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紀實傳記
> 人生真諦的不倦探索者——列夫·托爾斯泰傳
> 革出教門
革出教門
在《複活》創作的最後階段，托爾斯泰身體狀況不佳。1899年秋天和冬天的日記裏常可見到這樣的話：“一直病著。沒有病的日子很少。”“常鬧病，病的日子比好的日子多。”就在記下“完成了《複活》”的12月18日的日記中同時寫著：“患了重病，白天和黑夜都很難受，需要休息，感到虛弱。”而這時，托爾斯泰早已處在沙皇當局和教會的嚴密監視之中。他患病的消息很快由密探呈報給了當局。為此竊喜的官方教會，決定至死也不放過托爾斯泰。1900年4月5日，沙俄東正教最高會議作出了一個秘密決定。“決定”稱托爾斯泰“是東正教基督教會的敵人”，在曆數托爾斯泰的所謂“褻瀆上帝，毀謗教會”的罪行以後，下令：“列夫·托爾斯泰伯爵去世時若不作懺悔，不與教會和解，則取締其追薦與安魂彌撒之儀式。”那年上半年，托爾斯泰的病情不僅沒有惡化，反而有所好轉，加上這一“決定”又是秘密作出的，所以此事在社會上沒有引起波動。但是，當局顯然已經加快了迫害托爾斯泰的步伐。跡象越來越多，在此前不久，托爾斯泰關係密切的朋友和助手切爾特科夫已被逐出國境，比留科夫等人則被處以流放。
與此同時，托爾斯泰的聲望與日俱增。1900年1月，他被推選為科學院文學部名譽院士。活躍於文壇的一批優秀作家紛紛前來拜訪托爾斯泰。當時，與托爾斯泰交往最密切的是契訶夫和高爾基。托爾斯泰對契訶夫的小說頗有好感，甚至稱他是“散文中的普希金”。托爾斯泰認為契訶夫具有很高超的寫作技巧，每次讀他的小說總能得到“極大的快感”，而契訶夫的《孩子們》、《渴睡》、《在法庭上》、《寶貝兒》、《第六病室》等作品堪稱“真正的珠玉之作”。托爾斯泰還在日記中談到了契訶夫的小說《在峽穀裏》對他的影響：“我第一次明白了大膽投上的陰影能給典型人物帶來多大的力量。我要照此處理哈吉穆拉特和瑪麗亞·德米特裏耶夫娜這兩個人物。”自從1895年夏天兩位作家相識以後，契訶夫常常前去探望托爾斯泰。托爾斯泰對契訶夫的為人也頗為讚賞，他多次在人前提到契訶夫說：“啊，一個多麽可愛，多麽美好的人呀：又謙遜，又溫和，簡直像一位小姐！”“他很有才華，心地一定很善良。”不過，托爾斯泰對契訶夫的劇作卻不感興趣，認為“盡是一些神經衰弱的知識分子無休止的談話”。有一次，托爾斯泰風趣地對契訶夫說道：“你是一個非常好的人，我非常喜歡你，你知道我受不了莎士比亞，但是他確實寫出了幾出比你寫得好的劇本。”契訶夫雖然對托爾斯泰的某些宗教道德學說持有異議，但是托爾斯泰在他的心目中占有極為崇高的地位。1900年1月，他在致緬希柯夫的信中寫道：
“當文學中有托爾斯泰在的時候，做一個文學家是既輕鬆又愉快的，甚至當你意識到自己什麽也沒有做，什麽也不做的時候，都會顯得不那麽可怕，因為托爾斯泰正在代替所有的人做著。”
托爾斯泰與高爾基相識於1900年初。那年1月13日，高爾基第一次踏進了托爾斯泰在莫斯科的寓所。托爾斯泰見到這位有才氣的青年作家十分高興，他仔細詢問了高爾基的生活和創作的情況，並坦率地談了對高爾基小說的印象，稱讚有些小說寫得“樸素、真實”。在16日的日記中，托爾斯泰寫道：“高爾基來過了，談得很投機。我喜歡他，一個真正來自人民的人。”幾天後，他收到了高爾基的一封來信，信中說：
“感謝您對我說的一番話，衷心感謝您，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我很高興見到了您，並且非常以此為榮。我一向知道您待人樸實誠懇，可是，說老實話，我真沒想到您對我竟然這麽好。”
托爾斯泰在回信中寫道：
“我非常非常高興認識了你，並且我高興的是我很喜歡你。阿克薩柯夫說過，有的人比他自己寫的書好（他說的是——聰明），有的人比他寫的書壞。我喜歡你寫的東西，我覺得你這個人比你寫的東西好。瞧我對你說了些什麽樣的恭維的話，這番話的好處主要在於它是真心實意的。”
那年秋天，高爾基還應邀到雅斯納亞·波良納作客，與托爾斯泰一起度過了一段難忘的日子。盡管托爾斯泰與高爾基在許多問題上有不同的認識，但是高爾基始終對托爾斯泰懷有真誠的敬意，而托爾斯泰也曾給予高爾基以有力的幫助。1901年4月，高爾基因參加反政府活動而被當局逮捕。5月6日，托爾斯泰獲悉後立即給內務大臣寫信，要求釋放高爾基。他在信中寫道：“我個人了解並喜歡高爾基，這不僅僅因為在歐洲他是有才能的、可貴的作家，而且因為他是一個聰穎的、善良的和富有同情心的人。”同一天，托爾斯泰又寫信給他熟悉的奧爾登布斯基親王，請求他幫助高爾基獲得自由。半個月後，親王通知托爾斯泰，高爾基已獲釋，現改為在家軟禁。高爾基寫信向托爾斯泰表示感謝。同年7月，托爾斯泰大病初愈，他就收到了一封由高爾基執筆、33人簽名的信，信中寫道：
“我們為您的疾病的順利康複感到由衷的高興，我們熱烈地祝願你——偉大的人——為了真理在大地上的勝利而健康長壽，並且一如既往地用你強有力的語言不倦地揭露欺騙、偽善和惡。”
1900年5—9月，托爾斯泰又創作了一部重要的文學作品——六幕正劇《活屍》。這部劇本也是在一個真實的案件的基礎上加工而成的。莫斯科高等法院曾審理過一起希默爾夫婦的訴訟案，檢察官達維多夫將案情告訴了托爾斯泰，引起了作家濃厚的興趣。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托爾斯泰突破了原案情節的單純的婚姻悲劇範疇，賦予它全新的內容和主題，並塑造出了富有時代氣息的藝術形象。《活屍》中出現的三個主要人物是費加、麗莎、卡列寧。費加和卡列寧是當時貴族知識分子的典型，前者厭惡上流社會的生活，後者則是符合上流社會道德規範的所謂“正人君子”。費加與他的妻子互不相愛，麗莎早已偷偷愛上了常來他家的友人卡列寧。費加終於無法繼續忍受周圍的生活方式和虛偽道德，離家出走了。他來到下層社會中，在吉卜賽人的歌聲中尋求安慰，在酗酒中抹去內心的苦悶。同時，為了使自己和妻子都獲得自由，並又能避開必須通過向宗教法院行賄才能辦妥的離婚手續，他假裝自殺了。消息傳來，麗莎與卡列寧結為夫妻。但是一次偶然的機會，事情敗露。法庭宣布麗莎的第二次婚姻無效，費加必須與麗莎複婚。麵臨著將重新在他所深惡痛絕的虛偽中度日的命運，費加舉起槍，真的自殺了。
劇作通過主角費加的命運，深刻揭露了上流社會的道德準則的虛偽，以及維護這種準則的沙俄專製製度和東正教教會的罪惡。托爾斯泰筆下的費加·普羅塔索夫是19世紀末期俄國既不願在上流社會的汙泥濁水中沉淪，又不會作出真正的反抗的那一部分貴族知識分子的典型形象。費加性格真誠善良，他厭惡周圍虛假的生活，覺得他所處的環境中的一切都“可恥極了”，可是除妻妹薩莎外沒人理解他，而他本人又是軟弱的“沒出息的人”。他有革新生活的願望，卻沒有革新生活的勇氣，他擺脫內心痛苦的唯一辦法是逃避現實。正如費加自己所說的：“在我們這個社會裏，隻有這三條路：第一就是做官，攢錢，使我們生活在其中的醜惡更加醜惡。這是我最憎恨的……第二就是消滅這種醜惡，這非得英雄不可，而我卻不是英雄。第三就是忘卻一切——飲酒、作樂、唱歌，我幹的也就是這個。”正因為這樣，費加的悲劇是注定了的，那是專製製度危機時代處於深刻的思想矛盾中的貴族知識分子的精神悲劇。不過，在劇作的最後一幕，作家讓忍無可忍的費加以激烈的抗議者的姿態出現在專製製度和官方教會的工具——那些“淺薄無聊”、“對人作威作福”的法官老爺麵前。盡管費加的自殺隻是一種消極的反抗，但是這呐喊，這槍聲，也是對黑暗勢力的一次有力衝擊。
《活屍》的藝術成就相當高。作者運用他描寫人物心靈的精湛手法，把人物的精神世界的變化與生活的矛盾衝突緊密地聯係起來，為俄國社會心理劇的發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主角費加是一個“具有不同於一般的心靈”（托爾斯泰語）的知識分子，內心世界比較複雜，他的感情具有緊張性和爆發性的特點。為了刻畫費加豐富的內心世界，托爾斯泰調動了對話、獨白、動作、環境和人物相互烘托等各種戲劇表現手法來達到這一目的。如第三幕第二景第四場，阿勃列茲科夫公爵受卡列寧等委托前來拜訪費加。在這一場景中，費加時而對公爵大段陳述，時而斷斷續續、詞語重複地自我獨白；時而諷刺、揶揄，甚至打斷公爵的談話，時而又久久地默默靜坐。這些都生動地揭示了費加內心的矛盾、痛苦和感情的變化起伏。作者還采用了戲劇衝突的內在緊張性與人物心理的複雜性交織的方法來揭示主題和刻畫人物。如劇中女主人公麗莎是以上流社會“無可指責的人”出場的。她對丈夫費加的出走感到痛苦。而當她得知費加“自殺”時，她表露了心跡，原來她早就鍾情於“規矩”的卡列寧。這時麗莎似乎對費加充滿懷念和感激，並自責為“不道德的女人”。劇情發展到第五幕，當費加沒死的消息傳來時，麗莎霎時“臉色發白”，號叫道：“我真恨死他了！”隨即又嗚咽、怒罵，而後衝出門外。作者在劇情突轉時，以幾個連貫的動作將麗莎真實的內心世界淋漓盡致地展現在人們麵前。
《活屍》的初稿完成後，托爾斯泰像以往一樣，開始反複修改。就在這時，托爾斯泰手稿的繕寫員伊萬諾夫竟把這部劇作的情節給泄露出去，許多報刊紛紛加以報導。這使托爾斯泰很氣憤，他拒絕了不少找上門來的出版商的要求，也不同意著名導演涅米洛維奇·丹欽柯將它搬上舞台。他認為劇作還有待進一步修改。一天，托爾斯泰在接待了一個衣衫不整的客人後，走出書房，大聲對家人說道：“你們無論如何也猜不到，誰來了我這兒？‘活屍’來過了！”原來找上門來的正是獲悉此事的劇作原型希默爾。托爾斯泰很同情他，並通過柯尼幫助他找到了一份工作。不久，希默爾的兒子也來了。托爾斯泰在對友人戈利傑韋澤的談話中說：“兒子代表他媽媽請不要發表這本劇作，因為這件事使她很痛苦。同時，她也擔心再次將這件事公諸於世會招來禍端。我當然答應了。”盡管劇作與原案迥然不同，但是托爾斯泰還是把它擱置了起來。直到托爾斯泰去世後，它才於1911年9月首次刊載在《俄國言論》上，次年元旦又被搬上了莫斯科藝術劇院的舞台。《活屍》上演後也遭到過諸如“推翻各種準則”、“嘲笑沙皇法律和教會信仰”之類的攻擊，但是它所受到的歡迎卻不同尋常。僅以上演頭一年前九個半月的統計，它就在243家劇院演出9.000場之多。因此，涅米洛維奇·丹欽柯認為，《活屍》的上演“應當用金字來記載”。
年逾古稀的托爾斯泰在世紀之交完成的重要作品還有論著《什麽是藝術》和《當代的奴隸製度》。長達20章的《什麽是藝術》完成於1898值的東西，如藝術是社會生活的必要條件、真正的藝術必須創新、藝術是勞動人民生活的反映、內容的重要與形式的和諧、藝術家創作態度的真誠，以及藝術應該屬於人民，並為人民所理解，等等。但是，托爾斯泰在尖銳地抨擊那些脫離人民的藝術理論和藝術作品時，有時則走向了極端；他還錯誤地認為藝術的內容決定於宗教，並以此來分析藝術發展的一般過程。這部論著反映了托爾斯泰藝術觀念的深刻矛盾。當然，瑕不掩瑜，論著堅持的藝術的寫實主義原則，以及它對藝術與人民關係的高度重視，表現出作者不為潮流所動的卓識。托爾斯泰晚年藝術描寫重心的移位、風格特征的變化和批判力度的加強，與他的美學思想也是緊緊聯係在一起的。
《當代的奴隸製度》於1900年8月完稿，同年全文刊載在倫敦的《自由言論》上。論文的寫作起因是一位名叫阿蓋耶夫的鐵路過磅員告訴托爾斯泰，在他供職的貨棧上鐵路裝卸工總是一連工作36個小時以上，這使托爾斯泰大為震驚。經過實地調查，親眼所見的景象比耳聞更為嚴重。托爾斯泰原想寫一篇報導，以引起社會對此事的關注，但是隨著構思的深入，文章很快由短評發展為長篇政論。在這篇文章中，作家真實地描寫了工人悲慘的勞動和生活的情景，並且滿腔激憤地寫道：
“被認為是自由的人們，為了掙得僅夠他們糊口的幾個錢，不得不去從事這樣的勞動。就是在農奴製時代，任何一個最殘酷的奴隸主也未必會迫使自己的奴隸這樣勞動。”
“當代的一切人劃分為奴隸和奴隸主，不僅是所有的工廠工人，幾乎所有的農民也都是奴隸。”
“如果說，當代的奴隸主沒有奴隸伊萬可以供他驅使去茅廁為他清掃糞便，他卻有3個盧布，這是成百的伊萬所需要的，當代的奴隸主就可以從成百的伊萬中挑選任何一個，對他開恩，使他比別人優先爬到茅坑裏去。”
“俄國和美國剛剛廢除奴隸製度。實際上，廢除農奴製和蓄奴製隻是廢除了陳舊的、不必要的奴役形式，而代之以更鞏固的、掠取奴隸數量更多的奴役形式。”
它“類似克裏木的韃靼人對待俘虜的那種方法。他們割開俘虜的腳掌，塞進一些剁碎了的鬃毛，然後給他們解下足枷和鎖鏈。”
“人民貧困狀況的主要原因也就是少數人對大多數人的這種奴役。”
“任何人民也沒有用戰爭威脅我們，而隻是你們這些統治者們，在保衛自己人民的幌子下相互打起仗來，就像現在你們對愛和平的中國人所做的那樣。你們維護土地私有製的結果是使全部土地轉到或者正在轉到不勞動的公司、銀行家、富人們手裏，而大多數的人卻失去了土地，受著不勞動者的統治。”
“隻有消滅政府，才能把人們從奴隸製度下解放出來。”
當這篇論文的片斷僥幸在《俄國新聞》上發表後，如此深刻而大膽的揭露和抨擊引起了人們熱烈的反響，盡管托爾斯泰未能為擺脫當代奴隸製度找到切實可行的途徑。
托爾斯泰的藝術作品和政論作品對專製政權、官方教會和土地私有製度的猛烈抨擊，深深地觸痛了以沙皇為首的大貴族大地主的要害，他們終於按捺不住內心對這種“異端邪說”的極度仇恨，決定公開對托爾斯泰實行製裁。托爾斯泰已經預感到這一點，他曾對友人說：“我感到驚奇的是，他們為什麽直到現在還不把我關進某個地方去？”此話說後不久，1901年2月，東正教最高會議公開宣布開除托爾斯泰的教籍。《教會公報》於2月24日刊登了2月20日至22日官方教會作出的裁決。裁決稱：托爾斯泰“受其高傲的智能之蠱惑，竟膽敢反抗我主耶穌及其神聖教義，公然棄絕哺育與教養其人之母親，即東正教會，其將文學活動及上帝賜予此人之天才用於在民眾中散布反基督與反教會之學說，在世人之頭腦與心靈之中破壞對祖國與教會之信仰，而此信仰業已確立全宇宙之和諧，我輩之祖先賴此信仰以為生而得救，神聖的俄羅斯賴此信仰至今仍屹立寰中而堅不可摧。”在曆數托爾斯泰的所謂“罪狀”後，裁決宣布：“教會不承認他是教會的一員，在他未表示懺悔並恢複同教會的聯係之前，都不能承認。”以聖彼得堡總主教安東尼為首的七個主教在此文告上簽了字。根據這一裁決，所有的俄羅斯教堂的神父都必須每年在一個星期日做禮拜時，鄭重其事地詛咒：“邪教徒和叛教分子”托爾斯泰。
顯然，沙皇政府尚不敢監禁或流放托爾斯泰，但企圖通過這樣的製裁，煽動信教者的宗教情緒，來達到打擊作家本人和削弱他的崇高威望和巨大影響的目的。2月25日，所有的報刊都報道了托爾斯泰被革出教門的消息。這一消息激起了軒然大波，但其結果卻與當局的希望恰恰相反。一小撮卑劣之徒欣喜若狂，他們幸災樂禍地辱罵托爾斯泰是“人形的魔鬼”，“被革出教門、遭世人詛咒”乃罪有應得，甚至還有人向托爾斯泰發去了恐嚇信。然而，所有的進步人士和廣大的群眾則對作家表示了最熱烈的同情和支持，並強烈譴責當局和教會的倒行逆施。人們稱這是“20世紀初年的曆史製造的一件怪事”，是“俄羅斯的恥辱”。
2月25日，成千上萬的莫斯科工人和大學生擁上街頭，舉行遊行示威。人們鬱結已久的不滿情緒匯成了抗議的巨浪，抗議對托爾斯泰的迫害，抗議將1月裏參與基輔大學學潮的學生強行送去當兵，抗議政府腐敗和教會黑暗……那天，托爾斯泰像往常一樣，散步時經過盧比揚斯基廣場，人們認出了他。幾千名正在廣場上的工人和學生圍攏上來，向他歡呼起來：“萬歲！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您好，列夫·尼古拉耶維奇！”“向偉人致敬！”許久，托爾斯泰才坐上一位大學生找來的馬車離開。那天晚上，一群大學生又來到托爾斯泰寓所，聽取他對學潮的看法。托爾斯泰建議他們“要集合在一起，團結在一起，因為隻有團結一致，才能給政府以回擊”。他在當晚致切爾特科夫的信中談到了這件事，並說：風潮已變得“更為迅猛，特別是全社會和許多群眾都參加到了這一風潮之中。局勢很嚴峻”。
次日，索菲婭就此事寫信給當局掌管東正教事務的頭目波別多諾斯采夫和七個在裁決書上署名的主教。信中說：“我極為悲憤的並不是因為這份文件會使我的丈夫在精神上被毀滅，這不是人所能做到的，隻有上帝才行。但是從我所皈依的，並且絕不會放棄的宗教的觀點來看，我已無法理解東正教最高會議的裁決。它不會引起人們的同情（除了《莫斯科新聞》之外），而隻能引起大眾的憤怒和對列夫·尼古拉耶維奇的熱愛和同情。我們已經收到來自全世界的對這方麵的聲明，而且這些聲明正方興未艾。”托爾斯泰獲悉此事很不以為然，認為不可能“用一封信來開導他們”。半個月後，安東尼總主教在複信中稱：“把您丈夫革出教會這件事做得並不殘酷無情，您得到全世界的同情，本人對此並不感到驚奇。但是我想從這裏您得不到安慰。有人的光榮，也有上帝的光榮。”索菲婭對這封冷酷的信感到氣憤，而托爾斯泰連讀也不願讀它。
在2月底的幾天裏，無數的信件、電報和鮮花等飛向托爾斯泰那裏，還有許多人上門來表示慰問和支持。如索菲婭就收到了作家柯羅連科從波爾塔瓦寄來的這樣一封信，信中寫道：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的許多讀者請求我向他表達深深的愛戴和敬意，報上的消息使他們感到不安，他們祝願他健康。如果無數的人的愛會使他感到輕鬆的話，那麽列夫·尼古拉耶果被逐出彼得堡。這一事件也引起了托爾斯泰的關注。他在致切爾特科夫的信中說：“在這次運動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人民站在大學生一邊，或者不如說站在表示不滿的一邊。”3月裏，托爾斯泰分別起草了致維亞澤姆斯基公爵和作協的兩封信。在致公爵的信中，托爾斯泰讚揚他那“勇敢、高尚和人道的行為”，並向他表示了“敬意和感謝”。在致作協的信中，托爾斯泰認為盡管協會被查封，但是“你們的活動不僅不會被削弱，反而會得到加強”，因為“協會在優秀的俄國作家中間始終享有聲譽”。許多知名人士在這兩封信上簽了名。與此同時，托爾斯泰又在3月26日發出了《致沙皇及其大臣們》的公開信。信中說：“即使目前的騷亂被鎮壓了下去，它也不會熄滅，而將在黑暗中越來越猛烈地燃燒，遲早將會不可避免地以更大的力量爆發出來，造成更大的痛苦和罪惡。”作家強烈要求當局停止鎮壓人民，給人民以平等的權利、教育和宗教信仰的自由。
當局及其禦用的教會所采取的製裁措施不僅沒有削弱托爾斯泰的威望，而且也未能對托爾斯泰本人產生任何損傷。作家坦然地麵對這一迫害，並以犀利的鋒芒加以回擊。4月初，托爾斯泰完成了《我對2月20至22日主教公會所作的裁決和我收到的一些涉及此事的來信的回答》一文。作家在文章中寫道：
“我信仰我所理解的作為精神、博愛和萬物之源的上帝。我相信，上帝在我心中，我在上帝心中……而人們把基督當成上帝並向他祈禱——我認為這是最大的褻瀆行為。開始時我愛我們的東正教甚於自己的安寧，後來我愛基督教甚於我國教會，現在我愛真理遠甚於世界上的一切。對我來說，直至今日，真理跟我所理解的基督教是相吻合的。在我信奉它的這個範圍之內，我平靜地、快樂地生活並將平靜地、快樂地死去。”
與作家的坦然相比，當局和教會的頭目則顯得忐忑不安。波別多諾斯采夫承認“裁決”激起了巨大的“憤怒的浪潮”，而人們又把他指為革除托爾斯泰教籍的罪魁，因此他不能“待在莫斯科，那裏不可能有藏身之處”。文人蘇沃林在日記中對此有段絕妙的評論，他說：
“我們有兩個沙皇：尼古拉二世和列夫·托爾斯泰。他們兩人中誰更有力呢？尼古拉二世對托爾斯泰束手無策，他不能動搖後者的寶座，而托爾斯泰卻毫無疑問地正在動搖尼古拉的寶座和他的皇朝。試試看，誰敢碰托爾斯泰。全世界都會大聲地發出抗議，而我們的行政當局隻好夾起尾巴。”
孩子們都已完成學業，托爾斯泰決定結束近20年的斷斷續續的莫斯科生活。5月8日，托爾斯泰全家返回雅斯納亞·波良納。許許多多的人擁進車站為托爾斯泰送行，並向他致敬。在雅斯納亞·波良納，托爾斯泰繼續收到來自國內外的大量信函。一封從德國寄給索菲婭的信中寫道：“倘若您得知列夫·托爾斯泰在國外的聲望有多高，那就好了！到處一樣，在各城市的商店的櫥窗裏都陳列著托爾斯泰的著作和肖像。全都在談論他。整個文明世界一如既往地跟他站在一起，作他的後盾。”馬爾采夫玻璃工廠的工人還送來了一塊綠色的大玻璃磚，上麵鐫刻著金色的題辭：
“最尊敬的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您也遭到走在時代前列的許多偉大人物同樣的命運。過去這些人曾被處以火刑，投入監獄，遭受流放。就像‘最高主教’把法利賽人開除教籍一樣，讓他們盡其所能地把您開除吧。俄國人民把您看作偉大的、高貴的、可愛的人，並且為此而感到自豪。”
這件禮品至今仍放在托爾斯泰故居的書桌上。
§§第十章 最後的歲月
與此同時，托爾斯泰的聲望與日俱增。1900年1月，他被推選為科學院文學部名譽院士。活躍於文壇的一批優秀作家紛紛前來拜訪托爾斯泰。當時，與托爾斯泰交往最密切的是契訶夫和高爾基。托爾斯泰對契訶夫的小說頗有好感，甚至稱他是“散文中的普希金”。托爾斯泰認為契訶夫具有很高超的寫作技巧，每次讀他的小說總能得到“極大的快感”，而契訶夫的《孩子們》、《渴睡》、《在法庭上》、《寶貝兒》、《第六病室》等作品堪稱“真正的珠玉之作”。托爾斯泰還在日記中談到了契訶夫的小說《在峽穀裏》對他的影響：“我第一次明白了大膽投上的陰影能給典型人物帶來多大的力量。我要照此處理哈吉穆拉特和瑪麗亞·德米特裏耶夫娜這兩個人物。”自從1895年夏天兩位作家相識以後，契訶夫常常前去探望托爾斯泰。托爾斯泰對契訶夫的為人也頗為讚賞，他多次在人前提到契訶夫說：“啊，一個多麽可愛，多麽美好的人呀：又謙遜，又溫和，簡直像一位小姐！”“他很有才華，心地一定很善良。”不過，托爾斯泰對契訶夫的劇作卻不感興趣，認為“盡是一些神經衰弱的知識分子無休止的談話”。有一次，托爾斯泰風趣地對契訶夫說道：“你是一個非常好的人，我非常喜歡你，你知道我受不了莎士比亞，但是他確實寫出了幾出比你寫得好的劇本。”契訶夫雖然對托爾斯泰的某些宗教道德學說持有異議，但是托爾斯泰在他的心目中占有極為崇高的地位。1900年1月，他在致緬希柯夫的信中寫道：
“當文學中有托爾斯泰在的時候，做一個文學家是既輕鬆又愉快的，甚至當你意識到自己什麽也沒有做，什麽也不做的時候，都會顯得不那麽可怕，因為托爾斯泰正在代替所有的人做著。”
托爾斯泰與高爾基相識於1900年初。那年1月13日，高爾基第一次踏進了托爾斯泰在莫斯科的寓所。托爾斯泰見到這位有才氣的青年作家十分高興，他仔細詢問了高爾基的生活和創作的情況，並坦率地談了對高爾基小說的印象，稱讚有些小說寫得“樸素、真實”。在16日的日記中，托爾斯泰寫道：“高爾基來過了，談得很投機。我喜歡他，一個真正來自人民的人。”幾天後，他收到了高爾基的一封來信，信中說：
“感謝您對我說的一番話，衷心感謝您，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我很高興見到了您，並且非常以此為榮。我一向知道您待人樸實誠懇，可是，說老實話，我真沒想到您對我竟然這麽好。”
托爾斯泰在回信中寫道：
“我非常非常高興認識了你，並且我高興的是我很喜歡你。阿克薩柯夫說過，有的人比他自己寫的書好（他說的是——聰明），有的人比他寫的書壞。我喜歡你寫的東西，我覺得你這個人比你寫的東西好。瞧我對你說了些什麽樣的恭維的話，這番話的好處主要在於它是真心實意的。”
那年秋天，高爾基還應邀到雅斯納亞·波良納作客，與托爾斯泰一起度過了一段難忘的日子。盡管托爾斯泰與高爾基在許多問題上有不同的認識，但是高爾基始終對托爾斯泰懷有真誠的敬意，而托爾斯泰也曾給予高爾基以有力的幫助。1901年4月，高爾基因參加反政府活動而被當局逮捕。5月6日，托爾斯泰獲悉後立即給內務大臣寫信，要求釋放高爾基。他在信中寫道：“我個人了解並喜歡高爾基，這不僅僅因為在歐洲他是有才能的、可貴的作家，而且因為他是一個聰穎的、善良的和富有同情心的人。”同一天，托爾斯泰又寫信給他熟悉的奧爾登布斯基親王，請求他幫助高爾基獲得自由。半個月後，親王通知托爾斯泰，高爾基已獲釋，現改為在家軟禁。高爾基寫信向托爾斯泰表示感謝。同年7月，托爾斯泰大病初愈，他就收到了一封由高爾基執筆、33人簽名的信，信中寫道：
“我們為您的疾病的順利康複感到由衷的高興，我們熱烈地祝願你——偉大的人——為了真理在大地上的勝利而健康長壽，並且一如既往地用你強有力的語言不倦地揭露欺騙、偽善和惡。”
1900年5—9月，托爾斯泰又創作了一部重要的文學作品——六幕正劇《活屍》。這部劇本也是在一個真實的案件的基礎上加工而成的。莫斯科高等法院曾審理過一起希默爾夫婦的訴訟案，檢察官達維多夫將案情告訴了托爾斯泰，引起了作家濃厚的興趣。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托爾斯泰突破了原案情節的單純的婚姻悲劇範疇，賦予它全新的內容和主題，並塑造出了富有時代氣息的藝術形象。《活屍》中出現的三個主要人物是費加、麗莎、卡列寧。費加和卡列寧是當時貴族知識分子的典型，前者厭惡上流社會的生活，後者則是符合上流社會道德規範的所謂“正人君子”。費加與他的妻子互不相愛，麗莎早已偷偷愛上了常來他家的友人卡列寧。費加終於無法繼續忍受周圍的生活方式和虛偽道德，離家出走了。他來到下層社會中，在吉卜賽人的歌聲中尋求安慰，在酗酒中抹去內心的苦悶。同時，為了使自己和妻子都獲得自由，並又能避開必須通過向宗教法院行賄才能辦妥的離婚手續，他假裝自殺了。消息傳來，麗莎與卡列寧結為夫妻。但是一次偶然的機會，事情敗露。法庭宣布麗莎的第二次婚姻無效，費加必須與麗莎複婚。麵臨著將重新在他所深惡痛絕的虛偽中度日的命運，費加舉起槍，真的自殺了。
劇作通過主角費加的命運，深刻揭露了上流社會的道德準則的虛偽，以及維護這種準則的沙俄專製製度和東正教教會的罪惡。托爾斯泰筆下的費加·普羅塔索夫是19世紀末期俄國既不願在上流社會的汙泥濁水中沉淪，又不會作出真正的反抗的那一部分貴族知識分子的典型形象。費加性格真誠善良，他厭惡周圍虛假的生活，覺得他所處的環境中的一切都“可恥極了”，可是除妻妹薩莎外沒人理解他，而他本人又是軟弱的“沒出息的人”。他有革新生活的願望，卻沒有革新生活的勇氣，他擺脫內心痛苦的唯一辦法是逃避現實。正如費加自己所說的：“在我們這個社會裏，隻有這三條路：第一就是做官，攢錢，使我們生活在其中的醜惡更加醜惡。這是我最憎恨的……第二就是消滅這種醜惡，這非得英雄不可，而我卻不是英雄。第三就是忘卻一切——飲酒、作樂、唱歌，我幹的也就是這個。”正因為這樣，費加的悲劇是注定了的，那是專製製度危機時代處於深刻的思想矛盾中的貴族知識分子的精神悲劇。不過，在劇作的最後一幕，作家讓忍無可忍的費加以激烈的抗議者的姿態出現在專製製度和官方教會的工具——那些“淺薄無聊”、“對人作威作福”的法官老爺麵前。盡管費加的自殺隻是一種消極的反抗，但是這呐喊，這槍聲，也是對黑暗勢力的一次有力衝擊。
《活屍》的藝術成就相當高。作者運用他描寫人物心靈的精湛手法，把人物的精神世界的變化與生活的矛盾衝突緊密地聯係起來，為俄國社會心理劇的發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主角費加是一個“具有不同於一般的心靈”（托爾斯泰語）的知識分子，內心世界比較複雜，他的感情具有緊張性和爆發性的特點。為了刻畫費加豐富的內心世界，托爾斯泰調動了對話、獨白、動作、環境和人物相互烘托等各種戲劇表現手法來達到這一目的。如第三幕第二景第四場，阿勃列茲科夫公爵受卡列寧等委托前來拜訪費加。在這一場景中，費加時而對公爵大段陳述，時而斷斷續續、詞語重複地自我獨白；時而諷刺、揶揄，甚至打斷公爵的談話，時而又久久地默默靜坐。這些都生動地揭示了費加內心的矛盾、痛苦和感情的變化起伏。作者還采用了戲劇衝突的內在緊張性與人物心理的複雜性交織的方法來揭示主題和刻畫人物。如劇中女主人公麗莎是以上流社會“無可指責的人”出場的。她對丈夫費加的出走感到痛苦。而當她得知費加“自殺”時，她表露了心跡，原來她早就鍾情於“規矩”的卡列寧。這時麗莎似乎對費加充滿懷念和感激，並自責為“不道德的女人”。劇情發展到第五幕，當費加沒死的消息傳來時，麗莎霎時“臉色發白”，號叫道：“我真恨死他了！”隨即又嗚咽、怒罵，而後衝出門外。作者在劇情突轉時，以幾個連貫的動作將麗莎真實的內心世界淋漓盡致地展現在人們麵前。
《活屍》的初稿完成後，托爾斯泰像以往一樣，開始反複修改。就在這時，托爾斯泰手稿的繕寫員伊萬諾夫竟把這部劇作的情節給泄露出去，許多報刊紛紛加以報導。這使托爾斯泰很氣憤，他拒絕了不少找上門來的出版商的要求，也不同意著名導演涅米洛維奇·丹欽柯將它搬上舞台。他認為劇作還有待進一步修改。一天，托爾斯泰在接待了一個衣衫不整的客人後，走出書房，大聲對家人說道：“你們無論如何也猜不到，誰來了我這兒？‘活屍’來過了！”原來找上門來的正是獲悉此事的劇作原型希默爾。托爾斯泰很同情他，並通過柯尼幫助他找到了一份工作。不久，希默爾的兒子也來了。托爾斯泰在對友人戈利傑韋澤的談話中說：“兒子代表他媽媽請不要發表這本劇作，因為這件事使她很痛苦。同時，她也擔心再次將這件事公諸於世會招來禍端。我當然答應了。”盡管劇作與原案迥然不同，但是托爾斯泰還是把它擱置了起來。直到托爾斯泰去世後，它才於1911年9月首次刊載在《俄國言論》上，次年元旦又被搬上了莫斯科藝術劇院的舞台。《活屍》上演後也遭到過諸如“推翻各種準則”、“嘲笑沙皇法律和教會信仰”之類的攻擊，但是它所受到的歡迎卻不同尋常。僅以上演頭一年前九個半月的統計，它就在243家劇院演出9.000場之多。因此，涅米洛維奇·丹欽柯認為，《活屍》的上演“應當用金字來記載”。
年逾古稀的托爾斯泰在世紀之交完成的重要作品還有論著《什麽是藝術》和《當代的奴隸製度》。長達20章的《什麽是藝術》完成於1898值的東西，如藝術是社會生活的必要條件、真正的藝術必須創新、藝術是勞動人民生活的反映、內容的重要與形式的和諧、藝術家創作態度的真誠，以及藝術應該屬於人民，並為人民所理解，等等。但是，托爾斯泰在尖銳地抨擊那些脫離人民的藝術理論和藝術作品時，有時則走向了極端；他還錯誤地認為藝術的內容決定於宗教，並以此來分析藝術發展的一般過程。這部論著反映了托爾斯泰藝術觀念的深刻矛盾。當然，瑕不掩瑜，論著堅持的藝術的寫實主義原則，以及它對藝術與人民關係的高度重視，表現出作者不為潮流所動的卓識。托爾斯泰晚年藝術描寫重心的移位、風格特征的變化和批判力度的加強，與他的美學思想也是緊緊聯係在一起的。
《當代的奴隸製度》於1900年8月完稿，同年全文刊載在倫敦的《自由言論》上。論文的寫作起因是一位名叫阿蓋耶夫的鐵路過磅員告訴托爾斯泰，在他供職的貨棧上鐵路裝卸工總是一連工作36個小時以上，這使托爾斯泰大為震驚。經過實地調查，親眼所見的景象比耳聞更為嚴重。托爾斯泰原想寫一篇報導，以引起社會對此事的關注，但是隨著構思的深入，文章很快由短評發展為長篇政論。在這篇文章中，作家真實地描寫了工人悲慘的勞動和生活的情景，並且滿腔激憤地寫道：
“被認為是自由的人們，為了掙得僅夠他們糊口的幾個錢，不得不去從事這樣的勞動。就是在農奴製時代，任何一個最殘酷的奴隸主也未必會迫使自己的奴隸這樣勞動。”
“當代的一切人劃分為奴隸和奴隸主，不僅是所有的工廠工人，幾乎所有的農民也都是奴隸。”
“如果說，當代的奴隸主沒有奴隸伊萬可以供他驅使去茅廁為他清掃糞便，他卻有3個盧布，這是成百的伊萬所需要的，當代的奴隸主就可以從成百的伊萬中挑選任何一個，對他開恩，使他比別人優先爬到茅坑裏去。”
“俄國和美國剛剛廢除奴隸製度。實際上，廢除農奴製和蓄奴製隻是廢除了陳舊的、不必要的奴役形式，而代之以更鞏固的、掠取奴隸數量更多的奴役形式。”
它“類似克裏木的韃靼人對待俘虜的那種方法。他們割開俘虜的腳掌，塞進一些剁碎了的鬃毛，然後給他們解下足枷和鎖鏈。”
“人民貧困狀況的主要原因也就是少數人對大多數人的這種奴役。”
“任何人民也沒有用戰爭威脅我們，而隻是你們這些統治者們，在保衛自己人民的幌子下相互打起仗來，就像現在你們對愛和平的中國人所做的那樣。你們維護土地私有製的結果是使全部土地轉到或者正在轉到不勞動的公司、銀行家、富人們手裏，而大多數的人卻失去了土地，受著不勞動者的統治。”
“隻有消滅政府，才能把人們從奴隸製度下解放出來。”
當這篇論文的片斷僥幸在《俄國新聞》上發表後，如此深刻而大膽的揭露和抨擊引起了人們熱烈的反響，盡管托爾斯泰未能為擺脫當代奴隸製度找到切實可行的途徑。
托爾斯泰的藝術作品和政論作品對專製政權、官方教會和土地私有製度的猛烈抨擊，深深地觸痛了以沙皇為首的大貴族大地主的要害，他們終於按捺不住內心對這種“異端邪說”的極度仇恨，決定公開對托爾斯泰實行製裁。托爾斯泰已經預感到這一點，他曾對友人說：“我感到驚奇的是，他們為什麽直到現在還不把我關進某個地方去？”此話說後不久，1901年2月，東正教最高會議公開宣布開除托爾斯泰的教籍。《教會公報》於2月24日刊登了2月20日至22日官方教會作出的裁決。裁決稱：托爾斯泰“受其高傲的智能之蠱惑，竟膽敢反抗我主耶穌及其神聖教義，公然棄絕哺育與教養其人之母親，即東正教會，其將文學活動及上帝賜予此人之天才用於在民眾中散布反基督與反教會之學說，在世人之頭腦與心靈之中破壞對祖國與教會之信仰，而此信仰業已確立全宇宙之和諧，我輩之祖先賴此信仰以為生而得救，神聖的俄羅斯賴此信仰至今仍屹立寰中而堅不可摧。”在曆數托爾斯泰的所謂“罪狀”後，裁決宣布：“教會不承認他是教會的一員，在他未表示懺悔並恢複同教會的聯係之前，都不能承認。”以聖彼得堡總主教安東尼為首的七個主教在此文告上簽了字。根據這一裁決，所有的俄羅斯教堂的神父都必須每年在一個星期日做禮拜時，鄭重其事地詛咒：“邪教徒和叛教分子”托爾斯泰。
顯然，沙皇政府尚不敢監禁或流放托爾斯泰，但企圖通過這樣的製裁，煽動信教者的宗教情緒，來達到打擊作家本人和削弱他的崇高威望和巨大影響的目的。2月25日，所有的報刊都報道了托爾斯泰被革出教門的消息。這一消息激起了軒然大波，但其結果卻與當局的希望恰恰相反。一小撮卑劣之徒欣喜若狂，他們幸災樂禍地辱罵托爾斯泰是“人形的魔鬼”，“被革出教門、遭世人詛咒”乃罪有應得，甚至還有人向托爾斯泰發去了恐嚇信。然而，所有的進步人士和廣大的群眾則對作家表示了最熱烈的同情和支持，並強烈譴責當局和教會的倒行逆施。人們稱這是“20世紀初年的曆史製造的一件怪事”，是“俄羅斯的恥辱”。
2月25日，成千上萬的莫斯科工人和大學生擁上街頭，舉行遊行示威。人們鬱結已久的不滿情緒匯成了抗議的巨浪，抗議對托爾斯泰的迫害，抗議將1月裏參與基輔大學學潮的學生強行送去當兵，抗議政府腐敗和教會黑暗……那天，托爾斯泰像往常一樣，散步時經過盧比揚斯基廣場，人們認出了他。幾千名正在廣場上的工人和學生圍攏上來，向他歡呼起來：“萬歲！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您好，列夫·尼古拉耶維奇！”“向偉人致敬！”許久，托爾斯泰才坐上一位大學生找來的馬車離開。那天晚上，一群大學生又來到托爾斯泰寓所，聽取他對學潮的看法。托爾斯泰建議他們“要集合在一起，團結在一起，因為隻有團結一致，才能給政府以回擊”。他在當晚致切爾特科夫的信中談到了這件事，並說：風潮已變得“更為迅猛，特別是全社會和許多群眾都參加到了這一風潮之中。局勢很嚴峻”。
次日，索菲婭就此事寫信給當局掌管東正教事務的頭目波別多諾斯采夫和七個在裁決書上署名的主教。信中說：“我極為悲憤的並不是因為這份文件會使我的丈夫在精神上被毀滅，這不是人所能做到的，隻有上帝才行。但是從我所皈依的，並且絕不會放棄的宗教的觀點來看，我已無法理解東正教最高會議的裁決。它不會引起人們的同情（除了《莫斯科新聞》之外），而隻能引起大眾的憤怒和對列夫·尼古拉耶維奇的熱愛和同情。我們已經收到來自全世界的對這方麵的聲明，而且這些聲明正方興未艾。”托爾斯泰獲悉此事很不以為然，認為不可能“用一封信來開導他們”。半個月後，安東尼總主教在複信中稱：“把您丈夫革出教會這件事做得並不殘酷無情，您得到全世界的同情，本人對此並不感到驚奇。但是我想從這裏您得不到安慰。有人的光榮，也有上帝的光榮。”索菲婭對這封冷酷的信感到氣憤，而托爾斯泰連讀也不願讀它。
在2月底的幾天裏，無數的信件、電報和鮮花等飛向托爾斯泰那裏，還有許多人上門來表示慰問和支持。如索菲婭就收到了作家柯羅連科從波爾塔瓦寄來的這樣一封信，信中寫道：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的許多讀者請求我向他表達深深的愛戴和敬意，報上的消息使他們感到不安，他們祝願他健康。如果無數的人的愛會使他感到輕鬆的話，那麽列夫·尼古拉耶果被逐出彼得堡。這一事件也引起了托爾斯泰的關注。他在致切爾特科夫的信中說：“在這次運動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人民站在大學生一邊，或者不如說站在表示不滿的一邊。”3月裏，托爾斯泰分別起草了致維亞澤姆斯基公爵和作協的兩封信。在致公爵的信中，托爾斯泰讚揚他那“勇敢、高尚和人道的行為”，並向他表示了“敬意和感謝”。在致作協的信中，托爾斯泰認為盡管協會被查封，但是“你們的活動不僅不會被削弱，反而會得到加強”，因為“協會在優秀的俄國作家中間始終享有聲譽”。許多知名人士在這兩封信上簽了名。與此同時，托爾斯泰又在3月26日發出了《致沙皇及其大臣們》的公開信。信中說：“即使目前的騷亂被鎮壓了下去，它也不會熄滅，而將在黑暗中越來越猛烈地燃燒，遲早將會不可避免地以更大的力量爆發出來，造成更大的痛苦和罪惡。”作家強烈要求當局停止鎮壓人民，給人民以平等的權利、教育和宗教信仰的自由。
當局及其禦用的教會所采取的製裁措施不僅沒有削弱托爾斯泰的威望，而且也未能對托爾斯泰本人產生任何損傷。作家坦然地麵對這一迫害，並以犀利的鋒芒加以回擊。4月初，托爾斯泰完成了《我對2月20至22日主教公會所作的裁決和我收到的一些涉及此事的來信的回答》一文。作家在文章中寫道：
“我信仰我所理解的作為精神、博愛和萬物之源的上帝。我相信，上帝在我心中，我在上帝心中……而人們把基督當成上帝並向他祈禱——我認為這是最大的褻瀆行為。開始時我愛我們的東正教甚於自己的安寧，後來我愛基督教甚於我國教會，現在我愛真理遠甚於世界上的一切。對我來說，直至今日，真理跟我所理解的基督教是相吻合的。在我信奉它的這個範圍之內，我平靜地、快樂地生活並將平靜地、快樂地死去。”
與作家的坦然相比，當局和教會的頭目則顯得忐忑不安。波別多諾斯采夫承認“裁決”激起了巨大的“憤怒的浪潮”，而人們又把他指為革除托爾斯泰教籍的罪魁，因此他不能“待在莫斯科，那裏不可能有藏身之處”。文人蘇沃林在日記中對此有段絕妙的評論，他說：
“我們有兩個沙皇：尼古拉二世和列夫·托爾斯泰。他們兩人中誰更有力呢？尼古拉二世對托爾斯泰束手無策，他不能動搖後者的寶座，而托爾斯泰卻毫無疑問地正在動搖尼古拉的寶座和他的皇朝。試試看，誰敢碰托爾斯泰。全世界都會大聲地發出抗議，而我們的行政當局隻好夾起尾巴。”
孩子們都已完成學業，托爾斯泰決定結束近20年的斷斷續續的莫斯科生活。5月8日，托爾斯泰全家返回雅斯納亞·波良納。許許多多的人擁進車站為托爾斯泰送行，並向他致敬。在雅斯納亞·波良納，托爾斯泰繼續收到來自國內外的大量信函。一封從德國寄給索菲婭的信中寫道：“倘若您得知列夫·托爾斯泰在國外的聲望有多高，那就好了！到處一樣，在各城市的商店的櫥窗裏都陳列著托爾斯泰的著作和肖像。全都在談論他。整個文明世界一如既往地跟他站在一起，作他的後盾。”馬爾采夫玻璃工廠的工人還送來了一塊綠色的大玻璃磚，上麵鐫刻著金色的題辭：
“最尊敬的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您也遭到走在時代前列的許多偉大人物同樣的命運。過去這些人曾被處以火刑，投入監獄，遭受流放。就像‘最高主教’把法利賽人開除教籍一樣，讓他們盡其所能地把您開除吧。俄國人民把您看作偉大的、高貴的、可愛的人，並且為此而感到自豪。”
這件禮品至今仍放在托爾斯泰故居的書桌上。
§§第十章 最後的歲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