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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活
人生的目的是盡一切可能促使一切存在著的東西得到全麵發展。
right——托爾斯泰1847年4月17日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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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年6月，托爾斯泰報考喀山大學東方語言係。這次考試的成績並不理想，12門課中有3門不及格，初試落榜。不過，初試中也顯示了托爾斯泰較強的語言能力，法語、德語、阿拉伯語、土耳其語均獲最高分。時隔兩個月，托爾斯泰通過了補考，被錄取為東方語言係阿拉伯土耳其語專業的學生。剛滿16歲的托爾斯泰開始了他的大學生活。
東方語言係是喀山大學最出色的一個係，在整個歐洲享有聲譽。該係集中了一批精通波斯語、漢語、蒙古語、阿拉伯語和土耳其語的專家，是俄國培養東方學專門人才的搖籃。因當時俄國東方政策的需要，這方麵的人才很搶手，該係也就成了許多青年學子慕名投考的對象。托爾斯泰作出這一選擇，可能還有家庭影響的原因。父親在世時與外交界朋友時有來往，他的親戚中也有不少幹外交這一行的。加之托爾斯泰有學語言的才華，因此他最初產生當外交官的願望是很自然的了。
當托爾斯泰身穿貂皮領子的外套，腰佩大學生短劍，戴著三角帽和白手套跨進大學校門時，他的感覺好極了。自小在家庭教育圈裏長大的托爾斯泰第一次置身於許多同齡的年輕人中間，新鮮感特別強烈。高大的教學樓、寬敞的教室、走廊上熙攘喧嘩的人群，以及屬於這個歡樂的大集體中一員的意識，無不令他感到愉快。
但是很快，托爾斯泰就發現自己對東方語言並無多大興趣，而課程的枯燥乏味也使有著活躍的思維和強烈的求知欲的托爾斯泰深感失望。他從一開始，就斷定像有些學生那樣埋頭做課堂筆記是毫無意義的，甚至是愚蠢的。於是，在課堂上，他常常心猿意馬，神遊八方。有時，他幹脆不去上課。而此時，作為一個出身名門的貴族大學生和前省長的孫子，喀山上流社會的門已經為他敞開了。
喀山位於伏爾加河的中遊和卡馬河流域的中心，地理條件獨特，自然風光優美，是個繁華的都市。在漫長的冬季，這裏的貴族社交活動總是顯得異常的活躍。在彼拉蓋婭姑姑竭力慫恿和誘導下，這年冬天，托爾斯泰開始涉足上流社會的交際活動。托爾斯泰到處受到邀請，他也頻頻出入於顯貴之家，出現在舞會、宴飲和慶典之類的場合。他很快學會了貴族上流社會的社交禮節，但是卻無法像許多貴族大學生那樣如魚得水地周遊其間。有的同時代人這樣回憶說：他不善於“討好女人，人們常常在他身上發現某種令人奇怪的笨拙和羞怯”。他“在舞會上常常表現得漫不經心，跳舞跳得很勉強，對周圍的人視若無睹……許多小姐甚至把他看成一個乏味的舞伴”。顯然，一方麵，上流社會的生活對年輕的托爾斯泰有吸引力；另一方麵，這樣的生活方式與他的精神追求並不和諧。
在喀山貴族女子學校校長紮格斯金娜舉辦的一次舞會上，托爾斯泰認識了漂亮的少女季娜伊達。季娜伊達是托爾斯泰的妹妹瑪莎的同學，性格開朗，並愛好幻想，與托爾斯泰頗有共同語言。兩人很快沉浸在初戀的柔情中。他們常常漫步在阿爾西耶列依花園中，娓娓而談，可誰都不願破壞這種純潔的和詩意的情感，以致最終也未能吐露自己的心曲。這段初戀成了托爾斯泰美好的人生回憶。小說《青年》中，主人公對“她”的幻想一節，生動地表現了托爾斯泰當時由詩意的戀情升華至更高的人生追求的心路曆程：
“那時，我覺得一切都具有不同的意義。比如老白樺樹，一麵在月光中閃耀著枝繁葉茂的樹枝，一麵卻用自己的黑影遮住灌木和道路；池塘靜穆而華麗的光輝，像聲音一樣有節奏地增長著；涼台前花朵上的露珠映出月光；花朵也把優雅的影子投射到灰色的花床上；池塘那邊一隻鵪鶉的啼聲，大路上的人聲，兩棵老白樺樹的輕微的、隱隱聽得出的互相摩擦聲，在被窩裏我耳邊的一隻蚊子的嗡嗡聲；掛住枝椏的蘋果落在枯葉上的聲音；青蛙的跳躍聲，它們有時跑到涼台的階前，綠油油的背脊在月光下閃著神秘的光彩，這一切在我看來都具有奇怪的意義：它們把世界妝點得太美了，而我追求的幸福卻還未能如願以償。這時，仿佛她來臨了，梳著黑油油的長辮子，豐滿的胸脯，永遠那麽憂愁而美麗，裸露著的胳膊，令人心蕩的擁抱。她愛我，為了得到她刹那的愛情，我犧牲了整個的生命。但是，月亮懸在天空，它越來越高，越來越皎潔，像聲音一樣有節奏地增長著的池塘的華麗光輝，也變得越來越晶瑩，陰影越來越黑，光彩越來越亮，當凝視和諦聽這一切的時候，仿佛有什麽東西對我說，她裸露著胳臂，會熱情擁抱，卻遠遠不是整個的幸福，愛她也遠遠不是唯一的美德；我越觀看那一輪高懸的明月，就越覺得真正的美和善越來越高，越來越純潔，越來越接近它，接近一切美和善的源泉；一種未曾得到滿足的，但令人激動的快樂的眼淚湧到我的眼裏。”
大學時代，托爾斯泰繼續與吉雅科夫保持著友誼，同時他又結識了更多的新朋友。當時就出身而言，托爾斯泰的同學大體有兩類，一類是承襲了祖先封號的貴族學生，一類是小公務員、小商人、手工業者等平民階層的子弟。貴族學生依仗著豐厚的收入，衣著講究，生活闊綽，談吐舉止似乎也十分高雅；而平民學生經濟拮據，他們大多依靠優異的成績獲“官費”求學，清貧的生活使他們往往不修邊幅，也不看重所謂的“禮節”。托爾斯泰在與這兩類同學相處時，心態是矛盾的。作為一個從小在貴族社會的環境中長大的年輕人，他很看重上流社會的“體麵”和“禮節”，因此不由自主地與那些貴族學生靠攏。但是，他很快就發現，那些“體麵”的學生大多庸俗不堪，包裹在華麗的外衣裏的是空虛的和淺薄的心靈。這樣的紈絝子弟難以成為他真正的朋友。而相反，那些外表似乎不夠體麵的平民學生卻大多目光敏銳，聰明博學。有一次，托爾斯泰與一些平民學生談及文學方麵的知識，平民學生的閱讀麵和精辟的見解使他大為驚異。托爾斯泰更是佩服不少平民學生所具有的那種道德修養、實踐能力和追求理想的熱誠。托爾斯泰也曾試圖更多地接近他們，但貴族學生和平民學生之間存在的種種隔閡，使他意識到他還無法跨越這道鴻溝。托爾斯泰繼續著自己的精神追求，他對哲學的興趣越來越濃，以致被同學稱為“哲學家”。托爾斯泰寫道：“哲學經常吸引著我，我喜歡研究這種專注而嚴整的思想活動。一切複雜紛繁的現象——它們的差異在哲學裏都歸於一統。”托爾斯泰潛心研讀狄奧根尼、黑格爾、伏爾泰、盧梭等人的哲學著作，其中對法國作家盧梭的哲學和文學作品尤為傾心。大學期間，托爾斯泰讀完了盧梭的全部20卷著作，深受影響，盧梭的作品激起了他對真理的向往，他甚至覺得讀盧梭的作品猶如在閱讀自己的思想，隻不過是有意識地在對自己的思想加以補充。“15歲的時候，我換掉了胸前的十字架，把一個帶有盧梭像的銅頸飾戴在脖子上。他的很多文章對我是這樣的親切，就好像它們是我寫的一樣。”托爾斯泰終生稱盧梭為自己的老師，認為盧梭是他一生中所受的兩個重大而有益的影響之一。托爾斯泰晚年重讀盧梭作品時，早年“曾經有過的那種敬仰和驚喜之情又油然而生”。在大學裏，托爾斯泰還寫下了《論哲學的目的》等9篇文章，闡釋盧梭的哲學思想和自己的見解。
托爾斯泰的精神追求使他對貴族上流社會的喧囂庸俗的生活產生了厭惡感，他十分願意接受盧梭的接近自然和過簡樸生活的思想。1845年夏天，他回雅斯納亞·波良納度假時，曾試圖過一過樸素的原始的生活。為了不受幹擾，他單獨住在一棟側樓裏，不要仆人侍候，自己收拾屋子。白天，他或在屋裏靜思或在樹林裏轉悠，手裏總不離大本的哲學著作。他還給自己縫製了一件又長又寬的布袍，整天穿著，即使有客人來也不更衣。一天，有幾位貴族小姐來莊園做客，塔吉雅娜姑姑讓人把托爾斯泰找來。托爾斯泰身著布袍，光腳便鞋走進客廳，讓姑姑和客人吃了一驚。姑姑生氣地指責他不懂禮節，托爾斯泰卻若無其事地向她們談起了禮節的虛偽和返璞歸真的必要。也在那時，托爾斯泰第一次強烈地感受到老爺地位的可恥。他後來回憶說：“當我17歲時，我穿著一件普通製服走路，卻聽到他們（農民）叫我‘狗少爺’。”他感到刺耳和羞恥。不過，這種羞恥感是一種向善心態的反映，因此托爾斯泰“喜歡這種情感”。
托爾斯泰的精神追求也使他對宗教的懷疑加深了，雖然這時他對宗教的態度依然是遊移不定的。托爾斯泰童年時代受過洗禮，並在信仰東正教的環境中長大。對這種信仰的第一次衝擊發生在他11歲的時候。那年，有個名叫沃洛堅卡的中學生來到他們家，聲稱有一個特大新聞，那就是：上帝是沒有的，到處宣揚的教義是無稽之談。這使托爾斯泰和他的哥哥非常興奮，認為這是完全可能的。隨著，托爾斯泰“開始大量閱讀和思考問題”，他對教義的否定就更趨自覺了。托爾斯泰後來在《懺悔錄》中寫道：
“我從16歲開始不作禱告，自己主動不上教堂，不作齋戒祈禱。我不再相信小時候教給我的一切，但我總還有某種信仰。究竟我信仰什麽，那我是怎麽也講不清楚的。我也相信上帝，或者更確切些說，我不否定上帝，究竟是怎樣的一位上帝，我也講不清楚。我也不否定基督和他的學說，而這些學說的實質是什麽，我同樣講不清楚。”
托爾斯泰認為，他當時唯一的信仰是完善，而且主要是道德的完善，可同時又有“比別人更有名，更重要，更富有”的願望。這種種矛盾十分符合正在探索人生的年輕托爾斯泰的心態。
一年的學習生活很快就過去了。因缺課過多，托爾斯泰被取消了參加俄國史和德語兩門課升級考試的資格，並因此而留級一年。這使托爾斯泰的自尊心受到傷害，他甚至認為這是因主考教師與托爾斯泰家有私仇之故。他決定轉入法律係學習。托爾斯泰轉學法律還基於這樣兩個原因，一是他認為法學與生活更貼近，二是該係的梅葉爾教授吸引了他。梅葉爾是個主講民法的年輕教授，具有進步思想。他的反對農奴製度、主張權利平等的一係列觀點在青年學生中激起強烈反響。托爾斯泰來到法律係不久，就引起了梅葉爾的注意。他曾經這樣評價托爾斯泰：“他的臉是那樣富有表情，眼睛是那樣機智。我深信，他隻要努力學習，獨立鑽研，會成為棟梁之材。”但同時，他又為托爾斯泰“壓根兒不想下工夫學習”而感到惋惜。為了引起托爾斯泰對法學的興趣，梅葉爾讓托爾斯泰對孟德斯鳩的《法意》與葉卡捷琳娜二世的《諭旨》進行比較研究。托爾斯泰確實在這方麵下了工夫，這一點在托爾斯泰1847年的日記中得到了反映。經過一番深入的比較，托爾斯泰得出了一係列獨到的結論。他認為，專製主義是反人民的，“專製主義靠什麽維持呢？或者靠人民不夠開化，或者靠受壓迫的那一部分人民力量不足”，在專製統治者可以隨意改變法律的情況下，法律不可能保障公民的權利；女皇不會放棄專製主義精神，她隻是借來孟德斯鳩的共和思想，“當做為專製主義辯護的工具”，而兩者本質不同，因此她這樣做“多半不成功”。托爾斯泰還就此表示了反對農奴製度的觀點：“隻要我國還存在農奴製度，農業和商業就不會繁榮。一個受製於人的人不僅對經常擁有自己的財產不會有信心，甚至對自己的命運也不會有信心。”托爾斯泰對《諭旨》及其作者的總體評價是：“淺薄多於切實，俏皮多於理性，虛榮心多於對真理的愛”，“愛自己勝於愛人”。它“給葉卡捷琳娜帶來的榮譽多於給俄國帶來的利益”。
這樣的研讀進一步培養了托爾斯泰獨立思考的精神，他愈益感到大學裏的經院式的教育的弊端，以及許多學科本身的缺陷。他後來這樣寫道：“記得上大學二年級的時候，我對法學原理發生了興趣，著手研究，目的不是為了考試，而是想從中找到對我感到奇怪和疑惑的那些人生問題的答案。但是我對法學原理鑽研得越深，我就越加清楚地認識到，不是這門科學有弊端，就是我無力理解這門科學。”托爾斯泰的學納紮裏耶夫還談到過發生在1846年1月的一件往事：一次，因上課遲到，他和托爾斯泰一起被關進了一個裝著鐵門的拱頂的禁閉室。在通宵達旦的長談中，托爾斯泰用嘲弄的口吻稱大學為“科學的聖殿”，並且譏諷地描繪那些學究式的教授的形象。他還特別抨擊了當時的曆史教學“誰要知道約翰的第二次結婚是在1562年8月21日，娶的是捷姆留克的女兒，而第四次結婚是在1572年，娶的是安娜·阿列克謝耶夫娜·卡爾特洛夫斯卡婭呢？”而那些曆史教材則“是憑空杜撰的神話和無聊瑣事的大雜燴，充塞著無數沒有用處的數字和人名”。托爾斯泰說，他不願死記硬背這些東西，也不相信這樣的教育能培養出有學識的有用之才。
1846年秋天起，托爾斯泰兄弟三人（此時大哥尼古拉已去高加索服役）離開彼拉蓋婭姑姑家，住進了一棟單獨的住宅。托爾斯泰把主要精力用在博覽群書上。這時，他涉獵的文學作品就更多了。他曾在回憶往事時談到17歲那年迷戀大仲馬的小說《基度山恩仇記》和《三劍客》的有趣情景。他還為人開過這麽一份書單，談在14歲～20歲期間對他產生影響最大的書，其中有：斯泰恩的《感傷的旅行》，盧梭的《懺悔錄》、《愛彌爾》和《新愛洛綺思》，普希金的《葉甫蓋尼·奧涅金》，席勒的《強盜》，果戈理的《外套》和《死魂靈》，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格裏戈羅維奇的《苦命人安東》，狄更斯的《大衛·科波菲爾》，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等。自然，托爾斯泰在這期間閱讀的作品遠不止這些，歌德的《浮士德》、歐仁·蘇的《巴黎的秘密》等均在其列，總數達幾百本之多。就俄國作家而言，當時托爾斯泰最推崇的是普希金、萊蒙托夫和果戈理。
在大學階段的後期，托爾斯泰開始係統地記日記，並將它作為“發展自己的能力”和提高道德修養的重要手段。他曾經在日記中為自己製訂了嚴格的生活準則，並不斷對自己的思想和行為進行毫不留情的剖析。從1847年初至1910年托爾斯泰去世前4天，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歲月中，托爾斯泰的日記很少中斷。這些日記成了真實記錄作家生活和創作曆程的珍貴文獻。
1847年4月，托爾斯泰下決心退學。他後來在小說《複活》的一個版本中這樣寫到主人公聶赫留道夫退學的原因：“他離開大學，沒有學完課程，是因為他認定，大學裏沒有什麽可學的，學過的那些課程都無關緊要，以致在考試中複述它們不但沒有什麽用處，簡直使人感到羞辱……他覺得，那些著名的然而大部分又都是很沒有遠見的學者，披著絕對正確的科學的外衣，販賣的隻是詞藻華麗的大雜燴。”把這段話看做作家當年自我心態的記錄，大概是不會錯的。托爾斯泰在這一年的4月17日的日記中寫道：
“生活方式的改變是必定會發生的。但要使這種改變成為心靈的產物，而不是環境的產物。如果我找不到自己的生活目的——一個總的也是有益的目的（益處在於一個不朽的靈魂得到發展以後，自然會轉變為至高無上的適合於它的存在物），那麽我就是一個最不幸的人。現在我畢生都要積極地、不斷地追求這個目的。”
在同一天的日記中，托爾斯泰還為自己製訂一個龐大的自修計劃：
“今後兩年我在鄉間的生活目的是什麽？（1）學習為參加大學畢業考試必須掌握的全部法學教程。（2）學習臨床醫學和部分理論醫學。（3）學習幾種語言：法語、俄語、德語、英語、意大利語和拉丁語。（4）學習農業，包括理論和實踐。（5）學習曆史、地理和統計學。（6）學習數學、中學教程。（7）寫出學位論文。（8）在音樂和繪畫方麵達到中級水平。（9）寫出準則。（10）獲得一些自然科學知識。（11）就我要學習的各科寫出論文。”
次日，他又給自己訂了一條準則：“做你決定要做的一切。”顯然，托爾斯泰覺得，從自由的閱讀和思考中獲得的東西遠比課堂上要多。他希望在擺脫僵化的教育環境後，通過自修完成必要的學業和掌握多方麵的知識。盡管如此龐大的計劃在兩年內是難以完全實現的，但是它反映了青年托爾斯泰執著的人生追求和頑強進取的精神。
1847年4月底，學校批準了托爾斯泰以“健康不佳和家事牽累”為由提出的退學申請。一個星期以後，他回到家鄉，等待著他的是一種新的生活。
right——托爾斯泰1847年4月17日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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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年6月，托爾斯泰報考喀山大學東方語言係。這次考試的成績並不理想，12門課中有3門不及格，初試落榜。不過，初試中也顯示了托爾斯泰較強的語言能力，法語、德語、阿拉伯語、土耳其語均獲最高分。時隔兩個月，托爾斯泰通過了補考，被錄取為東方語言係阿拉伯土耳其語專業的學生。剛滿16歲的托爾斯泰開始了他的大學生活。
東方語言係是喀山大學最出色的一個係，在整個歐洲享有聲譽。該係集中了一批精通波斯語、漢語、蒙古語、阿拉伯語和土耳其語的專家，是俄國培養東方學專門人才的搖籃。因當時俄國東方政策的需要，這方麵的人才很搶手，該係也就成了許多青年學子慕名投考的對象。托爾斯泰作出這一選擇，可能還有家庭影響的原因。父親在世時與外交界朋友時有來往，他的親戚中也有不少幹外交這一行的。加之托爾斯泰有學語言的才華，因此他最初產生當外交官的願望是很自然的了。
當托爾斯泰身穿貂皮領子的外套，腰佩大學生短劍，戴著三角帽和白手套跨進大學校門時，他的感覺好極了。自小在家庭教育圈裏長大的托爾斯泰第一次置身於許多同齡的年輕人中間，新鮮感特別強烈。高大的教學樓、寬敞的教室、走廊上熙攘喧嘩的人群，以及屬於這個歡樂的大集體中一員的意識，無不令他感到愉快。
但是很快，托爾斯泰就發現自己對東方語言並無多大興趣，而課程的枯燥乏味也使有著活躍的思維和強烈的求知欲的托爾斯泰深感失望。他從一開始，就斷定像有些學生那樣埋頭做課堂筆記是毫無意義的，甚至是愚蠢的。於是，在課堂上，他常常心猿意馬，神遊八方。有時，他幹脆不去上課。而此時，作為一個出身名門的貴族大學生和前省長的孫子，喀山上流社會的門已經為他敞開了。
喀山位於伏爾加河的中遊和卡馬河流域的中心，地理條件獨特，自然風光優美，是個繁華的都市。在漫長的冬季，這裏的貴族社交活動總是顯得異常的活躍。在彼拉蓋婭姑姑竭力慫恿和誘導下，這年冬天，托爾斯泰開始涉足上流社會的交際活動。托爾斯泰到處受到邀請，他也頻頻出入於顯貴之家，出現在舞會、宴飲和慶典之類的場合。他很快學會了貴族上流社會的社交禮節，但是卻無法像許多貴族大學生那樣如魚得水地周遊其間。有的同時代人這樣回憶說：他不善於“討好女人，人們常常在他身上發現某種令人奇怪的笨拙和羞怯”。他“在舞會上常常表現得漫不經心，跳舞跳得很勉強，對周圍的人視若無睹……許多小姐甚至把他看成一個乏味的舞伴”。顯然，一方麵，上流社會的生活對年輕的托爾斯泰有吸引力；另一方麵，這樣的生活方式與他的精神追求並不和諧。
在喀山貴族女子學校校長紮格斯金娜舉辦的一次舞會上，托爾斯泰認識了漂亮的少女季娜伊達。季娜伊達是托爾斯泰的妹妹瑪莎的同學，性格開朗，並愛好幻想，與托爾斯泰頗有共同語言。兩人很快沉浸在初戀的柔情中。他們常常漫步在阿爾西耶列依花園中，娓娓而談，可誰都不願破壞這種純潔的和詩意的情感，以致最終也未能吐露自己的心曲。這段初戀成了托爾斯泰美好的人生回憶。小說《青年》中，主人公對“她”的幻想一節，生動地表現了托爾斯泰當時由詩意的戀情升華至更高的人生追求的心路曆程：
“那時，我覺得一切都具有不同的意義。比如老白樺樹，一麵在月光中閃耀著枝繁葉茂的樹枝，一麵卻用自己的黑影遮住灌木和道路；池塘靜穆而華麗的光輝，像聲音一樣有節奏地增長著；涼台前花朵上的露珠映出月光；花朵也把優雅的影子投射到灰色的花床上；池塘那邊一隻鵪鶉的啼聲，大路上的人聲，兩棵老白樺樹的輕微的、隱隱聽得出的互相摩擦聲，在被窩裏我耳邊的一隻蚊子的嗡嗡聲；掛住枝椏的蘋果落在枯葉上的聲音；青蛙的跳躍聲，它們有時跑到涼台的階前，綠油油的背脊在月光下閃著神秘的光彩，這一切在我看來都具有奇怪的意義：它們把世界妝點得太美了，而我追求的幸福卻還未能如願以償。這時，仿佛她來臨了，梳著黑油油的長辮子，豐滿的胸脯，永遠那麽憂愁而美麗，裸露著的胳膊，令人心蕩的擁抱。她愛我，為了得到她刹那的愛情，我犧牲了整個的生命。但是，月亮懸在天空，它越來越高，越來越皎潔，像聲音一樣有節奏地增長著的池塘的華麗光輝，也變得越來越晶瑩，陰影越來越黑，光彩越來越亮，當凝視和諦聽這一切的時候，仿佛有什麽東西對我說，她裸露著胳臂，會熱情擁抱，卻遠遠不是整個的幸福，愛她也遠遠不是唯一的美德；我越觀看那一輪高懸的明月，就越覺得真正的美和善越來越高，越來越純潔，越來越接近它，接近一切美和善的源泉；一種未曾得到滿足的，但令人激動的快樂的眼淚湧到我的眼裏。”
大學時代，托爾斯泰繼續與吉雅科夫保持著友誼，同時他又結識了更多的新朋友。當時就出身而言，托爾斯泰的同學大體有兩類，一類是承襲了祖先封號的貴族學生，一類是小公務員、小商人、手工業者等平民階層的子弟。貴族學生依仗著豐厚的收入，衣著講究，生活闊綽，談吐舉止似乎也十分高雅；而平民學生經濟拮據，他們大多依靠優異的成績獲“官費”求學，清貧的生活使他們往往不修邊幅，也不看重所謂的“禮節”。托爾斯泰在與這兩類同學相處時，心態是矛盾的。作為一個從小在貴族社會的環境中長大的年輕人，他很看重上流社會的“體麵”和“禮節”，因此不由自主地與那些貴族學生靠攏。但是，他很快就發現，那些“體麵”的學生大多庸俗不堪，包裹在華麗的外衣裏的是空虛的和淺薄的心靈。這樣的紈絝子弟難以成為他真正的朋友。而相反，那些外表似乎不夠體麵的平民學生卻大多目光敏銳，聰明博學。有一次，托爾斯泰與一些平民學生談及文學方麵的知識，平民學生的閱讀麵和精辟的見解使他大為驚異。托爾斯泰更是佩服不少平民學生所具有的那種道德修養、實踐能力和追求理想的熱誠。托爾斯泰也曾試圖更多地接近他們，但貴族學生和平民學生之間存在的種種隔閡，使他意識到他還無法跨越這道鴻溝。托爾斯泰繼續著自己的精神追求，他對哲學的興趣越來越濃，以致被同學稱為“哲學家”。托爾斯泰寫道：“哲學經常吸引著我，我喜歡研究這種專注而嚴整的思想活動。一切複雜紛繁的現象——它們的差異在哲學裏都歸於一統。”托爾斯泰潛心研讀狄奧根尼、黑格爾、伏爾泰、盧梭等人的哲學著作，其中對法國作家盧梭的哲學和文學作品尤為傾心。大學期間，托爾斯泰讀完了盧梭的全部20卷著作，深受影響，盧梭的作品激起了他對真理的向往，他甚至覺得讀盧梭的作品猶如在閱讀自己的思想，隻不過是有意識地在對自己的思想加以補充。“15歲的時候，我換掉了胸前的十字架，把一個帶有盧梭像的銅頸飾戴在脖子上。他的很多文章對我是這樣的親切，就好像它們是我寫的一樣。”托爾斯泰終生稱盧梭為自己的老師，認為盧梭是他一生中所受的兩個重大而有益的影響之一。托爾斯泰晚年重讀盧梭作品時，早年“曾經有過的那種敬仰和驚喜之情又油然而生”。在大學裏，托爾斯泰還寫下了《論哲學的目的》等9篇文章，闡釋盧梭的哲學思想和自己的見解。
托爾斯泰的精神追求使他對貴族上流社會的喧囂庸俗的生活產生了厭惡感，他十分願意接受盧梭的接近自然和過簡樸生活的思想。1845年夏天，他回雅斯納亞·波良納度假時，曾試圖過一過樸素的原始的生活。為了不受幹擾，他單獨住在一棟側樓裏，不要仆人侍候，自己收拾屋子。白天，他或在屋裏靜思或在樹林裏轉悠，手裏總不離大本的哲學著作。他還給自己縫製了一件又長又寬的布袍，整天穿著，即使有客人來也不更衣。一天，有幾位貴族小姐來莊園做客，塔吉雅娜姑姑讓人把托爾斯泰找來。托爾斯泰身著布袍，光腳便鞋走進客廳，讓姑姑和客人吃了一驚。姑姑生氣地指責他不懂禮節，托爾斯泰卻若無其事地向她們談起了禮節的虛偽和返璞歸真的必要。也在那時，托爾斯泰第一次強烈地感受到老爺地位的可恥。他後來回憶說：“當我17歲時，我穿著一件普通製服走路，卻聽到他們（農民）叫我‘狗少爺’。”他感到刺耳和羞恥。不過，這種羞恥感是一種向善心態的反映，因此托爾斯泰“喜歡這種情感”。
托爾斯泰的精神追求也使他對宗教的懷疑加深了，雖然這時他對宗教的態度依然是遊移不定的。托爾斯泰童年時代受過洗禮，並在信仰東正教的環境中長大。對這種信仰的第一次衝擊發生在他11歲的時候。那年，有個名叫沃洛堅卡的中學生來到他們家，聲稱有一個特大新聞，那就是：上帝是沒有的，到處宣揚的教義是無稽之談。這使托爾斯泰和他的哥哥非常興奮，認為這是完全可能的。隨著，托爾斯泰“開始大量閱讀和思考問題”，他對教義的否定就更趨自覺了。托爾斯泰後來在《懺悔錄》中寫道：
“我從16歲開始不作禱告，自己主動不上教堂，不作齋戒祈禱。我不再相信小時候教給我的一切，但我總還有某種信仰。究竟我信仰什麽，那我是怎麽也講不清楚的。我也相信上帝，或者更確切些說，我不否定上帝，究竟是怎樣的一位上帝，我也講不清楚。我也不否定基督和他的學說，而這些學說的實質是什麽，我同樣講不清楚。”
托爾斯泰認為，他當時唯一的信仰是完善，而且主要是道德的完善，可同時又有“比別人更有名，更重要，更富有”的願望。這種種矛盾十分符合正在探索人生的年輕托爾斯泰的心態。
一年的學習生活很快就過去了。因缺課過多，托爾斯泰被取消了參加俄國史和德語兩門課升級考試的資格，並因此而留級一年。這使托爾斯泰的自尊心受到傷害，他甚至認為這是因主考教師與托爾斯泰家有私仇之故。他決定轉入法律係學習。托爾斯泰轉學法律還基於這樣兩個原因，一是他認為法學與生活更貼近，二是該係的梅葉爾教授吸引了他。梅葉爾是個主講民法的年輕教授，具有進步思想。他的反對農奴製度、主張權利平等的一係列觀點在青年學生中激起強烈反響。托爾斯泰來到法律係不久，就引起了梅葉爾的注意。他曾經這樣評價托爾斯泰：“他的臉是那樣富有表情，眼睛是那樣機智。我深信，他隻要努力學習，獨立鑽研，會成為棟梁之材。”但同時，他又為托爾斯泰“壓根兒不想下工夫學習”而感到惋惜。為了引起托爾斯泰對法學的興趣，梅葉爾讓托爾斯泰對孟德斯鳩的《法意》與葉卡捷琳娜二世的《諭旨》進行比較研究。托爾斯泰確實在這方麵下了工夫，這一點在托爾斯泰1847年的日記中得到了反映。經過一番深入的比較，托爾斯泰得出了一係列獨到的結論。他認為，專製主義是反人民的，“專製主義靠什麽維持呢？或者靠人民不夠開化，或者靠受壓迫的那一部分人民力量不足”，在專製統治者可以隨意改變法律的情況下，法律不可能保障公民的權利；女皇不會放棄專製主義精神，她隻是借來孟德斯鳩的共和思想，“當做為專製主義辯護的工具”，而兩者本質不同，因此她這樣做“多半不成功”。托爾斯泰還就此表示了反對農奴製度的觀點：“隻要我國還存在農奴製度，農業和商業就不會繁榮。一個受製於人的人不僅對經常擁有自己的財產不會有信心，甚至對自己的命運也不會有信心。”托爾斯泰對《諭旨》及其作者的總體評價是：“淺薄多於切實，俏皮多於理性，虛榮心多於對真理的愛”，“愛自己勝於愛人”。它“給葉卡捷琳娜帶來的榮譽多於給俄國帶來的利益”。
這樣的研讀進一步培養了托爾斯泰獨立思考的精神，他愈益感到大學裏的經院式的教育的弊端，以及許多學科本身的缺陷。他後來這樣寫道：“記得上大學二年級的時候，我對法學原理發生了興趣，著手研究，目的不是為了考試，而是想從中找到對我感到奇怪和疑惑的那些人生問題的答案。但是我對法學原理鑽研得越深，我就越加清楚地認識到，不是這門科學有弊端，就是我無力理解這門科學。”托爾斯泰的學納紮裏耶夫還談到過發生在1846年1月的一件往事：一次，因上課遲到，他和托爾斯泰一起被關進了一個裝著鐵門的拱頂的禁閉室。在通宵達旦的長談中，托爾斯泰用嘲弄的口吻稱大學為“科學的聖殿”，並且譏諷地描繪那些學究式的教授的形象。他還特別抨擊了當時的曆史教學“誰要知道約翰的第二次結婚是在1562年8月21日，娶的是捷姆留克的女兒，而第四次結婚是在1572年，娶的是安娜·阿列克謝耶夫娜·卡爾特洛夫斯卡婭呢？”而那些曆史教材則“是憑空杜撰的神話和無聊瑣事的大雜燴，充塞著無數沒有用處的數字和人名”。托爾斯泰說，他不願死記硬背這些東西，也不相信這樣的教育能培養出有學識的有用之才。
1846年秋天起，托爾斯泰兄弟三人（此時大哥尼古拉已去高加索服役）離開彼拉蓋婭姑姑家，住進了一棟單獨的住宅。托爾斯泰把主要精力用在博覽群書上。這時，他涉獵的文學作品就更多了。他曾在回憶往事時談到17歲那年迷戀大仲馬的小說《基度山恩仇記》和《三劍客》的有趣情景。他還為人開過這麽一份書單，談在14歲～20歲期間對他產生影響最大的書，其中有：斯泰恩的《感傷的旅行》，盧梭的《懺悔錄》、《愛彌爾》和《新愛洛綺思》，普希金的《葉甫蓋尼·奧涅金》，席勒的《強盜》，果戈理的《外套》和《死魂靈》，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格裏戈羅維奇的《苦命人安東》，狄更斯的《大衛·科波菲爾》，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等。自然，托爾斯泰在這期間閱讀的作品遠不止這些，歌德的《浮士德》、歐仁·蘇的《巴黎的秘密》等均在其列，總數達幾百本之多。就俄國作家而言，當時托爾斯泰最推崇的是普希金、萊蒙托夫和果戈理。
在大學階段的後期，托爾斯泰開始係統地記日記，並將它作為“發展自己的能力”和提高道德修養的重要手段。他曾經在日記中為自己製訂了嚴格的生活準則，並不斷對自己的思想和行為進行毫不留情的剖析。從1847年初至1910年托爾斯泰去世前4天，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歲月中，托爾斯泰的日記很少中斷。這些日記成了真實記錄作家生活和創作曆程的珍貴文獻。
1847年4月，托爾斯泰下決心退學。他後來在小說《複活》的一個版本中這樣寫到主人公聶赫留道夫退學的原因：“他離開大學，沒有學完課程，是因為他認定，大學裏沒有什麽可學的，學過的那些課程都無關緊要，以致在考試中複述它們不但沒有什麽用處，簡直使人感到羞辱……他覺得，那些著名的然而大部分又都是很沒有遠見的學者，披著絕對正確的科學的外衣，販賣的隻是詞藻華麗的大雜燴。”把這段話看做作家當年自我心態的記錄，大概是不會錯的。托爾斯泰在這一年的4月17日的日記中寫道：
“生活方式的改變是必定會發生的。但要使這種改變成為心靈的產物，而不是環境的產物。如果我找不到自己的生活目的——一個總的也是有益的目的（益處在於一個不朽的靈魂得到發展以後，自然會轉變為至高無上的適合於它的存在物），那麽我就是一個最不幸的人。現在我畢生都要積極地、不斷地追求這個目的。”
在同一天的日記中，托爾斯泰還為自己製訂一個龐大的自修計劃：
“今後兩年我在鄉間的生活目的是什麽？（1）學習為參加大學畢業考試必須掌握的全部法學教程。（2）學習臨床醫學和部分理論醫學。（3）學習幾種語言：法語、俄語、德語、英語、意大利語和拉丁語。（4）學習農業，包括理論和實踐。（5）學習曆史、地理和統計學。（6）學習數學、中學教程。（7）寫出學位論文。（8）在音樂和繪畫方麵達到中級水平。（9）寫出準則。（10）獲得一些自然科學知識。（11）就我要學習的各科寫出論文。”
次日，他又給自己訂了一條準則：“做你決定要做的一切。”顯然，托爾斯泰覺得，從自由的閱讀和思考中獲得的東西遠比課堂上要多。他希望在擺脫僵化的教育環境後，通過自修完成必要的學業和掌握多方麵的知識。盡管如此龐大的計劃在兩年內是難以完全實現的，但是它反映了青年托爾斯泰執著的人生追求和頑強進取的精神。
1847年4月底，學校批準了托爾斯泰以“健康不佳和家事牽累”為由提出的退學申請。一個星期以後，他回到家鄉，等待著他的是一種新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