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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人說，隻有敢於跨越傳統碑石的人才能進入未來；也有人說，隻有能夠發出自己生動而又獨特的聲音的人才是天才。如果這些觀點得到認同，那麽陀思妥耶夫斯基無疑可以進入這樣的不朽的天才之列。
屬於這樣的天才的當然還有托爾斯泰，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國文壇在19世紀下半葉同時出現的令世人震驚的兩座比肩而立的高峰。可是在其後的評論視野中，這兩位作家的命運卻不盡相同。如果說托爾斯泰的雄姿大多在清朗的天空下為人們所景仰的話，那麽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影則常常雲遮霧障，難見其真實的麵目。
沒有人能夠否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巨大才華，但是對他的個性和他的創作的評價卻眾說紛紜。在他的同時代人的回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形象是飄忽不定的。褒之者推崇他為正人君子，貶之者卻將他視作卑劣之徒。人們從不同角度寫出了他們心目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至於他的創作，評價者的觀點更是五花八門：有人從中看到了人道主義思想，有人則看到了不必要的殘酷；有人稱讚他在作品中對黑暗社會的批判激情，有人則譴責他對革命運動的攻擊；有人欣賞他小說中表現出來的宗教神秘主義傾向，有人則肯定他對上帝及其所創造的世界的懷疑；有人從中找到了某種強烈的個人意誌（如尼采），有人則發現了俄狄浦斯情結（如弗洛依德）；有人稱他是現實主義作家，有人則斷言他是現代主義文學的先驅……
凡此種種都說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創作是世界文學史上的一個相當複雜的現象。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除了評價者各自不同的政治觀、哲學觀和文藝觀以外，作家及其作品本身的獨特性無疑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命運多舛，“整個身心充滿著鬥爭”（托爾斯泰語）：他出生清貧，長年為巨額債務所困擾；他早年就得了癲癇病，這一精神頑疾使他身心交瘁，痛苦不堪；他曾站在斷頭台上受過死刑的威脅，最寶貴的十年青春年華是在西伯利亞的苦役和流放中度過的；他為人正直、厚道，樂於幫助別人，可又嗜賭、憂鬱和多疑；他渴望家庭幸福，但戀愛婚姻頗多波折（直到晚年有了安娜）；他與進步的俄國文學界有著天然的聯係，卻常常不能為人們所理解，甚至還遭排斥；他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求索著人生的真諦，可又時時碰壁，並終生為信仰而苦惱；他的小說在激情的烈火中熔鑄而成，但他缺乏時間和安寧去達到自己理想的完美，他的手臂被分開地懸在命運的十字架上……正如茨威格所說：“沒有哪種痛苦不曾對陀思妥耶夫斯基慷慨惠顧，沒有哪種苦惱不曾對他牢記不忘”，“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個處於分裂痛苦之中的永恒的二元論者”，然而“生活在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到最為深重的苦難的同時，也讓他成為最洞察世情，最了解生活和熱愛生活的人”；也如盧那察爾斯基所說：作為生活在社會動蕩年代裏的“第一位偉大的小市民作家”，他內心的矛盾衝突是尖銳而又不可避免的，作家“對於他願意相信的思想和感情，沒有真正的信心；他願意推翻的東西，卻常常一再地激動他，而且它們看來很像是真理；因此，就他的主觀方麵而言，他倒是很適於做他那個時代的騷亂狀態的反映者、痛苦的但是符合需要的反映者”。
“最貴重的金屬采自礦井最黑暗的深處”，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的矛盾絲毫沒有削弱作家的人格的魅力和他的作品的光輝。這是一個具有深厚的人道主義思想的偉大的思想家。他一生執著地關注著人類的命運，熱烈地捍衛人的尊嚴，肯定人的價值和追求人的理想、人的和諧與社會的和諧，盡管他探索到的並非都是真理，盡管他在世時更多地看到的是醜惡的現實和被扭曲的人性。這是一個具有極強的藝術創新意識的傑出的藝術家。他對人性深度的開掘和“複調”小說藝術是對世界文學的重大貢獻。不管人們有多少異議，作家本人從未動搖過自己的藝術探索。他在去世前不久這樣說過：“雖然現時的俄國人民對我並不理解，但我會被未來的俄國人民所理解。人們稱我為心理學家，這並不正確，我隻是最高意義上的現實主義者，也就是說我描繪的是人的內心的全部深度。”描繪“人的內心的全部深度”，特別是通過人物的自身感受和內心分析，無情剖析人格分裂的主人公的病態心理，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顯著的藝術特色之一。人格分裂和心理變態，是當時岌岌可危的俄國社會給人們帶來的心理投影和精神悲劇。如果說托爾斯泰以自己的藝術探索大大拓寬了小說表現生活的幅度的話，那麽陀思妥耶夫斯基則有力地開拓了小說表現心理的容量，特別是強化了作家對人性深度和人物變態心理的揭示。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在這一領域裏舒展自如地施展著自己的藝術才華。
20世紀以來，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方文壇的聲譽日高，他的影響不僅與托爾斯泰並駕齊驅，有時甚至還超過了後者。法國作家紀德的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被托爾斯泰高峰遮住了的更高峰”，在整個西歐文學中再也“沒有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所觸及的問題更深刻的了”。當然，西方評論視野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注意的是他與現代主義文學的聯係，如加繆幹脆稱陀思妥耶夫斯基為“存在主義小說家”。雖然不可否認這裏有相當多的謬托師承的成分，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響確實是廣泛存在的。在他的祖國，20世紀20年代出現過一次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熱潮。盧那察爾斯基、格羅斯曼、巴赫金和別爾嘉耶夫等人的研究成果引人注目，其中巴赫金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複調”小說這一獨特的藝術形式的探討至今尤為人們所稱道。30年代中期以後，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到排斥。直到50年代中期這位作家才在他的祖國重新獲得了與其成就相應的地位。70年代初，蘇聯隆重紀念作家誕生150周年。當代作家艾特瑪托夫為此撰文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為一位偉大的藝術家，給了19至20世紀世界文學的全部進程以革命性的影響。”隻有當人們自覺地拂去了偏見的浮塵，用審美的目光重新審視他的鴻篇巨製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才開始完整地顯示出自己的令人驚歎的美學風貌，人們也才真切地看清了作家那傲視群峰的巍峨身姿。
也許是因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複雜性，當俄國文學名著在20世紀初陸續被譯介到中國來時，唯獨他的作品姍姍來遲。直到五四時期，《民國日報》上才首次刊登了喬辛翻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短篇小說《賊》（即《誠實的小偷》，1920年刊出）。這時期還譯出了：《冷眼》（即《聖誕樹和婚禮》，《東方雜誌》1920年，鐵樵譯）、《大宗教裁判官》（即《卡拉馬佐夫兄弟》的節譯，《青年界》1921年，周起應譯）、《罪與罰》（節譯，《民鍾》1922年，太一譯），《窮人》（未名社1926年，韋叢蕪譯）、《主婦》（即《女房東》，光華書局1927年，白萊譯）。
中國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作品的評論也是從五四時期才開始的。鐵樵的譯作《冷眼》附有“記者誌”，稱他的作品“人道主義的色彩最鮮明；他的小說中所描寫的，多是墮落的事情；心理的分析，更是他的特長”。這是中國人寫的最早的評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字（在此前有周作人的一篇譯文《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說》，載1918年1月《新青年》）。1921年，耿濟之在《小說月報》號外（俄國文學研究）上用三千字的篇幅介紹了“道司托也夫司基”的生活道路和創作曆程，認為他是“人物的心理學家，是人類心靈深處的調查員，是微細的心的解剖者”；他的“小說裏寫實和神秘的精神時常混合在一起”；他“所描寫各種‘苦痛’的形式是不同的……有為愛人類而痛苦，有為強烈、低卑的嗜好而痛苦，有為殘忍和惡念相聯成的愛情而痛苦，有為自愛心和疑慮心病態的發展而痛苦”，“苦痛能生出愛情和信仰，而上帝的律法都生在愛情和信仰裏麵”，因此與其說他的“作品裏都描寫著殘忍的事情，不如說他含著慈悲的心腸，人道的色彩”。應該說文章抓住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的基本特色。
當時較有力度的文章還有鄭振鐸的《陀思妥以夫斯基的百年紀念》、胡愈之的《陀斯妥以夫斯基的一生》、沈雁冰的《陀斯妥以夫斯基在俄國文學史上的地位》、《陀斯妥以夫斯基的思想》（此文有萬餘字）和魯迅的《〈窮人〉小引》等。中國學者撰寫的最早的兩本俄國文學史著作（鄭振鐸的《俄國文學史略》，蔣光慈和瞿秋白的《俄羅斯文學》）中也均辟有專章介紹陀思妥耶夫斯基。這些文章各有所長，沈雁冰的文章廣征博引，視野開闊；鄭振鐸的文章要言不繁，在敘述中時見思想的火花；而魯迅的文章則用語精到，常發人所未發。如魯迅在上文中寫道：“顯示靈魂的深者，每要被人看做心理學家；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的作者。他寫人物幾乎無須描寫外貌，隻要以語言，聲音，就不獨將他們的思想和感情，便是麵目和身體也都表示著。又因為顯示著靈魂的深，所以一讀那作品，便令人發生精神的變化。靈魂的深處並不平安，敢於正視的本來就不多，更何況寫出？”緊緊抓住“顯示靈魂的深”而生發開去，足見魯迅目光之敏銳。
五四以後，中國出現過譯介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兩個高潮。一次是在20世紀30～40年代。這一時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已成為最受中國讀者歡迎的俄國古典作家之一。他的作品被越來越多地譯成中文，單以集子和單行本計，數量也已相當可觀。主要有：《窮人》（文化生活出版社）、《窮人及其他》（正中書局）、《一個誠實的賊及其他》（現代書局）、《小英雄》（亞東圖書館）、《女房東》（聯益出版社）、《淑女》（商務印書館，文光書店）、《野非卯夫》（商務印書館）、《白夜》（聯益出版社）、《醉》（文光書店）、《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商務印書館，文光書店）、《死屋手記》（開明書店，平化合作社，現代書局，正中書局）、《地下室手記》（湖風書局，文光書店）、《賭徒》（湖風書局）、《罪與罰》（未名社，新生命書局，啟明書局）、《白癡》（文光書店，開明書店）、《少年》（開明書店）、《卡拉馬助夫兄弟》（晨光出版社，良友圖書印刷公司）等。
隨著譯介量的增加，中國讀者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認識也進一步加深。有關這位作家的評論文章明顯增多，比較重要的有魯迅的《陀思妥夫斯基的事》、何柄棣的《杜思退益夫斯基與俄國民族性》和沈雁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等。其中最值得一提的還是魯迅先生的評述。魯迅在文章中強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為“人的靈魂的偉大審問者”的特點：“他把小說中的男男女女，放在萬難忍受的境遇裏，來試煉它們，不但剝去了表麵的潔白，拷問出藏在底下的罪惡，而且還要拷問出藏在那罪惡底下的真正的潔白來。”他又指出了作家對病態心理的剖析中所蘊含的真實：“醫學者往往用病態來解釋陀思妥夫斯基的作品……但是，即使他是神經病者，也是俄國專製時代的神經病者，倘若誰身受了和他相類的重壓，那麽，愈身受，也就會愈懂得他那夾著誇張的真實，熱到發冷的熱情，快要破裂的忍從，於是愛他起來的罷。”魯迅還鮮明地表達了他對彌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快要破裂的忍從”的看法：“作為中國讀者的我卻不能熟悉陀思妥夫斯基式的忍從對於橫逆之來的真正的忍從。”這些評述即使在今天讀來還很有光彩。
第二次譯介高潮出現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過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的排斥和隔膜以後，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進入中國，並受到譯者和讀者的偏愛，人們開始真正意識到這位作家的價值。此時，他的作品的譯介總量大大超過曆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上海譯文出版社分別推出了兩套係統介紹這位作家的文集：“陀思妥耶夫斯基選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這兩套文集均包括了他的全部重要作品。此外，就中譯單行本的出版而言，新譯本數量眾多，並有不少舊譯新版本，其中主要作品都出現了多種譯本。還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論藝術》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書信選》等書籍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出版量之大已可見一斑。同時，譯作基本上都根據俄文原版譯出，水準大有提高，風格也開始多樣。
這一時期，中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麵，召開了全國性的學術討論會，出版了專著和大量的論文。僅正式出版的研究專著和評傳類著作就有十多部，如刁紹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劉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論稿》、何雲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與俄羅斯文化精神》、季星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戲劇化》、趙桂蓮的《漂泊的靈魂――陀思妥耶夫斯基與俄羅斯傳統文化》和王誌耕的《宗教文化語境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等。研究的麵大大拓寬，研究的方法也有了新的突破。特別是1990年以來，陀氏研究超越了文學的領域，進入宗教哲學和一般文化領域，吸引了一些本來並不研究文學、亦非研究俄羅斯文化的人的目光。俄羅斯和西方不少有關的重要的研究成果亦被介紹過來。人們既不必諱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局限，也不再對他抱有偏見。
這位傑出的俄國作家在探索人生真諦時所表現出的深邃的思想和在藝術創新中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贏得了新時期中國讀者，包括許多作家的由衷的敬仰，他的某些藝術手段在中國新時期文學中也留下了印記。這裏不妨引中國當代作家趙麗宏的文字來說明書這一點。趙麗宏在參觀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故居後，深情地寫下了《溫暖的燭光》一文。他在文中這樣寫道：“走進大門時，我的目光正好和照片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目光相遇。這是一雙在黑暗中凝視著遠方的眼睛，那深思的憂傷的目光使我肅然起敬。”“他的生活極其平民化……他的故事來自真實的生活，他的感情發自內心深處，和他同時代的作家中，很少有人像他那樣不知疲倦地作著深刻的思索。他的作品早已成為世界文學寶庫中燦爛奪目的一部分。”“有意思的是他隨手塗在稿紙上的一些圖案，畫的是教堂的拱門……這些門代表的是什麽呢？也許是一種渴望，是一種對理想境界的呼喚。作家的探索和創造，不正像在努力開啟一扇扇鎖著的門？有些作家打開了那些門，把門內神秘的世界展現在人們麵前，使人們驚歎天地和人心的浩瀚。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這樣的作家。”上述文字充分說明今天的中國讀者已經把握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和藝術的精髓。
本書並非嚴格意義的畫傳，文字仍是書中最基本的內容，但是為使敘述更為生動和充實，所以添加了大量的圖片資料，這些圖片中有相當部分是筆者多次實地尋訪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和文學遺跡時拍攝的，有的是筆者在俄羅斯訪學時所收集，有的則為友人所提供。在本書即將出版之際，筆者謹向為本書提供第一手資料的中外學者、向為本書新版提供幫助的重慶出版集團的領導和編輯致以誠摯的感謝。希望筆者在這本書中所描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剪影，能有助於讀者了解這位偉大的俄國作家的生活和創作道路。
陳建華
2006年歲末改寫於華東師範大學
1881年2月1日。冰封雪飄的彼得堡。
陀思妥耶夫斯基剛剛去世兩天，成千上萬的人自發地為這位偉大的作家送行。送葬的隊伍綿延不絕，到處是鮮花、花圈和旗幡，有人還高高地舉起了沙皇政府曾給作家戴上的鐐銬（後被警方製止）。有將近二十個分別由演員、歌唱家和大學生組成的合唱隊在行進的隊伍中唱著低沉的悲歌，維持秩序的都是大學生。人行道上站滿了密密麻麻的致哀的群眾。有位老太太一麵劃著十字，一麵拉住走在隊伍中的格利戈洛維奇問道：
“這是給哪個將軍送葬呀？”
“不是將軍，是位教師，作家。”
“怪不得啊，我看見那麽多的年輕人。這麽說，死者是個了不起的教書先生嘍。上帝保佑他天國平安。”
§§第一章 苦澀的早年
屬於這樣的天才的當然還有托爾斯泰，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國文壇在19世紀下半葉同時出現的令世人震驚的兩座比肩而立的高峰。可是在其後的評論視野中，這兩位作家的命運卻不盡相同。如果說托爾斯泰的雄姿大多在清朗的天空下為人們所景仰的話，那麽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影則常常雲遮霧障，難見其真實的麵目。
沒有人能夠否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巨大才華，但是對他的個性和他的創作的評價卻眾說紛紜。在他的同時代人的回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形象是飄忽不定的。褒之者推崇他為正人君子，貶之者卻將他視作卑劣之徒。人們從不同角度寫出了他們心目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至於他的創作，評價者的觀點更是五花八門：有人從中看到了人道主義思想，有人則看到了不必要的殘酷；有人稱讚他在作品中對黑暗社會的批判激情，有人則譴責他對革命運動的攻擊；有人欣賞他小說中表現出來的宗教神秘主義傾向，有人則肯定他對上帝及其所創造的世界的懷疑；有人從中找到了某種強烈的個人意誌（如尼采），有人則發現了俄狄浦斯情結（如弗洛依德）；有人稱他是現實主義作家，有人則斷言他是現代主義文學的先驅……
凡此種種都說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創作是世界文學史上的一個相當複雜的現象。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除了評價者各自不同的政治觀、哲學觀和文藝觀以外，作家及其作品本身的獨特性無疑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命運多舛，“整個身心充滿著鬥爭”（托爾斯泰語）：他出生清貧，長年為巨額債務所困擾；他早年就得了癲癇病，這一精神頑疾使他身心交瘁，痛苦不堪；他曾站在斷頭台上受過死刑的威脅，最寶貴的十年青春年華是在西伯利亞的苦役和流放中度過的；他為人正直、厚道，樂於幫助別人，可又嗜賭、憂鬱和多疑；他渴望家庭幸福，但戀愛婚姻頗多波折（直到晚年有了安娜）；他與進步的俄國文學界有著天然的聯係，卻常常不能為人們所理解，甚至還遭排斥；他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求索著人生的真諦，可又時時碰壁，並終生為信仰而苦惱；他的小說在激情的烈火中熔鑄而成，但他缺乏時間和安寧去達到自己理想的完美，他的手臂被分開地懸在命運的十字架上……正如茨威格所說：“沒有哪種痛苦不曾對陀思妥耶夫斯基慷慨惠顧，沒有哪種苦惱不曾對他牢記不忘”，“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個處於分裂痛苦之中的永恒的二元論者”，然而“生活在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到最為深重的苦難的同時，也讓他成為最洞察世情，最了解生活和熱愛生活的人”；也如盧那察爾斯基所說：作為生活在社會動蕩年代裏的“第一位偉大的小市民作家”，他內心的矛盾衝突是尖銳而又不可避免的，作家“對於他願意相信的思想和感情，沒有真正的信心；他願意推翻的東西，卻常常一再地激動他，而且它們看來很像是真理；因此，就他的主觀方麵而言，他倒是很適於做他那個時代的騷亂狀態的反映者、痛苦的但是符合需要的反映者”。
“最貴重的金屬采自礦井最黑暗的深處”，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的矛盾絲毫沒有削弱作家的人格的魅力和他的作品的光輝。這是一個具有深厚的人道主義思想的偉大的思想家。他一生執著地關注著人類的命運，熱烈地捍衛人的尊嚴，肯定人的價值和追求人的理想、人的和諧與社會的和諧，盡管他探索到的並非都是真理，盡管他在世時更多地看到的是醜惡的現實和被扭曲的人性。這是一個具有極強的藝術創新意識的傑出的藝術家。他對人性深度的開掘和“複調”小說藝術是對世界文學的重大貢獻。不管人們有多少異議，作家本人從未動搖過自己的藝術探索。他在去世前不久這樣說過：“雖然現時的俄國人民對我並不理解，但我會被未來的俄國人民所理解。人們稱我為心理學家，這並不正確，我隻是最高意義上的現實主義者，也就是說我描繪的是人的內心的全部深度。”描繪“人的內心的全部深度”，特別是通過人物的自身感受和內心分析，無情剖析人格分裂的主人公的病態心理，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顯著的藝術特色之一。人格分裂和心理變態，是當時岌岌可危的俄國社會給人們帶來的心理投影和精神悲劇。如果說托爾斯泰以自己的藝術探索大大拓寬了小說表現生活的幅度的話，那麽陀思妥耶夫斯基則有力地開拓了小說表現心理的容量，特別是強化了作家對人性深度和人物變態心理的揭示。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在這一領域裏舒展自如地施展著自己的藝術才華。
20世紀以來，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方文壇的聲譽日高，他的影響不僅與托爾斯泰並駕齊驅，有時甚至還超過了後者。法國作家紀德的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被托爾斯泰高峰遮住了的更高峰”，在整個西歐文學中再也“沒有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所觸及的問題更深刻的了”。當然，西方評論視野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注意的是他與現代主義文學的聯係，如加繆幹脆稱陀思妥耶夫斯基為“存在主義小說家”。雖然不可否認這裏有相當多的謬托師承的成分，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響確實是廣泛存在的。在他的祖國，20世紀20年代出現過一次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熱潮。盧那察爾斯基、格羅斯曼、巴赫金和別爾嘉耶夫等人的研究成果引人注目，其中巴赫金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複調”小說這一獨特的藝術形式的探討至今尤為人們所稱道。30年代中期以後，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到排斥。直到50年代中期這位作家才在他的祖國重新獲得了與其成就相應的地位。70年代初，蘇聯隆重紀念作家誕生150周年。當代作家艾特瑪托夫為此撰文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為一位偉大的藝術家，給了19至20世紀世界文學的全部進程以革命性的影響。”隻有當人們自覺地拂去了偏見的浮塵，用審美的目光重新審視他的鴻篇巨製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才開始完整地顯示出自己的令人驚歎的美學風貌，人們也才真切地看清了作家那傲視群峰的巍峨身姿。
也許是因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複雜性，當俄國文學名著在20世紀初陸續被譯介到中國來時，唯獨他的作品姍姍來遲。直到五四時期，《民國日報》上才首次刊登了喬辛翻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短篇小說《賊》（即《誠實的小偷》，1920年刊出）。這時期還譯出了：《冷眼》（即《聖誕樹和婚禮》，《東方雜誌》1920年，鐵樵譯）、《大宗教裁判官》（即《卡拉馬佐夫兄弟》的節譯，《青年界》1921年，周起應譯）、《罪與罰》（節譯，《民鍾》1922年，太一譯），《窮人》（未名社1926年，韋叢蕪譯）、《主婦》（即《女房東》，光華書局1927年，白萊譯）。
中國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作品的評論也是從五四時期才開始的。鐵樵的譯作《冷眼》附有“記者誌”，稱他的作品“人道主義的色彩最鮮明；他的小說中所描寫的，多是墮落的事情；心理的分析，更是他的特長”。這是中國人寫的最早的評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字（在此前有周作人的一篇譯文《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說》，載1918年1月《新青年》）。1921年，耿濟之在《小說月報》號外（俄國文學研究）上用三千字的篇幅介紹了“道司托也夫司基”的生活道路和創作曆程，認為他是“人物的心理學家，是人類心靈深處的調查員，是微細的心的解剖者”；他的“小說裏寫實和神秘的精神時常混合在一起”；他“所描寫各種‘苦痛’的形式是不同的……有為愛人類而痛苦，有為強烈、低卑的嗜好而痛苦，有為殘忍和惡念相聯成的愛情而痛苦，有為自愛心和疑慮心病態的發展而痛苦”，“苦痛能生出愛情和信仰，而上帝的律法都生在愛情和信仰裏麵”，因此與其說他的“作品裏都描寫著殘忍的事情，不如說他含著慈悲的心腸，人道的色彩”。應該說文章抓住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的基本特色。
當時較有力度的文章還有鄭振鐸的《陀思妥以夫斯基的百年紀念》、胡愈之的《陀斯妥以夫斯基的一生》、沈雁冰的《陀斯妥以夫斯基在俄國文學史上的地位》、《陀斯妥以夫斯基的思想》（此文有萬餘字）和魯迅的《〈窮人〉小引》等。中國學者撰寫的最早的兩本俄國文學史著作（鄭振鐸的《俄國文學史略》，蔣光慈和瞿秋白的《俄羅斯文學》）中也均辟有專章介紹陀思妥耶夫斯基。這些文章各有所長，沈雁冰的文章廣征博引，視野開闊；鄭振鐸的文章要言不繁，在敘述中時見思想的火花；而魯迅的文章則用語精到，常發人所未發。如魯迅在上文中寫道：“顯示靈魂的深者，每要被人看做心理學家；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的作者。他寫人物幾乎無須描寫外貌，隻要以語言，聲音，就不獨將他們的思想和感情，便是麵目和身體也都表示著。又因為顯示著靈魂的深，所以一讀那作品，便令人發生精神的變化。靈魂的深處並不平安，敢於正視的本來就不多，更何況寫出？”緊緊抓住“顯示靈魂的深”而生發開去，足見魯迅目光之敏銳。
五四以後，中國出現過譯介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兩個高潮。一次是在20世紀30～40年代。這一時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已成為最受中國讀者歡迎的俄國古典作家之一。他的作品被越來越多地譯成中文，單以集子和單行本計，數量也已相當可觀。主要有：《窮人》（文化生活出版社）、《窮人及其他》（正中書局）、《一個誠實的賊及其他》（現代書局）、《小英雄》（亞東圖書館）、《女房東》（聯益出版社）、《淑女》（商務印書館，文光書店）、《野非卯夫》（商務印書館）、《白夜》（聯益出版社）、《醉》（文光書店）、《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商務印書館，文光書店）、《死屋手記》（開明書店，平化合作社，現代書局，正中書局）、《地下室手記》（湖風書局，文光書店）、《賭徒》（湖風書局）、《罪與罰》（未名社，新生命書局，啟明書局）、《白癡》（文光書店，開明書店）、《少年》（開明書店）、《卡拉馬助夫兄弟》（晨光出版社，良友圖書印刷公司）等。
隨著譯介量的增加，中國讀者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認識也進一步加深。有關這位作家的評論文章明顯增多，比較重要的有魯迅的《陀思妥夫斯基的事》、何柄棣的《杜思退益夫斯基與俄國民族性》和沈雁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等。其中最值得一提的還是魯迅先生的評述。魯迅在文章中強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為“人的靈魂的偉大審問者”的特點：“他把小說中的男男女女，放在萬難忍受的境遇裏，來試煉它們，不但剝去了表麵的潔白，拷問出藏在底下的罪惡，而且還要拷問出藏在那罪惡底下的真正的潔白來。”他又指出了作家對病態心理的剖析中所蘊含的真實：“醫學者往往用病態來解釋陀思妥夫斯基的作品……但是，即使他是神經病者，也是俄國專製時代的神經病者，倘若誰身受了和他相類的重壓，那麽，愈身受，也就會愈懂得他那夾著誇張的真實，熱到發冷的熱情，快要破裂的忍從，於是愛他起來的罷。”魯迅還鮮明地表達了他對彌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快要破裂的忍從”的看法：“作為中國讀者的我卻不能熟悉陀思妥夫斯基式的忍從對於橫逆之來的真正的忍從。”這些評述即使在今天讀來還很有光彩。
第二次譯介高潮出現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過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的排斥和隔膜以後，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進入中國，並受到譯者和讀者的偏愛，人們開始真正意識到這位作家的價值。此時，他的作品的譯介總量大大超過曆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上海譯文出版社分別推出了兩套係統介紹這位作家的文集：“陀思妥耶夫斯基選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這兩套文集均包括了他的全部重要作品。此外，就中譯單行本的出版而言，新譯本數量眾多，並有不少舊譯新版本，其中主要作品都出現了多種譯本。還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論藝術》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書信選》等書籍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出版量之大已可見一斑。同時，譯作基本上都根據俄文原版譯出，水準大有提高，風格也開始多樣。
這一時期，中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麵，召開了全國性的學術討論會，出版了專著和大量的論文。僅正式出版的研究專著和評傳類著作就有十多部，如刁紹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劉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論稿》、何雲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與俄羅斯文化精神》、季星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戲劇化》、趙桂蓮的《漂泊的靈魂――陀思妥耶夫斯基與俄羅斯傳統文化》和王誌耕的《宗教文化語境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等。研究的麵大大拓寬，研究的方法也有了新的突破。特別是1990年以來，陀氏研究超越了文學的領域，進入宗教哲學和一般文化領域，吸引了一些本來並不研究文學、亦非研究俄羅斯文化的人的目光。俄羅斯和西方不少有關的重要的研究成果亦被介紹過來。人們既不必諱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局限，也不再對他抱有偏見。
這位傑出的俄國作家在探索人生真諦時所表現出的深邃的思想和在藝術創新中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贏得了新時期中國讀者，包括許多作家的由衷的敬仰，他的某些藝術手段在中國新時期文學中也留下了印記。這裏不妨引中國當代作家趙麗宏的文字來說明書這一點。趙麗宏在參觀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故居後，深情地寫下了《溫暖的燭光》一文。他在文中這樣寫道：“走進大門時，我的目光正好和照片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目光相遇。這是一雙在黑暗中凝視著遠方的眼睛，那深思的憂傷的目光使我肅然起敬。”“他的生活極其平民化……他的故事來自真實的生活，他的感情發自內心深處，和他同時代的作家中，很少有人像他那樣不知疲倦地作著深刻的思索。他的作品早已成為世界文學寶庫中燦爛奪目的一部分。”“有意思的是他隨手塗在稿紙上的一些圖案，畫的是教堂的拱門……這些門代表的是什麽呢？也許是一種渴望，是一種對理想境界的呼喚。作家的探索和創造，不正像在努力開啟一扇扇鎖著的門？有些作家打開了那些門，把門內神秘的世界展現在人們麵前，使人們驚歎天地和人心的浩瀚。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這樣的作家。”上述文字充分說明今天的中國讀者已經把握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和藝術的精髓。
本書並非嚴格意義的畫傳，文字仍是書中最基本的內容，但是為使敘述更為生動和充實，所以添加了大量的圖片資料，這些圖片中有相當部分是筆者多次實地尋訪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和文學遺跡時拍攝的，有的是筆者在俄羅斯訪學時所收集，有的則為友人所提供。在本書即將出版之際，筆者謹向為本書提供第一手資料的中外學者、向為本書新版提供幫助的重慶出版集團的領導和編輯致以誠摯的感謝。希望筆者在這本書中所描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剪影，能有助於讀者了解這位偉大的俄國作家的生活和創作道路。
陳建華
2006年歲末改寫於華東師範大學
1881年2月1日。冰封雪飄的彼得堡。
陀思妥耶夫斯基剛剛去世兩天，成千上萬的人自發地為這位偉大的作家送行。送葬的隊伍綿延不絕，到處是鮮花、花圈和旗幡，有人還高高地舉起了沙皇政府曾給作家戴上的鐐銬（後被警方製止）。有將近二十個分別由演員、歌唱家和大學生組成的合唱隊在行進的隊伍中唱著低沉的悲歌，維持秩序的都是大學生。人行道上站滿了密密麻麻的致哀的群眾。有位老太太一麵劃著十字，一麵拉住走在隊伍中的格利戈洛維奇問道：
“這是給哪個將軍送葬呀？”
“不是將軍，是位教師，作家。”
“怪不得啊，我看見那麽多的年輕人。這麽說，死者是個了不起的教書先生嘍。上帝保佑他天國平安。”
§§第一章 苦澀的早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