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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活”之路
《複活》可說是托爾斯泰藝術上的遺囑。《複活》給他的晚年加冕，正如《戰爭與和平》給他的成熟時期加冕一樣。
right——羅曼·羅蘭《托爾斯泰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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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爾斯泰在1895年3月的日記中，把“柯尼的故事”放在他想完成的九部“藝術作品”的第一位，並非偶然。“柯尼的故事”指的就是長篇小說《複活》，這是托爾斯泰晚年的嘔心瀝血之作。小說創作的時間跨越了11個年頭，留下的手稿達7.000多印張，完整稿樣就有6種。第一種完整的稿樣誕生於1895年的夏初，稿樣上注明的完成日期為7月1日。不過，早在8年以前，小說已經開始醞釀。
那是在1887年6月，當時擔任彼得堡刑事上訴廳總檢察長職務的著名法學家柯尼來到雅斯納亞·波良納訪問。托爾斯泰與他過去並無深交，但這次卻談得十分融洽。柯尼的那些來自司法界的真實的故事，特別是那個關於羅紮莉婭的故事，引起了作家濃厚的興趣。後來，柯尼在回憶錄中談到了他給托爾斯泰講的那個故事：
70年代前半期，柯尼在彼得堡區級法院當檢察官。一天，來了一位臉色蒼白、舉止不安的貴族青年，他請求柯尼將一封信轉交給一個名叫羅紮莉婭的女犯人。在與這位年輕人的交談中，柯尼了解到，羅紮莉婭是個妓女，因為盜竊了一個喝醉酒的嫖客100盧布而被判處四個月的監禁。而那個出身貴族世家，受過高等教育，並有著理想職位的年輕人竟提出要與羅紮莉婭結婚，這使柯尼很吃驚。柯尼勸說他放棄這個念頭，因為兩人性格、習慣、地位和生活情趣等方麵的明顯差異將會“造成彼此的不幸”，但是年輕人表示了自己的決心。他不斷去獄中探望羅紮莉婭，直至不久後羅紮莉婭患傷寒死去。多年後，柯尼在內地某省副省長的任命名單上見到了他的名字，不過，“這個人或許不是他”。後來，柯尼又進一步了解到一些有關的情況。羅紮莉婭原是個出身農家的孤兒，為一莊園的女主人所收養，在仆人中間長到16歲。這時，來了一位主人的親戚，那個年輕人“誘惑了不幸的姑娘”。等到這誘惑的後果顯露出來時，羅紮莉婭被逐出了莊園。“後來她的誘惑者拋棄了她。她生下孩子，把孩子送進育嬰堂後，就一步一步地墮落下去，直到最後落到幹草廣場附近的窯子裏。那個年輕人在鄉下和省裏待了一段時間後，搬到彼得堡去住，開始走上日常和理智生活的一般軌道。終於有一天，命運使他去當了區法庭的陪審員，他認出這個被指控犯盜竊罪的不幸妓女，就是他自己年輕時自私的情欲造成的犧牲品。”於是，“他下決心為她犧牲一切”，用結婚“來贖回自己的罪過”。
托爾斯泰全神貫注地聽完了柯尼講的這個故事，作家敏銳地發覺這個故事中包含有一些有待開掘的有價值的東西。當晚，托爾斯泰就久久地考慮著這件事。第二天早上，他又建議柯尼將這個故事改寫成小說，交媒介出版社出版。那年6月，托爾斯泰在給友人比留科夫的信中提到這件事時說：“我對它抱有很大的期望，因為情節十分精彩，而他又很有才能。”半年多過去了，柯尼那兒沒有消息，但這個故事卻依然縈繞在托爾斯泰的心頭。於是，在1888年4月托爾斯泰寫信請比留科夫問問柯尼的寫作情況，並說：“如果他還沒有開始寫，那麽他是否可以把這個短篇的題材轉讓給我。因為這個題材非常好，我非常需要它。”沒等比留科夫回話，5月裏托爾斯泰又直接寫信給柯尼，表示了上述意思。柯尼立即回信說：“代替您所提到的‘準許’的是，我熱切地請求您不要放棄這個念頭。經過您的手筆，這個故事一定會寫得叫鐵石心腸的人看了也會受感動，最最不動腦子的人看了也會開始思考起問題來。”不過，托爾斯泰當時並沒有立即動筆，因為構思尚未成熟。
時隔一年半，1889年12月6日的日記中出現了這樣的語句：“關於柯尼的故事的構思越來越鮮明地浮現在頭腦裏，直到第二天，我始終處在歡欣鼓舞的心情中。”三個星期以後，托爾斯泰寫下了《複活》手稿最初的文字。1890年2月裏，托爾斯泰甚至為小說勾勒了這麽一幅草圖：“（一）他不想占有她，他這樣做是因為他以為應該如此。在他的想象中她非常迷人，他在微笑，但他卻想哭。（二）來到教堂，漆黑的夜，白色的連衣裙，接吻。（三）老女仆接過錢去，但是眼神憂傷。老女仆相信命運，卡秋莎很孤獨。（五）她看到他坐在火車上，便要投臥火車輪下，但是她蹲下來感到嬰兒在蠕動。（六）他向姑媽打聽她的下落。在一個地主家裏當女仆。不規矩，和男仆私通。她不能不與人私通，因為她的肉欲已經被喚醒了。（七）他激動地問：您把她趕出去了？她哭得厲害嗎？是我不好嗎？等等。（八）他嚐過功名心的滋味，很齷齪。隻是讀書，精致的享受，打獵，玩牌，看首演，須發白了——苦悶。”
6月裏，托爾斯泰又決定：要“從法庭審判期開始柯尼的故事。”1890年底至1891年初，托爾斯泰再次出現創作衝動。他在1891年1月25日的日記中寫道：“能寫一部長篇小說，篇幅大的，用我現在對事物的看法去闡明它就好了。我還想到，我可以在這部書裏集中寫出我尚未寫出而深以為憾的一切思想……”可是，創作沒有開始，作家的注意力被《天國在你的心中》等文章的寫作吸引了，而且救災活動也牽製了他大量的精力。
4年以後，即到了1895年，托爾斯泰才重新回到《複活》的創作上來。第一份稿樣完成後，托爾斯泰並不滿意。那年8月，托爾斯泰在回複柯尼的信中說：“確實，我在寫您提供給我的那個題材，可是我始終不知道我寫的東西會有什麽結果，不知道它將把我帶往何處，因為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現在寫的是什麽。”作家已完全不滿足於原先的情節框架和單純的贖罪主題。同年11月，托爾斯泰確定了新的結構原則，即“必須從她開始寫起”。作家在日記裏寫道：
“剛才出去散步，完全弄清楚了為什麽我的《複活》不行。起頭起得不對。我是在考慮《誰有理》這篇孩子的故事時明白的。我明白了，應該從農民的生活寫起，農民是對象，是正麵，否則隻有陰影，隻有反麵。《複活》也是這樣。”
托爾斯泰興致勃勃地開始寫起了新稿，但到了次年2月裏他又停下了。作家對已寫成的仍感到不滿意。1897年1月5日，托爾斯泰在日記中寫道：
“我開始重讀《複活》，讀到他決定結婚時厭惡地放下了。全都不真實，寫得不好。寫壞了的東西很難修改。要修改就必須：交替描寫她和他的感情與生活。寫她是正麵，嚴肅的，而寫他則是反麵的，含著譏諷。怕完不成。全都寫得很糟。”
小說被擱置起來了，但作家並沒有停止他的緊張的思考。
也許是一個外在的原因直接推動了《複活》的創作：托爾斯泰需要籌集一筆錢來幫助受沙皇政府迫害而移居加拿大的分裂派教徒。1898年7月，托爾斯泰開始傾全力於《複活》的創作。在這一年的下半年和1899年的托爾斯泰的書信和日記中，可以看到許多有關的記載：“寫《複活》，起初進行順利”；“寫《複活》很不順利，雖然我的構思似乎好多了”；“一直在寫《複活》，感到滿意，甚至很滿意”；“我仍在奮力寫《複活》，篇幅越來越大。100章恐怕容納不下”；“看來是通不過書刊檢查機關的，然而至少像是已經確定一個方案，不再作重大更改”；“在寫《複活》的時候，我很慶幸自己能有機會來專心從事於自己的藝術活動，而且還因為這件作品有了更大的價值而感到自慰，可是實際上我隻不過是像個醉漢那樣全心沉溺於一件心愛的事，而且工作得那樣津津有味，簡直整個人從頭到腳都被工作吞噬了進去”；“現在，我完全醉心於修改《複活》，我自己也沒料到，怎麽能在其中那麽多地敘說法律和刑罰的罪過與謬悖”；“聚精會神地寫《複活》，我期望說出許多重要的事情”等。終於，在1899年12月18日的日記中出現了有關《複活》創作的最後記載：“寫完了《複活》。不好。沒有改好。急就章。但一脫手也就不想再去管它了。”小說經沙皇書刊檢查機關的大量刪改後，在1899年3月13日《涅瓦》雜誌第十一期至同年12月25日該刊第五十二期上陸續刊出。
在《複活》一書的整個創作過程中，托爾斯泰同樣做出了極為艱辛的努力。為了達到高度的藝術真實，他不吝精力，一次又一次推倒重來，甚至在一些細節問題上他都精益求精，如卡秋莎·瑪絲洛娃出場時的肖像描寫的異稿就達20多種。經過作家長時間的創造性勞動，原來的“柯尼的故事”的框架被大大突破了。作家的藝術筆觸伸向了社會的方方麵麵，小說對社會問題開掘之深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如果說完稿後的《複活》是一座宏偉的大廈的話，那麽“柯尼的故事”則是這座大廈最初的幾塊基石。同時，不管在主題處理、形象塑造，還是在藝術風格上，這部作品都顯示了作家在世界觀激變後的許多新的特點，而這些特點在兩個主角形象的塑造上又表現得最為鮮明。
聶赫留道夫是小說中的男主人公。作為貴族形象，他顯然與托爾斯泰前兩部長篇小說中的人物有所不同：既不是作家讚美的“光榮的人們”，也不是作家鞭撻的“顯赫的人物”。這是一個生活在世紀末的“最後的貴族”，一個不斷地為自己和本階級的罪惡而痛苦和懺悔的人物。小說中的聶赫留道夫形象有一個明顯的發展過程。大學時代，聶赫留道夫是個“正派青年，富有自我犧牲精神，樂意為一切高尚事業獻身”。這時的聶赫留道夫對瑪絲洛娃的感情是真誠的。大學畢業後，聶赫留道夫涉足於上流社會，並當上了軍官。在這個黑白顛倒的世界裏，他漸漸墮落，3年後，他重回姑媽家時，便設法占有了瑪絲洛娃，隨後又輕易拋棄了她。8年後，聶赫留道夫在法庭上再次遇見了瑪絲洛娃，她的不幸遭遇深深震動了聶赫留道夫。他開始意識到自己所犯的罪行，並決心用自己的行動來贖罪。在與瑪絲洛娃的幾次獄中會麵和為她的冤案四處奔走的過程中，聶赫留道夫對現實的認識越來越深刻，對貴族階級和專製製度的仇恨也日益強烈。他放棄了一部分田產，並陪同瑪絲洛娃前往流放地。但是聶赫留道夫並沒能找到正確的出路，而是從《福音書》中得到了精神“複活”的啟示。
由於聶赫留道夫形象出現在托爾斯泰把自己的立足點轉向人民之後，所以這一形象成了所謂的“托爾斯泰式主人公”中的一個特殊的典型，即“懺悔貴族”的形象。聶赫留道夫對人民苦難的同情，對本階級罪惡的懺悔，對專製製度的譴責，反映了在專製製度的危機時代統治階級內部的分化；他在懺悔過程中的矛盾、仿徨，以及最後走向宗教，既概括了當時一部分進步的貴族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也反映了托爾斯泰世界觀的矛盾。小說中，作者通過聶赫留道夫形象成功地達到了雙重的哲理概括。首先，這一形象本身就是一個藝術典型，他的墮落反映了上流社會的腐蝕作用，他的反省又反映了一種時代趨向；其次，作者又借此打開了一道揭示社會和哲學問題的大門，從中我們看到了無以計數的社會弊病，看到了專製政權的反人民的本質，看到了作者對人生哲學的緊張思考，也看到了風起雲湧、日益逼近的社會風暴。因此，聶赫留道夫形象具有很高的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
小說中的女主人公卡秋莎·瑪絲洛娃是一個從受欺淩的地位中逐步覺醒並走向新生的下層婦女的形象。把這樣的人物作為自己的主角，這在托爾斯泰的長篇小說中還是第一次。瑪絲洛娃是農民的女兒，後來成了聶赫留道夫姑媽家的養女。少女時代的瑪絲洛娃天真純潔，對未來充滿美好的憧憬。但是，自從聶赫留道夫玷汙並拋棄她之後，瑪絲洛娃的不幸接踵而來。她被女主人趕出莊園，受盡侮辱，最後又淪為妓女。在肉體受到摧殘的同時，她的精神也漸漸麻木了。瑪絲洛娃前期的遭遇在當時的俄國隻是一個“平平常常的故事”，它十分典型地反映了俄國下層人民，特別是下層婦女的悲慘命運。
小說中，瑪絲洛娃沒有像許多同類型的女性那樣走向最後的毀滅，當然有著某種偶然的外在因素，但是她的新生在本質上又帶有它的曆史必然性。小說展示了瑪絲洛娃性格的發展過程，從中可以看出她的“複活”有著自身內在的基礎，以及大革命前夜人民覺醒的時代特征。當瑪絲洛娃在受盡屈辱的生活道路上遇到政治犯時，作為“平民中的一分子”，她很自然地與那些“跟平民站在一邊、反對上層階級”的革命者接近了。生活向她展示了嶄新的一麵。如果說與聶赫留道夫的重逢震顫了她麻木的靈魂的話，那麽與政治犯的接觸則使她開始了對新生活的探索。在那些“優秀的人們”中間，瑪絲洛娃汲取了精神力量，恢複了人的尊嚴。她最後拒絕了聶赫留道夫的結婚建議，並把自己的命運與政治犯聯係在一起，這是她在人生道路的選擇上邁出的決定性的一步。她在精神上真正“複活”了。托爾斯泰塑造的瑪絲洛娃形象已經越出了當時一般作家用同情的筆調描寫下層人民不幸遭遇的格局，而是深刻地表現了下層人民不可摧毀的堅強意誌，以及當時俄國“一直到最深的底層都在洶湧激蕩的人民的海洋”（列寧語）。正因為這樣，瑪絲洛娃不僅是血肉豐滿、真實可信的藝術形象，而且是作家對生活敏銳觀察的結果和獨到的藝術發現。托爾斯泰正是通過對瑪絲洛娃和聶赫留道夫的命運的描述，充分展示了從昏官當道、草菅人命的法庭到西伯利亞風雪彌漫的大路的廣闊場景，深刻反映了19世紀末俄國社會生活的複雜形態及其某些本質的方麵。
與此同時，《複活》也顯示了托爾斯泰“撕下一切假麵具”的決心和徹底暴露舊世界的批判激情。小說對沙俄的法律、法庭、監獄，乃至整個國家機器都給予了無情的抨擊。在地方法院開庭時，無罪的站在被告席，有罪的卻坐在審判席上；檢察官剛從鬼混了一夜的妓院趕回來，開庭前還不知案情；庭長急於要去會情婦，明知判詞有誤也不予糾正；法官們各想各的心事，陪審員則忙於傳播謠言。地方法院把審判當兒戲，最高法院同樣玩忽職守。聶赫留道夫為瑪絲洛娃的冤案而遍訪權貴，結果發現大法官以霸占他人產業、鎮壓無辜百姓為榮；國務大臣昏庸淺薄，他最大的願望是“從國庫多取錢財和勳章”；副省長殘忍地鞭打犯人，卻還無恥地以犯人的恩人自居；要塞司令嗜殺成性，他的職責是讓政治犯在獄中“不出十年就死掉一半”。因此，作家憤怒地抨擊道：“人吃人並不是從森林裏開始的，而是從各部門、各種委員會、各政府衙門裏開始的。”“法律隻不過是一種工具，用來維護對我們階級有利的現行的社會製度罷了。”
小說對沙皇專製製度的精神支柱——官方教會的揭露同樣入木三分。在監獄教堂裏犯人做祈禱的那一幕，對官方教會的虛偽性和欺騙性的暴露可謂淋漓盡致。老神父一生宣傳不貪利的教義，可是他卻借宗教儀式為自己撈取了一所房子和3萬盧布；屏風前神聖莊嚴的聖餐儀式，屏風後司祭卻漫不經心地大吃“上帝的血和肉”（蘸酒的麵包）；一麵是充滿“愛”的祈禱詞，一麵卻是無辜犯人的叮當作響的鐐銬聲。作者辛辣地諷刺道：司祭、誦經士他們早已“根本忘記了這種信仰的教義的實質”，隻知道這樣做的結果可以“得到一筆收入”，監獄長官和看守們這樣做是因為“確實體會到這種信仰在為他們的殘忍的職務辯護”。小說還真實地描寫了農民的苦難和地主對農民的壓榨。作者通過人物的口指出：農民“貧困的主要原因是和白晝一樣的明顯，也就是唯一能夠養活他們的土地，卻被地主從他們手裏奪去了”。“隻有消滅土地私有，土地才不會像現在這樣荒廢，現在那些地主像狗霸占著馬槽一樣，既不讓會種地的人來種，自己又不會耕耘土地”。然而，遺憾的是，托爾斯泰在對舊世界作出如此有力而深刻的批判的同時，卻仍然隻能到《福音書》中去尋找社會的出路，認為隻要人人在“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就可以在人間建立起幸福的天堂。這直接導致作家在小說最後一章大量引述《福音書》上的文字，破壞了藝術把握的平衡。
盡管有一些不足之處，《複活》仍不失為一部卓越的現實主義的藝術巨著。在托爾斯泰筆下，《複活》不僅是一幅“無與倫比的俄國生活的圖畫”，而且與他的另外兩部長篇一樣顯示出大海般恢弘開闊的美。小說在對生活的大麵積涵蓋和整體把握，對個人命運與周圍世界的內在聯係的充分揭示，在生活的深度和廣度上塑造血肉豐滿的藝術形象等方麵，都是卓有成效的。作為托爾斯泰晚年的作品，《複活》更多地運用了強烈的場景對比來揭示主題，如聶赫留道夫的早晨與瑪絲洛娃的早晨、柯察金家的宴會與饑餓的瑪絲洛娃、副省長的沙龍與監獄裏的體刑、柯察金家動身去田莊與苦役犯動身去西伯利亞，等等。平凡的生活現象通過作家在布局上的調動造成了強烈的反差，生活現象本身深刻的社會意義和震撼人心的藝術力量，就在這些各各對映的場麵的不協調中顯示了出來。
《複活》中，作家還往往通過一些衝突較為集中、戲劇性較為強烈、藝術處理又較為簡潔的場麵來塑造人物。如男女主人公臨別前的那個場麵作為整部小說情節發展的尾聲就頗具匠心。這裏可以看到聶赫留道夫的渴望、幻想、惋惜和悔恨，也可以看到瑪絲洛娃的不安、矛盾、歉意和決心。作家對這個場麵作了高度戲劇化的處理，整個場麵主要由人物20來句對話構成，這些對話不僅顯示出人物潛在的意願，而且造成了複雜而又細膩的感情交流，從而使這一場麵成為男女主角思想和性格的一次極為清晰的投影。
盡管發表於世紀之交的這部長篇巨著一開始並不完整（被檢查機關刪改的章節達500多處），但是它在當時就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評論家斯塔索夫稱讚說：“整個19世紀還不曾有過像這樣的作品。它高於《悲慘世界》，因為這裏沒有一點幻想的、虛構的、編造的東西，全都是生活本身。”他稱《複活》是：“一部鐵麵無情的書。”匈牙利作家盧卡契則認為：“在整個近代西歐文學中，在包羅萬象的史詩式的偉大性方麵，沒有一部長篇小說可以跟《複活》媲美。”法國作家羅曼·羅蘭指出：托爾斯泰“晚期作品的一切藝術特點都可以在這部作品裏找到，尤其是敘事的集中，人物肖像刻畫得淋漓盡致，生動多姿。觀察愈加明晰有力，堪稱毫不留情的寫實主義。”《複活》“不失為歌頌人類同情心的最華美的詩篇之一，也許是最真實的詩章之一。我在這部作品中較之他的其他作品，更清楚地看到托爾斯泰的明亮的眼睛，這雙淡灰色的敏銳的眼睛……”《複活》仿佛為19世紀的文學奏響了輝煌的終曲，並以其獨特的雄姿巍然屹立在世紀之交的文學地平線上。
right——羅曼·羅蘭《托爾斯泰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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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爾斯泰在1895年3月的日記中，把“柯尼的故事”放在他想完成的九部“藝術作品”的第一位，並非偶然。“柯尼的故事”指的就是長篇小說《複活》，這是托爾斯泰晚年的嘔心瀝血之作。小說創作的時間跨越了11個年頭，留下的手稿達7.000多印張，完整稿樣就有6種。第一種完整的稿樣誕生於1895年的夏初，稿樣上注明的完成日期為7月1日。不過，早在8年以前，小說已經開始醞釀。
那是在1887年6月，當時擔任彼得堡刑事上訴廳總檢察長職務的著名法學家柯尼來到雅斯納亞·波良納訪問。托爾斯泰與他過去並無深交，但這次卻談得十分融洽。柯尼的那些來自司法界的真實的故事，特別是那個關於羅紮莉婭的故事，引起了作家濃厚的興趣。後來，柯尼在回憶錄中談到了他給托爾斯泰講的那個故事：
70年代前半期，柯尼在彼得堡區級法院當檢察官。一天，來了一位臉色蒼白、舉止不安的貴族青年，他請求柯尼將一封信轉交給一個名叫羅紮莉婭的女犯人。在與這位年輕人的交談中，柯尼了解到，羅紮莉婭是個妓女，因為盜竊了一個喝醉酒的嫖客100盧布而被判處四個月的監禁。而那個出身貴族世家，受過高等教育，並有著理想職位的年輕人竟提出要與羅紮莉婭結婚，這使柯尼很吃驚。柯尼勸說他放棄這個念頭，因為兩人性格、習慣、地位和生活情趣等方麵的明顯差異將會“造成彼此的不幸”，但是年輕人表示了自己的決心。他不斷去獄中探望羅紮莉婭，直至不久後羅紮莉婭患傷寒死去。多年後，柯尼在內地某省副省長的任命名單上見到了他的名字，不過，“這個人或許不是他”。後來，柯尼又進一步了解到一些有關的情況。羅紮莉婭原是個出身農家的孤兒，為一莊園的女主人所收養，在仆人中間長到16歲。這時，來了一位主人的親戚，那個年輕人“誘惑了不幸的姑娘”。等到這誘惑的後果顯露出來時，羅紮莉婭被逐出了莊園。“後來她的誘惑者拋棄了她。她生下孩子，把孩子送進育嬰堂後，就一步一步地墮落下去，直到最後落到幹草廣場附近的窯子裏。那個年輕人在鄉下和省裏待了一段時間後，搬到彼得堡去住，開始走上日常和理智生活的一般軌道。終於有一天，命運使他去當了區法庭的陪審員，他認出這個被指控犯盜竊罪的不幸妓女，就是他自己年輕時自私的情欲造成的犧牲品。”於是，“他下決心為她犧牲一切”，用結婚“來贖回自己的罪過”。
托爾斯泰全神貫注地聽完了柯尼講的這個故事，作家敏銳地發覺這個故事中包含有一些有待開掘的有價值的東西。當晚，托爾斯泰就久久地考慮著這件事。第二天早上，他又建議柯尼將這個故事改寫成小說，交媒介出版社出版。那年6月，托爾斯泰在給友人比留科夫的信中提到這件事時說：“我對它抱有很大的期望，因為情節十分精彩，而他又很有才能。”半年多過去了，柯尼那兒沒有消息，但這個故事卻依然縈繞在托爾斯泰的心頭。於是，在1888年4月托爾斯泰寫信請比留科夫問問柯尼的寫作情況，並說：“如果他還沒有開始寫，那麽他是否可以把這個短篇的題材轉讓給我。因為這個題材非常好，我非常需要它。”沒等比留科夫回話，5月裏托爾斯泰又直接寫信給柯尼，表示了上述意思。柯尼立即回信說：“代替您所提到的‘準許’的是，我熱切地請求您不要放棄這個念頭。經過您的手筆，這個故事一定會寫得叫鐵石心腸的人看了也會受感動，最最不動腦子的人看了也會開始思考起問題來。”不過，托爾斯泰當時並沒有立即動筆，因為構思尚未成熟。
時隔一年半，1889年12月6日的日記中出現了這樣的語句：“關於柯尼的故事的構思越來越鮮明地浮現在頭腦裏，直到第二天，我始終處在歡欣鼓舞的心情中。”三個星期以後，托爾斯泰寫下了《複活》手稿最初的文字。1890年2月裏，托爾斯泰甚至為小說勾勒了這麽一幅草圖：“（一）他不想占有她，他這樣做是因為他以為應該如此。在他的想象中她非常迷人，他在微笑，但他卻想哭。（二）來到教堂，漆黑的夜，白色的連衣裙，接吻。（三）老女仆接過錢去，但是眼神憂傷。老女仆相信命運，卡秋莎很孤獨。（五）她看到他坐在火車上，便要投臥火車輪下，但是她蹲下來感到嬰兒在蠕動。（六）他向姑媽打聽她的下落。在一個地主家裏當女仆。不規矩，和男仆私通。她不能不與人私通，因為她的肉欲已經被喚醒了。（七）他激動地問：您把她趕出去了？她哭得厲害嗎？是我不好嗎？等等。（八）他嚐過功名心的滋味，很齷齪。隻是讀書，精致的享受，打獵，玩牌，看首演，須發白了——苦悶。”
6月裏，托爾斯泰又決定：要“從法庭審判期開始柯尼的故事。”1890年底至1891年初，托爾斯泰再次出現創作衝動。他在1891年1月25日的日記中寫道：“能寫一部長篇小說，篇幅大的，用我現在對事物的看法去闡明它就好了。我還想到，我可以在這部書裏集中寫出我尚未寫出而深以為憾的一切思想……”可是，創作沒有開始，作家的注意力被《天國在你的心中》等文章的寫作吸引了，而且救災活動也牽製了他大量的精力。
4年以後，即到了1895年，托爾斯泰才重新回到《複活》的創作上來。第一份稿樣完成後，托爾斯泰並不滿意。那年8月，托爾斯泰在回複柯尼的信中說：“確實，我在寫您提供給我的那個題材，可是我始終不知道我寫的東西會有什麽結果，不知道它將把我帶往何處，因為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現在寫的是什麽。”作家已完全不滿足於原先的情節框架和單純的贖罪主題。同年11月，托爾斯泰確定了新的結構原則，即“必須從她開始寫起”。作家在日記裏寫道：
“剛才出去散步，完全弄清楚了為什麽我的《複活》不行。起頭起得不對。我是在考慮《誰有理》這篇孩子的故事時明白的。我明白了，應該從農民的生活寫起，農民是對象，是正麵，否則隻有陰影，隻有反麵。《複活》也是這樣。”
托爾斯泰興致勃勃地開始寫起了新稿，但到了次年2月裏他又停下了。作家對已寫成的仍感到不滿意。1897年1月5日，托爾斯泰在日記中寫道：
“我開始重讀《複活》，讀到他決定結婚時厭惡地放下了。全都不真實，寫得不好。寫壞了的東西很難修改。要修改就必須：交替描寫她和他的感情與生活。寫她是正麵，嚴肅的，而寫他則是反麵的，含著譏諷。怕完不成。全都寫得很糟。”
小說被擱置起來了，但作家並沒有停止他的緊張的思考。
也許是一個外在的原因直接推動了《複活》的創作：托爾斯泰需要籌集一筆錢來幫助受沙皇政府迫害而移居加拿大的分裂派教徒。1898年7月，托爾斯泰開始傾全力於《複活》的創作。在這一年的下半年和1899年的托爾斯泰的書信和日記中，可以看到許多有關的記載：“寫《複活》，起初進行順利”；“寫《複活》很不順利，雖然我的構思似乎好多了”；“一直在寫《複活》，感到滿意，甚至很滿意”；“我仍在奮力寫《複活》，篇幅越來越大。100章恐怕容納不下”；“看來是通不過書刊檢查機關的，然而至少像是已經確定一個方案，不再作重大更改”；“在寫《複活》的時候，我很慶幸自己能有機會來專心從事於自己的藝術活動，而且還因為這件作品有了更大的價值而感到自慰，可是實際上我隻不過是像個醉漢那樣全心沉溺於一件心愛的事，而且工作得那樣津津有味，簡直整個人從頭到腳都被工作吞噬了進去”；“現在，我完全醉心於修改《複活》，我自己也沒料到，怎麽能在其中那麽多地敘說法律和刑罰的罪過與謬悖”；“聚精會神地寫《複活》，我期望說出許多重要的事情”等。終於，在1899年12月18日的日記中出現了有關《複活》創作的最後記載：“寫完了《複活》。不好。沒有改好。急就章。但一脫手也就不想再去管它了。”小說經沙皇書刊檢查機關的大量刪改後，在1899年3月13日《涅瓦》雜誌第十一期至同年12月25日該刊第五十二期上陸續刊出。
在《複活》一書的整個創作過程中，托爾斯泰同樣做出了極為艱辛的努力。為了達到高度的藝術真實，他不吝精力，一次又一次推倒重來，甚至在一些細節問題上他都精益求精，如卡秋莎·瑪絲洛娃出場時的肖像描寫的異稿就達20多種。經過作家長時間的創造性勞動，原來的“柯尼的故事”的框架被大大突破了。作家的藝術筆觸伸向了社會的方方麵麵，小說對社會問題開掘之深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如果說完稿後的《複活》是一座宏偉的大廈的話，那麽“柯尼的故事”則是這座大廈最初的幾塊基石。同時，不管在主題處理、形象塑造，還是在藝術風格上，這部作品都顯示了作家在世界觀激變後的許多新的特點，而這些特點在兩個主角形象的塑造上又表現得最為鮮明。
聶赫留道夫是小說中的男主人公。作為貴族形象，他顯然與托爾斯泰前兩部長篇小說中的人物有所不同：既不是作家讚美的“光榮的人們”，也不是作家鞭撻的“顯赫的人物”。這是一個生活在世紀末的“最後的貴族”，一個不斷地為自己和本階級的罪惡而痛苦和懺悔的人物。小說中的聶赫留道夫形象有一個明顯的發展過程。大學時代，聶赫留道夫是個“正派青年，富有自我犧牲精神，樂意為一切高尚事業獻身”。這時的聶赫留道夫對瑪絲洛娃的感情是真誠的。大學畢業後，聶赫留道夫涉足於上流社會，並當上了軍官。在這個黑白顛倒的世界裏，他漸漸墮落，3年後，他重回姑媽家時，便設法占有了瑪絲洛娃，隨後又輕易拋棄了她。8年後，聶赫留道夫在法庭上再次遇見了瑪絲洛娃，她的不幸遭遇深深震動了聶赫留道夫。他開始意識到自己所犯的罪行，並決心用自己的行動來贖罪。在與瑪絲洛娃的幾次獄中會麵和為她的冤案四處奔走的過程中，聶赫留道夫對現實的認識越來越深刻，對貴族階級和專製製度的仇恨也日益強烈。他放棄了一部分田產，並陪同瑪絲洛娃前往流放地。但是聶赫留道夫並沒能找到正確的出路，而是從《福音書》中得到了精神“複活”的啟示。
由於聶赫留道夫形象出現在托爾斯泰把自己的立足點轉向人民之後，所以這一形象成了所謂的“托爾斯泰式主人公”中的一個特殊的典型，即“懺悔貴族”的形象。聶赫留道夫對人民苦難的同情，對本階級罪惡的懺悔，對專製製度的譴責，反映了在專製製度的危機時代統治階級內部的分化；他在懺悔過程中的矛盾、仿徨，以及最後走向宗教，既概括了當時一部分進步的貴族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也反映了托爾斯泰世界觀的矛盾。小說中，作者通過聶赫留道夫形象成功地達到了雙重的哲理概括。首先，這一形象本身就是一個藝術典型，他的墮落反映了上流社會的腐蝕作用，他的反省又反映了一種時代趨向；其次，作者又借此打開了一道揭示社會和哲學問題的大門，從中我們看到了無以計數的社會弊病，看到了專製政權的反人民的本質，看到了作者對人生哲學的緊張思考，也看到了風起雲湧、日益逼近的社會風暴。因此，聶赫留道夫形象具有很高的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
小說中的女主人公卡秋莎·瑪絲洛娃是一個從受欺淩的地位中逐步覺醒並走向新生的下層婦女的形象。把這樣的人物作為自己的主角，這在托爾斯泰的長篇小說中還是第一次。瑪絲洛娃是農民的女兒，後來成了聶赫留道夫姑媽家的養女。少女時代的瑪絲洛娃天真純潔，對未來充滿美好的憧憬。但是，自從聶赫留道夫玷汙並拋棄她之後，瑪絲洛娃的不幸接踵而來。她被女主人趕出莊園，受盡侮辱，最後又淪為妓女。在肉體受到摧殘的同時，她的精神也漸漸麻木了。瑪絲洛娃前期的遭遇在當時的俄國隻是一個“平平常常的故事”，它十分典型地反映了俄國下層人民，特別是下層婦女的悲慘命運。
小說中，瑪絲洛娃沒有像許多同類型的女性那樣走向最後的毀滅，當然有著某種偶然的外在因素，但是她的新生在本質上又帶有它的曆史必然性。小說展示了瑪絲洛娃性格的發展過程，從中可以看出她的“複活”有著自身內在的基礎，以及大革命前夜人民覺醒的時代特征。當瑪絲洛娃在受盡屈辱的生活道路上遇到政治犯時，作為“平民中的一分子”，她很自然地與那些“跟平民站在一邊、反對上層階級”的革命者接近了。生活向她展示了嶄新的一麵。如果說與聶赫留道夫的重逢震顫了她麻木的靈魂的話，那麽與政治犯的接觸則使她開始了對新生活的探索。在那些“優秀的人們”中間，瑪絲洛娃汲取了精神力量，恢複了人的尊嚴。她最後拒絕了聶赫留道夫的結婚建議，並把自己的命運與政治犯聯係在一起，這是她在人生道路的選擇上邁出的決定性的一步。她在精神上真正“複活”了。托爾斯泰塑造的瑪絲洛娃形象已經越出了當時一般作家用同情的筆調描寫下層人民不幸遭遇的格局，而是深刻地表現了下層人民不可摧毀的堅強意誌，以及當時俄國“一直到最深的底層都在洶湧激蕩的人民的海洋”（列寧語）。正因為這樣，瑪絲洛娃不僅是血肉豐滿、真實可信的藝術形象，而且是作家對生活敏銳觀察的結果和獨到的藝術發現。托爾斯泰正是通過對瑪絲洛娃和聶赫留道夫的命運的描述，充分展示了從昏官當道、草菅人命的法庭到西伯利亞風雪彌漫的大路的廣闊場景，深刻反映了19世紀末俄國社會生活的複雜形態及其某些本質的方麵。
與此同時，《複活》也顯示了托爾斯泰“撕下一切假麵具”的決心和徹底暴露舊世界的批判激情。小說對沙俄的法律、法庭、監獄，乃至整個國家機器都給予了無情的抨擊。在地方法院開庭時，無罪的站在被告席，有罪的卻坐在審判席上；檢察官剛從鬼混了一夜的妓院趕回來，開庭前還不知案情；庭長急於要去會情婦，明知判詞有誤也不予糾正；法官們各想各的心事，陪審員則忙於傳播謠言。地方法院把審判當兒戲，最高法院同樣玩忽職守。聶赫留道夫為瑪絲洛娃的冤案而遍訪權貴，結果發現大法官以霸占他人產業、鎮壓無辜百姓為榮；國務大臣昏庸淺薄，他最大的願望是“從國庫多取錢財和勳章”；副省長殘忍地鞭打犯人，卻還無恥地以犯人的恩人自居；要塞司令嗜殺成性，他的職責是讓政治犯在獄中“不出十年就死掉一半”。因此，作家憤怒地抨擊道：“人吃人並不是從森林裏開始的，而是從各部門、各種委員會、各政府衙門裏開始的。”“法律隻不過是一種工具，用來維護對我們階級有利的現行的社會製度罷了。”
小說對沙皇專製製度的精神支柱——官方教會的揭露同樣入木三分。在監獄教堂裏犯人做祈禱的那一幕，對官方教會的虛偽性和欺騙性的暴露可謂淋漓盡致。老神父一生宣傳不貪利的教義，可是他卻借宗教儀式為自己撈取了一所房子和3萬盧布；屏風前神聖莊嚴的聖餐儀式，屏風後司祭卻漫不經心地大吃“上帝的血和肉”（蘸酒的麵包）；一麵是充滿“愛”的祈禱詞，一麵卻是無辜犯人的叮當作響的鐐銬聲。作者辛辣地諷刺道：司祭、誦經士他們早已“根本忘記了這種信仰的教義的實質”，隻知道這樣做的結果可以“得到一筆收入”，監獄長官和看守們這樣做是因為“確實體會到這種信仰在為他們的殘忍的職務辯護”。小說還真實地描寫了農民的苦難和地主對農民的壓榨。作者通過人物的口指出：農民“貧困的主要原因是和白晝一樣的明顯，也就是唯一能夠養活他們的土地，卻被地主從他們手裏奪去了”。“隻有消滅土地私有，土地才不會像現在這樣荒廢，現在那些地主像狗霸占著馬槽一樣，既不讓會種地的人來種，自己又不會耕耘土地”。然而，遺憾的是，托爾斯泰在對舊世界作出如此有力而深刻的批判的同時，卻仍然隻能到《福音書》中去尋找社會的出路，認為隻要人人在“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就可以在人間建立起幸福的天堂。這直接導致作家在小說最後一章大量引述《福音書》上的文字，破壞了藝術把握的平衡。
盡管有一些不足之處，《複活》仍不失為一部卓越的現實主義的藝術巨著。在托爾斯泰筆下，《複活》不僅是一幅“無與倫比的俄國生活的圖畫”，而且與他的另外兩部長篇一樣顯示出大海般恢弘開闊的美。小說在對生活的大麵積涵蓋和整體把握，對個人命運與周圍世界的內在聯係的充分揭示，在生活的深度和廣度上塑造血肉豐滿的藝術形象等方麵，都是卓有成效的。作為托爾斯泰晚年的作品，《複活》更多地運用了強烈的場景對比來揭示主題，如聶赫留道夫的早晨與瑪絲洛娃的早晨、柯察金家的宴會與饑餓的瑪絲洛娃、副省長的沙龍與監獄裏的體刑、柯察金家動身去田莊與苦役犯動身去西伯利亞，等等。平凡的生活現象通過作家在布局上的調動造成了強烈的反差，生活現象本身深刻的社會意義和震撼人心的藝術力量，就在這些各各對映的場麵的不協調中顯示了出來。
《複活》中，作家還往往通過一些衝突較為集中、戲劇性較為強烈、藝術處理又較為簡潔的場麵來塑造人物。如男女主人公臨別前的那個場麵作為整部小說情節發展的尾聲就頗具匠心。這裏可以看到聶赫留道夫的渴望、幻想、惋惜和悔恨，也可以看到瑪絲洛娃的不安、矛盾、歉意和決心。作家對這個場麵作了高度戲劇化的處理，整個場麵主要由人物20來句對話構成，這些對話不僅顯示出人物潛在的意願，而且造成了複雜而又細膩的感情交流，從而使這一場麵成為男女主角思想和性格的一次極為清晰的投影。
盡管發表於世紀之交的這部長篇巨著一開始並不完整（被檢查機關刪改的章節達500多處），但是它在當時就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評論家斯塔索夫稱讚說：“整個19世紀還不曾有過像這樣的作品。它高於《悲慘世界》，因為這裏沒有一點幻想的、虛構的、編造的東西，全都是生活本身。”他稱《複活》是：“一部鐵麵無情的書。”匈牙利作家盧卡契則認為：“在整個近代西歐文學中，在包羅萬象的史詩式的偉大性方麵，沒有一部長篇小說可以跟《複活》媲美。”法國作家羅曼·羅蘭指出：托爾斯泰“晚期作品的一切藝術特點都可以在這部作品裏找到，尤其是敘事的集中，人物肖像刻畫得淋漓盡致，生動多姿。觀察愈加明晰有力，堪稱毫不留情的寫實主義。”《複活》“不失為歌頌人類同情心的最華美的詩篇之一，也許是最真實的詩章之一。我在這部作品中較之他的其他作品，更清楚地看到托爾斯泰的明亮的眼睛，這雙淡灰色的敏銳的眼睛……”《複活》仿佛為19世紀的文學奏響了輝煌的終曲，並以其獨特的雄姿巍然屹立在世紀之交的文學地平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