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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的社會心理小說
《安娜·卡列尼娜》將永遠是一顆閃耀著天才光芒的明亮巨星！
right——斯塔索夫：《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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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初，雅斯納亞·波良納的住宅進行了擴建。在老屋的一側新造了一幢高大的兩層樓房。樓上是寬敞的客廳兼餐室；樓下除了前室、仆役室外，就是托爾斯泰的書房——一間帶陽台的大房間。書房裏放著一張綠呢絨覆麵的核桃木書桌，一張皮麵長沙發和幾個書櫥；壁龕裏擺著大哥尼古拉的胸像；牆上掛著狄更斯、叔本華和費特青年時代的肖像，1856年《現代人》雜誌同人的合影，以及托爾斯泰從高加索帶回的鹿角。透過書房的窗戶，可以看到一片宜人的景色：草地、花壇、水池和青翠的樹林。托爾斯泰很喜歡這個陳設簡單但又寧靜舒適的新書房，就是在這個書房裏，他完成了新作《安娜·卡列尼娜》。
托爾斯泰曾經在與友人的談話中這樣回憶小說創作的緣起：
“我也像現在一樣，飯後躺在這個房間裏，在這張沙發上，也是像現在這樣的黃昏時刻。因為疲倦，我和瞌睡鬥爭著，突然一隻裸露著的女人胳膊肘在我麵前清晰地閃過，我不由得細看起來——這隻胳膊肘又出現了，漸漸在我麵前顯出一個穿著華麗的舞會服裝，頸部袒露著，麵貌十分美麗的女人的身影，她用沉思的、痛苦的眼睛看著我。像我感覺的那樣，我久久不能擺脫這個幻影，直到它像出現時那樣消逝了。但是從那時起，這個幻影再也沒有和我分離過。我把它記在心上，在心裏和它談話，而且不知不覺地揭開了它的秘密。從這個時刻開始我產生了無論如何要講述這個秘密的要求，而且直到動筆之前，我一直坐立不安。”
這一情景大致發生在1870年之初。那年2月24日索菲婭的日記中有如下記載：
“昨天晚上他（托爾斯泰》對我說，他腦子裏出現一個出身上流社會，但是墮落的已婚婦女的形象。他說，他的任務是要把這個婦女寫得隻顯得可憐而不顯得有罪；還說，這個形象一出現在他眼前，所有以前已經想到的人物和男性典型便都圍繞著這個女子聚集起來，各人獲得了各人的位置。”
盡管由於構思尚未成熟，托爾斯泰沒有立即動筆，但是以家庭為核心展開事件，這一點已確實無疑。托爾斯泰後來還說過，在這部作品中他喜愛的是“家庭的思想”。對家庭題材的興趣，托爾斯泰由來已久。這一方麵是因為家庭作為社會的細胞，往往能首先感受到社會的變動及其價值觀念的變化，舊家庭的危機常常被看作是社會變更最明顯的特征之一；另一方麵，是因為托爾斯泰一向重視家庭關係，他把“自然的”關係同人為的生活相對照時，把家庭看做是社會之中最早體現出人們的自然關係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單位。托爾斯泰認為，保留這種自然的關係並使之免遭外來因素的破壞，這一點具有重大的意義。
在最初的構思中，小說基本內容局限在對家庭危機及其後果的描寫上。小說主角為達吉雅娜、米哈伊爾、巴拉諾夫。達吉雅娜是米哈伊爾年輕的妻子。在小說提綱中，她是“一個令人厭惡的女人”，崇尚肉欲和感官享受，賣弄風情，趣味低下。她迷上了青年軍官巴拉諾夫，並離開丈夫，嫁給了他。而米哈伊爾和巴拉諾夫都是善良的和情操高尚的人。達吉雅娜對新建立的家庭和自己的孩子也沒有真正的感情，她不僅毀了兩個善良的人，而且自己也以自殺結束人生。小說最初設想的名字有《好樣兒的娘們》、《兩段婚姻》、《兩對夫妻》、《年輕太太》等。不過，托爾斯泰很快就對這個帶有過於濃重私生活色彩的構思感到不滿。
在小說醞釀階段，有兩個人對主人公形象的塑造產生了影響。一個是名叫安娜·斯切潘諾夫娜的年輕婦女。她是托爾斯泰的鄰居比比科夫的情婦，因嫉妒比比科夫同家庭女教師的關係而自殺。1872年1月初，她來到雅先基車站，投身於一列貨車底下。此事引起了托爾斯泰的注意。他曾趕赴出事地點，目睹了死者血肉模糊的慘狀。這件事給托爾斯泰留下的印象如此之深，以致使他決定將小說中的女主角的名字由達吉雅娜改為安娜，並讓她以同樣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另一個是普希金的女兒瑪麗婭·亞曆山德洛夫娜·加爾童克。有一次，托爾斯泰與妻妹丹尼婭一起去圖拉參加舞會。在那裏，托爾斯泰見到了加爾童克，並為她儀態萬方的美貌、得體的發型和服飾所吸引。後來，托爾斯泰還與她作過長談。可以說，小說中安娜外貌的原型主要取自於加爾童克。
托爾斯泰遲遲沒有動筆開始這部小說的創作。1873年3月19日，索菲婭在致丹尼婭的信中說：“昨天，列沃奇卡突然出其不意地動手寫起一部有關現代生活的小說來。小說的題材是——一個不忠實的妻子以及由此而發生的全部悲劇。”事情的直接觸發點是普希金的作品《別爾金小說集》，特別是其中那未完成的片斷《賓客齊集在別墅中》。5月中旬，托爾斯泰在一封未發出的致斯特拉霍夫的信中談到了這一點：“有一次我在工作之後，拿起這一卷《普希金文集》來，並且照往常那樣（似乎這已經是第七次了）把它一口氣讀完，簡直不忍釋手，而且好像是第一次新讀到它那樣。不僅如此，它同時還仿佛解決了我的全部疑惑。那裏麵還有一段《賓客齊集在別墅中》。我不由自主地，無意地，自己也不知為了什麽而且會產生什麽結果地，就開始想起人物和事件來，開始替它續下來。當然，後來改變了計劃，而且突然得到了那麽美妙而且突兀的結果——誕生出了我目前正在初步完成的長篇小說，這部小說非常生動、熱烈而完整，我對它十分滿意，而且如果上帝給我健康的話，再過兩個星期就可以完成，它跟我苦心孤詣弄了整整一年的那部東西毫無共同之處。”
這年早春，托爾斯泰用了約莫兩個月的時間，奮筆疾書，草成了小說第一稿，當時篇幅還較小。夏天，他是在薩馬拉度過的。從那裏回來後，托爾斯泰對已寫成的東西的評價起了根本的變化，稱它用的是“最輕率，最不嚴謹的風格”。他決定推倒重來，使之徹底改觀。秋冬時節，他又全身心地沉浸在這一“心愛的工作上”。托爾斯泰拒絕了一切稿約。他在致斯特拉霍夫的信中說：
“發表這部小說的一章嗎，可是我還正在不斷修改它們，而且我對它們還不滿意……從自己的存稿中拿點什麽出來嗎——我不能把任何署有自己名字的蹩腳東西發表出去。不管是為了什麽目的，這樣做本身總是卑鄙可恥的。”
經過幾個月的緊張工作，1874年3月，托爾斯泰將重新寫就的小說開頭部分的7個印張手稿交給了《俄國導報》的出版人卡特科夫，準備在該雜誌上陸續刊出。但是7月份，當他收到小說開頭部分的校樣後，又感到不滿意，他最後毅然舍棄了那幾個印張，“而把有關列文和沃倫斯基的開頭部分全部重寫過。”他以固有的一絲不苟的精神，一次又一次地修改或重寫，現存的《安娜·卡列尼娜》開頭部分的異稿就有10種之多。
1875年，《俄國導報》開始刊出《安娜·卡列尼娜》，在當年的頭四期上發表了小說的第一、二部和第三部的前十章。期間，卡特科夫曾從自己的趣味出發，要求托爾斯泰修改安娜與沃倫斯基接近的那一章。托爾斯泰斷然拒絕了。他說：“那一章我絲毫不能動它。鮮明的寫實主義——像你所說的，乃是我唯一的工具。”在堅持必須堅持的東西的同時，托爾斯泰不斷對自己的作品提出更高的要求。1876年，在時隔半年多以後，《俄國導報》頭四期又發表了《安娜·卡列尼娜》的第三部後十八章和第四、五部。小說引起了讀者廣泛的興趣，好評如潮，但是托爾斯泰卻對已發表的部分仍感到種種不滿足。他一再表示，真希望能“改寫全部已經發表的東西，刪改一切，丟掉一切，放棄一切”。於是，他又暫時中止了小說後麵部分的發表。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精神沉睡”之後，托爾斯泰在1875年至1876年的整個冬季再次“精神飽滿而專注地”投入小說最後幾部的創作。1877年，《俄國導報》頭幾期上刊出了小說的第六、七部。第八部原準備在刊物第五期上發表，但因作家與卡特科夫的意見分歧而作罷。托爾斯泰在這一部裏對當時俄國支持塞爾維亞人的誌願運動作了否定性的描寫，並且尖刻地嘲笑了那些斯拉夫主義者和卡特科夫一類的可以用金錢收買的新聞界人士，因此引起卡特科夫的不滿，並向托爾斯泰提出了種種刪改要求。托爾斯泰拒絕了，並且從他那兒收回了第八部的手稿，以單行本的形式出版了這最後的一部。此後，托爾斯泰再也沒有向《俄國導報》供稿。
整部作品完成以後，托爾斯泰對刊物上發表過的文字重新加以整理，作了大量重要的修改。友人斯特拉霍夫幫助他作一些語言上的改動。那年夏天，工作異常緊張。為了恢複精神，促進食欲，兩人約好在用正餐前作一小時左右的散步。可是每當斯特拉霍夫前去叫托爾斯泰時，“他幾乎總是拖延，有時很難使他放下工作。在這種情況下，緊張的跡象表現得很明顯：看得出血液輕輕地湧向頭部，列夫·尼古拉耶維奇心不在焉，飯吃得很少。”斯特拉霍夫回憶說：
“這種頑強的勞動獲得了成果。盡管我對小說最初的原型非常喜愛，可是我仍然很快便信服了列夫·尼古拉耶維奇異常巧妙的修改，這些修改使那些看來即使不修改也很清晰的特征變得分明而深刻，而且始終嚴格符合全書的精神和風格。關於我所做的幾乎隻涉及語言方麵的修改，我還發現一個特點，列夫·尼古拉耶維奇對自己的文句，哪怕是一個最微不足道的語句，他都堅決捍衛，不同意作毫無必要的改動。他的解釋使我深信，他不是一般地珍視自己的語言，盡管他的文體看來草率而不穩定，卻對自己的每一個詞，每一個語句都推敲得並不比一個最一絲不苟的詩人差。”
重新加工後的《安娜·卡列尼娜》一書的單行本，於1878年1月在莫斯科出版。
經過巨大的創造性的勞動，定稿後的這部作品與托爾斯泰最初的構思已大相徑庭了。小說中原來的濃重的私生活色彩已淡化了。主角個人的家庭生活中的事件雖然仍居小說的顯要位置，但它們已被納入時代洪流之中。人物的命運及其相互間的矛盾衝突，與時代的和社會的衝突緊緊地聯係在一起。“現在在我們這裏，一切都翻了一個身，一切都剛剛開始安排。”小說主角之一列文的這句話十分準確地說出了60—70年代俄國社會的階段性特征，這個曆史階段在小說中得到了極為鮮明的反映。同時，人物形象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特別是安娜的形象更是如此。她已由最初的“一個不忠實的妻子”變成了一個內心世界豐富的、具有個性解放思想的優美的女性形象。小說著重展現的是安娜的悲劇命運，而這一悲劇命運又始終沒有脫離廣闊的社會背景和激烈動蕩的時代氛圍。作家在此基礎上揭示了造成安娜悲劇的原因及其所顯示的意義。
安娜在她很年輕的時候，就由姑媽作主嫁給了比她大20歲的省長卡列寧，在這封建婚姻中已埋下安娜悲劇命運的種子。卡列寧被貴族上流社會視作“有事業心”的出類拔萃的人物，實際上卻是沙俄時代一架典型的官僚機器。他道貌岸然、冷酷虛偽、頑固保守，除了升官的願望，毫無感情而言。他摧殘了安娜的青春，還自鳴得意。婚後8年，安娜隻能把全部的情愛傾注在孩子謝遼沙身上。與沃倫斯基的相遇以及沃倫斯基對她的熱烈追求，喚醒了安娜沉睡的愛情。她看清了卡列寧的真實麵目，認識到自己可悲的地位。於是，決心不顧丈夫的威脅，離家與自己所愛的人一起生活。然而，上流社會卻因此對安娜作出了嚴厲的懲罰。由三個集團構成的京城上流社會，極端偽善，荒淫無恥，可是卻不容許安娜觸犯他們的所謂道德規範。卡列寧也在上流社會的支持下，拒絕離婚，並奪走了安娜的兒子。安娜始終處在可怕的侮辱和精神折磨的陰影之下。與此同時，沃倫斯基也日益暴露了貴族社會紈絝子弟的平庸麵目。沃倫斯基富有、聰明、英俊、優雅，被視作青年貴族的高等標本。他遵循的依然是上流社會的準則：
“這些準則絕對地規定：該付清賭博騙子的賭債，卻不必償付裁縫的賬單；不可以對男子說謊，對女子卻可以；絕不可欺騙任何人，欺騙丈夫卻可以；絕不能饒恕人家的侮辱，卻可以侮辱別人，諸如此類。這些準則也許是不合理、不好的，但卻是無可懷疑的，因此在按這些準則行事時，沃倫斯基就覺得心安理得，完全可以高高揚起自己的頭來。”
盡管安娜的愛情在精神上提高了沃倫斯基，使他稍許改變了生活的軌跡，但是他並不可能真正了解安娜的內心世界。安娜與沃倫斯基的矛盾的產生是不可避免的。安娜終於意識到她所處的貴族社會中的一切“全是虛偽、全是謊言、全是欺騙、全是罪惡”！她沒能得到她所追求的幸福，卻在憤懣和絕望中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顯而易見，安娜是那個黑暗社會的犧牲品，安娜的悲劇是一樁社會的悲劇。
作為上流社會虛偽道德的大膽反抗者和個性解放的熱烈追求者，安娜的性格無疑是出眾的。她天賦卓越，真誠坦率，充滿著生命的活力。她具有強烈的情感，這種情感有時表現為純真的母愛，有時又表現為熾熱的情愛，有時它還表現為火樣的憤怒、深深的絕望和難忍的屈辱等。在這些感情中，表現最強烈並且貫穿始終的是安娜對生活的熱愛和對真正愛情的向往。安娜性格的藝術魅力恐怕主要就在這裏。小說出色地顯示了安娜性格的豐厚性及其內在的矛盾。安娜在熱烈追求時，又常常自我譴責；她在大膽反抗時，又時時妥協；她個性堅強，但又恐懼多疑。貴族社會畢竟在她身上打上了烙印，她的思想和行為不時受到封建道德和宗教感情的內在製約，她無法真正脫離她所出身的貴族社會。如小說中為人稱道的安娜觀看歌劇這一節，它既表明了安娜性格中大膽、堅毅的一麵：公然勇敢地向整個社交界挑戰；但同時也表明了她性格中軟弱的一麵：在上流社會壓力、沉重的精神枷鎖和與沃倫斯基的愛情出現裂痕的威脅下，安娜感到無能為力，感到恐懼和絕望。安娜的矛盾和局限使她找不到真正的出路，也使她的抗爭從一開始就帶上了悲劇色彩。
在安娜生命的最後一刻，“生命帶著它種種燦爛歡樂的往事刹那間又呈現在她麵前”，如此富有生命力，如此熱愛生活的人卻在這畸形的社會中自投於車輪之下，其悲劇效果是極為強烈的。安娜的悲劇無疑是對沙俄時代社會黑暗的有力揭露和批判。這個社會可以放任夫妻之間的相互欺騙，卻不允許任何對真正自由的愛情的追求。為了維護所謂傳統的規範和道德，它無情地迫害敢於越雷池一步者。安娜追求的隻是個性的解放，可是她卻為之付出了昂貴的，乃至生命的代價。這一悲劇十分深刻地反映了俄國貴族資產階級社會及其法律、道德、宗教的虛偽和腐朽，反映了整個專製製度的黑暗本質。同時，安娜的悲劇也表明，盡管她的追求符合時代的要求和曆史發展的趨勢，但是俄國資產階級的軟弱，以及安娜孤獨的、個人反抗的方式，都決定了她不可能獲得幸福的結局。安娜的悲劇正是在這些方麵顯示了其深刻的典型意義。
當然，托爾斯泰在婦女觀上的矛盾，以及他曾試圖從宗教和道德的立場解釋安娜命運的做法，仍在小說中有所反映。小說卷首題辭：“伸冤在我，我必報應。”取自《聖經》，它就是針對著安娜的。托爾斯泰認為，安娜在放棄做妻子和母親的責任這點上是有罪的，因此她無法逃脫上帝的無情法則。但是，作為一個清醒的寫實主義作家，托爾斯泰尊重生活的真實。有一次，托爾斯泰的友人魯薩諾夫表示，作家讓安娜死在車輪下，這太殘酷了。托爾斯泰回答說：
“這使我想起了普希金遇到過的一件事。一次他對自己的一位朋友說：‘想想看，我那位達吉揚娜跟我開了個多大的玩笑！她竟然嫁了人！我怎麽也沒有想到她會這樣做。’關於安娜·卡列尼娜我也可以說同樣的話。根本講來，我那些男女主角有時就常常鬧出一些違反本意的把戲來：他們做了在實際生活中常有的和應該做的事，而不是做了我所希望他們做的事。”
此外，當時的托爾斯泰熱愛人生，熱愛蓬勃的生命力，厭惡虛偽的扼殺生命力的現象，在這點上安娜形象符合他的審美理想。因此，在安娜形象周圍才會不時出現或洋溢著濃烈詩情的氣氛，或飽蘸真切同情的筆觸，不時出現母子重逢、安娜臥軌那樣的使讀者為之流淚，為之扼腕的動人場麵。也正因為這樣，安娜才會成為代表俄羅斯文學最高成就的不朽的藝術形象。
小說中另一主線的中心人物是列文。與最初的構思相比，這條線索被大大強化了，這就使小說反映生活的一麵進一步拓寬，並且具有了更大的思想容量。列文這一形象的自傳性是顯而易見的。這種自傳性不在於生活經曆的類同，而在於作家與人物在思想探索和倫理探索上的相似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們可以在列文身上清晰地看到作家的自我。托爾斯泰仿佛是拿著自身的切片在做實驗的標本，他與人物一起在探索，一起在進行深沉的自我分析。列文是一個在資本主義開始迅猛發展時期緊張探索的貴族地主。他的身上充滿了矛盾：對農奴製度的不滿與對貴族古風的留戀、高度的文化修養與對資本主義文明的恐懼、和人民的接近與維護地主利益的本能等等，這些矛盾富有鮮明的時代色彩。當然，孜孜不倦地探索社會的和人生的理想，是列文身上最主要的特征。麵對農奴製改革後貴族階級逐漸沒落和舊的生活基礎遭到破壞的狀況，列文感到憂慮和恐懼，他企圖通過農事改革找到一條地主和農民共同富足的道路，從而保留住宗法製的莊園製度。盡管這種想法中有人道主義的成分，但隻是一種逆社會潮流的空想，因而注定要在現實生活中碰壁，無法過“問心無愧”的生活。列文又苦苦地探索人生的意義和生與死的問題，試圖從哲學中找到“正當生活”的理想。他曾為了“他是什麽人？他活著為了什麽”而苦惱、絕望，甚至“幾次想到自殺”。書中作家醒目地為一個章節加了標題：“死”。
尼古拉哥哥的死，使列文“對死的無法理解，對死的臨近和不可避免的恐懼”更加強烈，而同時“另一個同樣不可思議的謎——號召人們去愛和生活的謎，又出現了”，那就是“生”，一種新生命的孕育。這種“生”與“死”的強烈對照，正反映了列文（也可以說是托爾斯泰本人）在人生意義問題上的精神苦悶和矛盾心理。列文從老農弗卡內奇那裏獲得啟示，明白了人生的意義就在於“照上帝的指示”生活，即從道德上完善自我。列文把尖銳的社會問題變成了抽象的道德問題，他的社會的和人生的探索並沒有得出正確的結論。不過，這一探索過程本身卻包含著民主主義的思想內容，並能給人以多方麵的啟示。
這部小說同樣具有史詩式的生活涵蓋麵和大容量地反映社會問題的特點。作家不僅探索了家庭婚姻、倫理道德、農村經濟關係與階級關係這樣一些重要問題，還廣泛涉及了社會製度、政治思潮，以及哲學、宗教、藝術、教育等一係列問題。對於新的曆史條件許多新躍出的問號，托爾斯泰盡可能地加以捕捉，並予以生動的表現。因此，這部小說成了反映那一時代俄國生活的百科全書式的巨著。
《安娜·卡列尼娜》也是托爾斯泰高度藝術自覺的產物，小說的藝術成就是多方麵的。僅就長篇的結構而言，它的成就就不同凡響。這部小說剛發表時，托爾斯泰的一位朋友，莫大教授拉欽斯基曾對小說的結構提出過異議，認為小說中的兩條主線之間缺乏聯係，“沒有建築學”。托爾斯泰回答說：
“相反，我恰恰以它的建築學而自豪——拱頂鑲合得那麽好，簡直看不出嵌接的地方在哪裏。而這正是我所致力以求的東西。這所建築物的連接既不靠情節，也不靠人物間的關係（交往），而靠一種內在的聯係。”
確實，在作者的精心構思下，這部作品形成了嚴整的結構，兩條情節線索平行發展，並由兩個對映人物構成結構中心。這種對映體結構正是托爾斯泰“致力以求”並感到“自豪”的結構獨到之處。小說中，男女主角之間存在著獨特的對映關係，如在尋求自己的理想生活時，安娜重感情，而列文重理智；安娜在追求中表現為“靈”與“肉”的尖銳衝突，而列文則主要是精神上的和家庭生活中的深刻矛盾；在家庭生活方麵，安娜在資本主義文明的淵藪裏沉淪，並以悲劇告終，列文則在宗法製農村莊園中尋找出路，得到家庭幸福。作者正是以此為對映基礎，展開了人物的兩條逆向的生活道路，並使之在“家庭思想”的凝聚下共同構成布局的主體。從外部形態看，這部作品如同一座雙體大廈，其中任何一體都無法獨立存在，但同時它們各自又有自己的一些互不重疊的側麵，因此結構的開闊感、層次感和整體感都很強烈。
在這部作品中，奧勃浪斯基也是塑造得十分出色的一個人物，他在結構中起了聯係兩條並行線索的紐帶作用。奧勃浪斯基作為一個“生於烜赫的官宦世家”的貴族，“莫斯科和彼得堡幾乎有一半人認識他”，他與上流社會關係密切；作為一個破產的作風浪蕩的“自由派”貴族，他又與知識界人士、商人、金融家，乃至社會上的“三教九流”有著廣泛的接觸。同時，他與小說中所有主要人物均有關係：安娜是他的妹妹，卡列寧是他的妹夫，列文是他的知友，吉提是他的妻妹，等等。因此，由他充當人物命運發展和情節推移的紐帶是極為合適的。小說一開始就由奧勃浪斯基引出“一片混亂”的時代基調。接著，又通過安娜的電報和列文的來訪引出兩條主線。安娜為調解兄嫂關係而來，卻為自己帶回了家庭破裂和悲劇命運的潛伏危機；列文向吉提求婚失敗，回莊園開始新的生活。對映雙方以各自內在的力量開始了不同的生活道路，眾多的人物和廣闊的生活現象分別在兩條主線中得到展現。同時，奧勃浪斯基在結構中穿梭往來，時隱時現。他時而出現在安娜線中，成為安娜、沃倫斯基和卡列寧之間微妙的中間人，時而又在列文線中露麵，為列文和吉提關係的發展推波助瀾；他常常活躍在都市的上流社會，又不時來到外省的農村莊園；他促成了安娜與列文唯一的一次會麵，也是他的電報觸發了安娜臨死前與沃倫斯基最激烈的一次爭吵。奧勃浪斯基的活動不僅使兩條線索之間的結構密度明顯增大，而且還提供了一個充分顯示對映效果的觀察點——安娜充滿感情色彩地追求真正的愛情生活與列文認真和理智地探索生活的真理；安娜線所顯示的都市上流社會的病態生活與列文線所表明的鄉村莊園的健康生活；安娜命運中逐步加深又險象迭起的危機與列文生活道路上雖有波折但日益明朗的家庭幸福……這些不同層次的對映內容通過奧勃浪斯基的連綴而不斷顯現出來，使讀者獲得了一個完整而又強烈的印象，整個多層次的布局也隨之出現了清晰的脈絡。
《安娜·卡列尼娜》在文壇激起的回響空前強烈。用斯特拉霍夫的話來說，小說每一部的問世，各家報刊就像“評論一次新的戰役”一樣“急忙報道，議論紛紛”。雖然也有人明確表示不喜歡，但大多數人則是讚歎備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說全文發表後，立即撰文指出：“這是一部前所未有的作品，第一流的作品，”它“作為一部文藝作品是完美無缺的。當代歐洲文學中沒有一部作品可以與之媲美。”在這部小說中，“所有我們俄國現有的一切政治的和社會的問題都集中在一個焦點上了。”“就主題思想而言，這已經是我們的東西，構成我們民族的‘新的判斷’，或者至少是它的基礎的東西。”而這一主題思想又是“通過對人的心靈的大量的心理分析，以異常的深度和力量，以我們文學中從未有過的藝術描繪中的寫實主義手法”表現出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因此而稱托爾斯泰是“藝術之神”。費特在談到這部作品時說：“這是對我們全部的生活製度嚴厲的一絲不苟的批判。它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簡直是無休止的議論、喜悅和爭執。”評論家斯塔索夫則熱情讚揚道：“列夫·托爾斯泰伯爵唱出了俄羅斯文學從未唱出過的高亢的調子。甚至普希金和果戈理兩人對愛情和激情的描寫也未曾達到像托爾斯泰現在這樣的深度和驚人的真實性。這部小說散發出了怎樣的創作力和美啊！是多麽神奇的藝術真實的威力啊！過去從未達到的深度在這裏才第一次觸及到了啊！”托爾斯泰善於“用雕塑家的妙手雕塑出這樣的人物和場麵，這種人物和場麵在他之前在俄國整個文學中任何人都沒有見到過……《安娜·卡列尼娜》將永遠是一顆閃耀著天才光芒的明亮巨星！”
right——斯塔索夫：《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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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初，雅斯納亞·波良納的住宅進行了擴建。在老屋的一側新造了一幢高大的兩層樓房。樓上是寬敞的客廳兼餐室；樓下除了前室、仆役室外，就是托爾斯泰的書房——一間帶陽台的大房間。書房裏放著一張綠呢絨覆麵的核桃木書桌，一張皮麵長沙發和幾個書櫥；壁龕裏擺著大哥尼古拉的胸像；牆上掛著狄更斯、叔本華和費特青年時代的肖像，1856年《現代人》雜誌同人的合影，以及托爾斯泰從高加索帶回的鹿角。透過書房的窗戶，可以看到一片宜人的景色：草地、花壇、水池和青翠的樹林。托爾斯泰很喜歡這個陳設簡單但又寧靜舒適的新書房，就是在這個書房裏，他完成了新作《安娜·卡列尼娜》。
托爾斯泰曾經在與友人的談話中這樣回憶小說創作的緣起：
“我也像現在一樣，飯後躺在這個房間裏，在這張沙發上，也是像現在這樣的黃昏時刻。因為疲倦，我和瞌睡鬥爭著，突然一隻裸露著的女人胳膊肘在我麵前清晰地閃過，我不由得細看起來——這隻胳膊肘又出現了，漸漸在我麵前顯出一個穿著華麗的舞會服裝，頸部袒露著，麵貌十分美麗的女人的身影，她用沉思的、痛苦的眼睛看著我。像我感覺的那樣，我久久不能擺脫這個幻影，直到它像出現時那樣消逝了。但是從那時起，這個幻影再也沒有和我分離過。我把它記在心上，在心裏和它談話，而且不知不覺地揭開了它的秘密。從這個時刻開始我產生了無論如何要講述這個秘密的要求，而且直到動筆之前，我一直坐立不安。”
這一情景大致發生在1870年之初。那年2月24日索菲婭的日記中有如下記載：
“昨天晚上他（托爾斯泰》對我說，他腦子裏出現一個出身上流社會，但是墮落的已婚婦女的形象。他說，他的任務是要把這個婦女寫得隻顯得可憐而不顯得有罪；還說，這個形象一出現在他眼前，所有以前已經想到的人物和男性典型便都圍繞著這個女子聚集起來，各人獲得了各人的位置。”
盡管由於構思尚未成熟，托爾斯泰沒有立即動筆，但是以家庭為核心展開事件，這一點已確實無疑。托爾斯泰後來還說過，在這部作品中他喜愛的是“家庭的思想”。對家庭題材的興趣，托爾斯泰由來已久。這一方麵是因為家庭作為社會的細胞，往往能首先感受到社會的變動及其價值觀念的變化，舊家庭的危機常常被看作是社會變更最明顯的特征之一；另一方麵，是因為托爾斯泰一向重視家庭關係，他把“自然的”關係同人為的生活相對照時，把家庭看做是社會之中最早體現出人們的自然關係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單位。托爾斯泰認為，保留這種自然的關係並使之免遭外來因素的破壞，這一點具有重大的意義。
在最初的構思中，小說基本內容局限在對家庭危機及其後果的描寫上。小說主角為達吉雅娜、米哈伊爾、巴拉諾夫。達吉雅娜是米哈伊爾年輕的妻子。在小說提綱中，她是“一個令人厭惡的女人”，崇尚肉欲和感官享受，賣弄風情，趣味低下。她迷上了青年軍官巴拉諾夫，並離開丈夫，嫁給了他。而米哈伊爾和巴拉諾夫都是善良的和情操高尚的人。達吉雅娜對新建立的家庭和自己的孩子也沒有真正的感情，她不僅毀了兩個善良的人，而且自己也以自殺結束人生。小說最初設想的名字有《好樣兒的娘們》、《兩段婚姻》、《兩對夫妻》、《年輕太太》等。不過，托爾斯泰很快就對這個帶有過於濃重私生活色彩的構思感到不滿。
在小說醞釀階段，有兩個人對主人公形象的塑造產生了影響。一個是名叫安娜·斯切潘諾夫娜的年輕婦女。她是托爾斯泰的鄰居比比科夫的情婦，因嫉妒比比科夫同家庭女教師的關係而自殺。1872年1月初，她來到雅先基車站，投身於一列貨車底下。此事引起了托爾斯泰的注意。他曾趕赴出事地點，目睹了死者血肉模糊的慘狀。這件事給托爾斯泰留下的印象如此之深，以致使他決定將小說中的女主角的名字由達吉雅娜改為安娜，並讓她以同樣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另一個是普希金的女兒瑪麗婭·亞曆山德洛夫娜·加爾童克。有一次，托爾斯泰與妻妹丹尼婭一起去圖拉參加舞會。在那裏，托爾斯泰見到了加爾童克，並為她儀態萬方的美貌、得體的發型和服飾所吸引。後來，托爾斯泰還與她作過長談。可以說，小說中安娜外貌的原型主要取自於加爾童克。
托爾斯泰遲遲沒有動筆開始這部小說的創作。1873年3月19日，索菲婭在致丹尼婭的信中說：“昨天，列沃奇卡突然出其不意地動手寫起一部有關現代生活的小說來。小說的題材是——一個不忠實的妻子以及由此而發生的全部悲劇。”事情的直接觸發點是普希金的作品《別爾金小說集》，特別是其中那未完成的片斷《賓客齊集在別墅中》。5月中旬，托爾斯泰在一封未發出的致斯特拉霍夫的信中談到了這一點：“有一次我在工作之後，拿起這一卷《普希金文集》來，並且照往常那樣（似乎這已經是第七次了）把它一口氣讀完，簡直不忍釋手，而且好像是第一次新讀到它那樣。不僅如此，它同時還仿佛解決了我的全部疑惑。那裏麵還有一段《賓客齊集在別墅中》。我不由自主地，無意地，自己也不知為了什麽而且會產生什麽結果地，就開始想起人物和事件來，開始替它續下來。當然，後來改變了計劃，而且突然得到了那麽美妙而且突兀的結果——誕生出了我目前正在初步完成的長篇小說，這部小說非常生動、熱烈而完整，我對它十分滿意，而且如果上帝給我健康的話，再過兩個星期就可以完成，它跟我苦心孤詣弄了整整一年的那部東西毫無共同之處。”
這年早春，托爾斯泰用了約莫兩個月的時間，奮筆疾書，草成了小說第一稿，當時篇幅還較小。夏天，他是在薩馬拉度過的。從那裏回來後，托爾斯泰對已寫成的東西的評價起了根本的變化，稱它用的是“最輕率，最不嚴謹的風格”。他決定推倒重來，使之徹底改觀。秋冬時節，他又全身心地沉浸在這一“心愛的工作上”。托爾斯泰拒絕了一切稿約。他在致斯特拉霍夫的信中說：
“發表這部小說的一章嗎，可是我還正在不斷修改它們，而且我對它們還不滿意……從自己的存稿中拿點什麽出來嗎——我不能把任何署有自己名字的蹩腳東西發表出去。不管是為了什麽目的，這樣做本身總是卑鄙可恥的。”
經過幾個月的緊張工作，1874年3月，托爾斯泰將重新寫就的小說開頭部分的7個印張手稿交給了《俄國導報》的出版人卡特科夫，準備在該雜誌上陸續刊出。但是7月份，當他收到小說開頭部分的校樣後，又感到不滿意，他最後毅然舍棄了那幾個印張，“而把有關列文和沃倫斯基的開頭部分全部重寫過。”他以固有的一絲不苟的精神，一次又一次地修改或重寫，現存的《安娜·卡列尼娜》開頭部分的異稿就有10種之多。
1875年，《俄國導報》開始刊出《安娜·卡列尼娜》，在當年的頭四期上發表了小說的第一、二部和第三部的前十章。期間，卡特科夫曾從自己的趣味出發，要求托爾斯泰修改安娜與沃倫斯基接近的那一章。托爾斯泰斷然拒絕了。他說：“那一章我絲毫不能動它。鮮明的寫實主義——像你所說的，乃是我唯一的工具。”在堅持必須堅持的東西的同時，托爾斯泰不斷對自己的作品提出更高的要求。1876年，在時隔半年多以後，《俄國導報》頭四期又發表了《安娜·卡列尼娜》的第三部後十八章和第四、五部。小說引起了讀者廣泛的興趣，好評如潮，但是托爾斯泰卻對已發表的部分仍感到種種不滿足。他一再表示，真希望能“改寫全部已經發表的東西，刪改一切，丟掉一切，放棄一切”。於是，他又暫時中止了小說後麵部分的發表。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精神沉睡”之後，托爾斯泰在1875年至1876年的整個冬季再次“精神飽滿而專注地”投入小說最後幾部的創作。1877年，《俄國導報》頭幾期上刊出了小說的第六、七部。第八部原準備在刊物第五期上發表，但因作家與卡特科夫的意見分歧而作罷。托爾斯泰在這一部裏對當時俄國支持塞爾維亞人的誌願運動作了否定性的描寫，並且尖刻地嘲笑了那些斯拉夫主義者和卡特科夫一類的可以用金錢收買的新聞界人士，因此引起卡特科夫的不滿，並向托爾斯泰提出了種種刪改要求。托爾斯泰拒絕了，並且從他那兒收回了第八部的手稿，以單行本的形式出版了這最後的一部。此後，托爾斯泰再也沒有向《俄國導報》供稿。
整部作品完成以後，托爾斯泰對刊物上發表過的文字重新加以整理，作了大量重要的修改。友人斯特拉霍夫幫助他作一些語言上的改動。那年夏天，工作異常緊張。為了恢複精神，促進食欲，兩人約好在用正餐前作一小時左右的散步。可是每當斯特拉霍夫前去叫托爾斯泰時，“他幾乎總是拖延，有時很難使他放下工作。在這種情況下，緊張的跡象表現得很明顯：看得出血液輕輕地湧向頭部，列夫·尼古拉耶維奇心不在焉，飯吃得很少。”斯特拉霍夫回憶說：
“這種頑強的勞動獲得了成果。盡管我對小說最初的原型非常喜愛，可是我仍然很快便信服了列夫·尼古拉耶維奇異常巧妙的修改，這些修改使那些看來即使不修改也很清晰的特征變得分明而深刻，而且始終嚴格符合全書的精神和風格。關於我所做的幾乎隻涉及語言方麵的修改，我還發現一個特點，列夫·尼古拉耶維奇對自己的文句，哪怕是一個最微不足道的語句，他都堅決捍衛，不同意作毫無必要的改動。他的解釋使我深信，他不是一般地珍視自己的語言，盡管他的文體看來草率而不穩定，卻對自己的每一個詞，每一個語句都推敲得並不比一個最一絲不苟的詩人差。”
重新加工後的《安娜·卡列尼娜》一書的單行本，於1878年1月在莫斯科出版。
經過巨大的創造性的勞動，定稿後的這部作品與托爾斯泰最初的構思已大相徑庭了。小說中原來的濃重的私生活色彩已淡化了。主角個人的家庭生活中的事件雖然仍居小說的顯要位置，但它們已被納入時代洪流之中。人物的命運及其相互間的矛盾衝突，與時代的和社會的衝突緊緊地聯係在一起。“現在在我們這裏，一切都翻了一個身，一切都剛剛開始安排。”小說主角之一列文的這句話十分準確地說出了60—70年代俄國社會的階段性特征，這個曆史階段在小說中得到了極為鮮明的反映。同時，人物形象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特別是安娜的形象更是如此。她已由最初的“一個不忠實的妻子”變成了一個內心世界豐富的、具有個性解放思想的優美的女性形象。小說著重展現的是安娜的悲劇命運，而這一悲劇命運又始終沒有脫離廣闊的社會背景和激烈動蕩的時代氛圍。作家在此基礎上揭示了造成安娜悲劇的原因及其所顯示的意義。
安娜在她很年輕的時候，就由姑媽作主嫁給了比她大20歲的省長卡列寧，在這封建婚姻中已埋下安娜悲劇命運的種子。卡列寧被貴族上流社會視作“有事業心”的出類拔萃的人物，實際上卻是沙俄時代一架典型的官僚機器。他道貌岸然、冷酷虛偽、頑固保守，除了升官的願望，毫無感情而言。他摧殘了安娜的青春，還自鳴得意。婚後8年，安娜隻能把全部的情愛傾注在孩子謝遼沙身上。與沃倫斯基的相遇以及沃倫斯基對她的熱烈追求，喚醒了安娜沉睡的愛情。她看清了卡列寧的真實麵目，認識到自己可悲的地位。於是，決心不顧丈夫的威脅，離家與自己所愛的人一起生活。然而，上流社會卻因此對安娜作出了嚴厲的懲罰。由三個集團構成的京城上流社會，極端偽善，荒淫無恥，可是卻不容許安娜觸犯他們的所謂道德規範。卡列寧也在上流社會的支持下，拒絕離婚，並奪走了安娜的兒子。安娜始終處在可怕的侮辱和精神折磨的陰影之下。與此同時，沃倫斯基也日益暴露了貴族社會紈絝子弟的平庸麵目。沃倫斯基富有、聰明、英俊、優雅，被視作青年貴族的高等標本。他遵循的依然是上流社會的準則：
“這些準則絕對地規定：該付清賭博騙子的賭債，卻不必償付裁縫的賬單；不可以對男子說謊，對女子卻可以；絕不可欺騙任何人，欺騙丈夫卻可以；絕不能饒恕人家的侮辱，卻可以侮辱別人，諸如此類。這些準則也許是不合理、不好的，但卻是無可懷疑的，因此在按這些準則行事時，沃倫斯基就覺得心安理得，完全可以高高揚起自己的頭來。”
盡管安娜的愛情在精神上提高了沃倫斯基，使他稍許改變了生活的軌跡，但是他並不可能真正了解安娜的內心世界。安娜與沃倫斯基的矛盾的產生是不可避免的。安娜終於意識到她所處的貴族社會中的一切“全是虛偽、全是謊言、全是欺騙、全是罪惡”！她沒能得到她所追求的幸福，卻在憤懣和絕望中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顯而易見，安娜是那個黑暗社會的犧牲品，安娜的悲劇是一樁社會的悲劇。
作為上流社會虛偽道德的大膽反抗者和個性解放的熱烈追求者，安娜的性格無疑是出眾的。她天賦卓越，真誠坦率，充滿著生命的活力。她具有強烈的情感，這種情感有時表現為純真的母愛，有時又表現為熾熱的情愛，有時它還表現為火樣的憤怒、深深的絕望和難忍的屈辱等。在這些感情中，表現最強烈並且貫穿始終的是安娜對生活的熱愛和對真正愛情的向往。安娜性格的藝術魅力恐怕主要就在這裏。小說出色地顯示了安娜性格的豐厚性及其內在的矛盾。安娜在熱烈追求時，又常常自我譴責；她在大膽反抗時，又時時妥協；她個性堅強，但又恐懼多疑。貴族社會畢竟在她身上打上了烙印，她的思想和行為不時受到封建道德和宗教感情的內在製約，她無法真正脫離她所出身的貴族社會。如小說中為人稱道的安娜觀看歌劇這一節，它既表明了安娜性格中大膽、堅毅的一麵：公然勇敢地向整個社交界挑戰；但同時也表明了她性格中軟弱的一麵：在上流社會壓力、沉重的精神枷鎖和與沃倫斯基的愛情出現裂痕的威脅下，安娜感到無能為力，感到恐懼和絕望。安娜的矛盾和局限使她找不到真正的出路，也使她的抗爭從一開始就帶上了悲劇色彩。
在安娜生命的最後一刻，“生命帶著它種種燦爛歡樂的往事刹那間又呈現在她麵前”，如此富有生命力，如此熱愛生活的人卻在這畸形的社會中自投於車輪之下，其悲劇效果是極為強烈的。安娜的悲劇無疑是對沙俄時代社會黑暗的有力揭露和批判。這個社會可以放任夫妻之間的相互欺騙，卻不允許任何對真正自由的愛情的追求。為了維護所謂傳統的規範和道德，它無情地迫害敢於越雷池一步者。安娜追求的隻是個性的解放，可是她卻為之付出了昂貴的，乃至生命的代價。這一悲劇十分深刻地反映了俄國貴族資產階級社會及其法律、道德、宗教的虛偽和腐朽，反映了整個專製製度的黑暗本質。同時，安娜的悲劇也表明，盡管她的追求符合時代的要求和曆史發展的趨勢，但是俄國資產階級的軟弱，以及安娜孤獨的、個人反抗的方式，都決定了她不可能獲得幸福的結局。安娜的悲劇正是在這些方麵顯示了其深刻的典型意義。
當然，托爾斯泰在婦女觀上的矛盾，以及他曾試圖從宗教和道德的立場解釋安娜命運的做法，仍在小說中有所反映。小說卷首題辭：“伸冤在我，我必報應。”取自《聖經》，它就是針對著安娜的。托爾斯泰認為，安娜在放棄做妻子和母親的責任這點上是有罪的，因此她無法逃脫上帝的無情法則。但是，作為一個清醒的寫實主義作家，托爾斯泰尊重生活的真實。有一次，托爾斯泰的友人魯薩諾夫表示，作家讓安娜死在車輪下，這太殘酷了。托爾斯泰回答說：
“這使我想起了普希金遇到過的一件事。一次他對自己的一位朋友說：‘想想看，我那位達吉揚娜跟我開了個多大的玩笑！她竟然嫁了人！我怎麽也沒有想到她會這樣做。’關於安娜·卡列尼娜我也可以說同樣的話。根本講來，我那些男女主角有時就常常鬧出一些違反本意的把戲來：他們做了在實際生活中常有的和應該做的事，而不是做了我所希望他們做的事。”
此外，當時的托爾斯泰熱愛人生，熱愛蓬勃的生命力，厭惡虛偽的扼殺生命力的現象，在這點上安娜形象符合他的審美理想。因此，在安娜形象周圍才會不時出現或洋溢著濃烈詩情的氣氛，或飽蘸真切同情的筆觸，不時出現母子重逢、安娜臥軌那樣的使讀者為之流淚，為之扼腕的動人場麵。也正因為這樣，安娜才會成為代表俄羅斯文學最高成就的不朽的藝術形象。
小說中另一主線的中心人物是列文。與最初的構思相比，這條線索被大大強化了，這就使小說反映生活的一麵進一步拓寬，並且具有了更大的思想容量。列文這一形象的自傳性是顯而易見的。這種自傳性不在於生活經曆的類同，而在於作家與人物在思想探索和倫理探索上的相似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們可以在列文身上清晰地看到作家的自我。托爾斯泰仿佛是拿著自身的切片在做實驗的標本，他與人物一起在探索，一起在進行深沉的自我分析。列文是一個在資本主義開始迅猛發展時期緊張探索的貴族地主。他的身上充滿了矛盾：對農奴製度的不滿與對貴族古風的留戀、高度的文化修養與對資本主義文明的恐懼、和人民的接近與維護地主利益的本能等等，這些矛盾富有鮮明的時代色彩。當然，孜孜不倦地探索社會的和人生的理想，是列文身上最主要的特征。麵對農奴製改革後貴族階級逐漸沒落和舊的生活基礎遭到破壞的狀況，列文感到憂慮和恐懼，他企圖通過農事改革找到一條地主和農民共同富足的道路，從而保留住宗法製的莊園製度。盡管這種想法中有人道主義的成分，但隻是一種逆社會潮流的空想，因而注定要在現實生活中碰壁，無法過“問心無愧”的生活。列文又苦苦地探索人生的意義和生與死的問題，試圖從哲學中找到“正當生活”的理想。他曾為了“他是什麽人？他活著為了什麽”而苦惱、絕望，甚至“幾次想到自殺”。書中作家醒目地為一個章節加了標題：“死”。
尼古拉哥哥的死，使列文“對死的無法理解，對死的臨近和不可避免的恐懼”更加強烈，而同時“另一個同樣不可思議的謎——號召人們去愛和生活的謎，又出現了”，那就是“生”，一種新生命的孕育。這種“生”與“死”的強烈對照，正反映了列文（也可以說是托爾斯泰本人）在人生意義問題上的精神苦悶和矛盾心理。列文從老農弗卡內奇那裏獲得啟示，明白了人生的意義就在於“照上帝的指示”生活，即從道德上完善自我。列文把尖銳的社會問題變成了抽象的道德問題，他的社會的和人生的探索並沒有得出正確的結論。不過，這一探索過程本身卻包含著民主主義的思想內容，並能給人以多方麵的啟示。
這部小說同樣具有史詩式的生活涵蓋麵和大容量地反映社會問題的特點。作家不僅探索了家庭婚姻、倫理道德、農村經濟關係與階級關係這樣一些重要問題，還廣泛涉及了社會製度、政治思潮，以及哲學、宗教、藝術、教育等一係列問題。對於新的曆史條件許多新躍出的問號，托爾斯泰盡可能地加以捕捉，並予以生動的表現。因此，這部小說成了反映那一時代俄國生活的百科全書式的巨著。
《安娜·卡列尼娜》也是托爾斯泰高度藝術自覺的產物，小說的藝術成就是多方麵的。僅就長篇的結構而言，它的成就就不同凡響。這部小說剛發表時，托爾斯泰的一位朋友，莫大教授拉欽斯基曾對小說的結構提出過異議，認為小說中的兩條主線之間缺乏聯係，“沒有建築學”。托爾斯泰回答說：
“相反，我恰恰以它的建築學而自豪——拱頂鑲合得那麽好，簡直看不出嵌接的地方在哪裏。而這正是我所致力以求的東西。這所建築物的連接既不靠情節，也不靠人物間的關係（交往），而靠一種內在的聯係。”
確實，在作者的精心構思下，這部作品形成了嚴整的結構，兩條情節線索平行發展，並由兩個對映人物構成結構中心。這種對映體結構正是托爾斯泰“致力以求”並感到“自豪”的結構獨到之處。小說中，男女主角之間存在著獨特的對映關係，如在尋求自己的理想生活時，安娜重感情，而列文重理智；安娜在追求中表現為“靈”與“肉”的尖銳衝突，而列文則主要是精神上的和家庭生活中的深刻矛盾；在家庭生活方麵，安娜在資本主義文明的淵藪裏沉淪，並以悲劇告終，列文則在宗法製農村莊園中尋找出路，得到家庭幸福。作者正是以此為對映基礎，展開了人物的兩條逆向的生活道路，並使之在“家庭思想”的凝聚下共同構成布局的主體。從外部形態看，這部作品如同一座雙體大廈，其中任何一體都無法獨立存在，但同時它們各自又有自己的一些互不重疊的側麵，因此結構的開闊感、層次感和整體感都很強烈。
在這部作品中，奧勃浪斯基也是塑造得十分出色的一個人物，他在結構中起了聯係兩條並行線索的紐帶作用。奧勃浪斯基作為一個“生於烜赫的官宦世家”的貴族，“莫斯科和彼得堡幾乎有一半人認識他”，他與上流社會關係密切；作為一個破產的作風浪蕩的“自由派”貴族，他又與知識界人士、商人、金融家，乃至社會上的“三教九流”有著廣泛的接觸。同時，他與小說中所有主要人物均有關係：安娜是他的妹妹，卡列寧是他的妹夫，列文是他的知友，吉提是他的妻妹，等等。因此，由他充當人物命運發展和情節推移的紐帶是極為合適的。小說一開始就由奧勃浪斯基引出“一片混亂”的時代基調。接著，又通過安娜的電報和列文的來訪引出兩條主線。安娜為調解兄嫂關係而來，卻為自己帶回了家庭破裂和悲劇命運的潛伏危機；列文向吉提求婚失敗，回莊園開始新的生活。對映雙方以各自內在的力量開始了不同的生活道路，眾多的人物和廣闊的生活現象分別在兩條主線中得到展現。同時，奧勃浪斯基在結構中穿梭往來，時隱時現。他時而出現在安娜線中，成為安娜、沃倫斯基和卡列寧之間微妙的中間人，時而又在列文線中露麵，為列文和吉提關係的發展推波助瀾；他常常活躍在都市的上流社會，又不時來到外省的農村莊園；他促成了安娜與列文唯一的一次會麵，也是他的電報觸發了安娜臨死前與沃倫斯基最激烈的一次爭吵。奧勃浪斯基的活動不僅使兩條線索之間的結構密度明顯增大，而且還提供了一個充分顯示對映效果的觀察點——安娜充滿感情色彩地追求真正的愛情生活與列文認真和理智地探索生活的真理；安娜線所顯示的都市上流社會的病態生活與列文線所表明的鄉村莊園的健康生活；安娜命運中逐步加深又險象迭起的危機與列文生活道路上雖有波折但日益明朗的家庭幸福……這些不同層次的對映內容通過奧勃浪斯基的連綴而不斷顯現出來，使讀者獲得了一個完整而又強烈的印象，整個多層次的布局也隨之出現了清晰的脈絡。
《安娜·卡列尼娜》在文壇激起的回響空前強烈。用斯特拉霍夫的話來說，小說每一部的問世，各家報刊就像“評論一次新的戰役”一樣“急忙報道，議論紛紛”。雖然也有人明確表示不喜歡，但大多數人則是讚歎備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說全文發表後，立即撰文指出：“這是一部前所未有的作品，第一流的作品，”它“作為一部文藝作品是完美無缺的。當代歐洲文學中沒有一部作品可以與之媲美。”在這部小說中，“所有我們俄國現有的一切政治的和社會的問題都集中在一個焦點上了。”“就主題思想而言，這已經是我們的東西，構成我們民族的‘新的判斷’，或者至少是它的基礎的東西。”而這一主題思想又是“通過對人的心靈的大量的心理分析，以異常的深度和力量，以我們文學中從未有過的藝術描繪中的寫實主義手法”表現出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因此而稱托爾斯泰是“藝術之神”。費特在談到這部作品時說：“這是對我們全部的生活製度嚴厲的一絲不苟的批判。它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簡直是無休止的議論、喜悅和爭執。”評論家斯塔索夫則熱情讚揚道：“列夫·托爾斯泰伯爵唱出了俄羅斯文學從未唱出過的高亢的調子。甚至普希金和果戈理兩人對愛情和激情的描寫也未曾達到像托爾斯泰現在這樣的深度和驚人的真實性。這部小說散發出了怎樣的創作力和美啊！是多麽神奇的藝術真實的威力啊！過去從未達到的深度在這裏才第一次觸及到了啊！”托爾斯泰善於“用雕塑家的妙手雕塑出這樣的人物和場麵，這種人物和場麵在他之前在俄國整個文學中任何人都沒有見到過……《安娜·卡列尼娜》將永遠是一顆閃耀著天才光芒的明亮巨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