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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沉默”
托爾斯泰晚年生活力求平民化，但是他所生活的環境並沒有變化，不少人還寫信來指責他言行不一，因此他很痛苦，多次認真地考慮過離家出走的問題。從80年代初期到他生命的暮年，20多年過去了，托爾斯泰仍沒有離開，原因很複雜。這裏既有作家一再提到的自己對家庭的責任，有妻子的堅決阻攔和作家對妻子的憐憫，也有生活的本能與抽象的理念之間的矛盾。托爾斯泰的這種矛盾和痛苦在藝術創作中也有直接的反映，那就是他寫於19世紀80年代至20世紀初期的五幕正劇《光在黑暗中閃耀》。
這部最終未能完成的劇作，被作家視作“自己的戲劇”，因為如作家所說：“這部劇作中包含了我自己的感受——我的抗爭、我的信念、我的痛苦——我心頭的一切。”劇作主人公薩雷佐夫，正如托爾斯泰那樣，否定了自己過去的生活，確立了新的信念。他的信念在批判專製製度和官方教會時是有力的，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卻處處碰壁。他想放棄家產，把土地交還給農民，立即遭到妻子的反對，而法律又是維護土地私有製的；貴族青年鮑裏斯接受了他的“要為上帝和別人生存”的學說，拒絕服兵役，結果被送入瘋人院受盡折磨；人民不理解薩雷佐夫的學說，而憲兵頭目卻認為他的主張並不危險，如此等等，使得薩雷佐夫本人也禁不住懷疑起自己的教義來：“難道是我錯了嗎？錯誤就在信仰你嗎？不，天父啊，幫助我吧！”劇本就此中斷。提綱中告知，最後薩雷佐夫被鮑裏斯的母親開槍打死。劇本引出了這樣一個與作者意願相反的無出路的結局，托爾斯泰自然是寫不下去了。
劇中，薩雷佐夫一再想離家出走。他對妻子說的話與托爾斯泰的思想是吻合的。薩雷佐夫說：“我無法這樣生活下去。我無法忍受這種可怕的、墮落的生活。”“放我走吧。我也試過參加你們的生活，把構成我生命的東西補充進你們的生活。但是做不到。結果隻是我折磨你們，也折磨自己。不僅折磨自己，而且毀了我做的一切。任何人……有權說，而且正在說，我是個騙子，我隻說不做，我宣揚《福音書》提倡的貧窮，而自己呢，卻在把全部家產交給妻子的幌子下過著奢侈的生活。”托爾斯泰本人就說過不少類似的話。劇中的不少情節更是直接取之於現實生活，如夫妻間為農民私砍樹木而坐牢一事發生的衝突。這樣的事情在雅斯納亞·波良納不止發生過一次，1906年5月底就又出現過一次。有幾個農民在私砍槲樹時被管家逮住，索菲婭向法院告發，農民被判入獄。托爾斯泰對此十分氣憤，離家出走的念頭又出現了，他痛苦地說道：“可怕，真受不了！以前老百姓還沒有覺察到的時候還可以忍耐，可現在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了，這種生活就令人難以忍受了！應當離開；我沒有別的辦法……”他在5月22日的日記中寫道：
“近來，真理對人不起作用這一點有時令我隱隱地感到絕望。特別是在家裏。今天所有的兒子都在，我特別難過。使我難過的是這表麵上的親近和精神上的極端疏遠太不自然。有時，例如今天，我很想逃跑，失蹤。”
但是，托爾斯泰又痛苦地意識到，不管他去了哪裏，不出兩天，索菲婭準會帶上仆人和醫生趕來，於是“一切全都照舊”！
在家中，唯有女兒瑪莎與托爾斯泰在精神氣質方麵最為接近，對他的幫助也最大。不管是救濟災民、開辦學校，還是反對奢侈、參加勞動，她都抱著真誠的態度，從不吝惜自己的精力。托爾斯泰在書信和日記中一再稱：“瑪莎是我在家庭中的最大安慰”；“隻有在麵對瑪莎時，我才感到心情舒暢”；“我很喜歡她”；“她是我親人中最感親近的”；等等。可是，1906年深秋時節，年僅36歲的瑪莎因病離開了人世。瑪莎死得很安詳，神誌完全清醒。一個月後，托爾斯泰在日記中寫道：“我活著，就會時常想起瑪莎彌留之際。她坐著，背後墊了枕頭，我拉住她可愛的瘦弱的手，感到她的生命慢慢死去，她在漸漸離開我們。這一刻鍾是我一生中最重要、最意味深長的時刻之一。”瑪莎去世後，托爾斯泰深感孤獨。為了不讓瑪莎為農民孩子辦學的工作中斷，年近八旬的托爾斯泰在1907年再次為辦學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1908年1月，美國發明家愛迪生給托爾斯泰寄來一架錄音機，想讓它幫助托爾斯泰工作。這東西在當時尚屬稀罕之物，托爾斯泰還從來沒見過。有人幫托爾斯泰調試好以後，他就站在機器前試用起來。也許是不習慣，也許是太激動，他竟把要說的話忘了。托爾斯泰生氣地喊起來：“關掉！關掉！全忘了。唉，這玩意兒大概隻適用於沉著的美國佬。”過了片刻，好奇心促使托爾斯泰再次打開了錄音機，裏麵清晰地傳出“關掉！關掉！”的喊聲，把托爾斯泰和在場的人都給逗樂了。後來，托爾斯泰常用這機器口授文章和書信。他還寫信給愛迪生表示感謝。
沙皇政府對革命采取了高壓政策，俄國進入了又一個殘酷和黑暗的時期，大批群眾慘遭殺害。托爾斯泰在此期間，先後寫下了《致政府、革命家和民眾》、《論俄國革命的意義》、《究竟怎麽辦》、《不許殺人》等一係列文章，在反複闡述自己的見解的同時，猛烈抨擊當局鎮壓人民的暴行。1908年5月7日，托爾斯泰獲悉有一個名叫莫洛奇尼柯夫的年輕人因傳播他的文章而被判了刑，這使他感到“很煩惱”、“很傷心”。他說：“我80歲了，聽到這判決的消息，尚且怒火中燒，何況年輕人呢，他們又怎能不當革命者？”幾天後的一個早晨，托爾斯泰打開剛送來的《俄國新聞》和《羅斯報》，讀到了這樣一則消息：“今天在赫爾鬆的斯特列利比茨基野地，20名農民因搶劫伊麗莎白格勒縣的地主莊園而被判處絞刑。”這消息使托爾“不，這不行！不能這樣生活！不能這樣生活！不能，不能。每天有這麽多的死刑宣判，這麽多的處決；今天5個，明天7個，今天20個莊稼人被絞死，20個人死亡……”
悲憤使托爾斯泰哽咽得說不下去了。他動筆寫起來。不久他完成了又一篇長篇政論文《我不能沉默》。托爾斯泰把批判的鋒芒直指最高當局：
“你們大家，從法庭書記到首席大臣和沙皇，每天發生的暴行的間接參與者，你們仿佛不感到自己有罪，也不覺得可恥，而參與製造恐怖應當使你們感到可恥。不錯，你們也害怕人們，像那劊子手一樣，你們對罪行的責任越大，就越害怕得厲害——檢察官比書記怕得厲害，法庭庭長比檢察官怕得厲害，省長比庭長怕得厲害，總理大臣怕得更加厲害，而沙皇又怕得比所有的人厲害。”
在揭露之餘，托爾斯泰表達了不惜上絞架的決心。當局嚴厲查禁這篇文章，但它卻通過地下印刷所迅速傳遍了整個俄國，歐洲各國的報刊也普遍刊登了這篇文章。
在《我不能沉默》這篇文章中，托爾斯泰也尖銳地談到了自己的生存環境：“我現在生活在他們（統治階層）當中，不能不感覺到自己是發生在我周圍的罪行的參加者。”他寫道：
“為了我，人民才貧困，被剝奪了起碼的、天賦的人權——使用他們誕生於其上的土地。為了我，數十萬莊稼人失去幸福生活，穿上製服，被訓練來殺人。為了我，才有歪曲和隱瞞真正基督教的冒充的教士。為了我，才把人們從此地驅趕到彼地。為了我，才有千千萬萬彷徨在俄國各地的饑餓的工人。為了我，千千萬萬不幸的人在不夠大家使用的要塞和監獄中死於傷寒和瘟疫。為了我，被放逐、被監禁、被絞死者的父母和妻子痛苦不堪。為了我，才有這些特務偵探和陰謀暗害。為了我，這些殺人的警察因殺人得獎賞。為了我，掩埋了幾十、幾百遭槍決的人。為了我，以前很難找到、而現在卻不那麽厭惡這種事情的劊子手在做這可怕的工作。為了我，才有這些絞架和吊在上麵的婦女、兒童和男人。為了我，人們相互間這樣凶狠。”
托爾斯泰繼續寫道：
“這樣的斷言不管多麽荒唐，我還是不能不感覺到，在我這寬敞的房間、我的午餐、我的衣服、我的餘暇和為了鏟除想要奪取我享用之物的那些人而造成的可怕罪行之間，有著毫無疑義的從屬關係。我今天的安寧實際上有賴於政府現在製造的恐怖。認識到這一點，我就再也不能忍受了，我應當從這種痛苦的處境中解脫出來。不能這樣生活，至少是我不能這樣生活，我不能，也不會再這樣生活了。”
也就在傾訴這些肺腑之言的同時，托爾斯泰在日記中越來越強烈地表現出離家出走的意向。那年8月28日是托爾斯泰80誕辰的喜慶日。盡管托爾斯泰不希望人們為他辦什麽慶賀活動，但是全俄國、乃至全世界敬仰托爾斯泰的人們都在這一天由衷地為他祝福。這一天，雅斯納亞·波良納格外的熱鬧，一派節日氣氛。來的人很多，其中有許多記者，包括一位電影攝影師。英國不列顛博物館館長賴特也趕來了，他還隨身帶來了由肖伯納、威爾斯、歐文等800多位英國著名作家、藝術家和社會活動家簽名的致敬信。這些天裏，賀信和賀電雪片似地飛來。莫斯科藝術劇院的賀電稱：“如同條條大道通往羅馬一樣，當代條條藝術大道通向您的名字。”設在瑞士洛桑的國際救助失業工人委員會的賀詞說：“請接受我們的誠摯祝賀，因為我們得到了您的天才賜予我們心靈和頭腦的無數財富。您把一切都獻給了全人類。”彼得堡波羅的海船廠的工人給托爾斯泰寄來了長長的賀信，賀信寫道：
“從工廠窒悶的車間裏，我們這些有著艱苦勞動和艱苦命運的人，跟您同一個不幸的祖國——同一個不幸的母親生下的子女們，謹向您遙致祝賀，並向您表示我們對民族的天才、偉大的藝術家、光榮而不倦的真理追尋者所抱的敬意。”
與人民的祝願相反，當局和教會則對托爾斯泰恨之入骨。他們早早下達了禁止為托爾斯泰舉行任何慶典活動的命令，理由是：“防止居民中的可疑分子利用此事達到其旨在反政府宣傳的任何目的。”同時，東正教最高會議又號召教徒“抵製列·尼·托爾斯泰的慶典”，因為“他是東正教的頑固敵人”。大主教格爾莫根更是公開跳出來，在他的所謂《大法師公告》中對作家極盡誣陷謾罵之能事。他稱托爾斯泰是“被革出教門的叛教者和無政府主義革命者”、“該詛咒的、最卑鄙的俄國猶大”、“下流而瘋狂的蠱惑者”、年輕一代“卑劣的投毒者和劊子手”，等等。可是所有這一切，除了進一步暴露統治者的怯懦和無恥外，絲毫也無損於托爾斯泰在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不久以後發生在莫斯科火車站前的一幕，可以說是這一點的最好的佐證。
1908年初秋，托爾斯泰來到莫斯科郊外的切爾特科夫的寓所小住。切爾特科夫當時獲準暫時回國居住。這次莫斯科之行是托爾斯泰自1901年以來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9月19日，托爾斯泰離開莫斯科返回雅斯納亞·波良納。報紙披露了這一消息。於是，這一天許許多多的莫斯科市民自發地前來為他送行。那天與托爾斯泰同行的秘書謝爾蓋延科記下了這一動人的情景。
“當我們來到庫爾斯克車站廣場的時候，看到那兒已經是人山人海了……我們的馬車剛進入廣場，人群便爆發出熱情洋溢的歡呼聲。馬車駛近車站停下，列夫·尼古拉耶維奇走下車來。這時人群中所有的人如同一個人一樣，全脫下帽子……”
人群移動著，喧鬧著，像波濤洶湧的大海。歡呼聲響成一片：“列夫·尼古拉耶維奇萬歲！光榮屬於托爾斯泰！偉大的戰士萬歲！烏——拉——拉！”
“人群中各式各樣的人都有，但大部分是青年人，其中主要的又是大學生，戴著帶綠帽圈的藍製帽。所有的人都擁向列夫·尼古拉耶維奇，互相擠啊，推啊，壓啊……我們簡直替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擔心——他怎麽穿過這密紮紮的人群呢？突然，響起了一個青年男子有力的、帶命令口吻的聲音：‘拉起手來！拉起手來！’像是被一種魔力指揮著，列夫·尼古拉耶維奇前麵的群眾都往一旁閃開，就在這一刹那間從他身旁到車站站台讓出了一條狹長的通道，人們站立在兩旁，手挽著手……”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進入車廂，在窗口前停下了腳步。喧嘩聲和歡呼聲響徹雲霄，帽子紛紛拋向空中，無數隻手在用力搖晃，手帕揮舞著。人們已經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摘下帽子，神情專注地向四下點頭行禮。‘謝謝！謝謝大家……所表達的美好情感……’他說，突然嗓子顫抖了一下……‘安靜些！安靜些……他在講話……安靜些！’四周的人叫喊了起來。所有的聲音都靜息下來。列夫·尼古拉耶維奇用堅定的嗓音說道：‘謝謝！真叫我感到意外的高興，我實在沒曾料到大家對我這樣同情……謝謝！’……‘謝謝，謝謝您！’人群一片歡騰。列夫·尼古拉耶維奇脫下帽子，揮動著它，朝著所有的方向鞠躬。‘烏拉！萬歲！光榮！’在那萬眾歡騰的呼喊聲中……列車徐徐啟動了。”
“可是人群仍在往前擁去。他們被一種自發的感情所支配，著了魔似地一個勁兒地緊追著列車不放。這真是一個罕見的感人場麵。列車加快了速度，大部分群眾停了下來，繼續從遠處大聲喊叫，揮動著手。還有些人衝出人群，緊挨著列夫·尼古拉耶維奇的那節車廂飛跑。‘列夫·尼古拉耶維奇！光榮！烏拉！’他們狂喜地凝視著他，容光煥發，滿臉幸福，一邊喊著，一邊越來越快地奔跑，一直跑到站台的盡頭。”
即使在自己生命的最後歲月裏，托爾斯泰也沒有流露出懈怠或委靡的情緒。他在1909年夏天給妻子的信中說：“稍許動動筆，想寫的東西便紛至遝來。我很清楚，這是常見的老年人的無法實現的幻想。我隻渴望不要虛度剩下的這些月、日、小時。”那年冬天裏的一天，托爾斯泰收到一位友人的信。那位友人在信中向托爾斯泰訴說道，她快70歲了，她的生活已經完成，是該去享清福的時候了。讀到這裏，托爾斯泰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大聲說道：“怎麽——去享清福！我本人82歲了，而總覺得我剛剛開始真正地生活，還有這麽多事情，還有這麽多工作堆在自己身上，假如我能活到802歲，到那時我的工作和抗爭也許可以告終。”托爾斯泰的秘書布爾加科夫曾在他的回憶錄中談到過這麽一件事：1909年8月，當局從雅斯納亞·波良納抓走了托爾斯泰的一位名叫古謝夫的秘書，並將他處以流放。古謝夫從流放地寫信給托爾斯泰說，生活中有這麽多觸目驚心的事，看到這些時就感到“活著沒意思”。托爾斯泰對布爾加科夫說：“您給他寫封信，告訴他我不理解這種想法。依我看，正相反，知道了這些觸目驚心的事後，就要想活，因為你將看到有為之而生活的東西。”
此時的托爾斯泰在體力上自然已不如年輕時代，但他依然孜孜不倦地進行著創作和探索。在1908年和1910年兩年不到的時間裏，他完成或基本完成的小說、劇本、文論、政論和編著有近50篇（部）之多。托爾斯泰甚至還興致勃勃地對來訪的作家安德列耶夫表示，要嚐試一下剛剛出現的新的藝術樣式——電影文學劇本，“因為電影大多數群眾，甚至世界各國人民都看得懂”。托爾斯泰在生活中也從不服老，總是那麽生氣勃勃。他仍像過去那樣喜愛大自然，喜歡騎馬和遠足。有一次，托爾斯泰在用餐時，隔壁大廳裏響起了優美的華爾茲樂曲聲。那旋律越來越強烈地控製了他。托爾斯泰竟猛地從胸前拉下餐巾，用力擦了擦胡須，向兒媳奧爾加說道：“來，奧麗婭，讓我們回顧一下青春的美好時光吧！”奧爾加立即站起身來答道：“請吧，爸爸。”於是82歲高齡的托爾斯泰挺直胸脯，自豪地抬起頭，與奧爾加一起以優美的舞姿跳了起來。他的步伐是那麽輕快而瀟灑，旋轉是那麽平穩而漂亮，使在場的人都為之發出“何等的奇跡！何等的勇敢！”的讚歎。這事發生在1909年秋天。一年以後，托爾斯泰還在家裏幹了一件冒險的事。一天，他以自嘲的口吻對家人說道：“我每天早晨做體操。今天，我突然心血來潮，用雙手吊在衣櫃上，作伸直身體的動作。這時，那裝滿衣服的櫃子倒了下來，壓在我身上。我想這是我體驗飛行員馬齊耶維奇跳機時心情的最好時機。真是謝天謝地，多虧衣櫃的抽屜都翻倒在地，我才得以從櫃子下麵爬出來。”直到生命即將終結的時候，托爾斯泰仍保持著旺盛的生命活力。
這部最終未能完成的劇作，被作家視作“自己的戲劇”，因為如作家所說：“這部劇作中包含了我自己的感受——我的抗爭、我的信念、我的痛苦——我心頭的一切。”劇作主人公薩雷佐夫，正如托爾斯泰那樣，否定了自己過去的生活，確立了新的信念。他的信念在批判專製製度和官方教會時是有力的，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卻處處碰壁。他想放棄家產，把土地交還給農民，立即遭到妻子的反對，而法律又是維護土地私有製的；貴族青年鮑裏斯接受了他的“要為上帝和別人生存”的學說，拒絕服兵役，結果被送入瘋人院受盡折磨；人民不理解薩雷佐夫的學說，而憲兵頭目卻認為他的主張並不危險，如此等等，使得薩雷佐夫本人也禁不住懷疑起自己的教義來：“難道是我錯了嗎？錯誤就在信仰你嗎？不，天父啊，幫助我吧！”劇本就此中斷。提綱中告知，最後薩雷佐夫被鮑裏斯的母親開槍打死。劇本引出了這樣一個與作者意願相反的無出路的結局，托爾斯泰自然是寫不下去了。
劇中，薩雷佐夫一再想離家出走。他對妻子說的話與托爾斯泰的思想是吻合的。薩雷佐夫說：“我無法這樣生活下去。我無法忍受這種可怕的、墮落的生活。”“放我走吧。我也試過參加你們的生活，把構成我生命的東西補充進你們的生活。但是做不到。結果隻是我折磨你們，也折磨自己。不僅折磨自己，而且毀了我做的一切。任何人……有權說，而且正在說，我是個騙子，我隻說不做，我宣揚《福音書》提倡的貧窮，而自己呢，卻在把全部家產交給妻子的幌子下過著奢侈的生活。”托爾斯泰本人就說過不少類似的話。劇中的不少情節更是直接取之於現實生活，如夫妻間為農民私砍樹木而坐牢一事發生的衝突。這樣的事情在雅斯納亞·波良納不止發生過一次，1906年5月底就又出現過一次。有幾個農民在私砍槲樹時被管家逮住，索菲婭向法院告發，農民被判入獄。托爾斯泰對此十分氣憤，離家出走的念頭又出現了，他痛苦地說道：“可怕，真受不了！以前老百姓還沒有覺察到的時候還可以忍耐，可現在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了，這種生活就令人難以忍受了！應當離開；我沒有別的辦法……”他在5月22日的日記中寫道：
“近來，真理對人不起作用這一點有時令我隱隱地感到絕望。特別是在家裏。今天所有的兒子都在，我特別難過。使我難過的是這表麵上的親近和精神上的極端疏遠太不自然。有時，例如今天，我很想逃跑，失蹤。”
但是，托爾斯泰又痛苦地意識到，不管他去了哪裏，不出兩天，索菲婭準會帶上仆人和醫生趕來，於是“一切全都照舊”！
在家中，唯有女兒瑪莎與托爾斯泰在精神氣質方麵最為接近，對他的幫助也最大。不管是救濟災民、開辦學校，還是反對奢侈、參加勞動，她都抱著真誠的態度，從不吝惜自己的精力。托爾斯泰在書信和日記中一再稱：“瑪莎是我在家庭中的最大安慰”；“隻有在麵對瑪莎時，我才感到心情舒暢”；“我很喜歡她”；“她是我親人中最感親近的”；等等。可是，1906年深秋時節，年僅36歲的瑪莎因病離開了人世。瑪莎死得很安詳，神誌完全清醒。一個月後，托爾斯泰在日記中寫道：“我活著，就會時常想起瑪莎彌留之際。她坐著，背後墊了枕頭，我拉住她可愛的瘦弱的手，感到她的生命慢慢死去，她在漸漸離開我們。這一刻鍾是我一生中最重要、最意味深長的時刻之一。”瑪莎去世後，托爾斯泰深感孤獨。為了不讓瑪莎為農民孩子辦學的工作中斷，年近八旬的托爾斯泰在1907年再次為辦學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1908年1月，美國發明家愛迪生給托爾斯泰寄來一架錄音機，想讓它幫助托爾斯泰工作。這東西在當時尚屬稀罕之物，托爾斯泰還從來沒見過。有人幫托爾斯泰調試好以後，他就站在機器前試用起來。也許是不習慣，也許是太激動，他竟把要說的話忘了。托爾斯泰生氣地喊起來：“關掉！關掉！全忘了。唉，這玩意兒大概隻適用於沉著的美國佬。”過了片刻，好奇心促使托爾斯泰再次打開了錄音機，裏麵清晰地傳出“關掉！關掉！”的喊聲，把托爾斯泰和在場的人都給逗樂了。後來，托爾斯泰常用這機器口授文章和書信。他還寫信給愛迪生表示感謝。
沙皇政府對革命采取了高壓政策，俄國進入了又一個殘酷和黑暗的時期，大批群眾慘遭殺害。托爾斯泰在此期間，先後寫下了《致政府、革命家和民眾》、《論俄國革命的意義》、《究竟怎麽辦》、《不許殺人》等一係列文章，在反複闡述自己的見解的同時，猛烈抨擊當局鎮壓人民的暴行。1908年5月7日，托爾斯泰獲悉有一個名叫莫洛奇尼柯夫的年輕人因傳播他的文章而被判了刑，這使他感到“很煩惱”、“很傷心”。他說：“我80歲了，聽到這判決的消息，尚且怒火中燒，何況年輕人呢，他們又怎能不當革命者？”幾天後的一個早晨，托爾斯泰打開剛送來的《俄國新聞》和《羅斯報》，讀到了這樣一則消息：“今天在赫爾鬆的斯特列利比茨基野地，20名農民因搶劫伊麗莎白格勒縣的地主莊園而被判處絞刑。”這消息使托爾“不，這不行！不能這樣生活！不能這樣生活！不能，不能。每天有這麽多的死刑宣判，這麽多的處決；今天5個，明天7個，今天20個莊稼人被絞死，20個人死亡……”
悲憤使托爾斯泰哽咽得說不下去了。他動筆寫起來。不久他完成了又一篇長篇政論文《我不能沉默》。托爾斯泰把批判的鋒芒直指最高當局：
“你們大家，從法庭書記到首席大臣和沙皇，每天發生的暴行的間接參與者，你們仿佛不感到自己有罪，也不覺得可恥，而參與製造恐怖應當使你們感到可恥。不錯，你們也害怕人們，像那劊子手一樣，你們對罪行的責任越大，就越害怕得厲害——檢察官比書記怕得厲害，法庭庭長比檢察官怕得厲害，省長比庭長怕得厲害，總理大臣怕得更加厲害，而沙皇又怕得比所有的人厲害。”
在揭露之餘，托爾斯泰表達了不惜上絞架的決心。當局嚴厲查禁這篇文章，但它卻通過地下印刷所迅速傳遍了整個俄國，歐洲各國的報刊也普遍刊登了這篇文章。
在《我不能沉默》這篇文章中，托爾斯泰也尖銳地談到了自己的生存環境：“我現在生活在他們（統治階層）當中，不能不感覺到自己是發生在我周圍的罪行的參加者。”他寫道：
“為了我，人民才貧困，被剝奪了起碼的、天賦的人權——使用他們誕生於其上的土地。為了我，數十萬莊稼人失去幸福生活，穿上製服，被訓練來殺人。為了我，才有歪曲和隱瞞真正基督教的冒充的教士。為了我，才把人們從此地驅趕到彼地。為了我，才有千千萬萬彷徨在俄國各地的饑餓的工人。為了我，千千萬萬不幸的人在不夠大家使用的要塞和監獄中死於傷寒和瘟疫。為了我，被放逐、被監禁、被絞死者的父母和妻子痛苦不堪。為了我，才有這些特務偵探和陰謀暗害。為了我，這些殺人的警察因殺人得獎賞。為了我，掩埋了幾十、幾百遭槍決的人。為了我，以前很難找到、而現在卻不那麽厭惡這種事情的劊子手在做這可怕的工作。為了我，才有這些絞架和吊在上麵的婦女、兒童和男人。為了我，人們相互間這樣凶狠。”
托爾斯泰繼續寫道：
“這樣的斷言不管多麽荒唐，我還是不能不感覺到，在我這寬敞的房間、我的午餐、我的衣服、我的餘暇和為了鏟除想要奪取我享用之物的那些人而造成的可怕罪行之間，有著毫無疑義的從屬關係。我今天的安寧實際上有賴於政府現在製造的恐怖。認識到這一點，我就再也不能忍受了，我應當從這種痛苦的處境中解脫出來。不能這樣生活，至少是我不能這樣生活，我不能，也不會再這樣生活了。”
也就在傾訴這些肺腑之言的同時，托爾斯泰在日記中越來越強烈地表現出離家出走的意向。那年8月28日是托爾斯泰80誕辰的喜慶日。盡管托爾斯泰不希望人們為他辦什麽慶賀活動，但是全俄國、乃至全世界敬仰托爾斯泰的人們都在這一天由衷地為他祝福。這一天，雅斯納亞·波良納格外的熱鬧，一派節日氣氛。來的人很多，其中有許多記者，包括一位電影攝影師。英國不列顛博物館館長賴特也趕來了，他還隨身帶來了由肖伯納、威爾斯、歐文等800多位英國著名作家、藝術家和社會活動家簽名的致敬信。這些天裏，賀信和賀電雪片似地飛來。莫斯科藝術劇院的賀電稱：“如同條條大道通往羅馬一樣，當代條條藝術大道通向您的名字。”設在瑞士洛桑的國際救助失業工人委員會的賀詞說：“請接受我們的誠摯祝賀，因為我們得到了您的天才賜予我們心靈和頭腦的無數財富。您把一切都獻給了全人類。”彼得堡波羅的海船廠的工人給托爾斯泰寄來了長長的賀信，賀信寫道：
“從工廠窒悶的車間裏，我們這些有著艱苦勞動和艱苦命運的人，跟您同一個不幸的祖國——同一個不幸的母親生下的子女們，謹向您遙致祝賀，並向您表示我們對民族的天才、偉大的藝術家、光榮而不倦的真理追尋者所抱的敬意。”
與人民的祝願相反，當局和教會則對托爾斯泰恨之入骨。他們早早下達了禁止為托爾斯泰舉行任何慶典活動的命令，理由是：“防止居民中的可疑分子利用此事達到其旨在反政府宣傳的任何目的。”同時，東正教最高會議又號召教徒“抵製列·尼·托爾斯泰的慶典”，因為“他是東正教的頑固敵人”。大主教格爾莫根更是公開跳出來，在他的所謂《大法師公告》中對作家極盡誣陷謾罵之能事。他稱托爾斯泰是“被革出教門的叛教者和無政府主義革命者”、“該詛咒的、最卑鄙的俄國猶大”、“下流而瘋狂的蠱惑者”、年輕一代“卑劣的投毒者和劊子手”，等等。可是所有這一切，除了進一步暴露統治者的怯懦和無恥外，絲毫也無損於托爾斯泰在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不久以後發生在莫斯科火車站前的一幕，可以說是這一點的最好的佐證。
1908年初秋，托爾斯泰來到莫斯科郊外的切爾特科夫的寓所小住。切爾特科夫當時獲準暫時回國居住。這次莫斯科之行是托爾斯泰自1901年以來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9月19日，托爾斯泰離開莫斯科返回雅斯納亞·波良納。報紙披露了這一消息。於是，這一天許許多多的莫斯科市民自發地前來為他送行。那天與托爾斯泰同行的秘書謝爾蓋延科記下了這一動人的情景。
“當我們來到庫爾斯克車站廣場的時候，看到那兒已經是人山人海了……我們的馬車剛進入廣場，人群便爆發出熱情洋溢的歡呼聲。馬車駛近車站停下，列夫·尼古拉耶維奇走下車來。這時人群中所有的人如同一個人一樣，全脫下帽子……”
人群移動著，喧鬧著，像波濤洶湧的大海。歡呼聲響成一片：“列夫·尼古拉耶維奇萬歲！光榮屬於托爾斯泰！偉大的戰士萬歲！烏——拉——拉！”
“人群中各式各樣的人都有，但大部分是青年人，其中主要的又是大學生，戴著帶綠帽圈的藍製帽。所有的人都擁向列夫·尼古拉耶維奇，互相擠啊，推啊，壓啊……我們簡直替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擔心——他怎麽穿過這密紮紮的人群呢？突然，響起了一個青年男子有力的、帶命令口吻的聲音：‘拉起手來！拉起手來！’像是被一種魔力指揮著，列夫·尼古拉耶維奇前麵的群眾都往一旁閃開，就在這一刹那間從他身旁到車站站台讓出了一條狹長的通道，人們站立在兩旁，手挽著手……”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進入車廂，在窗口前停下了腳步。喧嘩聲和歡呼聲響徹雲霄，帽子紛紛拋向空中，無數隻手在用力搖晃，手帕揮舞著。人們已經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摘下帽子，神情專注地向四下點頭行禮。‘謝謝！謝謝大家……所表達的美好情感……’他說，突然嗓子顫抖了一下……‘安靜些！安靜些……他在講話……安靜些！’四周的人叫喊了起來。所有的聲音都靜息下來。列夫·尼古拉耶維奇用堅定的嗓音說道：‘謝謝！真叫我感到意外的高興，我實在沒曾料到大家對我這樣同情……謝謝！’……‘謝謝，謝謝您！’人群一片歡騰。列夫·尼古拉耶維奇脫下帽子，揮動著它，朝著所有的方向鞠躬。‘烏拉！萬歲！光榮！’在那萬眾歡騰的呼喊聲中……列車徐徐啟動了。”
“可是人群仍在往前擁去。他們被一種自發的感情所支配，著了魔似地一個勁兒地緊追著列車不放。這真是一個罕見的感人場麵。列車加快了速度，大部分群眾停了下來，繼續從遠處大聲喊叫，揮動著手。還有些人衝出人群，緊挨著列夫·尼古拉耶維奇的那節車廂飛跑。‘列夫·尼古拉耶維奇！光榮！烏拉！’他們狂喜地凝視著他，容光煥發，滿臉幸福，一邊喊著，一邊越來越快地奔跑，一直跑到站台的盡頭。”
即使在自己生命的最後歲月裏，托爾斯泰也沒有流露出懈怠或委靡的情緒。他在1909年夏天給妻子的信中說：“稍許動動筆，想寫的東西便紛至遝來。我很清楚，這是常見的老年人的無法實現的幻想。我隻渴望不要虛度剩下的這些月、日、小時。”那年冬天裏的一天，托爾斯泰收到一位友人的信。那位友人在信中向托爾斯泰訴說道，她快70歲了，她的生活已經完成，是該去享清福的時候了。讀到這裏，托爾斯泰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大聲說道：“怎麽——去享清福！我本人82歲了，而總覺得我剛剛開始真正地生活，還有這麽多事情，還有這麽多工作堆在自己身上，假如我能活到802歲，到那時我的工作和抗爭也許可以告終。”托爾斯泰的秘書布爾加科夫曾在他的回憶錄中談到過這麽一件事：1909年8月，當局從雅斯納亞·波良納抓走了托爾斯泰的一位名叫古謝夫的秘書，並將他處以流放。古謝夫從流放地寫信給托爾斯泰說，生活中有這麽多觸目驚心的事，看到這些時就感到“活著沒意思”。托爾斯泰對布爾加科夫說：“您給他寫封信，告訴他我不理解這種想法。依我看，正相反，知道了這些觸目驚心的事後，就要想活，因為你將看到有為之而生活的東西。”
此時的托爾斯泰在體力上自然已不如年輕時代，但他依然孜孜不倦地進行著創作和探索。在1908年和1910年兩年不到的時間裏，他完成或基本完成的小說、劇本、文論、政論和編著有近50篇（部）之多。托爾斯泰甚至還興致勃勃地對來訪的作家安德列耶夫表示，要嚐試一下剛剛出現的新的藝術樣式——電影文學劇本，“因為電影大多數群眾，甚至世界各國人民都看得懂”。托爾斯泰在生活中也從不服老，總是那麽生氣勃勃。他仍像過去那樣喜愛大自然，喜歡騎馬和遠足。有一次，托爾斯泰在用餐時，隔壁大廳裏響起了優美的華爾茲樂曲聲。那旋律越來越強烈地控製了他。托爾斯泰竟猛地從胸前拉下餐巾，用力擦了擦胡須，向兒媳奧爾加說道：“來，奧麗婭，讓我們回顧一下青春的美好時光吧！”奧爾加立即站起身來答道：“請吧，爸爸。”於是82歲高齡的托爾斯泰挺直胸脯，自豪地抬起頭，與奧爾加一起以優美的舞姿跳了起來。他的步伐是那麽輕快而瀟灑，旋轉是那麽平穩而漂亮，使在場的人都為之發出“何等的奇跡！何等的勇敢！”的讚歎。這事發生在1909年秋天。一年以後，托爾斯泰還在家裏幹了一件冒險的事。一天，他以自嘲的口吻對家人說道：“我每天早晨做體操。今天，我突然心血來潮，用雙手吊在衣櫃上，作伸直身體的動作。這時，那裝滿衣服的櫃子倒了下來，壓在我身上。我想這是我體驗飛行員馬齊耶維奇跳機時心情的最好時機。真是謝天謝地，多虧衣櫃的抽屜都翻倒在地，我才得以從櫃子下麵爬出來。”直到生命即將終結的時候，托爾斯泰仍保持著旺盛的生命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