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紀實傳記
> 人生真諦的不倦探索者——列夫·托爾斯泰傳
> 生命的活力
生命的活力
溘然長逝的是一個囊括整個俄國和一切俄國事物的偉大靈魂——除了列夫·托爾斯泰以外，對誰還能這樣說呢？
right——高爾基致安·費契亞特羅夫的信
#####
1901年夏天，托爾斯泰得了惡性瘧疾，發高燒，心律不齊，說話困難，病情一度很危急。消息傳出，雅斯納亞·波良納一下子收到了許多表示慰問的信函和電報，其中有法國作家羅曼·羅蘭。14年前，當他還是一名年輕的大學生時，他曾給托爾斯泰去過兩封信。沒料到，享譽世界的大作家竟給他回了一封寫滿38頁信紙的內容深刻的長信。這封信極大地激勵了羅曼·羅蘭堅定地踏上人生的和藝術創作的道路。如今，聽到托爾斯泰病重的消息，他憂心如焚，立即給托爾斯泰寫來了一封情真意切的慰問信。然而，托爾斯泰患病的消息卻使沙俄當局暗自竊喜，他們認為作家已“處於彌留之際”，於是匆忙通令各地行政長官和警察局長，“嚴禁在托爾斯泰去世時出現任何示威性的演說、活動和遊行”。可是與他們的願望相反，十天以後，托爾斯泰的病情逐漸有了好轉。
根據醫生的建議，托爾斯泰於9月初動身去南方克裏米亞療養。同行的有作家的妻子索菲婭、女兒瑪莎和薩莎、友人布蘭惹等人。托爾斯泰乘坐的火車途經各站時，都受到了獲悉他南下消息的群眾自發的歡迎。在哈爾科夫，列車剛進站，“人群就像海潮一樣洶湧著，向列車擠過來。人們都摘下帽子”，呼喊著“托爾斯泰萬歲！”等口號。托爾斯泰流著淚，站在窗口，向群眾頻頻揮手致意。火車抵達塞瓦斯托波爾後，托爾斯泰在那裏休息了幾天。他興致勃勃地遊覽了市容，並打聽第四棱堡的方位，深情地回憶起近半個世紀以前在這裏度過的一段歲月。而後，他們坐馬車來到了克裏米亞的加斯普拉，住進了帕尼娜婭伯爵夫人為托爾斯泰提供的一幢瀕臨海灣的漂亮別墅。盡管托爾斯泰對如此豪華的居所有點不安，但是他非常喜歡那裏的自然環境，尤其是那一望無際的大海。
在那裏，托爾斯泰的生活很有規律，但病情出現過幾次反複，最嚴重的一次發生在1902年年初，他得了卡他性肺炎。托爾斯泰自覺狀況不佳，於是想在臨終前喚起沙皇的良知。1月16日，他寫了一封致尼古拉二世的長信，信中說：
專製政權以及與它息息相關的東正教隻能“依靠各種罪惡和殘酷的行為來維持”。“這就是到目前為止你的統治活動：始於你對特維爾代表團的答複——這一答複激起全體俄羅斯人民的憤怒——你把他們最合法的要求說成是‘瘋狂的幻想’；你關於芬蘭的一切規定；對中國領土的武裝占領：你關於海牙會議的計劃，隨之而來的是增加軍隊；你的限製自治和加強專製；你同意製定一種精神壟斷製度——即政府經營毀滅人民的毒品；最後，你對保持肉刑的固執，你不願各方代表向你提出的主張廢除這一愚蠢而完全無用的措施的要求，堅持對俄羅斯人民施行這一暴行。高壓統治的辦法可以壓迫人民，但不能治理人民。對於一個為了不聽人民想要求什麽而把人民的嘴封起來的人，是不可能做好事的。”
自然，這樣的正氣凜然的聲音隻能激起並無良知的末代沙皇對作家的仇恨。
寫完這封信後沒幾天，托爾斯泰的病情開始惡化，出現了多種並發症。一些著名的醫生從莫斯科和彼得堡等地趕來搶救，在情況最危急的時候連他們也覺得難有轉機。索菲婭異常痛苦：“沒有了他，我的生命也就不存在了……我們是生死與共，休戚相關的。唉，我的天哪！倒有多少悔愧一齊湧上了心頭……一切都完了，無法挽回了。”孩子們都從各地趕到了托爾斯泰身邊。高爾基當時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寫道：“可能在你收到這封信時，托爾斯泰已經不在了。在俄國，死去像托爾斯泰這樣的偉人還是第一次。”當局也再一次忙碌起來，又下了各種禁令，如不準為死者作安魂祈禱、不準懸掛死者肖像、不準運送靈柩的列車中途停靠，等等。而教會頭目波別多諾斯采夫則卑鄙地指令當地神父在托爾斯泰死後立即進入其居室，而後向外界謊稱作家已作臨終懺悔，回到了教會的懷抱。從1月底到3月初，托爾斯泰的病情一直很危險。但是，托爾斯泰再次顯示了頑強的生命力，或者如高爾基事後風趣地所說的那樣，是因為“天才比死亡更有力量”，病魔被壓倒了，他又漸漸地恢複了健康。6月底，托爾斯泰離開克裏米亞返回家鄉，沿途再次受到大批群眾熱情的迎送。
回到雅斯納亞·波良納以後，托爾斯泰又全身心地投入了他的創作之中，盡管在加斯普拉時，隻要健康允許，他也沒有放下過自己的筆。在他給哥哥謝爾蓋的信中和他的日記中，可以看到他想做的事情很多，其中包括《致工人書》和《致宗教界人士書》等政論文章，中篇小說《哈吉穆拉特》、《假息票》和劇本《光在黑暗中閃耀》等文學作品，以及應比留科夫要求而寫的回憶自己生平的文字和為美國作家克羅斯比的《莎士比亞和工人階級》一文寫的序言等。1903年4月初，在基什尼奧夫等地發生了迫害甚至殺戮猶太人的暴行。托爾斯泰對此十分氣憤，他在抗議這一暴行的信中寫道：“這整個事件的真正罪犯，就是我們的政府和它那些使人民麻木、成為狂熱者的全體教士，以及它那一夥強盜般的官吏。基什尼奧夫的罪行就是俄羅斯政府如此強烈而堅決地宣傳謊言和暴力的直接後果。”6月裏，托爾斯泰在回複猶太作家肖洛姆·阿萊漢姆的信中又表示，願意為資助受迫害的猶太人而編的文集寫點東西。8月20日，托爾斯泰為此寫出了短篇小說《舞會之後》。
《舞會之後》是作家晚年的爐火純青之作。它著力展示的是兩個世界（老爺的世界和奴隸的世界）的對立。小說開頭交代，主人公伊萬的生活中有過一次突變，隨即就進入了引起這一突變的“一個夜晚”——舞會上和“一個早晨”——舞會後這兩個場景的描寫。小說首先渲染了舞會上充滿詩意的熱烈氣氛。年輕的大學生伊萬熱烈地愛上了貴族小姐瓦蓮卡，他盡情地與瓦蓮卡對舞，並用動情的目光欣賞瓦蓮卡與她父親的對舞。瓦蓮卡的父親是一個“長得端正、魁梧，神采奕奕”，“具有尼古拉一世風采的宿將型的軍事長官”，他“文靜從容地”與女兒對舞，舞姿靈活優雅，博得了全場的注目。他那“親切的微笑”更使伊萬“體驗到一種深厚的溫柔的感情”。
作者通過熱戀中的伊萬的感受不僅渲染了舞會上的詩意氣氛，並且把瓦蓮卡父親“可敬可親”的形象推向了畫麵中心。舞會結束後，伊萬走上街頭。隨著“一種生硬的、不悅耳的音樂”的響起，小說氣氛急轉直下。進入伊萬視野的是觸目驚心的夾鞭刑的場麵：身穿黑軍服的士兵輪番毒打從他們中間走過的一個韃靼逃兵，而監督行刑的竟是瓦蓮卡的父親。他“鼓起腮幫”、“撅起嘴唇”、“大搖大擺”地走在一旁；他惡狠狠地打用力不足的士兵的耳光；他吼叫著：“來幾條新的軍棍”，他“可怕地、惡狠狠地皺起眉頭”，假裝不認識伊萬……野蠻、粗魯、殘忍、虛偽，這一切對於仍沉浸在幸福的幻覺中的伊萬無疑是迎頭一擊，並對他後來的生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小說中兩個場景的強烈對照產生了異手尋常的藝術效果。當夾鞭刑的場景出現後，舞會上的一切詩意的描寫立刻顯出了它的虛幻性，而前一場景的潑墨渲染更加重了後一場景的令人窒息的氛圍。在上流社會溫柔動人的笑臉和彬彬有禮的風度後麵，是受老爺們奴役的下層人民的血淋淋的現實世界。
1904年，托爾斯泰寫完了中篇小說《哈吉穆拉特》，這是他在垂暮之年創作的一部最有分量的藝術作品。最初的構思產生於1896年夏天。當時托爾斯泰因家庭矛盾，心情憂鬱，正在哥哥家小住。7月18日那天，他外出散步，經過一片剛剛深翻過的土地，眼前“除了黑土以外，連一棵綠色的小草都沒有。可是就在塵上飛揚的土路邊上有一叢雜草（牛蒡），共有三棵：一棵折傷了，掛著一朵弄髒了的小白花；另一棵也折傷了，並且濺滿了泥漿，黑黑的莖杆受了傷和弄髒了；第三棵伸向一邊，也被塵土弄得黑黑的，但還活著，並且中間現出紅色”。托爾斯泰不由駐步花前，讚歎這花頑強的生命力，“人戰勝了一切，毀滅了千萬棵草芥，而這一叢牛蒡花卻依然不屈服”。於是，托爾斯泰“想起了哈吉穆拉特，就想寫出來”（7月17日日記）。托爾斯泰想起的那個關於哈吉穆拉特的故事發生在1851年底的高加索。山民將領哈吉穆拉特因與頭領沙米裏有仇，為逃避其追殺而投向俄軍。但時隔不久，他就發現這是自投虎穴，於是帶領自己的四名警衛逃走了。俄軍士兵緊追不舍，在一個山穀裏將其包圍。哈吉穆拉特拒不投降，頑強地與敵人浴血奮戰，直至飲彈身亡。托爾斯泰說：“就是這個死，使我想起那叢在犁過的田地裏被車壓倒的牛蒡花。”
兩天後，托爾斯泰回到雅斯納亞·波良納。經過三個星期的構思，他一氣嗬成地寫出了小說的初稿。初稿篇幅較小，取名為《牛蒡花》。托爾斯泰對初稿不滿意，一再加工，在六年裏10易其稿，直到1904年才告完成，這時它已是一部容量可觀的中篇曆史小說了。托爾斯泰沒有馬上將小說付諸發表，除了作家還想在適當的時候再做加工外，主要是因為這部以清醒的寫實主義筆法寫就的作品與托爾斯泰晚年竭力提倡的不以暴力抗惡的主張有矛盾。創作這部小說時，作家一再擱筆亦與此有關。托爾斯泰曾在日記中多次提到這部小說很吸引他，可有時又覺得這部小說是“胡鬧”，寫的時候“很慚愧”，“做起來問心有愧。我將自己悄悄地去做”。這部作品直到托爾斯泰去世以後才問世。
作為一個曆史人物，哈吉穆拉特形象有一定的複雜性，托爾斯泰注意到了這一點。他在日記中曾寫道：“有一種英國的玩具西洋鏡：在玻璃裏麵一會兒出現這個，一會兒出現那個。那麽也應當這樣來描寫哈吉穆拉特這個人：是男子漢，又是宗教狂熱病者，等等。”小說中，作家照顧到了人物精神麵貌若幹側麵，但是他更多的是讚美主角作為“自然之子”的優秀品質：熱愛生活、淳樸率直、感情熾烈、剛勇無比，尤其是那蓬勃生命活力。他就像那不可摧折的牛蒡花那樣，至死捍衛自己的和本民族的生活的權利。哈吉穆拉特與偏執殘忍的沙米裏，與專製暴君尼古拉必然要發生激烈的衝突。邪惡勢力以暴力對付他，他也以暴力作殊死的反抗。小說中，作家被曆史的真實和人物的性格所吸引，因而置自己的學說於不顧，以真切的同情和由衷的讚美的筆調描寫了這樣的以暴力抗惡的反抗鬥爭。當然，小說還展示了19世紀中葉俄國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麵，特別是對專製政體作了深刻揭露。托爾斯泰說過：“使我感興趣的不單是哈吉穆拉特和他的悲慘命運，而且還有那個時代的兩個主要的對手——沙米裏和尼古拉之間極其有趣的對比，他們在一起似乎代表了亞洲和歐洲專製政體的兩個極端。”作家用較多的筆墨鞭撻了以沙皇、陸軍大臣和高加索總督為代表的荒淫無恥的沙俄官僚集團，他譴責了以沙米裏為代表的敵視人民的民族主義運動。而與這些人形成鮮明對照的則是善良樸實的普通的山民、俄羅斯農民和士兵。小說以鮮明的形象、和諧的結構，以及簡潔明快的語言，顯示了托爾斯泰晚年的旺盛的創作力。
在生命的最後的歲月裏，托爾斯泰沒有放棄自己的宗教道德學說，但有時他也會表現出某種疑惑。那時，作家柯羅連科曾兩次拜訪過托爾斯泰。有一次，柯羅連科向托爾斯泰談到內務大臣西皮亞金被暗殺一事。托爾斯泰說道：“殺人嘛，當然是作孽……不過我們也不能譴責這個人。”而後，他又說道：“瞧，我也明白，恐怖分子似乎確實有可以譴責之處……嗯，您是知道我的觀點的……但是畢竟……”托爾斯泰閉目靜思了一會兒，然後又睜大眼睛，那一對垂眉之下射出兩道銳利的目光，說道：“我畢竟不能不說，這是合理的。”接著，柯羅連科又談到當時在農村出現的幾起農民搶奪地主的糧食、農具及其他財物的事件，托爾斯泰立即稱讚說：“他們是好樣的！”托爾斯泰的這些言論使柯羅連科得出了“他的‘不抗惡’的主張幾乎完全消失了”的結論。後來，《生活》周刊的編輯波謝拜訪托爾斯泰。波謝向作家介紹了當時俄國工人、士兵、納稅人總罷工的情況，並告訴他，他們是以此作為一種與政府當局的暴力進行對抗的手段。托爾斯泰對他們的對抗深表同情。在1909年2月的日記裏，托爾斯泰甚至寫下了這樣的話：“我的主要錯誤在於，認為在目前這個動不動就判處死刑，到處都是絞架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的俄國，愛還能起它的作用。”這一切都說明了托爾斯泰晚年思想上的深刻矛盾，因而他在《哈吉穆拉特》中表現出與他的溫順的說教不同的思想傾向亦非偶然。
同樣，這種矛盾也表現在托爾斯泰對生活的態度上。托爾斯泰晚年的宗教道德主張和禁欲主義的態度，其結果必然導致對人的價值和生活本身的價值的否定，可是托爾斯泰又始終是一個十分熱愛生活，具有蓬勃的生命活力，讚揚積極活動的人生的作家，他常常違背自己的說教，對那些人為地壓製生命力的“善行”表現出難以抑製的厭惡。且不說在托爾斯泰的前兩部長篇巨著中，他對具有“基督徒式的自我犧牲精神”的瑪麗和索尼婭、對“博愛”的忠實信徒瓦蓮卡的某些做法的不無貶抑的描寫，就是在他晚年同人們的交往中也不時流露出這一點。作家魏烈薩耶夫回憶他與托爾斯泰晚年的一次談話時寫道：
“……我對托爾斯泰講了和我相識的一位婦女的故事：她一步一步地、忠誠地、毫無怨言地毀滅了自己，把自己推進墳墓，目的是挽救一個無可救藥的人不至於死亡。她毫無保留地貢獻了自己脆弱的健康、心愛的事業、十分有意義的愛好，甚至根本想不到問一問自己是否值得作出這樣的犧牲。我講的時候還天真地以為，這一故事一定會使托爾斯泰從心裏感到親切：因為他始終不渝地教導，真正的愛不了解、也不想了解自己活動的結果。我還懷著十分感動的心情講述了一個神話，佛是如何以自己的肉體讓饑餓的母虎和虎仔吞食。”
“可是突然，——突然我看見，托爾斯泰的臉不耐煩地，幾乎是痛苦地皺起來了，似乎他快要透不過氣來。他聳聳肩膀，輕輕地叫了一聲：天知道，這算什麽！”
“我當時感到莫名其妙。現在我懂了……我深信不疑：如果托爾斯泰在生活中真的看到了一個頹廢的印度人，把自己送到餓虎的口裏，那麽他一定會感到這是對生命的最大的蹂躪，他會感到自己像躺在地下棺材裏那樣窒息。”
不知有多少同時代人生動地描寫過托爾斯泰晚年生氣勃勃的形象。畫家列賓與托爾斯泰有過親密交往，他常常由衷地感歎道：“這個苦行僧的身上有多少生命力、多少熱情啊！我一生中還從來沒有遇到過比他笑得更有感染力的人。”列賓還記述過他最後一次訪問雅斯納亞·波良納時，與托爾斯泰一起騎馬出遊的情景：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走到一匹馬跟前，像有經驗的騎手那樣，從馬頭把韁繩抓在左手裏均勻地扯緊，在馬肩胛的隆起處鬃毛旁把韁繩整理好，然後連同韁繩一起抓住馬肩胛，用右手握住左鐙。盡管這匹馬相當高大，沒有上馬石，沒有馬夫在馬鞍另側給予任何幫忙，已經79歲的他，高高抬起左腿，把腳深深伸進馬鐙裏，然後用右手抓住英國式馬鞍的後部，躍身上馬，迅速將另一條腿跨過馬鞍。用右腳尖敏捷地把右鐙向前一踢，迅速把靴尖伸進馬鐙，騎手已上馬完畢——漂亮準確的法國式騎馬姿勢。”
“……他沿著果園向上出發，朝右拐，跨過果園一條壕溝來到大路上，然後驟然轉向沒有任何道路的樹林裏。在高大的樹木之間，他沿著茂密的草地向黑黝黝的滿是高高的野草的溝底驅馬直下。我勉強跟上他，樹枝遮住了視線，馬陷入溝底青草下的濕土裏；必須撥開遮眼的樹枝，馬下陡坡時身子要向後仰。我的英雄走在前麵，像拉斐爾畫筆下的耶捷基裏幻影中的神，髯須在兩邊飄拂，以軍人或契爾克斯人那樣的特別輕巧和靈活，時而躬身伏在馬背，時而用手撥開樹枝，在樹枝中間曲折前進。”
“……我一眼瞧見前方有棵小白樺樹橫彎在路上，好似一根攔路杆，怎麽辦？他沒看見嗎？應該叫他停下……我的心幾乎都要縮成一團……因為橫木齊他的胸部那麽高。馬兒在飛奔……隻見列夫·尼古拉耶維奇一下子躬身俯向馬鞍，從這拱形木下穿了過去。列夫·尼古拉耶維奇突然從山崗上催馬一溜小跑向小河馳去。在小河邊，他的馬淩空騰起，躍到河對岸。我簡直驚呆了……”
怪不得高爾基要在回憶錄中說：托爾斯泰“常常熱烈地讚美另一個世界中的永生，可是他自己倒更喜歡永生在這個世界裏麵”。他在致契訶夫的信中還這樣寫道：托爾斯泰的“精神的活力令人吃驚，並使人不禁產生一個想法：像他這樣的人是根本不可能再有了”。
1904年，托爾斯泰失去了兩個親人。3月裏，與他有過半個世紀親密交往的“姑奶奶”亞曆山德拉·安德列耶芙娜去世。在病重期間，亞曆山德拉還給托爾斯泰去過幾封信，感謝托爾斯泰對她的摯愛。托爾斯泰則在回信中深情地寫道：“隨著年歲的變老，我越來越想跟您說些貼心的話兒……我想說的是，我非常非常愛您。”後來，托爾斯泰在回憶他與亞曆山德拉的真摯友誼時，還把它稱之為漫長生活道路上的“一線明亮的光”。8月底，托爾斯泰當時唯一在世的哥哥謝爾蓋病故。謝爾蓋彌留之際，托爾斯泰一直守在他的身邊。
那一年爆發了日俄戰爭，托爾斯泰為人民將在這場戰爭中遭受新的災難而深感不安。他在答美國費城《北美日報》關於支持何方的電訊時說：“我既不支持俄國，也不支持日本，而是支持兩國的勞動人民，這些人民為政府所蒙騙，背離自己的幸福、良心和宗教信仰，被迫去作戰。”目睹無數俄國士兵被血海所吞沒，他們的妻兒流離失所的慘狀，托爾斯泰痛苦異常。1905年5月，俄國艦隊在對馬海戰中全軍覆沒的消息傳來，托爾斯泰在日記中寫道：“可怕，真可怕。今天和昨天，我都為那些不幸者哭泣。”他在《清醒清醒吧！》一文中無畏地表示：
“總有一天，受蒙騙的人們會蘇醒過來，並且說：你們這些殘忍和肆無忌憚的沙皇、日本天皇、大臣、總主教、神父、將軍、總編、奸商，以及諸如此類的人物，在槍林彈雨中行走吧。我們不願意也不去赴死。給我們安寧，讓我們耕地、播種、建設……”
戰爭的失利激化了俄國國內的矛盾，在俄國各地的城鄉都發生了群眾性的反對專製政權和剝削者的鬥爭。托爾斯泰對這場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的態度是矛盾的。按照自己的宗教道德學說，托爾斯泰反對一切暴力行動，因此他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對革命不表讚同。1905年1月9日的流血事件發生後，托爾斯泰寫下了《論俄國社會運動》一文。文章在強烈譴責專製政權對人民犯下的新的暴行的同時，又試圖證明任何“靠改變外部形式的方法”來改進社會的想法都是“害人的空想”。他斷言：“真正的社會改進隻能用個人宗教道德改善的方法來達到。”因而他力圖“超脫”，“不加入甚至不同情這一方或那一方”。然而，對人民懷有深切同情心的作家不可能超然於這場人民革命的風暴之外。托爾斯泰密切關注著事態的發展，他對發生在圖拉的示威遊行，對發生在古裏亞的農民運動，都表示了熱烈的同情。他在致友人的書信中常常發表一些與自己的學說相違背的意見。托爾斯泰在致戈爾堅維伊澤爾的信中說：“我認為事件是重要的，如同生活一樣，是有益的。”他在致斯塔索夫的信中說：“事件正以異乎尋常的速度和正確性進行著。對正發生的事件可能會叫人不滿，就等於有人不滿意秋天和冬天一樣，其實，這些人不去想想秋天和冬天來臨，春天就離我們不遠了。”在致斯塔索夫的另一封信中，他表示：“我在整個這個革命中將完全自願地充當一億農民的律師。凡是促進或能夠促進他們幸福的事情，都使我高興；凡是不具有這一主要的目的或脫離這種目的的事情，我都不同情。”他在致盧薩諾夫的信中寫道：“俄國正在發生巨大的重要事件。我想，我也期望它們將有重大的結果，但這無疑不是那些造成這些事件的人們所期待的結果。盡管托爾斯泰宣揚的學說使他斷然否定革命的手段，並有意識地避開這場革命，但是他承認革命在精神上大大地促進了愈益團結的人類的發展”，並期待它給俄國人民帶來有益的結果。托爾斯泰寫於1906年的小說《為了什麽》和《神意與人意》塑造的都是革命者形象，但思想傾向卻不同，這正是作家對待革命運動的思想矛盾在藝術創作上的反映。
right——高爾基致安·費契亞特羅夫的信
#####
1901年夏天，托爾斯泰得了惡性瘧疾，發高燒，心律不齊，說話困難，病情一度很危急。消息傳出，雅斯納亞·波良納一下子收到了許多表示慰問的信函和電報，其中有法國作家羅曼·羅蘭。14年前，當他還是一名年輕的大學生時，他曾給托爾斯泰去過兩封信。沒料到，享譽世界的大作家竟給他回了一封寫滿38頁信紙的內容深刻的長信。這封信極大地激勵了羅曼·羅蘭堅定地踏上人生的和藝術創作的道路。如今，聽到托爾斯泰病重的消息，他憂心如焚，立即給托爾斯泰寫來了一封情真意切的慰問信。然而，托爾斯泰患病的消息卻使沙俄當局暗自竊喜，他們認為作家已“處於彌留之際”，於是匆忙通令各地行政長官和警察局長，“嚴禁在托爾斯泰去世時出現任何示威性的演說、活動和遊行”。可是與他們的願望相反，十天以後，托爾斯泰的病情逐漸有了好轉。
根據醫生的建議，托爾斯泰於9月初動身去南方克裏米亞療養。同行的有作家的妻子索菲婭、女兒瑪莎和薩莎、友人布蘭惹等人。托爾斯泰乘坐的火車途經各站時，都受到了獲悉他南下消息的群眾自發的歡迎。在哈爾科夫，列車剛進站，“人群就像海潮一樣洶湧著，向列車擠過來。人們都摘下帽子”，呼喊著“托爾斯泰萬歲！”等口號。托爾斯泰流著淚，站在窗口，向群眾頻頻揮手致意。火車抵達塞瓦斯托波爾後，托爾斯泰在那裏休息了幾天。他興致勃勃地遊覽了市容，並打聽第四棱堡的方位，深情地回憶起近半個世紀以前在這裏度過的一段歲月。而後，他們坐馬車來到了克裏米亞的加斯普拉，住進了帕尼娜婭伯爵夫人為托爾斯泰提供的一幢瀕臨海灣的漂亮別墅。盡管托爾斯泰對如此豪華的居所有點不安，但是他非常喜歡那裏的自然環境，尤其是那一望無際的大海。
在那裏，托爾斯泰的生活很有規律，但病情出現過幾次反複，最嚴重的一次發生在1902年年初，他得了卡他性肺炎。托爾斯泰自覺狀況不佳，於是想在臨終前喚起沙皇的良知。1月16日，他寫了一封致尼古拉二世的長信，信中說：
專製政權以及與它息息相關的東正教隻能“依靠各種罪惡和殘酷的行為來維持”。“這就是到目前為止你的統治活動：始於你對特維爾代表團的答複——這一答複激起全體俄羅斯人民的憤怒——你把他們最合法的要求說成是‘瘋狂的幻想’；你關於芬蘭的一切規定；對中國領土的武裝占領：你關於海牙會議的計劃，隨之而來的是增加軍隊；你的限製自治和加強專製；你同意製定一種精神壟斷製度——即政府經營毀滅人民的毒品；最後，你對保持肉刑的固執，你不願各方代表向你提出的主張廢除這一愚蠢而完全無用的措施的要求，堅持對俄羅斯人民施行這一暴行。高壓統治的辦法可以壓迫人民，但不能治理人民。對於一個為了不聽人民想要求什麽而把人民的嘴封起來的人，是不可能做好事的。”
自然，這樣的正氣凜然的聲音隻能激起並無良知的末代沙皇對作家的仇恨。
寫完這封信後沒幾天，托爾斯泰的病情開始惡化，出現了多種並發症。一些著名的醫生從莫斯科和彼得堡等地趕來搶救，在情況最危急的時候連他們也覺得難有轉機。索菲婭異常痛苦：“沒有了他，我的生命也就不存在了……我們是生死與共，休戚相關的。唉，我的天哪！倒有多少悔愧一齊湧上了心頭……一切都完了，無法挽回了。”孩子們都從各地趕到了托爾斯泰身邊。高爾基當時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寫道：“可能在你收到這封信時，托爾斯泰已經不在了。在俄國，死去像托爾斯泰這樣的偉人還是第一次。”當局也再一次忙碌起來，又下了各種禁令，如不準為死者作安魂祈禱、不準懸掛死者肖像、不準運送靈柩的列車中途停靠，等等。而教會頭目波別多諾斯采夫則卑鄙地指令當地神父在托爾斯泰死後立即進入其居室，而後向外界謊稱作家已作臨終懺悔，回到了教會的懷抱。從1月底到3月初，托爾斯泰的病情一直很危險。但是，托爾斯泰再次顯示了頑強的生命力，或者如高爾基事後風趣地所說的那樣，是因為“天才比死亡更有力量”，病魔被壓倒了，他又漸漸地恢複了健康。6月底，托爾斯泰離開克裏米亞返回家鄉，沿途再次受到大批群眾熱情的迎送。
回到雅斯納亞·波良納以後，托爾斯泰又全身心地投入了他的創作之中，盡管在加斯普拉時，隻要健康允許，他也沒有放下過自己的筆。在他給哥哥謝爾蓋的信中和他的日記中，可以看到他想做的事情很多，其中包括《致工人書》和《致宗教界人士書》等政論文章，中篇小說《哈吉穆拉特》、《假息票》和劇本《光在黑暗中閃耀》等文學作品，以及應比留科夫要求而寫的回憶自己生平的文字和為美國作家克羅斯比的《莎士比亞和工人階級》一文寫的序言等。1903年4月初，在基什尼奧夫等地發生了迫害甚至殺戮猶太人的暴行。托爾斯泰對此十分氣憤，他在抗議這一暴行的信中寫道：“這整個事件的真正罪犯，就是我們的政府和它那些使人民麻木、成為狂熱者的全體教士，以及它那一夥強盜般的官吏。基什尼奧夫的罪行就是俄羅斯政府如此強烈而堅決地宣傳謊言和暴力的直接後果。”6月裏，托爾斯泰在回複猶太作家肖洛姆·阿萊漢姆的信中又表示，願意為資助受迫害的猶太人而編的文集寫點東西。8月20日，托爾斯泰為此寫出了短篇小說《舞會之後》。
《舞會之後》是作家晚年的爐火純青之作。它著力展示的是兩個世界（老爺的世界和奴隸的世界）的對立。小說開頭交代，主人公伊萬的生活中有過一次突變，隨即就進入了引起這一突變的“一個夜晚”——舞會上和“一個早晨”——舞會後這兩個場景的描寫。小說首先渲染了舞會上充滿詩意的熱烈氣氛。年輕的大學生伊萬熱烈地愛上了貴族小姐瓦蓮卡，他盡情地與瓦蓮卡對舞，並用動情的目光欣賞瓦蓮卡與她父親的對舞。瓦蓮卡的父親是一個“長得端正、魁梧，神采奕奕”，“具有尼古拉一世風采的宿將型的軍事長官”，他“文靜從容地”與女兒對舞，舞姿靈活優雅，博得了全場的注目。他那“親切的微笑”更使伊萬“體驗到一種深厚的溫柔的感情”。
作者通過熱戀中的伊萬的感受不僅渲染了舞會上的詩意氣氛，並且把瓦蓮卡父親“可敬可親”的形象推向了畫麵中心。舞會結束後，伊萬走上街頭。隨著“一種生硬的、不悅耳的音樂”的響起，小說氣氛急轉直下。進入伊萬視野的是觸目驚心的夾鞭刑的場麵：身穿黑軍服的士兵輪番毒打從他們中間走過的一個韃靼逃兵，而監督行刑的竟是瓦蓮卡的父親。他“鼓起腮幫”、“撅起嘴唇”、“大搖大擺”地走在一旁；他惡狠狠地打用力不足的士兵的耳光；他吼叫著：“來幾條新的軍棍”，他“可怕地、惡狠狠地皺起眉頭”，假裝不認識伊萬……野蠻、粗魯、殘忍、虛偽，這一切對於仍沉浸在幸福的幻覺中的伊萬無疑是迎頭一擊，並對他後來的生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小說中兩個場景的強烈對照產生了異手尋常的藝術效果。當夾鞭刑的場景出現後，舞會上的一切詩意的描寫立刻顯出了它的虛幻性，而前一場景的潑墨渲染更加重了後一場景的令人窒息的氛圍。在上流社會溫柔動人的笑臉和彬彬有禮的風度後麵，是受老爺們奴役的下層人民的血淋淋的現實世界。
1904年，托爾斯泰寫完了中篇小說《哈吉穆拉特》，這是他在垂暮之年創作的一部最有分量的藝術作品。最初的構思產生於1896年夏天。當時托爾斯泰因家庭矛盾，心情憂鬱，正在哥哥家小住。7月18日那天，他外出散步，經過一片剛剛深翻過的土地，眼前“除了黑土以外，連一棵綠色的小草都沒有。可是就在塵上飛揚的土路邊上有一叢雜草（牛蒡），共有三棵：一棵折傷了，掛著一朵弄髒了的小白花；另一棵也折傷了，並且濺滿了泥漿，黑黑的莖杆受了傷和弄髒了；第三棵伸向一邊，也被塵土弄得黑黑的，但還活著，並且中間現出紅色”。托爾斯泰不由駐步花前，讚歎這花頑強的生命力，“人戰勝了一切，毀滅了千萬棵草芥，而這一叢牛蒡花卻依然不屈服”。於是，托爾斯泰“想起了哈吉穆拉特，就想寫出來”（7月17日日記）。托爾斯泰想起的那個關於哈吉穆拉特的故事發生在1851年底的高加索。山民將領哈吉穆拉特因與頭領沙米裏有仇，為逃避其追殺而投向俄軍。但時隔不久，他就發現這是自投虎穴，於是帶領自己的四名警衛逃走了。俄軍士兵緊追不舍，在一個山穀裏將其包圍。哈吉穆拉特拒不投降，頑強地與敵人浴血奮戰，直至飲彈身亡。托爾斯泰說：“就是這個死，使我想起那叢在犁過的田地裏被車壓倒的牛蒡花。”
兩天後，托爾斯泰回到雅斯納亞·波良納。經過三個星期的構思，他一氣嗬成地寫出了小說的初稿。初稿篇幅較小，取名為《牛蒡花》。托爾斯泰對初稿不滿意，一再加工，在六年裏10易其稿，直到1904年才告完成，這時它已是一部容量可觀的中篇曆史小說了。托爾斯泰沒有馬上將小說付諸發表，除了作家還想在適當的時候再做加工外，主要是因為這部以清醒的寫實主義筆法寫就的作品與托爾斯泰晚年竭力提倡的不以暴力抗惡的主張有矛盾。創作這部小說時，作家一再擱筆亦與此有關。托爾斯泰曾在日記中多次提到這部小說很吸引他，可有時又覺得這部小說是“胡鬧”，寫的時候“很慚愧”，“做起來問心有愧。我將自己悄悄地去做”。這部作品直到托爾斯泰去世以後才問世。
作為一個曆史人物，哈吉穆拉特形象有一定的複雜性，托爾斯泰注意到了這一點。他在日記中曾寫道：“有一種英國的玩具西洋鏡：在玻璃裏麵一會兒出現這個，一會兒出現那個。那麽也應當這樣來描寫哈吉穆拉特這個人：是男子漢，又是宗教狂熱病者，等等。”小說中，作家照顧到了人物精神麵貌若幹側麵，但是他更多的是讚美主角作為“自然之子”的優秀品質：熱愛生活、淳樸率直、感情熾烈、剛勇無比，尤其是那蓬勃生命活力。他就像那不可摧折的牛蒡花那樣，至死捍衛自己的和本民族的生活的權利。哈吉穆拉特與偏執殘忍的沙米裏，與專製暴君尼古拉必然要發生激烈的衝突。邪惡勢力以暴力對付他，他也以暴力作殊死的反抗。小說中，作家被曆史的真實和人物的性格所吸引，因而置自己的學說於不顧，以真切的同情和由衷的讚美的筆調描寫了這樣的以暴力抗惡的反抗鬥爭。當然，小說還展示了19世紀中葉俄國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麵，特別是對專製政體作了深刻揭露。托爾斯泰說過：“使我感興趣的不單是哈吉穆拉特和他的悲慘命運，而且還有那個時代的兩個主要的對手——沙米裏和尼古拉之間極其有趣的對比，他們在一起似乎代表了亞洲和歐洲專製政體的兩個極端。”作家用較多的筆墨鞭撻了以沙皇、陸軍大臣和高加索總督為代表的荒淫無恥的沙俄官僚集團，他譴責了以沙米裏為代表的敵視人民的民族主義運動。而與這些人形成鮮明對照的則是善良樸實的普通的山民、俄羅斯農民和士兵。小說以鮮明的形象、和諧的結構，以及簡潔明快的語言，顯示了托爾斯泰晚年的旺盛的創作力。
在生命的最後的歲月裏，托爾斯泰沒有放棄自己的宗教道德學說，但有時他也會表現出某種疑惑。那時，作家柯羅連科曾兩次拜訪過托爾斯泰。有一次，柯羅連科向托爾斯泰談到內務大臣西皮亞金被暗殺一事。托爾斯泰說道：“殺人嘛，當然是作孽……不過我們也不能譴責這個人。”而後，他又說道：“瞧，我也明白，恐怖分子似乎確實有可以譴責之處……嗯，您是知道我的觀點的……但是畢竟……”托爾斯泰閉目靜思了一會兒，然後又睜大眼睛，那一對垂眉之下射出兩道銳利的目光，說道：“我畢竟不能不說，這是合理的。”接著，柯羅連科又談到當時在農村出現的幾起農民搶奪地主的糧食、農具及其他財物的事件，托爾斯泰立即稱讚說：“他們是好樣的！”托爾斯泰的這些言論使柯羅連科得出了“他的‘不抗惡’的主張幾乎完全消失了”的結論。後來，《生活》周刊的編輯波謝拜訪托爾斯泰。波謝向作家介紹了當時俄國工人、士兵、納稅人總罷工的情況，並告訴他，他們是以此作為一種與政府當局的暴力進行對抗的手段。托爾斯泰對他們的對抗深表同情。在1909年2月的日記裏，托爾斯泰甚至寫下了這樣的話：“我的主要錯誤在於，認為在目前這個動不動就判處死刑，到處都是絞架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的俄國，愛還能起它的作用。”這一切都說明了托爾斯泰晚年思想上的深刻矛盾，因而他在《哈吉穆拉特》中表現出與他的溫順的說教不同的思想傾向亦非偶然。
同樣，這種矛盾也表現在托爾斯泰對生活的態度上。托爾斯泰晚年的宗教道德主張和禁欲主義的態度，其結果必然導致對人的價值和生活本身的價值的否定，可是托爾斯泰又始終是一個十分熱愛生活，具有蓬勃的生命活力，讚揚積極活動的人生的作家，他常常違背自己的說教，對那些人為地壓製生命力的“善行”表現出難以抑製的厭惡。且不說在托爾斯泰的前兩部長篇巨著中，他對具有“基督徒式的自我犧牲精神”的瑪麗和索尼婭、對“博愛”的忠實信徒瓦蓮卡的某些做法的不無貶抑的描寫，就是在他晚年同人們的交往中也不時流露出這一點。作家魏烈薩耶夫回憶他與托爾斯泰晚年的一次談話時寫道：
“……我對托爾斯泰講了和我相識的一位婦女的故事：她一步一步地、忠誠地、毫無怨言地毀滅了自己，把自己推進墳墓，目的是挽救一個無可救藥的人不至於死亡。她毫無保留地貢獻了自己脆弱的健康、心愛的事業、十分有意義的愛好，甚至根本想不到問一問自己是否值得作出這樣的犧牲。我講的時候還天真地以為，這一故事一定會使托爾斯泰從心裏感到親切：因為他始終不渝地教導，真正的愛不了解、也不想了解自己活動的結果。我還懷著十分感動的心情講述了一個神話，佛是如何以自己的肉體讓饑餓的母虎和虎仔吞食。”
“可是突然，——突然我看見，托爾斯泰的臉不耐煩地，幾乎是痛苦地皺起來了，似乎他快要透不過氣來。他聳聳肩膀，輕輕地叫了一聲：天知道，這算什麽！”
“我當時感到莫名其妙。現在我懂了……我深信不疑：如果托爾斯泰在生活中真的看到了一個頹廢的印度人，把自己送到餓虎的口裏，那麽他一定會感到這是對生命的最大的蹂躪，他會感到自己像躺在地下棺材裏那樣窒息。”
不知有多少同時代人生動地描寫過托爾斯泰晚年生氣勃勃的形象。畫家列賓與托爾斯泰有過親密交往，他常常由衷地感歎道：“這個苦行僧的身上有多少生命力、多少熱情啊！我一生中還從來沒有遇到過比他笑得更有感染力的人。”列賓還記述過他最後一次訪問雅斯納亞·波良納時，與托爾斯泰一起騎馬出遊的情景：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走到一匹馬跟前，像有經驗的騎手那樣，從馬頭把韁繩抓在左手裏均勻地扯緊，在馬肩胛的隆起處鬃毛旁把韁繩整理好，然後連同韁繩一起抓住馬肩胛，用右手握住左鐙。盡管這匹馬相當高大，沒有上馬石，沒有馬夫在馬鞍另側給予任何幫忙，已經79歲的他，高高抬起左腿，把腳深深伸進馬鐙裏，然後用右手抓住英國式馬鞍的後部，躍身上馬，迅速將另一條腿跨過馬鞍。用右腳尖敏捷地把右鐙向前一踢，迅速把靴尖伸進馬鐙，騎手已上馬完畢——漂亮準確的法國式騎馬姿勢。”
“……他沿著果園向上出發，朝右拐，跨過果園一條壕溝來到大路上，然後驟然轉向沒有任何道路的樹林裏。在高大的樹木之間，他沿著茂密的草地向黑黝黝的滿是高高的野草的溝底驅馬直下。我勉強跟上他，樹枝遮住了視線，馬陷入溝底青草下的濕土裏；必須撥開遮眼的樹枝，馬下陡坡時身子要向後仰。我的英雄走在前麵，像拉斐爾畫筆下的耶捷基裏幻影中的神，髯須在兩邊飄拂，以軍人或契爾克斯人那樣的特別輕巧和靈活，時而躬身伏在馬背，時而用手撥開樹枝，在樹枝中間曲折前進。”
“……我一眼瞧見前方有棵小白樺樹橫彎在路上，好似一根攔路杆，怎麽辦？他沒看見嗎？應該叫他停下……我的心幾乎都要縮成一團……因為橫木齊他的胸部那麽高。馬兒在飛奔……隻見列夫·尼古拉耶維奇一下子躬身俯向馬鞍，從這拱形木下穿了過去。列夫·尼古拉耶維奇突然從山崗上催馬一溜小跑向小河馳去。在小河邊，他的馬淩空騰起，躍到河對岸。我簡直驚呆了……”
怪不得高爾基要在回憶錄中說：托爾斯泰“常常熱烈地讚美另一個世界中的永生，可是他自己倒更喜歡永生在這個世界裏麵”。他在致契訶夫的信中還這樣寫道：托爾斯泰的“精神的活力令人吃驚，並使人不禁產生一個想法：像他這樣的人是根本不可能再有了”。
1904年，托爾斯泰失去了兩個親人。3月裏，與他有過半個世紀親密交往的“姑奶奶”亞曆山德拉·安德列耶芙娜去世。在病重期間，亞曆山德拉還給托爾斯泰去過幾封信，感謝托爾斯泰對她的摯愛。托爾斯泰則在回信中深情地寫道：“隨著年歲的變老，我越來越想跟您說些貼心的話兒……我想說的是，我非常非常愛您。”後來，托爾斯泰在回憶他與亞曆山德拉的真摯友誼時，還把它稱之為漫長生活道路上的“一線明亮的光”。8月底，托爾斯泰當時唯一在世的哥哥謝爾蓋病故。謝爾蓋彌留之際，托爾斯泰一直守在他的身邊。
那一年爆發了日俄戰爭，托爾斯泰為人民將在這場戰爭中遭受新的災難而深感不安。他在答美國費城《北美日報》關於支持何方的電訊時說：“我既不支持俄國，也不支持日本，而是支持兩國的勞動人民，這些人民為政府所蒙騙，背離自己的幸福、良心和宗教信仰，被迫去作戰。”目睹無數俄國士兵被血海所吞沒，他們的妻兒流離失所的慘狀，托爾斯泰痛苦異常。1905年5月，俄國艦隊在對馬海戰中全軍覆沒的消息傳來，托爾斯泰在日記中寫道：“可怕，真可怕。今天和昨天，我都為那些不幸者哭泣。”他在《清醒清醒吧！》一文中無畏地表示：
“總有一天，受蒙騙的人們會蘇醒過來，並且說：你們這些殘忍和肆無忌憚的沙皇、日本天皇、大臣、總主教、神父、將軍、總編、奸商，以及諸如此類的人物，在槍林彈雨中行走吧。我們不願意也不去赴死。給我們安寧，讓我們耕地、播種、建設……”
戰爭的失利激化了俄國國內的矛盾，在俄國各地的城鄉都發生了群眾性的反對專製政權和剝削者的鬥爭。托爾斯泰對這場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的態度是矛盾的。按照自己的宗教道德學說，托爾斯泰反對一切暴力行動，因此他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對革命不表讚同。1905年1月9日的流血事件發生後，托爾斯泰寫下了《論俄國社會運動》一文。文章在強烈譴責專製政權對人民犯下的新的暴行的同時，又試圖證明任何“靠改變外部形式的方法”來改進社會的想法都是“害人的空想”。他斷言：“真正的社會改進隻能用個人宗教道德改善的方法來達到。”因而他力圖“超脫”，“不加入甚至不同情這一方或那一方”。然而，對人民懷有深切同情心的作家不可能超然於這場人民革命的風暴之外。托爾斯泰密切關注著事態的發展，他對發生在圖拉的示威遊行，對發生在古裏亞的農民運動，都表示了熱烈的同情。他在致友人的書信中常常發表一些與自己的學說相違背的意見。托爾斯泰在致戈爾堅維伊澤爾的信中說：“我認為事件是重要的，如同生活一樣，是有益的。”他在致斯塔索夫的信中說：“事件正以異乎尋常的速度和正確性進行著。對正發生的事件可能會叫人不滿，就等於有人不滿意秋天和冬天一樣，其實，這些人不去想想秋天和冬天來臨，春天就離我們不遠了。”在致斯塔索夫的另一封信中，他表示：“我在整個這個革命中將完全自願地充當一億農民的律師。凡是促進或能夠促進他們幸福的事情，都使我高興；凡是不具有這一主要的目的或脫離這種目的的事情，我都不同情。”他在致盧薩諾夫的信中寫道：“俄國正在發生巨大的重要事件。我想，我也期望它們將有重大的結果，但這無疑不是那些造成這些事件的人們所期待的結果。盡管托爾斯泰宣揚的學說使他斷然否定革命的手段，並有意識地避開這場革命，但是他承認革命在精神上大大地促進了愈益團結的人類的發展”，並期待它給俄國人民帶來有益的結果。托爾斯泰寫於1906年的小說《為了什麽》和《神意與人意》塑造的都是革命者形象，但思想傾向卻不同，這正是作家對待革命運動的思想矛盾在藝術創作上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