：“這些從前出色的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那時是一副極淒慘的景象。身穿普通的囚服半灰半黑的短上衣，背上有黃色的菱形方塊，夏天帶同樣半灰半黑的無簷軟帽，冬天穿皮短襖，帶耳朵套及手套，還戴著腳鐐手銬，每走一步鋃鐺作響，從外表看，他們和其他囚徒毫無區別。隻有一點，那就是無論怎樣也永遠消除不掉的受過教育和有教養的痕跡，使他們與許多囚犯有了差別。”
監獄長克裏夫佐夫少校是一個惡魔似的人物，“一個少有的騙子，酒鬼，卑鄙而又蠻不講理，喜歡尋事，簡直想象不出有多壞”。陀思妥耶夫斯基進監獄的第一天，就無緣無故地遭到他劈頭一頓痛罵。他還揚言，隻要兩人稍有越軌行為，他就要狠狠體罰他們。克裏夫佐夫老是喝得醉醺醺地闖進牢房，像一隻餓虎似的“見人就撲”。他常常“用他那醉後的頭腦所能想出的一切罪名”，“瘋狂而殘忍”地無端懲罰犯人，不少犯人就這樣被鞭打而死。“對於犯人來說，這位少校真乃是他們注定要碰上的凶神惡煞”。克裏夫佐夫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不順眼，處處設法刁難他。有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因身體不適沒有出工，克裏夫佐夫突然來了。
“這是怎麽一回事？”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躺在木板床上，少校吼叫起來。“他為什麽不幹活？”
“他生病了，大人，”一個同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衛兵跟著少校走進了牢房，並對少校說，“這個犯人有癲癇病。”
“胡說……我知道您在縱容他……帶到看守室去……用樹條抽打！”
他被少校極其粗暴地從床上拖了下來，這時他的癲癇病又一次劇烈發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後來談到克裏夫佐夫時說：他“幹了許多極不公道的事，兩年之後他受到法庭審判。上帝把我從他手裏解救了出來”。
苦役犯的生活極其糟糕，而對於敏感多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說，他遭受的磨難似乎更甚於他人。“冬天我們穿的是短皮襖，通常質量低劣，幾乎沒有熱氣，腳上穿的是小腿裸露在外的靴子就這樣讓你在冰天雪地裏行走。給我們吃的是麵包和湯，按規定每人的湯裏該放四分之一俄磅的牛肉，可是……我從來沒有吃到過。過節的時候，粥裏幾乎完全不放油。在齋期是清水白菜，其他幾乎一無所有。我得了很重的胃病，病倒過幾次……我因為神經功能失調，有時癲癇病發作……我的兩腿還有關節炎。”“軍事苦役要比民事苦役更為嚴厲。整整四年我一直生活在牢房裏，在高牆後麵，隻有做工的時候才能出去。”
苦役犯的勞動也是十分繁重的。無論是驕陽似火的盛夏，還是朔風刺骨的寒冬，苦役犯沒有休息的日子。沒有手藝、作為“粗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被編入了幹粗活的囚犯的行列。背磚，挖土，搖轉笨重的磨刀輪子，站在冰冷的河水中拆卸貨船……什麽都得幹。盡管他常常累得筋疲力盡，可是還要受到那些身強力壯的囚犯的嘲笑和作弄。“有一次臨時出工，天氣冷得連水銀都凍住了，可能有零下40度，我幹了4小時，凍傷了雙腳。”
不過，陀思妥耶夫斯基覺得更痛苦的是勞動的強製性。他後來在《死屋手記》中寫道：“這種勞動之所以被稱為繁重的苦役，與其說是在於它的艱苦程度和永無休止，毋寧說是在於這是一種被迫進行的、不可逃避的強製性勞動。一個自由的農民所幹的活可能要繁重得多……然而他是為自己幹活，而且有實際的目的，比起苦役犯被迫從事的這種對自己毫無益處的勞動來就要輕鬆得多了。”如果強迫一個囚犯“把一桶水從一隻桶裏倒進另一隻桶裏，然後再從另一隻桶裏倒回原先的一隻桶裏；或者讓他把沙搗碎，或把一堆泥土從一個地方搬到另一個地方，然後再搬回去，我想，幾天之後，這個囚犯就會上吊，或者寧肯犯一千次罪，寧肯死掉也不願忍受這種侮辱、羞恥和痛苦……由於一切強製性勞動都帶有這種折磨人、無意義、使人感到羞辱的成分，因而苦役勞動也就遠比任何一種自由勞動更加令人痛苦。”
強製性的集體生活同樣折磨著作為作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寫作當然不可能，與愛好文學的朋友隨意地聊天也成了無法實現的奢望，甚至片刻的寧靜都難以得到，周圍老是吵吵嚷嚷的，“總處在監視之下，從來不能獨處”。逢年過節不出工，牢房裏更是不得安寧。苦役犯不知從哪裏弄來的酒，幾乎個個喝得醉醺醺的。“每個角落裏無時不在吵架、罵人。到處是不堪入耳的Y蕩小調，人們偷偷地鑽在板鋪底下去賭牌。有幾個犯人鬧得實在不像話，被同伴揍得半死不活，這會兒正躺在板鋪上，蒙著大皮襖，等著他們自己清醒過來。有幾回還幾乎動起了刀子。”身處這樣的環境，陀思妥耶夫斯基痛苦不堪，“我從來就討厭這種縱酒狂歡的場麵，在這種地方就更是如此”。後來他對馮維辛娜表示，如果一個人始終被迫過強製性的集體生活，那麽他就會變成“一個憎恨人類的人”，“人們在一起是一劑毒藥和一種傳染病，這四年我正是由於這種難以忍受的折磨而經受了最大的痛苦”。
在鄂木斯克要塞的苦役犯監獄裏關押的犯人中，出身貴族的政治犯很少。盡管這些貴族已被剝奪了一切權利，也都剃光了半邊頭和穿著肮髒的囚服，和其他犯人沒有什麽兩樣，可是那些出身平民的犯人並不認為他們是自己的難友。在這些政治犯中有幾名是波蘭人，他們因反對沙俄的專製統治而被捕入獄。這是一些有著崇高信念和堅強意誌的革命者，但是他們在仇視大俄羅斯主義的同時，對一般的苦役犯也抱著強烈的鄙視態度。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死屋手記》中通過主人公的口評論說：“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的處境很困難，比我們困難得多。他們遠離祖國，其中有些人的刑期很長……最主要的還是因為他們總是懷著很深的偏見去看周圍的一切人，隻看到苦役犯殘酷無情的一麵……是環境和命運迫使他們抱有這種不幸的觀點。”一般的苦役犯很清楚波蘭人對他們的態度，因此他們也最不喜歡波蘭人。
對於政治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般的苦役犯也抱敵視的態度。這些過去的農奴和士兵一開始就用陰沉而冷淡的目光注視著他，“這是一些性情粗暴、容易動火的凶狠的人。他們對貴族的仇恨是沒有限度的，他們對我們這些貴族相見如仇，對我們的痛苦幸災樂禍。如果聽憑他們處理，你就會把我們吃掉……‘你們貴族都是鐵啄，把我們啄死了。過去是老爺，折磨老百姓，現在可一文不值，和我們一樣’，這就是四年來不斷嘲弄我們的一個話題……他們對我們的的罪行一無所知。我們自己也不講這些，因而彼此互不了解，結果我們隻得承受他們對貴族階級的一切報複行為和虐待，這是他們生活和生存的依托”。直到過了很長一段時間以後，陀思妥耶夫斯基才被許多犯人認為是“好人”，成為了他們的朋友。
出身貴族的囚犯中並非都是政治犯。退伍少尉伊林斯基就是因弑父罪被判入獄的。據說，他原先在軍隊服役，生活放蕩，為了盡快得到遺產以還欠債，竟把年過花甲的父親給殺了。盡管他始終不承認這件事是他幹的，可事實似乎確鑿無疑。直到十年以後，真正的罪犯落入法網，招供了此事，這個不幸的人才得以獲釋。這件事深深地留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記憶中，伊林斯基成了他後來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所塑造的德米特裏・卡拉馬佐夫形象的最初的原形。
還有一個貴族阿利斯托夫是因誣告他人而入獄的，這是個卑劣之徒。他年輕時是個紈絝子弟，等到錢財揮霍一空後又當上了密探。為了飛黃騰達，他竟無中生有地密告十多人參與反政府陰謀。後來事情弄明白了，他也受到了懲罰。這樣的人即使在獄中也不改舊習，使人十分厭惡。作家寫道：“他是個怪物，是一個精神方麵的卡西摩多。他狡猾伶俐，容貌漂亮，甚至還受過一些教育，也頗有能力。不，寧可要火災、瘟疫、饑餓、也比讓這樣的人留在社會上好！”在他後來的作品中，對這樣的精神上的醜類的鞭撻始終是無情的。
漸漸地，陀思妥耶夫斯基發現獄中和獄外都有人設法在給他和其他政治犯以可能的幫助。獄中有七個被稱為“小海員”的衛兵，他們原來是彼得堡海軍學校的學生，後因所謂的“犯紀”而被貶到此地當看守監獄的列兵。這些年輕人對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極有好感，常常悄悄地替他做些事情。如趁看守長不在的時候，把他叫到長官的房間裏休息，還偷偷地借書給他。開始時，陀思妥耶夫斯基總是拒絕，甚至對他們向他表示的同情也半信半疑。時間長了，他們才成了他的真正的朋友。
監獄醫院的主任醫生特羅伊茨基也一再給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幫助。他利用醫生的便利，一有機會就找借口讓陀思妥耶夫斯基來醫院住上幾天，讓他吃些來自醫生廚房的夥食。特羅伊茨基還使他重新拿起了筆，《死屋手記》的最初幾章就是在監獄醫院裏寫成的，而且特羅伊茨基替他保存了起來。這樣做是要冒極大的風險的。有人就曾向彼得堡最高當局告過密，當局立即派人前來調查。調查人員問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否在醫院裏寫過什麽東西。他回答：“什麽也沒有寫過。不過我在為將來的寫作收集材料。”“這些材料在哪裏？”“在我的腦子裏。”調查人員氣得罵娘，可又查無實據，隻得作罷。但是，最高當局下令：必須把政治犯陀思妥耶夫斯基當做一名真正的囚犯嚴加看管，不得有任何寬容。對於那些曾經給過他幫助的善良的人們，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極為感激的，是他們鼓起了他麵對嚴峻的苦役生活的勇氣。
1854年1月23日，經曆了漫長而又痛苦的一千四百多個日日夜夜之後，陀思妥耶夫斯基終於迎來了苦役期滿的時刻。2月中旬的一天，他和杜羅夫一起獲釋。這時他獲悉，昔日一同被投入西伯利亞各地監獄的朋友施彼希涅夫、普列謝耶夫、亞斯特爾熱姆斯基和彼得拉舍夫斯基等都還活著，隻有格裏戈利耶夫瘋了，自從那次假死刑後他一直沒有恢複過來……
“我把那四年當做是我被活埋並釘入棺材的歲月，這段時光是多麽可怕……現在它好比噩夢一樣留在我的身後了……出獄是歡快的覺醒和新生活的開始”；“自由，新生活，死裏逃生……多麽美好的時刻！”“這些年我決不會白過！”陀思妥耶夫斯基從心底呼喊著。
壓了他們整整四年的沉重的鐐銬被工匠砸開了，感到輕鬆和歡悅的何止是受傷的肢體，更是那渴望自由的心靈！
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記》
經過多方努力，米哈伊爾和米留科夫終於獲準與即將遠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杜羅夫話別。時隔32年以後，米留科夫這樣回憶那次話別時的情景：
1849年12月24日夜。要塞司令部底層一個大房間裏。屋裏僅有一盞燈，發出慘白的光芒。米哈伊爾和米留科夫已經等了很長時間。門終於開了，門外響起槍托的砰砰聲，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杜羅夫在一名軍官的押解下走了進來。他們兩人都已穿上犯人出外穿的囚衣短皮襖，氈靴。米哈伊爾和米留科夫立即迎上前去，四雙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杜羅夫把自己的近況告訴了他們，接著陀思妥耶夫斯基關切地詢問了哥哥一家的生活情況。
“看著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告別，任何人都會發現，他們中間，是自由地留在彼得堡的那個更加痛苦，而不是即將去西伯利亞服苦役的弟弟。哥哥的眼裏飽含淚水，嘴唇顫抖，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卻平靜自若，反而去安慰哥哥。”
‘別哭了，哥哥，’他說，‘你知道，我不是進棺材，你也不是送我去墓地。服苦役的不是野獸，是人，說不定是比我優秀的人，比我更有價值的人……我們還會見麵的，對此我滿懷希望……您要寫信給我，等我在那邊安頓下來，您可以寄書給我。要些什麽書，我會寫信告訴你，因為以後還是能夠看書的……等我服苦役期滿，我還要動手寫作。這幾個月我經曆了許多事情，自身的體驗也很多，到了那邊我還會看到和經曆許多，將來會有東西可寫的……’
我們見麵延續了半個多小時，可是我們覺得時間很短，盡管我們說了許許多多話。要塞上的鍾淒慘地敲響，少校教官進來說，時間到了，我們該分手了。我們最後一次互相擁抱，握手。
會見一結束，陀思妥耶夫斯基、杜羅夫和亞斯特爾熱姆斯基三名同案犯就分別被戴上了一副重10俄磅的腳鐐和手銬，然後又被押上了帶滑雪板的無篷馬車，每人一輛，並各有一名憲兵押送。
要塞鍾樓的鍾聲敲了12點，聖誕節來到了。就在這時，戴著沉重的鐐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踏上了漫長的西伯利亞風雪之路。
陀思妥耶夫斯基後來這樣描述跋涉途中最初的經曆和感受：
“我們乘了四輛雪橇，信使走在最前麵，就這樣從彼得堡出發了。我的心頭很沉重，由於思緒萬千而感到惘然若失……但清新的空氣使我振作起來……在穿過節日燈光照耀的房子，特別是向每所房子告別的時候，我對彼得堡的觀察十分仔細……我們走的路線是雅羅斯拉夫大道，經過三四個驛站之後，便在天色朦朧的黎明時分，在什利謝爾堡的旅店中歇下來。我們拚命喝茶，好像有整整一個星期沒有喝過似的。經過八個月的鐵窗生涯，我們在冬季走了60俄裏的路程便餓得發慌，回想起來都感到好笑。我心情愉快，杜羅夫嘮叨個沒完，亞斯特爾熱姆斯基對未來感到異常恐懼。我們幾個都觀察和試探我們的信使。結果表明，這是一個出色的老人，他心地善良……一路上為我們做了許多好事……他還讓我們換乘帶篷雪橇，這對我們很有好處，因為天氣冷得可怕……”
“我們走的是荒野……經過的是人煙稀少、不太重要的城鎮。但我們是在節日上路的，因此到處都供給飲食。我們凍得夠嗆。雖然我們穿得不少，可是如果坐上十幾來小時，不能從雪橇上下來，一口氣跑五六個驛站是難以忍受的。我感到鑽心的寒冷，直到後來在暖和的房間裏才勉強恢複過來……在彼爾姆省，有一天晚上我們經受了40度的嚴寒……越過烏拉爾是傷心的時刻。馬和帶篷馬車陷在雪堆裏。風雪彌漫。我們下了馬車，這是在一個夜晚，我們站著等候馬車從雪堆裏拉出來。周圍冰天雪地，下著暴風雪，這裏是歐洲的邊界，前麵是西伯利亞和神秘莫測的命運，後麵的一切都已成為過去，我感到悲傷，難過得掉下了眼淚……”
16天後，他們來到了托博爾斯克。這還不是他們此行的終點。所有被發配到西伯利亞服苦役的犯人都得在此地停留，然後再轉送各處。彼得拉舍夫斯基、施彼希涅夫和蒙別利等人也已來到這裏。經過艱難的長途跋涉，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均已疲憊不堪，可是這裏迎接他們的是極為粗野的搜身和斥罵，並立即將他們關進了托博爾斯克監獄的一間狹小陰冷的牢房。前途似乎一片黑暗。一路上還是那麽愛言語的杜羅夫沉默了，而亞斯特爾熱姆斯基則沮喪至極，甚至打算以死來求解脫。當年曾在托博爾斯克孤兒院任職的梅耶爾醫生後來回憶他在獄中所見時說，犯人所處的環境極差，牢房裏的空氣令人窒息，而那個“身材矮小、體質孱弱、看來還很年輕”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顯得特別沉著”。在托博爾斯克監獄中度過的那難熬的六天裏，陀思妥耶夫斯基竭力引發各種話題，以安慰自己的同伴。多年後，亞斯特爾熱姆斯基仍真誠地感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絕望的時候鼓起了他生活下去的勇氣：“夜晚的大部分時間我們都是在友好的談話中度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那討人喜歡、悅耳動聽的聲音，他那溫情脈脈的細膩感情……都對我們起了極大的安慰作用”，“我更真切地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品，他那親切會心的談話醫治了我心中的絕望，喚醒了我心中的希望”。
在這六天裏發生了一件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終生難忘的事情：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前來獄中探望他們這些政治犯。將近四分之一個世紀以前，為了支持丈夫的崇高理想和分擔丈夫所受的苦難，這些富於自我犧牲精神的俄羅斯婦女追隨自己的親人來到了西伯利亞流放地，這在俄羅斯曆史上被傳為佳話。陀思妥耶夫斯基後來多次談到這次難忘的會見：“同情、熱情的態度使我們感到幸福極了。舊時代的流放犯（不是他們本人，而是他們的妻子）像對親人一樣關心我們。多麽美好的心靈，經受了25年的痛苦和自我犧牲的考驗！我們見到她們隻有短暫的片刻，因為對我們看管得很嚴。但她們給我們送來了食物和衣服，安慰並鼓勵我們。”
那天來探望他們的、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稱為是“偉大的女受難者”的四位女性是馮維辛娜、穆拉維約娃、安年科娃和她的女兒奧莉加。她們除了送給政治犯一些食品和衣物外，還贈給每人一本福音書（這是苦役犯唯一可以攜帶的書），書內夾了一張10盧布的紙幣。從此，這本福音書再也沒有離開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邊。他與馮維辛娜等人保持了多年的友誼。多年後，在他被重新獲得通信自由後最初發出的信中就有一封給馮維辛娜的長信，他在信中向馮維辛娜表示了極為真摯的祝願。1月20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杜羅夫被押往鄂木斯克要塞。那天一早，馮維辛娜和安年科娃渡過額爾齊斯河，來到距托博爾斯克七俄裏的大路上，冒著零下30度的嚴寒，等候著押解犯人的馬車的通過。馬車終於來了，在馳過她們身邊的短暫的時刻，陀思妥耶夫斯基清楚地聽到了她們熱情的呼喊：“鼓起勇氣生活下去！”他含著熱淚向這兩位為了崇高的道義責任可以犧牲一切的偉大女性點頭致意。
三天後，他們到達了目的地鄂木斯克要塞的苦役監獄。鄂木斯克地處額爾齊斯河的河灣，盡管自然條件惡劣，卻是西西伯利亞的軍事與民政的管理中心。18世紀時，為抵禦外族入侵，沙俄當局在這裏建起了一座規模頗大的城堡，臭名昭著的鄂木斯克苦役監獄就位於城堡的一角。
監獄大院長200步，寬150步，呈不規則六角形，四周被高高的木樁柵圍起來，木樁柵是由一根緊挨著一根深埋在土裏的、上端削尖、橫釘著木板條的高大木樁構成的：這就是監獄最外麵的一道院牆。院牆的一邊開著一道堅固的大門，大門總是關閉著，日日夜夜由衛兵守衛著。院內有兩排長長的破舊不堪的木屋，這裏關押著250個犯人。每間牢房裏擠著30來個犯人，一律睡隻有枕頭的光板統鋪，犯人蓋的是自己穿的短皮襖，雙腳露在外麵，凍得發抖；冬天房間四麵透風，僅有幾塊木柴生一隻爐子，根本沒有熱氣，可嗆人的煤煙卻讓人受不了；傍晚放工後，喧嘩聲、鐐銬聲和各種汙言穢語響成一片，讓人不得安靜；晚上牢房的門上鎖，過道上的公用馬桶散發出陣陣惡臭，令人窒息；到處是跳蚤、臭蟲和蟑螂，地板髒得蒙上了厚厚一層汙泥，黏黏乎乎的……
“這裏簡直是一座人間地獄，”作家後來憤然寫道。但丁《神曲》中地獄的入口處赫然寫著“死屋”兩個大字。苦役犯監獄就是這樣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死屋”。
監獄的卷宗中留下了當年有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如下記載：“外貌特征及缺陷：清秀，麵白，眼睛灰色，鼻無特點，發為金黃色，左眉上方額角有一小疤；身體健壯；信奉東正教身高2俄尺6俄寸；未婚。通曉何種技術：粗工，有文化……”
同時代人回憶說：“這些從前出色的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那時是一副極淒慘的景象。身穿普通的囚服半灰半黑的短上衣，背上有黃色的菱形方塊，夏天帶同樣半灰半黑的無簷軟帽，冬天穿皮短襖，帶耳朵套及手套，還戴著腳鐐手銬，每走一步鋃鐺作響，從外表看，他們和其他囚徒毫無區別。隻有一點，那就是無論怎樣也永遠消除不掉的受過教育和有教養的痕跡，使他們與許多囚犯有了差別。”
監獄長克裏夫佐夫少校是一個惡魔似的人物，“一個少有的騙子，酒鬼，卑鄙而又蠻不講理，喜歡尋事，簡直想象不出有多壞”。陀思妥耶夫斯基進監獄的第一天，就無緣無故地遭到他劈頭一頓痛罵。他還揚言，隻要兩人稍有越軌行為，他就要狠狠體罰他們。克裏夫佐夫老是喝得醉醺醺地闖進牢房，像一隻餓虎似的“見人就撲”。他常常“用他那醉後的頭腦所能想出的一切罪名”，“瘋狂而殘忍”地無端懲罰犯人，不少犯人就這樣被鞭打而死。“對於犯人來說，這位少校真乃是他們注定要碰上的凶神惡煞”。克裏夫佐夫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不順眼，處處設法刁難他。有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因身體不適沒有出工，克裏夫佐夫突然來了。
“這是怎麽一回事？”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躺在木板床上，少校吼叫起來。“他為什麽不幹活？”
“他生病了，大人，”一個同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衛兵跟著少校走進了牢房，並對少校說，“這個犯人有癲癇病。”
“胡說……我知道您在縱容他……帶到看守室去……用樹條抽打！”
他被少校極其粗暴地從床上拖了下來，這時他的癲癇病又一次劇烈發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後來談到克裏夫佐夫時說：他“幹了許多極不公道的事，兩年之後他受到法庭審判。上帝把我從他手裏解救了出來”。
苦役犯的生活極其糟糕，而對於敏感多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說，他遭受的磨難似乎更甚於他人。“冬天我們穿的是短皮襖，通常質量低劣，幾乎沒有熱氣，腳上穿的是小腿裸露在外的靴子就這樣讓你在冰天雪地裏行走。給我們吃的是麵包和湯，按規定每人的湯裏該放四分之一俄磅的牛肉，可是……我從來沒有吃到過。過節的時候，粥裏幾乎完全不放油。在齋期是清水白菜，其他幾乎一無所有。我得了很重的胃病，病倒過幾次……我因為神經功能失調，有時癲癇病發作……我的兩腿還有關節炎。”“軍事苦役要比民事苦役更為嚴厲。整整四年我一直生活在牢房裏，在高牆後麵，隻有做工的時候才能出去。”
苦役犯的勞動也是十分繁重的。無論是驕陽似火的盛夏，還是朔風刺骨的寒冬，苦役犯沒有休息的日子。沒有手藝、作為“粗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被編入了幹粗活的囚犯的行列。背磚，挖土，搖轉笨重的磨刀輪子，站在冰冷的河水中拆卸貨船……什麽都得幹。盡管他常常累得筋疲力盡，可是還要受到那些身強力壯的囚犯的嘲笑和作弄。“有一次臨時出工，天氣冷得連水銀都凍住了，可能有零下40度，我幹了4小時，凍傷了雙腳。”
不過，陀思妥耶夫斯基覺得更痛苦的是勞動的強製性。他後來在《死屋手記》中寫道：“這種勞動之所以被稱為繁重的苦役，與其說是在於它的艱苦程度和永無休止，毋寧說是在於這是一種被迫進行的、不可逃避的強製性勞動。一個自由的農民所幹的活可能要繁重得多……然而他是為自己幹活，而且有實際的目的，比起苦役犯被迫從事的這種對自己毫無益處的勞動來就要輕鬆得多了。”如果強迫一個囚犯“把一桶水從一隻桶裏倒進另一隻桶裏，然後再從另一隻桶裏倒回原先的一隻桶裏；或者讓他把沙搗碎，或把一堆泥土從一個地方搬到另一個地方，然後再搬回去，我想，幾天之後，這個囚犯就會上吊，或者寧肯犯一千次罪，寧肯死掉也不願忍受這種侮辱、羞恥和痛苦……由於一切強製性勞動都帶有這種折磨人、無意義、使人感到羞辱的成分，因而苦役勞動也就遠比任何一種自由勞動更加令人痛苦。”
強製性的集體生活同樣折磨著作為作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寫作當然不可能，與愛好文學的朋友隨意地聊天也成了無法實現的奢望，甚至片刻的寧靜都難以得到，周圍老是吵吵嚷嚷的，“總處在監視之下，從來不能獨處”。逢年過節不出工，牢房裏更是不得安寧。苦役犯不知從哪裏弄來的酒，幾乎個個喝得醉醺醺的。“每個角落裏無時不在吵架、罵人。到處是不堪入耳的Y蕩小調，人們偷偷地鑽在板鋪底下去賭牌。有幾個犯人鬧得實在不像話，被同伴揍得半死不活，這會兒正躺在板鋪上，蒙著大皮襖，等著他們自己清醒過來。有幾回還幾乎動起了刀子。”身處這樣的環境，陀思妥耶夫斯基痛苦不堪，“我從來就討厭這種縱酒狂歡的場麵，在這種地方就更是如此”。後來他對馮維辛娜表示，如果一個人始終被迫過強製性的集體生活，那麽他就會變成“一個憎恨人類的人”，“人們在一起是一劑毒藥和一種傳染病，這四年我正是由於這種難以忍受的折磨而經受了最大的痛苦”。
在鄂木斯克要塞的苦役犯監獄裏關押的犯人中，出身貴族的政治犯很少。盡管這些貴族已被剝奪了一切權利，也都剃光了半邊頭和穿著肮髒的囚服，和其他犯人沒有什麽兩樣，可是那些出身平民的犯人並不認為他們是自己的難友。在這些政治犯中有幾名是波蘭人，他們因反對沙俄的專製統治而被捕入獄。這是一些有著崇高信念和堅強意誌的革命者，但是他們在仇視大俄羅斯主義的同時，對一般的苦役犯也抱著強烈的鄙視態度。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死屋手記》中通過主人公的口評論說：“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的處境很困難，比我們困難得多。他們遠離祖國，其中有些人的刑期很長……最主要的還是因為他們總是懷著很深的偏見去看周圍的一切人，隻看到苦役犯殘酷無情的一麵……是環境和命運迫使他們抱有這種不幸的觀點。”一般的苦役犯很清楚波蘭人對他們的態度，因此他們也最不喜歡波蘭人。
對於政治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般的苦役犯也抱敵視的態度。這些過去的農奴和士兵一開始就用陰沉而冷淡的目光注視著他，“這是一些性情粗暴、容易動火的凶狠的人。他們對貴族的仇恨是沒有限度的，他們對我們這些貴族相見如仇，對我們的痛苦幸災樂禍。如果聽憑他們處理，你就會把我們吃掉……‘你們貴族都是鐵啄，把我們啄死了。過去是老爺，折磨老百姓，現在可一文不值，和我們一樣’，這就是四年來不斷嘲弄我們的一個話題……他們對我們的的罪行一無所知。我們自己也不講這些，因而彼此互不了解，結果我們隻得承受他們對貴族階級的一切報複行為和虐待，這是他們生活和生存的依托”。直到過了很長一段時間以後，陀思妥耶夫斯基才被許多犯人認為是“好人”，成為了他們的朋友。
出身貴族的囚犯中並非都是政治犯。退伍少尉伊林斯基就是因弑父罪被判入獄的。據說，他原先在軍隊服役，生活放蕩，為了盡快得到遺產以還欠債，竟把年過花甲的父親給殺了。盡管他始終不承認這件事是他幹的，可事實似乎確鑿無疑。直到十年以後，真正的罪犯落入法網，招供了此事，這個不幸的人才得以獲釋。這件事深深地留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記憶中，伊林斯基成了他後來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所塑造的德米特裏・卡拉馬佐夫形象的最初的原形。
還有一個貴族阿利斯托夫是因誣告他人而入獄的，這是個卑劣之徒。他年輕時是個紈絝子弟，等到錢財揮霍一空後又當上了密探。為了飛黃騰達，他竟無中生有地密告十多人參與反政府陰謀。後來事情弄明白了，他也受到了懲罰。這樣的人即使在獄中也不改舊習，使人十分厭惡。作家寫道：“他是個怪物，是一個精神方麵的卡西摩多。他狡猾伶俐，容貌漂亮，甚至還受過一些教育，也頗有能力。不，寧可要火災、瘟疫、饑餓、也比讓這樣的人留在社會上好！”在他後來的作品中，對這樣的精神上的醜類的鞭撻始終是無情的。
漸漸地，陀思妥耶夫斯基發現獄中和獄外都有人設法在給他和其他政治犯以可能的幫助。獄中有七個被稱為“小海員”的衛兵，他們原來是彼得堡海軍學校的學生，後因所謂的“犯紀”而被貶到此地當看守監獄的列兵。這些年輕人對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極有好感，常常悄悄地替他做些事情。如趁看守長不在的時候，把他叫到長官的房間裏休息，還偷偷地借書給他。開始時，陀思妥耶夫斯基總是拒絕，甚至對他們向他表示的同情也半信半疑。時間長了，他們才成了他的真正的朋友。
監獄醫院的主任醫生特羅伊茨基也一再給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幫助。他利用醫生的便利，一有機會就找借口讓陀思妥耶夫斯基來醫院住上幾天，讓他吃些來自醫生廚房的夥食。特羅伊茨基還使他重新拿起了筆，《死屋手記》的最初幾章就是在監獄醫院裏寫成的，而且特羅伊茨基替他保存了起來。這樣做是要冒極大的風險的。有人就曾向彼得堡最高當局告過密，當局立即派人前來調查。調查人員問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否在醫院裏寫過什麽東西。他回答：“什麽也沒有寫過。不過我在為將來的寫作收集材料。”“這些材料在哪裏？”“在我的腦子裏。”調查人員氣得罵娘，可又查無實據，隻得作罷。但是，最高當局下令：必須把政治犯陀思妥耶夫斯基當做一名真正的囚犯嚴加看管，不得有任何寬容。對於那些曾經給過他幫助的善良的人們，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極為感激的，是他們鼓起了他麵對嚴峻的苦役生活的勇氣。
1854年1月23日，經曆了漫長而又痛苦的一千四百多個日日夜夜之後，陀思妥耶夫斯基終於迎來了苦役期滿的時刻。2月中旬的一天，他和杜羅夫一起獲釋。這時他獲悉，昔日一同被投入西伯利亞各地監獄的朋友施彼希涅夫、普列謝耶夫、亞斯特爾熱姆斯基和彼得拉舍夫斯基等都還活著，隻有格裏戈利耶夫瘋了，自從那次假死刑後他一直沒有恢複過來……
“我把那四年當做是我被活埋並釘入棺材的歲月，這段時光是多麽可怕……現在它好比噩夢一樣留在我的身後了……出獄是歡快的覺醒和新生活的開始”；“自由，新生活，死裏逃生……多麽美好的時刻！”“這些年我決不會白過！”陀思妥耶夫斯基從心底呼喊著。
壓了他們整整四年的沉重的鐐銬被工匠砸開了，感到輕鬆和歡悅的何止是受傷的肢體，更是那渴望自由的心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