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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堡內不安分的學生
母親在世時，父母親就對兩個大兒子的前程作過安排。他們了解並讚許孩子對文學的熱烈的愛好，想方設法為孩子的成長創造條件。家裏訂購了文學期刊《讀者文庫》，選擇了以文科教學見長的切爾馬克寄宿學校作為孩子中學階段的求學之地，而後自然想讓孩子進入莫斯科大學。可是母親過早的離世和家庭經濟條件的窘迫，迫使父親改變了主意。在他看來，他的孩子麵臨的首先將是如何設法獲得一個公費求學的機會，並且這個學校將能保證他們今後在社會中謀得好的職業。顯然，彼得堡軍事工程學校是一個理想的選擇。他明白告訴他的兒子，他們必須“自己去闖出一條路，否則他死了以後他們將淪為乞丐”。但是，在對生活充滿幻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看來，進軍校“是一個錯誤”，“我們的前途從而也就被斷送了”。
1837年5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倆隨父親前往彼得堡。在特維爾省的一個驛站，他又看到了這樣的一幕人間悲劇：一個喝得醉醺醺的信使從驛站裏走出來，跳上了停在路邊的一輛郵車，“信使微微欠身，一句話不說，舉起自己肥大的右拳，狠狠地朝車夫後腦勺打了一下，車夫全身朝前踉蹌一晃，隨後舉起鞭子，用盡全力朝馬抽去，馬朝前衝去，但信使不斷地打著車夫，這是習慣，而不是需要，這是多少世紀以來形成的習慣。可怕的拳頭一次又一次舉起來落在車夫的後腦勺上。就這樣打著，一直到馬車消失在視野之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回憶這一幕時說，“這個令人作嘔的畫麵一直留在我的記憶中”。後來，他在小說《罪與罰》文稿中寫到了一個類似的場麵，並作了這樣的邊注：“關於一匹被驅使過度的馬，是兒童時代見到的”；“我個人第一次目睹的淩辱事件――馬，信使”。
馬車走得很慢，遇到驛站還得等上二三個小時，長達一個星期的旅途生活使兄弟倆既疲憊又焦躁。陀思妥耶夫斯基說：“那時我和哥哥向往新的生活，強烈地幻想著某種東西，幻想一切‘美好和崇高的’事物……雖然我們倆清楚地知道數學考試的各種要求，但是我們幻想的隻是詩歌和詩人。哥哥寫詩，每天要寫二三首，甚至路上也不間斷，而我則不斷在心裏創作著描繪威尼斯生活的長篇小說。”倆人在路上已經商定，一到彼得堡，馬上去普希金決鬥的地方，還要找到普希金原來的住所，親眼看一看他們心愛的詩人去世時的那個房間。
來到彼得堡，他們才知道離開考試的時間尚早，兄弟倆不得不在科斯托馬羅夫上尉辦的寄宿學校裏暫住。經過百來天的考前準備，兩人一起參加了9月份的入學考試。哥哥米哈伊爾在體檢時發現患有肺病，自然沒有了入學的希望；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成績名列前茅，本該獲得公費生的待遇，卻因既無背景又不願行賄而落空，因此他同樣入學無望。米哈伊爾在給父親的信中說：“弟弟傷心極了。我們沒有什麽可給的，我們就是有，也不會給，因為用錢而不是憑本領去爭第一是不道德的，可恥的……問題是將軍宣布已經沒有公費生名額了，因此，即使皇上恩準，校方也不會收他為公費生了。隻好認倒黴！現在叫我們從哪兒去弄這950盧布……”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極為憤慨地給父親寫道：“不久前我了解到，將軍在考試以後竭力要接受4名新生為公費生，還不算曾在科斯托馬羅夫那裏學習過並將我的空額奪走的那一名學生。多麽卑鄙！這使我感到十分震驚。我們，靠著僅存的一文錢勉強生活，卻要付學費，而他們，富家子弟，卻可以免費入學。去他們的！”社會的醜惡和人性的卑劣，使剛剛離開家庭的年輕人感到震驚，憤世嫉俗之情油然而生。
正當兄弟倆感到絕望之時，情況卻有了轉機。父親的一個朋友將米哈伊爾介紹到了列維爾，進入了士官工程隊。而亞曆山德拉姨媽在得知費多爾的困境後，決定由她來支付這筆學費。1838年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穿上黑製服，戴上高筒軍帽，走進了米哈伊洛夫斯基城堡，成為軍校的一名學員。
米哈伊洛夫斯基城堡座落在涅瓦河和夏園之間的方坦卡，是當年沙皇保羅一世居住的宮殿。這座有高牆和護城河與外界隔絕的城堡氣勢宏偉，被認為是建築藝術史上的傑作。但是自1801年保羅一世在他兒子暗中支持的宮廷政變中被謀害後，這座城堡也逐漸失去了它的威嚴，後來幹脆變成了軍事工程學校的所在地。當陀思妥耶夫斯基跨進這座城堡時，經曆了幾十年風雨的城堡已難覓其富麗堂皇的原貌，不過其宏大的建築格局仍使他感受到一種撼人的力量。
對於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說，城堡裏的生活是乏味的和痛苦的。軍校有極為嚴格且等級深嚴的管理製度，“人人頭上籠罩著嚴格的、極其吹毛求疵的危險……為了一件極無辜的過失，比如領子敞著或者衣服鈕扣沒有扣好，就會被送去關禁閉或者背著背囊在門口站上幾個小時”。名目繁多的課程、枯燥累人的操練、粗暴蠻橫的教官，這一切壓得新生幾乎喘不過氣來。他在給父親的信中抱怨說：“我們從早到晚坐在教室裏，一堂課接一堂課聽講；晚上我們不僅沒有空的時候，甚至沒有一點時間好好複習一下白天在課堂裏聽到的內容：要我們去操練隊列，給我們上擊劍、跳舞、唱歌等課程，誰也不敢缺席。最後還要放哨站崗，時間就這樣過去了。”此外，被稱為“小鬆雞”的新生還要麵臨某些高年級學員的欺負。這些老生用種種惡作劇的行為甚至殘忍的毆打取樂，可是校方對這種野蠻的風氣卻置若罔聞。
更令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屈辱的是，他常常因貧困而受到那些出身豪門、揮金如土的貴族子弟的嘲笑，雖然他根本看不起那些“把軍銜看得比智慧還重要”的輕浮的紈絝子弟。他在給哥哥的信中這樣談到他當時的處境：“你相信嗎？我從營地回來的時候，分文不名，在路上又冷（整天下雨，我們都一無遮蓋）又餓，我生病了，可是身上連喝口茶的錢都沒有。”父親遲遲沒有寄錢來，信上說遭了災，收成不好，欠了債。無奈中，他告訴父親：“不管願意不願意，我得完全遷就眼前我所交往的這夥人的規矩。為什麽要拿自己做例外呢？這種例外有時候常會使人遭到極大的不愉快。”“眼下……有點茶，有點糖……不僅是為了麵子，也是因為實在少不了……不過我還是尊重您的困難，今後不再喝茶了……”生活的需要是一回事，但更重要的是他那敏感的心靈中的自尊和平等的願望。在小市民階層中長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新的環境中特別強烈地感覺到了這一點。他變得更加鬱鬱寡歡。
在進校半年後，他寫給哥哥的一些信中常能見到這樣的文字：“我不知道我的憂傷的思想何時才能平息？”“我覺得，世界是沾染了邪念的天上神靈的煉獄。”“人是多麽膽怯啊！哈姆雷特！哈姆雷特！當我想起這些熱烈、狂暴的話語所表達的陷於麻痹狀態的世界的痛苦呻吟，那時候，無論是憂傷的埋怨，或者是責難，都不會使我心裏難過……心靈因痛苦而感到如此壓抑，甚至不敢去理解它，以免折磨自己。”“活著而沒有希望是悲哀的。向前看，未來使我感到可怕。我似乎在沒有一絲陽光的寒冷極地的氛圍中奔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內心痛苦溢於言表。
後來成為著名畫家的特魯托夫斯基在時隔數十年後，還清晰地記得他當年的校友不同一般的麵貌：“整個學校裏，沒有一個學生像費・米・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跟軍人的姿勢不相稱。他的舉止有點兒笨拙，而且還抖抖嗦嗦。製服穿在他的身上挺別扭，臨時不得不披掛在身上的背囊、圓筒軍帽和槍，於他無異是一種鐵鎖鏈，他簡直不堪其苦。”於是，年輕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越來越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以至有人給他起了個“修道士福迪”（意為“非塵世的人”）的外號。
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卻進入了另一個境界。他開始利用一切空餘時間（特別是晚上的時間）大量地閱讀世界各國的文學作品，並在他不感興趣的課上讓神思遐遊八方。這時，他那同樣愛好文學的哥哥米哈伊爾就成了他傾吐內心激情的最好的朋友。他在那年8月裏給哥哥的一封信中寫道：“讀得不比你少。霍夫曼的全部俄譯本和德文本……幾乎全部巴爾紮克的作品（巴爾紮克真偉大！他的人物是宇宙智慧的傑作！不是時代精神，而是幾十個世紀經過自己奮鬥才在一個人的心中造就這樣的結局）。歌德的《浮士德》和他的短詩……還有雨果的作品……”
他學生時代的好朋友、後來成為著名作家的格利戈洛維奇曾這樣描述他讀書入迷的情景：陀思妥耶夫斯基時常“躲在一邊，不參加遊戲，專心致誌地讀書，尋找僻靜的地方……在4號房間的一個很深的角落，有一扇窗戶朝方坦卡，休息時間總可以在那裏找到他，而且總是捧著書本……他的博覽群書使我驚訝。他提到的作者名字，我還從來不曾聽說過，是新發現。”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優秀作家創造的文學世界中如饑似渴地汲取著支撐自己和豐富自己的精神養料。
不過，就在第一學年結束的時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卻因為幾何學課程考試不及格而留了一級。他難過極了。“可怕！再讀一年，浪費整整一年！”而那些“考得比我差一百倍的都順利升級了（托了人情）……隻有一個理由，有些老師對我很不好……”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寫信向父親報告了這個壞消息。
父親在接到兒子的信後就病倒了。不過，他的身體從妻子死後就每況愈下了，盡管他才四十多歲。一個人蟄居鄉下，他在孤獨中變得恍恍惚惚，大聲地與亡妻說著話。他開始酗酒，並常常處在半醉狀態。後來，他又與使女卡捷琳娜同居了。鄉下的收成很糟，破產乃至挨餓的前景更使他感到絕望，他的脾氣自然變得更加古怪。
1839年初夏的一天，他從達羅沃耶村出發前往切列莫什尼亞巡視，可是再也沒有回來。後來人們在半路上發現了他的屍體。關於他的死有多種說法，有的說是因突發腦溢血中風而死；有的說是農民蓄意謀害，被堵住嘴憋死的。流傳最廣的是兒子安德烈在回憶錄中所寫的那一種：父親那天來到切列莫什尼亞的一塊林邊空地上，那裏有十來個農民正在田裏幹活。他看見（也許隻是他的一種感覺，因為他已有幾分醉意）那些農民幹活都不怎麽賣力氣，於是大發雷霆，訓斥他們。有個膽大的小夥子用粗野的話回敬了幾句，罵完後又有些後怕，於是便幹脆吆喝道：“夥計們，揍死他！”那些本來就痛恨父親的農民立即衝上前去，頃刻間就把他給打死了。地方當局派來了調查此案的人員，可是據說農民設法買通了他們。調查結論是死者因中風而亡。而死者的親屬也不願把事情鬧大，因為這樣的暴死並不光彩，而且查出來後村裏的農民都得去坐牢，遺屬必將徹底破產。於是，這事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許多人認為安德烈根據傳言而描述的這種說法毫無根據，純屬無稽之談。
接到父親去世的消息，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震驚和難過。母親去世才兩年，他們七個兄妹又失去了父親。他在給哥哥米哈伊爾的信中說：“我為父親的去世流了很多眼淚，現在我們的處境更為可怕了；我講的不是自己，而是指我們全家。世界上難道還有比我們這些可憐的弟妹更為不幸的人嗎？一想到他們將由別人領去撫養，我就難過得要命……”對於父親暴死這一悲慘的一幕，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終保持著沉默，他在內心深處始終不願相信父親被農民打死這一傳言。
盡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對自己的父親的性格缺陷和某些做法一向不以為然，但他堅持認為父親是那一時代有教養的人。來到軍校後，他在給哥哥的信中多次提到對父親在鄉下的孤獨生活感到不安，他“可憐不幸的父親”。在得知留級的消息後，最使他難受的就是“可憐的父親的眼淚”。他一輩子也沒忘記是父親最初引發了他對文學對理想主義的追求。他在晚年與弟弟回憶父親時所說的那些充滿感情的話證明了他對父親的不一般的感情。因此，後來作家的女兒想當然地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塑造醜惡的老卡拉馬佐夫形象時，“大概經常回憶起他父親那貪婪吝嗇的性格……回憶起他父親的狂飲無度和使孩子們極感厭惡的貪淫好色。”這樣的推斷顯然缺乏根據。相反，正是在這部作品的結尾處，作家通過阿遼沙的口說出了這樣動人的話：“一個好的回憶，特別是兒童時代從父母家裏留下來的回憶，是世上最高尚、最強烈、最健康，而且對未來的生活最為有益的東西。”
父親的死使陀思妥耶夫斯基遭到的打擊是極為沉重的，折磨了他一生的癲癇病就是在這時初次作怪的。但同時，年僅17歲的他也在這時變得成熟起來。在給哥哥的信中，他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一定要把自己的“希望變成生活的內容”：“我的心靈對原來狂熱的激情已格格不入。心靈中的一切很平靜，就像隱藏著深深秘密的人的內心一樣；研究‘人和生活的意義’在這方麵我相當成功；我能根據一些作家的作品研究人物，我的生活的最好時光便是和它們一起自由而歡快地度過的……我對自己有信心。人是一個謎。需要解開它，如果你一輩子都在解這個謎，那你就別說浪費了時間。我在研究這個謎，因為我想成為一個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閱讀麵越來越廣，除了本國文學作品外，大量的外國作家作品進入了他的視野。他對文學作品的理解也愈益深刻。在當時他與哥哥的大量通信中，幾乎沒有不涉及對他所讀過的作家作品的評價的，而且處處可見那些獨到的感受和充滿激情的文字。例如，在1840年元旦的一封信中，他這樣與哥哥爭辯：“你來信說我沒有讀過席勒的作品。你錯了，哥哥！我把席勒的詩背得滾瓜爛熟，談話時引用他，夢囈時也提到他……席勒的名字於我十分親切，它是某種能引起許多幻想的奇妙音響。這些幻想是痛苦的，哥哥，這就是我不和你談起席勒以及他所引起的印象的緣故……”確實，席勒的作品是促進少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成長的一個重要因素。九歲那年，他第一次看到舞台上演出的席勒的《強盜》時就為之傾倒，後來他更迷上了席勒筆下那些浪漫主義的主人公，並認為在艱難的軍校生活時期“命運讓我認識了偉大的詩人，這是命運在我一生中所做的湊巧的事情”。
他還在同一封信中還寫道：“在《伊利昂記》中，荷馬使整個古代世界的精神生活與塵世生活融為一體，其作用完全和基督之於新時期相同……維克多・雨果作為一個抒情詩人純粹具有天使般的性格，基督般純真的詩歌方向，在這方麵誰也無法與之相比”；“拉辛沒有詩意？熱情洋溢的、狂熱的、熱愛自己理想的拉辛沒有詩意……你讀過《安德洛馬克》嗎？哥哥！你讀過《依菲熱妮》嗎？難道你會說這不美。難道拉辛的阿基琉斯不是荷馬式的嗎……他的婦女寫得多好！”“就高大的人物形象，浪漫主義的精神而論，高乃依與莎士比亞不相上下。你真可憐！你對一切隻有一種反駁的意見：‘古典主義的形式’……你讀過《西拿》嗎……這是莎士比亞都可以引以為榮的……你讀過《賀拉斯》嗎？難道荷馬的作品中能找到這樣的人物……你讀過《熙德》嗎？去讀吧……然後再去崇拜高乃依……”
外國優秀作家的作品彌補了他生活的缺陷，開闊了他的視野，堅定了他對人類的信心，並極大地提高了他的文學素養。比如他後來在《作家日記》中這樣談到喬治・桑對他青年時代的影響：“這位詩人當時得到我的多少歡呼，多少景仰；她又給我多少歡樂，多少幸福……她完全是我們的一個同時代人，30和40年代的理想主義者”；“我以為，小說中的典型和理想的這種童真式的、極其高尚的純潔，敘述語調的嚴謹的樸實之美，當時使所有的人感到震驚，同樣也使還是青年的我感到震驚……”在大量閱讀的同時，陀思妥耶夫斯基開始了最初的文學創作。
1840年年底，哥哥米哈伊爾來到彼得堡參加工兵少尉軍銜的考試。久別重逢，兄弟倆一有時間就在一起暢談。不久，米哈伊爾通過了考試，成了軍官。1841年2月16日，在為哥哥送別的晚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向哥哥及幾位朋友朗讀了他尚未完成的浪漫主義悲劇《瑪麗婭・斯圖婭特》、《鮑利斯・戈都諾夫》和《猶太佬楊凱爾》的片斷。遺憾的是，這些劇本的手稿都沒能保留下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同學中的聲望逐漸高了起來。一些愛好文學的同學，如格利戈洛維奇、別列謝茨基、貝凱托夫和維特科夫斯基等人，更是受到他極大的影響。這些同學經常聚集在一起，談文學，談生活。而在這樣的場合，陀思妥耶夫斯基總是顯得興致勃勃。這是當年的一幕場景：“夜深了，我們大家都已精疲力盡；唯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站在門口扶著門框，仍懷著特別興奮的心情在講故事。他那低沉的、完全是發自肺腑的聲音顯得特別激動，我們都緊盯著講故事者。”
希德洛夫斯基和托爾兩人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這一時期的生活中留下了印記。希德洛夫斯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剛到彼得堡時在旅館中認識的一位青年詩人，從此比他年長5歲的詩人就成了他的好朋友。希德洛夫斯基不僅使他對俄國的文學界有了更深的了解，而且其熱烈的精神追求（這種追求使他最終走向了修道院）深刻地影響了年輕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成長。托爾是他在軍校時期的文學教師，托爾開的課也是作家當時少數愛聽的課程之一。對於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說，托爾講的東西是他“既未聽說過，也未看到過的，比如現今的真正的宗教，佛教和道教，共產主義和平均主義等”。其實，當時的托爾已經是傅立葉學說的擁護者，後來又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的最積極的成員之一，並與陀思妥耶夫斯基遭遇了同樣的命運。
1841年秋天，已經被提升為準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獲得了在校外居住的權利，不過他還需要兩年才能修完全部的課程。他在市內的商隊街租到了一處小小的住所。盡管自由是有限的，經濟也很拮據（靠親戚的一點資助），但畢竟與過去不同了。他和朋友一起上戲院，逛飯店，並樂意把錢借給任何一個向他提出請求的人，錢很快就用完了，隨後隻能每天吃麵包和牛奶，甚至這些東西也是從小店裏賒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不知道怎樣來處理自己手中的錢。哥哥很了解弟弟的這個特點，於是他請彼得堡的朋友李靜坎普醫生給予關照。
陀思妥耶夫斯基給李靜坎普的初次印象是這樣的：“稍瘦，淺色頭發，圓臉，鼻子微翹……淺栗色頭發剪得短短的，高高的前額，稀疏的眉毛底下藏著一對不大的、凹陷得相當深的灰眼睛；臉頰蒼白，有雀斑；麵色灰白，帶病容，嘴唇稍厚。他比他的老成持重的哥哥活躍，有生氣，熱情得多……”不過，他發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確生活得很糟糕，房間取暖條件很差，身體也不好，“幹咳經常折磨他”。
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搬到弗拉基米爾大街與李靜坎普住在了一起。這時，李靜坎普發現陀思妥耶夫斯基“幾乎把娛樂完全放棄了”，上完課“就把自己關在房間裏埋頭於文學寫作”。李靜坎普還發現，他“特別喜歡讀果戈理的作品，喜歡整頁整頁地背誦《死魂靈》”。年輕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如饑似渴地從《死魂靈》和果戈理的其他作品中汲取著藝術靈感。他成名後曾這樣談到《外套》這部作品：果戈理“通過一個小官吏丟失外套的故事，為我們創作了一個驚心動魄的悲劇作品”；“我們都是從《外套》中來的”。無疑，果戈理的藝術世界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後來塑造小人物形象和創作“驚心動魄的悲劇作品”提供了最初的藍本。那年，米哈伊爾哥哥與一個德國姑娘結了婚。次年，又生下了一個兒子。陀思妥耶夫斯基得知這個消息，高興得立即把身邊僅有的155個盧布全給哥哥匯了去。1843年的夏天，他第一次到哥哥家所在的列維爾度假。列維爾美麗的自然景觀，特別是它的極具特色的哥特式建築，引起了他很大的興趣，但是當地社交界的“幫派習氣、裙帶關係和假仁假義”卻給他留下了極壞的印象。
漫長難熬的軍校生活接近尾聲了。這時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新生活的渴望變得更加強烈：“啊，哥哥！親愛的哥哥！快點駛進碼頭吧，快點得到自由吧！自由和天職這才是偉大的事情。”1843年8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從軍校畢業，並獲得工程兵少尉的軍銜。但是，他既無靠山又無出色的學業成績，被分配到彼得堡軍事工程局繪圖處當了一名不起眼的公務員。然而，這一切對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說並不重要，他覺得自己此刻是“一位詩人，而不是工程師”，他將為此而獻身。
李靜坎普遺憾地發現，自己無力改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習慣。他依然那樣隨意花錢，由於輕信和善良，常被人騙走剛得到的並不寬裕的錢。有一段時間他還抱著“立刻弄到一大筆錢”的僥幸心理，迷上了打台球和玩骨牌，在賭桌上和高利貸者手中弄得分文不名。於是，他不斷悔恨，又不斷在給兄弟的信中寫上“我現在囊空如洗”，“給我寄5個盧布來吧，哪怕隻寄1個盧布也行”的字眼。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也意識到他的性格上的矛盾，不顧後果的狂熱的感情衝動和“不論何時何事總愛走極端”的處事特點。但他無力改變。不過，也許正是這些預示著他將走一條頗多坎坷的人生道路，同樣也預示著未來的作家將具有獨樹一幟的創作個性。
1843年6月，巴爾紮克訪問彼得堡。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來就喜愛這個作家，如今又被他的來訪所鼓舞，他決定將巴爾紮克的長篇小說《歐也妮・葛朗台》譯成俄文。那年聖誕節期間，他的譯著脫稿。他在1844年1月給哥哥的信中，興奮之情（當然還有難堪的缺錢的困境）溢於言表：“我在節日期間譯出了巴爾紮克的《歐也妮・葛朗台》（妙！妙極了！）。我的譯文再好也沒有了。至少能付我350盧布的稿費……但未來的富翁此刻連用於謄寫的錢也沒有……看在天使的份上，請匯款35盧布……”可是，盡管如此缺錢，2月裏他還是毅然放棄了父親遺產中的對土地和農民的繼承權。當年《劇目與文選》第六和第七期連載了他譯的《歐也妮・葛朗台》一作。收獲的不僅是稿費，還有逐字逐句翻譯中所獲得的珍貴的藝術養料，他對自己隨之開始的獨立的創作充滿了信心。
9月，陀思妥耶夫斯基遞交了退職申請。他對哥哥說：“當最好的時光被白白奪走的時候，生活還有什麽樂趣呢。我從未打算長期任職，因此又何必浪費青春年華？”親戚的反對沒有動搖他的決心。一個自由的天地，一個身心獨立的世界，對於立誌投身於文學事業的人來說無疑是必不可少的，盡管它以生活的艱辛和無保障為代價。他在同一封信中告訴哥哥，他創作的一部與《歐也妮・葛朗台》篇幅相仿的小說即將完成，“我對自己的這部作品很滿意”。
10月1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獲準退役。
§§第二章 踏上文壇
1837年5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倆隨父親前往彼得堡。在特維爾省的一個驛站，他又看到了這樣的一幕人間悲劇：一個喝得醉醺醺的信使從驛站裏走出來，跳上了停在路邊的一輛郵車，“信使微微欠身，一句話不說，舉起自己肥大的右拳，狠狠地朝車夫後腦勺打了一下，車夫全身朝前踉蹌一晃，隨後舉起鞭子，用盡全力朝馬抽去，馬朝前衝去，但信使不斷地打著車夫，這是習慣，而不是需要，這是多少世紀以來形成的習慣。可怕的拳頭一次又一次舉起來落在車夫的後腦勺上。就這樣打著，一直到馬車消失在視野之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回憶這一幕時說，“這個令人作嘔的畫麵一直留在我的記憶中”。後來，他在小說《罪與罰》文稿中寫到了一個類似的場麵，並作了這樣的邊注：“關於一匹被驅使過度的馬，是兒童時代見到的”；“我個人第一次目睹的淩辱事件――馬，信使”。
馬車走得很慢，遇到驛站還得等上二三個小時，長達一個星期的旅途生活使兄弟倆既疲憊又焦躁。陀思妥耶夫斯基說：“那時我和哥哥向往新的生活，強烈地幻想著某種東西，幻想一切‘美好和崇高的’事物……雖然我們倆清楚地知道數學考試的各種要求，但是我們幻想的隻是詩歌和詩人。哥哥寫詩，每天要寫二三首，甚至路上也不間斷，而我則不斷在心裏創作著描繪威尼斯生活的長篇小說。”倆人在路上已經商定，一到彼得堡，馬上去普希金決鬥的地方，還要找到普希金原來的住所，親眼看一看他們心愛的詩人去世時的那個房間。
來到彼得堡，他們才知道離開考試的時間尚早，兄弟倆不得不在科斯托馬羅夫上尉辦的寄宿學校裏暫住。經過百來天的考前準備，兩人一起參加了9月份的入學考試。哥哥米哈伊爾在體檢時發現患有肺病，自然沒有了入學的希望；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成績名列前茅，本該獲得公費生的待遇，卻因既無背景又不願行賄而落空，因此他同樣入學無望。米哈伊爾在給父親的信中說：“弟弟傷心極了。我們沒有什麽可給的，我們就是有，也不會給，因為用錢而不是憑本領去爭第一是不道德的，可恥的……問題是將軍宣布已經沒有公費生名額了，因此，即使皇上恩準，校方也不會收他為公費生了。隻好認倒黴！現在叫我們從哪兒去弄這950盧布……”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極為憤慨地給父親寫道：“不久前我了解到，將軍在考試以後竭力要接受4名新生為公費生，還不算曾在科斯托馬羅夫那裏學習過並將我的空額奪走的那一名學生。多麽卑鄙！這使我感到十分震驚。我們，靠著僅存的一文錢勉強生活，卻要付學費，而他們，富家子弟，卻可以免費入學。去他們的！”社會的醜惡和人性的卑劣，使剛剛離開家庭的年輕人感到震驚，憤世嫉俗之情油然而生。
正當兄弟倆感到絕望之時，情況卻有了轉機。父親的一個朋友將米哈伊爾介紹到了列維爾，進入了士官工程隊。而亞曆山德拉姨媽在得知費多爾的困境後，決定由她來支付這筆學費。1838年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穿上黑製服，戴上高筒軍帽，走進了米哈伊洛夫斯基城堡，成為軍校的一名學員。
米哈伊洛夫斯基城堡座落在涅瓦河和夏園之間的方坦卡，是當年沙皇保羅一世居住的宮殿。這座有高牆和護城河與外界隔絕的城堡氣勢宏偉，被認為是建築藝術史上的傑作。但是自1801年保羅一世在他兒子暗中支持的宮廷政變中被謀害後，這座城堡也逐漸失去了它的威嚴，後來幹脆變成了軍事工程學校的所在地。當陀思妥耶夫斯基跨進這座城堡時，經曆了幾十年風雨的城堡已難覓其富麗堂皇的原貌，不過其宏大的建築格局仍使他感受到一種撼人的力量。
對於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說，城堡裏的生活是乏味的和痛苦的。軍校有極為嚴格且等級深嚴的管理製度，“人人頭上籠罩著嚴格的、極其吹毛求疵的危險……為了一件極無辜的過失，比如領子敞著或者衣服鈕扣沒有扣好，就會被送去關禁閉或者背著背囊在門口站上幾個小時”。名目繁多的課程、枯燥累人的操練、粗暴蠻橫的教官，這一切壓得新生幾乎喘不過氣來。他在給父親的信中抱怨說：“我們從早到晚坐在教室裏，一堂課接一堂課聽講；晚上我們不僅沒有空的時候，甚至沒有一點時間好好複習一下白天在課堂裏聽到的內容：要我們去操練隊列，給我們上擊劍、跳舞、唱歌等課程，誰也不敢缺席。最後還要放哨站崗，時間就這樣過去了。”此外，被稱為“小鬆雞”的新生還要麵臨某些高年級學員的欺負。這些老生用種種惡作劇的行為甚至殘忍的毆打取樂，可是校方對這種野蠻的風氣卻置若罔聞。
更令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屈辱的是，他常常因貧困而受到那些出身豪門、揮金如土的貴族子弟的嘲笑，雖然他根本看不起那些“把軍銜看得比智慧還重要”的輕浮的紈絝子弟。他在給哥哥的信中這樣談到他當時的處境：“你相信嗎？我從營地回來的時候，分文不名，在路上又冷（整天下雨，我們都一無遮蓋）又餓，我生病了，可是身上連喝口茶的錢都沒有。”父親遲遲沒有寄錢來，信上說遭了災，收成不好，欠了債。無奈中，他告訴父親：“不管願意不願意，我得完全遷就眼前我所交往的這夥人的規矩。為什麽要拿自己做例外呢？這種例外有時候常會使人遭到極大的不愉快。”“眼下……有點茶，有點糖……不僅是為了麵子，也是因為實在少不了……不過我還是尊重您的困難，今後不再喝茶了……”生活的需要是一回事，但更重要的是他那敏感的心靈中的自尊和平等的願望。在小市民階層中長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新的環境中特別強烈地感覺到了這一點。他變得更加鬱鬱寡歡。
在進校半年後，他寫給哥哥的一些信中常能見到這樣的文字：“我不知道我的憂傷的思想何時才能平息？”“我覺得，世界是沾染了邪念的天上神靈的煉獄。”“人是多麽膽怯啊！哈姆雷特！哈姆雷特！當我想起這些熱烈、狂暴的話語所表達的陷於麻痹狀態的世界的痛苦呻吟，那時候，無論是憂傷的埋怨，或者是責難，都不會使我心裏難過……心靈因痛苦而感到如此壓抑，甚至不敢去理解它，以免折磨自己。”“活著而沒有希望是悲哀的。向前看，未來使我感到可怕。我似乎在沒有一絲陽光的寒冷極地的氛圍中奔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內心痛苦溢於言表。
後來成為著名畫家的特魯托夫斯基在時隔數十年後，還清晰地記得他當年的校友不同一般的麵貌：“整個學校裏，沒有一個學生像費・米・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跟軍人的姿勢不相稱。他的舉止有點兒笨拙，而且還抖抖嗦嗦。製服穿在他的身上挺別扭，臨時不得不披掛在身上的背囊、圓筒軍帽和槍，於他無異是一種鐵鎖鏈，他簡直不堪其苦。”於是，年輕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越來越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以至有人給他起了個“修道士福迪”（意為“非塵世的人”）的外號。
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卻進入了另一個境界。他開始利用一切空餘時間（特別是晚上的時間）大量地閱讀世界各國的文學作品，並在他不感興趣的課上讓神思遐遊八方。這時，他那同樣愛好文學的哥哥米哈伊爾就成了他傾吐內心激情的最好的朋友。他在那年8月裏給哥哥的一封信中寫道：“讀得不比你少。霍夫曼的全部俄譯本和德文本……幾乎全部巴爾紮克的作品（巴爾紮克真偉大！他的人物是宇宙智慧的傑作！不是時代精神，而是幾十個世紀經過自己奮鬥才在一個人的心中造就這樣的結局）。歌德的《浮士德》和他的短詩……還有雨果的作品……”
他學生時代的好朋友、後來成為著名作家的格利戈洛維奇曾這樣描述他讀書入迷的情景：陀思妥耶夫斯基時常“躲在一邊，不參加遊戲，專心致誌地讀書，尋找僻靜的地方……在4號房間的一個很深的角落，有一扇窗戶朝方坦卡，休息時間總可以在那裏找到他，而且總是捧著書本……他的博覽群書使我驚訝。他提到的作者名字，我還從來不曾聽說過，是新發現。”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優秀作家創造的文學世界中如饑似渴地汲取著支撐自己和豐富自己的精神養料。
不過，就在第一學年結束的時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卻因為幾何學課程考試不及格而留了一級。他難過極了。“可怕！再讀一年，浪費整整一年！”而那些“考得比我差一百倍的都順利升級了（托了人情）……隻有一個理由，有些老師對我很不好……”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寫信向父親報告了這個壞消息。
父親在接到兒子的信後就病倒了。不過，他的身體從妻子死後就每況愈下了，盡管他才四十多歲。一個人蟄居鄉下，他在孤獨中變得恍恍惚惚，大聲地與亡妻說著話。他開始酗酒，並常常處在半醉狀態。後來，他又與使女卡捷琳娜同居了。鄉下的收成很糟，破產乃至挨餓的前景更使他感到絕望，他的脾氣自然變得更加古怪。
1839年初夏的一天，他從達羅沃耶村出發前往切列莫什尼亞巡視，可是再也沒有回來。後來人們在半路上發現了他的屍體。關於他的死有多種說法，有的說是因突發腦溢血中風而死；有的說是農民蓄意謀害，被堵住嘴憋死的。流傳最廣的是兒子安德烈在回憶錄中所寫的那一種：父親那天來到切列莫什尼亞的一塊林邊空地上，那裏有十來個農民正在田裏幹活。他看見（也許隻是他的一種感覺，因為他已有幾分醉意）那些農民幹活都不怎麽賣力氣，於是大發雷霆，訓斥他們。有個膽大的小夥子用粗野的話回敬了幾句，罵完後又有些後怕，於是便幹脆吆喝道：“夥計們，揍死他！”那些本來就痛恨父親的農民立即衝上前去，頃刻間就把他給打死了。地方當局派來了調查此案的人員，可是據說農民設法買通了他們。調查結論是死者因中風而亡。而死者的親屬也不願把事情鬧大，因為這樣的暴死並不光彩，而且查出來後村裏的農民都得去坐牢，遺屬必將徹底破產。於是，這事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許多人認為安德烈根據傳言而描述的這種說法毫無根據，純屬無稽之談。
接到父親去世的消息，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震驚和難過。母親去世才兩年，他們七個兄妹又失去了父親。他在給哥哥米哈伊爾的信中說：“我為父親的去世流了很多眼淚，現在我們的處境更為可怕了；我講的不是自己，而是指我們全家。世界上難道還有比我們這些可憐的弟妹更為不幸的人嗎？一想到他們將由別人領去撫養，我就難過得要命……”對於父親暴死這一悲慘的一幕，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終保持著沉默，他在內心深處始終不願相信父親被農民打死這一傳言。
盡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對自己的父親的性格缺陷和某些做法一向不以為然，但他堅持認為父親是那一時代有教養的人。來到軍校後，他在給哥哥的信中多次提到對父親在鄉下的孤獨生活感到不安，他“可憐不幸的父親”。在得知留級的消息後，最使他難受的就是“可憐的父親的眼淚”。他一輩子也沒忘記是父親最初引發了他對文學對理想主義的追求。他在晚年與弟弟回憶父親時所說的那些充滿感情的話證明了他對父親的不一般的感情。因此，後來作家的女兒想當然地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塑造醜惡的老卡拉馬佐夫形象時，“大概經常回憶起他父親那貪婪吝嗇的性格……回憶起他父親的狂飲無度和使孩子們極感厭惡的貪淫好色。”這樣的推斷顯然缺乏根據。相反，正是在這部作品的結尾處，作家通過阿遼沙的口說出了這樣動人的話：“一個好的回憶，特別是兒童時代從父母家裏留下來的回憶，是世上最高尚、最強烈、最健康，而且對未來的生活最為有益的東西。”
父親的死使陀思妥耶夫斯基遭到的打擊是極為沉重的，折磨了他一生的癲癇病就是在這時初次作怪的。但同時，年僅17歲的他也在這時變得成熟起來。在給哥哥的信中，他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一定要把自己的“希望變成生活的內容”：“我的心靈對原來狂熱的激情已格格不入。心靈中的一切很平靜，就像隱藏著深深秘密的人的內心一樣；研究‘人和生活的意義’在這方麵我相當成功；我能根據一些作家的作品研究人物，我的生活的最好時光便是和它們一起自由而歡快地度過的……我對自己有信心。人是一個謎。需要解開它，如果你一輩子都在解這個謎，那你就別說浪費了時間。我在研究這個謎，因為我想成為一個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閱讀麵越來越廣，除了本國文學作品外，大量的外國作家作品進入了他的視野。他對文學作品的理解也愈益深刻。在當時他與哥哥的大量通信中，幾乎沒有不涉及對他所讀過的作家作品的評價的，而且處處可見那些獨到的感受和充滿激情的文字。例如，在1840年元旦的一封信中，他這樣與哥哥爭辯：“你來信說我沒有讀過席勒的作品。你錯了，哥哥！我把席勒的詩背得滾瓜爛熟，談話時引用他，夢囈時也提到他……席勒的名字於我十分親切，它是某種能引起許多幻想的奇妙音響。這些幻想是痛苦的，哥哥，這就是我不和你談起席勒以及他所引起的印象的緣故……”確實，席勒的作品是促進少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成長的一個重要因素。九歲那年，他第一次看到舞台上演出的席勒的《強盜》時就為之傾倒，後來他更迷上了席勒筆下那些浪漫主義的主人公，並認為在艱難的軍校生活時期“命運讓我認識了偉大的詩人，這是命運在我一生中所做的湊巧的事情”。
他還在同一封信中還寫道：“在《伊利昂記》中，荷馬使整個古代世界的精神生活與塵世生活融為一體，其作用完全和基督之於新時期相同……維克多・雨果作為一個抒情詩人純粹具有天使般的性格，基督般純真的詩歌方向，在這方麵誰也無法與之相比”；“拉辛沒有詩意？熱情洋溢的、狂熱的、熱愛自己理想的拉辛沒有詩意……你讀過《安德洛馬克》嗎？哥哥！你讀過《依菲熱妮》嗎？難道你會說這不美。難道拉辛的阿基琉斯不是荷馬式的嗎……他的婦女寫得多好！”“就高大的人物形象，浪漫主義的精神而論，高乃依與莎士比亞不相上下。你真可憐！你對一切隻有一種反駁的意見：‘古典主義的形式’……你讀過《西拿》嗎……這是莎士比亞都可以引以為榮的……你讀過《賀拉斯》嗎？難道荷馬的作品中能找到這樣的人物……你讀過《熙德》嗎？去讀吧……然後再去崇拜高乃依……”
外國優秀作家的作品彌補了他生活的缺陷，開闊了他的視野，堅定了他對人類的信心，並極大地提高了他的文學素養。比如他後來在《作家日記》中這樣談到喬治・桑對他青年時代的影響：“這位詩人當時得到我的多少歡呼，多少景仰；她又給我多少歡樂，多少幸福……她完全是我們的一個同時代人，30和40年代的理想主義者”；“我以為，小說中的典型和理想的這種童真式的、極其高尚的純潔，敘述語調的嚴謹的樸實之美，當時使所有的人感到震驚，同樣也使還是青年的我感到震驚……”在大量閱讀的同時，陀思妥耶夫斯基開始了最初的文學創作。
1840年年底，哥哥米哈伊爾來到彼得堡參加工兵少尉軍銜的考試。久別重逢，兄弟倆一有時間就在一起暢談。不久，米哈伊爾通過了考試，成了軍官。1841年2月16日，在為哥哥送別的晚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向哥哥及幾位朋友朗讀了他尚未完成的浪漫主義悲劇《瑪麗婭・斯圖婭特》、《鮑利斯・戈都諾夫》和《猶太佬楊凱爾》的片斷。遺憾的是，這些劇本的手稿都沒能保留下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同學中的聲望逐漸高了起來。一些愛好文學的同學，如格利戈洛維奇、別列謝茨基、貝凱托夫和維特科夫斯基等人，更是受到他極大的影響。這些同學經常聚集在一起，談文學，談生活。而在這樣的場合，陀思妥耶夫斯基總是顯得興致勃勃。這是當年的一幕場景：“夜深了，我們大家都已精疲力盡；唯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站在門口扶著門框，仍懷著特別興奮的心情在講故事。他那低沉的、完全是發自肺腑的聲音顯得特別激動，我們都緊盯著講故事者。”
希德洛夫斯基和托爾兩人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這一時期的生活中留下了印記。希德洛夫斯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剛到彼得堡時在旅館中認識的一位青年詩人，從此比他年長5歲的詩人就成了他的好朋友。希德洛夫斯基不僅使他對俄國的文學界有了更深的了解，而且其熱烈的精神追求（這種追求使他最終走向了修道院）深刻地影響了年輕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成長。托爾是他在軍校時期的文學教師，托爾開的課也是作家當時少數愛聽的課程之一。對於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說，托爾講的東西是他“既未聽說過，也未看到過的，比如現今的真正的宗教，佛教和道教，共產主義和平均主義等”。其實，當時的托爾已經是傅立葉學說的擁護者，後來又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的最積極的成員之一，並與陀思妥耶夫斯基遭遇了同樣的命運。
1841年秋天，已經被提升為準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獲得了在校外居住的權利，不過他還需要兩年才能修完全部的課程。他在市內的商隊街租到了一處小小的住所。盡管自由是有限的，經濟也很拮據（靠親戚的一點資助），但畢竟與過去不同了。他和朋友一起上戲院，逛飯店，並樂意把錢借給任何一個向他提出請求的人，錢很快就用完了，隨後隻能每天吃麵包和牛奶，甚至這些東西也是從小店裏賒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不知道怎樣來處理自己手中的錢。哥哥很了解弟弟的這個特點，於是他請彼得堡的朋友李靜坎普醫生給予關照。
陀思妥耶夫斯基給李靜坎普的初次印象是這樣的：“稍瘦，淺色頭發，圓臉，鼻子微翹……淺栗色頭發剪得短短的，高高的前額，稀疏的眉毛底下藏著一對不大的、凹陷得相當深的灰眼睛；臉頰蒼白，有雀斑；麵色灰白，帶病容，嘴唇稍厚。他比他的老成持重的哥哥活躍，有生氣，熱情得多……”不過，他發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確生活得很糟糕，房間取暖條件很差，身體也不好，“幹咳經常折磨他”。
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搬到弗拉基米爾大街與李靜坎普住在了一起。這時，李靜坎普發現陀思妥耶夫斯基“幾乎把娛樂完全放棄了”，上完課“就把自己關在房間裏埋頭於文學寫作”。李靜坎普還發現，他“特別喜歡讀果戈理的作品，喜歡整頁整頁地背誦《死魂靈》”。年輕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如饑似渴地從《死魂靈》和果戈理的其他作品中汲取著藝術靈感。他成名後曾這樣談到《外套》這部作品：果戈理“通過一個小官吏丟失外套的故事，為我們創作了一個驚心動魄的悲劇作品”；“我們都是從《外套》中來的”。無疑，果戈理的藝術世界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後來塑造小人物形象和創作“驚心動魄的悲劇作品”提供了最初的藍本。那年，米哈伊爾哥哥與一個德國姑娘結了婚。次年，又生下了一個兒子。陀思妥耶夫斯基得知這個消息，高興得立即把身邊僅有的155個盧布全給哥哥匯了去。1843年的夏天，他第一次到哥哥家所在的列維爾度假。列維爾美麗的自然景觀，特別是它的極具特色的哥特式建築，引起了他很大的興趣，但是當地社交界的“幫派習氣、裙帶關係和假仁假義”卻給他留下了極壞的印象。
漫長難熬的軍校生活接近尾聲了。這時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新生活的渴望變得更加強烈：“啊，哥哥！親愛的哥哥！快點駛進碼頭吧，快點得到自由吧！自由和天職這才是偉大的事情。”1843年8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從軍校畢業，並獲得工程兵少尉的軍銜。但是，他既無靠山又無出色的學業成績，被分配到彼得堡軍事工程局繪圖處當了一名不起眼的公務員。然而，這一切對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說並不重要，他覺得自己此刻是“一位詩人，而不是工程師”，他將為此而獻身。
李靜坎普遺憾地發現，自己無力改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習慣。他依然那樣隨意花錢，由於輕信和善良，常被人騙走剛得到的並不寬裕的錢。有一段時間他還抱著“立刻弄到一大筆錢”的僥幸心理，迷上了打台球和玩骨牌，在賭桌上和高利貸者手中弄得分文不名。於是，他不斷悔恨，又不斷在給兄弟的信中寫上“我現在囊空如洗”，“給我寄5個盧布來吧，哪怕隻寄1個盧布也行”的字眼。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也意識到他的性格上的矛盾，不顧後果的狂熱的感情衝動和“不論何時何事總愛走極端”的處事特點。但他無力改變。不過，也許正是這些預示著他將走一條頗多坎坷的人生道路，同樣也預示著未來的作家將具有獨樹一幟的創作個性。
1843年6月，巴爾紮克訪問彼得堡。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來就喜愛這個作家，如今又被他的來訪所鼓舞，他決定將巴爾紮克的長篇小說《歐也妮・葛朗台》譯成俄文。那年聖誕節期間，他的譯著脫稿。他在1844年1月給哥哥的信中，興奮之情（當然還有難堪的缺錢的困境）溢於言表：“我在節日期間譯出了巴爾紮克的《歐也妮・葛朗台》（妙！妙極了！）。我的譯文再好也沒有了。至少能付我350盧布的稿費……但未來的富翁此刻連用於謄寫的錢也沒有……看在天使的份上，請匯款35盧布……”可是，盡管如此缺錢，2月裏他還是毅然放棄了父親遺產中的對土地和農民的繼承權。當年《劇目與文選》第六和第七期連載了他譯的《歐也妮・葛朗台》一作。收獲的不僅是稿費，還有逐字逐句翻譯中所獲得的珍貴的藝術養料，他對自己隨之開始的獨立的創作充滿了信心。
9月，陀思妥耶夫斯基遞交了退職申請。他對哥哥說：“當最好的時光被白白奪走的時候，生活還有什麽樂趣呢。我從未打算長期任職，因此又何必浪費青春年華？”親戚的反對沒有動搖他的決心。一個自由的天地，一個身心獨立的世界，對於立誌投身於文學事業的人來說無疑是必不可少的，盡管它以生活的艱辛和無保障為代價。他在同一封信中告訴哥哥，他創作的一部與《歐也妮・葛朗台》篇幅相仿的小說即將完成，“我對自己的這部作品很滿意”。
10月1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獲準退役。
§§第二章 踏上文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