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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加索之行
托爾斯泰兄弟倆於1851年4月底踏上了前往高加索的旅程。他們在莫斯科稍事停留後，就來到了喀山。他們不走沃龍涅什而取道喀山，主要是想在那裏會會親朋好友，他們都曾在那裏度過了一段青春時光。4年後重到喀山，托爾斯泰在紮格斯金娜家的舞會上與季娜伊達重逢，這使他再次燃起了對這位昔日女友的戀情。托爾斯泰與她一起跳舞、散步，泛舟於碧波之上，他向姑娘獻詩，為姑娘“仍舊那樣聰明、開朗、快活、鍾情”的目光所吸引。托爾斯泰在給妹妹的信中說：“我是那樣地為季娜伊達所陶醉，竟使我有了寫詩的勇氣。”他後來還在日記中深情回憶這次與季娜伊達的重逢：
“如果有人問我，為什麽我要在喀山逗留，是什麽使我感到愉快，為什麽我那樣幸福？我不會回答說，這是因為我落入情網。當時我對此渾然不覺。我以為，這渾然不覺正是愛情的主要特征，並且構成愛情的全部魅力。那個時期我的精神生活是多麽輕鬆啊。我沒有感覺到種種猥瑣的欲望的壓力，而那種壓力會破壞生活中的一切快樂。我沒有對她說過一句與愛情有關的話，但我確信她知道我的感情，如果她愛我，我隻歸因於她理解了我。一切內心情感的迸發起初都是純潔的、崇高的，是現實毀滅了一切迸發出來的感情的無邪和魅力。我同季娜伊達的關係停留在兩個靈魂彼此純潔地渴慕的階段上。”
一個星期以後，托爾斯泰兄弟倆離開了喀山。從此托爾斯泰再也沒有見到這位使他難忘的姑娘。一年後，當托爾斯泰在高加索軍營中聽到季娜伊達出嫁的消息時，他“感到難過”。
從喀山到薩拉托夫，再從薩拉托夫到阿斯特拉罕，托爾斯泰兄弟倆一直沿著伏爾加河南下，先是騎馬，後又坐船，一路飽覽了這條“俄羅斯母親河”兩岸迷人的自然風光。托爾斯泰覺得這段旅程和這種旅行方式都是“非常富有詩意和魅力的”，“可以寫一本書”。晚年時，他還認為這是他一生中度過的最美好的時光之一。阿斯特拉罕是個港口城市，伏爾加河由此匯入裏海。托爾斯泰兄弟倆從阿斯特拉罕坐驛車前往高加索駐地。這時，一直為托爾斯泰所神往的高加索大自然開始拉開了它的麵紗。托爾斯泰最初的感受在小說《哥薩克》的奧列寧形象中得到了生動的體現：
“第二天，清新涼爽的空氣把他從驛車上拂醒了；他漫無目的地向右方望去。早晨是透徹的明淨。忽然，在離他20步開外的地方，乍一看去，仿佛是一群輪廓柔和的雪白的巨大的東西，它們的頂端襯著遠方的天空顯出奇異的、分明的、輕巧的邊緣。當他弄清楚他和山與天空之間離得那麽遠，群山是那麽龐大的時候，當他感覺到這種美是怎樣的無限的時候，他驚呆了：這怕是幻景、是夢境吧。他為了更清醒點，搖晃了一下身子。但是那些山仍然是那樣。三套馬車順著平坦的道路飛馳，那些山好像沿著天際也在奔跑，在初升的太陽下，山巔發出水紅的光輝。起初，這些山隻是使奧列寧驚奇，後來使他喜悅；可是再往後，當他更多更多地注視這不是從別的黑色的山，而是直接從草原上崛起、綿延不斷地奔向遠方的雪山的時候，他漸漸開始深入地體會這種美，並且感覺到山。從這一刻起，隻要是他所見的，所想的，所感的，他覺得都獲得一種新的特性，像山那樣嚴峻端莊的特性。現在才是開始，仿佛有一個莊嚴的聲音對他說。不論是道路也好，在遠方影影綽綽的捷列克河也好，村莊也好，人民也好——現在他覺得這一切已經不再是兒戲……”
三天後，他們結束了長達一個月的旅途生活，到達尼古拉服役的炮兵部隊駐地舊格拉德科夫鎮斯卡亞村。在當晚的日記中，托爾斯泰寫下了對新生活的茫然和湧動的寫作欲望：“我怎麽到這裏來啦？不知道。又為了什麽呢？也不知道。我想寫很多東西，寫從阿斯特拉罕到這個鎮的旅途見聞，寫哥薩克人，寫韃靼人的怯懦，寫草原……”
駐地附近有一條水流湍急的捷列克河。河左岸陡峭，沿岸多為原始森林，稍後則散落著一些格列賓哥薩克人的村莊。斯卡亞村就是其中的一個。河右岸地勢低窪，長著茂密的蘆葦，那裏有已經歸順俄國但仍不平靜的車臣人的村莊。離駐地不遠的森林和峽穀裏則隱藏著許多反抗俄軍的山民。沙俄軍隊與高加索山民之間的對峙由來已久。從18世紀起，沙俄就企圖兼並東高加索和北高加索地區。19世紀上半葉，沙俄軍隊加緊了對高加索山民的討伐。1834年，當地信奉伊斯蘭教的車臣人和達吉斯坦人推舉沙米爾為他們的宗教和軍事領袖，有組織地抗擊俄軍的入侵，並屢屢獲勝。1845年以後，俄軍以更大的規模向高加索推進。他們砍伐森林，打開通道，廣築堡壘，步步進逼，迫使山民躲進了深山峽穀，但是山民的反抗並沒有停止，因此幾乎天天都會發生山民同哥薩克人、同俄軍士兵的衝突，氣氛相當緊張。當時的托爾斯泰並不明白這場戰爭的性質，在他看來，高加索應該歸屬於俄國，俄軍對山民的討伐也是必要的，隻是采用的手段過於殘酷。他甚至為此設想了一個“和平征服高加索的計劃”。當然，這隻能是空想。
來到高加索不久，托爾斯泰跟隨一支俄軍小分隊，參加了一次討伐山民的戰鬥。在這次夜間偷襲中，雙方互有傷亡。俄軍攻占車臣人的村莊後，就開始燒殺搶掠。托爾斯泰後來在小說《襲擊》中描述過這樣的情景：
“那邊，屋頂塌下來了，斧頭在堅實的木頭上砍得橐橐有聲，要把板門擊破：這邊，幹草堆、柵欄、平房起火了，濃煙直向晴朗的天空升騰起來。有一個哥薩克在搬一大袋麵粉和一條地毯；一個士兵滿臉高興地從一家平房裏拿到一個鐵盒子和一件什麽破衣服；還有一個張開了兩手，要抓兩隻在柵欄旁邊咕咕叫著亂跑的母雞；再有一個不知在哪兒發現了盛著牛奶的大瓦罐，喝了以後，便狂笑著把罐子摔在地上。”
與俄軍以殘殺為榮的“勇敢”相比，那個瘦弱的老年山民被俘時的坦然和對俄軍的漠視倒更令人同情和尊敬。作者不由得在小說中感歎道：
“難道人們在這美麗的世界上，在這無垠的星空下生活，會感到擠得慌嗎？難道在這迷人的大自然中，人的心裏能夠留存憤恨、複仇或者非把同胞滅絕不可的欲望嗎？”
對於托爾斯泰來說，由馬爾林斯基等人的小說所激起的浪漫主義幻影很快就破滅了，他開始全身心地進入了一個真實而又多彩的高加索的世界。他愛上了高加索那獨特而又迷人的自然風光。他在給塔吉雅娜姑姑的信中寫道：
“這地方，從水源地開始，風景優美極了：高大的山巒上怪石嶙峋，相互交錯，有些石頭裂開來，像山洞一樣，還有些高懸半空，溫泉的熱流衝擊著它，發出震耳的響聲，急流奔騰而下。特別是早晨，從這沸騰的流水中不斷升起白霧，籠罩住了山的頂峰。水是這麽熱，把雞蛋放進去，隻要三分鍾就能煮熟。山穀裏，在主流上並排立著三座磨坊，它們是按照當地特殊的樣式建成的，非常富有詩情畫意。整天都有韃靼女人來到磨坊附近的水流旁洗衣服。婦女多是漂亮的，身段也優美，她們雖然貧苦，但東方式的服裝都是誘人的。漂亮的女人，地方的美麗的野景——構成了一幅迷人的圖畫，因此我常常久久地欣賞著它們。”
托爾斯泰對普通的哥薩克村民也產生了由衷的好感。哥薩克是俄羅斯民族中的一個特殊的階層：16世紀前後，一些不堪忍受農奴主壓迫的農民，或因反抗社會而遭迫害的人們，陸續逃亡到當時俄國的偏僻的邊疆地區，主要是頓河一帶，並在那裏定居下來。隨著人數的增加，逐步形成了相對自治的、既務農又習武的群體。這些熱愛自由、具有反抗精神的人們對沙皇政權構成了很大的威脅，俄國曆史上最大的兩次農民起義的領袖拉辛和普加喬夫都來自頓河哥薩克地區。從葉卡捷琳娜二世開始，沙皇政府對哥薩克采取了收買的手段，為哥薩克的各級軍事首領封官晉爵，並免去所有的成年哥薩克男子的賦稅，但他們必須服兵役。就這樣，哥薩克反而成了沙皇政府對內鎮壓起義，進行對外擴張的工具。格列賓山脈一帶的哥薩克是從頓河遷居到高加索來的，因此被稱為格列賓哥薩克。早年，他們與當地的少數民族山民和睦相處，互相通婚，但是沙皇政權為討伐高加索山民的需要，將哥薩克人拖入了戰鬥，於是哥薩克與山民的關係緊張起來。然而，正如托爾斯泰所寫的那樣：
“按其好惡，哥薩克對殺死他們弟兄的山民騎手的憎恨，遠不如對駐在那裏保護他們的村莊的、但抽煙熏臭了他們的屋子的俄羅斯士兵的憎恨來得強烈。他們敬重敵人——山民，但是蔑視俄羅斯士兵，視他們為外人和壓迫者。”
在長期的曆史發展中，哥薩克人形成了不少獨特的習俗和稟性。哥薩克婦女承擔了全部的農活和家務，哥薩克男子則把時間消磨在哨所、戰爭和捕獵上。普通的哥薩克人往往具有誠實質樸、粗獷善戰、勇敢豪放、獨立不羈的特質。托爾斯泰在高加索時期結識的老人葉皮芳·謝欣就是很典型的一個下層哥薩克人，後來，托爾斯泰把他作為葉羅什卡大叔的原型寫進了小說《哥薩克》中。葉皮芳老人是托爾斯泰的哥哥尼古拉的房東，村裏人稱他為葉皮什卡大叔。尼古拉在自己的特寫《高加索出獵》中這樣描寫他：
“看來，也許這是一個最有趣的，最後一個老格列賓哥薩克。按著他的說法，葉皮什卡曾經是一個強壯的小夥子，做過小偷、騙子，把牲口群趕到外地，販賣人口，用套馬索捕捉切禪人，而現在他差不多是個年近90的孤獨老人了。這種人一輩子飽經風霜。他不隻一次地坐過牢，在切禪就坐過好幾次，他一生中經曆了無數的奇跡。我們的老人從來也不幹活，他有時做做翻譯，有時去做別人委托他做而且他也能夠做到的事情：比如，他自己單槍匹馬地去弄來一個活的或者死的山賊，送到城裏去；把當時著名的山民領袖別依——希拉特的房子點上一把火；把一隊受人尊敬的長者或人質從切禪帶到上司那兒去；與上司一同去打獵……打獵和酗酒——這就是我們老人的兩個嗜好，這兩件事是他現在的唯一工作，他的其他一些奇事不過是插曲而已。”
而我們在托爾斯泰筆下的葉羅什卡大叔的形象中看到了葉皮什卡大叔粗獷的身影：留著雪白雪白的大胡子，紅棕色的臉龐和筋脈畢露的脖頸上布滿因辛勞和歲月而留下的皺紋和皺褶，體格魁偉粗壯，有著年輕人那樣的結實的胳膊、腿和肩膀，頭上短發下露出幾道深深的疤痕，滿是老繭的雙手上也全是傷痕，步伐輕快利落，聲音洪亮有力，身上散發出強烈但並不難聞的土酒、火藥和曬幹的血的混合味道。
托爾斯泰兄弟倆都十分喜愛葉皮什卡大叔，愛聽他唱歌和彈三弦琴，更愛聽他一邊喝酒一邊滔滔不絕地講述過去的經曆和昔日哥薩克的生活。托爾斯泰很快成了大叔最親近的朋友。兩人常常一起喝酒聊天，一起外出打獵。老人與大自然的接近和豁達的生活態度，給托爾斯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托爾斯泰筆下的葉羅什卡大叔這樣談到自己和人生：“一生中我未憂傷過，就是將來我也不憂傷。”“人死了，不過墳頭長長青草。”“死期來到了，我就去休息，不再打獵，而活著我就歌唱、遊逛，我心情舒暢。”“為什麽要有戰爭呢？像我們長輩人所說的那樣，我們和諧地、靜謐地生活在一起該多好哇！你上他們那兒去，他們上你這兒來，這樣正直地、親密地生活在一起。”“我是個樂天派，我誰都愛。”因此，奧列寧覺得：這裏的“人們像大自然一樣地生活著：死、生、結合、再生、戰鬥、喝酒、吃飯、歡樂，然後又死，除了受自然加之於太陽、青草、野獸、樹木的那些條件限製之外，不受任何條件的限製。他們沒有其他的法則……”托爾斯泰在離開斯卡亞村時，與老人深情話別，還贈給老人一件飾有絲帶的大衣。
托爾斯泰在高加索時，還與一個車臣族的年輕人薩多·米謝爾比耶夫建立了深厚的友誼。薩多住在離軍營不遠的山村裏，常來軍營玩牌。那些俄國軍官乘機耍弄他。托爾斯泰多次幫助他識破騙局，因此贏得了薩多的信任。兩人的友情日篤，互贈禮品，甚至拜了幹兄弟。托爾斯泰在給塔吉雅娜姑姑的信中曾這樣描述薩多對他的友情：
“他常常以實際行動表白出對我的忠誠。為了我，他冒過多次生命危險，他認為這沒有啥，這是一種習慣和令人愉快的事。當我離開舊堡之後，尼古拉還留在那兒，薩多每天都到他那兒去，並且告訴尼古拉，說他很苦惱，沒有我，他坐立不安，苦惱得很。從我寄給尼古拉的信中，他知道我的馬病了，也知道了我想在舊堡再弄到一匹，薩多立即來找我，而且把自己的馬給我牽來了，不管我如何拒絕，他硬叫我收下。”
後來，薩多還幫助托爾斯泰度過了一次嚴重的債務危機。托爾斯泰始終不能忘記這樣的勇敢、爽直、赤誠相待的朋友。
托爾斯泰對哥薩克婦女也十分欣賞。在他看來，盡管哥薩克要求婦女的是東方式的順從和勞動，但是哥薩克婦女在家庭裏的地位卻遠比西方婦女來得高，因為整個家庭、全部家財、所有經濟都是靠她們的操勞維持著的；同時，由於婦女經常擔負男人式的繁重的勞動和操心，這使她們具有獨立自主的男性性格，體格強壯、思想健全、處事果斷、品格堅毅。“哥薩克婦女多半都比男人有力、聰明、成熟，而且美麗。格列賓哥薩克女人的美特別驚人，因為她們有純粹契爾克斯人的臉形，又有北方女人的魁梧的體格。”《哥薩克》中的瑪麗亞娜就是托爾斯泰用詩意的筆觸塑造的一個優美的哥薩克女性形象。
與高加索的大自然和普通人的接近，使托爾斯泰對生活有了新的認識。他曾經生活過的貴族社會似乎已經離他遠去，變得陌生了。在高加索的山林中，在村頭的茅屋裏，托爾斯泰也像他的主人公奧列寧那樣，強烈地感受到他從前所過的生活的虛偽，“那種虛偽當時已經使他憤怒，而現在簡直使他覺得難以形容地討厭和可笑”。“這裏的人跟他本人比較起來，他覺得是美好的、強健的、自由的，看見他們，他就為自己感到羞愧而且難過。”他相信，“幸福就是生活在大自然中”，就是像普通人那樣生活。當時的托爾斯泰曾經嚴肅地考慮過：“扔掉一切，在哥薩克人中間落戶，買一所小茅屋和幾頭牲口，娶一個哥薩克姑娘為妻。”可以說，這正是托爾斯泰平民化思想的發端。
當然，托爾斯泰的出身、地位和過去生活的烙印，使他不可能真正與普通的哥薩克人的生活及其命運融合在一起。奧列寧說：“我曾嚐試投身於這種生活，然而更強烈地感到自己的弱點和做作。我不能忘掉自己，忘掉我的複雜的，不協調的和畸形的過去。”因此，奧列寧不可能成為哥薩克人盧卡什卡，而哥薩克人也始終把他看做一個異己的局外人，他的良好願望終究還隻是個幻影。托爾斯泰雖然與他的主人公不同，但是他也有過奧列寧那樣的苦惱。
在矛盾的心態下，托爾斯泰決定參軍，想在軍隊生活中建功立業。
1852年1月，他正式入伍，成了一名炮兵軍士。就在他從軍後的第一次戰鬥中，一顆炮彈擊中了他指揮的大炮的輪子，托爾斯泰險些遇難。同年3月，托爾斯泰獲得了士官的任命書。
然而，軍隊生活並沒有給托爾斯泰帶來歡樂。他周圍的那些軍官大多粗野放蕩，整天酗酒、賭博和玩女人。托爾斯泰雖然有時也生活放縱，與軍官們一起玩樂，但他在精神上與那些人格格不入，內心十分孤獨。而那些軍官也把他視作怪人。當年與托爾斯泰共事過的一位軍官回憶說：“他很高傲，別人都在飲酒作樂，而他卻一個人坐在那裏看書。以後我曾不止一次見到他——還是看書……”
在那個時期，托爾斯泰確實看了很多，也思考了很多。他仍然保持著過去的那種無情地自我剖析的習慣，這從他的日記中可以見到。托爾斯泰寫道：
“一個時期以來，我為年華已逝而懊惱，寢食不安。這是從我感覺到我本可以做點很好的事情開始的。我的生活的瑣碎使我痛苦，我感覺這是因為我本身瑣碎。不過我還能夠蔑視自己和自己的生活。我身上有一種東西使我相信，我生來就不是要做個像一般人那樣的人。不是渴求功名，我不要功名，我蔑視它，而是渴求對人們的幸福和利益產生重大影響。”
我傷心地看到自己的智力沒有經過培育，不準確，不強（雖然還靈活）；感情變化無常，也沒有力量；意誌容易動搖，隻要有一點客觀情況，我的一切善良意圖立刻土崩瓦解。但願有什麽東西來喚醒我身上的能量，使我不至懷著對榮譽、益處、愛的崇高幻想永遠墮入沒有目的的瑣屑生活的平庸泥淖中去。
“勿貪酒色。快感是如此小，如此模糊，而悔恨卻如此大！做任何一件事都要全力以赴。”
年輕的托爾斯泰仍然在頑強地提高自我和探索人生。如果說，平民化思想對於托爾斯泰今後的人生探索具有重要意義的話，那麽，他在高加索時期更重要的收獲是確立了他畢生為之奮鬥的事業——文學創作。這一時期，托爾斯泰除了大量閱讀作品和隨時記下高加索生活印象外，開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寫作。來到高加索才一個月，托爾斯泰就在日記中寫道：“明天開始寫一部長篇小說”（1851年7月3日）。這裏指的就是他在莫斯科時已著手構思和動筆的《童年》。此後一年，他一直在認真地進行創作。托爾斯泰給自己製訂了一些創作原則，如不從善良、聰明、蠢笨這樣的抽象概念去描寫人的性格，而要從活生生的印象中去寫具體的人；創作時必須真誠，聲音要發自自己的肺腑，因為隻有發自肺腑的聲音（哪怕是最平凡的），才會有打動人的力量：必須毫不留情地刪去作品中一切不清楚、煩瑣和不恰當的地方，即使它單獨地看起來是挺好的；必須拋棄寫作不加修改的念頭，修改三四遍也不算多等等。《童年》的寫作似乎並不順暢，托爾斯泰總是感到有不滿意的地方，有時甚至認為：“寫得簡直不行。文字太粗，思想太少，以致無法原諒的空洞。”直至在改完三遍以後，他才覺得：“《童年》不太壞”，“重讀《悲痛》一章，我感動得流下淚來。確實有一些極好的東西，但也有一些很糟的地方”。托爾斯泰又做了第四次認真的修改，然後才把手稿寄給了彼得堡《現代人》雜誌編輯部，那是1852年7月3日，作者署名為“列·尼”。在隨稿附上的致雜誌主編涅克拉索夫的信中，托爾斯泰表示：《童年》隻是“長篇小說《四個發展時期》的一個組成部分。其餘各部分是否問世將取決於第一部分的成敗。”
“……我焦急地等待著您的判決。這判決或許鼓勵我繼續從事我心愛的事業，或許迫使我燒毀已開始的一切。”
8月29日，托爾斯泰收到涅克拉索夫的回信。信中寫道：
“大作已拜讀。它寫得很有意思，因此我決定采用。在我看來，作者是有才華的。無論如何，作者的思想傾向、故事內容的質樸和真實性都是這部作品的不可剝奪的優點。我請您把續稿寄給我。無論是您的小說或是您的才華都引起了我的興趣。我還建議您不要用簡寫字母來掩蓋自己，請幹脆用自己的真實姓名來發表文章，如果您不是一位偶臨文壇的過客的話。”
這封信使托爾斯泰欣喜若狂：“收到編輯的來信，我高興得像個傻子。”他在給涅克拉索夫的信中說：“您對我的長篇小說所發表的良好意見使我十分高興，何況這是我關於這部小說所聽到的第一個意見，尤其這是您本人的意見。”作為當時深孚眾望的著名作家和雜誌主編，涅克拉索夫誠摯的和恰如其分的評價與鼓勵，有力地消除了托爾斯泰長時間來對自己的文學才能的疑慮，並對托爾斯泰最初年代的創作起了極好的導引作用。
不久，《現代人》雜誌第九期（1852年11月出版）上刊出了托爾斯泰的小說《童年》，題目改為《我的童年故事》。隨即，一些評論文字也在報刊上出現。評論家和讀者紛紛稱讚小說“自然，吸引人”，“自始至終都充滿真正的美”。處女作的成功使托爾斯泰備受鼓舞。他後來曾經談到當時在高加索的茅屋裏津津有味地讀那些評論時的情景：“我沉醉在讚歎聲的享受之中，激動的熱淚幾乎使我窒息。”但是，冷靜下來以後，托爾斯泰又對他的作品被大肆刪削，乃至被改得麵目全非而感到氣憤。他在致涅克拉索夫的信中說：
“我懷著最傷心的感情讀完這部可憐的被歪曲得不成樣子的小說之後，竭力想找出促使編輯部對它如此殘酷無情的原因。這種修改迫使每一個正派的讀者都要把書拋開，不再讀下去。我隻想說，當我讀著自己已發表的作品時，我體驗了這樣一種不愉快的心情，那就是當一個父親看見自己心愛的兒子被一個自學的理發匠把頭剪得不成樣子時所感到的心情。”
當然，隻是在不久以後，他才知道這是沙俄書報檢查機關所為。而且，托爾斯泰以後的幾乎每一部作品都未能免遭這樣的厄運。
《童年》顯示了托爾斯泰擅長心理分析的卓越才能。小說通過對小主人公伊爾倩耶夫的單純而又富有詩意的內心世界的細致入微的描摹，出色地表現了一個出身貴族家庭的、聰穎、敏感、感情熱烈，並愛作自我分析的兒童的精神成長過程。
“它的內容沒有任何標新立異的地方：童年、最初的印象、最初的才能的覺醒、最初的對自我和環境的意識，一句話——一切都是我們熟悉的，一切都是我們經曆過的。可是這一切被描寫得多麽出色！多麽善於掌握語言，又多麽善於捕捉內心的最初活動！真不知道該怎樣來讚譽蘊藏在小說內部的那種迷人的美。”
當年《祖國紀事》上的這段評論看來並非過譽之辭。甚至托爾斯泰本人在時隔半個多世紀後也表示：“當我寫《童年》的時候，我好像覺得，在我以前，誰也沒有感覺到，並且誰也沒有發掘出童年的全部迷人的詩意。”這部包含激情與詩意的作品的自傳性是顯而易見的，托爾斯泰從不否認這一點，但是托爾斯泰始終認為，不能把小說看做他本人的童年的故事，這是“朋友們和我的童年生活的不相協調的糅合”。
《童年》的成功大大激發了托爾斯泰的創作欲望。1852年秋冬時節，他手頭有好幾種寫作計劃。他想寫高加索生活，把自己在高加索的所見所聞訴諸於文字；他想寫正在進行的戰爭，描述一下自己參與的戰鬥及其感受；他想寫《一個俄國地主的故事》，塑造一個企圖“在鄉村生活中探尋實現幸福和正義的理想途徑”的青年地主的形象；他又十分希望“開始寫那個決定堅決寫下去的續篇——《少年》”。這些構想在後來的歲月中，陸續（完整的或部分的）地變成了現實。當時，首先完成的是短篇小說《襲擊》（載《現代人》雜誌1853年第三期）。小說以作者親身經曆的一次戰鬥為情節基礎，成功地塑造了一些不同類型的俄國軍人的形象，並抨擊了毫無意義的殘殺。涅克拉索夫再次對托爾斯泰的作品給予高度評價。他在致屠格涅夫的信中寫道：“這是俄國文學中前所未有的傑作，多麽美妙啊！”
1852年冬至1854年春，托爾斯泰還完成了短篇小說《台球房記分員筆記》，並時斷時續地寫作著《一個俄國地主的故事》、《逃亡者》、《伐林》、《聖誕節之夜》等作品，不過他把主要精力投入了《少年》的創作。他在日記中寫道：“寫《少年》，像寫《童年》一樣興致勃勃，希望寫出來也一樣的好”，要寫出“那些生動而牢固地留在我記憶中的東西”。《少年》的寫作持續了較長的時間，在數易其稿，付出大量艱苦的勞動之後，托爾斯泰在1854年4月完成了這部作品，並將它寄給了涅克拉索夫（載《現代人》雜誌該年第十期）。在這部作品中，作者以卓越的技巧繼續描寫了主人公伊爾倩耶夫的精神成長的過程，隨著主人公視野的擴大，他的批判意識的覺醒和新的道德追求。《少年》在社會上激起了較《童年》更大的反響。屠格涅夫在一封信中寫道：“《少年》的成就使我感到非常高興，我堅信，他還會創造更多使我們所有人驚異不止的作品來。這是一等天才。”他在另一封信中又稱托爾斯泰是果戈理的繼承者，但又是一位具有獨創精神的繼承者，“比起這篇作品來，我們的那些玩意兒簡直成了兒戲。”他甚至預言：隻要托爾斯泰再寫出一部這樣的作品，“他就可以在文壇上獨占鼇頭了”。不少評論家還盛讚托爾斯泰處理文字與“進行細膩的心理分析的卓越才能”。
這時，托爾斯泰對軍隊生活越來越感到厭倦。他覺得服役妨礙他完成兩項重要的使命，即文學創作和改善農奴生活。他很想退役。1853年頭三個月裏，托爾斯泰在米奇卡河畔參加了一次討伐山民的戰鬥，與沙米爾的軍隊進行了直接交鋒。戰鬥取得了勝利，許多人都獲得了嘉獎，但托爾斯泰本應得到的十字勳章卻因他下棋誤崗而被取消。他不滿這一點，更不滿軍營裏無聊的生活。他在日記中寫道：“舉行過無聊的閱兵式。所有的人，尤其是大哥，都喝了酒，我為此很覺不快。戰爭是如此不正義的事，難怪打仗的人要盡力壓製自己良心的呼聲。”“服役除了叫我賣力氣、懶散、結交不三不四的人以外，什麽也沒有給我……得趕緊結束。”1853年3月底，托爾斯泰遞交了退役申請。但是事隔半月，形勢突變，俄國對土耳其宣戰。6月，沙俄出兵占領了土耳其控製的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克裏米亞戰爭爆發了。由於這一戰爭，軍隊中所有的退役和請假的要求均被擱置。於是，托爾斯泰又打了個報告，要求調往多瑙河地區的作戰部隊。這個要求被批準了。
在請求調動的日子裏，托爾斯泰曾去皮亞蒂戈爾斯克探望正在那裏療養的妹妹和妹夫。這次會麵並沒有給托爾斯泰帶來愉快，他感到孤獨。托爾斯泰轉而埋頭創作，並閱讀了不少哲學、文學、曆史和宗教等方麵的著作。在讀了卡拉姆津的《俄羅斯國家史》和烏斯特裏亞洛夫的《俄國史》後，托爾斯泰寫道：
“如果讓我為曆史寫封麵題詞，我要寫上‘毫不隱諱’四個大字。”對於始終圍繞著他的宗教問題，托爾斯泰寫道：“我無法向自己證明上帝的存在，找不到任何有道理的證據。我發現，這個概念並不是不可或缺的。了解整個世界及其不可思議的完美秩序的永恒存在，比了解它的創造者更容易，更簡單。人的肉體和靈魂對幸福的追求是了解生命奧秘的唯一途徑。我不明白上帝存在的必要性，可是我信仰上帝，並且祈求上帝幫助我了解他。”（1853年7月8日日記）這段話對於了解托爾斯泰在高加索時期的宗教觀是有幫助的。
1854年1月中旬，托爾斯泰離開舊格拉德科夫鎮駐地，從而結束了他長達兩年半的高加索生活。高加索時期在托爾斯泰的人生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跡，如托爾斯泰本人所說，高加索對於他而言是一所生活的學校，“那時我所探索到的一切就永遠成為我的信仰了”。
“如果有人問我，為什麽我要在喀山逗留，是什麽使我感到愉快，為什麽我那樣幸福？我不會回答說，這是因為我落入情網。當時我對此渾然不覺。我以為，這渾然不覺正是愛情的主要特征，並且構成愛情的全部魅力。那個時期我的精神生活是多麽輕鬆啊。我沒有感覺到種種猥瑣的欲望的壓力，而那種壓力會破壞生活中的一切快樂。我沒有對她說過一句與愛情有關的話，但我確信她知道我的感情，如果她愛我，我隻歸因於她理解了我。一切內心情感的迸發起初都是純潔的、崇高的，是現實毀滅了一切迸發出來的感情的無邪和魅力。我同季娜伊達的關係停留在兩個靈魂彼此純潔地渴慕的階段上。”
一個星期以後，托爾斯泰兄弟倆離開了喀山。從此托爾斯泰再也沒有見到這位使他難忘的姑娘。一年後，當托爾斯泰在高加索軍營中聽到季娜伊達出嫁的消息時，他“感到難過”。
從喀山到薩拉托夫，再從薩拉托夫到阿斯特拉罕，托爾斯泰兄弟倆一直沿著伏爾加河南下，先是騎馬，後又坐船，一路飽覽了這條“俄羅斯母親河”兩岸迷人的自然風光。托爾斯泰覺得這段旅程和這種旅行方式都是“非常富有詩意和魅力的”，“可以寫一本書”。晚年時，他還認為這是他一生中度過的最美好的時光之一。阿斯特拉罕是個港口城市，伏爾加河由此匯入裏海。托爾斯泰兄弟倆從阿斯特拉罕坐驛車前往高加索駐地。這時，一直為托爾斯泰所神往的高加索大自然開始拉開了它的麵紗。托爾斯泰最初的感受在小說《哥薩克》的奧列寧形象中得到了生動的體現：
“第二天，清新涼爽的空氣把他從驛車上拂醒了；他漫無目的地向右方望去。早晨是透徹的明淨。忽然，在離他20步開外的地方，乍一看去，仿佛是一群輪廓柔和的雪白的巨大的東西，它們的頂端襯著遠方的天空顯出奇異的、分明的、輕巧的邊緣。當他弄清楚他和山與天空之間離得那麽遠，群山是那麽龐大的時候，當他感覺到這種美是怎樣的無限的時候，他驚呆了：這怕是幻景、是夢境吧。他為了更清醒點，搖晃了一下身子。但是那些山仍然是那樣。三套馬車順著平坦的道路飛馳，那些山好像沿著天際也在奔跑，在初升的太陽下，山巔發出水紅的光輝。起初，這些山隻是使奧列寧驚奇，後來使他喜悅；可是再往後，當他更多更多地注視這不是從別的黑色的山，而是直接從草原上崛起、綿延不斷地奔向遠方的雪山的時候，他漸漸開始深入地體會這種美，並且感覺到山。從這一刻起，隻要是他所見的，所想的，所感的，他覺得都獲得一種新的特性，像山那樣嚴峻端莊的特性。現在才是開始，仿佛有一個莊嚴的聲音對他說。不論是道路也好，在遠方影影綽綽的捷列克河也好，村莊也好，人民也好——現在他覺得這一切已經不再是兒戲……”
三天後，他們結束了長達一個月的旅途生活，到達尼古拉服役的炮兵部隊駐地舊格拉德科夫鎮斯卡亞村。在當晚的日記中，托爾斯泰寫下了對新生活的茫然和湧動的寫作欲望：“我怎麽到這裏來啦？不知道。又為了什麽呢？也不知道。我想寫很多東西，寫從阿斯特拉罕到這個鎮的旅途見聞，寫哥薩克人，寫韃靼人的怯懦，寫草原……”
駐地附近有一條水流湍急的捷列克河。河左岸陡峭，沿岸多為原始森林，稍後則散落著一些格列賓哥薩克人的村莊。斯卡亞村就是其中的一個。河右岸地勢低窪，長著茂密的蘆葦，那裏有已經歸順俄國但仍不平靜的車臣人的村莊。離駐地不遠的森林和峽穀裏則隱藏著許多反抗俄軍的山民。沙俄軍隊與高加索山民之間的對峙由來已久。從18世紀起，沙俄就企圖兼並東高加索和北高加索地區。19世紀上半葉，沙俄軍隊加緊了對高加索山民的討伐。1834年，當地信奉伊斯蘭教的車臣人和達吉斯坦人推舉沙米爾為他們的宗教和軍事領袖，有組織地抗擊俄軍的入侵，並屢屢獲勝。1845年以後，俄軍以更大的規模向高加索推進。他們砍伐森林，打開通道，廣築堡壘，步步進逼，迫使山民躲進了深山峽穀，但是山民的反抗並沒有停止，因此幾乎天天都會發生山民同哥薩克人、同俄軍士兵的衝突，氣氛相當緊張。當時的托爾斯泰並不明白這場戰爭的性質，在他看來，高加索應該歸屬於俄國，俄軍對山民的討伐也是必要的，隻是采用的手段過於殘酷。他甚至為此設想了一個“和平征服高加索的計劃”。當然，這隻能是空想。
來到高加索不久，托爾斯泰跟隨一支俄軍小分隊，參加了一次討伐山民的戰鬥。在這次夜間偷襲中，雙方互有傷亡。俄軍攻占車臣人的村莊後，就開始燒殺搶掠。托爾斯泰後來在小說《襲擊》中描述過這樣的情景：
“那邊，屋頂塌下來了，斧頭在堅實的木頭上砍得橐橐有聲，要把板門擊破：這邊，幹草堆、柵欄、平房起火了，濃煙直向晴朗的天空升騰起來。有一個哥薩克在搬一大袋麵粉和一條地毯；一個士兵滿臉高興地從一家平房裏拿到一個鐵盒子和一件什麽破衣服；還有一個張開了兩手，要抓兩隻在柵欄旁邊咕咕叫著亂跑的母雞；再有一個不知在哪兒發現了盛著牛奶的大瓦罐，喝了以後，便狂笑著把罐子摔在地上。”
與俄軍以殘殺為榮的“勇敢”相比，那個瘦弱的老年山民被俘時的坦然和對俄軍的漠視倒更令人同情和尊敬。作者不由得在小說中感歎道：
“難道人們在這美麗的世界上，在這無垠的星空下生活，會感到擠得慌嗎？難道在這迷人的大自然中，人的心裏能夠留存憤恨、複仇或者非把同胞滅絕不可的欲望嗎？”
對於托爾斯泰來說，由馬爾林斯基等人的小說所激起的浪漫主義幻影很快就破滅了，他開始全身心地進入了一個真實而又多彩的高加索的世界。他愛上了高加索那獨特而又迷人的自然風光。他在給塔吉雅娜姑姑的信中寫道：
“這地方，從水源地開始，風景優美極了：高大的山巒上怪石嶙峋，相互交錯，有些石頭裂開來，像山洞一樣，還有些高懸半空，溫泉的熱流衝擊著它，發出震耳的響聲，急流奔騰而下。特別是早晨，從這沸騰的流水中不斷升起白霧，籠罩住了山的頂峰。水是這麽熱，把雞蛋放進去，隻要三分鍾就能煮熟。山穀裏，在主流上並排立著三座磨坊，它們是按照當地特殊的樣式建成的，非常富有詩情畫意。整天都有韃靼女人來到磨坊附近的水流旁洗衣服。婦女多是漂亮的，身段也優美，她們雖然貧苦，但東方式的服裝都是誘人的。漂亮的女人，地方的美麗的野景——構成了一幅迷人的圖畫，因此我常常久久地欣賞著它們。”
托爾斯泰對普通的哥薩克村民也產生了由衷的好感。哥薩克是俄羅斯民族中的一個特殊的階層：16世紀前後，一些不堪忍受農奴主壓迫的農民，或因反抗社會而遭迫害的人們，陸續逃亡到當時俄國的偏僻的邊疆地區，主要是頓河一帶，並在那裏定居下來。隨著人數的增加，逐步形成了相對自治的、既務農又習武的群體。這些熱愛自由、具有反抗精神的人們對沙皇政權構成了很大的威脅，俄國曆史上最大的兩次農民起義的領袖拉辛和普加喬夫都來自頓河哥薩克地區。從葉卡捷琳娜二世開始，沙皇政府對哥薩克采取了收買的手段，為哥薩克的各級軍事首領封官晉爵，並免去所有的成年哥薩克男子的賦稅，但他們必須服兵役。就這樣，哥薩克反而成了沙皇政府對內鎮壓起義，進行對外擴張的工具。格列賓山脈一帶的哥薩克是從頓河遷居到高加索來的，因此被稱為格列賓哥薩克。早年，他們與當地的少數民族山民和睦相處，互相通婚，但是沙皇政權為討伐高加索山民的需要，將哥薩克人拖入了戰鬥，於是哥薩克與山民的關係緊張起來。然而，正如托爾斯泰所寫的那樣：
“按其好惡，哥薩克對殺死他們弟兄的山民騎手的憎恨，遠不如對駐在那裏保護他們的村莊的、但抽煙熏臭了他們的屋子的俄羅斯士兵的憎恨來得強烈。他們敬重敵人——山民，但是蔑視俄羅斯士兵，視他們為外人和壓迫者。”
在長期的曆史發展中，哥薩克人形成了不少獨特的習俗和稟性。哥薩克婦女承擔了全部的農活和家務，哥薩克男子則把時間消磨在哨所、戰爭和捕獵上。普通的哥薩克人往往具有誠實質樸、粗獷善戰、勇敢豪放、獨立不羈的特質。托爾斯泰在高加索時期結識的老人葉皮芳·謝欣就是很典型的一個下層哥薩克人，後來，托爾斯泰把他作為葉羅什卡大叔的原型寫進了小說《哥薩克》中。葉皮芳老人是托爾斯泰的哥哥尼古拉的房東，村裏人稱他為葉皮什卡大叔。尼古拉在自己的特寫《高加索出獵》中這樣描寫他：
“看來，也許這是一個最有趣的，最後一個老格列賓哥薩克。按著他的說法，葉皮什卡曾經是一個強壯的小夥子，做過小偷、騙子，把牲口群趕到外地，販賣人口，用套馬索捕捉切禪人，而現在他差不多是個年近90的孤獨老人了。這種人一輩子飽經風霜。他不隻一次地坐過牢，在切禪就坐過好幾次，他一生中經曆了無數的奇跡。我們的老人從來也不幹活，他有時做做翻譯，有時去做別人委托他做而且他也能夠做到的事情：比如，他自己單槍匹馬地去弄來一個活的或者死的山賊，送到城裏去；把當時著名的山民領袖別依——希拉特的房子點上一把火；把一隊受人尊敬的長者或人質從切禪帶到上司那兒去；與上司一同去打獵……打獵和酗酒——這就是我們老人的兩個嗜好，這兩件事是他現在的唯一工作，他的其他一些奇事不過是插曲而已。”
而我們在托爾斯泰筆下的葉羅什卡大叔的形象中看到了葉皮什卡大叔粗獷的身影：留著雪白雪白的大胡子，紅棕色的臉龐和筋脈畢露的脖頸上布滿因辛勞和歲月而留下的皺紋和皺褶，體格魁偉粗壯，有著年輕人那樣的結實的胳膊、腿和肩膀，頭上短發下露出幾道深深的疤痕，滿是老繭的雙手上也全是傷痕，步伐輕快利落，聲音洪亮有力，身上散發出強烈但並不難聞的土酒、火藥和曬幹的血的混合味道。
托爾斯泰兄弟倆都十分喜愛葉皮什卡大叔，愛聽他唱歌和彈三弦琴，更愛聽他一邊喝酒一邊滔滔不絕地講述過去的經曆和昔日哥薩克的生活。托爾斯泰很快成了大叔最親近的朋友。兩人常常一起喝酒聊天，一起外出打獵。老人與大自然的接近和豁達的生活態度，給托爾斯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托爾斯泰筆下的葉羅什卡大叔這樣談到自己和人生：“一生中我未憂傷過，就是將來我也不憂傷。”“人死了，不過墳頭長長青草。”“死期來到了，我就去休息，不再打獵，而活著我就歌唱、遊逛，我心情舒暢。”“為什麽要有戰爭呢？像我們長輩人所說的那樣，我們和諧地、靜謐地生活在一起該多好哇！你上他們那兒去，他們上你這兒來，這樣正直地、親密地生活在一起。”“我是個樂天派，我誰都愛。”因此，奧列寧覺得：這裏的“人們像大自然一樣地生活著：死、生、結合、再生、戰鬥、喝酒、吃飯、歡樂，然後又死，除了受自然加之於太陽、青草、野獸、樹木的那些條件限製之外，不受任何條件的限製。他們沒有其他的法則……”托爾斯泰在離開斯卡亞村時，與老人深情話別，還贈給老人一件飾有絲帶的大衣。
托爾斯泰在高加索時，還與一個車臣族的年輕人薩多·米謝爾比耶夫建立了深厚的友誼。薩多住在離軍營不遠的山村裏，常來軍營玩牌。那些俄國軍官乘機耍弄他。托爾斯泰多次幫助他識破騙局，因此贏得了薩多的信任。兩人的友情日篤，互贈禮品，甚至拜了幹兄弟。托爾斯泰在給塔吉雅娜姑姑的信中曾這樣描述薩多對他的友情：
“他常常以實際行動表白出對我的忠誠。為了我，他冒過多次生命危險，他認為這沒有啥，這是一種習慣和令人愉快的事。當我離開舊堡之後，尼古拉還留在那兒，薩多每天都到他那兒去，並且告訴尼古拉，說他很苦惱，沒有我，他坐立不安，苦惱得很。從我寄給尼古拉的信中，他知道我的馬病了，也知道了我想在舊堡再弄到一匹，薩多立即來找我，而且把自己的馬給我牽來了，不管我如何拒絕，他硬叫我收下。”
後來，薩多還幫助托爾斯泰度過了一次嚴重的債務危機。托爾斯泰始終不能忘記這樣的勇敢、爽直、赤誠相待的朋友。
托爾斯泰對哥薩克婦女也十分欣賞。在他看來，盡管哥薩克要求婦女的是東方式的順從和勞動，但是哥薩克婦女在家庭裏的地位卻遠比西方婦女來得高，因為整個家庭、全部家財、所有經濟都是靠她們的操勞維持著的；同時，由於婦女經常擔負男人式的繁重的勞動和操心，這使她們具有獨立自主的男性性格，體格強壯、思想健全、處事果斷、品格堅毅。“哥薩克婦女多半都比男人有力、聰明、成熟，而且美麗。格列賓哥薩克女人的美特別驚人，因為她們有純粹契爾克斯人的臉形，又有北方女人的魁梧的體格。”《哥薩克》中的瑪麗亞娜就是托爾斯泰用詩意的筆觸塑造的一個優美的哥薩克女性形象。
與高加索的大自然和普通人的接近，使托爾斯泰對生活有了新的認識。他曾經生活過的貴族社會似乎已經離他遠去，變得陌生了。在高加索的山林中，在村頭的茅屋裏，托爾斯泰也像他的主人公奧列寧那樣，強烈地感受到他從前所過的生活的虛偽，“那種虛偽當時已經使他憤怒，而現在簡直使他覺得難以形容地討厭和可笑”。“這裏的人跟他本人比較起來，他覺得是美好的、強健的、自由的，看見他們，他就為自己感到羞愧而且難過。”他相信，“幸福就是生活在大自然中”，就是像普通人那樣生活。當時的托爾斯泰曾經嚴肅地考慮過：“扔掉一切，在哥薩克人中間落戶，買一所小茅屋和幾頭牲口，娶一個哥薩克姑娘為妻。”可以說，這正是托爾斯泰平民化思想的發端。
當然，托爾斯泰的出身、地位和過去生活的烙印，使他不可能真正與普通的哥薩克人的生活及其命運融合在一起。奧列寧說：“我曾嚐試投身於這種生活，然而更強烈地感到自己的弱點和做作。我不能忘掉自己，忘掉我的複雜的，不協調的和畸形的過去。”因此，奧列寧不可能成為哥薩克人盧卡什卡，而哥薩克人也始終把他看做一個異己的局外人，他的良好願望終究還隻是個幻影。托爾斯泰雖然與他的主人公不同，但是他也有過奧列寧那樣的苦惱。
在矛盾的心態下，托爾斯泰決定參軍，想在軍隊生活中建功立業。
1852年1月，他正式入伍，成了一名炮兵軍士。就在他從軍後的第一次戰鬥中，一顆炮彈擊中了他指揮的大炮的輪子，托爾斯泰險些遇難。同年3月，托爾斯泰獲得了士官的任命書。
然而，軍隊生活並沒有給托爾斯泰帶來歡樂。他周圍的那些軍官大多粗野放蕩，整天酗酒、賭博和玩女人。托爾斯泰雖然有時也生活放縱，與軍官們一起玩樂，但他在精神上與那些人格格不入，內心十分孤獨。而那些軍官也把他視作怪人。當年與托爾斯泰共事過的一位軍官回憶說：“他很高傲，別人都在飲酒作樂，而他卻一個人坐在那裏看書。以後我曾不止一次見到他——還是看書……”
在那個時期，托爾斯泰確實看了很多，也思考了很多。他仍然保持著過去的那種無情地自我剖析的習慣，這從他的日記中可以見到。托爾斯泰寫道：
“一個時期以來，我為年華已逝而懊惱，寢食不安。這是從我感覺到我本可以做點很好的事情開始的。我的生活的瑣碎使我痛苦，我感覺這是因為我本身瑣碎。不過我還能夠蔑視自己和自己的生活。我身上有一種東西使我相信，我生來就不是要做個像一般人那樣的人。不是渴求功名，我不要功名，我蔑視它，而是渴求對人們的幸福和利益產生重大影響。”
我傷心地看到自己的智力沒有經過培育，不準確，不強（雖然還靈活）；感情變化無常，也沒有力量；意誌容易動搖，隻要有一點客觀情況，我的一切善良意圖立刻土崩瓦解。但願有什麽東西來喚醒我身上的能量，使我不至懷著對榮譽、益處、愛的崇高幻想永遠墮入沒有目的的瑣屑生活的平庸泥淖中去。
“勿貪酒色。快感是如此小，如此模糊，而悔恨卻如此大！做任何一件事都要全力以赴。”
年輕的托爾斯泰仍然在頑強地提高自我和探索人生。如果說，平民化思想對於托爾斯泰今後的人生探索具有重要意義的話，那麽，他在高加索時期更重要的收獲是確立了他畢生為之奮鬥的事業——文學創作。這一時期，托爾斯泰除了大量閱讀作品和隨時記下高加索生活印象外，開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寫作。來到高加索才一個月，托爾斯泰就在日記中寫道：“明天開始寫一部長篇小說”（1851年7月3日）。這裏指的就是他在莫斯科時已著手構思和動筆的《童年》。此後一年，他一直在認真地進行創作。托爾斯泰給自己製訂了一些創作原則，如不從善良、聰明、蠢笨這樣的抽象概念去描寫人的性格，而要從活生生的印象中去寫具體的人；創作時必須真誠，聲音要發自自己的肺腑，因為隻有發自肺腑的聲音（哪怕是最平凡的），才會有打動人的力量：必須毫不留情地刪去作品中一切不清楚、煩瑣和不恰當的地方，即使它單獨地看起來是挺好的；必須拋棄寫作不加修改的念頭，修改三四遍也不算多等等。《童年》的寫作似乎並不順暢，托爾斯泰總是感到有不滿意的地方，有時甚至認為：“寫得簡直不行。文字太粗，思想太少，以致無法原諒的空洞。”直至在改完三遍以後，他才覺得：“《童年》不太壞”，“重讀《悲痛》一章，我感動得流下淚來。確實有一些極好的東西，但也有一些很糟的地方”。托爾斯泰又做了第四次認真的修改，然後才把手稿寄給了彼得堡《現代人》雜誌編輯部，那是1852年7月3日，作者署名為“列·尼”。在隨稿附上的致雜誌主編涅克拉索夫的信中，托爾斯泰表示：《童年》隻是“長篇小說《四個發展時期》的一個組成部分。其餘各部分是否問世將取決於第一部分的成敗。”
“……我焦急地等待著您的判決。這判決或許鼓勵我繼續從事我心愛的事業，或許迫使我燒毀已開始的一切。”
8月29日，托爾斯泰收到涅克拉索夫的回信。信中寫道：
“大作已拜讀。它寫得很有意思，因此我決定采用。在我看來，作者是有才華的。無論如何，作者的思想傾向、故事內容的質樸和真實性都是這部作品的不可剝奪的優點。我請您把續稿寄給我。無論是您的小說或是您的才華都引起了我的興趣。我還建議您不要用簡寫字母來掩蓋自己，請幹脆用自己的真實姓名來發表文章，如果您不是一位偶臨文壇的過客的話。”
這封信使托爾斯泰欣喜若狂：“收到編輯的來信，我高興得像個傻子。”他在給涅克拉索夫的信中說：“您對我的長篇小說所發表的良好意見使我十分高興，何況這是我關於這部小說所聽到的第一個意見，尤其這是您本人的意見。”作為當時深孚眾望的著名作家和雜誌主編，涅克拉索夫誠摯的和恰如其分的評價與鼓勵，有力地消除了托爾斯泰長時間來對自己的文學才能的疑慮，並對托爾斯泰最初年代的創作起了極好的導引作用。
不久，《現代人》雜誌第九期（1852年11月出版）上刊出了托爾斯泰的小說《童年》，題目改為《我的童年故事》。隨即，一些評論文字也在報刊上出現。評論家和讀者紛紛稱讚小說“自然，吸引人”，“自始至終都充滿真正的美”。處女作的成功使托爾斯泰備受鼓舞。他後來曾經談到當時在高加索的茅屋裏津津有味地讀那些評論時的情景：“我沉醉在讚歎聲的享受之中，激動的熱淚幾乎使我窒息。”但是，冷靜下來以後，托爾斯泰又對他的作品被大肆刪削，乃至被改得麵目全非而感到氣憤。他在致涅克拉索夫的信中說：
“我懷著最傷心的感情讀完這部可憐的被歪曲得不成樣子的小說之後，竭力想找出促使編輯部對它如此殘酷無情的原因。這種修改迫使每一個正派的讀者都要把書拋開，不再讀下去。我隻想說，當我讀著自己已發表的作品時，我體驗了這樣一種不愉快的心情，那就是當一個父親看見自己心愛的兒子被一個自學的理發匠把頭剪得不成樣子時所感到的心情。”
當然，隻是在不久以後，他才知道這是沙俄書報檢查機關所為。而且，托爾斯泰以後的幾乎每一部作品都未能免遭這樣的厄運。
《童年》顯示了托爾斯泰擅長心理分析的卓越才能。小說通過對小主人公伊爾倩耶夫的單純而又富有詩意的內心世界的細致入微的描摹，出色地表現了一個出身貴族家庭的、聰穎、敏感、感情熱烈，並愛作自我分析的兒童的精神成長過程。
“它的內容沒有任何標新立異的地方：童年、最初的印象、最初的才能的覺醒、最初的對自我和環境的意識，一句話——一切都是我們熟悉的，一切都是我們經曆過的。可是這一切被描寫得多麽出色！多麽善於掌握語言，又多麽善於捕捉內心的最初活動！真不知道該怎樣來讚譽蘊藏在小說內部的那種迷人的美。”
當年《祖國紀事》上的這段評論看來並非過譽之辭。甚至托爾斯泰本人在時隔半個多世紀後也表示：“當我寫《童年》的時候，我好像覺得，在我以前，誰也沒有感覺到，並且誰也沒有發掘出童年的全部迷人的詩意。”這部包含激情與詩意的作品的自傳性是顯而易見的，托爾斯泰從不否認這一點，但是托爾斯泰始終認為，不能把小說看做他本人的童年的故事，這是“朋友們和我的童年生活的不相協調的糅合”。
《童年》的成功大大激發了托爾斯泰的創作欲望。1852年秋冬時節，他手頭有好幾種寫作計劃。他想寫高加索生活，把自己在高加索的所見所聞訴諸於文字；他想寫正在進行的戰爭，描述一下自己參與的戰鬥及其感受；他想寫《一個俄國地主的故事》，塑造一個企圖“在鄉村生活中探尋實現幸福和正義的理想途徑”的青年地主的形象；他又十分希望“開始寫那個決定堅決寫下去的續篇——《少年》”。這些構想在後來的歲月中，陸續（完整的或部分的）地變成了現實。當時，首先完成的是短篇小說《襲擊》（載《現代人》雜誌1853年第三期）。小說以作者親身經曆的一次戰鬥為情節基礎，成功地塑造了一些不同類型的俄國軍人的形象，並抨擊了毫無意義的殘殺。涅克拉索夫再次對托爾斯泰的作品給予高度評價。他在致屠格涅夫的信中寫道：“這是俄國文學中前所未有的傑作，多麽美妙啊！”
1852年冬至1854年春，托爾斯泰還完成了短篇小說《台球房記分員筆記》，並時斷時續地寫作著《一個俄國地主的故事》、《逃亡者》、《伐林》、《聖誕節之夜》等作品，不過他把主要精力投入了《少年》的創作。他在日記中寫道：“寫《少年》，像寫《童年》一樣興致勃勃，希望寫出來也一樣的好”，要寫出“那些生動而牢固地留在我記憶中的東西”。《少年》的寫作持續了較長的時間，在數易其稿，付出大量艱苦的勞動之後，托爾斯泰在1854年4月完成了這部作品，並將它寄給了涅克拉索夫（載《現代人》雜誌該年第十期）。在這部作品中，作者以卓越的技巧繼續描寫了主人公伊爾倩耶夫的精神成長的過程，隨著主人公視野的擴大，他的批判意識的覺醒和新的道德追求。《少年》在社會上激起了較《童年》更大的反響。屠格涅夫在一封信中寫道：“《少年》的成就使我感到非常高興，我堅信，他還會創造更多使我們所有人驚異不止的作品來。這是一等天才。”他在另一封信中又稱托爾斯泰是果戈理的繼承者，但又是一位具有獨創精神的繼承者，“比起這篇作品來，我們的那些玩意兒簡直成了兒戲。”他甚至預言：隻要托爾斯泰再寫出一部這樣的作品，“他就可以在文壇上獨占鼇頭了”。不少評論家還盛讚托爾斯泰處理文字與“進行細膩的心理分析的卓越才能”。
這時，托爾斯泰對軍隊生活越來越感到厭倦。他覺得服役妨礙他完成兩項重要的使命，即文學創作和改善農奴生活。他很想退役。1853年頭三個月裏，托爾斯泰在米奇卡河畔參加了一次討伐山民的戰鬥，與沙米爾的軍隊進行了直接交鋒。戰鬥取得了勝利，許多人都獲得了嘉獎，但托爾斯泰本應得到的十字勳章卻因他下棋誤崗而被取消。他不滿這一點，更不滿軍營裏無聊的生活。他在日記中寫道：“舉行過無聊的閱兵式。所有的人，尤其是大哥，都喝了酒，我為此很覺不快。戰爭是如此不正義的事，難怪打仗的人要盡力壓製自己良心的呼聲。”“服役除了叫我賣力氣、懶散、結交不三不四的人以外，什麽也沒有給我……得趕緊結束。”1853年3月底，托爾斯泰遞交了退役申請。但是事隔半月，形勢突變，俄國對土耳其宣戰。6月，沙俄出兵占領了土耳其控製的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克裏米亞戰爭爆發了。由於這一戰爭，軍隊中所有的退役和請假的要求均被擱置。於是，托爾斯泰又打了個報告，要求調往多瑙河地區的作戰部隊。這個要求被批準了。
在請求調動的日子裏，托爾斯泰曾去皮亞蒂戈爾斯克探望正在那裏療養的妹妹和妹夫。這次會麵並沒有給托爾斯泰帶來愉快，他感到孤獨。托爾斯泰轉而埋頭創作，並閱讀了不少哲學、文學、曆史和宗教等方麵的著作。在讀了卡拉姆津的《俄羅斯國家史》和烏斯特裏亞洛夫的《俄國史》後，托爾斯泰寫道：
“如果讓我為曆史寫封麵題詞，我要寫上‘毫不隱諱’四個大字。”對於始終圍繞著他的宗教問題，托爾斯泰寫道：“我無法向自己證明上帝的存在，找不到任何有道理的證據。我發現，這個概念並不是不可或缺的。了解整個世界及其不可思議的完美秩序的永恒存在，比了解它的創造者更容易，更簡單。人的肉體和靈魂對幸福的追求是了解生命奧秘的唯一途徑。我不明白上帝存在的必要性，可是我信仰上帝，並且祈求上帝幫助我了解他。”（1853年7月8日日記）這段話對於了解托爾斯泰在高加索時期的宗教觀是有幫助的。
1854年1月中旬，托爾斯泰離開舊格拉德科夫鎮駐地，從而結束了他長達兩年半的高加索生活。高加索時期在托爾斯泰的人生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跡，如托爾斯泰本人所說，高加索對於他而言是一所生活的學校，“那時我所探索到的一切就永遠成為我的信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