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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生活
19世紀60—70年代，托爾斯泰很少出遠門，他在雅斯納亞·波良納過著相當平靜的生活。他的家庭裏充滿著和睦、溫馨的氣氛，雖然偶爾也會起些風波。這是當時托爾斯泰理想的知識分子型的莊園貴族的生活，托爾斯泰在他認為的“最好的生活條件”下埋頭創作。
1863年6月，索菲婭生下了第一個孩子謝遼沙。在此後的10年裏，她又生下了7個孩子（索菲婭共生了13個孩子）。索菲婭除了養育孩子，操持家務外，仍盡心盡力當好丈夫創作上的助手。她在日記中寫道：“他有時跟我講他的創作意圖和計劃，我對此總是感到十分高興，我也總是能夠理解他。”索菲婭成了托爾斯泰作品的第一個讀者，而托爾斯泰也總是樂意聽聽她的意見。他們的長女塔尼婭在回憶她的童年時說：
“有時我看到，爸爸走到媽媽身邊，從她的肩頭上看她抄寫，而她在這種時候總是要抓起他那強有力的大手，深情地親吻它，他則含情脈脈地撫摩她那烏黑光潔的秀發，親吻她的頭。每逢這種情況，在我幼小的心靈中就油然升起對他們兩人的愛。”
托爾斯泰雖然很忙，有時無暇顧及孩子，但是他從心底裏喜歡孩子，隻要一有空，他就來到兒童室，和孩子們一起玩耍。塔尼婭回憶說：
“工作之餘，爸爸是我所知道的最快活的人。隻要他一感到有什麽非常有趣的、好玩的事情就要發生時，他總是愉快的。仿佛新的生命活力像潮水一樣湧遍全身。他叫我‘丘爾卡’，我非常喜歡這個綽號，因為每當他這樣叫我時，都是他高興，想要撫愛或者逗我玩的時候。”
托爾斯泰常常給孩子們講故事，並且做各種各樣的遊戲。有時，他會讓一個孩子爬上自己的肩頭，然後扛著孩子滿屋子打轉，再順手一翻，孩子就站在了地上。有時，他會突然從桌邊站起來，舉起一隻手揮動著，繞著桌子跑動起來，孩子們立即也舉起一隻手跟著他跑著喊著，於是，房間裏充滿了孩子們的歡聲笑語。托爾斯泰反對給孩子買價格昂貴的玩具，但有時出門回來也給孩子們捎來一些小禮物，如草編的小馬車、瓷娃娃等，當他慢騰騰地從衣袖、領子、腰間等意想不到的地方掏出這些玩具時，總是引來孩子們一陣陣歡呼雀躍。
托爾斯泰喜歡孩子，但不溺愛他們。他希望孩子們有強健的體格。因此，打很小的時候起，孩子們就得跟著他學做體操，有節奏地轉動頭部、屈伸雙臂、原地踏步、蹲下站起等等，稍長些還得練單杠、跳木馬和跑步。托爾斯泰注重孩子有良好的教養。長子謝遼沙回憶說：
“在我童年時期，父親的觀點中甚至感覺得出有貴族思想，雖然他沒有直接說出來。他對貴族氣派的含義首先理解為良好的教養——就這個詞的最好的意義上來理解，自尊感、有學識、有涵養、寬宏大度等等，除了這種意義上的貴族氣派以外，在他的心靈中同時並存著對農民，像他一貫說的那樣，對供養我們的人的特殊尊敬和愛戴，而且他的這種尊敬也不斷地熏陶著我們。”
托爾斯泰最不滿意的是孩子對人說謊或對人粗暴——不管是對母親、對教師，還是對仆人。次子伊裏亞回憶說：“他幾乎從來不懲罰我們，而當他看著我的眼睛時，他就知道我心裏在想什麽，我也就心虛害怕。我可以在媽媽麵前撒謊，但在爸爸麵前卻不能，因為他反正會立即識破。”托爾斯泰為孩子們聘請了家庭教師，有時他還親自為孩子們授課。
1864年秋天，托爾斯泰一次出門探望鄰居比比科夫。他騎的是一匹牙口很輕的快馬米什卡，並隨身帶了幾條獵犬，行至野外，突然從田埂下麵竄出一隻灰兔，托爾斯泰撒開獵犬，喊了聲“追！”，便催馬趕去，米什卡迅跑起來，可是前麵出現了一條深深的轍溝，沒有狩獵經驗的米什卡縱身一躍，但後蹄踏空，栽倒在坑裏。托爾斯泰摔倒後，一隻胳膊被馬身子壓在下麵，沒等他明白過來是怎麽回事，米什卡已躍出轍溝，徑自回家了。托爾斯泰清醒過來後，忍著劇痛，爬出溝外，艱難地挪動雙腿，跛行了近2.3公裏，倒在了公路邊，過路的農民把他抬上馬車。托爾斯泰怕驚嚇即將分娩的妻子，就讓農民將他先送到村裏。索菲婭聞訊立即趕到托爾斯泰身邊，並從圖拉請來了醫生。當晚，圖拉來的醫生將托爾斯泰的胳膊扭來轉去，試了8次，都未能將紅腫脫臼的胳膊複位。早晨，又來了一位外科醫生，他給托爾斯泰上了麻醉，並校正了臂骨，但是他給骨折的鎖骨做的複位手術很不理想。臥床一個多月，托爾斯泰的右手仍不能自由活動，他不得不再赴莫斯科就診。又一次做了手術，將骨折處重新正位。就這樣，他被迫在莫斯科滯留了一段時間。
在莫斯科養病期間，托爾斯泰一方麵與卡特科夫談妥了《戰爭與和平》第一部在《俄國導報》上刊出的有關事項，另一方麵用口授方式繼續著創作，擔任著記錄的是丹尼婭和麗莎。時隔60年後，丹尼婭還清楚地記得當時的情景：
“……他的臉上流露出聚精會神的表情，他用一隻手托著另一隻病手，在房間裏來回走動，向我口授。他絲毫沒有留意我，隻是大聲地說著：‘不行，糟糕，不合適！’或者簡單地說：‘刪去。’他的口氣是命令式的，聲音中可以聽出他的急切心情。常常在口授同一處時，他要改動三四次。也有時，他的口授變得流暢和安詳，仿佛在背誦什麽似的，但這樣的時候不多，而在這種時候，他臉上的表情也會變得平和多了。他口授時非常急切，而且顯出可怕的激動。”
這時的托爾斯泰正處在創作欲望高漲的階段，他在致索菲婭的信中說：“我之所以能比較容易經受同你和孩子們的分……，是因為我熱愛而且時刻惦記著我的寫作。否則，沒有你在我身邊一天也沒法過，這一點你很清楚，因為寫作之於我，就像孩子之於你一樣。”不久，托爾斯泰又在致費特的信中寫道：“我向您講一件關於自己的意外事情：那次我從馬上跌下來，摔折了一條胳膊，當我從昏迷中蘇醒過來時，我對自己說：我是文學家。我確實是文學家，但是是一個與世隔絕的、無聲無息的文學家。”托爾斯泰全身心地沉浸在緊張的文學創作之中，但是他並非“與世隔絕”。60年代中期，有兩件事特別牽動了他的心。1865年春夏，圖拉省發生了大旱災，糧食歉收，農民生活相當艱難。作家為此焦慮不安。他在5月中旬致費特的信中寫道：
“近來我對自己的事情很滿意，但當前人民饑饉這一件大家關心的事情卻一天比一天使我痛苦，這是何等荒誕的怪事，甚至是荒誕得十分可怕。在我們鋪著潔淨桌布的餐桌上，擺著粉紅色的洋蘿卜、奶油和烤得黃黃的軟麵包，在花園的綠蔭下，我們那些身穿薄紗連衣裙的年輕太太們高高興興，沒有絲毫悶熱的感覺。可是，在別的地方，這隻凶惡的饑餓鬼卻猖獗起來，田野長滿濱藜，幹涸的土地出現裂縫，把農夫農婦長繭的腳後跟磨破，使牲口的蹄子開裂，並使所有牲口和人都深受刺激而騷動起來。真的，我們這兒的天氣很可怕，莊稼和牧場都枯幹了。”
1860年夏天，發生在離雅斯納亞·波良納不遠的駐軍步兵團中的希布寧事件也使托爾斯泰深受震動。那是6月底的一天，有兩個與托爾斯泰相熟的軍官來到他家，告訴他說，駐軍的一個連隊裏有個名叫希布寧的士兵文書因不堪上司侮辱，酒後打了那個冷酷殘忍的上司一記耳光，結果被送交軍事法庭審判。根據沙皇政府的法令，希布寧要被判處死刑。托爾斯泰立即擱筆，去為那個士兵辯護。他訪問了在押的希布寧，詳細了解了事情的來龍去脈，然後上法庭，為赦免希布寧而據理力爭。盡管托爾斯泰認為這是他一生中僅有的4次對公眾致辭中最滿意的一次，可是法庭還是判處希布寧死刑。托爾斯泰通過亞曆山德拉寫給亞曆山大二世的呈文，也被軍事大臣米留京借故擱置了。就在這時，莫斯科軍區司令部批準了法庭的判決。8月9日，托爾斯泰目睹了希布寧被槍決的情景，以及老百姓出於同情而自發為死者舉行的宗教儀式。這一事件使托爾斯泰心情沉重。他後來在談到這件事時寫道：
“這件事對我一生都比那些看來是生活中的重要事件，如財產的損失或恢複，文學上的成功與失敗，甚至比失去親人都有更大的影響。”
托爾斯泰深深同情被壓迫者的不幸，並由此看到了現存的政治和法律製度的反人民的本質。他明白了，任何乞求都無濟於事，對那些壓迫人民的人隻能給予無情的抨擊，托爾斯泰後來確實用他的筆這樣做了。
60年代末，托爾斯泰工作十分緊張，他常常感到疲憊不堪，甚至情緒壓抑。1869年8月底，為了調劑一下情緒，也為了增加自己的產業，托爾斯泰決定稍事休息，前往平劄省購置一處莊園。中途，他在一個名叫阿爾劄馬斯的小城市過夜。當天夜裏發生了一件不尋常的事。夜裏兩點，托爾斯泰疲倦極了，想躺下睡覺，可是突然一陣他從來沒有體驗過的強烈的憂愁和恐懼向他襲來，仿佛死神就在眼前，“整個身心感到生之需要和生之權利，同時也感到大限難逃，這種內心的痛苦可怕極了！”婚後溫馨的家庭生活帶給托爾斯泰寧靜的心境，多年來第一次被打破了。托爾斯泰內心深處要求徹底更新自我的風暴開始在醞釀了。托爾斯泰終生都沒能忘記這個夜晚留給他的恐怖的印象，並稱之為“阿爾劄馬斯的憂傷”。十年後，他還在一篇未完稿的小說《狂人劄記》中描述了這一夜的感受。雖然有過這樣的“憂傷”，雖然購置莊園一事無功而返，但這次外出旅行使托爾斯泰見到了許多新鮮的事物，他很喜歡平劄省的自然環境和那裏強悍的人民。
《戰爭與和平》完稿後，家裏人都勸托爾斯泰好好休息一下，托爾斯泰也覺得需要在體力勞動中恢複自己的精力。於是，他放下了筆。1870年春夏，托爾斯泰整天用鐵鍬清理庭園，鏟掉雜草，布置花壇，有時則和農民一起割草和耕地。他在致費特的信中寫道：“對於我來說，現在是最為恬靜的時期，我不去思考，也不去寫作，我高興地覺得自己是傻頭傻腦的。”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寫道：“感謝上帝，這個夏天我變得像馬一樣地蠢頭蠢腦，整天勞動，挖啊、掘啊、割啊，至於那個討厭的文—學和文—學家，謝天謝地，我壓根兒也沒去想它們。”
其實，托爾斯泰從來沒有停止過他的探索和思考。在這期間，特別是秋冬時節，托爾斯泰又開始了廣泛的閱讀，而種種構思則如汁液一般“愉快地沿著神妙漫長的秋冬之夜流了出來”。當時，索洛維約夫的《俄國史》、叔本華和康德的哲學著作、莎士比亞、歌德、莫裏哀、普希金和果戈理等人的創作，甚至博物學、物理學和天文學，都引起過托爾斯泰濃厚的興趣。他曾想以俄羅斯壯士歌的內容為題材，執筆寫一部正劇或喜劇，但是很快他又被一部以彼得大帝時代為背景的長篇小說的構思所吸引，因為在托爾斯泰看來，“一切都開始於這個時代”，要解開俄國社會的“疑團”，必須“上溯到彼得的時代——源頭在那裏”。托爾斯泰繼續為《戰爭與和平》中的“人民的思想”所激動著。他在讀了索洛維約夫的著作後寫道：
“讀這部曆史，就自然地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俄國曆史上發生了很多醜事。那麽為什麽一個偉大的統一的國家會出現這麽多醜事呢？——這一點就證明，不是政府創造了曆史。被破壞的東西是誰創造的呢？是誰和如何用麵包供養整個人民的呢？是誰生產供沙皇和大貴族們穿的那些綾羅綢緞的呢？是誰獵取那些贈送給使臣的黑狐皮和黑貂皮，是誰采金煉鐵，是誰喂養馬、牛、羊，是誰建造房屋、宮殿和廟宇，是誰運送貨物的呢？人民在生活，可是在人民生活的活動中，必然有那些進行破壞、進行掠奪，過奢華生活和任意妄為的人們。而這些統治者是些應當為全人類所擯棄的可惡的東西。”
托爾斯泰在這裏強調，人民不僅在重大的曆史事件中起決定性的作用，而且他們是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的創造者，是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源泉和基礎。而這一點，也正是他試圖在新構思的那部長篇史詩中加以表現的。
1870年秋天開始，托爾斯泰以其固有的熱情和一絲不苟的態度收集和研究著有關彼得大帝時代的各種材料。他閱讀各種曆史書籍，在不同的本子上分別記下了彼得時代的曆史事件、風俗習慣、動植物情況、官兵和百姓的衣著，以及當時流行的民間語言等等，並對人物、情節、場景作了反複的構思。他在11月中旬給費特的信中說：“我很煩悶，什麽也沒有寫，可是卻工作得很苦。您簡直不能想象，這種在我不得不播種的土地上進行深耕備種的工作對我來說是多麽艱苦。反複考慮眼前這部極龐大的作品中所有未來的主人公身上所可能發生的一切，考慮一百種可能的組合方式，以備將來采用其中的百萬分之一。這是困難得可怕的工作，而我現在做的正是這種工作。”由於種種原因，這部作品的準備工作曾一再中斷。
那年年底，托爾斯泰突然以極大的熱情學起古希臘文來。他很想通過原文閱讀荷馬、柏拉圖等人的經典作品，因為在他看來，譯著同原文，猶如“開水或蒸餾水同泉水相比，泉水雖然紮牙，受風吹日曬，甚至表麵還飄著木屑和塵埃，但是它卻因此更加清冽、甘美。”他為自己請來了教師，每天潛心學習希臘文，連夢中也在說這種語言。經過了三個月的學習，托爾斯泰竟然奇跡般地掌握了這種語言。他能夠自由地閱讀原文的《伊裏亞特》和《奧德賽》，並由此發覺許多他以前所沒有感受到的美。有一次，他途經莫斯科，為檢驗一下自己的語言能力，托爾斯泰找到了希臘文教授列奧其耶夫，並同他一起閱讀一本希臘書。當時，他們在三個地方對原文的理解產生了分歧。經過查對，教授承認托爾斯泰的理解是正確的。教授對托爾斯泰竟然能在三個月內如此熟練地掌握古希臘文萬分驚訝，覺得不可思議。托爾斯泰的語言才能確實是驚人的，他精通多種外語，如法語、英語、德語、教會斯拉夫語、拉丁語等，還能閱讀意大利文、波蘭文、保加利亞文、塞爾維亞文、烏克蘭文、捷克文的書籍。這種卓越的語言能力為托爾斯泰打開了世界文化的寶庫。
1871年開春，托爾斯泰身體狀況不佳，咳嗽、脅痛、乏力。索菲婭很為丈夫的健康擔憂，托爾斯泰也擔心自己染上了肺病，他的兩個哥哥都是患肺病而早逝的。在妻子的催促下，托爾斯泰在6月初再次前往薩馬拉草原進行馬乳酒治療。因索菲婭剛生下女兒瑪莎，未能與他同行，陪伴他的是妻弟斯切潘。經過火車、輪船和騎馬的長途旅行，托爾斯泰終於到達了草原腹地的卡拉盧克村，9年前他曾在那裏生活過一段時間。當地的巴什基人像對待老朋友一樣熱情地接待了他。托爾斯泰住在草原上的韃靼包裏，和當地人一樣吃抓羊肉，喝馬乳酒，純樸的巴什基人把他當作自家人看待。一個半月過去了，無所事事的生活和對家庭的蒙課本》是我建立的一座豐碑。“我……灌注在它上麵的辛勞和熱愛超過我所做的其他一切工作，我知道它是我一生唯一的重要事業。十年後用這個課本學得知識的孩子們將會對它表示珍愛。”托爾斯泰教育人民的良好願望終獲收獲。1875年，該書經修訂後，以《新啟蒙課本》的名稱出版，引起熱烈的反響。此後盛銷不衰，僅托爾斯泰生前就印行了30多版。
托爾斯泰先後為這套課本寫了629種作品，其中藝術作品就達496種。它們包括經過改編的歌謠、寓言、童話等民間文學作品，以民間諺語為基礎創作的小說或故事，以及托爾斯泰自己撰寫的兒童文學作品等。這些作品中有一部分篇章滲透著托爾斯泰的宗教道德思想，如《上帝看見真相，但不馬上道破》、《大主教和強盜》、《印度人和英國人》等，但像《高加索的俘虜》、《心甘情願》、《布爾卡和米爾頓》等許多作品卻是托爾斯泰兒童文學的傑作。如《高加索的俘虜》一作在斯特拉霍夫主編的《朝霞》雜誌刊出後，立即受到評論界的高度評價，稱讚小說“語言新穎獨特，樸實無華是這篇作品的顯著特色，沒有一個多餘的詞，沒有一點藻飾”。而這種樸實無華“達到了爐火純青、登峰造極的境界。西歐最有才華的作家在這種樸素雄渾的風格麵前莫不黯然失色”。托爾斯泰本人也很喜歡這部作品，認為這篇小說從語言和藝術的簡樸性來講都是他筆下新的民間風格的典範。事實上，編寫《啟蒙課本》的過程，也成了托爾斯泰探索以簡潔明了為基礎的新的語言風格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托爾斯泰意識到革新文學語言的重要，而革新的途徑就在於向人民的語言學習。他說：“我愛明確、清晰、既美麗又溫和的東西，而且在人民的詩歌、語言和生活中都能找到它們，可是在我們自己的事物裏卻找到了與此相反的東西。”他在致斯特拉霍夫的信中表示：“如果課本中的文章有什麽優點的話，那就在於構圖和線條，也就是說——語言的簡潔和明了。”
《啟蒙課本》脫稿後，托爾斯泰再次回到他渴望完成的那部以彼得大帝時代為背景的曆史史詩上來。然而，這一次仍不順利。在那幾個月裏，托爾斯泰致親友的信中一再出現這樣的語句：“計劃中的這件工作困難得可怕。研究準備工作多得沒個完，計劃不斷擴大，而精力卻感到愈來愈不支。”材料工作已“陷入到絕境的程度”。“這個時代真夠嗆，無論你朝哪裏看——到處都是問題，都是謎，而謎底隻有憑幻想才可能猜出。甚至我覺得，我的全部準備工作將毫無結果。”盡管經過兩年多的努力，這部作品“機器已經全部準備就緒”，但是托爾斯泰最終還是沒能“把它發動起來”。除了上麵提到的種種困難處，更重要的原因還在於作家的注意力已經轉移。當時正處於劇烈動蕩時期的俄國社會的現實生活緊緊地吸引住了托爾斯泰的視線。作為一個在時代生活的激波巨浪中緊張探索，並把自己的精神血肉深深地融入作品的藝術家，托爾斯泰選擇了能夠更鮮明更尖銳地觸及他所探索的問題的現代生活題材。於是，文學寶庫中有了那顆“明亮的巨星”——《安娜·卡列尼娜》。
§§第六章 藝術之神
1863年6月，索菲婭生下了第一個孩子謝遼沙。在此後的10年裏，她又生下了7個孩子（索菲婭共生了13個孩子）。索菲婭除了養育孩子，操持家務外，仍盡心盡力當好丈夫創作上的助手。她在日記中寫道：“他有時跟我講他的創作意圖和計劃，我對此總是感到十分高興，我也總是能夠理解他。”索菲婭成了托爾斯泰作品的第一個讀者，而托爾斯泰也總是樂意聽聽她的意見。他們的長女塔尼婭在回憶她的童年時說：
“有時我看到，爸爸走到媽媽身邊，從她的肩頭上看她抄寫，而她在這種時候總是要抓起他那強有力的大手，深情地親吻它，他則含情脈脈地撫摩她那烏黑光潔的秀發，親吻她的頭。每逢這種情況，在我幼小的心靈中就油然升起對他們兩人的愛。”
托爾斯泰雖然很忙，有時無暇顧及孩子，但是他從心底裏喜歡孩子，隻要一有空，他就來到兒童室，和孩子們一起玩耍。塔尼婭回憶說：
“工作之餘，爸爸是我所知道的最快活的人。隻要他一感到有什麽非常有趣的、好玩的事情就要發生時，他總是愉快的。仿佛新的生命活力像潮水一樣湧遍全身。他叫我‘丘爾卡’，我非常喜歡這個綽號，因為每當他這樣叫我時，都是他高興，想要撫愛或者逗我玩的時候。”
托爾斯泰常常給孩子們講故事，並且做各種各樣的遊戲。有時，他會讓一個孩子爬上自己的肩頭，然後扛著孩子滿屋子打轉，再順手一翻，孩子就站在了地上。有時，他會突然從桌邊站起來，舉起一隻手揮動著，繞著桌子跑動起來，孩子們立即也舉起一隻手跟著他跑著喊著，於是，房間裏充滿了孩子們的歡聲笑語。托爾斯泰反對給孩子買價格昂貴的玩具，但有時出門回來也給孩子們捎來一些小禮物，如草編的小馬車、瓷娃娃等，當他慢騰騰地從衣袖、領子、腰間等意想不到的地方掏出這些玩具時，總是引來孩子們一陣陣歡呼雀躍。
托爾斯泰喜歡孩子，但不溺愛他們。他希望孩子們有強健的體格。因此，打很小的時候起，孩子們就得跟著他學做體操，有節奏地轉動頭部、屈伸雙臂、原地踏步、蹲下站起等等，稍長些還得練單杠、跳木馬和跑步。托爾斯泰注重孩子有良好的教養。長子謝遼沙回憶說：
“在我童年時期，父親的觀點中甚至感覺得出有貴族思想，雖然他沒有直接說出來。他對貴族氣派的含義首先理解為良好的教養——就這個詞的最好的意義上來理解，自尊感、有學識、有涵養、寬宏大度等等，除了這種意義上的貴族氣派以外，在他的心靈中同時並存著對農民，像他一貫說的那樣，對供養我們的人的特殊尊敬和愛戴，而且他的這種尊敬也不斷地熏陶著我們。”
托爾斯泰最不滿意的是孩子對人說謊或對人粗暴——不管是對母親、對教師，還是對仆人。次子伊裏亞回憶說：“他幾乎從來不懲罰我們，而當他看著我的眼睛時，他就知道我心裏在想什麽，我也就心虛害怕。我可以在媽媽麵前撒謊，但在爸爸麵前卻不能，因為他反正會立即識破。”托爾斯泰為孩子們聘請了家庭教師，有時他還親自為孩子們授課。
1864年秋天，托爾斯泰一次出門探望鄰居比比科夫。他騎的是一匹牙口很輕的快馬米什卡，並隨身帶了幾條獵犬，行至野外，突然從田埂下麵竄出一隻灰兔，托爾斯泰撒開獵犬，喊了聲“追！”，便催馬趕去，米什卡迅跑起來，可是前麵出現了一條深深的轍溝，沒有狩獵經驗的米什卡縱身一躍，但後蹄踏空，栽倒在坑裏。托爾斯泰摔倒後，一隻胳膊被馬身子壓在下麵，沒等他明白過來是怎麽回事，米什卡已躍出轍溝，徑自回家了。托爾斯泰清醒過來後，忍著劇痛，爬出溝外，艱難地挪動雙腿，跛行了近2.3公裏，倒在了公路邊，過路的農民把他抬上馬車。托爾斯泰怕驚嚇即將分娩的妻子，就讓農民將他先送到村裏。索菲婭聞訊立即趕到托爾斯泰身邊，並從圖拉請來了醫生。當晚，圖拉來的醫生將托爾斯泰的胳膊扭來轉去，試了8次，都未能將紅腫脫臼的胳膊複位。早晨，又來了一位外科醫生，他給托爾斯泰上了麻醉，並校正了臂骨，但是他給骨折的鎖骨做的複位手術很不理想。臥床一個多月，托爾斯泰的右手仍不能自由活動，他不得不再赴莫斯科就診。又一次做了手術，將骨折處重新正位。就這樣，他被迫在莫斯科滯留了一段時間。
在莫斯科養病期間，托爾斯泰一方麵與卡特科夫談妥了《戰爭與和平》第一部在《俄國導報》上刊出的有關事項，另一方麵用口授方式繼續著創作，擔任著記錄的是丹尼婭和麗莎。時隔60年後，丹尼婭還清楚地記得當時的情景：
“……他的臉上流露出聚精會神的表情，他用一隻手托著另一隻病手，在房間裏來回走動，向我口授。他絲毫沒有留意我，隻是大聲地說著：‘不行，糟糕，不合適！’或者簡單地說：‘刪去。’他的口氣是命令式的，聲音中可以聽出他的急切心情。常常在口授同一處時，他要改動三四次。也有時，他的口授變得流暢和安詳，仿佛在背誦什麽似的，但這樣的時候不多，而在這種時候，他臉上的表情也會變得平和多了。他口授時非常急切，而且顯出可怕的激動。”
這時的托爾斯泰正處在創作欲望高漲的階段，他在致索菲婭的信中說：“我之所以能比較容易經受同你和孩子們的分……，是因為我熱愛而且時刻惦記著我的寫作。否則，沒有你在我身邊一天也沒法過，這一點你很清楚，因為寫作之於我，就像孩子之於你一樣。”不久，托爾斯泰又在致費特的信中寫道：“我向您講一件關於自己的意外事情：那次我從馬上跌下來，摔折了一條胳膊，當我從昏迷中蘇醒過來時，我對自己說：我是文學家。我確實是文學家，但是是一個與世隔絕的、無聲無息的文學家。”托爾斯泰全身心地沉浸在緊張的文學創作之中，但是他並非“與世隔絕”。60年代中期，有兩件事特別牽動了他的心。1865年春夏，圖拉省發生了大旱災，糧食歉收，農民生活相當艱難。作家為此焦慮不安。他在5月中旬致費特的信中寫道：
“近來我對自己的事情很滿意，但當前人民饑饉這一件大家關心的事情卻一天比一天使我痛苦，這是何等荒誕的怪事，甚至是荒誕得十分可怕。在我們鋪著潔淨桌布的餐桌上，擺著粉紅色的洋蘿卜、奶油和烤得黃黃的軟麵包，在花園的綠蔭下，我們那些身穿薄紗連衣裙的年輕太太們高高興興，沒有絲毫悶熱的感覺。可是，在別的地方，這隻凶惡的饑餓鬼卻猖獗起來，田野長滿濱藜，幹涸的土地出現裂縫，把農夫農婦長繭的腳後跟磨破，使牲口的蹄子開裂，並使所有牲口和人都深受刺激而騷動起來。真的，我們這兒的天氣很可怕，莊稼和牧場都枯幹了。”
1860年夏天，發生在離雅斯納亞·波良納不遠的駐軍步兵團中的希布寧事件也使托爾斯泰深受震動。那是6月底的一天，有兩個與托爾斯泰相熟的軍官來到他家，告訴他說，駐軍的一個連隊裏有個名叫希布寧的士兵文書因不堪上司侮辱，酒後打了那個冷酷殘忍的上司一記耳光，結果被送交軍事法庭審判。根據沙皇政府的法令，希布寧要被判處死刑。托爾斯泰立即擱筆，去為那個士兵辯護。他訪問了在押的希布寧，詳細了解了事情的來龍去脈，然後上法庭，為赦免希布寧而據理力爭。盡管托爾斯泰認為這是他一生中僅有的4次對公眾致辭中最滿意的一次，可是法庭還是判處希布寧死刑。托爾斯泰通過亞曆山德拉寫給亞曆山大二世的呈文，也被軍事大臣米留京借故擱置了。就在這時，莫斯科軍區司令部批準了法庭的判決。8月9日，托爾斯泰目睹了希布寧被槍決的情景，以及老百姓出於同情而自發為死者舉行的宗教儀式。這一事件使托爾斯泰心情沉重。他後來在談到這件事時寫道：
“這件事對我一生都比那些看來是生活中的重要事件，如財產的損失或恢複，文學上的成功與失敗，甚至比失去親人都有更大的影響。”
托爾斯泰深深同情被壓迫者的不幸，並由此看到了現存的政治和法律製度的反人民的本質。他明白了，任何乞求都無濟於事，對那些壓迫人民的人隻能給予無情的抨擊，托爾斯泰後來確實用他的筆這樣做了。
60年代末，托爾斯泰工作十分緊張，他常常感到疲憊不堪，甚至情緒壓抑。1869年8月底，為了調劑一下情緒，也為了增加自己的產業，托爾斯泰決定稍事休息，前往平劄省購置一處莊園。中途，他在一個名叫阿爾劄馬斯的小城市過夜。當天夜裏發生了一件不尋常的事。夜裏兩點，托爾斯泰疲倦極了，想躺下睡覺，可是突然一陣他從來沒有體驗過的強烈的憂愁和恐懼向他襲來，仿佛死神就在眼前，“整個身心感到生之需要和生之權利，同時也感到大限難逃，這種內心的痛苦可怕極了！”婚後溫馨的家庭生活帶給托爾斯泰寧靜的心境，多年來第一次被打破了。托爾斯泰內心深處要求徹底更新自我的風暴開始在醞釀了。托爾斯泰終生都沒能忘記這個夜晚留給他的恐怖的印象，並稱之為“阿爾劄馬斯的憂傷”。十年後，他還在一篇未完稿的小說《狂人劄記》中描述了這一夜的感受。雖然有過這樣的“憂傷”，雖然購置莊園一事無功而返，但這次外出旅行使托爾斯泰見到了許多新鮮的事物，他很喜歡平劄省的自然環境和那裏強悍的人民。
《戰爭與和平》完稿後，家裏人都勸托爾斯泰好好休息一下，托爾斯泰也覺得需要在體力勞動中恢複自己的精力。於是，他放下了筆。1870年春夏，托爾斯泰整天用鐵鍬清理庭園，鏟掉雜草，布置花壇，有時則和農民一起割草和耕地。他在致費特的信中寫道：“對於我來說，現在是最為恬靜的時期，我不去思考，也不去寫作，我高興地覺得自己是傻頭傻腦的。”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寫道：“感謝上帝，這個夏天我變得像馬一樣地蠢頭蠢腦，整天勞動，挖啊、掘啊、割啊，至於那個討厭的文—學和文—學家，謝天謝地，我壓根兒也沒去想它們。”
其實，托爾斯泰從來沒有停止過他的探索和思考。在這期間，特別是秋冬時節，托爾斯泰又開始了廣泛的閱讀，而種種構思則如汁液一般“愉快地沿著神妙漫長的秋冬之夜流了出來”。當時，索洛維約夫的《俄國史》、叔本華和康德的哲學著作、莎士比亞、歌德、莫裏哀、普希金和果戈理等人的創作，甚至博物學、物理學和天文學，都引起過托爾斯泰濃厚的興趣。他曾想以俄羅斯壯士歌的內容為題材，執筆寫一部正劇或喜劇，但是很快他又被一部以彼得大帝時代為背景的長篇小說的構思所吸引，因為在托爾斯泰看來，“一切都開始於這個時代”，要解開俄國社會的“疑團”，必須“上溯到彼得的時代——源頭在那裏”。托爾斯泰繼續為《戰爭與和平》中的“人民的思想”所激動著。他在讀了索洛維約夫的著作後寫道：
“讀這部曆史，就自然地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俄國曆史上發生了很多醜事。那麽為什麽一個偉大的統一的國家會出現這麽多醜事呢？——這一點就證明，不是政府創造了曆史。被破壞的東西是誰創造的呢？是誰和如何用麵包供養整個人民的呢？是誰生產供沙皇和大貴族們穿的那些綾羅綢緞的呢？是誰獵取那些贈送給使臣的黑狐皮和黑貂皮，是誰采金煉鐵，是誰喂養馬、牛、羊，是誰建造房屋、宮殿和廟宇，是誰運送貨物的呢？人民在生活，可是在人民生活的活動中，必然有那些進行破壞、進行掠奪，過奢華生活和任意妄為的人們。而這些統治者是些應當為全人類所擯棄的可惡的東西。”
托爾斯泰在這裏強調，人民不僅在重大的曆史事件中起決定性的作用，而且他們是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的創造者，是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源泉和基礎。而這一點，也正是他試圖在新構思的那部長篇史詩中加以表現的。
1870年秋天開始，托爾斯泰以其固有的熱情和一絲不苟的態度收集和研究著有關彼得大帝時代的各種材料。他閱讀各種曆史書籍，在不同的本子上分別記下了彼得時代的曆史事件、風俗習慣、動植物情況、官兵和百姓的衣著，以及當時流行的民間語言等等，並對人物、情節、場景作了反複的構思。他在11月中旬給費特的信中說：“我很煩悶，什麽也沒有寫，可是卻工作得很苦。您簡直不能想象，這種在我不得不播種的土地上進行深耕備種的工作對我來說是多麽艱苦。反複考慮眼前這部極龐大的作品中所有未來的主人公身上所可能發生的一切，考慮一百種可能的組合方式，以備將來采用其中的百萬分之一。這是困難得可怕的工作，而我現在做的正是這種工作。”由於種種原因，這部作品的準備工作曾一再中斷。
那年年底，托爾斯泰突然以極大的熱情學起古希臘文來。他很想通過原文閱讀荷馬、柏拉圖等人的經典作品，因為在他看來，譯著同原文，猶如“開水或蒸餾水同泉水相比，泉水雖然紮牙，受風吹日曬，甚至表麵還飄著木屑和塵埃，但是它卻因此更加清冽、甘美。”他為自己請來了教師，每天潛心學習希臘文，連夢中也在說這種語言。經過了三個月的學習，托爾斯泰竟然奇跡般地掌握了這種語言。他能夠自由地閱讀原文的《伊裏亞特》和《奧德賽》，並由此發覺許多他以前所沒有感受到的美。有一次，他途經莫斯科，為檢驗一下自己的語言能力，托爾斯泰找到了希臘文教授列奧其耶夫，並同他一起閱讀一本希臘書。當時，他們在三個地方對原文的理解產生了分歧。經過查對，教授承認托爾斯泰的理解是正確的。教授對托爾斯泰竟然能在三個月內如此熟練地掌握古希臘文萬分驚訝，覺得不可思議。托爾斯泰的語言才能確實是驚人的，他精通多種外語，如法語、英語、德語、教會斯拉夫語、拉丁語等，還能閱讀意大利文、波蘭文、保加利亞文、塞爾維亞文、烏克蘭文、捷克文的書籍。這種卓越的語言能力為托爾斯泰打開了世界文化的寶庫。
1871年開春，托爾斯泰身體狀況不佳，咳嗽、脅痛、乏力。索菲婭很為丈夫的健康擔憂，托爾斯泰也擔心自己染上了肺病，他的兩個哥哥都是患肺病而早逝的。在妻子的催促下，托爾斯泰在6月初再次前往薩馬拉草原進行馬乳酒治療。因索菲婭剛生下女兒瑪莎，未能與他同行，陪伴他的是妻弟斯切潘。經過火車、輪船和騎馬的長途旅行，托爾斯泰終於到達了草原腹地的卡拉盧克村，9年前他曾在那裏生活過一段時間。當地的巴什基人像對待老朋友一樣熱情地接待了他。托爾斯泰住在草原上的韃靼包裏，和當地人一樣吃抓羊肉，喝馬乳酒，純樸的巴什基人把他當作自家人看待。一個半月過去了，無所事事的生活和對家庭的蒙課本》是我建立的一座豐碑。“我……灌注在它上麵的辛勞和熱愛超過我所做的其他一切工作，我知道它是我一生唯一的重要事業。十年後用這個課本學得知識的孩子們將會對它表示珍愛。”托爾斯泰教育人民的良好願望終獲收獲。1875年，該書經修訂後，以《新啟蒙課本》的名稱出版，引起熱烈的反響。此後盛銷不衰，僅托爾斯泰生前就印行了30多版。
托爾斯泰先後為這套課本寫了629種作品，其中藝術作品就達496種。它們包括經過改編的歌謠、寓言、童話等民間文學作品，以民間諺語為基礎創作的小說或故事，以及托爾斯泰自己撰寫的兒童文學作品等。這些作品中有一部分篇章滲透著托爾斯泰的宗教道德思想，如《上帝看見真相，但不馬上道破》、《大主教和強盜》、《印度人和英國人》等，但像《高加索的俘虜》、《心甘情願》、《布爾卡和米爾頓》等許多作品卻是托爾斯泰兒童文學的傑作。如《高加索的俘虜》一作在斯特拉霍夫主編的《朝霞》雜誌刊出後，立即受到評論界的高度評價，稱讚小說“語言新穎獨特，樸實無華是這篇作品的顯著特色，沒有一個多餘的詞，沒有一點藻飾”。而這種樸實無華“達到了爐火純青、登峰造極的境界。西歐最有才華的作家在這種樸素雄渾的風格麵前莫不黯然失色”。托爾斯泰本人也很喜歡這部作品，認為這篇小說從語言和藝術的簡樸性來講都是他筆下新的民間風格的典範。事實上，編寫《啟蒙課本》的過程，也成了托爾斯泰探索以簡潔明了為基礎的新的語言風格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托爾斯泰意識到革新文學語言的重要，而革新的途徑就在於向人民的語言學習。他說：“我愛明確、清晰、既美麗又溫和的東西，而且在人民的詩歌、語言和生活中都能找到它們，可是在我們自己的事物裏卻找到了與此相反的東西。”他在致斯特拉霍夫的信中表示：“如果課本中的文章有什麽優點的話，那就在於構圖和線條，也就是說——語言的簡潔和明了。”
《啟蒙課本》脫稿後，托爾斯泰再次回到他渴望完成的那部以彼得大帝時代為背景的曆史史詩上來。然而，這一次仍不順利。在那幾個月裏，托爾斯泰致親友的信中一再出現這樣的語句：“計劃中的這件工作困難得可怕。研究準備工作多得沒個完，計劃不斷擴大，而精力卻感到愈來愈不支。”材料工作已“陷入到絕境的程度”。“這個時代真夠嗆，無論你朝哪裏看——到處都是問題，都是謎，而謎底隻有憑幻想才可能猜出。甚至我覺得，我的全部準備工作將毫無結果。”盡管經過兩年多的努力，這部作品“機器已經全部準備就緒”，但是托爾斯泰最終還是沒能“把它發動起來”。除了上麵提到的種種困難處，更重要的原因還在於作家的注意力已經轉移。當時正處於劇烈動蕩時期的俄國社會的現實生活緊緊地吸引住了托爾斯泰的視線。作為一個在時代生活的激波巨浪中緊張探索，並把自己的精神血肉深深地融入作品的藝術家，托爾斯泰選擇了能夠更鮮明更尖銳地觸及他所探索的問題的現代生活題材。於是，文學寶庫中有了那顆“明亮的巨星”——《安娜·卡列尼娜》。
§§第六章 藝術之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