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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艱難的軍備控製談判
1968年，美國開始研製多彈頭分導運載工具（簡稱MIRVs）。這種武器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對於美國的安全是極其有害的，因為它能在對方防禦係統運轉之前給予先發製人的打擊。因此，此項研究遭到國會、學術界、甚至軍備控製與裁軍署署長傑勒德·史密斯的反對。
尼克鬆對此事毫無興趣，一切悉聽基辛格的建議。基辛格為了不過分得罪五角大樓，沒有把MIRVs列入軍備控製計劃。
1970年4月，在維也納開始了第一輪軍備控製談判。史密斯提出全麵禁止試製、生產和部署MIRVs，遭到基辛格的拒絕。基辛格傾向於雙方擁有一個反彈道導彈係統（簡稱ABM），用以保護首都，對於進攻性導彈實行封鎖，對於MIRVs則無限製。
就像棋手抓住了對方未受保護的王後，蘇聯以史無前例的速度接受了這些建議。基辛格過後才發現自己犯了大錯：美國公眾決不會同意用價格昂貴的ABM去保護隻有政客和官僚的華盛頓特區，而蘇聯卻十分願意把他們的首都置於保護之下。基辛格隻得把來年的時間花在使美國擺脫這個困境的談判上。
接著，基辛格又犯了一個大錯。蘇聯大使多勃雷寧通過他們往常的幕後途徑問，美國喜歡一項限定性協議還是一項綜合性協議。所謂限定性協議是指包括限製ABM的協議，而綜合性協議則包括限製進攻性武器的一攬子計劃。基辛格根本沒搞清多勃雷寧的區別就貿然答應哪一種形式都合適。
隨後，多勃雷寧帶回來的是反限製ABM協議的建議，基辛格說他和尼克鬆答應考慮。
基辛格去征求在維也納的軍備控製與裁軍署署長傑勒德·史密斯的意見，史密斯立即回話說：“任何對美國ABM的限製，必須伴隨著對蘇聯進攻性武器的限製。ABM是我們最有力的談判籌碼。”
基辛格意識到史密斯是對的，但蘇聯已認為美國接受了他們的建議，基辛格一年的時間差不多又泡在收拾自己弄成的爛攤子上。
由於沒有禁止MIRVs，造成隨後15年的軍備控製的不穩定狀況，基辛格為此深感自責。
這期間，華盛頓對需要什麽樣的ABM爭論不休。國會讚成有一個保護導彈基地的ABM，政府讚成有一個保護各自首都的ABM（蘇聯人正求之不得）。令傑勒德·史密斯一行人感到恐懼的是，尼克鬆和基辛格又突然命令允許建立4個保護導彈基地的ABM。
蘇聯人立刻提出反對，他們清楚地知道這套係統不僅本身價格昂貴，並且養護、維修、報廢、更新是更大的資源浪費。多勃雷寧提醒基辛格，是美方提出在各自首都附近建一個ABM係統的，基辛格頗為尷尬。
於是，基辛格建議利用幕後途徑同時秘密地進行軍備控製和柏林問題的談判。蘇聯從1958年起就急於解決柏林問題，在這裏，基辛格又一次開始實施他的“連環套”理論，蘇聯要想得到他們需要的ABM協議，就必須把限製進攻性武器的條款加進去。如果他們應允，就會有柏林地位談判與之配套。以上條款又與其他協議息息相通——穀物交易、貿易額增加、科學交流——這都形成一個網絡，用來限製蘇聯的冒險主義，迫使它在越南問題上有所幫助，最終導致永久的緩和。基辛格在1971年這一年創造的連環套比1969年尼克鬆在軍備控製和越南問題之間構造的連環套成功得多，也周密得多。
為了建立柏林幕後途徑，基辛格邀請西德總理的國家安全顧問訪問美國。為了不驚動國務院，他安排西德的國家安全顧問巴赫去觀看“阿波羅14號”登月飛船上天。他倆在一架軍用噴氣飛機上進行秘密磋商，為了避人耳目，基辛格還邀請演員道格拉斯與他們同機旅行，而道格拉斯則在飛機後艙呼呼睡大覺來打發時間。
1971年5月上旬，基辛格與多勃雷寧達成幕後途徑協議，同意在ABM協定中重新考慮限製相關的進攻性武器。
在維也納的傑勒德·史密斯聽到他的蘇聯談判對手願意就同時限製ABM和進攻性武器進行談判時非常高興，他認為這是送給他57歲生日的生日禮物。但因為史密斯對幕後途徑的協議毫不知情，所以他的談判協議在細節上不如基辛格與多勃雷寧達成的好。顯然，維也納的蘇聯談判官員比史密斯占優勢，因為他知道他的人在華盛頓做些什麽。
基辛格怒氣衝衝地找到多勃雷寧，譴責蘇聯利用美方兩個談判途徑的不和從中漁利，並警告最終說了算的是白宮途徑。幾日後，多勃雷寧帶回來基辛格能夠接受的條款。1971年5月20日，尼克鬆和勃列日涅夫聯合宣布了這項協定。
基辛格稱這項協定是軍備控製談判的“突破”，其實他僅僅又回到一年前的狀態。
尼克鬆讓霍爾德曼去向羅傑斯解釋，這項協定的達成是因為突然接到勃列日涅夫的一封信的緣故。其實作為國務卿，羅傑斯有權查閱這封並不存在的信。
武器談判專家史密斯對基辛格的做法表示寬容，但不欣賞，而且他很快就發現了基辛格因不同專家、同僚商議而犯下的又一個錯誤。
這種幕後途徑可以使基辛格在處理事情時避開來自國會和公眾的壓力，但這種權力集中正好是美國憲法規定的三權分立製度所要阻止的。當然，幕後途徑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柏林協定和軍備控製協定雖然不是盡善盡美，但它們是國務院永遠無法達成的。“這對官僚機構來說是不正當的，但管用。應當以它們的成就來衡量事情本身。”基辛格這樣認為。
就個人而言，幕後途徑使基辛格不僅成為國家最高戰略家，而且成為首席外交家。
2“管子工”和停火協議
“為亨利·基辛格幹杯。”查理·科爾森舉杯為基辛格達到的突破性的軍備控製協議祝賀道。尼克鬆舉起了他的威士忌，霍爾德曼和國內事務助理埃爾希曼舉起了他們的薑麥酒。基辛格微笑著連聲道謝。
他們一行五人乘“紅杉”號快艇沿波托馬克河遊覽了一圈，以肅立的姿勢從弗農山的國旗旁邊駛過，隨後靠岸吃飯。
尼克鬆把領帶塞進襯衫裏，一邊大嚼牛排和玉米，一邊大談與蘇聯的緩和和越南的和平前景，這是他最神采飛揚的時刻：在品嚐著優質勃艮弟葡萄酒的同時就外交事務高談闊論。突然，他轉向科爾森，“你能搞到一架SST飛機讓我飛往中國嗎？”
基辛格臉都白了。中國問題在他眼裏屬於絕密。“放鬆點，放鬆點”，尼克鬆說，“如果你的班子裏那些自由派不停地向《紐約時代》雜誌泄露消息，我哪兒也不去。”那種典型的尼克鬆式的神經質微笑從他臉上一閃而過，他又恢複到一個陰鷙的政客。
“哪一天我們抓到他們，我們要把他們摁倒在地，狠狠地踩上幾腳，把他們揍扁。”尼克鬆說。
基辛格點點頭，擠出一絲微笑。
這就是當最大的泄密事件出現時，白宮上空籠罩著的政治氣候。
1971年6月13日，《紐約時報》連載了丹尼爾·艾爾斯柏格提供的《五角大樓文件》43卷有關肯尼迪和約翰遜時代美國入侵越南的國務院調查報告。
基辛格得知此事後，暴怒的程度超出了已習慣於看他發火的人的想象。“如果不是亨利的煽動，”埃爾希曼說，“總統和我們都認為這些文件反映的是林頓·約翰遜的問題，而不是我們的。”
“這會破壞我們指導外交政策的能力，”基辛格來回踱著步，揮舞著胳膊吼道，“沒有一個外國政府會再信任我們，我們還不如把這些文件拱手送給蘇聯人，然後萬事不管。”
基辛格對此事的關切有一定的道理，但叫他發火的原因主要是因為泄密來自艾爾斯柏格——他的朋友和顧問。尼克鬆把基辛格跟艾爾斯柏格聯係到一起，把他歸入基辛格班子裏霍爾珀林之流的自由派叛徒，這使得基辛格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脅，不由得勃然大怒。
《五角大樓文件》的泄密實際上沒有基辛格想象的具有那麽大的危害性。但基辛格的大驚小怪誘發了尼克鬆的歇斯底裏，結果一個月後，白宮出現了一個新部門——管子工，專門從事堵漏工作。
埃爾希曼命自己的手下埃吉爾·克羅管理這個部門，然後從基辛格班子裏抽調了戴維·揚。
戴維·揚是位牛津大學出身的律師，基辛格的秘書，因與黑格發生齟齬而要求調離，埃爾希曼分派他做這項工作。當埃爾希曼把調離戴維·揚一事通知基辛格時，基辛格抗議道任何人都不得不經過他去挖他的人，但他隻是例行公事地發發牢騷，根本也不再過問戴維·揚的新工作是什麽。
“管子工”專門入室搜查泄密來源。科爾森、霍爾德曼、埃爾希曼這三位在水門事件中受到指控的人一致聲稱，基辛格對這個部門的形成負有責任。平心而論，基辛格與他們有著本質上的區別，他從未簽署過非法入室搜查的命令，也從未試圖掩蓋這些非法行為。
基辛格對《五角大樓文件》的泄露如此驚驚咋咋的是因為與北越的和談已到了關鍵時刻。1971年5月31日，基辛格在巴黎與春水會晤時，最終提出美國單方麵從越南撤軍。
“這項建議是為了讓我們擺脫令人不勝其煩的雙邊撤軍要求，因為實際上我們已經在單方麵撤軍了。”基辛格回憶道。
同時，美國方麵則要求河內同意在整個印度支那實行停火，並放棄推翻阮文紹的企圖。
美國作出了明顯的讓步。基辛格的越南問題專家擔心北越軍隊留在南越戰爭注定將會繼續下去。基辛格表示理解，但堅持這項讓步。“我們需要達成協議。”他說。
以基辛格特有的風格，他無論在公開場合還是在通知南越政府時都對這項讓步含糊其辭。因而到1972年10月這筆交易正式成交後，阮文紹陷入極度的震驚和憤怒之中。
北越知道妥協的程度嗎？答案是立刻。春水發瘋似地記著筆記。會上充滿著一種希望的騷動，黎德壽也離開河內前往巴黎。
但北越對這項建議還未做好心理準備。打了兩年的仗，他們不推翻南越政府是不會同意停火協定的。
§§第十一章 輝煌的突破
尼克鬆對此事毫無興趣，一切悉聽基辛格的建議。基辛格為了不過分得罪五角大樓，沒有把MIRVs列入軍備控製計劃。
1970年4月，在維也納開始了第一輪軍備控製談判。史密斯提出全麵禁止試製、生產和部署MIRVs，遭到基辛格的拒絕。基辛格傾向於雙方擁有一個反彈道導彈係統（簡稱ABM），用以保護首都，對於進攻性導彈實行封鎖，對於MIRVs則無限製。
就像棋手抓住了對方未受保護的王後，蘇聯以史無前例的速度接受了這些建議。基辛格過後才發現自己犯了大錯：美國公眾決不會同意用價格昂貴的ABM去保護隻有政客和官僚的華盛頓特區，而蘇聯卻十分願意把他們的首都置於保護之下。基辛格隻得把來年的時間花在使美國擺脫這個困境的談判上。
接著，基辛格又犯了一個大錯。蘇聯大使多勃雷寧通過他們往常的幕後途徑問，美國喜歡一項限定性協議還是一項綜合性協議。所謂限定性協議是指包括限製ABM的協議，而綜合性協議則包括限製進攻性武器的一攬子計劃。基辛格根本沒搞清多勃雷寧的區別就貿然答應哪一種形式都合適。
隨後，多勃雷寧帶回來的是反限製ABM協議的建議，基辛格說他和尼克鬆答應考慮。
基辛格去征求在維也納的軍備控製與裁軍署署長傑勒德·史密斯的意見，史密斯立即回話說：“任何對美國ABM的限製，必須伴隨著對蘇聯進攻性武器的限製。ABM是我們最有力的談判籌碼。”
基辛格意識到史密斯是對的，但蘇聯已認為美國接受了他們的建議，基辛格一年的時間差不多又泡在收拾自己弄成的爛攤子上。
由於沒有禁止MIRVs，造成隨後15年的軍備控製的不穩定狀況，基辛格為此深感自責。
這期間，華盛頓對需要什麽樣的ABM爭論不休。國會讚成有一個保護導彈基地的ABM，政府讚成有一個保護各自首都的ABM（蘇聯人正求之不得）。令傑勒德·史密斯一行人感到恐懼的是，尼克鬆和基辛格又突然命令允許建立4個保護導彈基地的ABM。
蘇聯人立刻提出反對，他們清楚地知道這套係統不僅本身價格昂貴，並且養護、維修、報廢、更新是更大的資源浪費。多勃雷寧提醒基辛格，是美方提出在各自首都附近建一個ABM係統的，基辛格頗為尷尬。
於是，基辛格建議利用幕後途徑同時秘密地進行軍備控製和柏林問題的談判。蘇聯從1958年起就急於解決柏林問題，在這裏，基辛格又一次開始實施他的“連環套”理論，蘇聯要想得到他們需要的ABM協議，就必須把限製進攻性武器的條款加進去。如果他們應允，就會有柏林地位談判與之配套。以上條款又與其他協議息息相通——穀物交易、貿易額增加、科學交流——這都形成一個網絡，用來限製蘇聯的冒險主義，迫使它在越南問題上有所幫助，最終導致永久的緩和。基辛格在1971年這一年創造的連環套比1969年尼克鬆在軍備控製和越南問題之間構造的連環套成功得多，也周密得多。
為了建立柏林幕後途徑，基辛格邀請西德總理的國家安全顧問訪問美國。為了不驚動國務院，他安排西德的國家安全顧問巴赫去觀看“阿波羅14號”登月飛船上天。他倆在一架軍用噴氣飛機上進行秘密磋商，為了避人耳目，基辛格還邀請演員道格拉斯與他們同機旅行，而道格拉斯則在飛機後艙呼呼睡大覺來打發時間。
1971年5月上旬，基辛格與多勃雷寧達成幕後途徑協議，同意在ABM協定中重新考慮限製相關的進攻性武器。
在維也納的傑勒德·史密斯聽到他的蘇聯談判對手願意就同時限製ABM和進攻性武器進行談判時非常高興，他認為這是送給他57歲生日的生日禮物。但因為史密斯對幕後途徑的協議毫不知情，所以他的談判協議在細節上不如基辛格與多勃雷寧達成的好。顯然，維也納的蘇聯談判官員比史密斯占優勢，因為他知道他的人在華盛頓做些什麽。
基辛格怒氣衝衝地找到多勃雷寧，譴責蘇聯利用美方兩個談判途徑的不和從中漁利，並警告最終說了算的是白宮途徑。幾日後，多勃雷寧帶回來基辛格能夠接受的條款。1971年5月20日，尼克鬆和勃列日涅夫聯合宣布了這項協定。
基辛格稱這項協定是軍備控製談判的“突破”，其實他僅僅又回到一年前的狀態。
尼克鬆讓霍爾德曼去向羅傑斯解釋，這項協定的達成是因為突然接到勃列日涅夫的一封信的緣故。其實作為國務卿，羅傑斯有權查閱這封並不存在的信。
武器談判專家史密斯對基辛格的做法表示寬容，但不欣賞，而且他很快就發現了基辛格因不同專家、同僚商議而犯下的又一個錯誤。
這種幕後途徑可以使基辛格在處理事情時避開來自國會和公眾的壓力，但這種權力集中正好是美國憲法規定的三權分立製度所要阻止的。當然，幕後途徑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柏林協定和軍備控製協定雖然不是盡善盡美，但它們是國務院永遠無法達成的。“這對官僚機構來說是不正當的，但管用。應當以它們的成就來衡量事情本身。”基辛格這樣認為。
就個人而言，幕後途徑使基辛格不僅成為國家最高戰略家，而且成為首席外交家。
2“管子工”和停火協議
“為亨利·基辛格幹杯。”查理·科爾森舉杯為基辛格達到的突破性的軍備控製協議祝賀道。尼克鬆舉起了他的威士忌，霍爾德曼和國內事務助理埃爾希曼舉起了他們的薑麥酒。基辛格微笑著連聲道謝。
他們一行五人乘“紅杉”號快艇沿波托馬克河遊覽了一圈，以肅立的姿勢從弗農山的國旗旁邊駛過，隨後靠岸吃飯。
尼克鬆把領帶塞進襯衫裏，一邊大嚼牛排和玉米，一邊大談與蘇聯的緩和和越南的和平前景，這是他最神采飛揚的時刻：在品嚐著優質勃艮弟葡萄酒的同時就外交事務高談闊論。突然，他轉向科爾森，“你能搞到一架SST飛機讓我飛往中國嗎？”
基辛格臉都白了。中國問題在他眼裏屬於絕密。“放鬆點，放鬆點”，尼克鬆說，“如果你的班子裏那些自由派不停地向《紐約時代》雜誌泄露消息，我哪兒也不去。”那種典型的尼克鬆式的神經質微笑從他臉上一閃而過，他又恢複到一個陰鷙的政客。
“哪一天我們抓到他們，我們要把他們摁倒在地，狠狠地踩上幾腳，把他們揍扁。”尼克鬆說。
基辛格點點頭，擠出一絲微笑。
這就是當最大的泄密事件出現時，白宮上空籠罩著的政治氣候。
1971年6月13日，《紐約時報》連載了丹尼爾·艾爾斯柏格提供的《五角大樓文件》43卷有關肯尼迪和約翰遜時代美國入侵越南的國務院調查報告。
基辛格得知此事後，暴怒的程度超出了已習慣於看他發火的人的想象。“如果不是亨利的煽動，”埃爾希曼說，“總統和我們都認為這些文件反映的是林頓·約翰遜的問題，而不是我們的。”
“這會破壞我們指導外交政策的能力，”基辛格來回踱著步，揮舞著胳膊吼道，“沒有一個外國政府會再信任我們，我們還不如把這些文件拱手送給蘇聯人，然後萬事不管。”
基辛格對此事的關切有一定的道理，但叫他發火的原因主要是因為泄密來自艾爾斯柏格——他的朋友和顧問。尼克鬆把基辛格跟艾爾斯柏格聯係到一起，把他歸入基辛格班子裏霍爾珀林之流的自由派叛徒，這使得基辛格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脅，不由得勃然大怒。
《五角大樓文件》的泄密實際上沒有基辛格想象的具有那麽大的危害性。但基辛格的大驚小怪誘發了尼克鬆的歇斯底裏，結果一個月後，白宮出現了一個新部門——管子工，專門從事堵漏工作。
埃爾希曼命自己的手下埃吉爾·克羅管理這個部門，然後從基辛格班子裏抽調了戴維·揚。
戴維·揚是位牛津大學出身的律師，基辛格的秘書，因與黑格發生齟齬而要求調離，埃爾希曼分派他做這項工作。當埃爾希曼把調離戴維·揚一事通知基辛格時，基辛格抗議道任何人都不得不經過他去挖他的人，但他隻是例行公事地發發牢騷，根本也不再過問戴維·揚的新工作是什麽。
“管子工”專門入室搜查泄密來源。科爾森、霍爾德曼、埃爾希曼這三位在水門事件中受到指控的人一致聲稱，基辛格對這個部門的形成負有責任。平心而論，基辛格與他們有著本質上的區別，他從未簽署過非法入室搜查的命令，也從未試圖掩蓋這些非法行為。
基辛格對《五角大樓文件》的泄露如此驚驚咋咋的是因為與北越的和談已到了關鍵時刻。1971年5月31日，基辛格在巴黎與春水會晤時，最終提出美國單方麵從越南撤軍。
“這項建議是為了讓我們擺脫令人不勝其煩的雙邊撤軍要求，因為實際上我們已經在單方麵撤軍了。”基辛格回憶道。
同時，美國方麵則要求河內同意在整個印度支那實行停火，並放棄推翻阮文紹的企圖。
美國作出了明顯的讓步。基辛格的越南問題專家擔心北越軍隊留在南越戰爭注定將會繼續下去。基辛格表示理解，但堅持這項讓步。“我們需要達成協議。”他說。
以基辛格特有的風格，他無論在公開場合還是在通知南越政府時都對這項讓步含糊其辭。因而到1972年10月這筆交易正式成交後，阮文紹陷入極度的震驚和憤怒之中。
北越知道妥協的程度嗎？答案是立刻。春水發瘋似地記著筆記。會上充滿著一種希望的騷動，黎德壽也離開河內前往巴黎。
但北越對這項建議還未做好心理準備。打了兩年的仗，他們不推翻南越政府是不會同意停火協定的。
§§第十一章 輝煌的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