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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實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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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麵對死亡
1849年4月22日，星期五。傍晚，彼得堡下起了滂沱大雨。七點鍾光景，揚諾夫斯基醫生家的門鈴響了。揚諾夫斯基起身開門，隻見陀思妥耶夫斯基站在門口，他身上的水像小河似的往下淌。
陀思妥耶夫斯基對迎上前來的朋友說道：
“我上彼得拉舍夫斯基家參加聚會，路過這裏，看到你房間亮著燈，就拐了進來，順便把衣服烘烘幹。”
揚諾夫斯基忙把他讓進屋，拿出自己的衣服讓他換上，並把他那雙濕透了的靴子放在爐灶邊烘著。換洗畢，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沙發上坐下，一麵喝茶一麵與揚諾夫斯基聊天。過了一個來小時，靴子幹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起身告辭。
當夜，陀思妥耶夫斯基參加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的最後一次聚會。深夜，他們秘密團體中的幾位又去了格裏戈利耶夫家，在那裏討論了新的組織的活動計劃。臨走時，陀思妥耶夫斯基向格裏戈利耶夫借了一本禁書歐・仁蘇的《關於社會主義的談話》。次日三點多，他才回到家，在床上躺下，立即進入了夢鄉。
淩晨四點左右，他迷迷糊糊地覺得好像有幾個形跡可疑的人在他的房間裏走動。“錚”的一聲，仿佛是軍刀撞擊了什麽發出的聲響。奇怪，發生了什麽事？他使勁兒睜開眼睛，就在這時，他聽到了一聲吆喝：“起來！”
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他的床前站著兩個人：穿一身天藍色製服的憲兵中校和區警察局的局長。
“什麽事情？”他終於醒了過來，並從床上欠起身子問道。
“本人奉命前來……”憲兵中校剛開口，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看見門口站著的另一個軍刀出鞘的憲兵，其實什麽都用不著問了。
“穿衣服吧，我們可以等您一會兒，”憲兵中校說道。
又進來幾位先生。他們開始翻箱倒櫃地搜查起來。所有的書籍都被翻了個遍，全部的文稿和信件被紮起來帶走，箱子和書櫃均被加上了封條。警察局長還在陳爐灰中撥弄了好一陣。
驚慌的女房東目送他們出門登上早已等候著的馬車。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帶往夏園附近的憲兵隊大樓。他記得他來到憲兵隊後的情景：
“那裏來來往往的人很多。我遇見許多熟人。大家都睡意未消，默默無言……穿天藍色製服的先生們押著形形色色的受害者不斷地進來。”
‘這下子真是到了尤裏耶夫節了’不知是誰附在我耳朵邊說。4月23日果然是尤裏耶夫節。
我們逐漸圍住了文官先生，他手裏拿一份名單。名單上麵在安東涅裏先生的姓名之前用鉛筆寫著：‘發現本案的諜報員’。
‘原來是安東涅裏！’我們心裏想。
他們讓我們分散坐在各個角落裏，等待最後決定把誰關在哪裏。有密探混進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沙皇政府自然對小組的活動了如指掌。小組的主要成員均被逮捕，那天被押進憲兵隊的共有34人。次日，犯人被送進了彼得保羅要塞，關押在阿列克謝三角堡內的單人秘密囚室中，這是沙皇政府專門監禁重要的國事犯的地方。18世紀俄國著名的革命家和文學家拉季謝夫、19世紀初期以雷列耶夫為首的十二月黨人，以及其他不少反對沙皇專製製度的人士，都曾在這裏度過了一段艱難的時光。整個三角堡四麵臨水，隻有一座橋與外界相通，戒備尤為森嚴。單人囚室四壁石牆，陰暗潮濕。除了衛兵的腳步聲和要塞鍾樓的鍾聲外，幾乎聽不到外界的一絲聲響，靜得簡直像墳墓一樣。剛入獄時，犯人什麽都不準幹。有人受不了這樣的精神折磨，發瘋了；有人意誌垮了，開始胡亂招供。
兩個星期以後，作為此案要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被提審。審問是在要塞內的一棟二層樓房裏舉行的。在高高的條形桌後坐著一溜老頭，他們是要塞司令納博科夫、第三廳長官杜貝爾特、樞密官加加林、軍事教育部總監羅斯托夫采夫和多爾戈魯基公爵。陀思妥耶夫斯基站在被告席上，對審判官的發問一一作了回答。
在作了例行的姓名、軍銜和職業等詢問以後，納博科夫要求陀思妥耶夫斯基供出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的秘密宗旨。陀思妥耶夫斯基坦然地表示，如果要說小組有什麽宗旨的話，那就是爭取實現人類的美好未來。在那個“黃金時代”裏，“今天我們在自己的周圍所看到的一切，所有這些飽受生活煎熬的人們，所有這些虛弱不堪的婦女和嗷嗷待哺的嬰兒，所有這些狂飲無度的酒徒，荒無人煙的村鎮，城市中駭人聽聞的貧困和疾病所有這一切，到那時都將湮沒在歡天喜地的讚美歌聲中，所有的人都將過上一種前所未有的無限幸福的美好生活”。他還談到了傅立葉的學說，並再次公開表示了他對這一學說的嚴謹體係、博愛精神和人道主義的讚賞。
特務頭子杜貝爾特出示了告密者提供的證據，嚴厲地指控他有“犯罪的自由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回答說，他不怕這樣的指控，“告密不能使我失去什麽或增加什麽，任何告密也無力改變我的本性。我公開地談論了一些別人認為有必要沉默的事情，這就是我的自由思想的表現？然而，害怕人們談話，對於政府來說其實不是什麽好事，而是一種恥辱……如果希望祖國富強就是自由思想的話，那麽在這個意義上我的確是一個自由思想者，每一個認為自己有權成為公民的人也許都可以被認為是自由思想者……我感到很悲哀，因為在我們這個時代，作家的稱號竟被蒙上了一層無知的不信任，不等作家寫出什麽東西來，書刊檢查官早就把作家視為政府的天敵，懷著一種顯然的偏見在他的手稿裏翻來找去……”
那個胖將軍羅斯托夫采夫突然插話說：“是啊，您是一位作家。我可是作家的朋友。據說，您和那個死去的別林斯基關係密切，後來又分開了。有沒有這回事？”
“有這回事，”陀思妥耶夫斯基答道。“我和別林斯基都認為，文學是人民生活的反映，也就是說是社會的鏡子……對文學的共同愛好使我和別林斯基走到了一起。不過，對文學中的一些重要問題的不同看法又使我們分開了。我認為，藝術家應竭力追求作品的嚴謹與完美，並以這種獨特的方式為人類服務，使人類不斷得到完善與提高，從而完成自己對同時代人和子孫後代所負的使命。我的這種見解使別林斯基極感不安。他反駁我說，抽象的、與外界隔絕的美，並不是忍饑挨餓的窮苦大眾所需要的。記得我曾這樣反駁他：人們之所以永遠需要藝術，正是因為藝術比其他任何方式都更能用崇高的創造性歡樂把人們牢固地團結起來……”
“既然你們因為意見不合分了手，那麽為什麽您要在本年4月15日那天，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家的聚會上朗讀他寫給果戈理的那封極為有害的信呢？”羅斯托夫采夫又一次打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話。
“我認為這封信本身有很高的價值，雖然我並不完全同意信中陳述的觀點。在聚會時，我同時讀了通信雙方的信。請問，那個告密的人能說出我在朗讀時更傾向哪一方嗎？我的指導思想永遠是對祖國最真誠的愛。我盼望著改良與改革，我鞭撻錯誤和罪惡。但我的政治思想的整個基礎是等待自上而下的變革。我所希望的隻不過是每個人的聲音都不致被淹沒，讓所有的要求都盡可能地得到聽取……”
“這個問題清楚了，您對這封信僅僅是‘不完全同意’而已，”身穿燕尾服的樞密官加加林眨著狡黠的眼睛開口說道。“我現在要求您揭發別人的陰謀活動，並為這些罪行提供確鑿的材料。還有，您自己所犯的罪行也必須交待清楚。隻要你肯坦白交待，那麽你就有希望得到寬大處理，否則……我想，您應該明白你的下場！”
“我提供不出您所要的有關別人的任何材料。至於我自己，我認為我沒有什麽值得隱瞞的。我參加過關於傅立葉學說、農奴製狀況及軍隊中懲罰製度的討論。別林斯基給果戈理的那封信我曾經在聚會時朗讀過。格裏戈利耶夫的《士兵的發言》我也聽人朗讀過。我相信過而且現在仍然相信將來會出現人人都能享有幸福的時代。但是，在陰謀發動起義和暗殺沙皇這個問題上我是無罪的。”
審判官十分惱火，並輪番追問：究竟是誰在聚會時聲稱要消滅沙皇和鏟除整個皇室？究竟是誰繪製了準備起義用的標有軍隊營房和街壘位置的地圖？究竟是誰為擴大反政府宣傳而在著手建立印刷所……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此一概保持沉默。對於這一點，他後來的確可以驕傲地說：“我在法庭上是光明正大的，沒有諉罪於別人，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利益，如果看到有可能通過自己承擔責任而使別人免遭不幸的話。我很自信，我並沒有全部承認，為此受到的懲罰更為嚴厲。”
惱羞成怒的審判官們最後宣稱，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涉及的案件是“罪大惡極的和不能容許的”，犯人將受到軍事法庭的嚴懲。
7月，終於可以在牢房裏看書和與外界通信了。這時，他才知道，安德烈弟弟和米哈伊爾哥哥都先後被捕，後因他們確實與此案無關，現在已經獲釋。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被捕三個月後寫出了給哥哥的第一封信：“你終於獲得了自由，可以想象，你與家人團聚時是多麽幸福。我想，他們是在等你啊！我明白，你已經開始按新的情況在安排生活了。你現在忙些什麽，最主要的是你有無生活來源？有沒有工作，幹什麽工作？夏天在城裏不好受……”接著，他談了自己在獄中的景況：“我並不灰心，當然，感到寂寞和難受，但又有什麽辦法呢……過去的生活連同原來的印象不由自主地闖入腦海，隻得舊夢重溫……我沒有白白浪費時間：構思了三部中篇小說和兩部長篇小說；目前我正在寫其中的一部，不過我不敢工作過度……我有時像過去那樣喘不過氣來，胃口很差，睡眠很少，而且常做噩夢。我一天睡五小時左右，晚上要醒四次，這才痛苦呢……關於我們的案子了結的時間，我也說不上來，因為無從估計，我隻是記下日期，每天標出度過的一天……”
一個多月後，他在另一封信中又寫道：“我們的案子仍然情況不明……不過現在又允許我在長著十六七棵樹的花園裏散步了，這又是另一種幸福……關於我的健康狀況，沒有什麽可以告慰的……我的痔瘡惡性發作，我甚至感到胸口疼痛，這在以前從未有過。而且，到了晚上就特別敏感，晚上做不完的夢，亂七八糟；除此之外，從不久前開始，我就總覺得腳下的地板在晃動，我在自己房裏就像坐在船艙裏一樣。根據這些情況我可以斷定，我的神經有問題。過去，當我激動不安時，我就利用這種時間進行寫作，在這種情況下，我總是寫得又多又好，但現在我不這樣做，以免把身體累垮。我約有三周的時間隻字未寫；現在我又開始寫作了……”
在9月中旬的一封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感謝哥哥給他寄來《莎士比亞選集》和《祖國紀事》雜誌。莎士比亞的作品幫助他度過了許多難熬的時光，他對雜誌中刊載的夏洛蒂・勃朗特的《簡・愛》備加讚賞。他在信中對哥哥說：“我以自己的方式生活著快滿5個月了，即隻依靠自己的頭腦，沒有別的依托。機器暫時還沒有損壞，還在轉動。不過，在總是處於思考（除了思考還是思考）、缺乏任何外界印象的情況下，要進行新的思維活動而且不使它停頓下來是痛苦的！我好像處於空氣壓縮機的吸口下麵。我的一切，一切的一切，都集中到頭腦中，通過頭腦轉化為思想，雖然如此，這種活動還是與日俱增。書本雖然象滄海一粟，但畢竟能起些作用。而自己的工作，看來，無非是損耗僅剩的精力。不過我還是樂意這樣做……”
對於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說，最好的抵禦厄運的方法是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在這段時間裏，他“構思了三部中篇小說和兩部長篇小說”，但是完成的隻有一篇短篇小說《兒童故事》（若幹年後發表時改名為《小英雄》），小說生動地描寫了一個11歲少年的純潔的初戀。此外，還完成了一部長篇和一部劇本的提綱。
11月16日，經過長達半年多時間的審訊，軍事法庭的判決終於下來了。判決書寫道：“軍事法庭認定被告陀思妥耶夫斯基犯有如下罪行：本年3月，該犯從貴族普列謝耶夫（係本案被告）處得到文學家別林斯基的罪惡書信之抄本，在一些集會上朗讀該信，先在被告杜羅夫的寓所，後又在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寓所，最後又把該信交給被告蒙別利謄寫。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被告施彼希涅夫的寓所聽了別人朗讀格裏戈利耶夫少尉的有害著作《士兵的談話》。陀思妥耶夫斯基擴散文學家別林斯基反宗教的反政府之信件，聽格裏戈利耶夫少尉圖謀不軌之著作而不告發，實屬罪大惡極。軍事法庭宣判：褫奪該犯一切頭銜和財產，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槍決。”
12月19日，總檢察署向沙皇遞交呈文，認定本案21名被告均應依法判處死刑，但考慮到被告均為青年且活動尚未造成嚴重後果，建議改死刑為苦役和流放。尼古拉一世批複同意，但“赦免的決定要在準備執行死刑前的最後一刻宣布”。
12月22日清晨，一隊馬車在大批憲兵的嚴密看護下，載著從要塞押出的犯人，向謝苗諾夫校場疾馳而去。正值彼得堡的隆冬季節，夜裏剛下過一場大雪，凍得嚴嚴實實的地麵上鋪上了一層新雪。車隊過後，雪地上留下了深深的車轍。
7時餘，車隊在校場中央停下。仍穿著春天被捕時的單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從一輛馬車上下來，一陣凜冽的寒風迎麵刮來，他不由得打了個寒噤。抬眼望去，隻見校場四周大批荷槍實彈的士兵列成了一個方陣；校場中央有一個正方形的圍上了黑布的行刑台，台前豎著三根灰色的木柱；而遠處的城牆上則站滿了觀看行刑的市民，黑壓壓的一片。
雪後初晴，剛升起的太陽透過漸漸變濃的雲霧，像一隻又紅又大的球體，在地平線上閃射著光芒。在陰暗的囚室裏度過了整整八個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由自主地為這充滿生機的景象所吸引，似乎一時忘卻了他所麵對的死亡。“朝前走！”一聲嚴厲的吆喝傳來，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回過神來。他發現自己站在厚厚的雪地裏，整個腳板都陷在了雪中，陣陣寒氣從腳底傳向全身。他慢慢地向前走去。
從各輛馬車上下來的犯人開始聚攏在一起。大家熱烈地握手，互致問候，有的還緊緊地擁抱在一起。自打被捕後，他們才第一次在這兒見了麵。外貌的變化真是太大了。個個都長著一頭蓬亂的長發，瘦得皮包骨頭。過去以英俊健壯著稱的施彼希涅夫，“如今英俊的相貌與健壯的體態消失了；豐滿的圓臉變成了橢圓形；臉色灰白泛黃，臉頰瘦削，充滿病容；眼睛似乎凹陷下去，眼眶四周是很大的黑圈；長長的頭發和新長出來的一大把胡子把臉四周圍住了。”
“不許交談！”刑場總指揮蘇瑪羅科夫將軍怒氣衝衝地策馬馳到他們跟前。一個少校立即跑上前來，命令犯人排成一列長隊。點過名後，犯人由一個神甫領著，繞場一周，然後走上行刑台，麵對城牆站定。每個犯人後麵有一名持槍的衛兵。
隨著一陣急促的鼓點聲，檢察長走上行刑台，開始宣讀判決書，21名犯人全部被判處死刑。犯人立即被換上死囚服：白色的長袍、帽子和屍衣。劊子手在每人頭上折斷了一把鋼劍。神甫又走上前來，喊道：“懺悔吧！”可是沒人理睬。他隻得走到每個人麵前，讓犯人吻一下他手裏舉著的十字架。
犯人被最後一次點名，並依照名單分成7排，3人一排。第一排是彼得拉舍夫斯基、蒙別利和格裏戈利耶夫，第二排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列謝耶夫和杜羅夫。幾個士兵跑上前來，抓住第一排的犯人的手臂，把他們拖下行刑台，綁在了台下三根灰色的木柱上。
死亡已經臨近。再過幾分鍾，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將被綁在木柱上，離開人世。他急忙轉身擁抱站在身邊的普列謝耶夫和杜羅夫，與他們訣別。生命即將走到終點，陀思妥耶夫斯基思緒萬千。多年後，他與朋友談及此事時說，他當時已作好了死亡的準備，“頭腦如同一個萬花筒，整個一生像閃電一般一幕幕迅速地從腦海裏掠過”。他後來在小說《白癡》中又通過梅什金的口，真切地描繪了當年麵對死亡時的心理感受：“他當時目不轉睛地緊盯著教堂圓頂和閃耀在圓頂上的陽光；他的眼睛不能離開那些陽光：他似乎覺得，那些陽光是他的一個新天地，再過三分鍾他就要和那些陽光融合在一起了。對於這個即將到來的新天地一無所知或者避開它，都是極其可怕的。但他又說，當時最使他感到難受的還是這樣一個不斷閃現出來的念頭：‘要是死不了怎麽辦？要是生命再回轉過來怎麽辦，人生是多麽漫長啊！’”
麵對死亡，他最懷念的還是多年來與他休戚與共的哥哥米哈伊爾：“在最後的一刻隻有你留在我的心裏此刻我才體會到，我是多麽愛你，我的好哥哥！”
隨著一聲“瞄準！”的口令聲，16支黑洞洞的槍口對準了被綁在木柱上的三個人。但是，不知為什麽遲遲沒有下開槍的口令。當時站在行刑台上的犯人阿赫沙魯莫夫後來回憶說：“這個時刻真是可怕極了。看到快要開槍，並且是朝著親愛的同誌們開槍，看到槍杆子幾乎對準了他們，又等待著眼看就要血肉橫飛，同誌們會立即倒下死去，這種情景真是可怕，令人憎厭而又毛骨悚然……我的心在等待中停止了跳動，這可怕的時刻持續了約半分鍾。”
突然，一個侍從武官縱馬急馳而來，他把一份文件交給了蘇瑪羅科夫。
又是一陣急促的鼓點聲，準備行刑的槍口一齊朝向了天空。木柱前的三個人被鬆綁後，重新押到了台上。檢察長宣讀了沙皇“恩賜”的特赦令：所有人免予一死；彼得拉舍夫斯基終身流放，並直接由刑場押赴西伯利亞；施彼希涅夫十年苦役；陀思妥耶夫斯基四年苦役，而後發配邊疆當兵……宣判後，除彼得拉舍夫斯基外，其餘犯人都被押回了要塞。一場精心策劃的殘忍的鬧劇結束了。
當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寫信告訴哥哥，他可能在這兩天裏啟程。他在信中寫道：
“哥哥！我不憂傷，也不泄氣。生活終究是生活，生活存在於我們自身之中……不管有多麽不幸，永不灰心和泄氣，這就是生活的意義和它的任務……那樣一顆腦袋，即進行創造，以藝術的崇高生命為生活內容，理解並習慣於精神的最高要求的那樣一顆腦袋，已經從我的肩膀上砍下來了。記憶和我所創造的、但還來不及得到藝術體現的形象仍然存在。確實，這些記憶和形象折磨著我……哥哥！請別為我難受……也許，以後我們能擁抱在一起，共同回憶我們過去最美好的青年時代，我們的青春和希望，但此時此刻我痛苦地把它們從我的心裏驅除掉並埋葬了。”
“難道我將永遠不能拿起筆來創作嗎？我想四年之後會有可能的……有多少遺留下來的並經過我重新創造的形象在我腦海中消逝和失去光彩，或者化為毒液流入血液！確實，如果不能寫作，那麽我必然死亡……每當回憶過去，想到浪費了許多時間，把時間耗費在迷誤、錯誤、無所事事、無節製的生活上，想到我不珍惜時間，多少次做出違心和勉強的事情，想到這些，我就感到非常痛心……哥哥！我向你起誓，我不會絕望，而且會保持我的思想和心靈的純潔。我將變得更好……”
§§第四章“死屋”十年
陀思妥耶夫斯基對迎上前來的朋友說道：
“我上彼得拉舍夫斯基家參加聚會，路過這裏，看到你房間亮著燈，就拐了進來，順便把衣服烘烘幹。”
揚諾夫斯基忙把他讓進屋，拿出自己的衣服讓他換上，並把他那雙濕透了的靴子放在爐灶邊烘著。換洗畢，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沙發上坐下，一麵喝茶一麵與揚諾夫斯基聊天。過了一個來小時，靴子幹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起身告辭。
當夜，陀思妥耶夫斯基參加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的最後一次聚會。深夜，他們秘密團體中的幾位又去了格裏戈利耶夫家，在那裏討論了新的組織的活動計劃。臨走時，陀思妥耶夫斯基向格裏戈利耶夫借了一本禁書歐・仁蘇的《關於社會主義的談話》。次日三點多，他才回到家，在床上躺下，立即進入了夢鄉。
淩晨四點左右，他迷迷糊糊地覺得好像有幾個形跡可疑的人在他的房間裏走動。“錚”的一聲，仿佛是軍刀撞擊了什麽發出的聲響。奇怪，發生了什麽事？他使勁兒睜開眼睛，就在這時，他聽到了一聲吆喝：“起來！”
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他的床前站著兩個人：穿一身天藍色製服的憲兵中校和區警察局的局長。
“什麽事情？”他終於醒了過來，並從床上欠起身子問道。
“本人奉命前來……”憲兵中校剛開口，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看見門口站著的另一個軍刀出鞘的憲兵，其實什麽都用不著問了。
“穿衣服吧，我們可以等您一會兒，”憲兵中校說道。
又進來幾位先生。他們開始翻箱倒櫃地搜查起來。所有的書籍都被翻了個遍，全部的文稿和信件被紮起來帶走，箱子和書櫃均被加上了封條。警察局長還在陳爐灰中撥弄了好一陣。
驚慌的女房東目送他們出門登上早已等候著的馬車。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帶往夏園附近的憲兵隊大樓。他記得他來到憲兵隊後的情景：
“那裏來來往往的人很多。我遇見許多熟人。大家都睡意未消，默默無言……穿天藍色製服的先生們押著形形色色的受害者不斷地進來。”
‘這下子真是到了尤裏耶夫節了’不知是誰附在我耳朵邊說。4月23日果然是尤裏耶夫節。
我們逐漸圍住了文官先生，他手裏拿一份名單。名單上麵在安東涅裏先生的姓名之前用鉛筆寫著：‘發現本案的諜報員’。
‘原來是安東涅裏！’我們心裏想。
他們讓我們分散坐在各個角落裏，等待最後決定把誰關在哪裏。有密探混進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沙皇政府自然對小組的活動了如指掌。小組的主要成員均被逮捕，那天被押進憲兵隊的共有34人。次日，犯人被送進了彼得保羅要塞，關押在阿列克謝三角堡內的單人秘密囚室中，這是沙皇政府專門監禁重要的國事犯的地方。18世紀俄國著名的革命家和文學家拉季謝夫、19世紀初期以雷列耶夫為首的十二月黨人，以及其他不少反對沙皇專製製度的人士，都曾在這裏度過了一段艱難的時光。整個三角堡四麵臨水，隻有一座橋與外界相通，戒備尤為森嚴。單人囚室四壁石牆，陰暗潮濕。除了衛兵的腳步聲和要塞鍾樓的鍾聲外，幾乎聽不到外界的一絲聲響，靜得簡直像墳墓一樣。剛入獄時，犯人什麽都不準幹。有人受不了這樣的精神折磨，發瘋了；有人意誌垮了，開始胡亂招供。
兩個星期以後，作為此案要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被提審。審問是在要塞內的一棟二層樓房裏舉行的。在高高的條形桌後坐著一溜老頭，他們是要塞司令納博科夫、第三廳長官杜貝爾特、樞密官加加林、軍事教育部總監羅斯托夫采夫和多爾戈魯基公爵。陀思妥耶夫斯基站在被告席上，對審判官的發問一一作了回答。
在作了例行的姓名、軍銜和職業等詢問以後，納博科夫要求陀思妥耶夫斯基供出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的秘密宗旨。陀思妥耶夫斯基坦然地表示，如果要說小組有什麽宗旨的話，那就是爭取實現人類的美好未來。在那個“黃金時代”裏，“今天我們在自己的周圍所看到的一切，所有這些飽受生活煎熬的人們，所有這些虛弱不堪的婦女和嗷嗷待哺的嬰兒，所有這些狂飲無度的酒徒，荒無人煙的村鎮，城市中駭人聽聞的貧困和疾病所有這一切，到那時都將湮沒在歡天喜地的讚美歌聲中，所有的人都將過上一種前所未有的無限幸福的美好生活”。他還談到了傅立葉的學說，並再次公開表示了他對這一學說的嚴謹體係、博愛精神和人道主義的讚賞。
特務頭子杜貝爾特出示了告密者提供的證據，嚴厲地指控他有“犯罪的自由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回答說，他不怕這樣的指控，“告密不能使我失去什麽或增加什麽，任何告密也無力改變我的本性。我公開地談論了一些別人認為有必要沉默的事情，這就是我的自由思想的表現？然而，害怕人們談話，對於政府來說其實不是什麽好事，而是一種恥辱……如果希望祖國富強就是自由思想的話，那麽在這個意義上我的確是一個自由思想者，每一個認為自己有權成為公民的人也許都可以被認為是自由思想者……我感到很悲哀，因為在我們這個時代，作家的稱號竟被蒙上了一層無知的不信任，不等作家寫出什麽東西來，書刊檢查官早就把作家視為政府的天敵，懷著一種顯然的偏見在他的手稿裏翻來找去……”
那個胖將軍羅斯托夫采夫突然插話說：“是啊，您是一位作家。我可是作家的朋友。據說，您和那個死去的別林斯基關係密切，後來又分開了。有沒有這回事？”
“有這回事，”陀思妥耶夫斯基答道。“我和別林斯基都認為，文學是人民生活的反映，也就是說是社會的鏡子……對文學的共同愛好使我和別林斯基走到了一起。不過，對文學中的一些重要問題的不同看法又使我們分開了。我認為，藝術家應竭力追求作品的嚴謹與完美，並以這種獨特的方式為人類服務，使人類不斷得到完善與提高，從而完成自己對同時代人和子孫後代所負的使命。我的這種見解使別林斯基極感不安。他反駁我說，抽象的、與外界隔絕的美，並不是忍饑挨餓的窮苦大眾所需要的。記得我曾這樣反駁他：人們之所以永遠需要藝術，正是因為藝術比其他任何方式都更能用崇高的創造性歡樂把人們牢固地團結起來……”
“既然你們因為意見不合分了手，那麽為什麽您要在本年4月15日那天，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家的聚會上朗讀他寫給果戈理的那封極為有害的信呢？”羅斯托夫采夫又一次打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話。
“我認為這封信本身有很高的價值，雖然我並不完全同意信中陳述的觀點。在聚會時，我同時讀了通信雙方的信。請問，那個告密的人能說出我在朗讀時更傾向哪一方嗎？我的指導思想永遠是對祖國最真誠的愛。我盼望著改良與改革，我鞭撻錯誤和罪惡。但我的政治思想的整個基礎是等待自上而下的變革。我所希望的隻不過是每個人的聲音都不致被淹沒，讓所有的要求都盡可能地得到聽取……”
“這個問題清楚了，您對這封信僅僅是‘不完全同意’而已，”身穿燕尾服的樞密官加加林眨著狡黠的眼睛開口說道。“我現在要求您揭發別人的陰謀活動，並為這些罪行提供確鑿的材料。還有，您自己所犯的罪行也必須交待清楚。隻要你肯坦白交待，那麽你就有希望得到寬大處理，否則……我想，您應該明白你的下場！”
“我提供不出您所要的有關別人的任何材料。至於我自己，我認為我沒有什麽值得隱瞞的。我參加過關於傅立葉學說、農奴製狀況及軍隊中懲罰製度的討論。別林斯基給果戈理的那封信我曾經在聚會時朗讀過。格裏戈利耶夫的《士兵的發言》我也聽人朗讀過。我相信過而且現在仍然相信將來會出現人人都能享有幸福的時代。但是，在陰謀發動起義和暗殺沙皇這個問題上我是無罪的。”
審判官十分惱火，並輪番追問：究竟是誰在聚會時聲稱要消滅沙皇和鏟除整個皇室？究竟是誰繪製了準備起義用的標有軍隊營房和街壘位置的地圖？究竟是誰為擴大反政府宣傳而在著手建立印刷所……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此一概保持沉默。對於這一點，他後來的確可以驕傲地說：“我在法庭上是光明正大的，沒有諉罪於別人，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利益，如果看到有可能通過自己承擔責任而使別人免遭不幸的話。我很自信，我並沒有全部承認，為此受到的懲罰更為嚴厲。”
惱羞成怒的審判官們最後宣稱，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涉及的案件是“罪大惡極的和不能容許的”，犯人將受到軍事法庭的嚴懲。
7月，終於可以在牢房裏看書和與外界通信了。這時，他才知道，安德烈弟弟和米哈伊爾哥哥都先後被捕，後因他們確實與此案無關，現在已經獲釋。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被捕三個月後寫出了給哥哥的第一封信：“你終於獲得了自由，可以想象，你與家人團聚時是多麽幸福。我想，他們是在等你啊！我明白，你已經開始按新的情況在安排生活了。你現在忙些什麽，最主要的是你有無生活來源？有沒有工作，幹什麽工作？夏天在城裏不好受……”接著，他談了自己在獄中的景況：“我並不灰心，當然，感到寂寞和難受，但又有什麽辦法呢……過去的生活連同原來的印象不由自主地闖入腦海，隻得舊夢重溫……我沒有白白浪費時間：構思了三部中篇小說和兩部長篇小說；目前我正在寫其中的一部，不過我不敢工作過度……我有時像過去那樣喘不過氣來，胃口很差，睡眠很少，而且常做噩夢。我一天睡五小時左右，晚上要醒四次，這才痛苦呢……關於我們的案子了結的時間，我也說不上來，因為無從估計，我隻是記下日期，每天標出度過的一天……”
一個多月後，他在另一封信中又寫道：“我們的案子仍然情況不明……不過現在又允許我在長著十六七棵樹的花園裏散步了，這又是另一種幸福……關於我的健康狀況，沒有什麽可以告慰的……我的痔瘡惡性發作，我甚至感到胸口疼痛，這在以前從未有過。而且，到了晚上就特別敏感，晚上做不完的夢，亂七八糟；除此之外，從不久前開始，我就總覺得腳下的地板在晃動，我在自己房裏就像坐在船艙裏一樣。根據這些情況我可以斷定，我的神經有問題。過去，當我激動不安時，我就利用這種時間進行寫作，在這種情況下，我總是寫得又多又好，但現在我不這樣做，以免把身體累垮。我約有三周的時間隻字未寫；現在我又開始寫作了……”
在9月中旬的一封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感謝哥哥給他寄來《莎士比亞選集》和《祖國紀事》雜誌。莎士比亞的作品幫助他度過了許多難熬的時光，他對雜誌中刊載的夏洛蒂・勃朗特的《簡・愛》備加讚賞。他在信中對哥哥說：“我以自己的方式生活著快滿5個月了，即隻依靠自己的頭腦，沒有別的依托。機器暫時還沒有損壞，還在轉動。不過，在總是處於思考（除了思考還是思考）、缺乏任何外界印象的情況下，要進行新的思維活動而且不使它停頓下來是痛苦的！我好像處於空氣壓縮機的吸口下麵。我的一切，一切的一切，都集中到頭腦中，通過頭腦轉化為思想，雖然如此，這種活動還是與日俱增。書本雖然象滄海一粟，但畢竟能起些作用。而自己的工作，看來，無非是損耗僅剩的精力。不過我還是樂意這樣做……”
對於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說，最好的抵禦厄運的方法是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在這段時間裏，他“構思了三部中篇小說和兩部長篇小說”，但是完成的隻有一篇短篇小說《兒童故事》（若幹年後發表時改名為《小英雄》），小說生動地描寫了一個11歲少年的純潔的初戀。此外，還完成了一部長篇和一部劇本的提綱。
11月16日，經過長達半年多時間的審訊，軍事法庭的判決終於下來了。判決書寫道：“軍事法庭認定被告陀思妥耶夫斯基犯有如下罪行：本年3月，該犯從貴族普列謝耶夫（係本案被告）處得到文學家別林斯基的罪惡書信之抄本，在一些集會上朗讀該信，先在被告杜羅夫的寓所，後又在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寓所，最後又把該信交給被告蒙別利謄寫。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被告施彼希涅夫的寓所聽了別人朗讀格裏戈利耶夫少尉的有害著作《士兵的談話》。陀思妥耶夫斯基擴散文學家別林斯基反宗教的反政府之信件，聽格裏戈利耶夫少尉圖謀不軌之著作而不告發，實屬罪大惡極。軍事法庭宣判：褫奪該犯一切頭銜和財產，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槍決。”
12月19日，總檢察署向沙皇遞交呈文，認定本案21名被告均應依法判處死刑，但考慮到被告均為青年且活動尚未造成嚴重後果，建議改死刑為苦役和流放。尼古拉一世批複同意，但“赦免的決定要在準備執行死刑前的最後一刻宣布”。
12月22日清晨，一隊馬車在大批憲兵的嚴密看護下，載著從要塞押出的犯人，向謝苗諾夫校場疾馳而去。正值彼得堡的隆冬季節，夜裏剛下過一場大雪，凍得嚴嚴實實的地麵上鋪上了一層新雪。車隊過後，雪地上留下了深深的車轍。
7時餘，車隊在校場中央停下。仍穿著春天被捕時的單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從一輛馬車上下來，一陣凜冽的寒風迎麵刮來，他不由得打了個寒噤。抬眼望去，隻見校場四周大批荷槍實彈的士兵列成了一個方陣；校場中央有一個正方形的圍上了黑布的行刑台，台前豎著三根灰色的木柱；而遠處的城牆上則站滿了觀看行刑的市民，黑壓壓的一片。
雪後初晴，剛升起的太陽透過漸漸變濃的雲霧，像一隻又紅又大的球體，在地平線上閃射著光芒。在陰暗的囚室裏度過了整整八個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由自主地為這充滿生機的景象所吸引，似乎一時忘卻了他所麵對的死亡。“朝前走！”一聲嚴厲的吆喝傳來，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回過神來。他發現自己站在厚厚的雪地裏，整個腳板都陷在了雪中，陣陣寒氣從腳底傳向全身。他慢慢地向前走去。
從各輛馬車上下來的犯人開始聚攏在一起。大家熱烈地握手，互致問候，有的還緊緊地擁抱在一起。自打被捕後，他們才第一次在這兒見了麵。外貌的變化真是太大了。個個都長著一頭蓬亂的長發，瘦得皮包骨頭。過去以英俊健壯著稱的施彼希涅夫，“如今英俊的相貌與健壯的體態消失了；豐滿的圓臉變成了橢圓形；臉色灰白泛黃，臉頰瘦削，充滿病容；眼睛似乎凹陷下去，眼眶四周是很大的黑圈；長長的頭發和新長出來的一大把胡子把臉四周圍住了。”
“不許交談！”刑場總指揮蘇瑪羅科夫將軍怒氣衝衝地策馬馳到他們跟前。一個少校立即跑上前來，命令犯人排成一列長隊。點過名後，犯人由一個神甫領著，繞場一周，然後走上行刑台，麵對城牆站定。每個犯人後麵有一名持槍的衛兵。
隨著一陣急促的鼓點聲，檢察長走上行刑台，開始宣讀判決書，21名犯人全部被判處死刑。犯人立即被換上死囚服：白色的長袍、帽子和屍衣。劊子手在每人頭上折斷了一把鋼劍。神甫又走上前來，喊道：“懺悔吧！”可是沒人理睬。他隻得走到每個人麵前，讓犯人吻一下他手裏舉著的十字架。
犯人被最後一次點名，並依照名單分成7排，3人一排。第一排是彼得拉舍夫斯基、蒙別利和格裏戈利耶夫，第二排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列謝耶夫和杜羅夫。幾個士兵跑上前來，抓住第一排的犯人的手臂，把他們拖下行刑台，綁在了台下三根灰色的木柱上。
死亡已經臨近。再過幾分鍾，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將被綁在木柱上，離開人世。他急忙轉身擁抱站在身邊的普列謝耶夫和杜羅夫，與他們訣別。生命即將走到終點，陀思妥耶夫斯基思緒萬千。多年後，他與朋友談及此事時說，他當時已作好了死亡的準備，“頭腦如同一個萬花筒，整個一生像閃電一般一幕幕迅速地從腦海裏掠過”。他後來在小說《白癡》中又通過梅什金的口，真切地描繪了當年麵對死亡時的心理感受：“他當時目不轉睛地緊盯著教堂圓頂和閃耀在圓頂上的陽光；他的眼睛不能離開那些陽光：他似乎覺得，那些陽光是他的一個新天地，再過三分鍾他就要和那些陽光融合在一起了。對於這個即將到來的新天地一無所知或者避開它，都是極其可怕的。但他又說，當時最使他感到難受的還是這樣一個不斷閃現出來的念頭：‘要是死不了怎麽辦？要是生命再回轉過來怎麽辦，人生是多麽漫長啊！’”
麵對死亡，他最懷念的還是多年來與他休戚與共的哥哥米哈伊爾：“在最後的一刻隻有你留在我的心裏此刻我才體會到，我是多麽愛你，我的好哥哥！”
隨著一聲“瞄準！”的口令聲，16支黑洞洞的槍口對準了被綁在木柱上的三個人。但是，不知為什麽遲遲沒有下開槍的口令。當時站在行刑台上的犯人阿赫沙魯莫夫後來回憶說：“這個時刻真是可怕極了。看到快要開槍，並且是朝著親愛的同誌們開槍，看到槍杆子幾乎對準了他們，又等待著眼看就要血肉橫飛，同誌們會立即倒下死去，這種情景真是可怕，令人憎厭而又毛骨悚然……我的心在等待中停止了跳動，這可怕的時刻持續了約半分鍾。”
突然，一個侍從武官縱馬急馳而來，他把一份文件交給了蘇瑪羅科夫。
又是一陣急促的鼓點聲，準備行刑的槍口一齊朝向了天空。木柱前的三個人被鬆綁後，重新押到了台上。檢察長宣讀了沙皇“恩賜”的特赦令：所有人免予一死；彼得拉舍夫斯基終身流放，並直接由刑場押赴西伯利亞；施彼希涅夫十年苦役；陀思妥耶夫斯基四年苦役，而後發配邊疆當兵……宣判後，除彼得拉舍夫斯基外，其餘犯人都被押回了要塞。一場精心策劃的殘忍的鬧劇結束了。
當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寫信告訴哥哥，他可能在這兩天裏啟程。他在信中寫道：
“哥哥！我不憂傷，也不泄氣。生活終究是生活，生活存在於我們自身之中……不管有多麽不幸，永不灰心和泄氣，這就是生活的意義和它的任務……那樣一顆腦袋，即進行創造，以藝術的崇高生命為生活內容，理解並習慣於精神的最高要求的那樣一顆腦袋，已經從我的肩膀上砍下來了。記憶和我所創造的、但還來不及得到藝術體現的形象仍然存在。確實，這些記憶和形象折磨著我……哥哥！請別為我難受……也許，以後我們能擁抱在一起，共同回憶我們過去最美好的青年時代，我們的青春和希望，但此時此刻我痛苦地把它們從我的心裏驅除掉並埋葬了。”
“難道我將永遠不能拿起筆來創作嗎？我想四年之後會有可能的……有多少遺留下來的並經過我重新創造的形象在我腦海中消逝和失去光彩，或者化為毒液流入血液！確實，如果不能寫作，那麽我必然死亡……每當回憶過去，想到浪費了許多時間，把時間耗費在迷誤、錯誤、無所事事、無節製的生活上，想到我不珍惜時間，多少次做出違心和勉強的事情，想到這些，我就感到非常痛心……哥哥！我向你起誓，我不會絕望，而且會保持我的思想和心靈的純潔。我將變得更好……”
§§第四章“死屋”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