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紀實傳記
> 人生真諦的不倦探索者——列夫·托爾斯泰傳
> 青年地主
青年地主
1847年初夏，雅斯納亞·波良納到處是一派生機盎然的景象。托爾斯泰的幾個兄弟和妹妹在這裏重又相聚了。隨著孩提時代的過去，這樣的機會已經難得。他們漫步在當年度過了無數美好時光的花園小徑上，手足之情溢於言表。就像童年愛聽大哥講故事一樣，如今尼古拉講述的高加索生活再次深深地吸引了他的弟妹。更令他們高興的是，塔吉雅娜姑姑也從她妹妹那兒回來了。
托爾斯泰兄妹們已經到了成家立業的年齡。尼古拉當了軍官，謝爾蓋和德米特裏都已大學畢業，托爾斯泰不久前退學回到了家鄉，小妹瑪麗婭雖未滿18歲，但已經準備出嫁。這次，他們在雅斯納亞·波良納相聚主要是為了分割父親留下的家產。其實分家的事早在一年前就已有所準備，隻是因大哥不在家而未能正式履行手續。按照當時貴族析產的慣例，妹妹瑪麗婭隻能獲得全部財產的1/14.但是幾位哥哥都非常喜愛自己的妹妹，願意讓她一起參與平等的分配。父親留下的家產主要是幾塊領地，但它們分布在各處，有的還在外省。財產總值為18.7萬多盧布。領地分成了5份，差額用現金貼補。大哥尼古拉的領地是祖傳分了比羅戈沃這塊較大的領地，它位於圖拉省的克拉比信斯克縣；德米特裏分到了謝爾巴喬夫卡村，它位於庫爾斯克省；托爾斯泰則要了雅斯納亞·波良納（還包括雅森基、雅戈德納亞等幾個村莊）。相比之下，雅斯納亞·波良納的收入要少於其他幾塊領地，但是出於故土親情和對親人，特別是對母親的懷念，托爾斯泰還是選擇了這個地方。7月11日，托爾斯泰兄妹一起到圖拉法院辦理了析產手續。此後不久，幾位哥哥先後離開了。幾個月後，妹妹也出嫁了。應托爾斯泰之請求，塔吉雅娜姑姑留在了雅斯納亞·波良納，永遠與他生活在一起。
如今的托爾斯泰已是一個擁有1470俄畝土地（其中175俄畝是森林）和330名男性農奴的青年地主。擺在他麵前的一個最直接的問題是如何管理好這份田產。就在這一年，別林斯基發表了《致果戈理的公開信》，信中明確提出了“廢除農奴製度”的主張。當時的托爾斯泰顯然的，坐落在切爾尼河畔；謝爾蓋和瑪麗婭平沒有達到這樣的思想水準，但是他對農民的苦難和不幸已經有所覺察，出於自身的道德追求和增加莊園收入的需要，托爾斯泰把農事改革和改善農民處境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托爾斯泰後來發表的中篇小說《一個地主的早晨》生動地反映了作家這一階段的生活經曆和思想情緒。有人曾經這樣對作家說：“當我讀了這篇小說後，活生生地覺得這些都是您經曆過的，在這些畫麵中，一個線條也不是虛構的。”托爾斯泰作了肯定的回答。小說主人公聶赫留道夫因為“意識到自己的使命”而從大學退學回到了家鄉。他在給姑姑的信中寫道：“農民的境況可憐之至，關心我在上帝麵前必須為之負責的700人的幸福難道不是我的神聖而又直接的義務？因為要享受、要麵子而聽任粗暴的村長和管事去處置他們難道不是罪過？既然我麵前就有如此崇高、光輝而又最為緊迫的義務，何必到別的領域去尋找效勞和行善的機會啊？我覺得自己有能力做一個好東家。”躊躇滿誌的托爾斯泰正像他的小說主人公那樣相信：“我的事業一定會成功。”他甚至也像他的主人公那樣被自己的種種美好的願望和計劃感動得熱淚盈眶：
“他看到，前麵是供他一生馳騁的廣闊天地，而他要畢生行善，這樣生活他就會幸福。他無需去尋找活動的天地，這天地是現成的，他有直接的義務——他有農民……在他看來，既快樂又高尚的工作是‘去影響人民中間這個樸實、敏感、純正的階級，幫助他們擺脫貧困，使他們富足，讓他們受教育，鏟除他們那些由無知和迷信產生的惡習，提高他們的道德水平，促使他們愛善……’這是多麽燦爛，多麽幸福的前程啊！我做這一切是為了自身的幸福，為此我將對他們充滿感激之情，我將看到自己日益接近既定目標。奇妙的前程啊！”
年輕的托爾斯泰以其特有的熱情和執著，一心一意地投入到治理農莊經濟的事務中。他購置了脫穀機、播種機等農業機械，辦起了農場；他把一部分森林劃給農民經營，並取消了對農民的肉體懲罰；他常到村子裏去了解農民的生活情況，接待求見的農民，還通過村社大會給貧苦的農民以救濟等等。他的這些努力甚至引起了附近的一些地主的不滿。然而，最令托爾斯泰沮喪、失望和不解的是，他的一切努力和種種改革措施並沒有收到他所意想的結果。他買來的機器或本身不適用，或農民根本不想用；他的改善農民境遇的努力不是因為他自身力不從心，就是因為遭農民拒絕而告失敗。一年過去了，農民的生活狀況依然如故，領地的經營管理也毫無起色。這一切在小說《一個地主的早晨》裏都得到了藝術的再現。
聶赫留道夫從事了一年的農事改革，可是他在自己領地的村莊裏見到的仍是一派衰敗不堪的景象。那天，他來到農民丘裏斯的家，隻見丘裏斯的住房：
“四壁半已朽壞，屋角發黴，整個農舍向一邊傾斜，而且陷下去很深，以致牆腳的糞堆高齊一扇玻璃已碎、百葉窗也搖搖欲墜的小紅框格窗和一個塞著破絮的小窗洞。門檻很髒、門也低矮的穿堂，一間比穿堂更舊更矮的小屋，大門和用籬笆圍成的堆房，全都緊貼著正房。這些建築原先是在一個高低不平的屋頂下麵，如今僅房簷上還有厚厚的一層黴爛發黑的麥秸，頂上一些地方已露出椽子和板條。院子前方有一眼井，井欄已塌，柱子和轆轤也殘缺不全，還有一個被牲口踩得一塌糊塗的髒水窪，鴨子便在那裏打撲騰。”
“院子裏麵也是一片貧困景象，堆著長久沒有清除因而已經發黑的牲口糞，糞堆上胡亂扔著發黴的木頭、草叉、兩掛耙。院子四周有一圈披屋，一邊已經塌下來，因此椽子不是架在支柱上，而是躺在糞堆上；另一邊下麵放著犁，缺一個輪子的大車，還有一堆空的、不能用的蜂房。這些披屋幾乎都沒有頂棚了。”
“走進正房，隻見門角兩邊被煙熏黑了的不平整的牆上掛著些破布片和衣服，放聖像的牆邊則爬滿了蟑螂。在這間六俄尺見方的臭烘烘的小黑屋子的天花板中央，有一道挺大的裂縫，雖然在兩個地方加了支柱，天花板還是彎了下來，那樣子像是隨時都會坍塌。”
看到這番景象，青年地主感到震驚。他“帶著天真的友愛和羞澀”向丘裏斯提出“我樂意幫助你”的建議。可是，丘裏斯卻報以“淡漠而略帶幾分嘲弄”的微笑。這個“一生都是在力不勝任的繁重勞作中度過的”農民，聰明、憨厚，而且在赤貧中仍保持著“一種平靜的自信”。他憑著自己的本能和對地主老爺的根深蒂固的懷疑，婉言謝絕了聶赫留道夫的善舉。他推說家裏人手少，活兒忙，不讓自己的孩子上地主辦的學校，也不讓妻子上地主的醫院。當聶赫留道夫建議丘裏斯搬出那搖搖欲墜的住房，遷入他為農民蓋的磚房時，丘裏斯說什麽也不願意。他說：“房子是體麵得很！跟監獄似的。”“你要是把我們趕到那裏去，我們會破產的，徹底破產！”“可別把我們從窠裏攆出去啊，老爺！”他的妻子則哭著跪倒在聶赫留道夫腳下，一麵不要命地磕著頭，一麵喊著：“可別坑害我們呀，老爺”！這真是對剛才還在為自己的善行沾沾自喜的聶赫留道夫的莫大諷刺，他隻得趕緊收回自己的建議。事後，聶赫留道夫又作了一番表白：“……我已經在鄉下定居，立誌終生為你們效力；隻要你們覺得滿意、幸福，我情願犧牲自己的一切。我在上帝麵前起誓：一定遵守諾言。”可是麵對青年地主那動聽的諍諍誓言，“丘裏斯歪著腦袋，慢慢眨著眼睛，勉強打起精神”聽著，就像聽一席講得不大好，又與己無關的話一樣。類似的情況，聶赫留道夫在其他農民家中也碰上了。地主與農民之間有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
青年地主同情農民的不幸，但似乎又不能完全明白造成他們不幸的原因，因此他問丘裏斯：“為什麽你們這樣窮啊？”丘裏斯回答道：“我們不窮還能怎麽樣，老爺？我們的地是什麽地，這您知道：黏土，又在崗子上，肯定我們冒犯了上帝，從鬧那場霍亂以後就不長莊稼。草場、耕地又少了：有的劃去辦農場，有的就並到東家的地裏去了。”而且因為土地是地主的，丘裏斯夫婦還得長年為地主服勞役。正是農奴製度和地主的土地占有製造成了農民的不幸。當然，聶赫留道夫，也可以說是當時的托爾斯泰都還沒有勇氣正視這一嚴峻的現實。托爾斯泰後來曾談到：“40年代，在我們的階層中還根本沒有解放農奴的思想。繼承對農奴的占有權被視為天經地義；為了使這種占有權不發生動搖而能夠做的一切，就是關懷農民的物質狀況和道德狀況。”正因為這樣，托爾斯泰出於自身的道德追求而作出的小改小革不可能不失敗。
農事改革的失敗使青年托爾斯泰陷入了矛盾和痛苦之中，他一時無所適從，仿佛精神上出現了一個難以填補的真空。他埋頭鑽研音樂、繪畫、法律、醫學，甚至整天坐著彈鋼琴，可是一種無名的惶惑仍不時襲上他的心頭。1848年10月中旬的一天，托爾斯泰將領地交給妹夫管理，離開雅斯納亞·波良納，去了莫斯科。托爾斯泰莫斯科之行的初步設想是準備功課迎接副博士學位的考試，但是更主要的是為了擺脫農事改革失敗帶來的憂鬱感，尋求一種精神解脫。因此，托爾斯泰並沒有去認真複習迎考，而是步入了莫斯科上流社會的生活。此後二三年，是托爾斯泰在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時最遊移不定的階段。
這次來到莫斯科，托爾斯泰住在朋友別爾費裏耶夫家。別爾費裏耶夫是個散漫的、交遊甚廣的貴族，後來他成了托爾斯泰筆下《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奧勃朗斯基形象的原型。與別爾費裏耶夫等貴族朋友一起，托爾斯泰過著雜亂無章的生活，甚至還沾染了一些不良習氣，如迷上了紙牌。這一迷戀使托爾斯泰很快就背上了沉重的賭債，以致他不得不在每封寄往雅斯納亞·波良納的信件中請求給他寄錢來。多年後，托爾斯泰在回憶那段生活時寫道：“我在莫斯科生活得亂七八糟，既沒有公務，也不做什麽正經事，胸無大誌。我這樣度日的原因，倒不是像許多人所說所寫的：在莫斯科人人都這樣過日子，而隻不過是我喜歡這樣的生活。再者，莫斯科上流社會青年人的處境也使人容易懶散。”就這樣無所事事地過了幾個月後，托爾斯泰又不滿於自己“沉溺於世俗生活”，於是在1849年1月底離開莫斯科，前往彼得堡。
剛到彼得堡，托爾斯泰感到特別振奮。在那裏他不僅遇到了舊友和結識了新交，而且新的環境也使他變得勤奮起來。2月中旬，他在給哥哥謝爾蓋的信中表示。“彼得堡的生活對我有著巨大的、良好的影響。它教我從事活動的本領，並且不由自主地改變了我的時間安排。什麽也不做是不行的，人人都在忙碌，人人都在奔波，你找不到一個人可以和你一起過遊手好閑的生活，你一個人是不能過這種生活的。”此時，他打算不再像過去那樣“窮究哲理”，而是想老老實實地通過彼得堡大學的副博士學位考試，走許多貴族青年所走的仕宦之途。就在上麵那封信中，他告訴哥哥：“我已經決定在這裏等我的考試，然後去服務，而且打算永遠留在這裏了。”經過一段時間的認真準備，托爾斯泰以優等的成績通過了民法和刑法這兩門課的考試。可是，托爾斯泰很快改變了主意，一種新的前程又在吸引著他。他幾乎已經下決心要“進騎兵聯隊當一名士官生”了，他幻想2年後（或者在更短的時間裏）成為一名軍官。然而，沒過多久，托爾斯泰再次放棄了他的計劃，重新過起了散漫的生活。一晃，5個月過去了。托爾斯泰痛感自己在彼得堡“什麽有用的事也沒有做，隻是花費了一大堆錢，還負了債”，他決定離開京城，重返家鄉。途中，他結識了才華出眾的德國鋼琴家魯道爾夫，並邀請魯道爾夫與他一起來到了雅斯納亞·波良納。
1849年夏天，托爾斯泰虛心向魯道爾夫學習，全身心地沉浸在音樂的天地中。他構思過一部音樂論著《音樂基本原理及其研究規則》，甚至還產生過當一名職業音樂家的想法。這時期，托爾斯泰不僅熱烈地愛好莫紮特、舒伯特、巴赫、肖邦等作曲家的優秀作品，而且十分鍾情於民間歌曲，如俄羅斯民歌、哥薩克民歌和吉卜賽民歌等。他曾為當地的一個出色的吉卜賽合唱團所深深吸引，還將動人的吉卜賽民歌譜成了樂譜。秋天，他又對教育產生了興趣，並在雅斯納亞·波良納辦了一所學校，收了20名農民的孩子為學生，由粗通文字的仆人福卡執教，上課的內容主要是識字、算術和聖經。托爾斯泰每隔一兩天總要到學校來一次，有時還登上講台親自為孩子們授課。他為這些學生編寫了一本由淺顯的格言組成的字帖，讓學生反複臨摹，弄懂意思。休息的時候，他愛和孩子們一起玩耍。期末，他還給那些學得比較好的孩子發一些小小的紀念品。這所學校辦了2年，後因托爾斯泰遠赴高加索而停辦。這是托爾斯泰為農民辦學的初次嚐試。
那年11月，托爾斯泰在圖拉省貴族代表會議辦公廳中擔任了一個公職，不過這隻是一個徒有其名的虛職，並沒有什麽實際的事務。此後一年，作為青年地主的托爾斯泰仍不時需要分心於他的領地的經營管理，但是已沒有過去的那種熱情，他的生活目的仍不明確。他常常到遠離莊園的獵場去打獵，不時出入於各種宴請和舞會，有時又把大量的時間花在練琴和練體操上，而紙牌的誘惑也一再使托爾斯泰置身其間而難以自拔，他寫道：“最主要的是玩紙牌，我輸得很厲害！擾亂了我的事務。”
與此同時，托爾斯泰對美好人生的向往和追求，他的內心矛盾、自我剖析和反省仍時時表現出來。在這一階段的日記中，可以看到這樣的內容：“我已經第二天像這樣懶散了，沒有做規定要做的事。為什麽呢？我也不明白。但我並未絕望，我會強迫自己去做……”“我完全像牲口似地打發日子，盡管還沒有完全無所事事，但自己的事業幾乎全都放棄了，在精神上也頹唐下去了。”“我浪費了許多光陰。開始迷戀於上流社會的娛樂，後來心靈又感到空虛。”“我沉湎於放蕩的生活以後發現，在一切方麵都不如我的人，在這一方麵卻遠遠勝過我，這使我痛心。於是我確信，這不是我的使命。”“總而言之，簡單一句話，我胡鬧夠了……”
也許正是抱著這樣的信念，托爾斯泰在1850年底再次來到了莫斯科。他決心“不再構築空中樓閣”，重新實實在在地安排好自己的生活。來到莫斯科後不久，他租了一套挺像樣的住宅，想就此定居下來。他在一封信中這樣描述自己的新居：“我的住處很好，它由四個房間構成：就餐室裏有一架我租來的鋼琴；會客室有一張沙發、六把椅子和一張核桃木做成的桌子，上麵鋪著紅毯，還有3麵鏡子；辦公室裏放著我的寫字台、辦公桌和沙發，另有一間房子相當大，有臥室和更衣室，此外還有一個小小的外室……”托爾斯泰考慮過結婚和謀職，但後來，前者他“依照大哥尼古拉的聰明建議而緩辦”，後者則因客觀條件的限製和他主觀上“又想做許多與此不兼容的事情”而根本沒辦。這時，他也常冒出賭牌的念頭，但意識到此事“既肮髒又低下”而有所克製。這顆年輕的、焦躁不安地探索著人生的心靈已開始注意到一個新的生活目標——文學創作。
新居麵臨大街，托爾斯泰愛坐在窗前觀察街上的人們。一天，他讀完斯泰恩的小說《感傷的旅行》，頗受觸動，抬頭望見大街上人來車往的景象，不由得浮想聯翩：“那個崗警在這裏來回走著，他是個什麽樣的人？他的生活是什麽樣的呢？一輛馬車駛過，誰坐在裏邊？往哪兒去？他在想什麽？誰住在這棟房子裏？他們的內心生活是什麽樣的？把這一切寫出來該多有意思，用這些可以寫出一部多麽有趣的書啊。”這時，一種把自己的所見所聞付諸文字的願望萌生了，而且變得越來越強烈。當天晚上，托爾斯泰就開始寫作第一部中篇小說《茨崗人生活的故事》，但托爾斯泰沒能寫完它，而且手稿也沒有保存下來。不久，托爾斯泰又著手寫第二部小說《昨天的故事》，這部作品也沒寫完，但是它的手稿保存至今。從托爾斯泰最初的創作嚐試中已可以見到作家對剖析人物內心世界的興趣。在這一時期的日記中開始出現這樣的文字：“寫一部我昔日的故事”（1851年1月18日）；“寫下”生活的“某一天，連同這一天所產生的全部印象和意念”（1851年3月24日）。顯然，托爾斯泰後來發表的處女作《童年》也在這時開始構思。
值得注意的是，在開始創作的最初階段，托爾斯泰就在日記中提出了文學創作的目的、文學與民眾的關係等問題。他寫道：
“拉馬丁說，作家們忽視大眾文學，而讀者多半在人民大眾中間。寫作的人都為他們生活的那個圈子寫作，而人民大眾，其間有渴望受教育的人，卻沒有文學。隻要作家不為人民大眾寫作，人民大眾就不會有文學。一切著作要想寫好，必須像果戈理談他的最後一部小說那樣，從作者的心靈中唱出來。即使一位作者努力屈尊俯就人民大眾的水平，人民大眾也不會那樣去理解。人民大眾有自己的文學——美好的，無法模仿的文學。它不是贗品，而是從人民大眾自己的圈子裏唱出來的……”
1851年春天來到了，托爾斯泰非常喜歡這個鵝黃嫩綠、鳥語花香的季節，春天總是使他感到精神振奮，“隨著大自然的複蘇，使自己也想要新生。”“未來在你的麵前閃閃發亮。”這時的托爾斯泰已經越來越迫切地希望改變自己近年來遊移不定的生活，他在日記裏（包括那本富蘭克林式的劄記中）對自己的生活環境和自身的缺點不斷作出無情的剖析。4月初，托爾斯泰就是帶著這種對閃閃發亮的未來的朦朧憧憬，回到了雅斯納亞·波良納。他本來是為度假期滿，即將返回部隊的大哥尼古拉送行的，但是他很快接受了大哥的建議，決定與當炮兵軍官的大哥一起前往高加索。托爾斯泰當時的心態可以從他後來寫的中篇小說《哥薩克》的一個版本中得以覓見：主人公奧列寧決定前往高加索：
“是為了要孤獨，為了要嚐嚐困苦的滋味，在困苦中考驗自己，為了要經曆危險，在危險中考驗自己，為了要以勞動來改正自己的錯誤，為了一下子擺脫舊的軌道，一切都重新開始，包括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幸福……對了，那邊才有幸福！他這樣肯定，並且懷著憧憬未來幸福的興奮心情，匆匆地奔向那個他從來沒有去過的地方。”
§§第三章 戎馬生涯
托爾斯泰兄妹們已經到了成家立業的年齡。尼古拉當了軍官，謝爾蓋和德米特裏都已大學畢業，托爾斯泰不久前退學回到了家鄉，小妹瑪麗婭雖未滿18歲，但已經準備出嫁。這次，他們在雅斯納亞·波良納相聚主要是為了分割父親留下的家產。其實分家的事早在一年前就已有所準備，隻是因大哥不在家而未能正式履行手續。按照當時貴族析產的慣例，妹妹瑪麗婭隻能獲得全部財產的1/14.但是幾位哥哥都非常喜愛自己的妹妹，願意讓她一起參與平等的分配。父親留下的家產主要是幾塊領地，但它們分布在各處，有的還在外省。財產總值為18.7萬多盧布。領地分成了5份，差額用現金貼補。大哥尼古拉的領地是祖傳分了比羅戈沃這塊較大的領地，它位於圖拉省的克拉比信斯克縣；德米特裏分到了謝爾巴喬夫卡村，它位於庫爾斯克省；托爾斯泰則要了雅斯納亞·波良納（還包括雅森基、雅戈德納亞等幾個村莊）。相比之下，雅斯納亞·波良納的收入要少於其他幾塊領地，但是出於故土親情和對親人，特別是對母親的懷念，托爾斯泰還是選擇了這個地方。7月11日，托爾斯泰兄妹一起到圖拉法院辦理了析產手續。此後不久，幾位哥哥先後離開了。幾個月後，妹妹也出嫁了。應托爾斯泰之請求，塔吉雅娜姑姑留在了雅斯納亞·波良納，永遠與他生活在一起。
如今的托爾斯泰已是一個擁有1470俄畝土地（其中175俄畝是森林）和330名男性農奴的青年地主。擺在他麵前的一個最直接的問題是如何管理好這份田產。就在這一年，別林斯基發表了《致果戈理的公開信》，信中明確提出了“廢除農奴製度”的主張。當時的托爾斯泰顯然的，坐落在切爾尼河畔；謝爾蓋和瑪麗婭平沒有達到這樣的思想水準，但是他對農民的苦難和不幸已經有所覺察，出於自身的道德追求和增加莊園收入的需要，托爾斯泰把農事改革和改善農民處境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托爾斯泰後來發表的中篇小說《一個地主的早晨》生動地反映了作家這一階段的生活經曆和思想情緒。有人曾經這樣對作家說：“當我讀了這篇小說後，活生生地覺得這些都是您經曆過的，在這些畫麵中，一個線條也不是虛構的。”托爾斯泰作了肯定的回答。小說主人公聶赫留道夫因為“意識到自己的使命”而從大學退學回到了家鄉。他在給姑姑的信中寫道：“農民的境況可憐之至，關心我在上帝麵前必須為之負責的700人的幸福難道不是我的神聖而又直接的義務？因為要享受、要麵子而聽任粗暴的村長和管事去處置他們難道不是罪過？既然我麵前就有如此崇高、光輝而又最為緊迫的義務，何必到別的領域去尋找效勞和行善的機會啊？我覺得自己有能力做一個好東家。”躊躇滿誌的托爾斯泰正像他的小說主人公那樣相信：“我的事業一定會成功。”他甚至也像他的主人公那樣被自己的種種美好的願望和計劃感動得熱淚盈眶：
“他看到，前麵是供他一生馳騁的廣闊天地，而他要畢生行善，這樣生活他就會幸福。他無需去尋找活動的天地，這天地是現成的，他有直接的義務——他有農民……在他看來，既快樂又高尚的工作是‘去影響人民中間這個樸實、敏感、純正的階級，幫助他們擺脫貧困，使他們富足，讓他們受教育，鏟除他們那些由無知和迷信產生的惡習，提高他們的道德水平，促使他們愛善……’這是多麽燦爛，多麽幸福的前程啊！我做這一切是為了自身的幸福，為此我將對他們充滿感激之情，我將看到自己日益接近既定目標。奇妙的前程啊！”
年輕的托爾斯泰以其特有的熱情和執著，一心一意地投入到治理農莊經濟的事務中。他購置了脫穀機、播種機等農業機械，辦起了農場；他把一部分森林劃給農民經營，並取消了對農民的肉體懲罰；他常到村子裏去了解農民的生活情況，接待求見的農民，還通過村社大會給貧苦的農民以救濟等等。他的這些努力甚至引起了附近的一些地主的不滿。然而，最令托爾斯泰沮喪、失望和不解的是，他的一切努力和種種改革措施並沒有收到他所意想的結果。他買來的機器或本身不適用，或農民根本不想用；他的改善農民境遇的努力不是因為他自身力不從心，就是因為遭農民拒絕而告失敗。一年過去了，農民的生活狀況依然如故，領地的經營管理也毫無起色。這一切在小說《一個地主的早晨》裏都得到了藝術的再現。
聶赫留道夫從事了一年的農事改革，可是他在自己領地的村莊裏見到的仍是一派衰敗不堪的景象。那天，他來到農民丘裏斯的家，隻見丘裏斯的住房：
“四壁半已朽壞，屋角發黴，整個農舍向一邊傾斜，而且陷下去很深，以致牆腳的糞堆高齊一扇玻璃已碎、百葉窗也搖搖欲墜的小紅框格窗和一個塞著破絮的小窗洞。門檻很髒、門也低矮的穿堂，一間比穿堂更舊更矮的小屋，大門和用籬笆圍成的堆房，全都緊貼著正房。這些建築原先是在一個高低不平的屋頂下麵，如今僅房簷上還有厚厚的一層黴爛發黑的麥秸，頂上一些地方已露出椽子和板條。院子前方有一眼井，井欄已塌，柱子和轆轤也殘缺不全，還有一個被牲口踩得一塌糊塗的髒水窪，鴨子便在那裏打撲騰。”
“院子裏麵也是一片貧困景象，堆著長久沒有清除因而已經發黑的牲口糞，糞堆上胡亂扔著發黴的木頭、草叉、兩掛耙。院子四周有一圈披屋，一邊已經塌下來，因此椽子不是架在支柱上，而是躺在糞堆上；另一邊下麵放著犁，缺一個輪子的大車，還有一堆空的、不能用的蜂房。這些披屋幾乎都沒有頂棚了。”
“走進正房，隻見門角兩邊被煙熏黑了的不平整的牆上掛著些破布片和衣服，放聖像的牆邊則爬滿了蟑螂。在這間六俄尺見方的臭烘烘的小黑屋子的天花板中央，有一道挺大的裂縫，雖然在兩個地方加了支柱，天花板還是彎了下來，那樣子像是隨時都會坍塌。”
看到這番景象，青年地主感到震驚。他“帶著天真的友愛和羞澀”向丘裏斯提出“我樂意幫助你”的建議。可是，丘裏斯卻報以“淡漠而略帶幾分嘲弄”的微笑。這個“一生都是在力不勝任的繁重勞作中度過的”農民，聰明、憨厚，而且在赤貧中仍保持著“一種平靜的自信”。他憑著自己的本能和對地主老爺的根深蒂固的懷疑，婉言謝絕了聶赫留道夫的善舉。他推說家裏人手少，活兒忙，不讓自己的孩子上地主辦的學校，也不讓妻子上地主的醫院。當聶赫留道夫建議丘裏斯搬出那搖搖欲墜的住房，遷入他為農民蓋的磚房時，丘裏斯說什麽也不願意。他說：“房子是體麵得很！跟監獄似的。”“你要是把我們趕到那裏去，我們會破產的，徹底破產！”“可別把我們從窠裏攆出去啊，老爺！”他的妻子則哭著跪倒在聶赫留道夫腳下，一麵不要命地磕著頭，一麵喊著：“可別坑害我們呀，老爺”！這真是對剛才還在為自己的善行沾沾自喜的聶赫留道夫的莫大諷刺，他隻得趕緊收回自己的建議。事後，聶赫留道夫又作了一番表白：“……我已經在鄉下定居，立誌終生為你們效力；隻要你們覺得滿意、幸福，我情願犧牲自己的一切。我在上帝麵前起誓：一定遵守諾言。”可是麵對青年地主那動聽的諍諍誓言，“丘裏斯歪著腦袋，慢慢眨著眼睛，勉強打起精神”聽著，就像聽一席講得不大好，又與己無關的話一樣。類似的情況，聶赫留道夫在其他農民家中也碰上了。地主與農民之間有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
青年地主同情農民的不幸，但似乎又不能完全明白造成他們不幸的原因，因此他問丘裏斯：“為什麽你們這樣窮啊？”丘裏斯回答道：“我們不窮還能怎麽樣，老爺？我們的地是什麽地，這您知道：黏土，又在崗子上，肯定我們冒犯了上帝，從鬧那場霍亂以後就不長莊稼。草場、耕地又少了：有的劃去辦農場，有的就並到東家的地裏去了。”而且因為土地是地主的，丘裏斯夫婦還得長年為地主服勞役。正是農奴製度和地主的土地占有製造成了農民的不幸。當然，聶赫留道夫，也可以說是當時的托爾斯泰都還沒有勇氣正視這一嚴峻的現實。托爾斯泰後來曾談到：“40年代，在我們的階層中還根本沒有解放農奴的思想。繼承對農奴的占有權被視為天經地義；為了使這種占有權不發生動搖而能夠做的一切，就是關懷農民的物質狀況和道德狀況。”正因為這樣，托爾斯泰出於自身的道德追求而作出的小改小革不可能不失敗。
農事改革的失敗使青年托爾斯泰陷入了矛盾和痛苦之中，他一時無所適從，仿佛精神上出現了一個難以填補的真空。他埋頭鑽研音樂、繪畫、法律、醫學，甚至整天坐著彈鋼琴，可是一種無名的惶惑仍不時襲上他的心頭。1848年10月中旬的一天，托爾斯泰將領地交給妹夫管理，離開雅斯納亞·波良納，去了莫斯科。托爾斯泰莫斯科之行的初步設想是準備功課迎接副博士學位的考試，但是更主要的是為了擺脫農事改革失敗帶來的憂鬱感，尋求一種精神解脫。因此，托爾斯泰並沒有去認真複習迎考，而是步入了莫斯科上流社會的生活。此後二三年，是托爾斯泰在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時最遊移不定的階段。
這次來到莫斯科，托爾斯泰住在朋友別爾費裏耶夫家。別爾費裏耶夫是個散漫的、交遊甚廣的貴族，後來他成了托爾斯泰筆下《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奧勃朗斯基形象的原型。與別爾費裏耶夫等貴族朋友一起，托爾斯泰過著雜亂無章的生活，甚至還沾染了一些不良習氣，如迷上了紙牌。這一迷戀使托爾斯泰很快就背上了沉重的賭債，以致他不得不在每封寄往雅斯納亞·波良納的信件中請求給他寄錢來。多年後，托爾斯泰在回憶那段生活時寫道：“我在莫斯科生活得亂七八糟，既沒有公務，也不做什麽正經事，胸無大誌。我這樣度日的原因，倒不是像許多人所說所寫的：在莫斯科人人都這樣過日子，而隻不過是我喜歡這樣的生活。再者，莫斯科上流社會青年人的處境也使人容易懶散。”就這樣無所事事地過了幾個月後，托爾斯泰又不滿於自己“沉溺於世俗生活”，於是在1849年1月底離開莫斯科，前往彼得堡。
剛到彼得堡，托爾斯泰感到特別振奮。在那裏他不僅遇到了舊友和結識了新交，而且新的環境也使他變得勤奮起來。2月中旬，他在給哥哥謝爾蓋的信中表示。“彼得堡的生活對我有著巨大的、良好的影響。它教我從事活動的本領，並且不由自主地改變了我的時間安排。什麽也不做是不行的，人人都在忙碌，人人都在奔波，你找不到一個人可以和你一起過遊手好閑的生活，你一個人是不能過這種生活的。”此時，他打算不再像過去那樣“窮究哲理”，而是想老老實實地通過彼得堡大學的副博士學位考試，走許多貴族青年所走的仕宦之途。就在上麵那封信中，他告訴哥哥：“我已經決定在這裏等我的考試，然後去服務，而且打算永遠留在這裏了。”經過一段時間的認真準備，托爾斯泰以優等的成績通過了民法和刑法這兩門課的考試。可是，托爾斯泰很快改變了主意，一種新的前程又在吸引著他。他幾乎已經下決心要“進騎兵聯隊當一名士官生”了，他幻想2年後（或者在更短的時間裏）成為一名軍官。然而，沒過多久，托爾斯泰再次放棄了他的計劃，重新過起了散漫的生活。一晃，5個月過去了。托爾斯泰痛感自己在彼得堡“什麽有用的事也沒有做，隻是花費了一大堆錢，還負了債”，他決定離開京城，重返家鄉。途中，他結識了才華出眾的德國鋼琴家魯道爾夫，並邀請魯道爾夫與他一起來到了雅斯納亞·波良納。
1849年夏天，托爾斯泰虛心向魯道爾夫學習，全身心地沉浸在音樂的天地中。他構思過一部音樂論著《音樂基本原理及其研究規則》，甚至還產生過當一名職業音樂家的想法。這時期，托爾斯泰不僅熱烈地愛好莫紮特、舒伯特、巴赫、肖邦等作曲家的優秀作品，而且十分鍾情於民間歌曲，如俄羅斯民歌、哥薩克民歌和吉卜賽民歌等。他曾為當地的一個出色的吉卜賽合唱團所深深吸引，還將動人的吉卜賽民歌譜成了樂譜。秋天，他又對教育產生了興趣，並在雅斯納亞·波良納辦了一所學校，收了20名農民的孩子為學生，由粗通文字的仆人福卡執教，上課的內容主要是識字、算術和聖經。托爾斯泰每隔一兩天總要到學校來一次，有時還登上講台親自為孩子們授課。他為這些學生編寫了一本由淺顯的格言組成的字帖，讓學生反複臨摹，弄懂意思。休息的時候，他愛和孩子們一起玩耍。期末，他還給那些學得比較好的孩子發一些小小的紀念品。這所學校辦了2年，後因托爾斯泰遠赴高加索而停辦。這是托爾斯泰為農民辦學的初次嚐試。
那年11月，托爾斯泰在圖拉省貴族代表會議辦公廳中擔任了一個公職，不過這隻是一個徒有其名的虛職，並沒有什麽實際的事務。此後一年，作為青年地主的托爾斯泰仍不時需要分心於他的領地的經營管理，但是已沒有過去的那種熱情，他的生活目的仍不明確。他常常到遠離莊園的獵場去打獵，不時出入於各種宴請和舞會，有時又把大量的時間花在練琴和練體操上，而紙牌的誘惑也一再使托爾斯泰置身其間而難以自拔，他寫道：“最主要的是玩紙牌，我輸得很厲害！擾亂了我的事務。”
與此同時，托爾斯泰對美好人生的向往和追求，他的內心矛盾、自我剖析和反省仍時時表現出來。在這一階段的日記中，可以看到這樣的內容：“我已經第二天像這樣懶散了，沒有做規定要做的事。為什麽呢？我也不明白。但我並未絕望，我會強迫自己去做……”“我完全像牲口似地打發日子，盡管還沒有完全無所事事，但自己的事業幾乎全都放棄了，在精神上也頹唐下去了。”“我浪費了許多光陰。開始迷戀於上流社會的娛樂，後來心靈又感到空虛。”“我沉湎於放蕩的生活以後發現，在一切方麵都不如我的人，在這一方麵卻遠遠勝過我，這使我痛心。於是我確信，這不是我的使命。”“總而言之，簡單一句話，我胡鬧夠了……”
也許正是抱著這樣的信念，托爾斯泰在1850年底再次來到了莫斯科。他決心“不再構築空中樓閣”，重新實實在在地安排好自己的生活。來到莫斯科後不久，他租了一套挺像樣的住宅，想就此定居下來。他在一封信中這樣描述自己的新居：“我的住處很好，它由四個房間構成：就餐室裏有一架我租來的鋼琴；會客室有一張沙發、六把椅子和一張核桃木做成的桌子，上麵鋪著紅毯，還有3麵鏡子；辦公室裏放著我的寫字台、辦公桌和沙發，另有一間房子相當大，有臥室和更衣室，此外還有一個小小的外室……”托爾斯泰考慮過結婚和謀職，但後來，前者他“依照大哥尼古拉的聰明建議而緩辦”，後者則因客觀條件的限製和他主觀上“又想做許多與此不兼容的事情”而根本沒辦。這時，他也常冒出賭牌的念頭，但意識到此事“既肮髒又低下”而有所克製。這顆年輕的、焦躁不安地探索著人生的心靈已開始注意到一個新的生活目標——文學創作。
新居麵臨大街，托爾斯泰愛坐在窗前觀察街上的人們。一天，他讀完斯泰恩的小說《感傷的旅行》，頗受觸動，抬頭望見大街上人來車往的景象，不由得浮想聯翩：“那個崗警在這裏來回走著，他是個什麽樣的人？他的生活是什麽樣的呢？一輛馬車駛過，誰坐在裏邊？往哪兒去？他在想什麽？誰住在這棟房子裏？他們的內心生活是什麽樣的？把這一切寫出來該多有意思，用這些可以寫出一部多麽有趣的書啊。”這時，一種把自己的所見所聞付諸文字的願望萌生了，而且變得越來越強烈。當天晚上，托爾斯泰就開始寫作第一部中篇小說《茨崗人生活的故事》，但托爾斯泰沒能寫完它，而且手稿也沒有保存下來。不久，托爾斯泰又著手寫第二部小說《昨天的故事》，這部作品也沒寫完，但是它的手稿保存至今。從托爾斯泰最初的創作嚐試中已可以見到作家對剖析人物內心世界的興趣。在這一時期的日記中開始出現這樣的文字：“寫一部我昔日的故事”（1851年1月18日）；“寫下”生活的“某一天，連同這一天所產生的全部印象和意念”（1851年3月24日）。顯然，托爾斯泰後來發表的處女作《童年》也在這時開始構思。
值得注意的是，在開始創作的最初階段，托爾斯泰就在日記中提出了文學創作的目的、文學與民眾的關係等問題。他寫道：
“拉馬丁說，作家們忽視大眾文學，而讀者多半在人民大眾中間。寫作的人都為他們生活的那個圈子寫作，而人民大眾，其間有渴望受教育的人，卻沒有文學。隻要作家不為人民大眾寫作，人民大眾就不會有文學。一切著作要想寫好，必須像果戈理談他的最後一部小說那樣，從作者的心靈中唱出來。即使一位作者努力屈尊俯就人民大眾的水平，人民大眾也不會那樣去理解。人民大眾有自己的文學——美好的，無法模仿的文學。它不是贗品，而是從人民大眾自己的圈子裏唱出來的……”
1851年春天來到了，托爾斯泰非常喜歡這個鵝黃嫩綠、鳥語花香的季節，春天總是使他感到精神振奮，“隨著大自然的複蘇，使自己也想要新生。”“未來在你的麵前閃閃發亮。”這時的托爾斯泰已經越來越迫切地希望改變自己近年來遊移不定的生活，他在日記裏（包括那本富蘭克林式的劄記中）對自己的生活環境和自身的缺點不斷作出無情的剖析。4月初，托爾斯泰就是帶著這種對閃閃發亮的未來的朦朧憧憬，回到了雅斯納亞·波良納。他本來是為度假期滿，即將返回部隊的大哥尼古拉送行的，但是他很快接受了大哥的建議，決定與當炮兵軍官的大哥一起前往高加索。托爾斯泰當時的心態可以從他後來寫的中篇小說《哥薩克》的一個版本中得以覓見：主人公奧列寧決定前往高加索：
“是為了要孤獨，為了要嚐嚐困苦的滋味，在困苦中考驗自己，為了要經曆危險，在危險中考驗自己，為了要以勞動來改正自己的錯誤，為了一下子擺脫舊的軌道，一切都重新開始，包括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幸福……對了，那邊才有幸福！他這樣肯定，並且懷著憧憬未來幸福的興奮心情，匆匆地奔向那個他從來沒有去過的地方。”
§§第三章 戎馬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