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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保持倔強以砥勵誌向
修身養性以少惱怒為本，辦事以能夠得歡心為本。
——曾國藩
俗話說“大人有大量”，“宰相肚裏能撐船”，說的是胸懷、氣度。人的職位越高，氣度應該越大，二者是正比關係。曾國藩最愛讀《資治通鑒》，他十分欽佩唐代宰相，認為都有胸襟，所以，國家氣運旺盛。他總結了開國宰相與中興宰相的不同，認為，前者必須見識遠略，有大胸襟、大氣度。中興宰相則側重於具體事務，一步一個腳印，穩紮穩打。曾國藩還特別注意到：古往今來的大失敗者包括那些英雄們，也都敗在不能“降龍伏虎”上，即不能自我控製，沒以氣度。
1863年3月9日曾國藩在給他的九弟的信中說：
肝氣來時，不僅不能心和氣平，而且絲毫無所恐懼，確有這種情況。別說你處於盛年這樣，就是我逐漸衰老，也常有肝火不可遏製的時候。但應強迫自己抑製，製住怒氣，也就是佛家所講的降龍伏虎。龍就是火，虎就是肝氣。多少英雄豪傑小能過此兩關，也不僅是你我兄弟這樣。關鍵要抑製，不讓他過盛。降龍養心，伏虎養肝。古聖賢所講的去欲，就是降龍；所講的戒怒，就是伏虎。儒家、佛家理論不同，然而在節製血氣方麵，沒有什麽不同，總不讓我們的欲望戕害我們的身體，性命罷了。
至於倔強二字，卻不能少。建功業寫文章都離不開倔強，否則，柔靡二字一事無成。孟子所講的至剛，孔子所講的貞固，都要靠倔強養成。我們兄弟都繼承母親的性格頗多，好處也正在倔強。如果能製住怒氣以保養身體，保持倔強以砥勵誌向，就會前途無量。
在他的弟弟處於危難的時候，曾國藩又以去忿欲和存倔強以勉勵。他在1864年5月25日《致沅弟》信中說：
在我的中庭有八塊堂匾，它的跋中說：修身養性以少惱怒為本，辦事以能夠得歡心為本。弟積勞成疾，應當特別注意少惱怒。紀澤對待你像侍候父親那樣，你應當感到特別高興才是。
數日後曾國藩再次給其弟國荃寫信：
初十日接到你初七日申時來信，對我初四日所談蘇州、上海整頓糧餉一事，分析規劃得非常詳細明白，高談闊論，可慰可敬。弟近年來在我憤怒和激動的時候，總是好言相勸；即使弟弟自己發生憤怒和激動的時候，也常常馬上收斂。用這種看法推知弟的道德和器量是不可限量的，後福也是不可限量的。大致擔任國家大事的人必須有氣度，憂慮之氣積於心中就變成了負擔，所以說，倔強到了極點，就不能不流露出憤怒和激動。以後，我們兄弟動氣的時候，彼此之間應該互相勸誡，保留住倔強的品質，除去憤怒激動的情緒，就可以了。
曾國藩的倔強，在他兵困祁門時有充分的表現。1860年，曾國藩駐紮在祁門。當時安徽南北十室九空，從金陵到徽州八百餘裏，遍地都是太平軍，沒有哪一天沒有戰鬥。徽州剛失陷時，休、祁一帶大為震驚。有的人勸曾國藩將軍營移到別的地方，他說：“我初次進兵，遇到危險就退卻，以後的事情怎麽說呢？我離開這裏一步，就沒有死的地方了。”何等的倔強！敵軍到後，四麵圍攻。他親筆寫下遺囑，營帳上懸掛佩刀，從容布置迎敵，沒有改變平常的態度。死守了二十來天後，征召鮑超一起大戰一場，將敵軍驅趕到嶺外，他的幕僚曾總結說：以十餘年來共同誅殺未果的狂妄“敵軍”，曾國藩領軍四年，就依次予以蕩平，都是因為祁門剛開始時的倔強和不膽怯，才能夠使敵軍膽寒，而振作士氣。
當曾國藩的弟弟也麵臨著他那樣最需要倔強的時候，他及時地送去了，他說：
“難禁風浪”四字條幅已完好歸還，我很高興。古來豪傑皆以這四個字為大禁戒。我們家祖父教人，也以懦弱無剛四字當做大的羞恥。因此，男兒立身行事，必須有倔強的大丈夫氣概，僅幾萬人被困於城下，士氣最容易消沉，弟能鼓舞起數萬人的剛氣，而長久不使它消沉下去，這正是你比別人高明之處，更應當在這些地方下些功夫。
曾國藩說：至於強毅之氣，決不可無，但強毅與剛愎不同。古人說：自勝強。曰強製，曰強恕，曰強好，皆自勝之意。如不習慣早起，而強製天未亮即起；不習慣莊重尊敬，而強製參與祭祀儀式；不習慣勞苦，而強製與士兵同甘共苦，勤勞不倦，這就是強。不習慣有恒，而強製自己堅定地持之以恒，這就是毅。不這樣做卻以氣勢勝人，是剛愎。二者表麵相似，其實有天壤之別，不可不察，不可不謹。
曾國藩在處世中把大度與戒怒、寬容與倔強揉合得如此貼切，而又把強毅與剛愎區分的如此明晰，真可謂處世之楷模。
曾國藩還把度量的大小列為區分君子小人的又一重要標尺。他說：“所謂小人者，識見小耳，度量小耳。‘致使君臣、朋友、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此皆量褊而易以滋疑者也。君子則不然，廣其識，則天下之大，棄若敝展；堯舜之業，視若浮雲。宏其度，則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他以此作為處理人際關係的重要指導思想。
不顧是非的掣肘，是常見，並最易引起相互報複而結仇的現象。曾氏在麵對這類情況時。正是秉著宏其度、反求諸己的精神去處理的。1862年，他同江西巡撫沈葆楨因厘金分配問題發生爭執，沈要扣下應解湘軍的厘金自用。除了雙方上報朝廷裁定外，曾氏這樣解剖自己：“日內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為忿恚。然細思古人辦事，掣肘之處，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惡其拂逆，而必欲誅鋤異己者，權臣之行徑也；聽其拂逆而動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無敵國外患而已為慮者，聖賢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礪我之德性，其庶幾乎！”當時，曾國藩正以欽差大臣、兩江總督的身份統轄包括江西在內的四省軍務，巡撫也歸其“節製”之列。此事，雖最後由朝廷裁決，但其嚴於責己的精神無疑是可貴的。隻有具備了這種精神，才能更易於與人精誠合作，共成天下大事。
立世大智慧
建功業寫文章都離不開倔強，否則，柔靡二字一事無成。孟子所講的至剛，孔子所講的貞固，都要靠倔強養成。我們兄弟都繼承母親的性格頗多，好處也正在倔強。如果能製住怒氣以保養身體，保持倔強以砥勵誌向，就會前途無量。
——曾國藩
俗話說“大人有大量”，“宰相肚裏能撐船”，說的是胸懷、氣度。人的職位越高，氣度應該越大，二者是正比關係。曾國藩最愛讀《資治通鑒》，他十分欽佩唐代宰相，認為都有胸襟，所以，國家氣運旺盛。他總結了開國宰相與中興宰相的不同，認為，前者必須見識遠略，有大胸襟、大氣度。中興宰相則側重於具體事務，一步一個腳印，穩紮穩打。曾國藩還特別注意到：古往今來的大失敗者包括那些英雄們，也都敗在不能“降龍伏虎”上，即不能自我控製，沒以氣度。
1863年3月9日曾國藩在給他的九弟的信中說：
肝氣來時，不僅不能心和氣平，而且絲毫無所恐懼，確有這種情況。別說你處於盛年這樣，就是我逐漸衰老，也常有肝火不可遏製的時候。但應強迫自己抑製，製住怒氣，也就是佛家所講的降龍伏虎。龍就是火，虎就是肝氣。多少英雄豪傑小能過此兩關，也不僅是你我兄弟這樣。關鍵要抑製，不讓他過盛。降龍養心，伏虎養肝。古聖賢所講的去欲，就是降龍；所講的戒怒，就是伏虎。儒家、佛家理論不同，然而在節製血氣方麵，沒有什麽不同，總不讓我們的欲望戕害我們的身體，性命罷了。
至於倔強二字，卻不能少。建功業寫文章都離不開倔強，否則，柔靡二字一事無成。孟子所講的至剛，孔子所講的貞固，都要靠倔強養成。我們兄弟都繼承母親的性格頗多，好處也正在倔強。如果能製住怒氣以保養身體，保持倔強以砥勵誌向，就會前途無量。
在他的弟弟處於危難的時候，曾國藩又以去忿欲和存倔強以勉勵。他在1864年5月25日《致沅弟》信中說：
在我的中庭有八塊堂匾，它的跋中說：修身養性以少惱怒為本，辦事以能夠得歡心為本。弟積勞成疾，應當特別注意少惱怒。紀澤對待你像侍候父親那樣，你應當感到特別高興才是。
數日後曾國藩再次給其弟國荃寫信：
初十日接到你初七日申時來信，對我初四日所談蘇州、上海整頓糧餉一事，分析規劃得非常詳細明白，高談闊論，可慰可敬。弟近年來在我憤怒和激動的時候，總是好言相勸；即使弟弟自己發生憤怒和激動的時候，也常常馬上收斂。用這種看法推知弟的道德和器量是不可限量的，後福也是不可限量的。大致擔任國家大事的人必須有氣度，憂慮之氣積於心中就變成了負擔，所以說，倔強到了極點，就不能不流露出憤怒和激動。以後，我們兄弟動氣的時候，彼此之間應該互相勸誡，保留住倔強的品質，除去憤怒激動的情緒，就可以了。
曾國藩的倔強，在他兵困祁門時有充分的表現。1860年，曾國藩駐紮在祁門。當時安徽南北十室九空，從金陵到徽州八百餘裏，遍地都是太平軍，沒有哪一天沒有戰鬥。徽州剛失陷時，休、祁一帶大為震驚。有的人勸曾國藩將軍營移到別的地方，他說：“我初次進兵，遇到危險就退卻，以後的事情怎麽說呢？我離開這裏一步，就沒有死的地方了。”何等的倔強！敵軍到後，四麵圍攻。他親筆寫下遺囑，營帳上懸掛佩刀，從容布置迎敵，沒有改變平常的態度。死守了二十來天後，征召鮑超一起大戰一場，將敵軍驅趕到嶺外，他的幕僚曾總結說：以十餘年來共同誅殺未果的狂妄“敵軍”，曾國藩領軍四年，就依次予以蕩平，都是因為祁門剛開始時的倔強和不膽怯，才能夠使敵軍膽寒，而振作士氣。
當曾國藩的弟弟也麵臨著他那樣最需要倔強的時候，他及時地送去了，他說：
“難禁風浪”四字條幅已完好歸還，我很高興。古來豪傑皆以這四個字為大禁戒。我們家祖父教人，也以懦弱無剛四字當做大的羞恥。因此，男兒立身行事，必須有倔強的大丈夫氣概，僅幾萬人被困於城下，士氣最容易消沉，弟能鼓舞起數萬人的剛氣，而長久不使它消沉下去，這正是你比別人高明之處，更應當在這些地方下些功夫。
曾國藩說：至於強毅之氣，決不可無，但強毅與剛愎不同。古人說：自勝強。曰強製，曰強恕，曰強好，皆自勝之意。如不習慣早起，而強製天未亮即起；不習慣莊重尊敬，而強製參與祭祀儀式；不習慣勞苦，而強製與士兵同甘共苦，勤勞不倦，這就是強。不習慣有恒，而強製自己堅定地持之以恒，這就是毅。不這樣做卻以氣勢勝人，是剛愎。二者表麵相似，其實有天壤之別，不可不察，不可不謹。
曾國藩在處世中把大度與戒怒、寬容與倔強揉合得如此貼切，而又把強毅與剛愎區分的如此明晰，真可謂處世之楷模。
曾國藩還把度量的大小列為區分君子小人的又一重要標尺。他說：“所謂小人者，識見小耳，度量小耳。‘致使君臣、朋友、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此皆量褊而易以滋疑者也。君子則不然，廣其識，則天下之大，棄若敝展；堯舜之業，視若浮雲。宏其度，則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他以此作為處理人際關係的重要指導思想。
不顧是非的掣肘，是常見，並最易引起相互報複而結仇的現象。曾氏在麵對這類情況時。正是秉著宏其度、反求諸己的精神去處理的。1862年，他同江西巡撫沈葆楨因厘金分配問題發生爭執，沈要扣下應解湘軍的厘金自用。除了雙方上報朝廷裁定外，曾氏這樣解剖自己：“日內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為忿恚。然細思古人辦事，掣肘之處，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惡其拂逆，而必欲誅鋤異己者，權臣之行徑也；聽其拂逆而動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無敵國外患而已為慮者，聖賢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礪我之德性，其庶幾乎！”當時，曾國藩正以欽差大臣、兩江總督的身份統轄包括江西在內的四省軍務，巡撫也歸其“節製”之列。此事，雖最後由朝廷裁決，但其嚴於責己的精神無疑是可貴的。隻有具備了這種精神，才能更易於與人精誠合作，共成天下大事。
立世大智慧
建功業寫文章都離不開倔強，否則，柔靡二字一事無成。孟子所講的至剛，孔子所講的貞固，都要靠倔強養成。我們兄弟都繼承母親的性格頗多，好處也正在倔強。如果能製住怒氣以保養身體，保持倔強以砥勵誌向，就會前途無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