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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
傅立葉主義是一種和平的體係，這種體係以其完備美好而令人入迷，以其對人類的博愛而令人神往……
陀思妥耶夫斯基與青年詩人普列謝耶夫成了好朋友。這個性格溫和甚至有些靦腆的年輕人也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也有一顆愛好幻想的心靈，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喜歡他那充滿激情的、感情真摯的詩歌。“前進！朋友們，拋棄膽怯與懷疑，/無畏地去奪取豐功偉績！/在高高的蒼穹，我已望見/神聖的贖罪的霞光。”“為眾人受苦，無休止地受苦，/隻要能在痛苦中找到幸福。”讀到這樣的詩句，陀思妥耶夫斯基總會為之激動。兩人經常一起散步，傾心交談。陀思妥耶夫斯基還在自己的兩部新作《脆弱的心》和《白夜》上，題上了“獻給普列謝耶夫”的字樣。
1846年春末，陀思妥耶夫斯基去列維爾哥哥家的前一天，他和普列謝耶夫像往常一樣在涅瓦大街上散步。迎麵走來普列謝耶夫的一個熟人。那人身披鬥篷，頭戴寬邊軟帽，一臉大胡子，一雙眼睛又黑又亮，看上去約莫二十六七歲。他與普列謝耶夫打過招呼後，兩人就熱烈地交談起來。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個兒慢慢地往前走去，快到海軍大街的拐角處時，那人突然趕了上來。
“我叫彼得拉舍夫斯基，”那人自我介紹道。
“很高興認識您，”陀思妥耶夫斯基回答。
其實，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就聽朋友說起過這個名字，並知道關於他的不少奇聞逸事。譬如，他的衣著打扮總是那麽別出心裁，他的長頭發、小胡髭和長胡須，他的西班牙式的短鬥篷和四隻角的大禮帽，都十分惹人注目。有一次他身穿女裝，來到喀山大教堂，站在婦女中間，假裝祈禱，可他那大胡子卻未加掩蓋，一個警官走到他的身邊說：“閣下，您大概是男扮女裝吧？”他隨口答道：“我倒覺得您是女扮男裝。”警官一時不知所措，而彼得拉舍夫斯基則趁機從人群中溜之大吉。當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更知道他是一位知識淵博的社會活動家。他畢業於高等政法學校，當過外交部的翻譯。他家裏有許多外文的禁書，據說是他利用某機構讓他清理被沒收的僑民圖書時得到的，他把這些書無保留地借給所有的朋友。他還鑽了檢查機關的空子，與人一起編出了一本名為《俄語外來語袖珍詞典》，實為空想社會主義的百科全書。他是一個堅定的傅立葉主義者，並在自己的農莊裏試行著傅立葉的學說。不過，關於他脾氣的古怪和思想的混雜也是人所共知的。有人這樣評價他：“作為一個極端的自由主義者，當時的激進主義者，無神論者，共和主義者及社會主義者，他天生是個卓越的宣傳家的典型：他所喜愛的正是宣傳鼓動工作，他竭力在社會的各個階層展開這一工作。盡管他的宣傳很不連貫，自相矛盾，他所宣傳的卻是一種反君主製思想、乃至革命思想及社會主義思想混合在一起的大雜燴。”
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他的所作所為不以為然，但對彼得拉舍夫斯基這樣的頗有個性的社會活動家倒有幾分興趣，於是就與他攀談了起來。交談中，彼得拉舍夫斯基談了自己對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看法，問及他下一部作品的創作情況，並邀請他和普列謝耶夫一起有便時上他家去走走，每逢星期五他那兒總有聚會。
由於忙於自己的小說創作，再加上哥哥一家從列維爾搬來了彼得堡，有些事他得幫著料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漸漸把彼得拉舍夫斯基邀請之事淡忘了，他沒有去參加那個周五聚會。許多天過去了，已到了1847年年初，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又遇到了彼得拉舍夫斯基。此後不久的一個周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普列謝耶夫一起走進了位於博克羅夫廣場附近的那幢年久失修的小木屋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寓所。
每次來參加聚會的總有二十來人，大都是些年輕人，更準確地說是當時彼得堡的一群具有新思想的青年知識分子。來的人職業各不相同，有的還是在校的大學生，談話的內容更是無所不及。“這是一個令人眼花繚亂的萬花筒：人們就當時的重大事件、政府法令以及各個知識領域內的最新文獻各抒己見，展開討論，傳播本市新聞，毫無拘束地大聲議論各種問題。有時還請某位專家來講課。”所謂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並不是一個組織嚴密的團體。
陀思妥耶夫斯基開始隻是偶爾上那兒走走，後來去得越來越勤了，“因為在彼得拉舍夫斯基處可以遇到許多好人，這樣的人在其他朋友處是不常有的。至於他那兒有許多人聚會嘛，那是因為他那裏的氣氛親切、自由，而且他總是願意提供晚飯。最後，在他那兒可以自由主義一番，我們這些凡人，誰不喜歡搞點自由主義，尤其在一杯酒下肚之後”。許多參加者大概也抱著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似的看法。如謝苗諾夫―天山斯基回憶說：“我們朋友圈子裏的所有的人，自然並沒有把彼得拉舍夫斯基本人看做是什麽了不起的重要人物，不過每逢星期五都去拜訪他，每次都在他那裏看到一些新的人而已……星期五的晚間集會，往往進行活躍的談話，尤其是青年作家紛紛傾吐自己的積愫，抱怨當時沉重地製約著文學工作的書報檢查製度的壓迫，除此之外，還有文學作品的朗讀，各種各樣學術問題和文學問題的介紹，這種介紹帶有當時正式出版物中所不容許存在的自由主義的思想色彩。”
對於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說，在那裏除了可以會會朋友和鬆弛一下因日夜創作而繃得過緊的神經外，還可以有真正的精神交往和聽到許多他感興趣的話題，特別是關於傅立葉的空想社會主義學說。在當時的集會中，“議論羅伯特・歐文的新拉狄克和卡貝的伊加利亞，特別是議論傅立葉的法朗吉和普魯東的累進稅收理論，往往占去晚上的大部分時間。”有些人還分別作了專題演講，演講的題目有傅立葉的學說、法朗吉中的家庭幸福、從共產主義者的觀點看宗教、政治經濟學簡明教程等。
陀思妥耶夫斯基對這些學說並不陌生。他和小組裏的許多人一樣，看過傅立葉、聖西門、歐文和卡貝等人的沒有經過任何刪節的原著，並熱烈地讚成這些著作對現存經濟製度的批判，對理想社會的追求，以及其中所表達的消滅人剝削人的思想和人人平等的思想。他當時曾表示：“社會主義是另一種形式的政治經濟理論。我喜歡研究政治經濟問題。”他還認為：“傅立葉主義是一種和平的體係，這種體係以其完備美好而令人入迷，以其對人類的博愛而令人神往；傅立葉是在博愛精神的感召下製定自己的體係的，他的體係以其嚴謹完備而令人歎服。這種體係不是以憤激的攻訐去吸引人，而是以其對人類的博愛去鼓舞人。這種體係沒有憎恨。傅立葉主義不訴諸政治改革，它隻主張實行經濟改革。”
晚年，他在談到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的時候又這樣描述道：“‘怪物’和‘騙子’在我們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成員中是一個也沒有的……我們受到了當時理論上的社會主義的感染，而政治上的社會主義當時在歐洲還不存在……我們在彼得堡十分欣賞這些新思想，認為它是極為神聖和崇高的，而且更認為它是全人類的，是人類無可例外的、未來的法則。我們早在1848年巴黎革命之前便完全處在這些思想的影響之下了。早在1846年，我就從別林斯基那裏知道了這種未來‘新世界’的全部情況和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聖潔性。現代社會基礎（基督教）本身的不道德，宗教和家庭的不道德，私有製的不道德等等信念，為了世界大同而消滅民族，蔑視祖國，因為它是共同發展中的阻力，以及諸如此類的種種思想――這一切都是我們當時所無法反對的，相反它們以某種忘我精神的名義占有了我們的心和頭腦。”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聚會時曾就農奴製度的罪惡發表過熱情洋溢的講話，事實上他本人早在1844年就放棄了父親遺產中對土地和農民的繼承權，但他不同意用暴力手段推翻農奴製度，認為隻有通過合法的途徑才能真正解放農民。他對空想社會主義者試辦的所謂“理想國”也表示懷疑：“伊加利亞公社或法朗吉斯特中的生活，他想象起來，比任何苦役還要可怕，還要令人厭惡。”他在聚會時作過幾次專題演講。在關於文學問題的演講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強調：“除純藝術傾向外，文學不需要任何傾向性”，因為“倘若把傾向性強加在作家身上，那就會妨礙他的自由，況且有了傾向性以後，作家勢必要進行謾罵，發泄私憤，從而使藝術性蕩然無存”。不過，當時小組中支持這一觀點的人不多。另一次演講談的是風靡一時的論述極端個人主義的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他表明了自己對該書的看法。
這時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完成了多部小說新作。它們是：《別人的妻子（街頭一幕）》（《祖國紀事》1848年第1期）、《脆弱的心》（《祖國紀事》1848年第2期）、《波爾宗科夫》（收入《插圖本作品選》）、《一個飽經滄桑的人的故事（摘自陌生人筆記）Ⅰ，退伍者；Ⅱ，誠實的小偷》（《祖國紀事》1848年第4期）、《聖誕樹和婚禮》（《祖國紀事》1848年第9期）、《白夜》和《愛吃醋的丈夫罕見的新聞》（《祖國紀事》1848年第12期）、《涅托奇卡・涅茲瓦洛娃》第一部分（《祖國紀事》1849年第1和第2期）。
這裏最值得重視的是中篇《白夜》和未完成的長篇《涅托奇卡・涅茲瓦洛娃》。兩部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幻想家”。他們雖然也是小人物，但就其精神發展的水平而言，已遠遠高出於他最初的幾部作品中的小人物形象。這是一些善於作深沉的思考和過著緊張的精神生活的人物，他們和俄國文學中的“多餘人”一樣是特定時代的產物。因此，其社會價值和文學價值都高於一般地反映小人物不幸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作品中的這些“幻想家”形象，顯然與後來他在那些規模更大、內容更深刻的作品中所塑造的主人公形象有著內在聯係。
《白夜》的主人公是彼得堡的窮知識分子，性格孤僻，過著雙重生活，這種生活是“十足的大雜燴，既有某種純粹的夢幻，熱烈的空想，又有……平淡無奇的東西，且不說是庸俗透頂的東西”。作為一個小公務員，他隻能住在貧民窟裏，物質生活十分貧乏，精神上也備受壓抑。對他來說，現實生活確實是死氣沉沉，甚至是庸俗不堪的。可是，他又“擁有自己不尋常的豐富的生活”，並以此來抗議現實生活的庸俗。在他那個終日不見陽光的角落裏，他的想象在燃燒。那裏有他和大作家霍夫曼的友誼，有攻克喀山城的英雄業績，有騎士式的愛情……幻想世界的奇妙使他沉醉，可是一旦清醒時，他又為自己的軟弱和虛度年華而感到悔恨。與娜斯晶卡的相遇，使幻想家感受到了生活中美妙的一麵，並使他重新審視生活和認識自我。
《涅托奇卡・涅茲瓦洛娃》雖然沒有完成，但也有其獨立存在的價值。作品構思宏大，涉及的生活麵較廣。小說以女主人公涅托奇卡筆記的形式寫成，並以此描繪了她精神發展的幾個階段。涅托奇卡出身於平民家庭，從小屢遭不幸，成了孤兒。後來雖被公爵收養，但在精神上與上流社會格格不入。她過早地成熟了，貧困和屈辱的生活使她喜歡“縱情幻想”，“滿足於這個幻想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隻有誘惑，隻有歡樂。”幻想家後來還是身不由己地參與了小說中的悲劇衝突。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僅在作品中描寫了“幻想家”形象的各種變體，而且力圖對這一現象給予客觀的解釋。他認為，“幻想家”的出現是因為社會中存在那種“渴望事業，但又軟弱、溫順、纖弱的人”。社會沒能給他們提供發揮他們才能的場所，“我們俄羅斯人，有多少人能夠滿懷熱愛地、好好地做自己的工作呢……有多少人找到了自己的事業呢？”於是，這種軟弱的性格中“就逐漸產生出一種叫做幻想的東西；一個人變得不像人了，變成一種中性的古怪生物幻想家”。“現實生活使幻想家的心中產生難以忍受的、敵意的印象，於是空想家急於躲到自己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寶貴角落裏去，但實際上這角落往往是被塵土覆蓋，邋裏邋遢，雜亂無章，齷裏齷齪。逐漸地，我們的倒黴蛋開始與大眾的利益格格不入，在他身上，過現實生活的本領開始一點一點地、不知不覺地衰退。他當然開始感覺到，他通過隨心所欲的空想所獲得的樂趣，要比真實生活更加完美，更加豐富，更加可愛。”作家對“幻想家”的不幸給予真誠的同情，但顯然不讚成他們脫離現實、沉緬幻想的處事態度。這些評價與40年代末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身的思想情緒不無關係。
1848年秋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普列謝耶夫試圖在小組內單獨成立一個純藝術的團體。這個建議得到了一些政治態度比較溫和的作家和藝術家的響應，藝術家小組很快就成立了起來。但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中的激進的革命家施彼希涅夫卻不讚成這種脫離政治的傾向。在他的幹預下，政治態度激進的杜羅夫開始在藝術家小組中起主導作用。而杜羅夫小組的實際領導人是施彼希涅夫。另一些具有強烈的革命情緒的人（如菲利波夫、戈洛溫斯基和季姆科夫斯基等）也參加了這個團體。杜羅夫小組很快成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中最具反政府色彩的一部分。
陀思妥耶夫斯基很看重那位“走在平民化道路上的貴族”施彼希涅夫。施彼希涅夫與彼得拉舍夫斯基是同學，他也曾信奉過空想社會主義學說，但後來又摒棄了它。在僑居法國的幾年裏，他悉心研究了曆史上秘密團體的活動，並準備在俄國實行。作為一個革命實踐家，他目光敏銳，才華過人；而作為一個英俊男子，他又不時有一些風流韻事。因此，他到處博得人們的好感、尊敬，乃至崇拜。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杜羅夫也有“特殊的好感”，“稱他是異常聰明的人，有信仰”。對於彼得拉舍夫斯基來說，革命隻是目的，他喜歡宣傳者的活動；而對於杜羅夫來說，革命是一種手段，是摧毀現存製度的手段。這些人（包括杜羅夫小組中的菲利波夫、戈洛溫斯基和季姆科夫斯基等）都給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想寫一部“關於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成員的長篇小說”，上述名字中有好幾位出現在他的寫作提綱上。作品雖然沒有寫成，但是在他後來寫就的小說《群魔》中塑造的藝術形象身上，不難發現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中的某些成員的影子。
40年代末，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施彼希涅夫的關係日漸密切，他甚至把施彼希涅夫稱為“我的靡非斯特”。受施彼希涅夫和杜羅夫小組中激進的成員的影響，也受席卷歐洲的政治風暴的影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發生了變化。他雖然仍主張對社會采取改良的辦法，但他實際上同意並參與了為政變作準備的建立秘密印刷所的工作。詩人邁科夫（已去世的評論家邁科夫的哥哥，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朋友）清楚地記得發生在1849年春天的一件往事：
“一天晚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來找我，他顯得很激動，說是有事找我商量。”
‘您當然知道，’他說，‘彼得拉舍夫斯基是個誇誇其談的人，辦不了大事，也拿不出任何主意和見解。所以他那個小組裏有幾個鄭重的人決定退出，另外成立一個秘密團體，搞一個秘密印刷所，印刷各種書籍，還打算出一份期刊。我們現在一共有七個人，如果加上您，就是八個了。您想加入我們的團體嗎？’
‘宗旨是什麽？’
‘宗旨當然是在俄國發動政變。我們已經有一台印刷機，一切都已準備就緒。’
‘我不加入你們的團體，也勸您別加入。我們是詩人，藝術家，完全不是實踐家。難道我們這種人會成為革命家嗎？’
陀思妥耶夫斯基身穿著敞著領口的紅色睡衣坐在那裏，猶如臨死前的蘇格拉底坐在朋友們麵前。他開始熱烈地長時間地對我進行宣傳，滔滔不絕地講述這一事業的神聖性，強調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拯救祖國。
我們爭論了很久，最後都筋疲力盡，便躺下睡覺了。
第二天清早，陀思妥耶夫斯基問我：
‘怎麽樣，想好了嗎？’
‘仍和昨天一樣。我醒得比您早，我反複考慮了很久，我還是決定不參加。我再重複一遍，如果還有可能的話，您最好離開他們，遠遠地躲起來。’
‘嗯，這是我的事，您不用管。不過，您要記住：昨天所談到的一切，隻有七個人知道，您是第八個，絕不能讓第九個人知道！’
‘這就請您放心好啦！我保證絕不對任何人講！’
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的活動帶上了越來越濃的政治色彩。1849年4月初，傅立葉誕辰紀念日，十來位小組成員特意舉行了一次慶賀會。會場上莊重地擺著不久前從巴黎訂購來的傅立葉的半身塑象。會上不少人發言抨擊了社會的黑暗，並要求更廣泛地傳播社會主義的學說。4月15日，周五聚會，會上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由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讀《別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這封信的手抄本是普列謝耶夫從莫斯科給他寄來的，他幾天前剛剛收到，已經在杜羅夫家的小型聚會上讀過。別林斯基在這封信中提出了俄國革命的三項最低綱領：“廢除農奴製度，取消體刑，盡可能嚴格地執行現有的法律。”這封信成了革命思想界公認的政治綱領。信的內容引起了在座的所有的人極大的興趣，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讀時，大家都顯得很激動，不時發出熱烈的讚歎聲。在一周後的聚會上，又討論了文學的當前任務，強調要用先進思想教育讀者，並商量了出版定期刊物的方案，擬定了行動綱領。
對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的活動，沙皇政府早已虎視眈眈。經過密探長達一年多時間的監視，沙皇尼古拉一世在4月22日發文通知“第三廳”特務首腦奧爾洛夫將軍：“案情至關重要，即使他們說的全是廢話，也是罪大惡極和不能容許的……可以開始逮捕，但務必謹慎行事，因為此案涉及人數極廣，切勿走漏風聲，放過要犯。”奧爾洛夫隨即下達了給彼得堡憲兵隊頭目的秘密指令，其中有一條為：“奉上諭，茲命閣下於明晨4時逮捕退役少尉工程師和文學家費多爾・米哈伊洛維奇・陀思妥耶夫斯基，該犯居住在小海軍街和沃茲涅先斯克大街交叉路口席裏樓第三層勃列麥爾公寓。應抄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切文件和書籍，將該犯以及查抄之物品一並解到禦前第三廳歸案。應仔細搜查，勿使任何東西有所遺漏。”就在小組活動緊鑼密鼓進行的同時，沙皇政府伸出了它的魔爪。
陀思妥耶夫斯基與青年詩人普列謝耶夫成了好朋友。這個性格溫和甚至有些靦腆的年輕人也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也有一顆愛好幻想的心靈，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喜歡他那充滿激情的、感情真摯的詩歌。“前進！朋友們，拋棄膽怯與懷疑，/無畏地去奪取豐功偉績！/在高高的蒼穹，我已望見/神聖的贖罪的霞光。”“為眾人受苦，無休止地受苦，/隻要能在痛苦中找到幸福。”讀到這樣的詩句，陀思妥耶夫斯基總會為之激動。兩人經常一起散步，傾心交談。陀思妥耶夫斯基還在自己的兩部新作《脆弱的心》和《白夜》上，題上了“獻給普列謝耶夫”的字樣。
1846年春末，陀思妥耶夫斯基去列維爾哥哥家的前一天，他和普列謝耶夫像往常一樣在涅瓦大街上散步。迎麵走來普列謝耶夫的一個熟人。那人身披鬥篷，頭戴寬邊軟帽，一臉大胡子，一雙眼睛又黑又亮，看上去約莫二十六七歲。他與普列謝耶夫打過招呼後，兩人就熱烈地交談起來。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個兒慢慢地往前走去，快到海軍大街的拐角處時，那人突然趕了上來。
“我叫彼得拉舍夫斯基，”那人自我介紹道。
“很高興認識您，”陀思妥耶夫斯基回答。
其實，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就聽朋友說起過這個名字，並知道關於他的不少奇聞逸事。譬如，他的衣著打扮總是那麽別出心裁，他的長頭發、小胡髭和長胡須，他的西班牙式的短鬥篷和四隻角的大禮帽，都十分惹人注目。有一次他身穿女裝，來到喀山大教堂，站在婦女中間，假裝祈禱，可他那大胡子卻未加掩蓋，一個警官走到他的身邊說：“閣下，您大概是男扮女裝吧？”他隨口答道：“我倒覺得您是女扮男裝。”警官一時不知所措，而彼得拉舍夫斯基則趁機從人群中溜之大吉。當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更知道他是一位知識淵博的社會活動家。他畢業於高等政法學校，當過外交部的翻譯。他家裏有許多外文的禁書，據說是他利用某機構讓他清理被沒收的僑民圖書時得到的，他把這些書無保留地借給所有的朋友。他還鑽了檢查機關的空子，與人一起編出了一本名為《俄語外來語袖珍詞典》，實為空想社會主義的百科全書。他是一個堅定的傅立葉主義者，並在自己的農莊裏試行著傅立葉的學說。不過，關於他脾氣的古怪和思想的混雜也是人所共知的。有人這樣評價他：“作為一個極端的自由主義者，當時的激進主義者，無神論者，共和主義者及社會主義者，他天生是個卓越的宣傳家的典型：他所喜愛的正是宣傳鼓動工作，他竭力在社會的各個階層展開這一工作。盡管他的宣傳很不連貫，自相矛盾，他所宣傳的卻是一種反君主製思想、乃至革命思想及社會主義思想混合在一起的大雜燴。”
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他的所作所為不以為然，但對彼得拉舍夫斯基這樣的頗有個性的社會活動家倒有幾分興趣，於是就與他攀談了起來。交談中，彼得拉舍夫斯基談了自己對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看法，問及他下一部作品的創作情況，並邀請他和普列謝耶夫一起有便時上他家去走走，每逢星期五他那兒總有聚會。
由於忙於自己的小說創作，再加上哥哥一家從列維爾搬來了彼得堡，有些事他得幫著料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漸漸把彼得拉舍夫斯基邀請之事淡忘了，他沒有去參加那個周五聚會。許多天過去了，已到了1847年年初，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又遇到了彼得拉舍夫斯基。此後不久的一個周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普列謝耶夫一起走進了位於博克羅夫廣場附近的那幢年久失修的小木屋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寓所。
每次來參加聚會的總有二十來人，大都是些年輕人，更準確地說是當時彼得堡的一群具有新思想的青年知識分子。來的人職業各不相同，有的還是在校的大學生，談話的內容更是無所不及。“這是一個令人眼花繚亂的萬花筒：人們就當時的重大事件、政府法令以及各個知識領域內的最新文獻各抒己見，展開討論，傳播本市新聞，毫無拘束地大聲議論各種問題。有時還請某位專家來講課。”所謂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並不是一個組織嚴密的團體。
陀思妥耶夫斯基開始隻是偶爾上那兒走走，後來去得越來越勤了，“因為在彼得拉舍夫斯基處可以遇到許多好人，這樣的人在其他朋友處是不常有的。至於他那兒有許多人聚會嘛，那是因為他那裏的氣氛親切、自由，而且他總是願意提供晚飯。最後，在他那兒可以自由主義一番，我們這些凡人，誰不喜歡搞點自由主義，尤其在一杯酒下肚之後”。許多參加者大概也抱著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似的看法。如謝苗諾夫―天山斯基回憶說：“我們朋友圈子裏的所有的人，自然並沒有把彼得拉舍夫斯基本人看做是什麽了不起的重要人物，不過每逢星期五都去拜訪他，每次都在他那裏看到一些新的人而已……星期五的晚間集會，往往進行活躍的談話，尤其是青年作家紛紛傾吐自己的積愫，抱怨當時沉重地製約著文學工作的書報檢查製度的壓迫，除此之外，還有文學作品的朗讀，各種各樣學術問題和文學問題的介紹，這種介紹帶有當時正式出版物中所不容許存在的自由主義的思想色彩。”
對於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說，在那裏除了可以會會朋友和鬆弛一下因日夜創作而繃得過緊的神經外，還可以有真正的精神交往和聽到許多他感興趣的話題，特別是關於傅立葉的空想社會主義學說。在當時的集會中，“議論羅伯特・歐文的新拉狄克和卡貝的伊加利亞，特別是議論傅立葉的法朗吉和普魯東的累進稅收理論，往往占去晚上的大部分時間。”有些人還分別作了專題演講，演講的題目有傅立葉的學說、法朗吉中的家庭幸福、從共產主義者的觀點看宗教、政治經濟學簡明教程等。
陀思妥耶夫斯基對這些學說並不陌生。他和小組裏的許多人一樣，看過傅立葉、聖西門、歐文和卡貝等人的沒有經過任何刪節的原著，並熱烈地讚成這些著作對現存經濟製度的批判，對理想社會的追求，以及其中所表達的消滅人剝削人的思想和人人平等的思想。他當時曾表示：“社會主義是另一種形式的政治經濟理論。我喜歡研究政治經濟問題。”他還認為：“傅立葉主義是一種和平的體係，這種體係以其完備美好而令人入迷，以其對人類的博愛而令人神往；傅立葉是在博愛精神的感召下製定自己的體係的，他的體係以其嚴謹完備而令人歎服。這種體係不是以憤激的攻訐去吸引人，而是以其對人類的博愛去鼓舞人。這種體係沒有憎恨。傅立葉主義不訴諸政治改革，它隻主張實行經濟改革。”
晚年，他在談到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的時候又這樣描述道：“‘怪物’和‘騙子’在我們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成員中是一個也沒有的……我們受到了當時理論上的社會主義的感染，而政治上的社會主義當時在歐洲還不存在……我們在彼得堡十分欣賞這些新思想，認為它是極為神聖和崇高的，而且更認為它是全人類的，是人類無可例外的、未來的法則。我們早在1848年巴黎革命之前便完全處在這些思想的影響之下了。早在1846年，我就從別林斯基那裏知道了這種未來‘新世界’的全部情況和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聖潔性。現代社會基礎（基督教）本身的不道德，宗教和家庭的不道德，私有製的不道德等等信念，為了世界大同而消滅民族，蔑視祖國，因為它是共同發展中的阻力，以及諸如此類的種種思想――這一切都是我們當時所無法反對的，相反它們以某種忘我精神的名義占有了我們的心和頭腦。”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聚會時曾就農奴製度的罪惡發表過熱情洋溢的講話，事實上他本人早在1844年就放棄了父親遺產中對土地和農民的繼承權，但他不同意用暴力手段推翻農奴製度，認為隻有通過合法的途徑才能真正解放農民。他對空想社會主義者試辦的所謂“理想國”也表示懷疑：“伊加利亞公社或法朗吉斯特中的生活，他想象起來，比任何苦役還要可怕，還要令人厭惡。”他在聚會時作過幾次專題演講。在關於文學問題的演講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強調：“除純藝術傾向外，文學不需要任何傾向性”，因為“倘若把傾向性強加在作家身上，那就會妨礙他的自由，況且有了傾向性以後，作家勢必要進行謾罵，發泄私憤，從而使藝術性蕩然無存”。不過，當時小組中支持這一觀點的人不多。另一次演講談的是風靡一時的論述極端個人主義的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他表明了自己對該書的看法。
這時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完成了多部小說新作。它們是：《別人的妻子（街頭一幕）》（《祖國紀事》1848年第1期）、《脆弱的心》（《祖國紀事》1848年第2期）、《波爾宗科夫》（收入《插圖本作品選》）、《一個飽經滄桑的人的故事（摘自陌生人筆記）Ⅰ，退伍者；Ⅱ，誠實的小偷》（《祖國紀事》1848年第4期）、《聖誕樹和婚禮》（《祖國紀事》1848年第9期）、《白夜》和《愛吃醋的丈夫罕見的新聞》（《祖國紀事》1848年第12期）、《涅托奇卡・涅茲瓦洛娃》第一部分（《祖國紀事》1849年第1和第2期）。
這裏最值得重視的是中篇《白夜》和未完成的長篇《涅托奇卡・涅茲瓦洛娃》。兩部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幻想家”。他們雖然也是小人物，但就其精神發展的水平而言，已遠遠高出於他最初的幾部作品中的小人物形象。這是一些善於作深沉的思考和過著緊張的精神生活的人物，他們和俄國文學中的“多餘人”一樣是特定時代的產物。因此，其社會價值和文學價值都高於一般地反映小人物不幸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作品中的這些“幻想家”形象，顯然與後來他在那些規模更大、內容更深刻的作品中所塑造的主人公形象有著內在聯係。
《白夜》的主人公是彼得堡的窮知識分子，性格孤僻，過著雙重生活，這種生活是“十足的大雜燴，既有某種純粹的夢幻，熱烈的空想，又有……平淡無奇的東西，且不說是庸俗透頂的東西”。作為一個小公務員，他隻能住在貧民窟裏，物質生活十分貧乏，精神上也備受壓抑。對他來說，現實生活確實是死氣沉沉，甚至是庸俗不堪的。可是，他又“擁有自己不尋常的豐富的生活”，並以此來抗議現實生活的庸俗。在他那個終日不見陽光的角落裏，他的想象在燃燒。那裏有他和大作家霍夫曼的友誼，有攻克喀山城的英雄業績，有騎士式的愛情……幻想世界的奇妙使他沉醉，可是一旦清醒時，他又為自己的軟弱和虛度年華而感到悔恨。與娜斯晶卡的相遇，使幻想家感受到了生活中美妙的一麵，並使他重新審視生活和認識自我。
《涅托奇卡・涅茲瓦洛娃》雖然沒有完成，但也有其獨立存在的價值。作品構思宏大，涉及的生活麵較廣。小說以女主人公涅托奇卡筆記的形式寫成，並以此描繪了她精神發展的幾個階段。涅托奇卡出身於平民家庭，從小屢遭不幸，成了孤兒。後來雖被公爵收養，但在精神上與上流社會格格不入。她過早地成熟了，貧困和屈辱的生活使她喜歡“縱情幻想”，“滿足於這個幻想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隻有誘惑，隻有歡樂。”幻想家後來還是身不由己地參與了小說中的悲劇衝突。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僅在作品中描寫了“幻想家”形象的各種變體，而且力圖對這一現象給予客觀的解釋。他認為，“幻想家”的出現是因為社會中存在那種“渴望事業，但又軟弱、溫順、纖弱的人”。社會沒能給他們提供發揮他們才能的場所，“我們俄羅斯人，有多少人能夠滿懷熱愛地、好好地做自己的工作呢……有多少人找到了自己的事業呢？”於是，這種軟弱的性格中“就逐漸產生出一種叫做幻想的東西；一個人變得不像人了，變成一種中性的古怪生物幻想家”。“現實生活使幻想家的心中產生難以忍受的、敵意的印象，於是空想家急於躲到自己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寶貴角落裏去，但實際上這角落往往是被塵土覆蓋，邋裏邋遢，雜亂無章，齷裏齷齪。逐漸地，我們的倒黴蛋開始與大眾的利益格格不入，在他身上，過現實生活的本領開始一點一點地、不知不覺地衰退。他當然開始感覺到，他通過隨心所欲的空想所獲得的樂趣，要比真實生活更加完美，更加豐富，更加可愛。”作家對“幻想家”的不幸給予真誠的同情，但顯然不讚成他們脫離現實、沉緬幻想的處事態度。這些評價與40年代末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身的思想情緒不無關係。
1848年秋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普列謝耶夫試圖在小組內單獨成立一個純藝術的團體。這個建議得到了一些政治態度比較溫和的作家和藝術家的響應，藝術家小組很快就成立了起來。但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中的激進的革命家施彼希涅夫卻不讚成這種脫離政治的傾向。在他的幹預下，政治態度激進的杜羅夫開始在藝術家小組中起主導作用。而杜羅夫小組的實際領導人是施彼希涅夫。另一些具有強烈的革命情緒的人（如菲利波夫、戈洛溫斯基和季姆科夫斯基等）也參加了這個團體。杜羅夫小組很快成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中最具反政府色彩的一部分。
陀思妥耶夫斯基很看重那位“走在平民化道路上的貴族”施彼希涅夫。施彼希涅夫與彼得拉舍夫斯基是同學，他也曾信奉過空想社會主義學說，但後來又摒棄了它。在僑居法國的幾年裏，他悉心研究了曆史上秘密團體的活動，並準備在俄國實行。作為一個革命實踐家，他目光敏銳，才華過人；而作為一個英俊男子，他又不時有一些風流韻事。因此，他到處博得人們的好感、尊敬，乃至崇拜。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杜羅夫也有“特殊的好感”，“稱他是異常聰明的人，有信仰”。對於彼得拉舍夫斯基來說，革命隻是目的，他喜歡宣傳者的活動；而對於杜羅夫來說，革命是一種手段，是摧毀現存製度的手段。這些人（包括杜羅夫小組中的菲利波夫、戈洛溫斯基和季姆科夫斯基等）都給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想寫一部“關於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成員的長篇小說”，上述名字中有好幾位出現在他的寫作提綱上。作品雖然沒有寫成，但是在他後來寫就的小說《群魔》中塑造的藝術形象身上，不難發現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中的某些成員的影子。
40年代末，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施彼希涅夫的關係日漸密切，他甚至把施彼希涅夫稱為“我的靡非斯特”。受施彼希涅夫和杜羅夫小組中激進的成員的影響，也受席卷歐洲的政治風暴的影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發生了變化。他雖然仍主張對社會采取改良的辦法，但他實際上同意並參與了為政變作準備的建立秘密印刷所的工作。詩人邁科夫（已去世的評論家邁科夫的哥哥，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朋友）清楚地記得發生在1849年春天的一件往事：
“一天晚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來找我，他顯得很激動，說是有事找我商量。”
‘您當然知道，’他說，‘彼得拉舍夫斯基是個誇誇其談的人，辦不了大事，也拿不出任何主意和見解。所以他那個小組裏有幾個鄭重的人決定退出，另外成立一個秘密團體，搞一個秘密印刷所，印刷各種書籍，還打算出一份期刊。我們現在一共有七個人，如果加上您，就是八個了。您想加入我們的團體嗎？’
‘宗旨是什麽？’
‘宗旨當然是在俄國發動政變。我們已經有一台印刷機，一切都已準備就緒。’
‘我不加入你們的團體，也勸您別加入。我們是詩人，藝術家，完全不是實踐家。難道我們這種人會成為革命家嗎？’
陀思妥耶夫斯基身穿著敞著領口的紅色睡衣坐在那裏，猶如臨死前的蘇格拉底坐在朋友們麵前。他開始熱烈地長時間地對我進行宣傳，滔滔不絕地講述這一事業的神聖性，強調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拯救祖國。
我們爭論了很久，最後都筋疲力盡，便躺下睡覺了。
第二天清早，陀思妥耶夫斯基問我：
‘怎麽樣，想好了嗎？’
‘仍和昨天一樣。我醒得比您早，我反複考慮了很久，我還是決定不參加。我再重複一遍，如果還有可能的話，您最好離開他們，遠遠地躲起來。’
‘嗯，這是我的事，您不用管。不過，您要記住：昨天所談到的一切，隻有七個人知道，您是第八個，絕不能讓第九個人知道！’
‘這就請您放心好啦！我保證絕不對任何人講！’
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的活動帶上了越來越濃的政治色彩。1849年4月初，傅立葉誕辰紀念日，十來位小組成員特意舉行了一次慶賀會。會場上莊重地擺著不久前從巴黎訂購來的傅立葉的半身塑象。會上不少人發言抨擊了社會的黑暗，並要求更廣泛地傳播社會主義的學說。4月15日，周五聚會，會上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由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讀《別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這封信的手抄本是普列謝耶夫從莫斯科給他寄來的，他幾天前剛剛收到，已經在杜羅夫家的小型聚會上讀過。別林斯基在這封信中提出了俄國革命的三項最低綱領：“廢除農奴製度，取消體刑，盡可能嚴格地執行現有的法律。”這封信成了革命思想界公認的政治綱領。信的內容引起了在座的所有的人極大的興趣，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讀時，大家都顯得很激動，不時發出熱烈的讚歎聲。在一周後的聚會上，又討論了文學的當前任務，強調要用先進思想教育讀者，並商量了出版定期刊物的方案，擬定了行動綱領。
對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的活動，沙皇政府早已虎視眈眈。經過密探長達一年多時間的監視，沙皇尼古拉一世在4月22日發文通知“第三廳”特務首腦奧爾洛夫將軍：“案情至關重要，即使他們說的全是廢話，也是罪大惡極和不能容許的……可以開始逮捕，但務必謹慎行事，因為此案涉及人數極廣，切勿走漏風聲，放過要犯。”奧爾洛夫隨即下達了給彼得堡憲兵隊頭目的秘密指令，其中有一條為：“奉上諭，茲命閣下於明晨4時逮捕退役少尉工程師和文學家費多爾・米哈伊洛維奇・陀思妥耶夫斯基，該犯居住在小海軍街和沃茲涅先斯克大街交叉路口席裏樓第三層勃列麥爾公寓。應抄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切文件和書籍，將該犯以及查抄之物品一並解到禦前第三廳歸案。應仔細搜查，勿使任何東西有所遺漏。”就在小組活動緊鑼密鼓進行的同時，沙皇政府伸出了它的魔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