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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實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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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危機
我身上發生了激變。創造生活的勞動人民的行動在我看來是唯一真正的事業。我明白了，這種生活所具有的意義是真理，所以我就接受了它。
right——托爾斯泰：《懺悔錄》
#####
社會生活的劇烈動蕩、俄國鄉村舊基礎的急劇破壞、農民生活的進一步赤貧化，這一切都引起托爾斯泰的嚴重關注。70年代末，托爾斯泰日益強烈地表現出對人民不幸的憂慮和對自己生活狀況的不滿，一種早已醞釀的精神危機出現了。
索菲婭在1878年底給妹妹丹尼婭的信中寫道：“列沃奇卡現在一古腦兒鑽進了寫作，他的眼珠直愣愣的，顯得奇怪；他幾乎不跟人說話，與世無爭，完全失去料理生活的能力。”托爾斯泰苦苦地思索著人生的意義。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想搞清楚：
“一、我活著是為什麽？二、我的生命和一切生命的原因是什麽？三、我的生命和一切生命的目的是什麽？四、我感到自己身上善與惡各占一半，這意味著什麽？為了什麽？五、我應該怎樣生活？六、何謂死？這些問題最概括和最全麵的說法就是：我怎樣拯救自己？我感到自己正在死亡。方生方死，我愛生活，害怕死——我怎樣拯救自己呢？”
托爾斯泰對宗教和道德問題的興趣與日俱增，他渴望為自己找到一種能擺脫危機的信仰。這種痛苦的求索過程後來在他的1882年問世的《懺悔錄》中最清楚不過地顯示了出來：
“……五年前我身上開始出現一種奇怪的現象。起先，我有些迷惑不解，生命停頓了，似乎我不知道我該怎樣活著，該做什麽，我惶惶不安，心情抑鬱。但這種時候一過去，我還像原來一樣活著。後來，迷惑不解的時刻越來越頻繁，而且總是具有相同的形式。這種生命的停頓常常以相同的問題表現出來：為什麽？那麽以後會怎樣？”
“我知道這不是偶然的不舒服，而是某種非常重要的現象。我知道，如果這些問題老是提出來，那就應該回答它們。因此我企圖回答。這些問題看起來是那麽愚蠢、簡單、幼稚，而一旦接觸它們，並企圖解決，我便確信：第一，這不是幼稚和愚蠢的問題，而是生活中最重要最深刻的問題；第二，不管我如何絞盡腦汁，我都無法解決它們。在管理薩馬拉的田產、教育兒子、著書立說之前，應該知道我做這些事的目的。在目的不明確之前，我是什麽也不能做的……”
“生命已經使我厭煩，某種難以克製的力量誘使我找機會擺脫它。不能說我想自殺。誘使我擺脫生命的力量比生的欲望更強大，更充沛，更帶有一般性。這種力量和原先求生的力量相仿佛，隻不過方向截然相反罷了。我竭盡全力要拋棄生命。自殺的念頭自然而然地產生了，就好比過去產生過改善生命的念頭一樣。這個念頭的誘惑力很強，為了避免貿然實現這種想法，我不得不采取一些巧妙的辦法來對付自己。我之所以不願意倉猝行事，隻是因為希望全力以赴地去解開這個疙瘩！我對自己說，如果疙瘩解不開，再幹也不晚。因此，那時候，我——一個幸福的人——在自己的房間裏（我每天晚上一個人在這裏），脫下衣服就把帶子拿出去，生怕會吊死在衣櫃的橫梁上。我也不再帶獵槍打獵了，因為擔心不能控製自己而用這種極簡單的辦法擺脫生命。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要什麽，我害怕生命，力圖擺脫它，同時又對它抱有某種希望……”
“‘但是，也許我看得不全麵，有些東西我不理解？’我三番五次地對自己說。‘絕望情緒不可能人所固有的。’於是，我在人們已經獲得全部知識中尋求我的問題的答案。我痛苦地、長久地探索，並不是出於無謂的獵奇，也不是泛泛的探索，而是痛苦的、頑強的、日夜不停的探索，好像一個氣息奄奄的人求生，結果一無所得。我在一切知識中尋找答案，不僅沒有找到，反而堅信，和我一樣在知識中尋找答案的那些人同樣是一無所得……”
我的問題，使我在50歲的時候要自殺的問題，是從無知的嬰兒到大智大慧的老人心裏都有一個最簡單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便不可能活下去，就像我在實際中體驗到的那樣。問題是這樣的：我目前所做的、將來要做的一切會產生什麽結果，我的全部生命會產生什麽結果？
“我在知識中得不到解釋，便開始在生活中尋求解釋，指望在我周圍的人身上找到它。於是我開始觀察人——和我一樣的人，觀察他們在我周圍怎樣生活，怎樣對待把我引入絕望境地的那個問題……我發現，對我這樣的人來說，要擺脫我們的可怕的處境，有四種辦法。第一種辦法是渾渾噩噩。它的實質在於，對生命是罪惡和荒謬一無所知，毫不理解……第二種辦法是尋歡作樂。它的實質在於，因為了解生命沒有指望，便享用現有的幸福……第三種辦法是使用強力手段。它的實質在於，理解生命是罪惡和荒謬之後，就把它毀滅……第四種辦法是無所作為。它的實質在於，理解到生命的罪惡和荒謬之後，繼續苟延殘生……我就是屬於這一類人……”
“那時我覺得，我所屬的那個由學者、富人、有閑者構成的狹隘圈子就是整個人類，而億萬前人和今人則不值一提，他們是某種畜類，而不是人。由於理智高傲的錯誤，我曾經毫不懷疑我和所羅門、叔本華一起提出的問題，非常正確和真誠，而且不可能有別的問題。我也不懷疑，億萬人都是還不能透徹理解這個問題的深度的人。但由於我對真正的勞動人民有一種奇怪的生理上的好感，我便理解他們，並且看到，他們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愚蠢。我感到，如果我想活下去並理解生命的意義，我就不應該向那些已經喪失生命意義並想自殺的人，而應該向億萬前人和今人，構成生活並把自己的與我們的生活擔在肩上的人那兒去尋找生命的意義……”
“除了原先我以為是唯一的認識，即合乎理性的認識之外，我必然要承認，整個生存著的人類還有另一種認識，一種不合乎理性的認識，即宗教信仰，它使人能夠生存下去。對我來說，宗教信仰仍然和過去一樣缺乏理性，但我不能不承認，隻有它給人類提供了生命問題的答案，使生存成為可能。”
正是在這樣一種思想傾向的導引下，70年代末，托爾斯泰潛心研讀各種哲學和宗教問題的書籍，並不斷走訪教堂和修道院，同神父、主教、修道士和神學家等進行廣泛的交談。1879年6月，托爾斯泰訪問了基輔山洞修道院，參觀了大教堂，與在山洞中隱修的修士談了話，可是，他覺得此行“獲益甚少”；9月，托爾斯泰又來到莫斯科，會見了莫斯科宗教界的首領人物阿列克謝主教和馬卡利主教；10月，他走訪了謝爾蓋三一大教堂，與教堂住持列昂尼德作了交談；12月，托爾斯泰又與圖拉省的大主教尼坎德爾見了麵，兩人就宗教問題深入地交換了意見。這一係列的訪問和交談，使托爾斯泰深感失望。他寫道：
“盡管我作出一切可能的讓步，避免爭論，我仍不能接受這些人的宗教信仰，因為我發現，被他們當做宗教信仰的，不是對生命意義的一種說明，而是一種模糊的概念。他們自己肯定自己的宗教信仰，並不是為了回答把我引向宗教信仰的生命問題，而是為了某種別的與我格格不入的目的。我清楚地感到，他們在欺騙自己，他們像我一樣，除了能活著便是活著，凡是能到手的東西都不放過以外，不存在其他的生命意義。他們的宗教信仰不是宗教信仰，而僅僅是生活中一種伊壁鳩魯式的安慰。它對生來不是享受別人的勞動，而是創造生活的人類大多數毫無用處。”
由此，托爾斯泰對東正教以及東正教教會的信念動搖了。1879年10月，托爾斯泰首次在自己的筆記本上寫下了這樣的話：“從3世紀末以及更早的時期開始，教會就是一連串的謊言、殘忍和欺騙。”在11月和12月間，他又寫了《教會與宗教》《基督徒可以做什麽，不可以做什麽》這兩篇文章，強調官方教會與福音教義的南轅北轍。1880年1月，托爾斯泰在致亞曆山德拉的信中明確表示：
“……關鍵在於您的宗教信仰就是信仰我們的教會，我不了解，也不同情這種信仰。要我信奉在我看來是謊言的東西，是不可能的。不僅如此，強使自己信奉自己不可能信奉、不需要信奉的東西，是同真正的信仰截然相反的行為。這是褻瀆，也是為世界的統治者效勞。”
也就在這時，托爾斯泰決定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著手寫作《懺悔錄》和《教條神學批判》。
托爾斯泰曾經有過一段遵守教會儀式，十分虔誠地去教堂讀經行禮、齋戒祈禱的日子。但是，這時他開始強烈地意識到教會儀式的虛偽。在教堂，當神父強迫托爾斯泰承認咽下去的葡萄酒和小麥麵包是上帝的血和肉時，他“心疼得像刀割一樣”。托爾斯泰抗議說，這“是對某個顯然從來都不知道信仰為何物的人的殘酷要求”，它“已經遠遠超過了虛偽的調子”。當時，在托爾斯泰家任家庭教師的阿列克謝耶夫生動地描述過托爾斯泰從教堂回來時的沉重心情和後來主動放棄齋戒的詳情細節。托爾斯泰談到，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盡管有這些懷疑和痛苦，我仍然信奉東正教。但出現了一些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而教會對這些問題的解決是與我賴以生存的信仰基礎相反的，造就迫使我徹底斷絕了與東正教的聯係”。托爾斯泰發現，教會殘酷地迫害所謂“異教徒”，狂熱地支持政府發動戰爭和鎮壓人民的行徑，而所有這一切都是“以信仰的名義所作的”。托爾斯泰斷言，官方教會和沙皇政權都是與真正的信仰格格不入的。他寫道：
“信仰否定政權和政府——戰爭、處死、搶劫、盜竊，而這一切都是政府的本質，所以政府不能不壓迫信仰。如果不壓迫——鳥就要飛跑了。”
80年代初期，托爾斯泰繼續全身心地沉浸在對生命的意義以及相關的宗教道德問題的思考和寫作之中。索菲婭在致妹妹丹尼婭的信中說：
“列沃奇卡一個勁兒從事他所謂的‘工作’，可是，天啦！他寫宗教見解，讀書、思索，弄得頭痛腦脹，這一切全都是為了證明教會與福音書上的學說不符。在俄羅斯未必能找出十個對此感興趣的人。但是有什麽辦法呢！我隻存一個希望，希望他盡快結束這種狀態，希望這種狀態像疾病一樣盡快過去。”
當時，把托爾斯泰的舉動看作“疾病”的不單單是他的妻子，他的一些友人也這樣認為。
1880年春天，屠格涅夫回到俄國參加紀念普希金誕辰80周年的慶祝活動。受主持這次活動的委員會的委托，屠格涅夫專程前往雅斯納亞·波良納，邀請托爾斯泰參加這次文壇盛會和普希金紀念碑的揭幕典禮。和前幾次一樣，屠格涅夫受到了托爾斯泰一家的熱情款待，但是他的使命卻未能完成。托爾斯泰斷然拒絕了邀請，拒絕的理由不僅在於托爾斯泰向來對那種充滿著做作的熱心的紀念活動不感興趣，還在於這時他對包括普希金在內的俄國文學開始有了新的評價；更主要的是，托爾斯泰覺得這件事與他正在進行的生命意義的探索相比顯然是不重要的。屠格涅夫帶回的消息令文藝界震驚，覺得不可思議。更有甚者，如格裏戈羅維奇幹脆揚言：“托爾斯泰快要瘋了，也許已經完全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想前往雅斯納亞·波良納拜訪托爾斯泰，這是他多年來未了的心願。但是，剛從那裏回來的屠格涅夫勸阻了他，說是托爾斯泰現在隻關心宗教的問題，對任何談話都毫無興趣。那年5月底，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給妻子的信中說：“關於列夫·托爾斯泰，卡特科夫說：聽說他完全瘋了。尤裏耶夫鼓動我前往雅斯納亞·波良納探望他。但是我不會去的，雖然此行可能很有意思。”遺憾的是，8個月以後，陀思妥耶夫斯基與世長辭了。俄羅斯的兩位同時代的偉大作家竟然未能見上一麵。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經用最熱誠的語言讚美過托爾斯泰和他的作品，而托爾斯泰也對陀思妥耶夫斯基抱有真摯的好感。1881年2月，托爾斯泰在致斯特拉霍夫的信中寫道：
“……我多麽希望傾訴自己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感想！我從未同他見過麵，也從來不曾同他有過直接聯係。突然，他與世長辭，我這才恍然大悟，他是我最親近、最珍貴、最需要的人。我從來沒有想到要同他爭一日之雄，從來沒有。他寫的東西（優秀的、真正有價值的東西）越多越好。藝術成就高的作品引起我嫉妒，他的智能也使我妒忌，但是我心裏卻隻有高興。我一直把他當做自己的朋友，一直以為我們會見麵的，暫時雖尚未見麵，終有握手言歡之日。現在噩耗傳來，他溘然長逝了！一根支撐我的柱石坍塌了。我如五雷轟頂，不知所措，但隨即清楚地認識到他對我來說十分珍貴，不禁潸然淚下，現在也還在落淚……”
這時期，俄國的政治形勢相當尖銳。70年代末80年代初，軍事捐稅的重擔、農業的普遍欠收和農村社會分化的加快，迫使大量破產的農民起來反抗，農民運動再次高漲。與此同時，民意黨人的暗殺活動也連連得手，直至1881年3月刺殺了沙皇亞曆山大二世。托爾斯泰密切注意著事態的發展，並且經常參觀監獄、法庭、收容所等處，從中深刻地感受到了人民的痛苦的呼聲和沙皇政權的暴虐。托爾斯泰敏銳地指出，當時的社會狀況已經十分危急，“人滿為患的西伯利亞，監獄，戰爭，絞架，人民的貧困，當局的褻瀆神聖事物，貪婪和殘酷的行為”。他雖然不讚成恐怖行為，但認為這“好像是革命的先兆”。當然，基於自己的宗教道德學說，托爾斯泰未能從中引出正確的結論。托爾斯泰試圖超脫於鬥爭的雙方之外，用基督教的博愛和寬恕精神來調和雙方的矛盾。他主張“不要叫任何人傷心、受辱，不要使任何人——劊子手也好，重利盤剝者也好——感到不愉快，相反要愛這些人”。托爾斯泰為被捕的民意黨人不安，甚至夜不能寐，同時又為被刺殺的憲兵團長梅增采夫感到“非常痛苦”。他還天真地寄望於新上台的沙皇也能和他一樣具有“愛、寬恕和以善報惡的理想”。
老沙皇被刺殺後，傳出了要對謀刺者處以絞刑的消息。托爾斯泰聽了大為震驚，覺得“用恐怖行為報複恐怖行為，還是產生恐怖行為”。於是，他立即執筆寫了一封長信給新沙皇，請求“以善報惡”，赦免那些被捕的民意黨人，信由斯特拉霍夫轉到了官方教會的頭目波別多諾斯采夫手中。波別多諾斯采夫拒絕轉交，後又通過謝爾基烏斯大公的手到了沙皇那裏。沙皇不僅未予理睬，而且惡狠狠地表示：“看誰敢向我提出這樣的建議，所有的人都將被絞死。”不久，這些民意黨人全部被處決。托爾斯泰的博愛主張在現實生活中再次碰壁。這使渴望不去“責難別人”、“溫和、馴服和容忍不愉快的人”的托爾斯泰發出了痛苦的抗議：“絞死人——應該的，鞭笞人——應該的，民眾怎能不造反呢？”當然，托爾斯泰並不讚成暴力革命，他更急於做的還是“拯救自己的靈魂”。
1881年6月，托爾斯泰第二次前往奧普京修道院，隨行的有他的仆人阿爾布佐夫。與上一次不同，這次托爾斯泰身穿粗布衣，腳蹬樹皮鞋，肩背布行囊，一身農民打扮，徒步前往。他渴望在普通人的世界裏，在與那些“貧窮、樸實、沒有學問而有信仰”的農民、朝聖者和異教徒的廣泛接觸中，獲得“對於靈魂（人生觀）是何等重要和有益”的真正的信仰。一路上，他們風餐露宿，十分辛苦。但是，托爾斯泰覺得收獲頗豐。他認為：“在我的生活中，5年來的努力都獻給了這10天。”托爾斯泰感到高興的是，人們把他看作是一個普通的朝聖者。一個趕馬車的農民隨意地招呼他：“老大爺！上哪兒去呀？”“到奧普京去。”“你們要在那裏住下嗎？”就是在許多類似的無拘無束的交談中，他進一步了解了真正的人民的生活，確定了自己對生活的看法，他深深地為“上帝的、宏大的、真正的人類世界”所吸引，這是勞動人民生活的世界，而“並非我們為自己安排的，盡管跑遍了全球卻始終沒有從其中走出去的那個世界”。托爾斯泰在奧普京修道院裏卻沒待多久，他與長老阿姆弗羅西的交談很不投機，長老勸托爾斯泰懺悔，並重新回到教會的懷抱來。托爾斯泰的態度從他7月份致拉欽斯基的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寫道：
“我認為自己是基督徒。耶穌基督的學說是我的生活基礎。如果我在這點上猶疑不定，我就不能生存。但是，東正教和政權糾結在一起，我覺得這是一切誘惑的根源，它阻礙人們看見上帝的真理。”
托爾斯泰後來回憶說：“1881年這個時期，對我來說乃是從內心上改變我的整個人生觀的一段最為緊張熱烈的時期。”托爾斯泰從70年代末開始的精神危機終於導致了他的世界觀的激變。1881年完稿的《懺悔錄》、以及以後不久完成的《我的信仰是什麽》《那麽我們應該怎麽辦》等長篇論文不僅清晰地顯示了他的精神危機的演變過程，而且明確地表明了作家與舊的生活方式決裂後的新的人生態度和宗教道德主張。這裏仍然有必要引述一下被屠格涅夫稱之為“就誠懇、真實和說服力而言都十分出色的作品”——《懺悔錄》的原文：
“……我身上發生了激變。這激變早就在我身上醞釀著，它的萌芽一直存在。情況是這樣發生的：我的圈子——富人和有學問的人的生活，不僅使我厭惡，而且喪失了任何意義。我的一切行為、議論、科學、藝術在我看來都是胡鬧。我明白了，從這方麵去尋找生命的意義是不行的。創造生活的勞動人民的行動在我看來是唯一真正的事業。我明白了，這種生活所具有的意義是真理，所以我就接受了它。”
“……我終於衝破自己的特殊性，看到平凡的勞動人民的真正的生活，並且懂得隻有它是真正的生活，我才得救了。我懂了，如果我要理解生命和它的意義，我就不能過寄生蟲的生活，而應該過一種真正的生活。隻有接受了真正的人類賦予生命的意義，並與這種生命融合之後，我才能檢驗這意義是否正確……”
“……這一激變在我身上是何時又是如何完成的，我說不清楚。生命的力量在我身上不知不覺地、逐漸地消失，我得出了不可能活下去、要使生命停頓、要自殺的結論。生命力量的恢複也是這樣，是逐漸的、難以覺察的。而且很奇怪，在我身上恢複的生命力量不是一種新的，而是最老的——就是在我生命的初期吸引著我的那種力量。我在一切方麵又回到最初的、童年和青年的時代。我回複到對一種意誌的信仰，這種意誌使我誕生並對我抱有希望。我回複到我生命的主要的和唯一的目的：成為更好的人，也就是讓生活和這種意誌更相一致些。我回複到能夠從人類在我不了解的遠古時代為自己製定的指導原則中，找到這一意誌的表現，也就是說，我恢複了對上帝、對道德完善，對表現了生命意誌的傳說的信仰。區別僅僅在於，以前這一切都是不自覺地被接受的，而現在我認識到，如果沒有這一切，我便不能生活。”
“我與我的圈子裏的生活決裂了，因為我承認，這不是生活，而僅僅是生活的影子。我們的生活的富裕條件剝奪了我們理解生命的可能性。為了理解生命，我應該理解的不是特殊的生命，不是我們這些生命的寄生蟲，而是普通勞動人民的生命，是創造生命的人，是他們賦予生命的那種意義。在我周圍的普通勞動人民是俄羅斯人民，我求助於他們並研究他們賦予生命的那種意義。這種意義，如果可以表述的話，是這樣的：任何一個人都是按照上帝的旨意來到世界上。上帝創造了人，使他既可以毀滅自己的靈魂，也可挽救自己的靈魂，必須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而要按上帝的旨意生活，就必須拋棄生活中的一切歡樂，要勞動、馴服、忍耐，有憐憫心……”
“我不再懷疑，而是完全確信，我所讚成的那種信仰不完全是真理。要是在過去，我會說，一切教義都是虛偽的，而現在就不能這樣說。全體人民認識了真理，這是無疑的，不然他們便不能生存。此外，對真理的認識我已經能夠理解，我已經以此為生並感到了它的正確，但其中也有錯誤，在這方麵我不能懷疑。因此我應該找出真理和謬誤，並把它們區分開來。”
托爾斯泰的精神危機及其激變是他長期思想探索的結果。托爾斯泰終於找到了擺脫危機的出路，那就是接受人民，更準確地說，是學習農民的信仰，而正是在這種信仰中孕育了托爾斯泰晚年世界觀矛盾的社會曆史根源。托爾斯泰從學習農民的立場出發，徹底否定了貴族階級的寄生生活，並用禁欲主義的觀點譴責了自己過去的全部生活。托爾斯泰更為猛烈地抨擊了一切為統治階級服務的現存秩序。他在一封致朋友的信中稱專製製度是一種“惡劣的形式”，而官方教會則是“非常惡劣的形式”。他還認為私有製是“世界上全部可怕的邪惡”產生的根源。但同時，托爾斯泰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以“清洗過的宗教”為核心的政治道德主張。如他認為，最重要的問題是“拯救靈魂”，反省自己的罪惡，恢複真正的基督教教義；公開的揭露和消極的反抗是同邪惡作鬥爭的唯一合理的手段；否定政治鬥爭和革命暴力的意義，把個人的道德自我完善視作改造人和人類的最好途徑，等等。所有這一切，無疑是一個交織著作家對沙皇政權、官方教會的“熱烈的憎恨”和對“勿以暴力抗惡”的學說的積極宣揚的混合體。這種矛盾深刻地影響了托爾斯泰世界觀激變之後的生活和創作道路。
right——托爾斯泰：《懺悔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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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生活的劇烈動蕩、俄國鄉村舊基礎的急劇破壞、農民生活的進一步赤貧化，這一切都引起托爾斯泰的嚴重關注。70年代末，托爾斯泰日益強烈地表現出對人民不幸的憂慮和對自己生活狀況的不滿，一種早已醞釀的精神危機出現了。
索菲婭在1878年底給妹妹丹尼婭的信中寫道：“列沃奇卡現在一古腦兒鑽進了寫作，他的眼珠直愣愣的，顯得奇怪；他幾乎不跟人說話，與世無爭，完全失去料理生活的能力。”托爾斯泰苦苦地思索著人生的意義。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想搞清楚：
“一、我活著是為什麽？二、我的生命和一切生命的原因是什麽？三、我的生命和一切生命的目的是什麽？四、我感到自己身上善與惡各占一半，這意味著什麽？為了什麽？五、我應該怎樣生活？六、何謂死？這些問題最概括和最全麵的說法就是：我怎樣拯救自己？我感到自己正在死亡。方生方死，我愛生活，害怕死——我怎樣拯救自己呢？”
托爾斯泰對宗教和道德問題的興趣與日俱增，他渴望為自己找到一種能擺脫危機的信仰。這種痛苦的求索過程後來在他的1882年問世的《懺悔錄》中最清楚不過地顯示了出來：
“……五年前我身上開始出現一種奇怪的現象。起先，我有些迷惑不解，生命停頓了，似乎我不知道我該怎樣活著，該做什麽，我惶惶不安，心情抑鬱。但這種時候一過去，我還像原來一樣活著。後來，迷惑不解的時刻越來越頻繁，而且總是具有相同的形式。這種生命的停頓常常以相同的問題表現出來：為什麽？那麽以後會怎樣？”
“我知道這不是偶然的不舒服，而是某種非常重要的現象。我知道，如果這些問題老是提出來，那就應該回答它們。因此我企圖回答。這些問題看起來是那麽愚蠢、簡單、幼稚，而一旦接觸它們，並企圖解決，我便確信：第一，這不是幼稚和愚蠢的問題，而是生活中最重要最深刻的問題；第二，不管我如何絞盡腦汁，我都無法解決它們。在管理薩馬拉的田產、教育兒子、著書立說之前，應該知道我做這些事的目的。在目的不明確之前，我是什麽也不能做的……”
“生命已經使我厭煩，某種難以克製的力量誘使我找機會擺脫它。不能說我想自殺。誘使我擺脫生命的力量比生的欲望更強大，更充沛，更帶有一般性。這種力量和原先求生的力量相仿佛，隻不過方向截然相反罷了。我竭盡全力要拋棄生命。自殺的念頭自然而然地產生了，就好比過去產生過改善生命的念頭一樣。這個念頭的誘惑力很強，為了避免貿然實現這種想法，我不得不采取一些巧妙的辦法來對付自己。我之所以不願意倉猝行事，隻是因為希望全力以赴地去解開這個疙瘩！我對自己說，如果疙瘩解不開，再幹也不晚。因此，那時候，我——一個幸福的人——在自己的房間裏（我每天晚上一個人在這裏），脫下衣服就把帶子拿出去，生怕會吊死在衣櫃的橫梁上。我也不再帶獵槍打獵了，因為擔心不能控製自己而用這種極簡單的辦法擺脫生命。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要什麽，我害怕生命，力圖擺脫它，同時又對它抱有某種希望……”
“‘但是，也許我看得不全麵，有些東西我不理解？’我三番五次地對自己說。‘絕望情緒不可能人所固有的。’於是，我在人們已經獲得全部知識中尋求我的問題的答案。我痛苦地、長久地探索，並不是出於無謂的獵奇，也不是泛泛的探索，而是痛苦的、頑強的、日夜不停的探索，好像一個氣息奄奄的人求生，結果一無所得。我在一切知識中尋找答案，不僅沒有找到，反而堅信，和我一樣在知識中尋找答案的那些人同樣是一無所得……”
我的問題，使我在50歲的時候要自殺的問題，是從無知的嬰兒到大智大慧的老人心裏都有一個最簡單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便不可能活下去，就像我在實際中體驗到的那樣。問題是這樣的：我目前所做的、將來要做的一切會產生什麽結果，我的全部生命會產生什麽結果？
“我在知識中得不到解釋，便開始在生活中尋求解釋，指望在我周圍的人身上找到它。於是我開始觀察人——和我一樣的人，觀察他們在我周圍怎樣生活，怎樣對待把我引入絕望境地的那個問題……我發現，對我這樣的人來說，要擺脫我們的可怕的處境，有四種辦法。第一種辦法是渾渾噩噩。它的實質在於，對生命是罪惡和荒謬一無所知，毫不理解……第二種辦法是尋歡作樂。它的實質在於，因為了解生命沒有指望，便享用現有的幸福……第三種辦法是使用強力手段。它的實質在於，理解生命是罪惡和荒謬之後，就把它毀滅……第四種辦法是無所作為。它的實質在於，理解到生命的罪惡和荒謬之後，繼續苟延殘生……我就是屬於這一類人……”
“那時我覺得，我所屬的那個由學者、富人、有閑者構成的狹隘圈子就是整個人類，而億萬前人和今人則不值一提，他們是某種畜類，而不是人。由於理智高傲的錯誤，我曾經毫不懷疑我和所羅門、叔本華一起提出的問題，非常正確和真誠，而且不可能有別的問題。我也不懷疑，億萬人都是還不能透徹理解這個問題的深度的人。但由於我對真正的勞動人民有一種奇怪的生理上的好感，我便理解他們，並且看到，他們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愚蠢。我感到，如果我想活下去並理解生命的意義，我就不應該向那些已經喪失生命意義並想自殺的人，而應該向億萬前人和今人，構成生活並把自己的與我們的生活擔在肩上的人那兒去尋找生命的意義……”
“除了原先我以為是唯一的認識，即合乎理性的認識之外，我必然要承認，整個生存著的人類還有另一種認識，一種不合乎理性的認識，即宗教信仰，它使人能夠生存下去。對我來說，宗教信仰仍然和過去一樣缺乏理性，但我不能不承認，隻有它給人類提供了生命問題的答案，使生存成為可能。”
正是在這樣一種思想傾向的導引下，70年代末，托爾斯泰潛心研讀各種哲學和宗教問題的書籍，並不斷走訪教堂和修道院，同神父、主教、修道士和神學家等進行廣泛的交談。1879年6月，托爾斯泰訪問了基輔山洞修道院，參觀了大教堂，與在山洞中隱修的修士談了話，可是，他覺得此行“獲益甚少”；9月，托爾斯泰又來到莫斯科，會見了莫斯科宗教界的首領人物阿列克謝主教和馬卡利主教；10月，他走訪了謝爾蓋三一大教堂，與教堂住持列昂尼德作了交談；12月，托爾斯泰又與圖拉省的大主教尼坎德爾見了麵，兩人就宗教問題深入地交換了意見。這一係列的訪問和交談，使托爾斯泰深感失望。他寫道：
“盡管我作出一切可能的讓步，避免爭論，我仍不能接受這些人的宗教信仰，因為我發現，被他們當做宗教信仰的，不是對生命意義的一種說明，而是一種模糊的概念。他們自己肯定自己的宗教信仰，並不是為了回答把我引向宗教信仰的生命問題，而是為了某種別的與我格格不入的目的。我清楚地感到，他們在欺騙自己，他們像我一樣，除了能活著便是活著，凡是能到手的東西都不放過以外，不存在其他的生命意義。他們的宗教信仰不是宗教信仰，而僅僅是生活中一種伊壁鳩魯式的安慰。它對生來不是享受別人的勞動，而是創造生活的人類大多數毫無用處。”
由此，托爾斯泰對東正教以及東正教教會的信念動搖了。1879年10月，托爾斯泰首次在自己的筆記本上寫下了這樣的話：“從3世紀末以及更早的時期開始，教會就是一連串的謊言、殘忍和欺騙。”在11月和12月間，他又寫了《教會與宗教》《基督徒可以做什麽，不可以做什麽》這兩篇文章，強調官方教會與福音教義的南轅北轍。1880年1月，托爾斯泰在致亞曆山德拉的信中明確表示：
“……關鍵在於您的宗教信仰就是信仰我們的教會，我不了解，也不同情這種信仰。要我信奉在我看來是謊言的東西，是不可能的。不僅如此，強使自己信奉自己不可能信奉、不需要信奉的東西，是同真正的信仰截然相反的行為。這是褻瀆，也是為世界的統治者效勞。”
也就在這時，托爾斯泰決定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著手寫作《懺悔錄》和《教條神學批判》。
托爾斯泰曾經有過一段遵守教會儀式，十分虔誠地去教堂讀經行禮、齋戒祈禱的日子。但是，這時他開始強烈地意識到教會儀式的虛偽。在教堂，當神父強迫托爾斯泰承認咽下去的葡萄酒和小麥麵包是上帝的血和肉時，他“心疼得像刀割一樣”。托爾斯泰抗議說，這“是對某個顯然從來都不知道信仰為何物的人的殘酷要求”，它“已經遠遠超過了虛偽的調子”。當時，在托爾斯泰家任家庭教師的阿列克謝耶夫生動地描述過托爾斯泰從教堂回來時的沉重心情和後來主動放棄齋戒的詳情細節。托爾斯泰談到，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盡管有這些懷疑和痛苦，我仍然信奉東正教。但出現了一些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而教會對這些問題的解決是與我賴以生存的信仰基礎相反的，造就迫使我徹底斷絕了與東正教的聯係”。托爾斯泰發現，教會殘酷地迫害所謂“異教徒”，狂熱地支持政府發動戰爭和鎮壓人民的行徑，而所有這一切都是“以信仰的名義所作的”。托爾斯泰斷言，官方教會和沙皇政權都是與真正的信仰格格不入的。他寫道：
“信仰否定政權和政府——戰爭、處死、搶劫、盜竊，而這一切都是政府的本質，所以政府不能不壓迫信仰。如果不壓迫——鳥就要飛跑了。”
80年代初期，托爾斯泰繼續全身心地沉浸在對生命的意義以及相關的宗教道德問題的思考和寫作之中。索菲婭在致妹妹丹尼婭的信中說：
“列沃奇卡一個勁兒從事他所謂的‘工作’，可是，天啦！他寫宗教見解，讀書、思索，弄得頭痛腦脹，這一切全都是為了證明教會與福音書上的學說不符。在俄羅斯未必能找出十個對此感興趣的人。但是有什麽辦法呢！我隻存一個希望，希望他盡快結束這種狀態，希望這種狀態像疾病一樣盡快過去。”
當時，把托爾斯泰的舉動看作“疾病”的不單單是他的妻子，他的一些友人也這樣認為。
1880年春天，屠格涅夫回到俄國參加紀念普希金誕辰80周年的慶祝活動。受主持這次活動的委員會的委托，屠格涅夫專程前往雅斯納亞·波良納，邀請托爾斯泰參加這次文壇盛會和普希金紀念碑的揭幕典禮。和前幾次一樣，屠格涅夫受到了托爾斯泰一家的熱情款待，但是他的使命卻未能完成。托爾斯泰斷然拒絕了邀請，拒絕的理由不僅在於托爾斯泰向來對那種充滿著做作的熱心的紀念活動不感興趣，還在於這時他對包括普希金在內的俄國文學開始有了新的評價；更主要的是，托爾斯泰覺得這件事與他正在進行的生命意義的探索相比顯然是不重要的。屠格涅夫帶回的消息令文藝界震驚，覺得不可思議。更有甚者，如格裏戈羅維奇幹脆揚言：“托爾斯泰快要瘋了，也許已經完全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想前往雅斯納亞·波良納拜訪托爾斯泰，這是他多年來未了的心願。但是，剛從那裏回來的屠格涅夫勸阻了他，說是托爾斯泰現在隻關心宗教的問題，對任何談話都毫無興趣。那年5月底，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給妻子的信中說：“關於列夫·托爾斯泰，卡特科夫說：聽說他完全瘋了。尤裏耶夫鼓動我前往雅斯納亞·波良納探望他。但是我不會去的，雖然此行可能很有意思。”遺憾的是，8個月以後，陀思妥耶夫斯基與世長辭了。俄羅斯的兩位同時代的偉大作家竟然未能見上一麵。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經用最熱誠的語言讚美過托爾斯泰和他的作品，而托爾斯泰也對陀思妥耶夫斯基抱有真摯的好感。1881年2月，托爾斯泰在致斯特拉霍夫的信中寫道：
“……我多麽希望傾訴自己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感想！我從未同他見過麵，也從來不曾同他有過直接聯係。突然，他與世長辭，我這才恍然大悟，他是我最親近、最珍貴、最需要的人。我從來沒有想到要同他爭一日之雄，從來沒有。他寫的東西（優秀的、真正有價值的東西）越多越好。藝術成就高的作品引起我嫉妒，他的智能也使我妒忌，但是我心裏卻隻有高興。我一直把他當做自己的朋友，一直以為我們會見麵的，暫時雖尚未見麵，終有握手言歡之日。現在噩耗傳來，他溘然長逝了！一根支撐我的柱石坍塌了。我如五雷轟頂，不知所措，但隨即清楚地認識到他對我來說十分珍貴，不禁潸然淚下，現在也還在落淚……”
這時期，俄國的政治形勢相當尖銳。70年代末80年代初，軍事捐稅的重擔、農業的普遍欠收和農村社會分化的加快，迫使大量破產的農民起來反抗，農民運動再次高漲。與此同時，民意黨人的暗殺活動也連連得手，直至1881年3月刺殺了沙皇亞曆山大二世。托爾斯泰密切注意著事態的發展，並且經常參觀監獄、法庭、收容所等處，從中深刻地感受到了人民的痛苦的呼聲和沙皇政權的暴虐。托爾斯泰敏銳地指出，當時的社會狀況已經十分危急，“人滿為患的西伯利亞，監獄，戰爭，絞架，人民的貧困，當局的褻瀆神聖事物，貪婪和殘酷的行為”。他雖然不讚成恐怖行為，但認為這“好像是革命的先兆”。當然，基於自己的宗教道德學說，托爾斯泰未能從中引出正確的結論。托爾斯泰試圖超脫於鬥爭的雙方之外，用基督教的博愛和寬恕精神來調和雙方的矛盾。他主張“不要叫任何人傷心、受辱，不要使任何人——劊子手也好，重利盤剝者也好——感到不愉快，相反要愛這些人”。托爾斯泰為被捕的民意黨人不安，甚至夜不能寐，同時又為被刺殺的憲兵團長梅增采夫感到“非常痛苦”。他還天真地寄望於新上台的沙皇也能和他一樣具有“愛、寬恕和以善報惡的理想”。
老沙皇被刺殺後，傳出了要對謀刺者處以絞刑的消息。托爾斯泰聽了大為震驚，覺得“用恐怖行為報複恐怖行為，還是產生恐怖行為”。於是，他立即執筆寫了一封長信給新沙皇，請求“以善報惡”，赦免那些被捕的民意黨人，信由斯特拉霍夫轉到了官方教會的頭目波別多諾斯采夫手中。波別多諾斯采夫拒絕轉交，後又通過謝爾基烏斯大公的手到了沙皇那裏。沙皇不僅未予理睬，而且惡狠狠地表示：“看誰敢向我提出這樣的建議，所有的人都將被絞死。”不久，這些民意黨人全部被處決。托爾斯泰的博愛主張在現實生活中再次碰壁。這使渴望不去“責難別人”、“溫和、馴服和容忍不愉快的人”的托爾斯泰發出了痛苦的抗議：“絞死人——應該的，鞭笞人——應該的，民眾怎能不造反呢？”當然，托爾斯泰並不讚成暴力革命，他更急於做的還是“拯救自己的靈魂”。
1881年6月，托爾斯泰第二次前往奧普京修道院，隨行的有他的仆人阿爾布佐夫。與上一次不同，這次托爾斯泰身穿粗布衣，腳蹬樹皮鞋，肩背布行囊，一身農民打扮，徒步前往。他渴望在普通人的世界裏，在與那些“貧窮、樸實、沒有學問而有信仰”的農民、朝聖者和異教徒的廣泛接觸中，獲得“對於靈魂（人生觀）是何等重要和有益”的真正的信仰。一路上，他們風餐露宿，十分辛苦。但是，托爾斯泰覺得收獲頗豐。他認為：“在我的生活中，5年來的努力都獻給了這10天。”托爾斯泰感到高興的是，人們把他看作是一個普通的朝聖者。一個趕馬車的農民隨意地招呼他：“老大爺！上哪兒去呀？”“到奧普京去。”“你們要在那裏住下嗎？”就是在許多類似的無拘無束的交談中，他進一步了解了真正的人民的生活，確定了自己對生活的看法，他深深地為“上帝的、宏大的、真正的人類世界”所吸引，這是勞動人民生活的世界，而“並非我們為自己安排的，盡管跑遍了全球卻始終沒有從其中走出去的那個世界”。托爾斯泰在奧普京修道院裏卻沒待多久，他與長老阿姆弗羅西的交談很不投機，長老勸托爾斯泰懺悔，並重新回到教會的懷抱來。托爾斯泰的態度從他7月份致拉欽斯基的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寫道：
“我認為自己是基督徒。耶穌基督的學說是我的生活基礎。如果我在這點上猶疑不定，我就不能生存。但是，東正教和政權糾結在一起，我覺得這是一切誘惑的根源，它阻礙人們看見上帝的真理。”
托爾斯泰後來回憶說：“1881年這個時期，對我來說乃是從內心上改變我的整個人生觀的一段最為緊張熱烈的時期。”托爾斯泰從70年代末開始的精神危機終於導致了他的世界觀的激變。1881年完稿的《懺悔錄》、以及以後不久完成的《我的信仰是什麽》《那麽我們應該怎麽辦》等長篇論文不僅清晰地顯示了他的精神危機的演變過程，而且明確地表明了作家與舊的生活方式決裂後的新的人生態度和宗教道德主張。這裏仍然有必要引述一下被屠格涅夫稱之為“就誠懇、真實和說服力而言都十分出色的作品”——《懺悔錄》的原文：
“……我身上發生了激變。這激變早就在我身上醞釀著，它的萌芽一直存在。情況是這樣發生的：我的圈子——富人和有學問的人的生活，不僅使我厭惡，而且喪失了任何意義。我的一切行為、議論、科學、藝術在我看來都是胡鬧。我明白了，從這方麵去尋找生命的意義是不行的。創造生活的勞動人民的行動在我看來是唯一真正的事業。我明白了，這種生活所具有的意義是真理，所以我就接受了它。”
“……我終於衝破自己的特殊性，看到平凡的勞動人民的真正的生活，並且懂得隻有它是真正的生活，我才得救了。我懂了，如果我要理解生命和它的意義，我就不能過寄生蟲的生活，而應該過一種真正的生活。隻有接受了真正的人類賦予生命的意義，並與這種生命融合之後，我才能檢驗這意義是否正確……”
“……這一激變在我身上是何時又是如何完成的，我說不清楚。生命的力量在我身上不知不覺地、逐漸地消失，我得出了不可能活下去、要使生命停頓、要自殺的結論。生命力量的恢複也是這樣，是逐漸的、難以覺察的。而且很奇怪，在我身上恢複的生命力量不是一種新的，而是最老的——就是在我生命的初期吸引著我的那種力量。我在一切方麵又回到最初的、童年和青年的時代。我回複到對一種意誌的信仰，這種意誌使我誕生並對我抱有希望。我回複到我生命的主要的和唯一的目的：成為更好的人，也就是讓生活和這種意誌更相一致些。我回複到能夠從人類在我不了解的遠古時代為自己製定的指導原則中，找到這一意誌的表現，也就是說，我恢複了對上帝、對道德完善，對表現了生命意誌的傳說的信仰。區別僅僅在於，以前這一切都是不自覺地被接受的，而現在我認識到，如果沒有這一切，我便不能生活。”
“我與我的圈子裏的生活決裂了，因為我承認，這不是生活，而僅僅是生活的影子。我們的生活的富裕條件剝奪了我們理解生命的可能性。為了理解生命，我應該理解的不是特殊的生命，不是我們這些生命的寄生蟲，而是普通勞動人民的生命，是創造生命的人，是他們賦予生命的那種意義。在我周圍的普通勞動人民是俄羅斯人民，我求助於他們並研究他們賦予生命的那種意義。這種意義，如果可以表述的話，是這樣的：任何一個人都是按照上帝的旨意來到世界上。上帝創造了人，使他既可以毀滅自己的靈魂，也可挽救自己的靈魂，必須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而要按上帝的旨意生活，就必須拋棄生活中的一切歡樂，要勞動、馴服、忍耐，有憐憫心……”
“我不再懷疑，而是完全確信，我所讚成的那種信仰不完全是真理。要是在過去，我會說，一切教義都是虛偽的，而現在就不能這樣說。全體人民認識了真理，這是無疑的，不然他們便不能生存。此外，對真理的認識我已經能夠理解，我已經以此為生並感到了它的正確，但其中也有錯誤，在這方麵我不能懷疑。因此我應該找出真理和謬誤，並把它們區分開來。”
托爾斯泰的精神危機及其激變是他長期思想探索的結果。托爾斯泰終於找到了擺脫危機的出路，那就是接受人民，更準確地說，是學習農民的信仰，而正是在這種信仰中孕育了托爾斯泰晚年世界觀矛盾的社會曆史根源。托爾斯泰從學習農民的立場出發，徹底否定了貴族階級的寄生生活，並用禁欲主義的觀點譴責了自己過去的全部生活。托爾斯泰更為猛烈地抨擊了一切為統治階級服務的現存秩序。他在一封致朋友的信中稱專製製度是一種“惡劣的形式”，而官方教會則是“非常惡劣的形式”。他還認為私有製是“世界上全部可怕的邪惡”產生的根源。但同時，托爾斯泰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以“清洗過的宗教”為核心的政治道德主張。如他認為，最重要的問題是“拯救靈魂”，反省自己的罪惡，恢複真正的基督教教義；公開的揭露和消極的反抗是同邪惡作鬥爭的唯一合理的手段；否定政治鬥爭和革命暴力的意義，把個人的道德自我完善視作改造人和人類的最好途徑，等等。所有這一切，無疑是一個交織著作家對沙皇政權、官方教會的“熱烈的憎恨”和對“勿以暴力抗惡”的學說的積極宣揚的混合體。這種矛盾深刻地影響了托爾斯泰世界觀激變之後的生活和創作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