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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伯爵”
80年代後期，托爾斯泰的生活已經更加平民化。有人戲謔地稱他為“農民伯爵”。美國記者喬治·謙楠曾經這樣描寫這位“農民伯爵”的外貌：
“這一天烈日炎炎，晴空萬裏。托爾斯泰剛從田裏勞動歸來。他身穿一件沒有領子的白色貼身襯衫和一條肥大的、幾乎是沒有樣子的家織亞麻布做的褲子。腳上穿一雙笨重的小牛皮製的靴子。他沒有穿外衣，沒有穿坎肩，渾身上下的穿戴看來是自家縫製的。但是即使穿這樣一身粗布農民裝，托爾斯泰伯爵的身材仍給人以強烈、深刻的印象。他那敦實健壯的身軀因穿這一身單薄、樸素的平日衣服顯得更分明；銀灰色的頭發，女式梳法，中間分開，以鬢角向後梳，使他那被野外陽光曝曬的剛毅的麵龐顯得更加精神。一雙灰色的小眼睛深藏在毛蓬蓬的眉毛下麵，興奮得光亮閃閃，像一把出鞘的劍。大鼻子，下頭寬得與眾不同，雙唇豐滿、緊閉，而下巴和額骨，因為得透過濃密的花白胡子才能顯露出來……”
對於這時的托爾斯泰來說，除了生活的簡樸以外，參加體力勞動已經成為生活的必需。為此，他甚至不惜擠占大量的創作時間。他和來訪的作家達尼列夫斯基交談時認為，體力勞動就像空氣一樣不可缺少。他說：在鄉下，夏天“我就耕地、割草”，秋天“遇上壞天氣，我就上鞋幫、縫靴子”；在城裏，“我就鋸木，劈柴”。那時來到托爾斯泰書房的人，都會不由自主地把驚異的目光落在那些製鞋的工具上：“窗台上亂放著一些製鞋工具；窗台下有個普通的木箱子，裝著製鞋家什——鞋楦、剪過的皮子等。”托爾斯泰確實樂此不疲，在製鞋和修鞋中享受勞動的樂趣。一天，有位朋友來看望他，見他正在用木鞋釘釘鞋掌。那朋友就說這不難，他也來試試。托爾斯泰笑著提了個條件：釘進一個，他給一盧布；打壞一個，朋友賠10戈比。結果，那個朋友一連打斷了8個釘子。於是，在愉快的笑聲中，朋友向“鞋匠”掏出了80戈比。詩人費特聞訊也向托爾斯泰訂製了一雙皮鞋，托爾斯泰做好後親自送去。費特穿上後，還一本正經地向“鞋匠”開出一張“皮鞋完全合格”的證明，並付了6個盧布。喬治·謙楠在他的回憶錄中也不無風趣地寫到了這樣一件事：那天晚上，索菲婭請客人去客廳喝茶。不一會，托爾斯泰也來了：
“他隨身帶來一塊大木板和一個箱子，裏麵裝著製鞋工具和一雙未做完的靴子。他安安穩穩地在亮的地方坐好後，把木板放在膝蓋上，拿過一隻靴子就釘起鞋後跟來，仿佛晚上做這樣的活計對《安娜·卡列尼娜》的作者和擁有60萬盧布的莊園主來說，是習以為常的事情。他很內行地給我解釋做鞋的細節，還談到切鞋底如何不傷鞋幫，似乎會縫鞋子比起他能寫《戰爭與和平》和《哥薩克》來，他更感到自豪。可是，我以一個不帶成見，甚至不抱批判態度的人的眼光觀察他幹活，觀察了半小時後，我抱定主意，雖然大家都尊重他多才多藝，但我寧肯讀他的作品而不願穿他做的靴子。”
顯然，托爾斯泰已把體力勞動，特別是“同農民一道勞動”視作平息自己良心的呼喊的必要手段。在農忙時節，托爾斯泰往往整天和農民一起割草、收麥、堆垛和耕耘。家庭教師安娜·舍隆描寫過這樣一個場麵：“翻曬幹草！一幅怎樣的圖畫啊！那位農民伯爵，穿著俄羅斯的襯衣和長褲，兩條腿分得很開，正在割草，我看出他是全神貫注在那上麵了。他在傾聽長柄鐮刀的割草聲，過得很快活……”這時的托爾斯泰還常常傾全力向不幸的人們伸出援助之手，如他對雅斯納亞·波良納村的多子女的寡婦科佩洛娃就給予了很多真誠的幫助。托爾斯泰一再幫她耕地、種麥、割草，有一次在替她運草時被馬車轅木碰傷了腿，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個月。畫家列賓和托爾斯泰的仆人阿爾布佐夫在他們各自的回憶錄中還為後人留下了關於托爾斯泰的兩幅感人的場景。
1887年夏，與托爾斯泰相交多年的列賓第一次來到雅斯納亞·波良納。托爾斯泰熱情地接待了他。那天吃過早飯，托爾斯泰就頂著炎陽，套上馬去為科佩洛娃耕地。列賓寫道：
“6個鍾頭，沒有休息，他一直在耕翻黑土，時而走到坡上，時而順慢坡下到溝底。太陽照射的身影不斷地變化著，他身上的麻布衫越來越黑，尤其前胸和肩膀上被汗水濕透，落上一層黑土灰塵。有時他踏著鬆土登上陡峭的小山崗後，離開犁杖一會兒，去小溝底，倒出瓶中用少量的白葡萄酒調好的水，痛飲一番。他的臉上，汗水順眼窩流淌，帶著黑泥漿，被陽光照得閃閃發亮。”
列賓深為這位年近花甲的“偉大的耕耘者”的行為所感動，他當場握筆畫了幅速寫，後又由此畫出了那幅《列·尼·托爾斯泰在耕耘》的名畫。
阿爾佐布夫記下的那件事發生在1888年春天，當時托爾斯泰發現科佩洛娃家的農舍實在太破，沒法住人，就決定幫她蓋一所新房子。那天：
“科佩洛娃本人和伯爵的女兒瑪麗妞·李沃夫娜給他作幫手，他們準備好了泥、幹草和水，攪和起來。材料準備停當，伯爵便開始砌牆，然後請來木工安裝天花板、門楣，安上門窗。砌爐子的活由他自己幹，隻是做拱頂給他增添了不少麻煩。他考慮很久，但終於做好了。爐子砌好以後，他和瑪麗妞·李沃夫娜一塊兒做鋪房頂用的麥稈苫子……她遷入新居的時候，列夫·尼古拉耶維奇還送給她麵粉和各種食品。”
1888年初，根據沙皇本人的意見，內務大臣讓莫斯科總督“邀請”托爾斯泰作客。此番“邀請”事出有因：當局從一個名叫諾沃謝洛夫的中學教師那裏搜查到一些他翻印的托爾斯泰寫的小冊子，書名為《尼古拉·帕爾金》。這本書是作家根據一個老兵的敘述寫成的，它尖銳地抨擊了當今沙皇的祖父尼古拉一世的殘暴。諾沃謝洛夫被捕了。為警告托爾斯泰，就出現了“邀請”之舉。托爾斯泰斷然拒絕了。他認為，“此類邀請可以視為對內心世界的侵犯”。總督隻得派了個憲兵隊長前去見托爾斯泰。托爾斯泰要求釋放諾沃謝洛夫，並說如要追究此事的責任，那麽應抓的不是諾沃謝洛夫，而應該是他。憲兵隊長苦笑道：“伯爵！你的聲望太高了，我們所有的監獄也容納不下啊。”沙皇當局不敢對托爾斯泰本人采取更嚴厲的行動，實出無奈，如內務大臣所說：“審訊此人將遭致完全不良的非議及後果。”總督的話更為明確：“針對列夫·托爾斯泰伯爵的任何懲罰措施隻能使他蒙上殉道者的光環，並從而更加促進其思想與學說的廣泛傳播。”
這一時期，托爾斯泰仍不斷地在進行他的宗教道德的探索，他先後寫下了《我的信仰是什麽》、《論生命》、《關於兩性之間的關係》等長篇論文。但同時，回到藝術創作上來的願望也時時無法抑製地以各種方式表現出來。1889年他在給自己的摯友、畫家尼古拉·蓋的信中多次表示：想“做點我擅長的本行工作——但是上帝顯然並不希望我這樣做。我很想做……”；“必須把自己心靈裏成熟了的東西表達出來”，“我必須寫作”，等等。雖然托爾斯泰這時也陸續寫了幾部劇本和小說，但是“想寫一部像《安娜·卡列尼娜》那樣廣闊的、不受拘束的小說”（1889年3月致魯薩諾夫教授的信）的念頭已經纏繞著他。當時，托爾斯泰已為友人柯尼講的那個關於羅薩莉婭的故事深深打動了。
90年代初期，托爾斯泰與妻子的關係又一次變得緊張起來。1890年冬天，雅斯納亞·波良納附近村莊的幾個農民偷砍了托爾斯泰莊園裏的30株白樺樹。索菲婭將此事告到法院，結果這些農民被罰了款，並被處以6個月的監禁。托爾斯泰獲知這一情況，十分惱火。索菲婭在12月16日的日記中寫道：托爾斯泰對“居然因為維護他的私有財產”而將農民抓去坐牢一事感到痛心，“他夜不成眠，從床上爬起來，在客廳裏走來走去，激動得氣喘籲籲，自然指責我，毫不留情地、殘酷地責備我”。托爾斯泰也在12月15日和17日的日記中分別寫道：“心裏難過得很，整整一天我的心都感到發緊……應該出走。”“昨天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我心裏很難受……兩點鍾時，我從床上起來，到客廳裏去走動走動。她出來了，跟我談到5點……我對她說了我的想法。我想我應該向政府聲明，我要放棄自己的私有財產和權利，我要把它們交出，聽憑他們處置。”
由於托爾斯泰宣布放棄私有財產，所以，1891年春天，托爾斯泰家開始分家產。4月17日，托爾斯泰簽署了財產贈予書。托爾斯泰在同一天給友人的信中說：“這份證書將使我擺脫私有財產的桎梏，然而簽署這麽一份證書將是對原則的背離。不過我還是要簽署，因為若不這樣做，我就會惹出罪惡來。”財產經估價後分為9份，每份約5萬盧布。除女兒瑪莎和父親一樣拒絕接受財產外，其他人都各得了一份。雅斯納亞·波良納的財產由索菲婭和最小的孩子萬尼亞共有。7月，分家事畢，托爾斯泰又提出放棄1880年以後所寫著作的版權的打算，但此事遭到了索菲婭激烈的反對。索菲婭認為，這樣做的後果勢必“會把我們這個人口眾多的、如此不富裕的家庭弄得破產”。這次爭吵鬧到了索菲婭想自盡的地步。於是，這件事不得不暫時擱置起來。托爾斯泰在7月14日的日記中寫道：“她不明白，孩子們也不明白，他們花的每一個用書掙來的盧布，都是我的痛苦和恥辱。恥辱我隻好忍受，但為什麽要削弱那些真理可能發生的作用呢？看來隻好如此。沒有我真理也會起到它的作用的。”但是，托爾斯泰並沒有就此罷休，經過多次爭執後，索菲婭被迫讓步。9月裏，《俄羅斯新聞》和《新時代報》刊出了托爾斯泰如下聲明：
“我宣布任何人都有權無償地在俄國和在國外，用俄文和用其他文字，出版或者上演我的所有在1881年後寫的、收入1886年的文集第十二卷和今年——1891年出版的第十三卷的著作，以及所有尚未在俄國出版的和今後可能問世的著作。”
1891年—1892年，俄國中部數省發生了罕見的大旱災。饑荒的跡象在1891年夏天已經露頭，對人民的不幸懷有切膚之痛的作家開始感到不安。他對來訪的友人費納曼說道：
“你聽說了嗎？它已經開始了！這裏的農民還沒有打完穀，而那裏，在沃羅涅日省，他們已經什麽吃的也不剩了，已經無所事事地待在他們家裏了。這是正在迫近的災難的第一聲呻吟。我感覺到它，內心疼痛，就像一個患風濕病的人在雨天之前渾身疼痛一樣。”
7月4日，他在回複列斯科夫的信中寫道：
“為了抵禦饑荒，有一點是必要的，就是要使人們盡量多做好事……如果您問，您該做些什麽？我的回答是：如果您能做的話，那麽您應該去喚起人們互愛的感情，不隻是由於饑荒而互愛，而是要時時處處互愛。”
饑荒終於鋪天蓋地而來。正在為救災而奔走的友人拉耶夫斯基的來訪使托爾斯泰立即行動起來。9月裏，托爾斯泰先去了災區皮羅戈沃縣，而後又到了其他一些受災地區了解災情。於是，在他這個月的日記裏有了這樣的記載：“直到4點鍾還不能入睡——老是憂慮著饑荒問題。”地主家依然“又是咖啡，又是奶油果汁凍，又是肉排地款待賓客”；老百姓卻“凍得發痛。沒有馬鈴薯。幾乎所有的人都在乞討”，“碰見了80歲的阿基姆正在耕地，亞列米契夫的老婆全家沒有皮襖，僅僅隻有一件男子穿的長外衣，還有特羅菲姆和霍利亞芙卡夫妻以及他們的兒女已經全家死去。而我們卻正在一個勁兒研究貝多芬，祈求他能夠使我們擺脫這種生活。想到這裏我就不禁又祈禱起來，並且痛苦得喊出了聲”。“難道現在正騎在別人脖子上生活的那些人，永遠不會自己懂得這是不應該的事，因而自動從別人脖子上爬下來，一定要等到人家把他們摔下來用腳踩死麽？”
10月中旬，托爾斯泰完成了《論饑荒》一文，並將它寄給《哲學和心理學問題》雜誌，可是，刊載此文的該期雜誌被當局查禁，後被大量刪改，才以《援助受饑荒的農民》為題發表在次年的《一周讀物》上。但是這篇文章早已經全文刊載在歐洲的許多報刊上，並以手抄本的形式在俄國國內廣泛流傳。托爾斯泰在這篇文章中揭露了導致人民饑餓的原因：
“人民所以饑餓是因為我們吃得太飽。當人民在目前的生活環境中，換句話說，在這種捐賦繁多、土地缺少的情況下，在他們被迫停留在其中的蠻荒和無人過問的處境中，還必須擔負全部繁重可怕的工作，好讓都會、城市和有錢人聚居的村鎮中心來吞噬它的果實的時候，叫他們怎麽能夠不饑餓？”
作家憤怒地譴責那些漠視人民痛苦的“有錢人”：
“難道現在，正如大家所說的，人們正在饑餓而死的時候，地主、商人，會不藏起糧食來靜候物價的進一步上漲麽？”
“在我們和人民之間，除了敵對的關係，老爺和奴隸的關係以外，再沒有第二種關係。我越好，他們就一定越壞。他們越好，我就一定越壞。”
饑荒使這種敵對關係變得更加緊張，“弓弦已經拉得太緊了”。這篇異常大膽的和尖銳的揭露文章引起了沙皇當局的恐慌。內務大臣在給沙皇的特別報告中認為，這篇文章“就內容而言，應當跟最可恨的革命號召一樣看待”。《莫斯科公報》的編輯部評論中則稱：托爾斯泰的文章“是在公開宣傳推翻全世界目前存在的全部社會和經濟製度”，“是一種最極端、最大膽的社會主義宣傳，甚至我們那種秘密的地下宣傳在它麵前都要黯然失色”。亞曆山德拉後來回憶說：當時“整個歐洲由於這篇文章發生了多麽大的一場混亂”，有人甚至預言托爾斯泰“將被流放西伯利亞、關進監獄、逐出俄國，甚至看來還很可能上絞架”。但是，沙皇當局懾於托爾斯泰的巨大聲望，不敢輕舉妄動。
那年10月26日，托爾斯泰和他的兩個女兒、一個侄女一起前往梁讚省的別基切夫卡村，直接參加救助災民的工作。托爾斯泰在那裏辦起了18個賑濟食堂。到了次年4月，這樣的食堂周圍4個縣裏已有187個，5月份又增加到212個。一些大學生也紛紛前來參加這一工作。這些食堂每天幫助近萬名災民渡過了難關。在托爾斯泰的帶動下，他的全家都投入了救災工作。兩個大兒子在紅十字會幫助切爾恩縣的災民，三兒子去了薩馬拉災區。索菲婭在莫斯科照看4個年幼的孩子，但她也沒有袖手旁觀。她不僅在物質上給予托爾斯泰以幫助，而且在報上撰文以擴大救災工作的影響。索菲婭在11月發表的那封公開信中懇切地希望人們，不要“對那些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孩子正在餓死凍僵的、痛苦已極的母親的慘不忍睹的神色”、“對那些沒有粒米下肚的老人”無動於衷。這封信激起了社會上熱烈的反響，捐款紛至遝來。托爾斯泰對索菲婭的行為表示感謝，他在致友人的信中稱自己跟妻子的關係“好似從來沒有這般情投意合過”。托爾斯泰為救災事花費了極大的精力，他在別基切夫卡村斷斷續續住到了1893年。
與此同時，托爾斯泰又接連寫出了《可怕的問題》、《論救濟災民的辦法》、《關於救濟災民最後報告的鑒定》、《天國在你心中》等文章。
§§第九章 世紀之交
“這一天烈日炎炎，晴空萬裏。托爾斯泰剛從田裏勞動歸來。他身穿一件沒有領子的白色貼身襯衫和一條肥大的、幾乎是沒有樣子的家織亞麻布做的褲子。腳上穿一雙笨重的小牛皮製的靴子。他沒有穿外衣，沒有穿坎肩，渾身上下的穿戴看來是自家縫製的。但是即使穿這樣一身粗布農民裝，托爾斯泰伯爵的身材仍給人以強烈、深刻的印象。他那敦實健壯的身軀因穿這一身單薄、樸素的平日衣服顯得更分明；銀灰色的頭發，女式梳法，中間分開，以鬢角向後梳，使他那被野外陽光曝曬的剛毅的麵龐顯得更加精神。一雙灰色的小眼睛深藏在毛蓬蓬的眉毛下麵，興奮得光亮閃閃，像一把出鞘的劍。大鼻子，下頭寬得與眾不同，雙唇豐滿、緊閉，而下巴和額骨，因為得透過濃密的花白胡子才能顯露出來……”
對於這時的托爾斯泰來說，除了生活的簡樸以外，參加體力勞動已經成為生活的必需。為此，他甚至不惜擠占大量的創作時間。他和來訪的作家達尼列夫斯基交談時認為，體力勞動就像空氣一樣不可缺少。他說：在鄉下，夏天“我就耕地、割草”，秋天“遇上壞天氣，我就上鞋幫、縫靴子”；在城裏，“我就鋸木，劈柴”。那時來到托爾斯泰書房的人，都會不由自主地把驚異的目光落在那些製鞋的工具上：“窗台上亂放著一些製鞋工具；窗台下有個普通的木箱子，裝著製鞋家什——鞋楦、剪過的皮子等。”托爾斯泰確實樂此不疲，在製鞋和修鞋中享受勞動的樂趣。一天，有位朋友來看望他，見他正在用木鞋釘釘鞋掌。那朋友就說這不難，他也來試試。托爾斯泰笑著提了個條件：釘進一個，他給一盧布；打壞一個，朋友賠10戈比。結果，那個朋友一連打斷了8個釘子。於是，在愉快的笑聲中，朋友向“鞋匠”掏出了80戈比。詩人費特聞訊也向托爾斯泰訂製了一雙皮鞋，托爾斯泰做好後親自送去。費特穿上後，還一本正經地向“鞋匠”開出一張“皮鞋完全合格”的證明，並付了6個盧布。喬治·謙楠在他的回憶錄中也不無風趣地寫到了這樣一件事：那天晚上，索菲婭請客人去客廳喝茶。不一會，托爾斯泰也來了：
“他隨身帶來一塊大木板和一個箱子，裏麵裝著製鞋工具和一雙未做完的靴子。他安安穩穩地在亮的地方坐好後，把木板放在膝蓋上，拿過一隻靴子就釘起鞋後跟來，仿佛晚上做這樣的活計對《安娜·卡列尼娜》的作者和擁有60萬盧布的莊園主來說，是習以為常的事情。他很內行地給我解釋做鞋的細節，還談到切鞋底如何不傷鞋幫，似乎會縫鞋子比起他能寫《戰爭與和平》和《哥薩克》來，他更感到自豪。可是，我以一個不帶成見，甚至不抱批判態度的人的眼光觀察他幹活，觀察了半小時後，我抱定主意，雖然大家都尊重他多才多藝，但我寧肯讀他的作品而不願穿他做的靴子。”
顯然，托爾斯泰已把體力勞動，特別是“同農民一道勞動”視作平息自己良心的呼喊的必要手段。在農忙時節，托爾斯泰往往整天和農民一起割草、收麥、堆垛和耕耘。家庭教師安娜·舍隆描寫過這樣一個場麵：“翻曬幹草！一幅怎樣的圖畫啊！那位農民伯爵，穿著俄羅斯的襯衣和長褲，兩條腿分得很開，正在割草，我看出他是全神貫注在那上麵了。他在傾聽長柄鐮刀的割草聲，過得很快活……”這時的托爾斯泰還常常傾全力向不幸的人們伸出援助之手，如他對雅斯納亞·波良納村的多子女的寡婦科佩洛娃就給予了很多真誠的幫助。托爾斯泰一再幫她耕地、種麥、割草，有一次在替她運草時被馬車轅木碰傷了腿，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個月。畫家列賓和托爾斯泰的仆人阿爾布佐夫在他們各自的回憶錄中還為後人留下了關於托爾斯泰的兩幅感人的場景。
1887年夏，與托爾斯泰相交多年的列賓第一次來到雅斯納亞·波良納。托爾斯泰熱情地接待了他。那天吃過早飯，托爾斯泰就頂著炎陽，套上馬去為科佩洛娃耕地。列賓寫道：
“6個鍾頭，沒有休息，他一直在耕翻黑土，時而走到坡上，時而順慢坡下到溝底。太陽照射的身影不斷地變化著，他身上的麻布衫越來越黑，尤其前胸和肩膀上被汗水濕透，落上一層黑土灰塵。有時他踏著鬆土登上陡峭的小山崗後，離開犁杖一會兒，去小溝底，倒出瓶中用少量的白葡萄酒調好的水，痛飲一番。他的臉上，汗水順眼窩流淌，帶著黑泥漿，被陽光照得閃閃發亮。”
列賓深為這位年近花甲的“偉大的耕耘者”的行為所感動，他當場握筆畫了幅速寫，後又由此畫出了那幅《列·尼·托爾斯泰在耕耘》的名畫。
阿爾佐布夫記下的那件事發生在1888年春天，當時托爾斯泰發現科佩洛娃家的農舍實在太破，沒法住人，就決定幫她蓋一所新房子。那天：
“科佩洛娃本人和伯爵的女兒瑪麗妞·李沃夫娜給他作幫手，他們準備好了泥、幹草和水，攪和起來。材料準備停當，伯爵便開始砌牆，然後請來木工安裝天花板、門楣，安上門窗。砌爐子的活由他自己幹，隻是做拱頂給他增添了不少麻煩。他考慮很久，但終於做好了。爐子砌好以後，他和瑪麗妞·李沃夫娜一塊兒做鋪房頂用的麥稈苫子……她遷入新居的時候，列夫·尼古拉耶維奇還送給她麵粉和各種食品。”
1888年初，根據沙皇本人的意見，內務大臣讓莫斯科總督“邀請”托爾斯泰作客。此番“邀請”事出有因：當局從一個名叫諾沃謝洛夫的中學教師那裏搜查到一些他翻印的托爾斯泰寫的小冊子，書名為《尼古拉·帕爾金》。這本書是作家根據一個老兵的敘述寫成的，它尖銳地抨擊了當今沙皇的祖父尼古拉一世的殘暴。諾沃謝洛夫被捕了。為警告托爾斯泰，就出現了“邀請”之舉。托爾斯泰斷然拒絕了。他認為，“此類邀請可以視為對內心世界的侵犯”。總督隻得派了個憲兵隊長前去見托爾斯泰。托爾斯泰要求釋放諾沃謝洛夫，並說如要追究此事的責任，那麽應抓的不是諾沃謝洛夫，而應該是他。憲兵隊長苦笑道：“伯爵！你的聲望太高了，我們所有的監獄也容納不下啊。”沙皇當局不敢對托爾斯泰本人采取更嚴厲的行動，實出無奈，如內務大臣所說：“審訊此人將遭致完全不良的非議及後果。”總督的話更為明確：“針對列夫·托爾斯泰伯爵的任何懲罰措施隻能使他蒙上殉道者的光環，並從而更加促進其思想與學說的廣泛傳播。”
這一時期，托爾斯泰仍不斷地在進行他的宗教道德的探索，他先後寫下了《我的信仰是什麽》、《論生命》、《關於兩性之間的關係》等長篇論文。但同時，回到藝術創作上來的願望也時時無法抑製地以各種方式表現出來。1889年他在給自己的摯友、畫家尼古拉·蓋的信中多次表示：想“做點我擅長的本行工作——但是上帝顯然並不希望我這樣做。我很想做……”；“必須把自己心靈裏成熟了的東西表達出來”，“我必須寫作”，等等。雖然托爾斯泰這時也陸續寫了幾部劇本和小說，但是“想寫一部像《安娜·卡列尼娜》那樣廣闊的、不受拘束的小說”（1889年3月致魯薩諾夫教授的信）的念頭已經纏繞著他。當時，托爾斯泰已為友人柯尼講的那個關於羅薩莉婭的故事深深打動了。
90年代初期，托爾斯泰與妻子的關係又一次變得緊張起來。1890年冬天，雅斯納亞·波良納附近村莊的幾個農民偷砍了托爾斯泰莊園裏的30株白樺樹。索菲婭將此事告到法院，結果這些農民被罰了款，並被處以6個月的監禁。托爾斯泰獲知這一情況，十分惱火。索菲婭在12月16日的日記中寫道：托爾斯泰對“居然因為維護他的私有財產”而將農民抓去坐牢一事感到痛心，“他夜不成眠，從床上爬起來，在客廳裏走來走去，激動得氣喘籲籲，自然指責我，毫不留情地、殘酷地責備我”。托爾斯泰也在12月15日和17日的日記中分別寫道：“心裏難過得很，整整一天我的心都感到發緊……應該出走。”“昨天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我心裏很難受……兩點鍾時，我從床上起來，到客廳裏去走動走動。她出來了，跟我談到5點……我對她說了我的想法。我想我應該向政府聲明，我要放棄自己的私有財產和權利，我要把它們交出，聽憑他們處置。”
由於托爾斯泰宣布放棄私有財產，所以，1891年春天，托爾斯泰家開始分家產。4月17日，托爾斯泰簽署了財產贈予書。托爾斯泰在同一天給友人的信中說：“這份證書將使我擺脫私有財產的桎梏，然而簽署這麽一份證書將是對原則的背離。不過我還是要簽署，因為若不這樣做，我就會惹出罪惡來。”財產經估價後分為9份，每份約5萬盧布。除女兒瑪莎和父親一樣拒絕接受財產外，其他人都各得了一份。雅斯納亞·波良納的財產由索菲婭和最小的孩子萬尼亞共有。7月，分家事畢，托爾斯泰又提出放棄1880年以後所寫著作的版權的打算，但此事遭到了索菲婭激烈的反對。索菲婭認為，這樣做的後果勢必“會把我們這個人口眾多的、如此不富裕的家庭弄得破產”。這次爭吵鬧到了索菲婭想自盡的地步。於是，這件事不得不暫時擱置起來。托爾斯泰在7月14日的日記中寫道：“她不明白，孩子們也不明白，他們花的每一個用書掙來的盧布，都是我的痛苦和恥辱。恥辱我隻好忍受，但為什麽要削弱那些真理可能發生的作用呢？看來隻好如此。沒有我真理也會起到它的作用的。”但是，托爾斯泰並沒有就此罷休，經過多次爭執後，索菲婭被迫讓步。9月裏，《俄羅斯新聞》和《新時代報》刊出了托爾斯泰如下聲明：
“我宣布任何人都有權無償地在俄國和在國外，用俄文和用其他文字，出版或者上演我的所有在1881年後寫的、收入1886年的文集第十二卷和今年——1891年出版的第十三卷的著作，以及所有尚未在俄國出版的和今後可能問世的著作。”
1891年—1892年，俄國中部數省發生了罕見的大旱災。饑荒的跡象在1891年夏天已經露頭，對人民的不幸懷有切膚之痛的作家開始感到不安。他對來訪的友人費納曼說道：
“你聽說了嗎？它已經開始了！這裏的農民還沒有打完穀，而那裏，在沃羅涅日省，他們已經什麽吃的也不剩了，已經無所事事地待在他們家裏了。這是正在迫近的災難的第一聲呻吟。我感覺到它，內心疼痛，就像一個患風濕病的人在雨天之前渾身疼痛一樣。”
7月4日，他在回複列斯科夫的信中寫道：
“為了抵禦饑荒，有一點是必要的，就是要使人們盡量多做好事……如果您問，您該做些什麽？我的回答是：如果您能做的話，那麽您應該去喚起人們互愛的感情，不隻是由於饑荒而互愛，而是要時時處處互愛。”
饑荒終於鋪天蓋地而來。正在為救災而奔走的友人拉耶夫斯基的來訪使托爾斯泰立即行動起來。9月裏，托爾斯泰先去了災區皮羅戈沃縣，而後又到了其他一些受災地區了解災情。於是，在他這個月的日記裏有了這樣的記載：“直到4點鍾還不能入睡——老是憂慮著饑荒問題。”地主家依然“又是咖啡，又是奶油果汁凍，又是肉排地款待賓客”；老百姓卻“凍得發痛。沒有馬鈴薯。幾乎所有的人都在乞討”，“碰見了80歲的阿基姆正在耕地，亞列米契夫的老婆全家沒有皮襖，僅僅隻有一件男子穿的長外衣，還有特羅菲姆和霍利亞芙卡夫妻以及他們的兒女已經全家死去。而我們卻正在一個勁兒研究貝多芬，祈求他能夠使我們擺脫這種生活。想到這裏我就不禁又祈禱起來，並且痛苦得喊出了聲”。“難道現在正騎在別人脖子上生活的那些人，永遠不會自己懂得這是不應該的事，因而自動從別人脖子上爬下來，一定要等到人家把他們摔下來用腳踩死麽？”
10月中旬，托爾斯泰完成了《論饑荒》一文，並將它寄給《哲學和心理學問題》雜誌，可是，刊載此文的該期雜誌被當局查禁，後被大量刪改，才以《援助受饑荒的農民》為題發表在次年的《一周讀物》上。但是這篇文章早已經全文刊載在歐洲的許多報刊上，並以手抄本的形式在俄國國內廣泛流傳。托爾斯泰在這篇文章中揭露了導致人民饑餓的原因：
“人民所以饑餓是因為我們吃得太飽。當人民在目前的生活環境中，換句話說，在這種捐賦繁多、土地缺少的情況下，在他們被迫停留在其中的蠻荒和無人過問的處境中，還必須擔負全部繁重可怕的工作，好讓都會、城市和有錢人聚居的村鎮中心來吞噬它的果實的時候，叫他們怎麽能夠不饑餓？”
作家憤怒地譴責那些漠視人民痛苦的“有錢人”：
“難道現在，正如大家所說的，人們正在饑餓而死的時候，地主、商人，會不藏起糧食來靜候物價的進一步上漲麽？”
“在我們和人民之間，除了敵對的關係，老爺和奴隸的關係以外，再沒有第二種關係。我越好，他們就一定越壞。他們越好，我就一定越壞。”
饑荒使這種敵對關係變得更加緊張，“弓弦已經拉得太緊了”。這篇異常大膽的和尖銳的揭露文章引起了沙皇當局的恐慌。內務大臣在給沙皇的特別報告中認為，這篇文章“就內容而言，應當跟最可恨的革命號召一樣看待”。《莫斯科公報》的編輯部評論中則稱：托爾斯泰的文章“是在公開宣傳推翻全世界目前存在的全部社會和經濟製度”，“是一種最極端、最大膽的社會主義宣傳，甚至我們那種秘密的地下宣傳在它麵前都要黯然失色”。亞曆山德拉後來回憶說：當時“整個歐洲由於這篇文章發生了多麽大的一場混亂”，有人甚至預言托爾斯泰“將被流放西伯利亞、關進監獄、逐出俄國，甚至看來還很可能上絞架”。但是，沙皇當局懾於托爾斯泰的巨大聲望，不敢輕舉妄動。
那年10月26日，托爾斯泰和他的兩個女兒、一個侄女一起前往梁讚省的別基切夫卡村，直接參加救助災民的工作。托爾斯泰在那裏辦起了18個賑濟食堂。到了次年4月，這樣的食堂周圍4個縣裏已有187個，5月份又增加到212個。一些大學生也紛紛前來參加這一工作。這些食堂每天幫助近萬名災民渡過了難關。在托爾斯泰的帶動下，他的全家都投入了救災工作。兩個大兒子在紅十字會幫助切爾恩縣的災民，三兒子去了薩馬拉災區。索菲婭在莫斯科照看4個年幼的孩子，但她也沒有袖手旁觀。她不僅在物質上給予托爾斯泰以幫助，而且在報上撰文以擴大救災工作的影響。索菲婭在11月發表的那封公開信中懇切地希望人們，不要“對那些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孩子正在餓死凍僵的、痛苦已極的母親的慘不忍睹的神色”、“對那些沒有粒米下肚的老人”無動於衷。這封信激起了社會上熱烈的反響，捐款紛至遝來。托爾斯泰對索菲婭的行為表示感謝，他在致友人的信中稱自己跟妻子的關係“好似從來沒有這般情投意合過”。托爾斯泰為救災事花費了極大的精力，他在別基切夫卡村斷斷續續住到了1893年。
與此同時，托爾斯泰又接連寫出了《可怕的問題》、《論救濟災民的辦法》、《關於救濟災民最後報告的鑒定》、《天國在你心中》等文章。
§§第九章 世紀之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