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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時代的夢
1836年冬天，為了孩子的學業，托爾斯泰一家遷往莫斯科居住。在那個時代，從雅斯納亞·波良納到莫斯科，馬車得走4天，可算是一次長途旅行了。8歲的托爾斯泰初次出遠門，路上的所見所聞讓他處處感到好奇和新鮮，同時在他幼小的心靈裏也冒出了許多問號。這次旅行的感受在托爾斯泰的自傳體小說《少年》中反映了出來：
在一生中的一定時期，你們突然發現自己對事物的看法完全改變了，好像你們以前所看到的一切事物，突然把它的另一麵，你還不認識的一麵轉向你們。這種精神上的變化，在我們旅行的期間初次在我心裏發生，我認為，我的少年時代就是從此開始的。
我心裏頭一次有了這樣明確的思想，就是：生活在世界上的不僅僅是我們自己即我們一家人），並不是一切利益都以我們為中心，而是還有別的人們，還有另外的生活存在，那一切與我們毫無共同之處，根本不關心我們，甚至根本不知道我們的存在。毫無疑問，我以前也知道這些，但是並不像現在認識得那麽清楚，以前我沒有意識到，也沒感覺到。
“當我望著我們路過的鄉村和城市，每幢房子裏至少都住著像我們這樣的人家，望著那些由於一時好奇而打量著我們的馬車，隨後就永遠消失了蹤影的婦女兒童，望著那些不但不向我們行禮致敬像我在彼得洛夫斯科耶見慣的那樣），甚至都不賞臉看我們一眼的店員和農民，我心頭初次湧上這樣一個問題：如果他們一點都不關心我們，那麽他們對什麽感興趣呢？由這個問題又產生了另外一些問題：他們怎樣生活？靠什麽生活？他們怎樣教養自己的孩子們？是否教他們念書？讓他們玩耍嗎？怎樣責罰他們呢？諸如此類。”
經過幾天的跋涉，這支由7輛馬車組成的車隊駛上了與雅森卡河平行的通往莫斯科的大道。這是一個陽光明麗的冬日，孩子們向往的，以前隻是在書本上見到過的莫斯科清晰可見了，他們歡呼雀躍。一路上，幾個孩子輪流坐在父親和祖母他們的那輛高大的六輪馬車上，這時正好是托爾斯泰坐在父親身旁。托爾斯泰回憶說：“我還記得我看到了莫斯科的教堂和房屋時的那種興奮勁，父親指給我莫斯科的方向時那種驕傲的表情使我尤為驚訝。”
托爾斯泰莫斯科的家位於普留什赫街，那是一幢寬敞舒適的住宅。他們的衣食起居與在莊園裏時並無多大差別。孩子們仍在家裏讀書，而托爾斯泰則對課本內容興趣不大。這時的托爾斯泰最高興的是隨家庭教師費德爾·伊萬諾維奇遍逛莫斯科的大街小巷。那古老的建築和教堂、筆直的林蔭道和卵石鋪就的路麵、盛裝的市民和喧囂的人聲都吸引著他，而最讓他心馳神往的是坐落在莫斯科河畔的金碧輝煌克裏姆林宮的雄姿。11歲時，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
“克裏姆林宮的外貌是多麽雄偉呀！在許許多多的大教堂和教會建築中，伊萬大教堂像巨人一樣挺立著，它使人回憶起伊萬這狡猾的皇位攫取者……這堵白色的石牆使人回憶起偉大的天才和英雄人物……正是在這堵牆下，擺脫異族統治桎梏，爭取俄羅斯獨立的曙光升起來了……而這條靜靜的莫斯科河又給了我一種多麽美妙的印象啊！她目睹了莫斯科城的一切不幸和光榮，最終她迎來了莫斯科城的宏偉時代……”
少年時代的托爾斯泰依然那樣敏銳、激動和富於幻想，有時甚至會做出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那是在他們剛到莫斯科不久的一天，全家人正在樓下吃午飯，他卻爬上了頂樓的窗子，並縱身跳了出去。他說，當時他有一種幻想像鳥兒一樣飛起來的急切願望，並認為隻要蹲下身子，抱緊雙腿，就可以飛起來。當然，他的“壯舉”以失敗而告終。他跌昏在院子裏，昏睡了10多個小時才醒來，幸虧沒傷著筋骨。這次曆險的體驗後來被他寫進了《戰爭與和平》。在小說中引起安德烈“青春的思想和希望的意外騷動”的“明月之夜”，娜塔莎充滿激情地對索尼婭說道：“千萬來看一看，多麽好的月亮！喔，多麽可愛！來這裏吧……親愛的，心肝，來這裏！那，你看見嗎？我覺得就像這樣蹲下來，摟著我的兩膝，用力摟緊，盡可能摟緊，然後飛了出去！就像這樣……”在這月光如水的美好夜晚，娜塔莎的激情似江河一瀉無遺，她那抱膝飛向天空的渴望，極為生動地表現出她蓬勃的生命力是如此的旺盛和奔放。
隨著年齡的增長和家庭生活的變故，托爾斯泰在抱著對生活的熱愛、幻想和憧憬的同時，也逐步感受到了生活中那令人憂傷的陰冷的一麵。1837年夏天，父親去圖拉省料理事務，中風倒在街頭，猝然去世。全家人頓時陷入無比的悲痛之中。不滿10歲的托爾斯泰和他的幾個未成年的兄妹成了孤兒。葬禮在雅斯納亞·波良納舉行。托爾斯泰沒能參加。他久久不能相信父親去世的事實。他總覺得父親是在外辦事，總有一天會回來。他甚至在莫斯科街頭的陌生的人流中尋找父親的蹤影。後來，托爾斯泰回憶說：“我非常愛父親，但我不知道為什麽對他產生了這麽強烈的愛。”
父親去世以後，祖母解除了與孩子們相處甚好的家庭教師費德爾·伊萬諾維奇的職務，這又給少年托爾斯泰增添了新的痛苦。祖母另聘的法國人聖·托瑪為人高傲自信，不願意像費德爾那樣了解和熱愛自己的學生。他獨斷地施行自以為是的教育理論和嚴厲的管理措施，造成了孩子們強烈的反感。《少年》的一個版本中有這麽一段關於主人公與家庭教師衝突的描寫：“我永遠也不能忘記那令人氣憤的一次，當時聖·托瑪指著麵前的地板，命令我跪下，我直挺挺地站在他麵前一動也不動，氣得臉色蒼白，心想寧死也不下跪。於是，他用盡全身力氣按我的肩膀，扭傷了我的胳膊，終於勉強使我跪了下去。”後來，托爾斯泰在回憶往事時還提到：“我記不起因為什麽事，總之是一件不值得計較的小事，聖·托瑪先是把我鎖在房裏，後又威脅說要用樹枝抽我。我滿腔怒火，氣憤極了，不僅厭惡聖·托瑪，而且痛恨他想加之於我的暴力。”聖·托瑪對托爾斯泰施行的體罰，在這個敏感的、渴望著愛的少年心靈上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傷痕。到了晚年，托爾斯泰心情憂鬱時還會想起當年被鎖在貯藏室裏時的情景，這可以說是托爾斯泰一生仇視暴力的源頭，甚至也是托爾斯泰自認為“走上對宗教懷疑道路的第一步”。
不幸接踵而至。祖母在父親去世後一病不起，9個月後病故。托爾斯泰真切地記得祖母去世時的情景：“我們大家都穿著鑲有白邊的黑色新外衣。看見承辦殯葬的男人在房子外麵走來走去，後來抬了棺木進來，棺蓋上覆有發亮的錦緞，於是看見我祖母的嚴肅的臉，羅馬式的鼻子，她的白帽子和頭上的白頭巾，這一切看起來很可怕……”托爾斯泰的大姑姑、篤信宗教的亞曆山德拉·伊裏尼奇娜被指定為5個孤兒的法定監護人。此後，家裏的經濟條件日趨拮據，領地的收入已不足以維持托爾斯泰一家在莫斯科的開支。他們不得不又搬出原地，另找簡樸的房子住下。不久，又因同樣的原因，除兩個年長的孩子留在城裏準備升學外，其餘的人重新回到了雅斯納亞·波良納。這對托爾斯泰來說倒是件高興的事，因為他將與聖·托瑪分開。
經曆過種種變故後，少年托爾斯泰已漸諳人世。他開始重新觀察他所熟悉的雅斯納亞·波良納的鄉村。他對地主和農民之間的貧富差異，對農民的無權地位和農民孩子不幸的生活境遇已有所察覺。半個多世紀後，托爾斯泰還記得這樣的一件往事：
“那是父親去世以後，我們受人照管期間。有一次，我們散步歸來，在村裏遇見馬車夫庫茲瑪，他跟在管家安德烈·伊琳後麵，麵帶愁容地走向打穀場。這時，我們中有人問他們上哪兒去，管家回答說帶庫茲瑪到禾捆幹燥棚去，在那兒鞭打他。記得，我們都驚恐得發呆了。當晚，我們把這件事告訴管教我們的姑姑時，她非但沒有減輕我們的驚恐，而且還嚴厲地責備我們不該注意這事，也不該向她提及這樣的事情。”
1840年，圖拉省鬧旱災。大批土地顆粒無收，許多農民和他們的孩子活活的餓死。雅斯納亞·波良納周圍的農民同樣如此。托爾斯泰家甚至不得不賣掉一處田莊，以換回糧食來維持當地農民的生命。這一切，在少年托爾斯泰的心靈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
1841年夏天，亞曆山德拉·伊裏尼奇娜姑姑在奧普京修道院去世。這時，能做孩子監護人的隻剩下小姑姑彼拉蓋婭·伊裏尼奇娜。已經成為大學生的兄長尼古拉代表弟妹向遠在喀山的彼拉蓋婭姑姑和姑父請求得到扶養。姑媽同意了，但是有一個條件，那就是5個孩子都得到喀山去。這一點使塔吉雅娜·阿列克山德羅芙娜和孩子們都感到痛苦。塔吉雅娜這樣寫道：“這多麽殘酷，簡直是一種野蠻行為——讓我和這些孩子分離，在這些孩子身上，我傾注了自己將近12年的關懷、體貼和心血，這些孩子是在他們母親臨終時由他們父親托付給我的。我沒有欺騙他們的信任，我沒有辜負他們的期待，我用我最大的母性的溫存履行了對他們的神聖的責任。我的使命完結了。”那年秋天，托爾斯泰兄妹前往喀山。塔吉雅娜送到莫斯科後，含淚與孩子們告別。托爾斯泰在後來給塔吉雅娜的信中寫道：
“在離別的時刻，我突然內心一顫，明白了你對我們的意義，因而我稚氣地流出了眼淚，哽咽地說了幾句話，想向您表白我自己的感受。”
13歲那年，托爾斯泰開始了他在喀山的生活。彼拉蓋婭姑姑家屬於喀山的上層貴族家庭，生活豪華奢侈。後來，托爾斯泰的妻子索菲婭對彼拉蓋婭夫婦有過一段形象化的評價：
“她是一個善良、俗氣、非常淺薄的女人，總是那麽活潑、快樂。她愛世界和世上的一切：愛高級僧侶、修道院，愛給教堂和修道院縫製鑲金繡布；愛吃喝；也愛饒有興味地收拾房間，一張沙發往哪兒放，對她來說都是一件大事。她的丈夫雖然人很聰明，但生活雜亂無章。庸庸碌碌，一事無成，會縫一手好繡布，會向長得漂亮的侍女飛眼，還多少會彈一點鋼琴。”
彼拉蓋婭夫婦對侄子和侄女的培養毫無興趣，完全放任自流。托爾斯泰說：“沒人給我灌輸過任何道德觀念，絕對沒有。”“我一心一意希望成為一個好人，但是我年幼無知，情欲旺盛，而且是獨自一人，完全是獨自一人在尋求善。每當我準備一吐衷曲，說出心中的願望，表明自己想做一個有道德的人的時候，我總是遭到輕視和嘲笑；可是隻要我自暴自棄，就受到讚揚和鼓勵。虛榮心、權利欲、自私、淫念、驕傲、憤怒和報複心理反而得到尊重。我如果像大人那樣聽任這些壞的情欲發展，我感到別人對我倒挺滿意。”貴族上流社會腐朽的生活正以其巨大的惰性力量力圖將少年托爾斯泰拖入它運行的軌道。
處於人生重要的成長階段的托爾斯泰在精神上是孤獨的。他開始接觸費希特、謝林等人的哲學著作，思考生與死、生活的意義等問題，表現出遠遠超出同齡人的抽象思維能力。小說《少年》中的“少年時代”一節正是作者這段精神生活的寫照：
“我少年時代最愛好和經常思索的東西，簡直令人難以相信，因為它們同我的年齡和地位非常不協調。在我過著孤獨的、內向的精神生活的一年間，一切有關人類使命、未來生活和靈魂不死的抽象問題，已經呈現在我的麵前；我的幼稚而貧乏的頭腦，以其全部沒有經驗的熱情，極力想要解決這些問題。”
他不僅苦苦地思索，還一再付諸實踐。譬如，他有一次突然想到，幸福不在於外因，而在於人對外因的態度，一個吃苦耐勞慣了人就不可能不幸。為了證明這一點，他不顧劇烈的酸痛，長時間地將厚厚的大詞典舉過頭頂，或者走進貯藏室，脫了上衣，用鞭子狠狠地抽自己的背，或者把手放在火爐上烤，再伸到通風窗口去凍。有一段時間，他又對懷疑主義產生了強烈的興趣：“我曾經想象：在整個宇宙中，除了我以外，什麽人和什麽東西都不存在，物體並非物體，隻是當我加以注意時才出現的形象，我一不想到它們，這些形象馬上就消失了。”為此，他有時飛快地轉過頭去，朝對麵張望，希望出其不意地在他不存在的地方抓住虛無。在這種精神活動中，托爾斯泰也觸及了他以前不敢觸動的信念，讚同伏爾泰著作中對宗教的嘲笑，甚至還懷疑上帝的存在。
在少年托爾斯泰廣泛的閱讀中，文學作品依然為他所鍾愛。他曾經提到在他14歲以前，《聖經》中約瑟的故事、俄羅斯壯士歌和民間神話傳說、《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以及普希金等作家的作品都以它們獨特的魅力對他產生過很大的影響。托爾斯泰還談到格裏戈羅維奇的中篇小說《苦命人安東》給他“帶來的感動和喜悅”。因為它使少年托爾斯泰“發現俄羅斯農民是我們的養育者”，文學“應該描寫他們”。與此同時，托爾斯泰自己動手改編了一些曆史故事和克雷洛夫的寓言，其中有些還保存了下來。
少年時代的托爾斯泰十分渴望和珍視友誼。在他精神孤獨的時期，他與吉雅科夫之間的真摯的友情為他的少年時代的夢想添上了美好的色彩。吉雅科夫年齡稍長於托爾斯泰，兩人氣質相近，意氣相投，對事物的看法上有許多相似之處。他們常常單獨地待在一起，熱烈地討論著雙方感興趣的話題。托爾斯泰如饑似渴地傾聽和吸收著吉雅科夫對生活的見解，同時也熱烈地表達那些一直激動著他的思想和感受。每當這時，他們就忘記了時間的飛逝，忘記了周圍一切。托爾斯泰曾在《少年》中這樣描寫他與吉雅科夫小說中為聶赫留道夫）的這段友情：
“我們的心靈是那麽和諧，隨便在一個人的任何一根心弦上輕輕一觸，就會引起另一個人的共鳴。”“不言而喻，在聶赫留道夫的影響下，我不知不覺地被他的傾向同化了，這種傾向的實質就是對美德典範的熱情崇拜，相信人生的目的就是不斷地自我完善。在當時看起來，使全人類改邪歸正，消滅人類的一切罪惡和不幸，好像是行得通的事情，而自我完善，接受一切美德，做個幸福的人，也似乎輕而易舉……然而，隻有上帝知道，少年時代的這些崇高夢想是不是可笑的，這些夢想不能實現，又是誰的過錯呢……”
§§第二章 探索人生
在一生中的一定時期，你們突然發現自己對事物的看法完全改變了，好像你們以前所看到的一切事物，突然把它的另一麵，你還不認識的一麵轉向你們。這種精神上的變化，在我們旅行的期間初次在我心裏發生，我認為，我的少年時代就是從此開始的。
我心裏頭一次有了這樣明確的思想，就是：生活在世界上的不僅僅是我們自己即我們一家人），並不是一切利益都以我們為中心，而是還有別的人們，還有另外的生活存在，那一切與我們毫無共同之處，根本不關心我們，甚至根本不知道我們的存在。毫無疑問，我以前也知道這些，但是並不像現在認識得那麽清楚，以前我沒有意識到，也沒感覺到。
“當我望著我們路過的鄉村和城市，每幢房子裏至少都住著像我們這樣的人家，望著那些由於一時好奇而打量著我們的馬車，隨後就永遠消失了蹤影的婦女兒童，望著那些不但不向我們行禮致敬像我在彼得洛夫斯科耶見慣的那樣），甚至都不賞臉看我們一眼的店員和農民，我心頭初次湧上這樣一個問題：如果他們一點都不關心我們，那麽他們對什麽感興趣呢？由這個問題又產生了另外一些問題：他們怎樣生活？靠什麽生活？他們怎樣教養自己的孩子們？是否教他們念書？讓他們玩耍嗎？怎樣責罰他們呢？諸如此類。”
經過幾天的跋涉，這支由7輛馬車組成的車隊駛上了與雅森卡河平行的通往莫斯科的大道。這是一個陽光明麗的冬日，孩子們向往的，以前隻是在書本上見到過的莫斯科清晰可見了，他們歡呼雀躍。一路上，幾個孩子輪流坐在父親和祖母他們的那輛高大的六輪馬車上，這時正好是托爾斯泰坐在父親身旁。托爾斯泰回憶說：“我還記得我看到了莫斯科的教堂和房屋時的那種興奮勁，父親指給我莫斯科的方向時那種驕傲的表情使我尤為驚訝。”
托爾斯泰莫斯科的家位於普留什赫街，那是一幢寬敞舒適的住宅。他們的衣食起居與在莊園裏時並無多大差別。孩子們仍在家裏讀書，而托爾斯泰則對課本內容興趣不大。這時的托爾斯泰最高興的是隨家庭教師費德爾·伊萬諾維奇遍逛莫斯科的大街小巷。那古老的建築和教堂、筆直的林蔭道和卵石鋪就的路麵、盛裝的市民和喧囂的人聲都吸引著他，而最讓他心馳神往的是坐落在莫斯科河畔的金碧輝煌克裏姆林宮的雄姿。11歲時，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
“克裏姆林宮的外貌是多麽雄偉呀！在許許多多的大教堂和教會建築中，伊萬大教堂像巨人一樣挺立著，它使人回憶起伊萬這狡猾的皇位攫取者……這堵白色的石牆使人回憶起偉大的天才和英雄人物……正是在這堵牆下，擺脫異族統治桎梏，爭取俄羅斯獨立的曙光升起來了……而這條靜靜的莫斯科河又給了我一種多麽美妙的印象啊！她目睹了莫斯科城的一切不幸和光榮，最終她迎來了莫斯科城的宏偉時代……”
少年時代的托爾斯泰依然那樣敏銳、激動和富於幻想，有時甚至會做出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那是在他們剛到莫斯科不久的一天，全家人正在樓下吃午飯，他卻爬上了頂樓的窗子，並縱身跳了出去。他說，當時他有一種幻想像鳥兒一樣飛起來的急切願望，並認為隻要蹲下身子，抱緊雙腿，就可以飛起來。當然，他的“壯舉”以失敗而告終。他跌昏在院子裏，昏睡了10多個小時才醒來，幸虧沒傷著筋骨。這次曆險的體驗後來被他寫進了《戰爭與和平》。在小說中引起安德烈“青春的思想和希望的意外騷動”的“明月之夜”，娜塔莎充滿激情地對索尼婭說道：“千萬來看一看，多麽好的月亮！喔，多麽可愛！來這裏吧……親愛的，心肝，來這裏！那，你看見嗎？我覺得就像這樣蹲下來，摟著我的兩膝，用力摟緊，盡可能摟緊，然後飛了出去！就像這樣……”在這月光如水的美好夜晚，娜塔莎的激情似江河一瀉無遺，她那抱膝飛向天空的渴望，極為生動地表現出她蓬勃的生命力是如此的旺盛和奔放。
隨著年齡的增長和家庭生活的變故，托爾斯泰在抱著對生活的熱愛、幻想和憧憬的同時，也逐步感受到了生活中那令人憂傷的陰冷的一麵。1837年夏天，父親去圖拉省料理事務，中風倒在街頭，猝然去世。全家人頓時陷入無比的悲痛之中。不滿10歲的托爾斯泰和他的幾個未成年的兄妹成了孤兒。葬禮在雅斯納亞·波良納舉行。托爾斯泰沒能參加。他久久不能相信父親去世的事實。他總覺得父親是在外辦事，總有一天會回來。他甚至在莫斯科街頭的陌生的人流中尋找父親的蹤影。後來，托爾斯泰回憶說：“我非常愛父親，但我不知道為什麽對他產生了這麽強烈的愛。”
父親去世以後，祖母解除了與孩子們相處甚好的家庭教師費德爾·伊萬諾維奇的職務，這又給少年托爾斯泰增添了新的痛苦。祖母另聘的法國人聖·托瑪為人高傲自信，不願意像費德爾那樣了解和熱愛自己的學生。他獨斷地施行自以為是的教育理論和嚴厲的管理措施，造成了孩子們強烈的反感。《少年》的一個版本中有這麽一段關於主人公與家庭教師衝突的描寫：“我永遠也不能忘記那令人氣憤的一次，當時聖·托瑪指著麵前的地板，命令我跪下，我直挺挺地站在他麵前一動也不動，氣得臉色蒼白，心想寧死也不下跪。於是，他用盡全身力氣按我的肩膀，扭傷了我的胳膊，終於勉強使我跪了下去。”後來，托爾斯泰在回憶往事時還提到：“我記不起因為什麽事，總之是一件不值得計較的小事，聖·托瑪先是把我鎖在房裏，後又威脅說要用樹枝抽我。我滿腔怒火，氣憤極了，不僅厭惡聖·托瑪，而且痛恨他想加之於我的暴力。”聖·托瑪對托爾斯泰施行的體罰，在這個敏感的、渴望著愛的少年心靈上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傷痕。到了晚年，托爾斯泰心情憂鬱時還會想起當年被鎖在貯藏室裏時的情景，這可以說是托爾斯泰一生仇視暴力的源頭，甚至也是托爾斯泰自認為“走上對宗教懷疑道路的第一步”。
不幸接踵而至。祖母在父親去世後一病不起，9個月後病故。托爾斯泰真切地記得祖母去世時的情景：“我們大家都穿著鑲有白邊的黑色新外衣。看見承辦殯葬的男人在房子外麵走來走去，後來抬了棺木進來，棺蓋上覆有發亮的錦緞，於是看見我祖母的嚴肅的臉，羅馬式的鼻子，她的白帽子和頭上的白頭巾，這一切看起來很可怕……”托爾斯泰的大姑姑、篤信宗教的亞曆山德拉·伊裏尼奇娜被指定為5個孤兒的法定監護人。此後，家裏的經濟條件日趨拮據，領地的收入已不足以維持托爾斯泰一家在莫斯科的開支。他們不得不又搬出原地，另找簡樸的房子住下。不久，又因同樣的原因，除兩個年長的孩子留在城裏準備升學外，其餘的人重新回到了雅斯納亞·波良納。這對托爾斯泰來說倒是件高興的事，因為他將與聖·托瑪分開。
經曆過種種變故後，少年托爾斯泰已漸諳人世。他開始重新觀察他所熟悉的雅斯納亞·波良納的鄉村。他對地主和農民之間的貧富差異，對農民的無權地位和農民孩子不幸的生活境遇已有所察覺。半個多世紀後，托爾斯泰還記得這樣的一件往事：
“那是父親去世以後，我們受人照管期間。有一次，我們散步歸來，在村裏遇見馬車夫庫茲瑪，他跟在管家安德烈·伊琳後麵，麵帶愁容地走向打穀場。這時，我們中有人問他們上哪兒去，管家回答說帶庫茲瑪到禾捆幹燥棚去，在那兒鞭打他。記得，我們都驚恐得發呆了。當晚，我們把這件事告訴管教我們的姑姑時，她非但沒有減輕我們的驚恐，而且還嚴厲地責備我們不該注意這事，也不該向她提及這樣的事情。”
1840年，圖拉省鬧旱災。大批土地顆粒無收，許多農民和他們的孩子活活的餓死。雅斯納亞·波良納周圍的農民同樣如此。托爾斯泰家甚至不得不賣掉一處田莊，以換回糧食來維持當地農民的生命。這一切，在少年托爾斯泰的心靈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
1841年夏天，亞曆山德拉·伊裏尼奇娜姑姑在奧普京修道院去世。這時，能做孩子監護人的隻剩下小姑姑彼拉蓋婭·伊裏尼奇娜。已經成為大學生的兄長尼古拉代表弟妹向遠在喀山的彼拉蓋婭姑姑和姑父請求得到扶養。姑媽同意了，但是有一個條件，那就是5個孩子都得到喀山去。這一點使塔吉雅娜·阿列克山德羅芙娜和孩子們都感到痛苦。塔吉雅娜這樣寫道：“這多麽殘酷，簡直是一種野蠻行為——讓我和這些孩子分離，在這些孩子身上，我傾注了自己將近12年的關懷、體貼和心血，這些孩子是在他們母親臨終時由他們父親托付給我的。我沒有欺騙他們的信任，我沒有辜負他們的期待，我用我最大的母性的溫存履行了對他們的神聖的責任。我的使命完結了。”那年秋天，托爾斯泰兄妹前往喀山。塔吉雅娜送到莫斯科後，含淚與孩子們告別。托爾斯泰在後來給塔吉雅娜的信中寫道：
“在離別的時刻，我突然內心一顫，明白了你對我們的意義，因而我稚氣地流出了眼淚，哽咽地說了幾句話，想向您表白我自己的感受。”
13歲那年，托爾斯泰開始了他在喀山的生活。彼拉蓋婭姑姑家屬於喀山的上層貴族家庭，生活豪華奢侈。後來，托爾斯泰的妻子索菲婭對彼拉蓋婭夫婦有過一段形象化的評價：
“她是一個善良、俗氣、非常淺薄的女人，總是那麽活潑、快樂。她愛世界和世上的一切：愛高級僧侶、修道院，愛給教堂和修道院縫製鑲金繡布；愛吃喝；也愛饒有興味地收拾房間，一張沙發往哪兒放，對她來說都是一件大事。她的丈夫雖然人很聰明，但生活雜亂無章。庸庸碌碌，一事無成，會縫一手好繡布，會向長得漂亮的侍女飛眼，還多少會彈一點鋼琴。”
彼拉蓋婭夫婦對侄子和侄女的培養毫無興趣，完全放任自流。托爾斯泰說：“沒人給我灌輸過任何道德觀念，絕對沒有。”“我一心一意希望成為一個好人，但是我年幼無知，情欲旺盛，而且是獨自一人，完全是獨自一人在尋求善。每當我準備一吐衷曲，說出心中的願望，表明自己想做一個有道德的人的時候，我總是遭到輕視和嘲笑；可是隻要我自暴自棄，就受到讚揚和鼓勵。虛榮心、權利欲、自私、淫念、驕傲、憤怒和報複心理反而得到尊重。我如果像大人那樣聽任這些壞的情欲發展，我感到別人對我倒挺滿意。”貴族上流社會腐朽的生活正以其巨大的惰性力量力圖將少年托爾斯泰拖入它運行的軌道。
處於人生重要的成長階段的托爾斯泰在精神上是孤獨的。他開始接觸費希特、謝林等人的哲學著作，思考生與死、生活的意義等問題，表現出遠遠超出同齡人的抽象思維能力。小說《少年》中的“少年時代”一節正是作者這段精神生活的寫照：
“我少年時代最愛好和經常思索的東西，簡直令人難以相信，因為它們同我的年齡和地位非常不協調。在我過著孤獨的、內向的精神生活的一年間，一切有關人類使命、未來生活和靈魂不死的抽象問題，已經呈現在我的麵前；我的幼稚而貧乏的頭腦，以其全部沒有經驗的熱情，極力想要解決這些問題。”
他不僅苦苦地思索，還一再付諸實踐。譬如，他有一次突然想到，幸福不在於外因，而在於人對外因的態度，一個吃苦耐勞慣了人就不可能不幸。為了證明這一點，他不顧劇烈的酸痛，長時間地將厚厚的大詞典舉過頭頂，或者走進貯藏室，脫了上衣，用鞭子狠狠地抽自己的背，或者把手放在火爐上烤，再伸到通風窗口去凍。有一段時間，他又對懷疑主義產生了強烈的興趣：“我曾經想象：在整個宇宙中，除了我以外，什麽人和什麽東西都不存在，物體並非物體，隻是當我加以注意時才出現的形象，我一不想到它們，這些形象馬上就消失了。”為此，他有時飛快地轉過頭去，朝對麵張望，希望出其不意地在他不存在的地方抓住虛無。在這種精神活動中，托爾斯泰也觸及了他以前不敢觸動的信念，讚同伏爾泰著作中對宗教的嘲笑，甚至還懷疑上帝的存在。
在少年托爾斯泰廣泛的閱讀中，文學作品依然為他所鍾愛。他曾經提到在他14歲以前，《聖經》中約瑟的故事、俄羅斯壯士歌和民間神話傳說、《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以及普希金等作家的作品都以它們獨特的魅力對他產生過很大的影響。托爾斯泰還談到格裏戈羅維奇的中篇小說《苦命人安東》給他“帶來的感動和喜悅”。因為它使少年托爾斯泰“發現俄羅斯農民是我們的養育者”，文學“應該描寫他們”。與此同時，托爾斯泰自己動手改編了一些曆史故事和克雷洛夫的寓言，其中有些還保存了下來。
少年時代的托爾斯泰十分渴望和珍視友誼。在他精神孤獨的時期，他與吉雅科夫之間的真摯的友情為他的少年時代的夢想添上了美好的色彩。吉雅科夫年齡稍長於托爾斯泰，兩人氣質相近，意氣相投，對事物的看法上有許多相似之處。他們常常單獨地待在一起，熱烈地討論著雙方感興趣的話題。托爾斯泰如饑似渴地傾聽和吸收著吉雅科夫對生活的見解，同時也熱烈地表達那些一直激動著他的思想和感受。每當這時，他們就忘記了時間的飛逝，忘記了周圍一切。托爾斯泰曾在《少年》中這樣描寫他與吉雅科夫小說中為聶赫留道夫）的這段友情：
“我們的心靈是那麽和諧，隨便在一個人的任何一根心弦上輕輕一觸，就會引起另一個人的共鳴。”“不言而喻，在聶赫留道夫的影響下，我不知不覺地被他的傾向同化了，這種傾向的實質就是對美德典範的熱情崇拜，相信人生的目的就是不斷地自我完善。在當時看起來，使全人類改邪歸正，消滅人類的一切罪惡和不幸，好像是行得通的事情，而自我完善，接受一切美德，做個幸福的人，也似乎輕而易舉……然而，隻有上帝知道，少年時代的這些崇高夢想是不是可笑的，這些夢想不能實現，又是誰的過錯呢……”
§§第二章 探索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