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傳統碑石的天才：陀思妥耶夫斯基傳

1、初涉人世

　　人是一個謎，需要解開它。如果你一輩子都在解這個謎，那你就別說浪費了時間。我在研究這個謎，因為我想成為一個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學生時代致哥哥的信

　　拿破侖在1812年燃起的一把大火，使古老的莫斯科城淪為一片廢墟。戰後的重建工作進行得十分艱難。在被稱為“窮人之家”的蘇舍沃區的昔日墓地，更是一派淒涼景象。肮髒破爛的小木屋擠擠挨挨地連成一片，那是流離失所的人們賴以棲身的一方天地。然而，在這片木屋中卻矗立著一座三層樓的高大的石頭建築瑪麗英濟貧醫院。1821年3月，從抗擊拿破侖入侵的戰場上下來後一直擔任校級軍醫的米哈伊爾・安德列耶維奇・陀思妥耶夫斯基，攜年輕的妻子瑪麗婭・費多羅夫娜・涅恰耶娃來到這所慈善醫院任職。同年10月30日，在醫院右邊側樓的公家宿舍裏，瑪麗婭生下了他們的第二個兒子費多爾・米哈伊洛維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個日後名揚四海的偉大作家。也許，正是這塊苦難的土地預示了未來作家多舛的命運，正是這裏不幸的人民孕育了他的藝術的良知。

　　費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在一個並不富裕的平民家庭。但是，據說他們家卻源出於一支古老的貴族，家族史一直可以追溯到金帳汗國。先祖阿斯蘭・切列別依―穆紮爾於1389年脫離金帳汗國，投奔莫斯科大公。1506年，他的後人獲得了一塊位於平斯克縣的名叫陀思妥耶夫村的世襲領地。不久，領地的主人幹脆將自己的姓氏改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從此以後，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族的名字開始在西南羅斯的文獻上出現。不過，這個家族似乎少有人獲得顯赫的地位、名聲或財富。16世紀後期出任過立陶宛公國最高軍事法庭法官的彼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大概就能算得上家族中值得誇耀的一個人物了。18世紀時，由於拒絕改宗天主教，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族受到西部貴族的排擠，被迫移居烏克蘭。從此，家道中落。作家的祖父隻在一個偏僻的小鎮上當了一名窮神甫。作家的父親米哈伊爾是祖父八個孩子中最小的也是最有個性的一個。他沒有像自己的兄姐一樣，循著父輩指定的軌跡前行，1809年他毅然中斷了神學校的學業，隻身來到莫斯科，並在同年年底成了莫斯科醫學院的一名學生。而後，行醫就成了他的終身職業。遺憾的是，戰場上的腥風血雨，生活中的坎坷磨難，逐漸將他的銳氣消磨殆盡，他的一生也是悲劇性的。

　　作家兩歲那年，全家搬到了醫院左邊側樓靠近院子大門的廂房裏居住。此後，他就在這套房子裏度過了他的整個童年時代。對於一個多子女的大家庭（除了一個早夭的妹妹外，費多爾有兄妹七人）來說，這套房子並不寬敞。因為“除去前室和廚房，其實隻有兩個像樣的房間。從寒冷的穿堂裏進去，靠門口，按一般格局通常是前室，隻有一扇朝著院子的窗戶。前室相當深，後半部分用一道高不達天花板的半截頭光滑的板壁隔出半暗不明的後半間作兒童室。再過去就是大廳，一間相當寬敞的房間，有兩扇窗戶臨街，三扇窗戶朝著空曠的院子。後來兩扇窗戶臨街的會客室也用光滑的板壁隔出一間幽暗的後半間作為父母的臥房。整個住所就是這樣！後來，到了30年代，我們的家庭人口又增加了，才增添了一間房間……”室內的布置也很簡單，甚至可以說有些寒傖：粉刷的牆麵、必備的桌椅，還有塞滿馬鬃的下凹的沙發和沒有任何裝飾的素色細布窗簾。生活暫時雖然還過得去，但貧困的陰影也時時威脅著他們。父母親克勤克儉，節省著每一筆錢。

　　在成年後漫長的生活道路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對自己的父親始終抱著一種複雜的感情。對於父親為了家庭生活和孩子成長所付出的一切，他是尊敬和感激的。父親對孩子盡管十分嚴格，但是他愛自己的孩子，從不體罰他們。這在家庭乃至學校都盛行用樹條抽打孩子以示懲罰的年代裏是難能可貴的。家庭生活不寬裕，父親處處精打細算，可是為了孩子的教育他總是樂意付出。陀思妥耶夫斯基記得，他在四歲時就開始接受啟蒙教育。法文課和宗教課是請人來上的，教師都很出色。拉丁文則由父親親自執教。每逢父親上課時，孩子們總是規規矩矩地站著，按順序回答問題，一點也不敢疏忽，但父親卻常常因為孩子的差錯而嚴厲地斥責他們。夏日傍晚，全家照例要外出散步。這時父親總要給孩子們講一些能增長知識的事情。晚上，父親整理完病曆，全家就一起讀書。

　　陀思妥耶夫斯基後來回憶說：“我出身於俄羅斯家庭，而且是篤信教的家庭。從我懂事的時候起，我就記得父母對我的愛。在我們家裏子自啟蒙開始便會念《福音書》了。當我還隻有十歲的時候，我幾乎道了卡拉姆津寫的《俄國史》中的全部主要的曆史事件，這部書是父每晚給我們念的。”父親（有時是母親或幾個年長一些的孩子）念的僅僅是卡拉姆津的著作，還包括茹可夫斯基和普希金等作家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來，他對文學的愛好，對美和善的追求與父親這種形的影響有一定的關係。因此，他在晚年與弟弟一起回憶起父親時，父親是當時的“先進人物”；認為“爭取做一個好人（就其最高的意義而言），這種必不可少的和崇高的願望是我們父母的基本思想，盡管有種種偏差”。

　　但是，在作家的童年印象中，父親又是一個獨斷專行、不可親近的人。他在家裏享有絕對的權威，平時不苟言笑、鬱鬱寡歡，待人處事都十分嚴厲。他對自己的苛求似乎更甚於對家人。他每天過著刻板的生活，作息時間從不更改。他忠於職守，一天裏除了三餐，就是去病房或出診，晚上還要整理病曆。全家人的生活都圍繞著這個軸心轉。家裏被一種清教徒的氣氛籠罩著，不容許有任何出格的行為。很少有人來做客，也難得有娛樂的時間。隻有逢年過節，特別是到了父親的命名日這一天，孩子們才能玩個痛快。父親從來不給孩子一分零花錢（直到17歲時，陀思妥耶夫斯基才有了可以自己支配的錢），也不許他們單獨外出，即使在醫院的花園裏也嚴禁他們玩“危險的和不體麵的遊戲”。作家的弟弟安德烈曾在回憶中談到：“我一次也想不起哥哥們有過單獨出外的情況，父親認為那是不成體統的。”

　　也許是因為所承受的生活壓力過重和自尊心屢屢遭受傷害所致，父親身上本來就存在的易怒多疑的因素，隨著時間的推移進一步膨脹起來。這一切無疑在家庭生活和孩子童稚的心田上蒙上了可怕的陰影，並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作家性格的形成。對此，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深感不滿和自覺難以向外人啟齒的。作家的友人揚諾夫斯基這樣寫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訴我許多他童年時代的艱難又淒涼的景況，盡管他談到母親、妹妹和大哥米哈伊爾・米哈伊洛維奇時總是懷著崇敬的感情。關於父親，他絕不願意提起，也要求我不要問起他”。在作家後來的小說《少年》的手稿中留下了這樣的文字：“有些孩子，從童年起就開始思考家中的事情了，從童年起就為自己父輩或家中其他人的不光彩行為感到羞恥。”這裏顯然有作家自身的影子。

　　在父親的嚴加管束下，年幼的費多爾活動的天地是相當有限的。慈善醫院的環境留給他最深的童年印像是疾病和貧困。雖然他從小就表現出一種熱烈的性格特征（被家人稱為“一團火”），可是這種熱情更多地被壓抑在內心深處。當時，醫院的花園可以說是他唯一向往的樂園了。盡管父親禁止自己的孩子與窮人的孩子交往，但他還是悄悄地在那裏結識了一些小夥伴，他們是馬車夫、看門人和廚師家的孩子。費多爾與一個九歲的柔弱、秀美的小女孩（廚師的女兒）成了很要好的朋友。兩人常常在花園裏一起玩耍，歡樂和友情滋潤著幼小的心田。“你看，多美，多好的花呀！”每當小女孩看見石縫中長出來的花朵時總愛這麽說，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輩子也忘不了她那歡快的銀鈴般的聲音，也許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美和善在他的心中就融為一體了。然而，有一天，小女孩倒在花園的牆角邊再也沒有睜開她那雙清澈的眼睛，一個醉漢摧殘了她。費多爾眼中的世界破碎了，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現實生活的殘酷。他後來曾回憶道：“這件事一直縈繞在我的記憶中，這是最惡劣的罪行……就因為這個罪行，在《群魔》中我處死了斯塔夫羅金。”

　　費多爾九歲那年，父親終於實現了自己多年的夢想，晉升為八等文官，獲得了貴族稱號，全家注冊為莫斯科貴族，並享有得到世襲領地的特權。為了最終擺脫貧困的威脅，保障孩子們的未來，父親決定買一塊田產，哪怕是小小的田產。經過幾年的準備，1831年和1832年，父親先後購得了圖拉省卡舍爾縣的兩個毗鄰的村莊達羅沃耶和切列莫什尼亞。這兩處田產共有百名農奴和五百俄畝土地，價格是一萬二千銀盧布。為此，父親幾乎用光了他全部的積蓄，並欠了一大筆債務。

　　父親由於公務在身，因此最初管理莊園的任務就由母親擔當。每逢夏天，孩子們總是隨母親在鄉下度假。莊園離開莫斯科150俄裏，馬車需走三天。第一次下鄉時，費多爾和他的兄妹一樣，簡直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雖說這是兩個土地貧瘠的村莊，但是對於被禁錮在慈善醫院圍牆裏的孩子來說，那裏的自然風光宛若仙境一般。“我們的村子景色如畫，清幽宜人。一片相當大的菩提樹林，濃蔭匝地，樹林中是為我們下鄉居住而修建的側屋……這一片菩提樹林向一片小小的田野延伸，和白樺林連接。白樺林十分茂密，地上土溝土穀縱橫，是個幽暗而荒僻的處所……田野的另一邊是一座大果園，約五俄畝左右。這座果園也是經過菩提樹林進去的。果園的四周有深水溝環繞，水溝的土埂上種了密密麻麻的醋栗叢……兩段土堤埂上麵各長著四株百年以上的老菩提樹，因此，這兩座有百年老樹遮蔭的土岡子，比什麽亭子都好，整個夏天我們都拿它當餐室……”

　　置身於大自然的懷抱之中，又沒有了父親的管束，孩子們的心境是可想而知的。費多爾恢複了熱情的天性。也許是想一反城裏循規蹈矩的生活，孩子們最喜歡玩的是“做野人遊戲”。孩子們在菩提樹林裏搭一個窩棚，用樹枝遮好，這就是野人居住的地方。他們脫光衣服，用顏料把身上塗得花花綠綠，算是文身；用樹葉和染過色的鵝毛做腰間和頭上的飾物，再用自製的弓箭武裝起來，而後就開始向那片樺樹林進攻，那裏有假想的敵人。沒有大人來管這些“野人”，所以孩子們玩得特別有興味。有一次，母親為了讓孩子盡興，還讓人把飯菜端到了樹叢裏。孩子們幹脆用手抓著吃，以便與野人的身份相稱。這個遊戲是費多爾想出來的，他自然成了野人部落的大首領。費多爾的點子最多。“羅濱孫”的遊戲也是他想出來的。他和弟弟安德烈常在一起玩這個遊戲。他扮羅濱孫，弟弟當隨從“星期五”。兩人想方設法在樹林子裏再現羅濱孫曾在荒島上所經受過的種種磨難。

　　費多爾還喜歡獨自呆在林子裏玩耍。作家後來這樣回憶說：“我生平最喜歡森林不過了；那裏有蘑菇、野果、各種小蟲、小鳥、刺蝟、鬆鼠，還有我非常喜歡的腐爛葉子的潮濕氣味……這些印象會保留一輩子。”有一次，他在林子裏，又沉浸於自己充滿童趣的天地中，突然似乎聽到一聲喊叫：“狼來了！”他嚇得驚叫起來，衝出林子，向一個正在耕地的農民馬列伊跑去。馬列伊五十來歲，身材高大，長著寬而密的大胡子。氣喘籲籲的費多爾一把抓住了他的衣袖。於是就有了作家晚年在《農民馬列伊》中所描寫的一幕動人的場景：

　　“‘你怎麽啦，哪兒有狼，是你自己想出來的吧。瞧！這兒怎麽會有狼！’他喃喃地說，想讓我鼓起勇氣。但我全身顫栗，把他的上衣抓得更緊。不用說，臉色一定白得嚇人。他帶著不安的微笑瞧著我，顯然在為我擔驚害怕。”

　　我終於明白過來，原來沒有狼，‘狼來了’的喊聲是我的錯覺……

　　‘好吧，我走了。’我說，一邊疑惑地、膽怯地望著他。

　　‘瞧，你給嚇成這樣。哎呀呀！’他搖著頭。‘得啦，瞧你這小家夥，哎喲！’他伸出手來，突然撫摸了我的臉蛋。

　　‘喂，得啦，喂，上帝保佑，畫個十字吧。’但我並沒有畫十字，我的嘴角不停地顫動，這似乎特別讓他吃驚。他小心地伸出一個指甲烏黑、沾滿泥土的粗大的手指，輕輕地碰了碰我發顫的嘴唇。

　　‘你瞧，哎喲，’他向我露出慈母般的微笑，‘我的上帝，這可怎麽辦呀！’‘好，你走吧，我在後麵瞧著你。我決不會讓狼傷害你！’他補充說，仍然露出慈母般的微笑，‘上帝保佑你，走吧。’他在我身上畫了個十字，又在自己胸前畫了個十字。我走了，幾乎每走十步就回過頭來看看。我走的時候，馬列伊一直同那匹母馬站著望我，我每次回首，他都向我點頭……

　　童年時代的這一幕被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知不覺地銘記在心中”，甚至在20年後服苦役的時候，他還是“記得那麽清楚，連每個細節都沒有遺漏”。孩提時代的費多爾第一次感受到了那些外表粗野的農奴的“慈母般的溫柔”和深邃淳樸的心靈，後來馬列伊更成了作家心目中俄羅斯人民精神美的化身。

　　除了在林子裏玩耍外，費多爾還喜歡在田頭看農民幹活，有時也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有一次，一個帶娃娃的農婦不小心把水罐給碰翻了，娃娃沒水喝，哭鬧起來。這個情景正好讓費多爾瞧見了。他二話沒說，拿起水罐，跑回到兩俄裏外的家裏取來了滿滿一罐水。那農婦看著滿頭大汗的費多爾，感動得一個勁兒致謝。

　　夏天過去了，孩子們隨母親一起戀戀不舍地離開莊園，回到了莫斯科。1832年初春的一天，達羅沃耶村的管事麵無人色地前來報告，說是一場大火把村莊燒了個精光。父母親驚呆了，當場就跪倒在地。幾天後，母親帶著幾個大孩子去了鄉下。莊園已成一片廢墟，到處是燒焦的木樁和殘剩的斷壁，令人觸目驚心。本來就困苦不堪的農民頓時陷入了絕境。這一切深深地烙刻在小費多爾的心頭。幾十年後，他還在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中通過德米特裏的夢描寫了當年進村時見到的淒慘景象：“近處有一個村莊，農舍全都烏黑烏黑的，有一半農舍燒掉，凸現出燒焦了的木頭。村口大路上，站著許多農婦，排成一行，全都瘦弱不堪，臉色灰青。尤其是最邊上的那一個，瘦骨嶙峋，高高的個子，看樣子有四十來歲，但也許隻有二十歲，臉又長又瘦，懷裏的嬰兒在哭叫，大概她的乳房幹癟了，沒有一滴奶汁淌出來。這嬰兒不停地哭叫，伸著光光的小手，凍得完全變成青色，握著小拳頭……”事後，母親借給了每戶災民50盧布，並收養了失去親人的農家女孩阿莉什卡。

　　早年在農村所感受到的一切，對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都有影響。他後來回憶說：“這個並不出色的小地方給我留下了終生難忘的極為深刻和強烈的印象。”

　　1833年，費多爾和比他大一歲的哥哥米哈伊爾進入法國人舒索夫辦的半寄宿中學念書。次年，兄弟倆又轉入了切爾馬克寄宿學校。這是一所偏重於文科的著名學校，有不少出色的教師。費多爾對自己的語文教師讚不絕口。就在這所學校裏，費多爾第一次聽到了別林斯基的名字和讀了他的《文學的幻想》等文章，同時他又廣泛地閱讀了許多本國的和外國的曆史著作和文學作品。而在這期間，一批不朽的作品如普希金的優秀詩篇和小說《上尉的女兒》、果戈理的中短篇小說和劇本《欽差大臣》等相繼問世，俄羅斯文學正在衝破重壓迎來它的黃金時代。年輕的費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從這些作品中真切地感受到了激蕩著的時代潮流，並與之產生了強烈的共鳴。作家後來回憶說：“這股潮流對我的影響也許在我16歲時就開始了，或者更確切地說，當我隻有15歲時就開始了……我心中蘊藏著火一般的熱情，對於這股熱情我是深信不疑的，至於這股熱情會以什麽形式迸發出來，對此我並不關心……”對知識的渴求，使得年少的費多爾幾乎手不釋卷。他的家人和當年的同學在回憶往事時都對他那癡迷的情景記憶猶新。

　　這時，家庭生活中的悲劇氣氛開始濃重起來，母親瑪麗婭的身體越來越差。

　　母親出身於莫斯科一個殷實的商人之家，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年輕時也是普希金詩才的崇拜者。費多爾對自己的母親有很深的感情，也許正是母親在他的心靈中最初埋下了基督教理想的種子。母親曾給年幼的費多爾講述過《聖徒列傳》的故事，也是母親把《聖經中一百零四個故事》作為識字課本教會他讀完了第一本書。這些故事，包括其中宣揚的基督美德，使他終身難忘。當他晚年重新見到他在孩提時代讀過的那本書時，頓感“欣喜萬分”，“把它作為神聖的東西保存”了起來。他在1875年給妻子的信中這樣寫道：“我在讀《約伯紀》，它使我欣喜若狂。我常常放下書，在房間裏走一個小時，幾乎要留下眼淚……安尼婭，說來也怪，這是我一生中最初看到的一本令人震驚的書，我第一次讀它時還完全是個孩子。”

　　母親生性善良能幹，她以自己的聰明才智和對丈夫與孩子的熱烈的愛，全力支撐著這個家。可是，隨著家庭生活的日見拮據，丈夫的性格也變得怪僻起來，他竟然無端地懷疑起妻子對他的忠誠。瑪麗婭痛苦萬分，1835年她在給丈夫的幾封信中是這樣表達自己絕望的心情的：“……我眼前一陣發黑；我坐立不安，心神不寧。三天來我像發了瘋似的。”“我以上帝的名義發誓，以我的孩子們、我的全部幸福和我的生命擔保，我過去從來沒有，將來也絕不會違背我在我們結婚那天，在聖壇前，向你，向我唯一親愛的朋友立下的衷心誓言。”“盡管我心中充滿著愛，但我的感情卻不能被人理解，反而受到卑鄙的猜忌……這就是我那純潔而熾熱的愛情所得到的報償；倘若不是由於我純潔的良知仍在給我以力量，倘若不是由於我對天意仍抱有一線希望，我的命運將是極其悲慘的。”費多爾從懂事時開始，就感受到父母之間的不和諧的音調，並且越來越同情母親的不幸。在他後來小說中那些富於自我犧牲精神的純潔而又受難的女性身上，不難見到作家的母親的某種印記。

　　過多的生育、家庭的勞作、久治不愈的肺病，加之內心的創傷，終於使本來就顯得孱弱的瑪麗婭倒下了。從1836年秋天起，她就再也沒能離開病床。第二年年初，她的病情急劇惡化。2月26日夜晚，瑪麗婭意識到自己已走到生命的終點。她拿著神像，用微弱的聲音替孩子和丈夫祝福，而後就昏迷了過去。次日清晨，年僅36歲的瑪麗婭留下了尚未成年的七個孩子離開了人世。全家人悲痛欲絕。

　　母親的去世終於導致了家庭生活的崩潰。父親決定把兩個大兒子送進他們並不願去的彼得堡軍事工程學校，把兩個大女兒送交她們的亞曆山德拉姨媽（富有的商人馬庫寧的夫人）撫養，第三個兒子送進寄宿中學，身邊僅留下了兩個年幼的孩子。他本人也準備不久後就離職退休，並決定在辦妥手續後即把家搬到鄉下。

　　當陀思妥耶夫斯基還沉浸在家庭的悲劇中痛苦不堪時，普希金在決鬥中死去的消息又如一道晴天霹靂把他給擊懵了。普希金是他從童年時代起就最為鍾愛的作家，是他心中的偶像。他的弟弟後來回憶說：“聽到這一噩耗及所有詳情細節，哥哥們幾乎要發瘋了。費多爾哥哥在和大哥的談話中一再說，要不是我們家有喪事，他定會要求父親允許他為普希金戴黑紗。”命運之神在將一連串的打擊甩在他頭上的同時，將年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無情地推向了漫漫人生路上的第一個轉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