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真諦的不倦探索者——列夫·托爾斯泰傳

出走與逝世

　　托爾斯泰在雅斯納亞·波良納的生活變得越來越困難了。作家對專製製度和上流社會生活日益猛烈的抨擊，使他覺得“再處在原來的狀態在精神上已是不可能的了”。1910年2月，托爾斯泰收到基輔大學學生曼德若斯的一封長信，來信認為，托爾斯泰的學說與生活是矛盾的，因此呼籲作家從雅斯納亞·波良納出走。信中說：“親愛的、善良的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把生命獻給人類吧，完成您在世上最後需要完成的事業，使您在人類的心靈中永生。”托爾斯泰立即給他寫了回信。托爾斯泰寫道：“您建議我做的正是我的夙願”，不過“這樣做的目的絕不應是為了影響別人”，“而是為了滿足精神上的內在需要”，“就像在呼吸困難時，不能不咳嗽一樣，才必須也應該這樣做。我離這樣的狀態已經不遠了，而且一天比一天臨近。您建議我做的事——放棄社會地位，放棄財產，把財產分給那些認為在我死後有權繼承的人，我在25年以前已經這樣做了。但隻有一點，就是我仍然同我的妻子和女兒一起過著非常可恥的奢侈生活，而周圍都是貧困。這一刻不停地愈來愈厲害地折磨著我，而且沒有一天我不在盼望實現您的建議”。托爾斯泰的日記中也開始更加明確地表現出出走的意向。如他在4月13日的日記中寫道：“早上5點就醒了，一直在想如何出走？怎麽行動？我不知道……看來，結果總會有的，我也能夠辦到，但到底不好受啊。”

　　使托爾斯泰“不好受”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擔心他的出走會造成親人的不幸，他仍像以前一樣愛著與他共同生活了將近半個世紀的妻子。他忍受著巨大的精神折磨，背負起“自己的十字架一天天地走下去”。然而，1910年6月以後，切爾特科夫與索菲婭之間為爭奪托爾斯泰文學遺產的爭鬥白熱化了，托爾斯泰又被迫置於這場爭鬥的中心，這終於使托爾斯泰“生活中隱藏著的悲劇因素”成熟了。切爾特科夫盡管十分敬重托爾斯泰，並不遺餘力地傳播托爾斯泰的學說，可是出於自己的宗教狂熱和專橫的性格，他往往不顧及年邁的托爾斯泰的現實處境。他對托爾斯泰家庭生活的幹涉加重了索菲婭精神上的疾病。索菲婭始終是托爾斯泰最親近的人，但是她沒能很好理解托爾斯泰的“我寫的作品就是我的整個人”這樣的人生追求；晚年有病的索菲婭又在外界因素的刺激下，常常失去自製力，不時無端地和狂暴地指責托爾斯泰，這使夫妻關係變得難以忍受。而分屬兩個對立派係的托爾斯泰的子女又使矛盾變得更加複雜化了，這時的托爾斯泰實際上是很孤獨的。

　　1909年夏天，這種爭鬥就導致過一場風波。在這場風波中，索菲婭甚至想服嗎啡自殺，托爾斯泰奪過了她手中的嗎啡，扔到了樓梯底下。1910年6月中旬，托爾斯泰去位於密謝爾斯克村的切爾特科夫處小住。不久，索菲婭連發兩封電報催托爾斯泰速歸，誰知，沒過幾天，切爾特科夫又移居到緊挨雅斯納亞·波良納的捷良津基。一場更大的風波來臨了。7月初，索菲婭和切爾特科夫為由誰保管托爾斯泰1900年以後的日記一事發生激烈衝突。切爾特科夫不讓步，索菲婭再次表示要服毒自殺。為了安慰妻子，托爾斯泰將原由切爾特科夫保管的那部分日記存入了銀行，並暫時不同切爾特科夫見麵。為此事，托爾斯泰在7月14日寫了一封長信給索菲婭。他在信中寫道：

　　“我從年輕時就愛你，現在盡管有各種冷淡的原因，但我仍然沒有停止過愛你。”造成冷淡的原因是：“第一，我同世俗生活的趣味的距離越來越大，我厭惡這種生活趣味，而你卻不想也不能與之分離，你心裏根本沒有引導我追求自己信念的那些原則，這也是很自然的，所以我並不責怪你……第二，近幾年來你的性格變得越來越易怒、專橫和不能自控……第三，主要的和最關鍵的原因，是我們對生活的意義和目的有著完全不同的理解。我認為財產是罪惡的，而你則認為是生活的必要條件。生活方式方麵，為了不和你分手，我屈從於對我來說是難以忍受的生活條件，而你則把這看作是我對你觀點的讓步，因此我們之間的誤會越來越多。盡管有這種種誤會，我仍熱愛你和珍視你。”

　　信中還提到，如果索菲婭不接受“和睦地好好過日子的條件，那麽我就收回我不離開你的承諾，我將出走”。

　　7月22日，托爾斯泰來到離雅斯納亞·波良納3俄裏的格魯蒙特的樹林中，在那裏秘密地立下了具有法律效力的遺囑。根據這份遺囑，托爾斯泰的全部著作的繼承人是小女兒薩沙；如果她死了，則由長女塔尼婭繼承。她們將執行托爾斯泰的意願，不把這些著作變成私有財產，它們的版權將歸全民所有；托爾斯泰全部手稿的繼承人是切爾特科夫，他將負責在托爾斯泰去世後審閱這些手稿，並酌情出版，但也不能抱有個人的物質目的。托爾斯泰在遺囑和附件上簽了名，證人戈爾登威澤爾等也簽了字。切爾特科夫雖然不在場，但他在促成這件事上起了重要作用。把文學遺產交給人民完全符合托爾斯泰的心願，不過秘密簽署則為後來更大的風波的出現埋下了危機。

　　立遺囑一事很快就被索菲婭覺察到了。索菲婭認為，交出文學遺產隻會肥了出版商，而他們一家將會陷入貧困的境地。索菲婭終日無休止地吵鬧，還請來神父為驅逐切爾特科夫的幽靈而祈禱。兒子安德烈也趕來了，蠻橫地逼迫托爾斯泰交出遺囑。遠在外地的長女塔尼婭得知此事，寫信指責安德烈說：

　　“這真是聞所未聞，用憎惡、怨恨、謊言、特務手段的氣氛包圍一位82歲高齡的老人，甚至還阻撓他擺脫這一切去休息一下。還要他怎麽樣？在財產方麵他給予我們的比他自己得到的多得多。他把他所有的一切都獻給了全家。而現在你還有臉跟他談他的遺囑，對他心懷怨恨。”

　　與此同時，切爾特科夫則推波助瀾，把索菲婭等人的行為描述成一個周密的陰謀。托爾斯泰在信中批評他“言過其實”，因為“這一切在我的想象中，比甚至您這樣最親近的朋友能想象的要複雜得多，難辦得多。這件事應該由我一個人在自己心中、麵對上帝來解決，任何人的參與都會給事情增加麻煩”。托爾斯泰痛心地覺得自己“被撕成了兩半”。他在日記中意識到，秘密地立遺囑是個錯誤，“切爾特科夫把我卷入一場鬥爭，很艱苦，也使我非常厭煩”。塔尼婭為了緩和一下局麵，寫信請求切爾特科夫暫時離開捷良津基，但遭到了他的拒絕。

　　8月中旬，托爾斯泰坐火車來到塔尼婭的家，在女兒那裏他度過了相當平靜的一個多月的生活。9月下旬，托爾斯泰回到雅斯納亞·波良納。次日，恰逢他與索菲婭結婚48周年紀念日，兩人合影留念。可是，此事卻引起了小女兒薩莎的不滿，認為這是父親向母親作的讓步，而同時，托爾斯泰發現，他藏在靴筒裏的那本從7月底開始另記的“私人日記”失蹤了，顯然這是索菲婭所為。10月初，緊張的、不得安寧的生活使托爾斯泰突然犯病，昏厥過去。雖然第二天他的病就好轉，但仍很虛弱。可這時家裏的紛爭依舊。在托爾斯泰10月中下旬的日記裏不時有這樣的話出現：“與索菲婭·安德烈耶芙娜有一次很使人難受的談話”；“她大發雷霆，跑出家門”；“雙方作假的局麵還是那樣令人難受”，“我騎馬外出時，索菲婭·安德烈耶芙娜盯我的梢”，等等。家裏的生活已經變得更加不堪忍受。10月24日，托爾斯泰寫信給圖拉省博羅夫科沃村的農民諾維科夫，請求諾維科夫為他“找一個哪怕最小，但卻是單獨的、暖和的小農舍”，他“可能在很短的一段時間內”要在那裏住一住，在25日和26日的日記中，托爾斯泰寫道：“常常在考慮出走，考慮她的處境時，覺得她可憐，不能這麽辦。”“這種生活越來越成為我的負擔。瑪麗婭·亞曆山德羅夫娜不讓我走，我的良心也不允許。要容忍她，要容忍，不改變外部狀況，但在內心下工夫。”即使在這時，對於妻子的憐憫仍使托爾斯泰下不了出走的決心。

　　10月27日，托爾斯泰整天都在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長篇小說《卡拉瑪佐夫兄弟》，他對這個作家抱有好感。晚上十一點半左右，托爾斯泰熄掉書桌上的兩支蠟燭，走進臥室，躺下睡覺。迷迷糊糊地過了兩個多小時，托爾斯泰聽到書房裏有躡手躡腳的開門聲和腳步聲。他醒了過來，透過門縫，見到那裏有燭光，並能聽到沙沙地翻檢紙張的聲音。托爾斯泰知道，這是索菲婭在尋找他的遺囑，並在監視他的行為。過了一陣，索菲婭小心翼翼地走了。托爾斯泰對這種做法產生了無法抑製的“憎惡和憤怒”，他在床上翻來覆去地躺了一個多小時，無法入睡，於是就點上蠟燭，坐了起來。索菲婭推門走了進來，若無其事地問了問托爾斯泰起身的原因和身體情況就離開了。憎惡和憤怒的感情越來越強烈地控製了托爾斯泰，他突然做出了出走的最後決定，並隨即握筆給索菲婭寫了這樣一封信：

　　“我的離去定會使你傷心。為此我很抱歉，但請你理解並相信，除此一舉我別無他法。我在家裏的處境正在變得、其實已經變得無法忍受了。除了別的一切之外，我再也不能在我曾經生活過的那種奢侈環境中繼續生活下去了。請你理解這點，即使你打聽到了我在哪裏，也不要來找我。你若來了隻會惡化你我的處境，但絕不會改變我的決定。感謝你和我在一起度過的48年的忠實的生活，請你原諒我對不起你的一切地方，就像我也由衷地原諒你可能對不起我的一切地方一樣……”

　　寫完信，托爾斯泰就輕輕地下樓敲響醫生馬科維茨基的門，又叫醒了女兒薩莎。他們匆匆忙忙地在皮箱裏塞進了一些最必需的衣物、書籍和手稿，此時已是28日清晨5點了。托爾斯泰走出屋，到馬房去叫人套車。外麵一片漆黑，還下著蒙蒙細雨，涼氣襲人。托爾斯泰在通馬房的小路上迷失了方向，走進小樹林裏，給樹枝刺傷了，還摔了一跤，把帽子也給弄丟了。他好不容易再回到屋裏，另拿了一頂帽子，打著手電筒，和馬科維茨基一起到了馬房。托爾斯泰激動得渾身發抖，唯恐索菲婭發覺，大吵大鬧，加以阻撓。車套好了，兩人立即上車，直奔謝金車站而去。坐上火車後，托爾斯泰才定下心來，這時“恐懼消失，對她的憐憫漸漸上升”，但托爾斯泰“並不懷疑做了應當做的事”。他們在戈爾巴切夫車站轉車，按照托爾斯泰的意思，坐進了擠滿平民的空氣渾濁的三等車廂，經過一天的顛簸，晚上8點來到了奧普京修道院。

　　同一天，雅斯納亞·波良納也不平靜。這天，索菲婭由於淩晨才入睡，所以起得很晚。當她起身後走進餐室，她就什麽都明白了。她接過薩莎遞上的托爾斯泰留下的信，渾身顫抖著，目光匆匆掃過紙麵，可是沒等讀完，她就扔下信，衝出門外，直奔池塘，並跳進了水中，幸虧緊追不舍的人們及時把她救了上來。

　　10月29日一早，謝爾蓋延科趕到了奧普京修道院的客棧。托爾斯泰從他那裏得知了妻子的消息，心情十分沉重。然而，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他仍堅持工作，口授了最後一篇論文《有效的手段》，並擬定了四個文學題材，打算把“非常想寫的文學作品寫出來”。當天，托爾斯泰坐馬車前往妹妹瑪麗婭所在的沙莫爾金諾村的女修道院，晚上六點到達。瑪麗婭和她的女兒莉紮親切地接待了他。剛到時，他鬱鬱不樂，在向瑪麗婭講到妻子投水的事情還哭了起來。平靜下來後，他向瑪麗婭表示，想在附近租一間農民的茅屋，就在這兒住下來。托爾斯泰從妹妹那兒得到了安慰。他在日記中寫道：“瑪申卡和可愛的莉紮給了我最令人欣慰和愉快的印象，她倆對我的境遇都很理解和同情。”

　　可是，第二天情況又發生了變化，薩莎趕到。她帶來了索菲婭等人勸他回家的一疊信件，並說家裏的人很可能隨時就會來到這裏。這使托爾斯泰打消了在這裏長期住下的念頭，決定立即離開。當晚，他給索菲婭寫了一封回信，這也是他給妻子的最後一封信。信中，托爾斯泰懇切地說明了他現在不可能回去的理由，並說：

　　“不要以為我出走是因為我不愛你，我愛你，而且真誠地憐憫你，但我不能有別的做法……親愛的索菲婭，再見吧！願上帝保佑你。生活畢竟不是兒戲，我們無權根據自己的意願拋棄它。用時間的長度來衡量它也是不明智的。也許，我們這一生剩下的不多的日子比已經度過的那些歲月更為重要，應該好好地生活下去。”

　　31日淩晨4點，托爾斯泰又匆匆騎馬出發了，他給妹妹留下了一封親切的告別信。早晨7點多，托爾斯泰一行坐上了開往南方的火車。當時去向並不明確，準備先到諾沃契卡斯克城的一個朋友處再作打算。在火車上，托爾斯泰感到身體不適。幾天來的激動、奔波、勞累和陰冷的天氣，不能不影響82歲老人的健康。下午4點多，托爾斯泰發冷，並伴有高燒。晚上六點半左右，火車停靠在梁讚省的一個偏僻小站阿斯塔波沃，托爾斯泰一行不得不中途下車。站長奧佐林立即讓出家裏的兩間住房，讓托爾斯泰安頓下來，醫生診斷為肺炎。

　　托爾斯泰出走和患病的消息迅速傳開，阿斯塔波沃立即成了輿論注目的中心。從全國各地和從國外發來了大量的慰問電，許許多多的人，包括大批記者，不斷來到這裏。沙皇當局也被驚動了。從托爾斯泰出走那天起，他每到了一處都被憲兵嚴密監視著。密報與指令往返頻繁。為防止可能發生的群眾示威，大隊憲兵被派往阿斯塔波沃，各地軍警也作好了調動準備。官方教會也不甘寂寞，希望托爾斯泰臨終前能“迷途知返”。當地教會提出要為托爾斯泰健康舉行祈禱儀式，東正教頭目安東尼來電勸托爾斯泰“與教會和俄國東正教教徒和解”，均遭托爾斯泰拒絕。不久，奧普京修道院院長瓦爾索諾維奇等人又奉東正教最高會議指派，前來安排托爾斯泰與教會和解。但薩莎根據托爾斯泰的意願不準他們接近父親。

　　11月1日，托爾斯泰給長子謝遼沙和長女塔尼婭寫了最後一封信。他寫道：“我近40年來所獻身的那個事業……對所有的人，其中包括你們，都是極端重要的。感謝你們對我這樣好。別了，要好好安慰母親，對她我懷有最真誠的同情與愛。”次日，托爾斯泰病情開始惡化。3日，索菲婭和幾個子女都趕到了。為了避免托爾斯泰激動，醫生和大家商定隻讓謝遼沙和塔尼婭去見他。托爾斯泰又見到兩個孩子，十分高興，他一再詢問了索菲婭的情況。托爾斯泰擔心他去世後人們會把索菲婭想得很壞，他含著淚說：“我們本來可以把事情處理得更好一些。”此刻的索菲婭憂心如焚，但她隻能一連幾小時地站在托爾斯泰臥病的那棟小房子的窗外守望。從那天夜裏開始，托爾斯泰說囈語，打呃逆，進入昏迷狀態。在喃喃的囈語中時而會出現幾個清晰的字眼：“探索，永遠探索”，“瑪莎！瑪莎！”“逃，應該逃。”6日那天，塔尼婭握住父親的手，守在他的身邊。托爾斯泰突然說道：“嗬，這都完了！但是……沒有什麽。”不一會，他猛地坐起來，用宏亮的聲音說：“我隻想勸你們記住一點：除了列夫·托爾斯泰，世界上還有很多人，可是你們隻看著一個列夫·托爾斯泰。”說完，他又倒在了枕頭上。傍晚，托爾斯泰病危。在彌留之際，他把兒子謝遼沙叫到跟前，用微弱的聲音說出了最後幾句話：“謝遼沙！我愛真理……非常……愛真理。”7日淩晨5點，索菲婭被允許看望已失去知覺的托爾斯泰。她俯身向丈夫告別，並溫存地請他原諒自己對不起他的地方。對她唯一的回答則是幾聲長歎。清晨六點零五分，托爾斯泰與世長辭。

　　9日清晨，托爾斯泰的靈柩運抵紮謝克車站。盡管當局百般阻撓，仍有數萬群眾趕來為托爾斯泰送行。在《永垂不朽》的歌聲中，人們抬著靈柩，排著幾裏路的長隊，走向雅斯納亞·波良納。村裏的農民打出了橫幅，上麵寫著：“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成了孤兒的雅斯納亞·波良納的農民永遠不忘你的厚愛。”當天下午，人們遵照托爾斯泰的遺願，將他安葬在紮卡斯峽穀旁那個藏有傳說中的小綠棒的地方。這是一個沒有任何碑石的異常樸素的墳墓，但如奧地利作家茨威格所說的那樣，它是“世間最美的墳墓”，“保護列夫·托爾斯泰得以安息的沒有任何別的東西，唯有人們的敬意”，“這個世界上再沒有比這最後留下的、紀念碑式的樸素更打動人心的了。殘廢者大教堂大理石穹窿底下拿破侖的墓穴，魏瑪公侯墓中歌德的靈寢，西敏寺裏莎士比亞的石棺，看上去都不像樹林中的這個隻有風兒低吟，甚至全無人語聲，莊嚴肅穆、感人至深的無碑墓塚那樣能強烈震撼每一個人內心深藏著的感情。”

　　托爾斯泰是不朽的，他用自己的優秀作品和崇高人格在人民心中已經樹立起了一座永遠不可摧的活的紀念碑。他“將永遠光榮，直到還隻有一個詩人/活在這月光下的世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