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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暴臨近了
70年代中期，托爾斯泰年富力強，精力充沛，創作力旺盛。他稱：“這是我寫作的最美好的時期。”托爾斯泰的文學成就也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著名的藝術收藏家特列基雅可夫很想獲得作家的一幅肖像畫，以便陳列在他主持的俄羅斯名人畫廊中。於是，他委托畫家克拉姆斯柯依幫助完成此事。1873年9月，畫家來到雅斯納亞·波良納，向托爾斯泰提出了自己的請求，但是托爾斯泰拒絕了。他向來不喜歡擺好姿勢讓人照相或畫像。盡管克拉姆斯柯依費盡口舌，但事情亦未有轉機。最後，還是索菲婭說服了托爾斯泰，不過條件是為雅斯納亞·波良納也留下一幅同樣的畫。畫家同意了。在其後的大約一個月的時間裏，托爾斯泰常常連著好幾天一麵與畫家談藝術、談宗教，一麵坐著讓克拉姆斯柯依作畫。托爾斯泰的第一幅肖像畫就這樣誕生了。肖像畫得很成功，畫麵上的托爾斯泰神態安詳，深邃的目光中流露出勃勃的生氣，十分逼真地反映出了托爾斯泰當時的精神麵貌。索菲婭非常喜歡。接著，克拉姆斯柯依又畫了一幅肖像畫。這兩幅幾乎完全一樣的作品，一幅存放在莫斯科俄羅斯美術博物館內，一幅則始終保存在雅斯納亞·波良納。托爾斯泰與畫家關於藝術的談話，後來又被作家形象地表現在他正在創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之中。
1873年深秋至1875年初冬，將近兩年的時間，死神卻一再光顧托爾斯泰家。先是年僅一歲半的幼子彼佳突患急病夭折。這是托爾斯泰夫婦都十分疼愛的一個健康活潑的孩子，索菲婭好久都未能擺脫失子之痛。半年後，給托爾斯泰童年時代帶來母親般的關懷，並陪伴托爾斯泰走過近半個世紀人生道路的塔吉雅娜姑姑不幸去世。接著，托爾斯泰又一個出生才10個月的男孩和一個早產的女孩得急病而不治。此後，曾經作過托爾斯泰兄妹監護人的彼拉蓋婭姑姑也離開了人世。親人們的離世使托爾斯泰很難過，但是最令托爾斯泰痛苦的則是失去了他最親近的人——塔吉雅娜姑姑。托爾斯泰詳細記述了她去世時的種種情景：在彌留之際，她“已不認識任何一個人，可是我，她總認識，微笑著，如同一個人按了電鈕那電燈就亮了似的，有時她試著啟動嘴唇輕喚尼古拉這個名字：就這樣，她在彌留之際不可分離地把我和她愛了一生的他結合在一起了。”她至死仍深深地愛著托爾斯泰早逝的父親尼古拉·伊裏奇。當塔吉雅娜的靈柩經過村莊時，家家戶戶都有人出來為她祈禱，向她告別。托爾斯泰寫道：“我深知，每一次停留都是對她做的許多好事的緬懷。她在這兒生活了50年，不僅不曾作惡，而且不曾給任何人造成煩惱。”托爾斯泰接著寫道：“我一輩子都同她生活在一起，失去了她，我感到很可怕。”直到晚年，托爾斯泰依然常常回憶起塔吉雅娜姑姑。
他說：“我怎能不盡情地讚美她呢？怎能忘記她或者生她的氣呢？她去世之後，我的悲痛真是難以形容，因為我在她生前對她關心不夠。”
在創作《安娜·卡列尼娜》的同時，托爾斯泰繼續關心著教育事業。他像以往一樣深深地愛著那些被剝奪了受教育權利的農民孩子。托爾斯泰寫道：
“當我走進校門，看到了這群衣衫襤褸的、肮髒的和疲弱的孩子，看到了他們那一雙雙明亮的眼睛以及那常常如天使般的情態時，我就感到了憂慮和恐懼，這種情感就像是我看到了一個淹在水裏的人所感受到的那樣。啊！上帝，若是把他們拖出來，那麽先拖誰，然後再拖誰呢？這最可寶貴的東西——即精神的東西被淹沒了，它在孩子們的眼睛裏這樣清楚地投射了出來。我想辦國民教育，乃是為了拯救那些正在被淹沒著的普希金、奧斯特羅格拉德斯基和羅蒙諾索夫一類人物，而這些人正萃集在每所學校中。因而，我的事業辦得很好，好極了！”
正是基於這樣的信念，托爾斯泰一次又一次地放下手中的工作，全身心地投身於農村的教育事業。托爾斯泰越來越強烈地感到舊教學模式的嚴重弊端。為了宣傳他的教育主張，1874年，他參加了由莫斯科文字學會組織的一次教學方法討論會。在會上，兩種教學觀點各執己見，互不相讓，展開了激烈的辯論。為了在實踐中加以檢驗，學會特意選定兩所學校，用兩種方法實施七個星期的教學。可是，到頭來仍沒能取得一致的意見。為此，托爾斯泰將自己的觀點整理成長篇論文《論國民教育》，於同年9月刊登在涅克拉索夫主編的雜誌《祖國紀事》上。在這篇論文中，托爾斯泰提出了一係列見解，如反對強迫的、帶有傾向性的教學，主張學校要辦得家庭化，課程要少而精，教育要建立在農民孩子日常生活經驗的基礎上，要讓農民孩子鞏固他已有的信仰和道德觀念，以及應該從人民中培養教師等等。這裏確實有不少獨到的、值得重視的東西，不過，托爾斯泰正在形成的從宗法農民的立場衡量一切事物的傾向也已露端倪。托爾斯泰的這篇論文在教育界引起了軒然大波。不過使他高興的是，涅克拉索夫支持了他。涅克拉索夫在給他的信中說：“我很滿意，您的名字和傑出的論文為雜誌增加了光彩。”
為了在更大的範圍裏推行自己的教育觀點，托爾斯泰一度十分熱心在雅斯納亞·波良納籌辦一所師範學院。他認為，從人民中培養一批能勝任農村學校教育的教師是至關重要的，這些教師不能脫離人民，農忙時下田幹活，農閑時上課教書。索菲婭稱這所學校是“穿草鞋的大學”。托爾斯泰“極度緊張地”，“從清早忙到深夜地”工作著。但籌辦一所大學談何容易，首先在經費上至少還缺了3萬盧布。托爾斯泰向圖拉省公署提出了申請，因為他知道“地方自治會”恰好有這麽一筆閑置著的款項。可是他的申請被拒絕了，拒絕的理由竟如此荒唐，托爾斯泰談到此事原委時寫道：
“我想在雅斯納亞建立一所穿草鞋的人念書的大學，不遵循規定的大綱，學習數學和物理。要辦圖拉省的國民教育正好需要3萬盧布。作為一個議員，我提出了這一點，我發完言之後，站起來一個長得滾圓的小老頭兒，他開了腔說，這3萬盧布最好用在為葉卡捷琳娜女皇修建紀念碑上。對於這一點有什麽反響呢？沒有人開口……”
托爾斯泰深感失望，師範學院的計劃夭折了。
1875年夏天，托爾斯泰全家再次來到薩馬拉草原。當時，托爾斯泰在那裏購置的土地已達1.6萬餘畝。那遼闊無垠、風光綺麗的大草原，粗獷剽悍、風俗各異的農牧民，甚至那個頭不高卻壯實有力的草原馬，都對托爾斯泰充滿著吸引力。那年夏天，托爾斯泰興致勃勃地搞了一次賽馬活動。活動開始的那天，數千名農牧民從四麵八方會集到托爾斯泰的莊園，當地的巴什基爾人、吉爾吉斯人、俄羅斯人都穿上了各自的民族服裝，鋪開各色氈毯，散坐在芳草如茵的草地上，煞是好看。賽場上，駿馬奔馳，騎手奮勇；賽場邊，歌聲、笛聲、助威聲響成一片。人們歡天喜地，像是過節一般。賽馬活動舉行了兩天，直到次日傍晚，人們才盡興而歸。活動的圓滿成功使托爾斯泰感到愉快和滿足。從薩馬拉返回家鄉後的第三天，托爾斯泰給費特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寫道：
“我不知道為什麽命運把我帶到那兒（薩馬拉）去，但我知道我聽過英國議會裏的長篇演說詞（大家認為它們非常重要），我覺得它們沉悶而且微不足道；然而，在那兒——蒼蠅、肮髒、農夫、巴什基爾人，我是懷著非常尊敬和焦慮的心情傾聽著和觀察著的，我感到這一切才是最重要的。”
托爾斯泰認為：“看一看眼前這場遊牧民族（在廣袤無限的曠野上千百萬人）的生活方式同農業和原始的生活方式進行的對抗——那就會感到這場對抗的全部意義。”托爾斯泰對普通農牧民的落後、貧困的生活狀況感到不安，但同時他從普通人身上看到了遠比上流社會“文明人”自然健康的生活，看到了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生活及其鬥爭的意義。也就在這封信中，托爾斯泰表示想盡快結束《安娜·卡列尼娜》的創作，以便騰出手來，“做其他的事情，但不是做我心愛的，然而又想放棄的教育工作，這些工作占去了我太多的時間。”如今，使他痛苦不安的是人生的意義、宗教和道德哲學的問題。這種痛苦的思考在他筆下的主人公列文的精神探索中已經開始表現出來。
敏銳的批評家魏烈薩耶夫在談到托爾斯泰的創作時寫道：“在《戰爭與和平》中主人公周圍的空氣似乎是潔淨和明朗的，作者和普拉東·卡拉達耶一樣，不願看到破壞生命的美的現象。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情況便不同了。藝術家仍然力圖保持原來的立場，力圖看到現實世界的和諧。但在他的心靈深處，盡管對他來說是無意識的，卻出現了不安與慌亂。不知來自何處的濃黑刺眼的陰影掠過明朗的世界，列文竭力為自己辯護，為自己的生活尋找崇高的根據，但冷眼旁觀，我們發現他已經感到自己有罪，他哥哥在臨死時無情地對他說的話是正確的：‘你無非想表明你不是簡單地剝削農民，而是帶有某種理想的。’……藝術家的天真嚴肅、明察秋毫的眼睛逐漸地睜得越來越大，生命可能無限美好，人們可能充滿著幸福，他以整個身心，全部生命，非常堅定地相信並感到這一點。但是，生命被徹底毀壞了，人們十分可憐，非常痛苦。”
麵對時代的製度，社會的黑暗，托爾斯泰的眼睛確實睜得越來越大，他對自己的生活也越來越感到不滿。列文問自己：“究竟什麽事使我惶惑不安呢？”這其實正是托爾斯泰的自問，他將要為此作出披肝瀝膽的精神探索。
這一時期，托爾斯泰對音樂仍保持著熱烈的愛好。在緊張的工作之餘，他常常在鋼琴旁坐下，在樂聲中傾瀉自己的情感。索菲婭的弟弟斯切潘回憶說，每當托爾斯泰彈到激動時，他總是臉色略顯蒼白，仿佛麵對著什麽可怕的東西。也就在那個時候，托爾斯泰與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相識了。柴可夫斯基從青年時代起就崇拜托爾斯泰，甚至把他視作“半人半神”的偶像。與托爾斯泰的接近，固然使柴可夫斯基打消了這種想法，但他仍深感“榮幸和自豪”，並覺得自己被托爾斯泰洞察人心的力量和高尚的人格迷住了。托爾斯泰也十分讚賞柴可夫斯基的藝術才華。1876年冬天，莫斯科音樂學院院長、著名音樂家魯賓斯坦為托爾斯泰舉辦了專場音樂會，音樂會上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不少作品，托爾斯泰被柴可夫斯基的“D大調如歌的行板”深深打動了。柴可夫斯基後來在日記中寫道：
“我在生活中也許從來沒有這樣地感到滿足，我的作者的自尊心深受感動，因為列夫·托爾斯泰聽了我的四重奏樂曲的行板，他和我坐在一起，淚水盈眶。”
在青年時代，托爾斯泰就十分關注宗教問題。步入中年，特別是到了70年代後期，他更是對宗教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熱情。1877年10月，他在致費特的信中說，上帝是他“在不斷地思索”的一個“首要問題”。他在致亞曆山德拉的信中又稱：“宗教對於我，就像感到自己就要溺斃的人抓住什麽東西，以免於滅頂之災一樣，宗教成為我心目中的救星，已經有兩年之久。”離雅斯納亞·波良納莊園不遠的公路上，常常能見到那些不畏艱辛的長途跋涉的朝聖者。托爾斯泰很想體驗一下他們的心情，並希望像他們一樣從聖地找到某種精神寄托。於是，在那一年的7月底，他在斯特拉霍夫的陪同下，第一次來到距家兩百多公裏的著名的奧普京修道院訪問。這座巍峨的修道院坐落在卡布加省的一個綿延數十公裏的森林中，已經曆經幾個世紀的風雨的洗禮，成了名聞遐邇的聖地。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都到過此地，後者還在他的長篇小說《卡拉瑪佐夫兄弟》中對它作過描寫。當時，主持這座修道院的是頗有聲望的阿姆弗羅西長老，托爾斯泰與長老作過多次長談，他還結識了其他一些神父，並同他們一起作過長達四個小時的夜間祈禱。後來，托爾斯泰還根據他在那裏獲得的素材寫過一部名叫《謝爾蓋神父》的小說。可是，托爾斯泰並沒有從長老和那些神父那裏得到他所希望得到的那種精神啟迪。
從奧普京回來後，托爾斯泰立即埋頭閱讀各種不同傾向的哲學與宗教著作。他涉獵的麵很廣，其中有德、法、俄等國的哲學家和神學家施特勞斯、米勒、雷內、普魯東、布赫諾夫、索洛維約夫等人的著作。他希望在比較中認清宗教的本質。如他在那年11月致斯特拉霍夫的信中說的那樣：“哲學裏除了說宗教是一種偏見之外，是否還有別的什麽定義呢？最純潔的基督教又是什麽樣子呢？”托爾斯泰苦苦思索著，並“想用教義問答的形式”寫出自己的觀點，不久他就動手寫下了《基督教教義問答》和《宗教的定義》這兩篇文章。托爾斯泰緊張的精神探索引起了友人的擔憂，斯特拉霍夫在信中寫道：
“我對您的情誼越來越深，也越來越為您擔憂。我看到您一天的感受勝似別人一年，您的思想和感情要比別人強烈10倍。您尋求安寧而又不可得，憂鬱煩惱的思想在您身上有時過分擴張。這是可以理解的，治療的辦法就在您手裏掌握著：生活恬靜一些，神經過分充血會使人過分敏感，過分急躁，所以，請不要用腦子。”
在索菲婭那年秋冬時節的日記中，也可以看到托爾斯泰對宗教的迷戀。她在12月26日的日記中寫道：
“列·尼的心情隨著年齡的增長正在發生劇烈變化。經過不信宗教和想信教兩種思想長期交戰之後，他從秋天起突然心情平靜下來，他開始持齋，上教堂，祈禱。”
對自己過去生活的反省和對人生真諦的探索，使托爾斯泰覺得自己以前的有些做法並不符合真正的，或者說是“最純潔的”基督教的教義。正是在這樣的心態驅使下，托爾斯泰首先向已經斷絕交往達17年之久的屠格涅夫伸出了和解之手。1878年4月6日，托爾斯泰給遠在法國巴黎的屠格涅夫發出了這樣一封信：
“近來在回顧我與您之間的關係時，我又驚奇又高興，我感到，我現在對您已毫無敵意。願上帝保佑，希望您也同我一樣有這種感受。說實在的，由於我知道您是那樣的善良，我差不多可以確信，您對我的敵意一定比我消失得還要早。”
“如果是這樣，那麽就讓我們彼此伸出手來，並請您徹底地原諒我從前對不起您的一切地方。”
“對我來說，隻記得您的好處是很自然的，因為您對我的好處曾經是那樣多得不可勝數。我記得，我的文學榮譽承情於您，我也記得，您是多麽喜歡我的創作和我本人。也許，您也可以找到關於我的同樣良好的回憶，因為我也曾真誠地愛過您。”
“我現在真誠地（如果您能原諒我的話）向您獻出我所能獻出的全部友誼。在我們這種年紀，唯一的幸福是與人們和睦相處。如果我們之間能建立起這種關係，我將感到非常高興。”
一個多月以後，屠格涅夫收到了這封信。讀信時，他流淚了。屠格涅夫當天就執筆給托爾斯泰寫了一封回信，信中寫道：“您寄來的郵局待領的信，我今天才收到。它使我非常高興和激動萬分。我很樂意恢複我們先前的友誼，並緊緊握住您向我伸出的手。您不認為我對您有什麽敵意，這是完全對的。假如它曾經有過，那也早已消失無蹤了——留下的隻有對您的回憶，回憶一個我曾衷心地依戀過的人，回憶一個作家，對他邁出的頭幾步我比別人更早地表示祝賀，對他的每部新的作品我都始終抱有濃厚的興趣。我由衷地為我們之間的誤會的消除而高興。”
“我希望今年夏天能到奧爾洛夫省來——那時我們自然又會見麵。在此之前，我祝願您事事如意，並讓我再一次真誠地握住您的手。”
那年夏天，屠格涅夫返回祖國。8月8日，托爾斯泰親自前往圖拉車站迎接屠格涅夫的到來。俄羅斯兩位傑出作家的手又重新緊緊地握在了一起。在雅斯納亞·波良納的幾天裏，屠格涅夫受到了托爾斯泰一家的熱情接待，過得十分愉快，而屠格涅夫那詼諧風趣的談話也贏得了全家人的好感。這一年的秋天和第二年開春，屠格涅夫又兩次來到雅斯納亞·波良納小住。托爾斯泰常常與他一起在峽穀、林地打獵和散步，並且深入地交換著各自的思想。
1877年爆發的俄土戰爭，以及俄軍8月的失利，牽動著托爾斯泰的心。托爾斯泰覺得在距克裏米亞戰爭20年後，俄國不是變得強大起來，而是更加積弱無能了。為了對這一現象作出曆史的解釋，托爾斯泰對1828—1829年的俄土戰爭產生了興趣，由此他又重新想到了1825年十二月黨人的起義。一種創作的激情使托爾斯泰在1878年年初再次提筆構思起長篇小說《十二月黨人》來。托爾斯泰廣泛收集材料，“專心致誌地閱讀20年代的文獻，神遊於那個時代”，他在致亞曆山德拉的信中把自己比作一個走進商品豐盛的市場中左顧右盼的廚師，“看看陳列的蔬菜、肉類和魚蝦，心中暗想，不知自己會做出什麽樣的菜肴來”。後來，他還不止一次地前往莫斯科，走訪仍健在的十二月黨人及其家屬，並且仔細參觀了當年關押過十二月黨人的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要塞。所見到的這一切，激起他內心一陣陣的感情波瀾，他曾為當年十二月黨人的不幸遭遇而潸然淚下。到了11月間，托爾斯泰覺得自己的構思已經開始成熟。他設定的事件發生在1816年—1836年期間，其中包括十二月黨人的一係列活動和農民的遷移活動。作者想通過貴族革命家與農民在西伯利亞的相遇，廣泛地反映兩個階層的生活，並揭示十二月黨人起義失敗的根源。在他的構思中有兩個相對映的人物形象，一個忠於自己的信仰，“挺身去服苦役”；一個則經不起考驗，背叛了自己的理想。30年以後，那個真正的十二月黨人服完苦役回來了，他“清醒、振作、滿心的明智和愉快”；而那個變節者卻早已墮落，靠“消遣和淫欲來掩藏自己經常感到的絕望和羞愧”。盡管托爾斯泰手頭的材料已經十分豐富，但是在動筆時，他仍感到有些史實尚不清楚。為此，他向存有大量的十二月黨人的秘密案卷、肖像和其他有關檔案材料的彼得堡第三廳提出了查閱的要求。可是，他的要求被拒絕了，托爾斯泰不得不停了下來。
幾乎就在同時，托爾斯泰的思想又轉向了18世紀。他在致亞曆山德拉的信中說：“現在我感到興趣的已經不是十二月黨人，而是18世紀及其初年。”他希望在這部名為《百年間》的長篇史詩中，以盡更可能大的容量反映從彼得大帝統治的末年到十二月黨人起義的前夜這整整一個世紀的社會風貌，並從中探尋俄國社會發展的道路。但是在作了一段時間的認真準備後，這個創作計劃也被擱置了起來。
這兩部構思宏大的長篇史詩最終未能在托爾斯泰筆下出現，無疑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情。這裏固然有托爾斯泰解釋的“時代離得太遠”，“難以深入體會當時人的心靈”等原因，但是更主要的恐怕還在於托爾斯泰精神上的風暴已經逼近了。托爾斯泰在致友人的信中多次表示過，他非常希望有空暇的時間，去從事比教育和創作更重要的事情；他“已經沒有力量和時間去實現”自己的創作計劃了，目前對於他來說最迫切的是要完成“個人方麵的計劃，內心方麵的，那就是：拯救靈魂”。托爾斯泰越來越強烈地感到自己的貴族生活與廣大的農民生活之間的巨大差異，意識到自己的正在形成的宗教哲學觀點與他的小說的內在構思，乃至他以前的全部創作之間的深刻矛盾。他惶惑、憂慮、痛苦。為了給自己的靈魂找到一個永久的寄托，托爾斯泰承認他自己就如同萊蒙托夫筆下的孤帆那樣：
“不安的，祈求風暴，仿佛在風暴中才有安詳！”
§§第七章 激變
1873年深秋至1875年初冬，將近兩年的時間，死神卻一再光顧托爾斯泰家。先是年僅一歲半的幼子彼佳突患急病夭折。這是托爾斯泰夫婦都十分疼愛的一個健康活潑的孩子，索菲婭好久都未能擺脫失子之痛。半年後，給托爾斯泰童年時代帶來母親般的關懷，並陪伴托爾斯泰走過近半個世紀人生道路的塔吉雅娜姑姑不幸去世。接著，托爾斯泰又一個出生才10個月的男孩和一個早產的女孩得急病而不治。此後，曾經作過托爾斯泰兄妹監護人的彼拉蓋婭姑姑也離開了人世。親人們的離世使托爾斯泰很難過，但是最令托爾斯泰痛苦的則是失去了他最親近的人——塔吉雅娜姑姑。托爾斯泰詳細記述了她去世時的種種情景：在彌留之際，她“已不認識任何一個人，可是我，她總認識，微笑著，如同一個人按了電鈕那電燈就亮了似的，有時她試著啟動嘴唇輕喚尼古拉這個名字：就這樣，她在彌留之際不可分離地把我和她愛了一生的他結合在一起了。”她至死仍深深地愛著托爾斯泰早逝的父親尼古拉·伊裏奇。當塔吉雅娜的靈柩經過村莊時，家家戶戶都有人出來為她祈禱，向她告別。托爾斯泰寫道：“我深知，每一次停留都是對她做的許多好事的緬懷。她在這兒生活了50年，不僅不曾作惡，而且不曾給任何人造成煩惱。”托爾斯泰接著寫道：“我一輩子都同她生活在一起，失去了她，我感到很可怕。”直到晚年，托爾斯泰依然常常回憶起塔吉雅娜姑姑。
他說：“我怎能不盡情地讚美她呢？怎能忘記她或者生她的氣呢？她去世之後，我的悲痛真是難以形容，因為我在她生前對她關心不夠。”
在創作《安娜·卡列尼娜》的同時，托爾斯泰繼續關心著教育事業。他像以往一樣深深地愛著那些被剝奪了受教育權利的農民孩子。托爾斯泰寫道：
“當我走進校門，看到了這群衣衫襤褸的、肮髒的和疲弱的孩子，看到了他們那一雙雙明亮的眼睛以及那常常如天使般的情態時，我就感到了憂慮和恐懼，這種情感就像是我看到了一個淹在水裏的人所感受到的那樣。啊！上帝，若是把他們拖出來，那麽先拖誰，然後再拖誰呢？這最可寶貴的東西——即精神的東西被淹沒了，它在孩子們的眼睛裏這樣清楚地投射了出來。我想辦國民教育，乃是為了拯救那些正在被淹沒著的普希金、奧斯特羅格拉德斯基和羅蒙諾索夫一類人物，而這些人正萃集在每所學校中。因而，我的事業辦得很好，好極了！”
正是基於這樣的信念，托爾斯泰一次又一次地放下手中的工作，全身心地投身於農村的教育事業。托爾斯泰越來越強烈地感到舊教學模式的嚴重弊端。為了宣傳他的教育主張，1874年，他參加了由莫斯科文字學會組織的一次教學方法討論會。在會上，兩種教學觀點各執己見，互不相讓，展開了激烈的辯論。為了在實踐中加以檢驗，學會特意選定兩所學校，用兩種方法實施七個星期的教學。可是，到頭來仍沒能取得一致的意見。為此，托爾斯泰將自己的觀點整理成長篇論文《論國民教育》，於同年9月刊登在涅克拉索夫主編的雜誌《祖國紀事》上。在這篇論文中，托爾斯泰提出了一係列見解，如反對強迫的、帶有傾向性的教學，主張學校要辦得家庭化，課程要少而精，教育要建立在農民孩子日常生活經驗的基礎上，要讓農民孩子鞏固他已有的信仰和道德觀念，以及應該從人民中培養教師等等。這裏確實有不少獨到的、值得重視的東西，不過，托爾斯泰正在形成的從宗法農民的立場衡量一切事物的傾向也已露端倪。托爾斯泰的這篇論文在教育界引起了軒然大波。不過使他高興的是，涅克拉索夫支持了他。涅克拉索夫在給他的信中說：“我很滿意，您的名字和傑出的論文為雜誌增加了光彩。”
為了在更大的範圍裏推行自己的教育觀點，托爾斯泰一度十分熱心在雅斯納亞·波良納籌辦一所師範學院。他認為，從人民中培養一批能勝任農村學校教育的教師是至關重要的，這些教師不能脫離人民，農忙時下田幹活，農閑時上課教書。索菲婭稱這所學校是“穿草鞋的大學”。托爾斯泰“極度緊張地”，“從清早忙到深夜地”工作著。但籌辦一所大學談何容易，首先在經費上至少還缺了3萬盧布。托爾斯泰向圖拉省公署提出了申請，因為他知道“地方自治會”恰好有這麽一筆閑置著的款項。可是他的申請被拒絕了，拒絕的理由竟如此荒唐，托爾斯泰談到此事原委時寫道：
“我想在雅斯納亞建立一所穿草鞋的人念書的大學，不遵循規定的大綱，學習數學和物理。要辦圖拉省的國民教育正好需要3萬盧布。作為一個議員，我提出了這一點，我發完言之後，站起來一個長得滾圓的小老頭兒，他開了腔說，這3萬盧布最好用在為葉卡捷琳娜女皇修建紀念碑上。對於這一點有什麽反響呢？沒有人開口……”
托爾斯泰深感失望，師範學院的計劃夭折了。
1875年夏天，托爾斯泰全家再次來到薩馬拉草原。當時，托爾斯泰在那裏購置的土地已達1.6萬餘畝。那遼闊無垠、風光綺麗的大草原，粗獷剽悍、風俗各異的農牧民，甚至那個頭不高卻壯實有力的草原馬，都對托爾斯泰充滿著吸引力。那年夏天，托爾斯泰興致勃勃地搞了一次賽馬活動。活動開始的那天，數千名農牧民從四麵八方會集到托爾斯泰的莊園，當地的巴什基爾人、吉爾吉斯人、俄羅斯人都穿上了各自的民族服裝，鋪開各色氈毯，散坐在芳草如茵的草地上，煞是好看。賽場上，駿馬奔馳，騎手奮勇；賽場邊，歌聲、笛聲、助威聲響成一片。人們歡天喜地，像是過節一般。賽馬活動舉行了兩天，直到次日傍晚，人們才盡興而歸。活動的圓滿成功使托爾斯泰感到愉快和滿足。從薩馬拉返回家鄉後的第三天，托爾斯泰給費特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寫道：
“我不知道為什麽命運把我帶到那兒（薩馬拉）去，但我知道我聽過英國議會裏的長篇演說詞（大家認為它們非常重要），我覺得它們沉悶而且微不足道；然而，在那兒——蒼蠅、肮髒、農夫、巴什基爾人，我是懷著非常尊敬和焦慮的心情傾聽著和觀察著的，我感到這一切才是最重要的。”
托爾斯泰認為：“看一看眼前這場遊牧民族（在廣袤無限的曠野上千百萬人）的生活方式同農業和原始的生活方式進行的對抗——那就會感到這場對抗的全部意義。”托爾斯泰對普通農牧民的落後、貧困的生活狀況感到不安，但同時他從普通人身上看到了遠比上流社會“文明人”自然健康的生活，看到了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生活及其鬥爭的意義。也就在這封信中，托爾斯泰表示想盡快結束《安娜·卡列尼娜》的創作，以便騰出手來，“做其他的事情，但不是做我心愛的，然而又想放棄的教育工作，這些工作占去了我太多的時間。”如今，使他痛苦不安的是人生的意義、宗教和道德哲學的問題。這種痛苦的思考在他筆下的主人公列文的精神探索中已經開始表現出來。
敏銳的批評家魏烈薩耶夫在談到托爾斯泰的創作時寫道：“在《戰爭與和平》中主人公周圍的空氣似乎是潔淨和明朗的，作者和普拉東·卡拉達耶一樣，不願看到破壞生命的美的現象。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情況便不同了。藝術家仍然力圖保持原來的立場，力圖看到現實世界的和諧。但在他的心靈深處，盡管對他來說是無意識的，卻出現了不安與慌亂。不知來自何處的濃黑刺眼的陰影掠過明朗的世界，列文竭力為自己辯護，為自己的生活尋找崇高的根據，但冷眼旁觀，我們發現他已經感到自己有罪，他哥哥在臨死時無情地對他說的話是正確的：‘你無非想表明你不是簡單地剝削農民，而是帶有某種理想的。’……藝術家的天真嚴肅、明察秋毫的眼睛逐漸地睜得越來越大，生命可能無限美好，人們可能充滿著幸福，他以整個身心，全部生命，非常堅定地相信並感到這一點。但是，生命被徹底毀壞了，人們十分可憐，非常痛苦。”
麵對時代的製度，社會的黑暗，托爾斯泰的眼睛確實睜得越來越大，他對自己的生活也越來越感到不滿。列文問自己：“究竟什麽事使我惶惑不安呢？”這其實正是托爾斯泰的自問，他將要為此作出披肝瀝膽的精神探索。
這一時期，托爾斯泰對音樂仍保持著熱烈的愛好。在緊張的工作之餘，他常常在鋼琴旁坐下，在樂聲中傾瀉自己的情感。索菲婭的弟弟斯切潘回憶說，每當托爾斯泰彈到激動時，他總是臉色略顯蒼白，仿佛麵對著什麽可怕的東西。也就在那個時候，托爾斯泰與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相識了。柴可夫斯基從青年時代起就崇拜托爾斯泰，甚至把他視作“半人半神”的偶像。與托爾斯泰的接近，固然使柴可夫斯基打消了這種想法，但他仍深感“榮幸和自豪”，並覺得自己被托爾斯泰洞察人心的力量和高尚的人格迷住了。托爾斯泰也十分讚賞柴可夫斯基的藝術才華。1876年冬天，莫斯科音樂學院院長、著名音樂家魯賓斯坦為托爾斯泰舉辦了專場音樂會，音樂會上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不少作品，托爾斯泰被柴可夫斯基的“D大調如歌的行板”深深打動了。柴可夫斯基後來在日記中寫道：
“我在生活中也許從來沒有這樣地感到滿足，我的作者的自尊心深受感動，因為列夫·托爾斯泰聽了我的四重奏樂曲的行板，他和我坐在一起，淚水盈眶。”
在青年時代，托爾斯泰就十分關注宗教問題。步入中年，特別是到了70年代後期，他更是對宗教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熱情。1877年10月，他在致費特的信中說，上帝是他“在不斷地思索”的一個“首要問題”。他在致亞曆山德拉的信中又稱：“宗教對於我，就像感到自己就要溺斃的人抓住什麽東西，以免於滅頂之災一樣，宗教成為我心目中的救星，已經有兩年之久。”離雅斯納亞·波良納莊園不遠的公路上，常常能見到那些不畏艱辛的長途跋涉的朝聖者。托爾斯泰很想體驗一下他們的心情，並希望像他們一樣從聖地找到某種精神寄托。於是，在那一年的7月底，他在斯特拉霍夫的陪同下，第一次來到距家兩百多公裏的著名的奧普京修道院訪問。這座巍峨的修道院坐落在卡布加省的一個綿延數十公裏的森林中，已經曆經幾個世紀的風雨的洗禮，成了名聞遐邇的聖地。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都到過此地，後者還在他的長篇小說《卡拉瑪佐夫兄弟》中對它作過描寫。當時，主持這座修道院的是頗有聲望的阿姆弗羅西長老，托爾斯泰與長老作過多次長談，他還結識了其他一些神父，並同他們一起作過長達四個小時的夜間祈禱。後來，托爾斯泰還根據他在那裏獲得的素材寫過一部名叫《謝爾蓋神父》的小說。可是，托爾斯泰並沒有從長老和那些神父那裏得到他所希望得到的那種精神啟迪。
從奧普京回來後，托爾斯泰立即埋頭閱讀各種不同傾向的哲學與宗教著作。他涉獵的麵很廣，其中有德、法、俄等國的哲學家和神學家施特勞斯、米勒、雷內、普魯東、布赫諾夫、索洛維約夫等人的著作。他希望在比較中認清宗教的本質。如他在那年11月致斯特拉霍夫的信中說的那樣：“哲學裏除了說宗教是一種偏見之外，是否還有別的什麽定義呢？最純潔的基督教又是什麽樣子呢？”托爾斯泰苦苦思索著，並“想用教義問答的形式”寫出自己的觀點，不久他就動手寫下了《基督教教義問答》和《宗教的定義》這兩篇文章。托爾斯泰緊張的精神探索引起了友人的擔憂，斯特拉霍夫在信中寫道：
“我對您的情誼越來越深，也越來越為您擔憂。我看到您一天的感受勝似別人一年，您的思想和感情要比別人強烈10倍。您尋求安寧而又不可得，憂鬱煩惱的思想在您身上有時過分擴張。這是可以理解的，治療的辦法就在您手裏掌握著：生活恬靜一些，神經過分充血會使人過分敏感，過分急躁，所以，請不要用腦子。”
在索菲婭那年秋冬時節的日記中，也可以看到托爾斯泰對宗教的迷戀。她在12月26日的日記中寫道：
“列·尼的心情隨著年齡的增長正在發生劇烈變化。經過不信宗教和想信教兩種思想長期交戰之後，他從秋天起突然心情平靜下來，他開始持齋，上教堂，祈禱。”
對自己過去生活的反省和對人生真諦的探索，使托爾斯泰覺得自己以前的有些做法並不符合真正的，或者說是“最純潔的”基督教的教義。正是在這樣的心態驅使下，托爾斯泰首先向已經斷絕交往達17年之久的屠格涅夫伸出了和解之手。1878年4月6日，托爾斯泰給遠在法國巴黎的屠格涅夫發出了這樣一封信：
“近來在回顧我與您之間的關係時，我又驚奇又高興，我感到，我現在對您已毫無敵意。願上帝保佑，希望您也同我一樣有這種感受。說實在的，由於我知道您是那樣的善良，我差不多可以確信，您對我的敵意一定比我消失得還要早。”
“如果是這樣，那麽就讓我們彼此伸出手來，並請您徹底地原諒我從前對不起您的一切地方。”
“對我來說，隻記得您的好處是很自然的，因為您對我的好處曾經是那樣多得不可勝數。我記得，我的文學榮譽承情於您，我也記得，您是多麽喜歡我的創作和我本人。也許，您也可以找到關於我的同樣良好的回憶，因為我也曾真誠地愛過您。”
“我現在真誠地（如果您能原諒我的話）向您獻出我所能獻出的全部友誼。在我們這種年紀，唯一的幸福是與人們和睦相處。如果我們之間能建立起這種關係，我將感到非常高興。”
一個多月以後，屠格涅夫收到了這封信。讀信時，他流淚了。屠格涅夫當天就執筆給托爾斯泰寫了一封回信，信中寫道：“您寄來的郵局待領的信，我今天才收到。它使我非常高興和激動萬分。我很樂意恢複我們先前的友誼，並緊緊握住您向我伸出的手。您不認為我對您有什麽敵意，這是完全對的。假如它曾經有過，那也早已消失無蹤了——留下的隻有對您的回憶，回憶一個我曾衷心地依戀過的人，回憶一個作家，對他邁出的頭幾步我比別人更早地表示祝賀，對他的每部新的作品我都始終抱有濃厚的興趣。我由衷地為我們之間的誤會的消除而高興。”
“我希望今年夏天能到奧爾洛夫省來——那時我們自然又會見麵。在此之前，我祝願您事事如意，並讓我再一次真誠地握住您的手。”
那年夏天，屠格涅夫返回祖國。8月8日，托爾斯泰親自前往圖拉車站迎接屠格涅夫的到來。俄羅斯兩位傑出作家的手又重新緊緊地握在了一起。在雅斯納亞·波良納的幾天裏，屠格涅夫受到了托爾斯泰一家的熱情接待，過得十分愉快，而屠格涅夫那詼諧風趣的談話也贏得了全家人的好感。這一年的秋天和第二年開春，屠格涅夫又兩次來到雅斯納亞·波良納小住。托爾斯泰常常與他一起在峽穀、林地打獵和散步，並且深入地交換著各自的思想。
1877年爆發的俄土戰爭，以及俄軍8月的失利，牽動著托爾斯泰的心。托爾斯泰覺得在距克裏米亞戰爭20年後，俄國不是變得強大起來，而是更加積弱無能了。為了對這一現象作出曆史的解釋，托爾斯泰對1828—1829年的俄土戰爭產生了興趣，由此他又重新想到了1825年十二月黨人的起義。一種創作的激情使托爾斯泰在1878年年初再次提筆構思起長篇小說《十二月黨人》來。托爾斯泰廣泛收集材料，“專心致誌地閱讀20年代的文獻，神遊於那個時代”，他在致亞曆山德拉的信中把自己比作一個走進商品豐盛的市場中左顧右盼的廚師，“看看陳列的蔬菜、肉類和魚蝦，心中暗想，不知自己會做出什麽樣的菜肴來”。後來，他還不止一次地前往莫斯科，走訪仍健在的十二月黨人及其家屬，並且仔細參觀了當年關押過十二月黨人的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要塞。所見到的這一切，激起他內心一陣陣的感情波瀾，他曾為當年十二月黨人的不幸遭遇而潸然淚下。到了11月間，托爾斯泰覺得自己的構思已經開始成熟。他設定的事件發生在1816年—1836年期間，其中包括十二月黨人的一係列活動和農民的遷移活動。作者想通過貴族革命家與農民在西伯利亞的相遇，廣泛地反映兩個階層的生活，並揭示十二月黨人起義失敗的根源。在他的構思中有兩個相對映的人物形象，一個忠於自己的信仰，“挺身去服苦役”；一個則經不起考驗，背叛了自己的理想。30年以後，那個真正的十二月黨人服完苦役回來了，他“清醒、振作、滿心的明智和愉快”；而那個變節者卻早已墮落，靠“消遣和淫欲來掩藏自己經常感到的絕望和羞愧”。盡管托爾斯泰手頭的材料已經十分豐富，但是在動筆時，他仍感到有些史實尚不清楚。為此，他向存有大量的十二月黨人的秘密案卷、肖像和其他有關檔案材料的彼得堡第三廳提出了查閱的要求。可是，他的要求被拒絕了，托爾斯泰不得不停了下來。
幾乎就在同時，托爾斯泰的思想又轉向了18世紀。他在致亞曆山德拉的信中說：“現在我感到興趣的已經不是十二月黨人，而是18世紀及其初年。”他希望在這部名為《百年間》的長篇史詩中，以盡更可能大的容量反映從彼得大帝統治的末年到十二月黨人起義的前夜這整整一個世紀的社會風貌，並從中探尋俄國社會發展的道路。但是在作了一段時間的認真準備後，這個創作計劃也被擱置了起來。
這兩部構思宏大的長篇史詩最終未能在托爾斯泰筆下出現，無疑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情。這裏固然有托爾斯泰解釋的“時代離得太遠”，“難以深入體會當時人的心靈”等原因，但是更主要的恐怕還在於托爾斯泰精神上的風暴已經逼近了。托爾斯泰在致友人的信中多次表示過，他非常希望有空暇的時間，去從事比教育和創作更重要的事情；他“已經沒有力量和時間去實現”自己的創作計劃了，目前對於他來說最迫切的是要完成“個人方麵的計劃，內心方麵的，那就是：拯救靈魂”。托爾斯泰越來越強烈地感到自己的貴族生活與廣大的農民生活之間的巨大差異，意識到自己的正在形成的宗教哲學觀點與他的小說的內在構思，乃至他以前的全部創作之間的深刻矛盾。他惶惑、憂慮、痛苦。為了給自己的靈魂找到一個永久的寄托，托爾斯泰承認他自己就如同萊蒙托夫筆下的孤帆那樣：
“不安的，祈求風暴，仿佛在風暴中才有安詳！”
§§第七章 激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