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三論——做人做事做官

第九節 不求奇功，但求穩著

　　“兵，猶如火，易於見過，難於見功。”與其因求神速而立即風過，不如但求穩慎而漸緩見功。

　　——曾國藩

　　曾國藩認為一生當求穩，不可過急。他於同治二年（1863年）十一月起，至同治三年四月初五日中，五次告誡曾國荃道：“望弟不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穩適。”“專在‘穩慎’二字上用心。”“務望老弟不求奇功，但求穩著。至囑！至囑！”其實，隻過了一個多月，金陵就被湘軍占領。曾國藩在臨勝前的這些叮嚀，因是針對急功貪利的曾國荃的一劑攻心藥，同時也說明，“穩慎”在曾國藩的戰略思想中是一以貫之的。他稱讚蕭啟江道：“閣下一軍，向以‘堅穩’二字著名。”鹹豐十年正月，當湘軍正在迅速進軍時，他寫信給胡林翼說：“十一日全軍獲勝後，羅溪河實已無虞。山內一軍，其妙無窮；腦後一針，百病皆除。但此後仍當以‘穩’字為主，不可過求速效。”

　　曾國藩是非常反對速戰速決的。尹杏農曾兩次寫信給正在“剿撚”前線的曾國藩，借指責周亞夫委棄梁孝王的故事，力陳“兵貴神速”之義。公元前154年，周亞夫平定七國之亂時，接受一個幕客的建議，讓梁國與精銳的吳楚大軍接戰，而自己壁於昌邑，深溝高壘，隻出輕兵至淮泗口，絕吳餉道。吳楚軍經過與梁國之戰後，銳氣大挫，且饑餓不堪，勉力向周亞夫軍挑戰時，周亞夫又堅壁不出，隻得引軍而去。這時，周亞夫立發精兵追擊，一舉而破吳楚大軍。曾國藩在回信中盛讚周亞夫這種深溝高壘，後發製人的戰術。並說：“國藩久處兵間，雖薄立功績，而自問所辦，皆極拙極鈍之事，與‘神速’二字幾乎相背，即於古人論兵成法，亦於千百中而無什一之合私心。”為什麽他做“極拙極鈍之事”？因為他認為，“兵，猶如火，易於見過，難於見功。”與其因求神速而立即風過，不如但求穩慎而漸緩見功。曾國藩讚曾國荃說的兩句話為“良為至論”：“穩紮穩打，機動則發。”然後，馬上補充說：“然‘機’字殊不易審，‘穩’字尤不易到。”故須極力追求，處處用心。

　　正因為穩慎，曾國藩極力反對浪戰，極力反對不知敵我，不知深淺的輕浮舉措、他說：“未經戰陣之勇，每好言戰。帶兵者亦然。若稍有閱曆，但覺我軍處處瑕隙，無一可恃，不輕言戰矣。”不輕言戰，即不打無準備之仗。他稱讚李續賓，說他“用兵得一‘暇’字決，不特平日從容整理，即使臨陣，也回翔審慎，定靜安慮。”又說：“迪安善戰，其得訣在‘不輕進，不輕退’六字。”曾國荃統兵在吉安前線時，他叮嚀說：“凡與賊相持日久，最戒浪戰。兵勇以浪戰而玩，玩則疲；賊匪以浪戰而猾，猾則巧。以我之疲敵賊之巧，終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餘昔在營中誠請將曰：‘寧可數月不開一仗，不可開仗而毫無安排算計。’”曾國荃在金陵前線時，他又囑咐說：“總以‘不出壕浪戰’五字為主。”曾國藩所說的“浪戰”，指勝負不分情況下的戰爭。即或有小勝，或僅小挫，浪戰都帶來嚴重惡果，十卒不但因浪戰而疲困，且因浪戰而對戰事玩忽。與其如此，不如堅而守之，弁勇身心強健，鬥誌昂揚，一戰可勝。這就涉及戰爭中求勝的快與慢的問題、不浪戰，或堅守不戰，似乎勝之甚慢，實際上，養足精力，看準時機，戰而必勝，雖慢實快。否則，欲速反不達。曾國藩這個在穩慎中求進取的戰略，可說是他的戰略思想的核心。

　　正因為穩慎，曾國藩強調“紮營宜深溝高壘，雖僅一宿，亦須為堅不可撥之計，但使我真能守壘安如泰山，縱不能進攻，亦無損於大局”。關於進軍，他說：“用兵之道，可進而不可退，算成必同時算敗”，因此須“先清後路，腳跟已穩而後進”。關於戰役，他主張“宜先守後戰，腳跟站定，庶免震撼之虞”：他常采用圍城打援之法，靜待城中敵人的疲敝，然後一戰克之，如攻太湖、攻安慶、攻金陵，均用此法。

　　正因為穩慎，曾國藩提出了“以靜製動”的原則。他說：“守城尤貴於靜，務深思深慮。”他評述雙方將領的特點道：“林啟容守九江，黃文金守湖口，乃以悄寂無聲為貴：江岷樵守江西省城，亦禁止擊柝列矩。己無聲而後可聽人之聲，己無形而後可伺人形。”曾國荃圍攻安慶時，曾國藩反複開導他“鎮以圖之”，“總作一堅守不戰之計”，“不分心攻城，專主堅守後濠”。為什麽要如此呢？他的理由是，“賊以積勞之後遠來攻撲，我軍若專守一‘靜’字法，可期萬穩”。故圍城者必須“神不外散，力不歧分”。他甚至認為，在掛車河一帶打援的多隆阿部也應做“堅守之計，任賊誘敵搦戰，總不出隊與之交仗，待其曬過數日之後，相機打之”。因為援軍“軍行人違，氣太銳，其中必有不整不齊之處，隻有一‘靜’字可以勝它”。

　　曾國藩的這一“靜”字法，實乃《孫子》“敵疲我打”、“擊其惰歸”的具體運用，也是曹劌“一鼓三竭”的“氣勢”論的繼承與發展。鹹豐六年，他做《陸軍得勝歌》，提出“陸軍真秘訣”說：“他呐喊來我不喊，他放槍來我不放；他若撲來我不動，待他疲了再接仗。”這是曾國藩從“以靜製動”原則出發所做的規定。他說：“凡用兵最重‘氣勢’二字。”“氣斂局緊’四字，凡用兵處處皆然。”他引述曆史上的許多戰例，來論證蓄氣的重大意義：“大約用兵無他妙巧，常存有餘不盡之氣而已。孫仲謀之攻合肥，受創於張遼；諸葛武侯之攻陳倉，受創於郝昭，皆初氣過銳，漸就衰竭之故。陸抗之拔西陵，預料城之不能速下而蓄養銳氣，先備外援，以待內之自蔽，此善於用氣者也。”這些例子說明：當兩軍對壘，善靜者善養己之銳氣，躁動者必將再衰三竭，雖未戰而靜者已先勝一籌。所以，曾國藩說：“凡行兵，須積蓄不竭之氣，留有餘之力，《左傳》所稱再衰三竭，必敗的道理。”在沒有現代化武器，打仗隻有刀矛，全靠體力，全憑勇氣的情況下，曾國藩的“靜”字法，無疑是有合理內核的。自然，曾國藩的“靜”字法，並不是消極疲遝，被動挨打。他指出“戰陣之事，須半動半靜，動者如水，靜者如山”。靜時如山之屹立，不可動搖；動則如水之奔騰，不可遏止。

　　正因為穩慎，曾國藩又提出了“以主待客”的原則。他說：“兵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不敢為先之心，須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也。”這裏所說的打第一下，打第二下，不是從戰爭誰正義，誰不正義的角度說的，而是指具體戰役戰鬥中，誰先動手，何時動手的問題，即戰役戰鬥何者為主、何者為客的問題。故他說：“古之用兵者，於‘主客’二字精審也。”何調主客？曾國藩羅列道：“守城者為主，攻者為客；守營壘者為主，攻者為客；中途相遇，先至戰地者為主，後至者為客；兩軍相持，先呐喊放槍者為客，後呐喊放槍者為主；兩人持矛相格鬥，先動手戳第一下者為客，後動手即格開而即戳者為主。”如何處理主與客？他說：“凡出隊有宜速者，宜遲者。宜速者，我去尋賊，先發製人者也；宜遲者，賊來尋找，以主待客者也。主氣常靜，客氣常動。客氣先盛而後衰，主氣先微而後壯。故善用兵者，最喜做主，不喜做客。”他評論湘軍將領說：“近日諸名將，多禮堂好先去尋賊，李希庵好賊來尋我。休、祁、黟諸軍但知先發製人一層，不知以主待客一層。”以主待客，既可以逸待勞，養精以應敵，又可靜以審勢，乘機以破敵。所以，曾國藩認為，以主待客是致敵，而不致於敵的最穩健的方略。“凡撲人之牆，撲人之濠，撲者客也，應者主也。我若越濠而應之，則是反客為主，所謂，致於人者也。我不越濠，則我常為主，這就是所說的致人而不被人致。”

　　曾國藩甚至把這套“主客論”進而推到了戰略問題上。他批評江南大營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他們對於“內外主客形勢全失”。向榮、和春專注金陵一隅，而不顧對金陵上遊的爭奪，在江北，連與江浦、六合緊連的和州、無為一帶也不去占領，安慶、廬州更不在他們的戰爭全局的投影之內。在江南，對與江南大營毗鄰的皖南地區，未力加控製，以鞏固大營的後方。這叫作全失內外之勢。與此同時，向榮、和春又根據朝廷的旨令，“援浙、援閩、援皖、援江北，近者數百裏，遠者二三千裏，援軍四馳，轉戰不歸”，被太平軍各個擊破。如馮子材率五千人援江北大營，幾被全殲於小店；在六合、浦口之役中，李若珠部五千餘人全部被殲於揚州，張國棵大敗於浦口，周天培部全軍覆滅。僅這兩次戰役，共損失“兵勇一萬數千名，精銳失之過半”。這叫作全失主客之勢。江南大營的內外、主客之勢之所以全失，曾國藩認為，這是因為向榮等“不能從大處落墨，空處著筆也”。

　　曾國藩之所以強調後發製人，是與當時戰爭中的主客觀條件有關的。蔡鍔分析說：“其時所對之敵，並非節製之師、精練之卒，且其人數常信於我”，“兵器未如今日之發達，又無騎、炮兩兵之編製，耳目不靈，攻擊力複甚薄弱”，“所以，戰術偏重於攻勢防禦，大概有因時製宜的法則”。所以，曾國藩的“穩慎”棋是一種特定曆史條件下的產物。

　　立世大智慧

　　曾國藩對待戰爭中的快慢問題，主張慢中求快；對待戰爭中的戰守問題，主張先守後戰；對待戰爭中的靜動問題，主張以靜製動；對待戰爭中的主客問題，主張以主待客，這些都是以“穩慎”二字為出發點來立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