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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彼得堡的憂鬱
《兩重人格》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創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盡管作家從不否認小說在形式上存在不足，但又一再表示了對它的鍾愛之情。十多年後，他在給哥哥的信中還鄭重其事地談到了他打算重新修改這部小說：“我為什麽要去掉這麽美好的思想，丟掉就其社會重要性來說如此重大的典型呢？這個典型是我頭一個發現的，我是這個典型的預言家。”直到晚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談到自己的這部早期作品時仍強調：“我從來沒有把比這更為嚴肅的思想引到文學中來過。”這部作品確實有其特殊的意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作特色就是由此才真正開始顯露的。
小說寫的也是一個小公務員的形象，作者通過這一形象首次提出了一個貫穿他全部創作的雙重人格主題。在作者無情的剖析下，可以清晰地看到一顆激動不安的靈魂，看到主人公那恐懼、孤獨和矛盾的內心世界。
高略德金地位卑微，有過失業潦倒的痛苦經曆，一種唯恐回到過去境遇中去的恐懼感如驅不散的陰雲一般籠罩在他的心頭，甚至壓倒了他的正常思維。他時時覺得有人想暗算他，置他於死地，他常常用“那最有挑戰性的目光保護自己，以防不測”。同時，不管在現實中，還是在幻覺世界裏，高略德金尋求理解和友愛的願望都成了泡影。低下的社會地位和乖戾的舉止使他獲得的隻有嘲罵和唾棄，人們對這樣的小人物的一切抗爭都置若罔聞。在他身上有一種比恐懼更深一層的孤獨感。此外，高略德金軟弱無能，想改變自己“抹布般”的處境而無望，可是他幻覺中的同貌人則果斷油滑，在官場上八麵玲瓏；他多少還有點人的感情，對那些踩在別人肩頭往上爬的行為感到卑劣和可怕，可是同貌人卻是一個翻臉不認人的極端個人主義者……同貌人實際上是高略德金在現實中無法實現的幻想的形象化。這兩種心理集中在一個人物身上時必然導致激烈的矛盾衝突，而這種矛盾又是不可克服的，他那看不到出路的、病態的靈魂搏鬥的結局隻能是徹底的絕望，乃至發瘋。小說中，作家不僅提出了雙重人格的主題，同時還涉及了一些與後來的創作有聯係的重要思想，如為受侮辱受損害的小人物請命，社會腐朽思想對小人物心靈的侵蝕，“不做奴隸就做統治者”的“拿破侖主題”等。這些思想在《兩重人格》中有的還剛剛萌芽，但在他後來的作品中則得到了極為鮮明的展示和更為深刻的發展。而高略德金的形象無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後塑造的許多兩重人格形象的先驅。
就藝術表現手法而言，《兩重人格》也在不少方麵初步顯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作特色。例如，幻覺在小說中占據了突出的地位，主人公的雙重人格就是在他與幻覺中的同貌人的衝突中淋漓盡致地揭示出來的。小說中幻覺連綿不斷，那時隱時現的幻影把高略德金喪魂落魄的緊張心理逼真地表現了出來。小說中還有不少寫夢魘情景的出色段落。小說第十章就是以主人公的一個長長的惡夢開始的。在這個不連貫的、跳躍式的夢境中，高略德金見到自己受了同貌人的排擠和戲弄，並且被人趕上了街頭。高略德金拚命地在人行道上跑著，可是每跑一步，地底下就跳出一個同貌人，這些同貌人像一長串鵝似的跟在他後麵，“弄得應該受到同情的高略德金先生喘不過氣來”。這一奇特的夢境在表現主人公害怕被人從生活中排擠出去的恐懼心理方麵是相當有力的。《兩重人格》中也有關於意識流的成功描寫。高略德金為了追求上司的女兒克拉拉而闖進她的生日宴會，進去後處境十分尷尬，這時作者插入了對主人公在神誌恍惚的狀態中的下意識心理描寫。這裏高略德金的思路似乎是混亂的，但它並不是漫無邊際的胡思亂想，它反映了此時此刻主人公手足無措的慌亂心理，並與人物的性格和行為動機相吻合。從這些地方已能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寫實手法寫近乎荒誕的無意識行為的獨特才能。
當然，《兩重人格》畢竟隻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剛剛踏上文壇時的作品，作者橫溢的才華尚未經過長期的錘煉，藝術上的某些不足在所難免。然而，這部作品發表後竟在文學圈裏引起了作者本人始料不及的軒然大波。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在彼得堡傳得沸沸揚揚，有人已經揚言“一個多才多藝的作家將把所有的人都踩在腳下”。而此刻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自我感覺也好極了，他在給哥哥的信中這樣說道：“我的聲譽達到了頂點”；“到處是難以置信的尊敬，對我的好奇心十分強烈”；“大家都視我為奇才，我隻要一張口，到處便會議論紛紛”；“我們所有的人，甚至連別林斯基也認為，我大大超過了果戈理”；“我的前程似錦！”。年輕的作家確實被一片讚揚聲弄得有點飄飄然了。
然而，就像幾乎是突如其來的榮譽一樣，他的聲譽似乎又在一夜之間消失了。這裏引起爭議的《兩重人格》的發表是直接的原因。1846年4月初，他在給哥哥的信中說：“令人不快和苦惱的是：我們自己人，還有別林斯基，都因為高略德金而對我不滿。最初的反應是盲目的讚美、宣揚、轟動、議論。接下去就進行批評：大家眾口一詞，即我們的人和讀者都認為，高略德金如此枯燥乏味，簡直讀不下去。最可笑的是大家因作品冗長而對我大為惱火……有的讀者叫嚷，這完全不可能，寫作並刊登這類作品簡直荒唐……”陀思妥耶夫斯基為此大為沮喪，以至對自己如此喜愛的這部作品的價值也發生了懷疑：“我甚至一度情緒懊喪。我有一個可怕的弱點：自尊心和虛榮心無比強烈。我有負眾望，想到毀壞了一部能成大事的作品就覺得傷心極了……與出色的篇章相鄰的有糟糕透頂、非常蹩腳的東西，令人作嘔，不堪卒讀。這一切使我一時痛苦萬分，甚至因為苦惱而生病了。”
應該說，別林斯基並沒有像許多人那樣對小說采取斷然否定的態度。在小說尚未完稿時，他請陀思妥耶夫斯基到他家去朗誦這部作品的前幾章，並邀集了自己最親密的朋友前來參加。陀思妥耶夫斯基後來回憶說：“我記得，屠格涅夫參加了晚會。他隻聽完我朗誦的一半，稱讚一番以後便離開了，他急於趕到一個地方去。我讀了有三四章，別林斯基非常欣賞……”當時在場的格利戈洛維奇也曾描繪道：“別林斯基坐在作者的對麵，貪婪地捕捉著作者所念的每個字，好些地方他都無法掩飾他的讚歎之情，一再說隻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個人才能找到這樣驚人的心理細節。”小說發表後一個月，別林斯基又在《祖國紀事》上撰文稱讚說：“對於任何一個理解藝術奧秘的人來說，一眼便可看出《兩重人格》比《窮人》具有更多的創作天才和思想深度……《兩重人格》帶有巨大有力、但尚為年輕稚嫩的才能的烙印……至於多數人認為《兩重人格》是一部不成功的作品，說什麽作家才華出眾是言過其實，那麽陀思妥耶夫斯基根本不必擔心：他的才華屬於哪一類人，他們不是一下子被大家理解和承認的。在他的創作生涯中會出現許多與他對立的天才，但那些對手被大家遺忘之時，也正是他達到榮譽頂峰之日。”
即使在一年後，兩人關係開始有所疏遠時，別林斯基仍在《一八四六年俄國文學一瞥》中指出：“作者在《兩重人格》中顯露出巨大的創作力，主人公的性格屬於俄國文學能夠誇耀的最深刻、最大膽、最真實的構思之列。這部作品有無窮的智慧和真實，藝術上的技巧臻於成熟。”當然，他同時也批評作品過於“冗長”和“有些情節讀者無法理解”，特別是激烈地指責了小說中的幻想色彩：“幻想在我們的時代隻應在瘋人院才有位置，而不是在文學中，應該在醫生的診所裏，而不是在作家的書齋裏。”陀思妥耶夫斯基接受了別林斯基對這部小說的形式提出的某些批評，但對關於所謂的“幻想色彩”的指責不以為然。
陀思妥耶夫斯基與被他稱為“自己人”的作家朋友仍保持著聯係，然而一種不和諧的氣氛已經出現，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裂痕逐漸擴大了。在那時的文學沙龍中，嚴肅的談話往往和插科打諢乃至尖刻的嘲諷交雜在一起，這對於在上流社會的氛圍中長大的作家來說習以為常，他們嘲諷別人也若無其事地受別人的嘲諷。但是對於沒有這樣的生活背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說，就不是那麽一回事了。他毫不隱諱地講出內心的喜悅、不滿、憤怒，或是得意，可偏偏當時有人對他的成就深表懷疑，偏偏他自己陶醉在最初的成就中，容不得這種懷疑。於是，衝突就不可避免了。
巴納耶娃後來回憶說：“隨著小組中年輕文學家的出現，成為他們的笑柄是夠倒黴的事情，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卻像故意似的，以他的容易激動的和高傲的口氣稱，論才能他比他們無可比擬地高得多，這就授人以把柄。大家都在背後說他的壞話，在講話中刺傷他的自尊心；這事情，屠格涅夫特別是一把好手，故意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拖入爭論，急得他極度惱怒。陀思妥耶夫斯基氣得快要發瘋，有時候便狂熱地堅持在急躁中隨口說出對事物的荒唐看法，而屠格涅夫便把話頭接過來，嘲笑一番……陀思妥耶夫斯基懷疑大家妒忌他的才能，他在每一句絲毫沒有一點用意的話裏發現他們想要貶低他的作品，要侮辱他……大家不僅沒有寬厚地對待一個有病的神經質的人，反而變本加厲地用嘲笑去激怒他。”
別林斯基為此多次批評屠格涅夫：“瞧，您真好，跟有病的人去爭吵，故意刺激他，好像您沒有看見他在發火，他自己也不知道在說些什麽。”不過，當有人告訴別林斯基，說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經自以為是個天才時，別林斯基也隻得聳聳肩，憂愁地說：“真不幸，要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無疑是有才能的，然而，要是他不去發展他的才能，卻自以為已經是個天才的話，那他就不會前進了。他一定得去治病，這一切完全是因為神經受到強烈刺激。一定是生活把他這個病人的身體搞垮了！艱難的時期來臨了，得有非常堅強的神經才能忍受現代生活的一切條件。如果沒有一線光明，那麽恐怕人人心理上都會出毛病！”
然而，屠格涅夫的諷刺勁兒似乎已按捺不住。有一次在巴納耶夫家，他當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麵有聲有色地描述他在外省遇見的一個自稱天才的人的種種可笑之處。陀思妥耶夫斯基沒有聽完他的故事，便氣得臉色蒼白，渾身發抖地走了。屠格涅夫和巴納耶夫還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稱為“文學小偶像”，並寫出了這樣的諷刺詩：
陀思妥耶夫斯基憂鬱的王子，
你，宛如一顆可愛的粉刺，
長在文學的鼻子尖上，
先是發紅，後是發紫……
後麵的詩句更是出了格，竟嘲笑他在某伯爵的一次盛大的晚會上暈倒在一位金發女郎的腳下。事實上，那次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不習慣上流社會隆重的禮儀，過於激動而導致癲癇病的發作，而此時他的這個病尚未被確診。十年後，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樣談到自己在1846年和1847年時的身體狀況：“我一連兩年（40年代中期）患著可怕的精神上的疾病。我還患有多疑症，有時甚至喪失理智。我特別容易激動，過於敏感，經受不住一點點刺激，有時甚至對於一些極平常的事實也不能正確理解。”文學圈內對他的評價的急劇變化，使本身有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變得更加敏感，他開始躲避他以前的朋友，不再與他們交往。有一次，巴納耶夫在街上遇見他，正準備和他打招呼，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扭過頭，立即跑到了街對麵。
1846年初，別林斯基就決意離開《祖國紀事》。4月裏，他的願望實現了。別林斯基再也無法忍受克拉耶夫斯基對他長達六年的殘酷剝削，他的健康已經受到嚴重損害。令他欣慰的是，時隔不久，《現代人》雜誌就轉入了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手中。在《現代人》的籌辦過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涅克拉索夫又發生了矛盾。那年1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給哥哥的信中說：“我碰上了不愉快的事，我和涅克拉索夫為首的《現代人》徹底鬧翻了。他由於不滿意我仍把小說供給克拉耶夫斯基（我欠他錢），同時我又不願意公開宣布自己不屬於《祖國紀事》，再加上沒有希望在最近得到我的小說，便對我粗暴無禮，貿然向我索債。我抓住了他的話柄，並立了字據……我把涅克拉索夫痛罵了一頓……總之，這是件醜事。現在他們放出風來，說我自命不凡，狂妄自大，賣身投靠了克拉耶夫斯基。”
與涅克拉索夫和屠格涅夫等文學界朋友的決裂，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緒十分低落。他在這時期給哥哥的信中苦惱地寫道：“我病了。病到離死不遠了。我的整個神經係統受到了極其強烈的刺激。”“在我看來，彼得堡簡直是一座地獄。我在這兒感到非常非常苦惱！”“我似乎處在一片烏煙瘴氣的環境之中，看不到生氣勃勃的東西，沒有片刻清醒的時候；沒有工夫作認真的思考……他們給了我徒有虛名的榮譽，我卻不知何時才能逃離這座地獄。”他還在不久後寫就的一部小說中通過人物的口表達了自己內心的憂傷：“天才需要同情，需要有人了解。可是你會看到，當你稍微取得一點點成就時，聚集在你周圍的都是一些什麽人。他們會把你說得一文不值，並帶著鄙夷的神情看待你通過艱辛勞動、忍饑挨餓、無數個不眠之夜所取得的一切……你孤單單一個人，而他們人多；他們會像針刺那樣折磨你。”
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別林斯基的關係保持得比較久。雖然這時他對別林斯基“在文學見解方麵舉棋不定”也有所不滿，但是他認為他們之間“還保持著原來的良好關係，別林斯基是一個光明正大的人”。他有時仍上別林斯基家去聊天，在一些問題上他們仍有共同的語言。例如，別林斯基關於社會主義的看法對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吸引力，盡管他不能同意運用暴力手段實現社會進步的主張，也無法接受別林斯基對待基督教學說的態度。
有一次，在別林斯基家中，別林斯基指著陀思妥耶夫斯基對在座的一位朋友說：“我甚至看著他都覺得可憐。每次我一提到基督，他的臉色就變得十分難看，似乎就要哭出來……”接著，他又轉向陀思妥耶夫斯基：“您應該相信，您的基督倘若誕生在我們這個時代，他將是一個最不引人注目的人，在現代科學的條件下和人類當代開拓者的行列中，他將會無聲無息。”
“噢，不……對！”在房間裏踱步的別林斯基突然停住了腳步，接著說道，“如果現在出現了基督，那麽他一定會參加運動並會領導它……是的，是的，他必然會參加社會主義者的行列並隨著他們前進。”
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覺得，基督的理想並非是虛偽無知的仁愛，它在本質上與別林斯基主張的人民幸福和社會平等的思想是一致的。他無法放棄對基督理想的信仰，但是又有某種疑惑，難以進入篤信宗教的境界，如他後來所說的那樣：“我自覺不自覺地為之痛苦了整整一生的問題，就是上帝的存在。”
1846年第12期的《祖國紀事》上發表了他的短篇小說《普羅哈爾欽先生》，小說沒有得到文壇的好評。從那年10月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全力投入了中篇小說《女房東》的寫作，用了將近一年的時間完稿（在此期間，他還為《彼得堡新聞》寫過一組總題名為“彼得堡紀事”的雜文）。《女房東》寫得很順手：“明快、輕鬆和順利”，“靈感之泉直接從我的心中噴射出來，使我揮筆不停”。這是發生在彼得堡郊區的一個現代神話。女主人公的身世和行為都很曖昧。作品采用夢境與現實交替的手法展開女主人公與同居的老商人和青年學者之間的關係，以及複雜的心理衝突。青年學者奧爾狄諾夫是作者筆下的又一位幻想家形象，在這一形象身上既顯示了心靈孤寂的小人物對於感情的強烈需要，也表明無力介入現實生活的幻想家的可悲。小說自次年10月起在《祖國紀事》上刊出。
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作品的成功抱著很大的希望，特別是想聽到來自別林斯基的讚揚的評價。可是，這一次他徹底失望了。別林斯基撰文抨擊了這部作品：“想超乎能力以上地提高自己、因用，或叫做才能的蒼白，到底是什麽呢？我們不知道；我們隻覺得，作者想把馬爾林斯基和霍夫曼加以調和，摻雜進去一點最時新的幽默，然後再濃厚地塗上一層俄國民族性的油漆。無怪乎結果造成了一種奇形怪狀的東西，令人想起本世紀20年代娛樂過讀者的蒂特・柯斯莫克拉托夫的幻想故事來。在整篇小說裏，找不到一個字，一個句子是單純的，生動的，一切都是雕琢的、牽強的、浮誇的、人工的和虛偽的……這算是什麽呢？真是古怪的東西！不可理解的東西！”此害怕走平凡的路而要獨辟蹊徑的這種才能的濫與別林斯基的決裂看來也是不可避免的了。雖然他依然認為別林斯基“從來不會裝腔作勢”，可是兩人的“觀點是根本對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後來回憶這段經曆時說：當時“我指責他極力貶低文學的意義，強行賦予文學一些個別的、有辱它的身份的使命，隻讓它描述報紙上常見的新聞報道或醜聞趣事，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我反駁他說，隻靠發泄怨氣是不能吸引任何人的，那樣隻會使所有的人極感厭惡……別林斯基對我大發雷霆。最後，我們由互相冷淡轉為正式爭吵，就這樣，在他生前的最後幾年裏，我們一直沒有見過麵。”
別林斯基指責的其實還是所謂的“幻想色彩”，而這裏的“幻想色彩”主要是指作者運用幻覺、夢幻和下意識等手段，對人物的病態心理進行的無情剖析。然而否定它們，實際上就是從根本上否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藝術探索的一些重要方麵。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我對現實（藝術中的）有自己獨特的看法，大多數人稱之為超乎尋常的和虛幻的東西，對我來說，有時則構成最本質的現實。平常的現實主義以及對現實通行的看法，我認為還不是現實主義，而且甚至相反。”他後來還在作品中寫道：“人在病態的情況下，夢境往往異常清晰、鮮明、與現實非常相似。”“在睡夢中，尤其在發夢魘的時候，有時人會做出藝術的夢，看到複雜而真實的思想。”他把自己的創作方法稱為“虛幻現實主義”，而這就與一貫主張文學必須“像生活本身那樣”反映現實的別林斯基的文藝觀相悖了。由此看來，別林斯基對《兩重人格》的這一指責歸根結底還是由於他們在文藝觀上的差異所致。
1846年年底，在與原先的文學圈中的朋友交惡以後，情緒低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軍校時期的同學貝凱托夫那裏找到了新的精神寄托。這裏有他稱之為“團體”的十來位誌同道合的年輕人。這些人中有文學評論家邁科夫、貝凱托夫的研究自然科學的兩個弟弟、詩人普列謝耶夫、醫生揚諾夫斯基和作家格利戈洛維奇等。他們盡管學業旨趣不同，但都很談得來。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樂意與這些新結識的朋友交往。他在給哥哥的信中說：“這些人聰明幹練，心地善良，氣度高尚，性格堅強。這些新交醫好了我精神上的創傷。”格利戈洛維奇也在回憶中談道：“我們兩人都經常上貝凱托夫家去……結合在一起的都是些智慧發達的熱心腸的人，對於任何假話都會感到憤怒，任何高尚正直的意圖都會加以響應，這一群人襟懷坦白，是善的化身……無論是誰發言，無論談什麽……都可以感覺出生氣勃勃的力量，年輕人的敏感的神經，發熱的頭腦在心馳神往之際突然冒出來的輝煌的思想，處處可以聽到對壓迫和非正義表示憤懣的高尚的熱情迸發。”這個“團體”存在的時間不長，在當局的幹預下解散。其中有些人後來成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的成員。
在這段時間裏，陀思妥耶夫斯基與邁科夫、普列謝耶夫和揚諾夫斯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邁科夫是在別林斯基離開《祖國紀事》後接替他的評論欄的工作的，這是一個有才華的評論家，他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給予了真正的理解和支持。他在《一八四六年俄國文學斷想》一文中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為近代文學提供了頭等重要的材料，因為近代文學是以社會學和心理學的精確數據為依據的。他還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果戈理有本質的區別，“果戈理主要是一位社會的詩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卻是一位心理的詩人”。果戈理的作品可以被稱之為藝術統計學，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則擅長刻畫巨大的人物性格。“高略德金就像馬尼羅夫一樣生動和普遍。您可以把您的大部分熟人，有時甚至是自己稱為高略德金。”相識僅一年，這位很有前途的青年評論家就因突發中風而去世，陀思妥耶夫斯基深感悲痛。
1848年5月末，一個陰雨綿綿的日子，陀思妥耶夫斯基獲悉別林斯基去世。他心情沉重地來到揚諾夫斯基家，痛苦地回憶著自己與別林斯基曾經有過的種種交往。整整一天，他神情沮喪。晚上，他的癲癇病以未曾有過的烈度再次發作。他無法忘懷別林斯基曾經給予過他的一切。直到晚年，他還這樣寫道：“我現在想起我最初步入文壇時的情景，天知道已過去多少年了，對於我來說，這是一個憂傷和決定性的時刻。我正是記起了別林斯基本人，就是我那時見到他和他接待我的樣子……這是我一生中所見到的最富於激情的人……當時我熱情地接受了他的全部學說。”
§§第三章 傅立葉學說的信徒
小說寫的也是一個小公務員的形象，作者通過這一形象首次提出了一個貫穿他全部創作的雙重人格主題。在作者無情的剖析下，可以清晰地看到一顆激動不安的靈魂，看到主人公那恐懼、孤獨和矛盾的內心世界。
高略德金地位卑微，有過失業潦倒的痛苦經曆，一種唯恐回到過去境遇中去的恐懼感如驅不散的陰雲一般籠罩在他的心頭，甚至壓倒了他的正常思維。他時時覺得有人想暗算他，置他於死地，他常常用“那最有挑戰性的目光保護自己，以防不測”。同時，不管在現實中，還是在幻覺世界裏，高略德金尋求理解和友愛的願望都成了泡影。低下的社會地位和乖戾的舉止使他獲得的隻有嘲罵和唾棄，人們對這樣的小人物的一切抗爭都置若罔聞。在他身上有一種比恐懼更深一層的孤獨感。此外，高略德金軟弱無能，想改變自己“抹布般”的處境而無望，可是他幻覺中的同貌人則果斷油滑，在官場上八麵玲瓏；他多少還有點人的感情，對那些踩在別人肩頭往上爬的行為感到卑劣和可怕，可是同貌人卻是一個翻臉不認人的極端個人主義者……同貌人實際上是高略德金在現實中無法實現的幻想的形象化。這兩種心理集中在一個人物身上時必然導致激烈的矛盾衝突，而這種矛盾又是不可克服的，他那看不到出路的、病態的靈魂搏鬥的結局隻能是徹底的絕望，乃至發瘋。小說中，作家不僅提出了雙重人格的主題，同時還涉及了一些與後來的創作有聯係的重要思想，如為受侮辱受損害的小人物請命，社會腐朽思想對小人物心靈的侵蝕，“不做奴隸就做統治者”的“拿破侖主題”等。這些思想在《兩重人格》中有的還剛剛萌芽，但在他後來的作品中則得到了極為鮮明的展示和更為深刻的發展。而高略德金的形象無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後塑造的許多兩重人格形象的先驅。
就藝術表現手法而言，《兩重人格》也在不少方麵初步顯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作特色。例如，幻覺在小說中占據了突出的地位，主人公的雙重人格就是在他與幻覺中的同貌人的衝突中淋漓盡致地揭示出來的。小說中幻覺連綿不斷，那時隱時現的幻影把高略德金喪魂落魄的緊張心理逼真地表現了出來。小說中還有不少寫夢魘情景的出色段落。小說第十章就是以主人公的一個長長的惡夢開始的。在這個不連貫的、跳躍式的夢境中，高略德金見到自己受了同貌人的排擠和戲弄，並且被人趕上了街頭。高略德金拚命地在人行道上跑著，可是每跑一步，地底下就跳出一個同貌人，這些同貌人像一長串鵝似的跟在他後麵，“弄得應該受到同情的高略德金先生喘不過氣來”。這一奇特的夢境在表現主人公害怕被人從生活中排擠出去的恐懼心理方麵是相當有力的。《兩重人格》中也有關於意識流的成功描寫。高略德金為了追求上司的女兒克拉拉而闖進她的生日宴會，進去後處境十分尷尬，這時作者插入了對主人公在神誌恍惚的狀態中的下意識心理描寫。這裏高略德金的思路似乎是混亂的，但它並不是漫無邊際的胡思亂想，它反映了此時此刻主人公手足無措的慌亂心理，並與人物的性格和行為動機相吻合。從這些地方已能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寫實手法寫近乎荒誕的無意識行為的獨特才能。
當然，《兩重人格》畢竟隻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剛剛踏上文壇時的作品，作者橫溢的才華尚未經過長期的錘煉，藝術上的某些不足在所難免。然而，這部作品發表後竟在文學圈裏引起了作者本人始料不及的軒然大波。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在彼得堡傳得沸沸揚揚，有人已經揚言“一個多才多藝的作家將把所有的人都踩在腳下”。而此刻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自我感覺也好極了，他在給哥哥的信中這樣說道：“我的聲譽達到了頂點”；“到處是難以置信的尊敬，對我的好奇心十分強烈”；“大家都視我為奇才，我隻要一張口，到處便會議論紛紛”；“我們所有的人，甚至連別林斯基也認為，我大大超過了果戈理”；“我的前程似錦！”。年輕的作家確實被一片讚揚聲弄得有點飄飄然了。
然而，就像幾乎是突如其來的榮譽一樣，他的聲譽似乎又在一夜之間消失了。這裏引起爭議的《兩重人格》的發表是直接的原因。1846年4月初，他在給哥哥的信中說：“令人不快和苦惱的是：我們自己人，還有別林斯基，都因為高略德金而對我不滿。最初的反應是盲目的讚美、宣揚、轟動、議論。接下去就進行批評：大家眾口一詞，即我們的人和讀者都認為，高略德金如此枯燥乏味，簡直讀不下去。最可笑的是大家因作品冗長而對我大為惱火……有的讀者叫嚷，這完全不可能，寫作並刊登這類作品簡直荒唐……”陀思妥耶夫斯基為此大為沮喪，以至對自己如此喜愛的這部作品的價值也發生了懷疑：“我甚至一度情緒懊喪。我有一個可怕的弱點：自尊心和虛榮心無比強烈。我有負眾望，想到毀壞了一部能成大事的作品就覺得傷心極了……與出色的篇章相鄰的有糟糕透頂、非常蹩腳的東西，令人作嘔，不堪卒讀。這一切使我一時痛苦萬分，甚至因為苦惱而生病了。”
應該說，別林斯基並沒有像許多人那樣對小說采取斷然否定的態度。在小說尚未完稿時，他請陀思妥耶夫斯基到他家去朗誦這部作品的前幾章，並邀集了自己最親密的朋友前來參加。陀思妥耶夫斯基後來回憶說：“我記得，屠格涅夫參加了晚會。他隻聽完我朗誦的一半，稱讚一番以後便離開了，他急於趕到一個地方去。我讀了有三四章，別林斯基非常欣賞……”當時在場的格利戈洛維奇也曾描繪道：“別林斯基坐在作者的對麵，貪婪地捕捉著作者所念的每個字，好些地方他都無法掩飾他的讚歎之情，一再說隻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個人才能找到這樣驚人的心理細節。”小說發表後一個月，別林斯基又在《祖國紀事》上撰文稱讚說：“對於任何一個理解藝術奧秘的人來說，一眼便可看出《兩重人格》比《窮人》具有更多的創作天才和思想深度……《兩重人格》帶有巨大有力、但尚為年輕稚嫩的才能的烙印……至於多數人認為《兩重人格》是一部不成功的作品，說什麽作家才華出眾是言過其實，那麽陀思妥耶夫斯基根本不必擔心：他的才華屬於哪一類人，他們不是一下子被大家理解和承認的。在他的創作生涯中會出現許多與他對立的天才，但那些對手被大家遺忘之時，也正是他達到榮譽頂峰之日。”
即使在一年後，兩人關係開始有所疏遠時，別林斯基仍在《一八四六年俄國文學一瞥》中指出：“作者在《兩重人格》中顯露出巨大的創作力，主人公的性格屬於俄國文學能夠誇耀的最深刻、最大膽、最真實的構思之列。這部作品有無窮的智慧和真實，藝術上的技巧臻於成熟。”當然，他同時也批評作品過於“冗長”和“有些情節讀者無法理解”，特別是激烈地指責了小說中的幻想色彩：“幻想在我們的時代隻應在瘋人院才有位置，而不是在文學中，應該在醫生的診所裏，而不是在作家的書齋裏。”陀思妥耶夫斯基接受了別林斯基對這部小說的形式提出的某些批評，但對關於所謂的“幻想色彩”的指責不以為然。
陀思妥耶夫斯基與被他稱為“自己人”的作家朋友仍保持著聯係，然而一種不和諧的氣氛已經出現，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裂痕逐漸擴大了。在那時的文學沙龍中，嚴肅的談話往往和插科打諢乃至尖刻的嘲諷交雜在一起，這對於在上流社會的氛圍中長大的作家來說習以為常，他們嘲諷別人也若無其事地受別人的嘲諷。但是對於沒有這樣的生活背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說，就不是那麽一回事了。他毫不隱諱地講出內心的喜悅、不滿、憤怒，或是得意，可偏偏當時有人對他的成就深表懷疑，偏偏他自己陶醉在最初的成就中，容不得這種懷疑。於是，衝突就不可避免了。
巴納耶娃後來回憶說：“隨著小組中年輕文學家的出現，成為他們的笑柄是夠倒黴的事情，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卻像故意似的，以他的容易激動的和高傲的口氣稱，論才能他比他們無可比擬地高得多，這就授人以把柄。大家都在背後說他的壞話，在講話中刺傷他的自尊心；這事情，屠格涅夫特別是一把好手，故意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拖入爭論，急得他極度惱怒。陀思妥耶夫斯基氣得快要發瘋，有時候便狂熱地堅持在急躁中隨口說出對事物的荒唐看法，而屠格涅夫便把話頭接過來，嘲笑一番……陀思妥耶夫斯基懷疑大家妒忌他的才能，他在每一句絲毫沒有一點用意的話裏發現他們想要貶低他的作品，要侮辱他……大家不僅沒有寬厚地對待一個有病的神經質的人，反而變本加厲地用嘲笑去激怒他。”
別林斯基為此多次批評屠格涅夫：“瞧，您真好，跟有病的人去爭吵，故意刺激他，好像您沒有看見他在發火，他自己也不知道在說些什麽。”不過，當有人告訴別林斯基，說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經自以為是個天才時，別林斯基也隻得聳聳肩，憂愁地說：“真不幸，要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無疑是有才能的，然而，要是他不去發展他的才能，卻自以為已經是個天才的話，那他就不會前進了。他一定得去治病，這一切完全是因為神經受到強烈刺激。一定是生活把他這個病人的身體搞垮了！艱難的時期來臨了，得有非常堅強的神經才能忍受現代生活的一切條件。如果沒有一線光明，那麽恐怕人人心理上都會出毛病！”
然而，屠格涅夫的諷刺勁兒似乎已按捺不住。有一次在巴納耶夫家，他當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麵有聲有色地描述他在外省遇見的一個自稱天才的人的種種可笑之處。陀思妥耶夫斯基沒有聽完他的故事，便氣得臉色蒼白，渾身發抖地走了。屠格涅夫和巴納耶夫還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稱為“文學小偶像”，並寫出了這樣的諷刺詩：
陀思妥耶夫斯基憂鬱的王子，
你，宛如一顆可愛的粉刺，
長在文學的鼻子尖上，
先是發紅，後是發紫……
後麵的詩句更是出了格，竟嘲笑他在某伯爵的一次盛大的晚會上暈倒在一位金發女郎的腳下。事實上，那次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不習慣上流社會隆重的禮儀，過於激動而導致癲癇病的發作，而此時他的這個病尚未被確診。十年後，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樣談到自己在1846年和1847年時的身體狀況：“我一連兩年（40年代中期）患著可怕的精神上的疾病。我還患有多疑症，有時甚至喪失理智。我特別容易激動，過於敏感，經受不住一點點刺激，有時甚至對於一些極平常的事實也不能正確理解。”文學圈內對他的評價的急劇變化，使本身有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變得更加敏感，他開始躲避他以前的朋友，不再與他們交往。有一次，巴納耶夫在街上遇見他，正準備和他打招呼，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扭過頭，立即跑到了街對麵。
1846年初，別林斯基就決意離開《祖國紀事》。4月裏，他的願望實現了。別林斯基再也無法忍受克拉耶夫斯基對他長達六年的殘酷剝削，他的健康已經受到嚴重損害。令他欣慰的是，時隔不久，《現代人》雜誌就轉入了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手中。在《現代人》的籌辦過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涅克拉索夫又發生了矛盾。那年1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給哥哥的信中說：“我碰上了不愉快的事，我和涅克拉索夫為首的《現代人》徹底鬧翻了。他由於不滿意我仍把小說供給克拉耶夫斯基（我欠他錢），同時我又不願意公開宣布自己不屬於《祖國紀事》，再加上沒有希望在最近得到我的小說，便對我粗暴無禮，貿然向我索債。我抓住了他的話柄，並立了字據……我把涅克拉索夫痛罵了一頓……總之，這是件醜事。現在他們放出風來，說我自命不凡，狂妄自大，賣身投靠了克拉耶夫斯基。”
與涅克拉索夫和屠格涅夫等文學界朋友的決裂，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緒十分低落。他在這時期給哥哥的信中苦惱地寫道：“我病了。病到離死不遠了。我的整個神經係統受到了極其強烈的刺激。”“在我看來，彼得堡簡直是一座地獄。我在這兒感到非常非常苦惱！”“我似乎處在一片烏煙瘴氣的環境之中，看不到生氣勃勃的東西，沒有片刻清醒的時候；沒有工夫作認真的思考……他們給了我徒有虛名的榮譽，我卻不知何時才能逃離這座地獄。”他還在不久後寫就的一部小說中通過人物的口表達了自己內心的憂傷：“天才需要同情，需要有人了解。可是你會看到，當你稍微取得一點點成就時，聚集在你周圍的都是一些什麽人。他們會把你說得一文不值，並帶著鄙夷的神情看待你通過艱辛勞動、忍饑挨餓、無數個不眠之夜所取得的一切……你孤單單一個人，而他們人多；他們會像針刺那樣折磨你。”
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別林斯基的關係保持得比較久。雖然這時他對別林斯基“在文學見解方麵舉棋不定”也有所不滿，但是他認為他們之間“還保持著原來的良好關係，別林斯基是一個光明正大的人”。他有時仍上別林斯基家去聊天，在一些問題上他們仍有共同的語言。例如，別林斯基關於社會主義的看法對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吸引力，盡管他不能同意運用暴力手段實現社會進步的主張，也無法接受別林斯基對待基督教學說的態度。
有一次，在別林斯基家中，別林斯基指著陀思妥耶夫斯基對在座的一位朋友說：“我甚至看著他都覺得可憐。每次我一提到基督，他的臉色就變得十分難看，似乎就要哭出來……”接著，他又轉向陀思妥耶夫斯基：“您應該相信，您的基督倘若誕生在我們這個時代，他將是一個最不引人注目的人，在現代科學的條件下和人類當代開拓者的行列中，他將會無聲無息。”
“噢，不……對！”在房間裏踱步的別林斯基突然停住了腳步，接著說道，“如果現在出現了基督，那麽他一定會參加運動並會領導它……是的，是的，他必然會參加社會主義者的行列並隨著他們前進。”
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覺得，基督的理想並非是虛偽無知的仁愛，它在本質上與別林斯基主張的人民幸福和社會平等的思想是一致的。他無法放棄對基督理想的信仰，但是又有某種疑惑，難以進入篤信宗教的境界，如他後來所說的那樣：“我自覺不自覺地為之痛苦了整整一生的問題，就是上帝的存在。”
1846年第12期的《祖國紀事》上發表了他的短篇小說《普羅哈爾欽先生》，小說沒有得到文壇的好評。從那年10月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全力投入了中篇小說《女房東》的寫作，用了將近一年的時間完稿（在此期間，他還為《彼得堡新聞》寫過一組總題名為“彼得堡紀事”的雜文）。《女房東》寫得很順手：“明快、輕鬆和順利”，“靈感之泉直接從我的心中噴射出來，使我揮筆不停”。這是發生在彼得堡郊區的一個現代神話。女主人公的身世和行為都很曖昧。作品采用夢境與現實交替的手法展開女主人公與同居的老商人和青年學者之間的關係，以及複雜的心理衝突。青年學者奧爾狄諾夫是作者筆下的又一位幻想家形象，在這一形象身上既顯示了心靈孤寂的小人物對於感情的強烈需要，也表明無力介入現實生活的幻想家的可悲。小說自次年10月起在《祖國紀事》上刊出。
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作品的成功抱著很大的希望，特別是想聽到來自別林斯基的讚揚的評價。可是，這一次他徹底失望了。別林斯基撰文抨擊了這部作品：“想超乎能力以上地提高自己、因用，或叫做才能的蒼白，到底是什麽呢？我們不知道；我們隻覺得，作者想把馬爾林斯基和霍夫曼加以調和，摻雜進去一點最時新的幽默，然後再濃厚地塗上一層俄國民族性的油漆。無怪乎結果造成了一種奇形怪狀的東西，令人想起本世紀20年代娛樂過讀者的蒂特・柯斯莫克拉托夫的幻想故事來。在整篇小說裏，找不到一個字，一個句子是單純的，生動的，一切都是雕琢的、牽強的、浮誇的、人工的和虛偽的……這算是什麽呢？真是古怪的東西！不可理解的東西！”此害怕走平凡的路而要獨辟蹊徑的這種才能的濫與別林斯基的決裂看來也是不可避免的了。雖然他依然認為別林斯基“從來不會裝腔作勢”，可是兩人的“觀點是根本對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後來回憶這段經曆時說：當時“我指責他極力貶低文學的意義，強行賦予文學一些個別的、有辱它的身份的使命，隻讓它描述報紙上常見的新聞報道或醜聞趣事，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我反駁他說，隻靠發泄怨氣是不能吸引任何人的，那樣隻會使所有的人極感厭惡……別林斯基對我大發雷霆。最後，我們由互相冷淡轉為正式爭吵，就這樣，在他生前的最後幾年裏，我們一直沒有見過麵。”
別林斯基指責的其實還是所謂的“幻想色彩”，而這裏的“幻想色彩”主要是指作者運用幻覺、夢幻和下意識等手段，對人物的病態心理進行的無情剖析。然而否定它們，實際上就是從根本上否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藝術探索的一些重要方麵。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我對現實（藝術中的）有自己獨特的看法，大多數人稱之為超乎尋常的和虛幻的東西，對我來說，有時則構成最本質的現實。平常的現實主義以及對現實通行的看法，我認為還不是現實主義，而且甚至相反。”他後來還在作品中寫道：“人在病態的情況下，夢境往往異常清晰、鮮明、與現實非常相似。”“在睡夢中，尤其在發夢魘的時候，有時人會做出藝術的夢，看到複雜而真實的思想。”他把自己的創作方法稱為“虛幻現實主義”，而這就與一貫主張文學必須“像生活本身那樣”反映現實的別林斯基的文藝觀相悖了。由此看來，別林斯基對《兩重人格》的這一指責歸根結底還是由於他們在文藝觀上的差異所致。
1846年年底，在與原先的文學圈中的朋友交惡以後，情緒低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軍校時期的同學貝凱托夫那裏找到了新的精神寄托。這裏有他稱之為“團體”的十來位誌同道合的年輕人。這些人中有文學評論家邁科夫、貝凱托夫的研究自然科學的兩個弟弟、詩人普列謝耶夫、醫生揚諾夫斯基和作家格利戈洛維奇等。他們盡管學業旨趣不同，但都很談得來。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樂意與這些新結識的朋友交往。他在給哥哥的信中說：“這些人聰明幹練，心地善良，氣度高尚，性格堅強。這些新交醫好了我精神上的創傷。”格利戈洛維奇也在回憶中談道：“我們兩人都經常上貝凱托夫家去……結合在一起的都是些智慧發達的熱心腸的人，對於任何假話都會感到憤怒，任何高尚正直的意圖都會加以響應，這一群人襟懷坦白，是善的化身……無論是誰發言，無論談什麽……都可以感覺出生氣勃勃的力量，年輕人的敏感的神經，發熱的頭腦在心馳神往之際突然冒出來的輝煌的思想，處處可以聽到對壓迫和非正義表示憤懣的高尚的熱情迸發。”這個“團體”存在的時間不長，在當局的幹預下解散。其中有些人後來成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的成員。
在這段時間裏，陀思妥耶夫斯基與邁科夫、普列謝耶夫和揚諾夫斯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邁科夫是在別林斯基離開《祖國紀事》後接替他的評論欄的工作的，這是一個有才華的評論家，他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給予了真正的理解和支持。他在《一八四六年俄國文學斷想》一文中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為近代文學提供了頭等重要的材料，因為近代文學是以社會學和心理學的精確數據為依據的。他還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果戈理有本質的區別，“果戈理主要是一位社會的詩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卻是一位心理的詩人”。果戈理的作品可以被稱之為藝術統計學，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則擅長刻畫巨大的人物性格。“高略德金就像馬尼羅夫一樣生動和普遍。您可以把您的大部分熟人，有時甚至是自己稱為高略德金。”相識僅一年，這位很有前途的青年評論家就因突發中風而去世，陀思妥耶夫斯基深感悲痛。
1848年5月末，一個陰雨綿綿的日子，陀思妥耶夫斯基獲悉別林斯基去世。他心情沉重地來到揚諾夫斯基家，痛苦地回憶著自己與別林斯基曾經有過的種種交往。整整一天，他神情沮喪。晚上，他的癲癇病以未曾有過的烈度再次發作。他無法忘懷別林斯基曾經給予過他的一切。直到晚年，他還這樣寫道：“我現在想起我最初步入文壇時的情景，天知道已過去多少年了，對於我來說，這是一個憂傷和決定性的時刻。我正是記起了別林斯基本人，就是我那時見到他和他接待我的樣子……這是我一生中所見到的最富於激情的人……當時我熱情地接受了他的全部學說。”
§§第三章 傅立葉學說的信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