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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變之後
1881年秋天，托爾斯泰全家遷居莫斯科。這是早就決定了的事。因為孩子們都已經長大了。大兒子謝爾蓋已滿18歲，想報考莫斯科大學。大女兒塔尼婭17歲，愛好繪畫，想進莫斯科美術雕塑學校深造。另兩個男孩也要上中學。托爾斯泰雖然同意移居，但他是懷著沉重的心情離開雅斯納亞·波良納的。對於故鄉的感情，托爾斯泰曾經這樣表達過：
“沒有雅斯納亞·波良納，我很難想象俄羅斯，也很難想象我和它的關係。沒有雅斯納亞·波良納，我也許能對我的祖國賴以形成的那些共同規律看得更為清楚，但是我不可能對它愛得這般深切。”
那年，他們一家在傑涅日內依街租了一套房子住下了。從那個時候開始，托爾斯泰斷斷續續地在莫斯科住了將近20個年頭。
剛到莫斯科，喧囂、擁擠的城市生活使托爾斯泰感到極為不適，而城市中懸殊的貧富差距更使世界觀激變後的托爾斯泰觸目驚心。他在10月5日的日記中寫道：“臭味，瓦礫，奢侈，貧窮，腐化，掠奪民眾的惡棍集合在一起，他們招募士兵，雇傭法官以保護他們尋歡作樂的、花天酒地的生活。人民再沒有別的辦法，隻好利用這些人的欲壑，把被奪走的東西再從他們手裏騙回來。”托爾斯泰稱自己在莫斯科度過的這頭一個月是“生平最痛苦的一個月”。索菲婭在給妹妹的信中也談到了當時的情景：
“頭兩個星期，我每天都在哭，因為列沃奇卡不僅精神委靡，而且甚至有些麻木，他不吃不睡，有時當真哭泣，我焦急得要發瘋……後來他到特維爾省去了一趟，見了那裏的老朋友巴庫寧，而後又到一個村子裏去看一個分裂教派的基督徒，回來時就沒有那麽神色沮喪了。”
這裏提到的“基督徒”，名叫休塔耶夫。休塔耶夫和他的兒子原是彼得堡的墓碑工人，當他們認為這種競爭性的職業是不道德的，就回到鄉下當了農民。休塔耶夫認為，他在農村按基督精神建立的村社體現了“按上帝意誌生活”的理想，他的信仰是“一切在於你，一切在於愛”。從這點出發，他否定任何以暴力抗惡的行為，否定官方教會和相應的宗教儀式，也不承認私有製。休塔耶夫的家人也讚同他的學說，他的兒子因拒絕服兵役而被送進了感化營。托爾斯泰從分裂教派的研究者普魯加神父那裏聽到了有關休塔耶夫的介紹，十分激動。他迫不及待地前往特維爾省拜訪了這個農民。在接觸中，休塔耶夫的質樸、真誠、堅定，為維護自己的信仰決心去承受一切苦難的行動，都令托爾斯泰感慨不已。托爾斯泰認為，盡管他與休塔耶夫是不同的兩種人，但他們有共同的信念。休塔耶夫的宗教熱情對深感孤獨的托爾斯泰是一種心靈上的安慰。那年冬天，休塔耶夫到莫斯科回訪了托爾斯泰，兩人交談十分投機，托爾斯泰引為知音。但此事卻引起了沙皇當局的警覺，憲兵二度闖進托爾斯泰的寓所，休塔耶夫被迫離開莫斯科。托爾斯泰對此十分氣憤。
不過，托爾斯泰在莫斯科也找到了誌同道合的普通人，他們是圖書管理員費奧多羅夫和教師奧爾諾夫。托爾斯泰曾在給阿列克謝耶夫的信中談到了這一點：
“住在莫斯科，對於我是非常困難的。我在這裏已經兩個多月了，還是一樣困難……起初好像我必須在兩件事情當中選擇一樣：或是放手不幹，消極地受苦，向失望屈服；或是跟罪惡和解，讓自己沉湎於賭博、閑談和喧鬧之中。可是幸而我不能幹後者，而前者又太痛苦。我看到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好好生活，總是把自己的好處轉向別人。可是即使在這裏也還是有些真正的人，上帝已經使我遇到了兩個。他（費奧多羅夫）60歲，很窮，他把一切都給了別人，總是歡快而從容。奧爾諾夫是一個受過苦的人，由於涅恰耶夫的事情，在監獄裏關了兩年，而且有病。他也過著苦行者的生活，供養九口人，生活得很合理。他是一個鐵道學校的教師。奧爾諾夫和費奧多羅夫都讀了我的書《福音書概要》，在最小的細節上，我們和休塔耶夫都完全一致。”
托爾斯泰還常常渡過莫斯科河，登上麻雀山，在郊外與伐木工人一起鋸木頭，和農民一起聊天。托爾斯泰覺得，隻有在這時他才“看見了真正的生活”，“精神就振作了”。
那年12月裏的一天，托爾斯泰頂著凜冽的寒風，前往貧民聚居的希特羅夫市場訪問。市場周圍到處是衣衫襤褸、缺衣少食，甚至隨時可能倒斃街頭的流浪漢、乞丐、妓女、失業者和農民。在利亞平免費夜店的門口早早就排起了數百名等候棲身者的長隊。托爾斯泰上前與人們攀談起來，他得知這些貧民中不少都是來自外省的農民，他們在農村待不住了，就流落到城裏打工糊口，可是工作沒了，就得挨餓、乞討，現在連回家的路費都沒有。托爾斯泰同情地給那些不幸的人們買來幾杯熱糖水和一些零錢，不料周圍的窮人蜂擁而上，這時“他們的臉一張比一張更可憐，更疲憊，更屈辱”，這一切使托爾斯泰不寒而栗。從那裏回來後，他踏上自己家裏那鋪著氈毯的樓梯，吃著有五道菜的豐盛的晚餐時，一種強烈的犯罪感控製了他：“過這種奢侈生活的我不但是罪行的縱容者，而且還是罪行的直接參與者。”當天晚上，托爾斯泰對著自己的親友，痛苦地流著淚喊道：
“不能這樣生活下去，不能！不能！”
為了更進一步地了解城市貧民的生活，次年1月，托爾斯泰又主動要求參加莫斯科的人口調查。一開始，托爾斯泰還寄望於借此“喚起富人對城市貧民的同情，收募錢財”，以幫助窮人。托爾斯泰來到了被稱為“最可怕的貧窮和墮落的巢穴”的陽溝街一帶調查。人民生活的可怕處境一次又一次地使托爾斯泰感到無比的震驚。他在《莫斯科人口調查》一文中指出，“數字和結論將是一麵鏡子”，它照出了成千上萬在死亡線上掙紮的人們的身影，但是“難道能就此止步嗎”？必須從根本上改變人民的這種生活狀況，因為“沒有任何一項事業能比掃除這種生活發展的障礙，改善這種生活更為重要的了”。在《那麽我們應該怎麽辦》一文中，托爾斯泰更為詳盡地談到了人口調查這件事給他留下的印象。他憤怒地回憶起富人們麵對他的救助呼籲的那種種冷漠和虛偽，他也痛心地譴責了自己一度還沾沾自喜的“慈善”行為。托爾斯泰以懺悔和激憤的心情寫道：
“……我居然會糊塗到那樣的地步，竟把用一隻手從窮人那裏奪來成千上萬盧布用另一隻手扔給隨意想到的人幾個戈比稱作善事。自然我要覺得羞愧了。的確，如果我穿的是貴重的裘皮大衣，或者那缺靴子穿的人看見我的住宅值兩千盧布，哪怕看見的僅僅是我隻因心血來潮就慷慨地送給別人5個盧布，那他就會知道，我這樣給錢僅僅是因為我弄到了很多的錢，多得花都花不光，而那些多餘的錢我不但什麽人也不給，而且還很容易從別人那裏奪到手。他若不把我看成占有了本應屬於他的東西的那些人中間的一個，還會把我看成什麽？他除了希望從我手裏盡可能多撈回一些從他和別人手裏奪走的盧布，還能對我有什麽別的感情？”
“……我看到由於種種我也參加了的暴力、勒索和形形色色的詭計，勞動人民的必需品正在遭到掠奪，而包括我在內的不勞動的人卻綽綽有餘地享受著別人的勞動。”
“我看到這種對他人勞動的享受又是這樣分配的：一個人或者給他留下遺產的那個人使用的詭計越是狡猾複雜，他對別人的勞動就享受得越多，自己從事的勞動也越少。”
“……我看到，十分之九的工人生活本來就緊張辛苦，如同任何自然的生活一樣，可是奪走這些人的必需品並使他們陷入艱難困苦之中的種種詭計又使這種生活變得一年比一年更辛苦，更貧困……。我看到，在我們的時代，一個工人的生活，特別是屬於勞動人口的老人、婦女和兒童的生活，因為勞動強度不斷增加而又缺乏與之相稱的營養，簡直就是在毀滅之中。這種生活連自己的基本需要都得不到保障；與此同時，在我所屬的那個不勞動的階層，生活卻一年比一年更闊綽，更奢侈，更有保障，最後對這個階層的連我在內的幸運兒來說，生活已經達到古人隻在童話故事裏幻想過的那種境地，我們成了裝有一枚用不盡的盧布的錢袋的主人……我看到，人們的勞動產品正越來越多地從勞動大眾的手裏轉到非勞動者手裏。社會結構的金字塔仿佛正在改造，要使基石移往頂端，並且這種移動正以一種幾何級數的速度不斷加快……”
這次人口調查使托爾斯泰心情沉重。為了“從可怕的莫斯科生活中清醒過來”，托爾斯泰在調查結束後就回到了雅斯納亞·波良納。但是，即使在那裏，他的心情也無法平靜，托爾斯泰強烈地希望改變自己的生活。他認為：“我們這些不但富裕而且享有特權的所謂有教養的人，在錯誤道路上已經走得太遠，因此我們要猛醒回頭。”“一個人如果當真不喜歡奴隸製，也不想奴役別人，那麽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通過為政府效勞的手段，不通過占有土地的手段，也不利用金錢的手段享受別人的勞動。”
然而，作家真誠而熱烈的精神追求卻給他的家庭生活蒙上了一層陰影。表麵上看，托爾斯泰的家庭生活十分美滿。丈夫享譽文壇，妻子溫柔體貼，經濟收入頗豐，孩子的學習也已安排妥貼。這時，長子已經在莫斯科大學就讀，長女進入了美術雕塑學校，兩個稍小一點的男孩已被安排在波裏瓦諾夫私立學校讀書。平日裏，他家裏總是熱熱鬧鬧的。女主人常常舉辦晚會，賓客盈門。不僅如此，為了讓孩子更多地接觸上流社會的社交生活，索菲婭還不時帶著孩子出入各種社交場合。可是如今，上流社會的這種豪華奢侈的生活已令托爾斯泰極為反感，這必然導致他與妻子關係的裂痕。1882年2月，索菲婭在給托爾斯泰的信中寫道：
“你同休塔耶夫有能耐不特別疼愛自己的孩子，而我們這些凡人卻辦不到，而且我們也許並不願意成為一個怪人，標榜自己愛全世界，從而為自己不愛任何人作辯護。享你的清福吧！搞你的寫作吧！不必擔心。反正你在與不在都一樣，隻不過客人少些。就是在莫斯科我也很少看到你，我們的生活已經分道揚鑣了。其實這算什麽生活呢？”
雖然氣頭一過，索菲婭又會給托爾斯泰寫來情意綿綿的書信，可是她並沒有也不可能踏上托爾斯泰同樣的人生之旅，嚴峻的生活已經無情地把他們推上了兩條不同的軌道。
那年春天，托爾斯泰回到莫斯科。由於妻子的一再要求，他在城裏買了一所住宅。這所住宅位於城市的西南角，離莫斯科河不遠的老織工巷內（現為列夫·托爾斯泰街二十一號）。托爾斯泰選定這所住宅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它擁有一個麵積達一公頃的大花園，園內有高大的喬木、叢生的灌木和野花，頗有幾分野趣。園內的主樓是一幢兩層的木房。由於房間不夠托爾斯泰全家使用，托爾斯泰請人加蓋了一些附屬的建築。完工後，托爾斯泰在頂樓挑了一間麵向花園的房間作為他的書房。10月裏，全家遷入了新居。
很快，老織工巷的這幢房子也像雅斯納亞·波良納一樣，成了人們向往的地方。在以後的歲月中，許多來自國內外的人士絡繹不斷地來到這裏，拜訪他們敬仰的作家。托爾斯泰的秘書謝爾蓋延科回憶說：
“誰不曾到這所塗刷成黑褐色的不大的鄉村式的房子裏來呀！學者和作家、藝術家和演員、國務活動家和金融家、省長、教派信徒、地方自治工作者、議員、大學生、軍人、工人、農民、不同色彩和不同民族的記者。冬天裏沒有一天，老織工巷不出現前來請求會見著名的俄羅斯作家的陌生人。”
畫家列賓就是這裏的常客。托爾斯泰與列賓相識於1880年秋天，從此以後兩人建立起了終身不渝的友誼。他們常常漫步於莫斯科的林蔭大道上，作傾心的交談。列賓回憶說，托爾斯泰的“談話充滿熱情，極其激烈，我很不安，夜間甚至久久不能入睡，腦子裏縈繞著他對陳腐生活的那些尖刻議論。”當時，列賓還為托爾斯泰的《莫斯科人口調查》和《那麽我們應該怎麽辦》作了《在爾紮諾夫的一所房子裏》、《一群窮人》、《篝火旁》等插圖。
1882年4月底，托爾斯泰從格裏戈羅維奇那裏得知屠格涅夫患病的消息，十分焦急。他立即去信問候，還一度打算前往巴黎探望。屠格涅夫回信說：
“我說不出您的信是怎樣地感動了我！我要為其中的每一個詞擁抱您……至於我的生命，雖說大好時光已經過去，但我大概還得活很久。您也要長久地活下去，這不僅是為了生就是好事，而是為了完成您所擔負的，而且除您之外，我們別無他人能夠擔負的那種事業。”
遺憾的是，屠格涅夫的病情不斷惡化，終於不治。1883年6月底，屠格涅夫在病危期間，勉強支撐著，用鉛筆親手給托爾斯泰寫了一封信：
“親愛的、尊敬的列夫·尼古拉耶維奇，久未修書致候，因為我最近以及現在，幹脆地說，已處於死亡的邊緣，我已不能重新康複了——這是沒有什麽可想的。我現在親自給您寫信，為的是向您表明，我成為您的同時代人是多麽高興，並且向您表示我最後的、衷心的請求。我的朋友，回到文學事業上來吧！須知您這種才華隻能用在這方麵，用在別的方麵那就另一回事了。啊，假如我能想到，我的請求對您發生作用，我是多麽幸福！我的朋友，俄羅斯大地上的偉大作家——請聽取我的請求吧！如果您收到這張便條，請您讓我知道。請允許我再一次緊緊地、緊緊地擁抱您，您的夫人，您的所有一家人，我不能再寫了，很疲倦。”
這是屠格涅夫的最後一封信。兩個月後，他就去世了。噩耗傳來，托爾斯泰心情極為沉重。那些天裏，他的話題老是離不開屠格涅夫。他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我常常想到屠格涅夫，我非常愛他，惋惜他，我一直在讀他的作品。我每時每刻都和他生活在一起，我一定要寫點關於他的東西……”不久，俄羅斯文學愛好者學會邀請托爾斯泰參加紀念屠格涅夫的活動，托爾斯泰同意了，並準備在會上作公開演講。消息傳出，莫斯科為之轟動。可是當局十分擔心托爾斯泰的演講會產生對他們不利的巨大影響，迫使這次活動以“無限期推遲”而告終。
沙皇政府和東正教教會對托爾斯泰的言行越來越感到害怕和不滿。1882年9月中旬，當局就傳令各地，密切注意托爾斯泰與分裂教派關係上的“有害活動”。9月底，莫斯科警察局開始派特務對托爾斯泰進行秘密監視。這年12月和次年9月，托爾斯泰分別拒絕擔任克拉皮文縣貴族長和法庭陪審員的職務，此事又引起當局，包括沙皇本人的惱怒，認為對此“政府必須給予無條件的譴責，必須采取必要的措施以防止類似的、非善意的現象發生”。與此同時，托爾斯泰的《懺悔錄》、《那麽我們應該怎麽辦》等著述也均被沙皇當局明令禁止出版。莫斯科書報檢查官聲稱，那些書“極端有害”，因為它們“破壞社會和國家組織的基礎，並且根本違反教會教義”。
1883年4月的一天，雅斯納亞·波良納村發生了一場大火。整個村莊濃煙滾滾。托爾斯泰聞訊後立即趕到火場，指揮滅火。可是由於火勢過猛，而水井又太少，村裏還是有22家農舍化為灰燼。托爾斯泰十分同情農民的不幸，並盡其所能幫助他們。他在給索菲婭的信中寫道：
“我很可憐那些莊稼人，無法想象他們已經忍受而且還將忍受多少苦難，糧食全燒光了。所受損失如果以金錢計算，將超過一萬盧布。大約有兩千盧布保險金，其他一切都要靠赤手空拳籌措，生活必需品也需籌措，一家人才不致餓死。我剛剛在火災場察看了一遍。那情景淒慘可怕，而農民的生命力，他們的自力更生的精神，他們的自信心和鎮定情緒也令人驚心動魄。”
托爾斯泰給了農民造房的木料，並設法從別處用高價購得農民急需的燕麥種，以不誤春時。
盡管已遷居莫斯科，夏日裏，索菲婭還是愛帶著孩子在農村度過。那幾年，不知是誰出了個主意，在屋子的樓梯口放了個信箱，人人都可以將自己的即興創作，如幽默詩文、家事評議、趣聞軼事等投入其中，每周開啟一次。家裏人興致頗高，托爾斯泰也饒有興趣地參與了這項活動，信箱裏常常可以見到他的詼諧短文。下麵是他寫的《雅斯納亞·波良納醫院精神病患者病曆》中的兩篇：
第一號病曆（列夫·尼古拉耶維奇）具有多血質的特征。屬於平和病人科。病人狂躁，這種病症德國精神病學者稱之為癲狂。病情：他認為能夠用語言改變別人的生活。一般症狀：對整個現存製度不滿，指責所有的人（他本人除外），憤慨多言，不注意聽眾反應，常常由惱怒和憤慨轉變為不自然的流淚和感動。常見症狀：愛幹分外和無益的事，如縫靴子、擦皮鞋以及割草之類。治療辦法：對他的話置之不理，讓他從事消耗體力的勞動。第二號病曆（索菲婭·安德烈耶芙娜）“屬溫順病人科，但有時必須隔離。病人狂躁，極端焦狂。病情：病人以為凡事非她莫為，忙得團團轉也做不完。症狀：完成沒有布置的任務，回答尚未提出的問題，陳述不必要的辯白，滿足並無需要的要求。治療辦法：緊張工作。禁忌：與輕浮的上流社會人士結交。”
托爾斯泰的生活日趨平民化，他盡量自己料理自己的生活，並更多地參加一些體力勞動。為了替自己一生所過的老爺生活贖罪，從1884年起，他不再吃肉，連煙酒也戒了。托爾斯泰還把全部財產的處理權移交給了妻子，並作了公證。然而，托爾斯泰力求過簡樸生活的努力卻不為家人所理解，他的關於改變家庭生活方式的談話常常遭到家人的嘲笑和反對。1884年，托爾斯泰與家人的關係變得緊張起來。當時，托爾斯泰對家中貴族上流社會的生活方式已經厭惡之極。他在4月4日的日記中寫道：
“家裏的氣氛太讓我難受了。讓我難受的是，我不能對他們表示同情。他們的一切歡樂、考試、在社交界的成功、音樂、陳設、買到的東西，這些在我看來都是他們的不幸和惡，而我又不能這樣對他們說。我可以說，也在說，但是我的話打動不了任何人。他們明白的似乎並不是我的話的涵義，而是我有這樣說話的壞習慣。在我沮喪的時候——此刻便是——他們的無情使我驚異。他們怎麽就看不見，三年以來我不止是痛苦，而簡直是沒法活。”
他覺得自己仿佛是“一個不瘋的人住在一所由瘋人當家作主的瘋人院裏”。他渴望離開這個家，過平民生活的願望變得強烈起來。6月裏，托爾斯泰提議，將薩馬拉田莊農民還的債就地分給農民，索菲婭堅決反對。6月17日傍晚，夫妻間又發生了一次激烈的爭吵。當晚，托爾斯泰第一次離家出走，而此時索菲婭正懷著他們的又一個孩子，並即將分娩。托爾斯泰在前往圖拉的途中停住了腳步，重新回到了家中。托爾斯泰內心的矛盾和痛苦，在他次日的日記中表露無遺：
“唉！真受罪啊！我畢竟心疼她，而且我畢竟無法相信她是個十足的木頭人。正如有個人管理我們的生活事務，我卻要責備他。這太難了，也太無情了。對她無情。我眼見她日益迅速地走向毀滅，走向可怕的心靈的苦難。等到哥哥從圖拉來了，我才生平第一次對他道出了我的處境多麽可怕。”
就在那天淩晨，索菲婭生下了女兒薩莎。
家庭風波自然會有平息之時。每當此時，全家人，特別是兩個女兒（已成年的塔尼婭和剛步入少女時代的瑪莎）都與托爾斯泰親近。歡樂、諒解、和睦的氣氛使托爾斯泰感到欣慰，但是他在精神上仍然是孤獨的，因為生活很快恢複了常態。托爾斯泰時時“不無恐懼地”注視著家人“不道德的生活”；“遊手好閑和大吃大喝”；“別人為他們做一切事，而他們不為任何人，甚至不為自己做一點事”，而且，大家都認為這一切“理所當然”。因此，盡管6月裏那次沒走成，但托爾斯泰內心的這種願望卻再也沒有消失過。7月14日的日記中又出現了這樣的文字：“我真不該不走。看來這是不可避免的。雖說我非常可憐孩子們。我越來越愛他們，疼他們。”後來他還表示：“哪怕有一年時間置身在這個發瘋的家庭之外也好。”
作為托爾斯泰的妻子和一個有才幹的女人，索菲婭對丈夫的文學事業作出過幫助，並且一直深深地愛著他。即使在矛盾尖銳的1884年，索菲婭仍深情地對托爾斯泰寫道：
“忽然間，我給自己清楚地描繪出你的形象，心裏不由得湧起一陣柔情。你身上有一種那麽聰明、仁慈、天真而固執的氣質，這種氣質被你那天性所獨具的對每一個人的親切關心所照耀，也為你洞悉人們靈魂的目光所照耀。”
§§第八章 走向人民
“沒有雅斯納亞·波良納，我很難想象俄羅斯，也很難想象我和它的關係。沒有雅斯納亞·波良納，我也許能對我的祖國賴以形成的那些共同規律看得更為清楚，但是我不可能對它愛得這般深切。”
那年，他們一家在傑涅日內依街租了一套房子住下了。從那個時候開始，托爾斯泰斷斷續續地在莫斯科住了將近20個年頭。
剛到莫斯科，喧囂、擁擠的城市生活使托爾斯泰感到極為不適，而城市中懸殊的貧富差距更使世界觀激變後的托爾斯泰觸目驚心。他在10月5日的日記中寫道：“臭味，瓦礫，奢侈，貧窮，腐化，掠奪民眾的惡棍集合在一起，他們招募士兵，雇傭法官以保護他們尋歡作樂的、花天酒地的生活。人民再沒有別的辦法，隻好利用這些人的欲壑，把被奪走的東西再從他們手裏騙回來。”托爾斯泰稱自己在莫斯科度過的這頭一個月是“生平最痛苦的一個月”。索菲婭在給妹妹的信中也談到了當時的情景：
“頭兩個星期，我每天都在哭，因為列沃奇卡不僅精神委靡，而且甚至有些麻木，他不吃不睡，有時當真哭泣，我焦急得要發瘋……後來他到特維爾省去了一趟，見了那裏的老朋友巴庫寧，而後又到一個村子裏去看一個分裂教派的基督徒，回來時就沒有那麽神色沮喪了。”
這裏提到的“基督徒”，名叫休塔耶夫。休塔耶夫和他的兒子原是彼得堡的墓碑工人，當他們認為這種競爭性的職業是不道德的，就回到鄉下當了農民。休塔耶夫認為，他在農村按基督精神建立的村社體現了“按上帝意誌生活”的理想，他的信仰是“一切在於你，一切在於愛”。從這點出發，他否定任何以暴力抗惡的行為，否定官方教會和相應的宗教儀式，也不承認私有製。休塔耶夫的家人也讚同他的學說，他的兒子因拒絕服兵役而被送進了感化營。托爾斯泰從分裂教派的研究者普魯加神父那裏聽到了有關休塔耶夫的介紹，十分激動。他迫不及待地前往特維爾省拜訪了這個農民。在接觸中，休塔耶夫的質樸、真誠、堅定，為維護自己的信仰決心去承受一切苦難的行動，都令托爾斯泰感慨不已。托爾斯泰認為，盡管他與休塔耶夫是不同的兩種人，但他們有共同的信念。休塔耶夫的宗教熱情對深感孤獨的托爾斯泰是一種心靈上的安慰。那年冬天，休塔耶夫到莫斯科回訪了托爾斯泰，兩人交談十分投機，托爾斯泰引為知音。但此事卻引起了沙皇當局的警覺，憲兵二度闖進托爾斯泰的寓所，休塔耶夫被迫離開莫斯科。托爾斯泰對此十分氣憤。
不過，托爾斯泰在莫斯科也找到了誌同道合的普通人，他們是圖書管理員費奧多羅夫和教師奧爾諾夫。托爾斯泰曾在給阿列克謝耶夫的信中談到了這一點：
“住在莫斯科，對於我是非常困難的。我在這裏已經兩個多月了，還是一樣困難……起初好像我必須在兩件事情當中選擇一樣：或是放手不幹，消極地受苦，向失望屈服；或是跟罪惡和解，讓自己沉湎於賭博、閑談和喧鬧之中。可是幸而我不能幹後者，而前者又太痛苦。我看到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好好生活，總是把自己的好處轉向別人。可是即使在這裏也還是有些真正的人，上帝已經使我遇到了兩個。他（費奧多羅夫）60歲，很窮，他把一切都給了別人，總是歡快而從容。奧爾諾夫是一個受過苦的人，由於涅恰耶夫的事情，在監獄裏關了兩年，而且有病。他也過著苦行者的生活，供養九口人，生活得很合理。他是一個鐵道學校的教師。奧爾諾夫和費奧多羅夫都讀了我的書《福音書概要》，在最小的細節上，我們和休塔耶夫都完全一致。”
托爾斯泰還常常渡過莫斯科河，登上麻雀山，在郊外與伐木工人一起鋸木頭，和農民一起聊天。托爾斯泰覺得，隻有在這時他才“看見了真正的生活”，“精神就振作了”。
那年12月裏的一天，托爾斯泰頂著凜冽的寒風，前往貧民聚居的希特羅夫市場訪問。市場周圍到處是衣衫襤褸、缺衣少食，甚至隨時可能倒斃街頭的流浪漢、乞丐、妓女、失業者和農民。在利亞平免費夜店的門口早早就排起了數百名等候棲身者的長隊。托爾斯泰上前與人們攀談起來，他得知這些貧民中不少都是來自外省的農民，他們在農村待不住了，就流落到城裏打工糊口，可是工作沒了，就得挨餓、乞討，現在連回家的路費都沒有。托爾斯泰同情地給那些不幸的人們買來幾杯熱糖水和一些零錢，不料周圍的窮人蜂擁而上，這時“他們的臉一張比一張更可憐，更疲憊，更屈辱”，這一切使托爾斯泰不寒而栗。從那裏回來後，他踏上自己家裏那鋪著氈毯的樓梯，吃著有五道菜的豐盛的晚餐時，一種強烈的犯罪感控製了他：“過這種奢侈生活的我不但是罪行的縱容者，而且還是罪行的直接參與者。”當天晚上，托爾斯泰對著自己的親友，痛苦地流著淚喊道：
“不能這樣生活下去，不能！不能！”
為了更進一步地了解城市貧民的生活，次年1月，托爾斯泰又主動要求參加莫斯科的人口調查。一開始，托爾斯泰還寄望於借此“喚起富人對城市貧民的同情，收募錢財”，以幫助窮人。托爾斯泰來到了被稱為“最可怕的貧窮和墮落的巢穴”的陽溝街一帶調查。人民生活的可怕處境一次又一次地使托爾斯泰感到無比的震驚。他在《莫斯科人口調查》一文中指出，“數字和結論將是一麵鏡子”，它照出了成千上萬在死亡線上掙紮的人們的身影，但是“難道能就此止步嗎”？必須從根本上改變人民的這種生活狀況，因為“沒有任何一項事業能比掃除這種生活發展的障礙，改善這種生活更為重要的了”。在《那麽我們應該怎麽辦》一文中，托爾斯泰更為詳盡地談到了人口調查這件事給他留下的印象。他憤怒地回憶起富人們麵對他的救助呼籲的那種種冷漠和虛偽，他也痛心地譴責了自己一度還沾沾自喜的“慈善”行為。托爾斯泰以懺悔和激憤的心情寫道：
“……我居然會糊塗到那樣的地步，竟把用一隻手從窮人那裏奪來成千上萬盧布用另一隻手扔給隨意想到的人幾個戈比稱作善事。自然我要覺得羞愧了。的確，如果我穿的是貴重的裘皮大衣，或者那缺靴子穿的人看見我的住宅值兩千盧布，哪怕看見的僅僅是我隻因心血來潮就慷慨地送給別人5個盧布，那他就會知道，我這樣給錢僅僅是因為我弄到了很多的錢，多得花都花不光，而那些多餘的錢我不但什麽人也不給，而且還很容易從別人那裏奪到手。他若不把我看成占有了本應屬於他的東西的那些人中間的一個，還會把我看成什麽？他除了希望從我手裏盡可能多撈回一些從他和別人手裏奪走的盧布，還能對我有什麽別的感情？”
“……我看到由於種種我也參加了的暴力、勒索和形形色色的詭計，勞動人民的必需品正在遭到掠奪，而包括我在內的不勞動的人卻綽綽有餘地享受著別人的勞動。”
“我看到這種對他人勞動的享受又是這樣分配的：一個人或者給他留下遺產的那個人使用的詭計越是狡猾複雜，他對別人的勞動就享受得越多，自己從事的勞動也越少。”
“……我看到，十分之九的工人生活本來就緊張辛苦，如同任何自然的生活一樣，可是奪走這些人的必需品並使他們陷入艱難困苦之中的種種詭計又使這種生活變得一年比一年更辛苦，更貧困……。我看到，在我們的時代，一個工人的生活，特別是屬於勞動人口的老人、婦女和兒童的生活，因為勞動強度不斷增加而又缺乏與之相稱的營養，簡直就是在毀滅之中。這種生活連自己的基本需要都得不到保障；與此同時，在我所屬的那個不勞動的階層，生活卻一年比一年更闊綽，更奢侈，更有保障，最後對這個階層的連我在內的幸運兒來說，生活已經達到古人隻在童話故事裏幻想過的那種境地，我們成了裝有一枚用不盡的盧布的錢袋的主人……我看到，人們的勞動產品正越來越多地從勞動大眾的手裏轉到非勞動者手裏。社會結構的金字塔仿佛正在改造，要使基石移往頂端，並且這種移動正以一種幾何級數的速度不斷加快……”
這次人口調查使托爾斯泰心情沉重。為了“從可怕的莫斯科生活中清醒過來”，托爾斯泰在調查結束後就回到了雅斯納亞·波良納。但是，即使在那裏，他的心情也無法平靜，托爾斯泰強烈地希望改變自己的生活。他認為：“我們這些不但富裕而且享有特權的所謂有教養的人，在錯誤道路上已經走得太遠，因此我們要猛醒回頭。”“一個人如果當真不喜歡奴隸製，也不想奴役別人，那麽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通過為政府效勞的手段，不通過占有土地的手段，也不利用金錢的手段享受別人的勞動。”
然而，作家真誠而熱烈的精神追求卻給他的家庭生活蒙上了一層陰影。表麵上看，托爾斯泰的家庭生活十分美滿。丈夫享譽文壇，妻子溫柔體貼，經濟收入頗豐，孩子的學習也已安排妥貼。這時，長子已經在莫斯科大學就讀，長女進入了美術雕塑學校，兩個稍小一點的男孩已被安排在波裏瓦諾夫私立學校讀書。平日裏，他家裏總是熱熱鬧鬧的。女主人常常舉辦晚會，賓客盈門。不僅如此，為了讓孩子更多地接觸上流社會的社交生活，索菲婭還不時帶著孩子出入各種社交場合。可是如今，上流社會的這種豪華奢侈的生活已令托爾斯泰極為反感，這必然導致他與妻子關係的裂痕。1882年2月，索菲婭在給托爾斯泰的信中寫道：
“你同休塔耶夫有能耐不特別疼愛自己的孩子，而我們這些凡人卻辦不到，而且我們也許並不願意成為一個怪人，標榜自己愛全世界，從而為自己不愛任何人作辯護。享你的清福吧！搞你的寫作吧！不必擔心。反正你在與不在都一樣，隻不過客人少些。就是在莫斯科我也很少看到你，我們的生活已經分道揚鑣了。其實這算什麽生活呢？”
雖然氣頭一過，索菲婭又會給托爾斯泰寫來情意綿綿的書信，可是她並沒有也不可能踏上托爾斯泰同樣的人生之旅，嚴峻的生活已經無情地把他們推上了兩條不同的軌道。
那年春天，托爾斯泰回到莫斯科。由於妻子的一再要求，他在城裏買了一所住宅。這所住宅位於城市的西南角，離莫斯科河不遠的老織工巷內（現為列夫·托爾斯泰街二十一號）。托爾斯泰選定這所住宅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它擁有一個麵積達一公頃的大花園，園內有高大的喬木、叢生的灌木和野花，頗有幾分野趣。園內的主樓是一幢兩層的木房。由於房間不夠托爾斯泰全家使用，托爾斯泰請人加蓋了一些附屬的建築。完工後，托爾斯泰在頂樓挑了一間麵向花園的房間作為他的書房。10月裏，全家遷入了新居。
很快，老織工巷的這幢房子也像雅斯納亞·波良納一樣，成了人們向往的地方。在以後的歲月中，許多來自國內外的人士絡繹不斷地來到這裏，拜訪他們敬仰的作家。托爾斯泰的秘書謝爾蓋延科回憶說：
“誰不曾到這所塗刷成黑褐色的不大的鄉村式的房子裏來呀！學者和作家、藝術家和演員、國務活動家和金融家、省長、教派信徒、地方自治工作者、議員、大學生、軍人、工人、農民、不同色彩和不同民族的記者。冬天裏沒有一天，老織工巷不出現前來請求會見著名的俄羅斯作家的陌生人。”
畫家列賓就是這裏的常客。托爾斯泰與列賓相識於1880年秋天，從此以後兩人建立起了終身不渝的友誼。他們常常漫步於莫斯科的林蔭大道上，作傾心的交談。列賓回憶說，托爾斯泰的“談話充滿熱情，極其激烈，我很不安，夜間甚至久久不能入睡，腦子裏縈繞著他對陳腐生活的那些尖刻議論。”當時，列賓還為托爾斯泰的《莫斯科人口調查》和《那麽我們應該怎麽辦》作了《在爾紮諾夫的一所房子裏》、《一群窮人》、《篝火旁》等插圖。
1882年4月底，托爾斯泰從格裏戈羅維奇那裏得知屠格涅夫患病的消息，十分焦急。他立即去信問候，還一度打算前往巴黎探望。屠格涅夫回信說：
“我說不出您的信是怎樣地感動了我！我要為其中的每一個詞擁抱您……至於我的生命，雖說大好時光已經過去，但我大概還得活很久。您也要長久地活下去，這不僅是為了生就是好事，而是為了完成您所擔負的，而且除您之外，我們別無他人能夠擔負的那種事業。”
遺憾的是，屠格涅夫的病情不斷惡化，終於不治。1883年6月底，屠格涅夫在病危期間，勉強支撐著，用鉛筆親手給托爾斯泰寫了一封信：
“親愛的、尊敬的列夫·尼古拉耶維奇，久未修書致候，因為我最近以及現在，幹脆地說，已處於死亡的邊緣，我已不能重新康複了——這是沒有什麽可想的。我現在親自給您寫信，為的是向您表明，我成為您的同時代人是多麽高興，並且向您表示我最後的、衷心的請求。我的朋友，回到文學事業上來吧！須知您這種才華隻能用在這方麵，用在別的方麵那就另一回事了。啊，假如我能想到，我的請求對您發生作用，我是多麽幸福！我的朋友，俄羅斯大地上的偉大作家——請聽取我的請求吧！如果您收到這張便條，請您讓我知道。請允許我再一次緊緊地、緊緊地擁抱您，您的夫人，您的所有一家人，我不能再寫了，很疲倦。”
這是屠格涅夫的最後一封信。兩個月後，他就去世了。噩耗傳來，托爾斯泰心情極為沉重。那些天裏，他的話題老是離不開屠格涅夫。他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我常常想到屠格涅夫，我非常愛他，惋惜他，我一直在讀他的作品。我每時每刻都和他生活在一起，我一定要寫點關於他的東西……”不久，俄羅斯文學愛好者學會邀請托爾斯泰參加紀念屠格涅夫的活動，托爾斯泰同意了，並準備在會上作公開演講。消息傳出，莫斯科為之轟動。可是當局十分擔心托爾斯泰的演講會產生對他們不利的巨大影響，迫使這次活動以“無限期推遲”而告終。
沙皇政府和東正教教會對托爾斯泰的言行越來越感到害怕和不滿。1882年9月中旬，當局就傳令各地，密切注意托爾斯泰與分裂教派關係上的“有害活動”。9月底，莫斯科警察局開始派特務對托爾斯泰進行秘密監視。這年12月和次年9月，托爾斯泰分別拒絕擔任克拉皮文縣貴族長和法庭陪審員的職務，此事又引起當局，包括沙皇本人的惱怒，認為對此“政府必須給予無條件的譴責，必須采取必要的措施以防止類似的、非善意的現象發生”。與此同時，托爾斯泰的《懺悔錄》、《那麽我們應該怎麽辦》等著述也均被沙皇當局明令禁止出版。莫斯科書報檢查官聲稱，那些書“極端有害”，因為它們“破壞社會和國家組織的基礎，並且根本違反教會教義”。
1883年4月的一天，雅斯納亞·波良納村發生了一場大火。整個村莊濃煙滾滾。托爾斯泰聞訊後立即趕到火場，指揮滅火。可是由於火勢過猛，而水井又太少，村裏還是有22家農舍化為灰燼。托爾斯泰十分同情農民的不幸，並盡其所能幫助他們。他在給索菲婭的信中寫道：
“我很可憐那些莊稼人，無法想象他們已經忍受而且還將忍受多少苦難，糧食全燒光了。所受損失如果以金錢計算，將超過一萬盧布。大約有兩千盧布保險金，其他一切都要靠赤手空拳籌措，生活必需品也需籌措，一家人才不致餓死。我剛剛在火災場察看了一遍。那情景淒慘可怕，而農民的生命力，他們的自力更生的精神，他們的自信心和鎮定情緒也令人驚心動魄。”
托爾斯泰給了農民造房的木料，並設法從別處用高價購得農民急需的燕麥種，以不誤春時。
盡管已遷居莫斯科，夏日裏，索菲婭還是愛帶著孩子在農村度過。那幾年，不知是誰出了個主意，在屋子的樓梯口放了個信箱，人人都可以將自己的即興創作，如幽默詩文、家事評議、趣聞軼事等投入其中，每周開啟一次。家裏人興致頗高，托爾斯泰也饒有興趣地參與了這項活動，信箱裏常常可以見到他的詼諧短文。下麵是他寫的《雅斯納亞·波良納醫院精神病患者病曆》中的兩篇：
第一號病曆（列夫·尼古拉耶維奇）具有多血質的特征。屬於平和病人科。病人狂躁，這種病症德國精神病學者稱之為癲狂。病情：他認為能夠用語言改變別人的生活。一般症狀：對整個現存製度不滿，指責所有的人（他本人除外），憤慨多言，不注意聽眾反應，常常由惱怒和憤慨轉變為不自然的流淚和感動。常見症狀：愛幹分外和無益的事，如縫靴子、擦皮鞋以及割草之類。治療辦法：對他的話置之不理，讓他從事消耗體力的勞動。第二號病曆（索菲婭·安德烈耶芙娜）“屬溫順病人科，但有時必須隔離。病人狂躁，極端焦狂。病情：病人以為凡事非她莫為，忙得團團轉也做不完。症狀：完成沒有布置的任務，回答尚未提出的問題，陳述不必要的辯白，滿足並無需要的要求。治療辦法：緊張工作。禁忌：與輕浮的上流社會人士結交。”
托爾斯泰的生活日趨平民化，他盡量自己料理自己的生活，並更多地參加一些體力勞動。為了替自己一生所過的老爺生活贖罪，從1884年起，他不再吃肉，連煙酒也戒了。托爾斯泰還把全部財產的處理權移交給了妻子，並作了公證。然而，托爾斯泰力求過簡樸生活的努力卻不為家人所理解，他的關於改變家庭生活方式的談話常常遭到家人的嘲笑和反對。1884年，托爾斯泰與家人的關係變得緊張起來。當時，托爾斯泰對家中貴族上流社會的生活方式已經厭惡之極。他在4月4日的日記中寫道：
“家裏的氣氛太讓我難受了。讓我難受的是，我不能對他們表示同情。他們的一切歡樂、考試、在社交界的成功、音樂、陳設、買到的東西，這些在我看來都是他們的不幸和惡，而我又不能這樣對他們說。我可以說，也在說，但是我的話打動不了任何人。他們明白的似乎並不是我的話的涵義，而是我有這樣說話的壞習慣。在我沮喪的時候——此刻便是——他們的無情使我驚異。他們怎麽就看不見，三年以來我不止是痛苦，而簡直是沒法活。”
他覺得自己仿佛是“一個不瘋的人住在一所由瘋人當家作主的瘋人院裏”。他渴望離開這個家，過平民生活的願望變得強烈起來。6月裏，托爾斯泰提議，將薩馬拉田莊農民還的債就地分給農民，索菲婭堅決反對。6月17日傍晚，夫妻間又發生了一次激烈的爭吵。當晚，托爾斯泰第一次離家出走，而此時索菲婭正懷著他們的又一個孩子，並即將分娩。托爾斯泰在前往圖拉的途中停住了腳步，重新回到了家中。托爾斯泰內心的矛盾和痛苦，在他次日的日記中表露無遺：
“唉！真受罪啊！我畢竟心疼她，而且我畢竟無法相信她是個十足的木頭人。正如有個人管理我們的生活事務，我卻要責備他。這太難了，也太無情了。對她無情。我眼見她日益迅速地走向毀滅，走向可怕的心靈的苦難。等到哥哥從圖拉來了，我才生平第一次對他道出了我的處境多麽可怕。”
就在那天淩晨，索菲婭生下了女兒薩莎。
家庭風波自然會有平息之時。每當此時，全家人，特別是兩個女兒（已成年的塔尼婭和剛步入少女時代的瑪莎）都與托爾斯泰親近。歡樂、諒解、和睦的氣氛使托爾斯泰感到欣慰，但是他在精神上仍然是孤獨的，因為生活很快恢複了常態。托爾斯泰時時“不無恐懼地”注視著家人“不道德的生活”；“遊手好閑和大吃大喝”；“別人為他們做一切事，而他們不為任何人，甚至不為自己做一點事”，而且，大家都認為這一切“理所當然”。因此，盡管6月裏那次沒走成，但托爾斯泰內心的這種願望卻再也沒有消失過。7月14日的日記中又出現了這樣的文字：“我真不該不走。看來這是不可避免的。雖說我非常可憐孩子們。我越來越愛他們，疼他們。”後來他還表示：“哪怕有一年時間置身在這個發瘋的家庭之外也好。”
作為托爾斯泰的妻子和一個有才幹的女人，索菲婭對丈夫的文學事業作出過幫助，並且一直深深地愛著他。即使在矛盾尖銳的1884年，索菲婭仍深情地對托爾斯泰寫道：
“忽然間，我給自己清楚地描繪出你的形象，心裏不由得湧起一陣柔情。你身上有一種那麽聰明、仁慈、天真而固執的氣質，這種氣質被你那天性所獨具的對每一個人的親切關心所照耀，也為你洞悉人們靈魂的目光所照耀。”
§§第八章 走向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