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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走馬上任定國策
理查德·尼克鬆在一片亂哄哄的氣氛中登上國會大廈的台階，開始就職典禮。那是1969年1月20日。
秘書們應基辛格的要求，在每個高級官員的桌上放上三個決議備忘錄——NSDM1（國家安全委員會決議備忘錄），NS-DM2，NSDM3——這標誌著權力已集中到國家安全委員會手裏。
下午，當尼克鬆和國務卿羅傑斯在白宮前麵注視參加就職典禮的遊行隊伍經過時，基辛格已經起草了將發往美國駐外大使館的電報。就在這時，他突然意識到他需要使用國務院的通訊設施，他越過草坪來到觀禮台，性格溫和的羅傑斯微笑地為這位工作勤奮的總統助理簽了字。
基辛格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又為尼克鬆起草發往從勃列日涅夫到戴高樂的各國首腦的私人信件。尼克鬆知道國務院要花四個星期才寫得出他想要表達的意思，並且還會弄成一鍋粥，因而他壓根兒就不打算讓國務院知道這些信的存在。這是尼克鬆和基辛格第一次背著羅傑斯搞的官方性的秘密行動。此後，基辛格開始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幕後渠道。
尼克鬆就任伊始，就繼承了美國外交的四大錯誤路線。
第一，進退兩難的越南戰爭。
此刻，已有31 000名美國軍人死在那塊遠離華盛頓的地方。美國發起這場戰爭是因為它認為北越的行為是中國—蘇聯擴張主義的體現。但到了1969年，顯而易見，這實際上隻是對北越共產黨獨立民族主義的誤解，也是對中蘇關係的誤解。
第二，排斥占地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
美國受到堅如磐石的共產主義堡壘的威脅。這一觀點已經過時。從1960年開始，中國開展批判蘇聯“修正主義”的運動，蘇聯從中國撤走專家，停止提供援助，老的邊境爭端出現，美國麵臨著操縱均衡勢力的挑戰和機會，而尼克鬆的前任並未意識到這點。
第三，美蘇之間對雙方利益都沒有好處的軍備競賽的升級。
第四，因為美國的無能而使美國與中東的關係陷入僵局。1967年，“六五戰爭”之後，華盛頓對阿拉伯國家的影響力減退而蘇聯的影響力隨之增加。埃及和敘利亞成為蘇聯的夥伴。
尼克鬆和基辛格開始著手處理這四個方麵的問題，有時他們做得很出色，有時卻弄得一團糟。不管他們幹得如何，他們采取了一種新的處理美國事務的方法，即：愈來愈依賴於詭計、保密和幕後途徑，以此來避免遭到來自國會、公眾甚至內閣的反對。
尼克鬆和基辛格上任時，美國在越南駐紮了536 000名軍人。美國每星期的死亡人數高達200人，對美國納稅人造成的戰爭負擔達到每年30億美元，這相當於1990年的100億美元。
戰爭前景一片暗淡。
河內共產黨認為，根據1954年的日內瓦協議，越南是一個國家，把它分為兩個國家純粹是外來勢力強加給它的，先是法國，後是美國。華盛頓則認為這場戰爭是北方共產黨鄰國對南越主權國家的入侵，美國要製止北越占領南越，用五角大樓的文件措詞就是：“不讓中國人染指南越。”
盡管尼克鬆後來的行為與所說的相互抵觸，但他知道美國無法用軍事手段解決問題。“這場戰爭是打不贏的”，他對他的一位演說撰稿人說，“當然，我們不能這麽講。事實上我們應該正為說相反的話以取得某種談判優勢。”
基辛格在他的《外交事務》這本書中闡明了他對越南的觀點。這本書在他被任命正式宣布後得到廣泛的好評。
這本書一開頭就對美國策略進行了不客氣的批評。他提出了一個嶄新的觀點：“我們沒有看到遊擊戰爭的基本準則，遊擊隊沒輸就等於贏了，常規軍隊沒贏就等於輸了。”但基辛格又認為，美國不能斷然撤軍，原因是美國必須維護自己的信譽。這一觀點是基辛格越南思想體係的核心，也是他的全球戰略思想體係的中心部分。
基辛格的“信譽論”是建立在一個靠不住的前提上——美國撤軍的話，就會失去世界的尊敬。
為了保住美國的信譽，基辛格在他的《外交事務》一書中建議：美國可以直接與河內就軍事問題談判，如果從南越撤軍，釋放戰俘，西貢可以直接與民族解放陣線就政治問題談判，譬如南越的政府模式和聯合的可能性等等。
問題是共產黨不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是不會停止軍事鬥爭的。此後，基辛格也承認：“他們不是為了妥協而戰鬥40年的。”
基辛格上任後不久還做了一件事，他召集了一個政府軍事研究智囊團，專門就越南問題為政府提供可供選擇的建議。
經過認真研究，共產生了七項提案。提案Ⅰ，走了極端。準備通過軍事升級以求得談判勝利，這裏麵包括了對柬埔寨展開地麵、空中攻勢，轟炸北越及首都河內，在海防港布雷。提案Ⅵ，走了另一個極端。美國單方麵撤軍。這項提案被認為太鴿派化了，很快被基辛格否決。
這兩項提案之間，還有一些其他選擇方案，但沒有一項提案提出了這樣的建議：在軍事升級的同時，逐步撤軍，這看上去似乎太自相矛盾了，靠無限製轟炸和入侵柬埔寨來迫使河內就範；另一方麵進行穩步的單方麵撤軍。
這項美國政策的形成，主要起因於尼克鬆的“瘋人理論”，尼克鬆想使北越意識到他會不擇手段停止這場戰爭。
基辛格很快把這種“瘋人理論”為我所用。他急於要蘇聯明白，總統隨時都會采取強硬手段。對尼克鬆來說，這既有好處，也有不利之處。基辛格給人的印象是通情達理，他有意讓人知道他很難控製總統的戰爭衝動。
基辛格對盡快結束越南戰爭很有信心。“給我們六個月時間”，他對一群抗議者說，“到那時如果我們不能結束戰爭，你們可以回來拆掉白宮的欄杆。”
尼克鬆認為，蘇聯是解決越南爭端的關鍵。基辛格很快以自己的形式接受了這種想法，並由此而產生他稱之為“連環套原則”的方案：利用貿易和武器控製協議作為討價還價的手段，來迫使蘇聯減少對越南的援助，如果蘇美在越南這種局部戰爭中關係緊張化，想同時在武器控製方麵取得較大的進展是不現實的。
“連環套原則”是一項與基辛格智力相匹配的政策，他是一個善於把表麵不相幹的事物聯係起來的人，又是一個喜歡玩弄詭計的人，這一原則對他再合適不過了。
基辛格在就職典禮日把這項提案交給尼克鬆，總統立刻就同意了。蘇聯想盡快開始限製戰略武器談判，尼克鬆明確指出，如果蘇聯在越南問題上不給美國幫助的話，美國就不開始新一輪的談判。
大部分美國人不喜歡“連環套原則”。美國的官僚機構傾向於分工明確，而且就某個具體問題的解決情況來衡量其成效而不是把這個具體問題放到整體框架裏去衡量。
“連環套原則”很快被認為妨礙了武器控製談判及美蘇關係的改善。國務院是主要反對者。尼克鬆、基辛格不想改變初衷。基辛格又在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身上打主意，他把體現“連環套原則”的計劃交給多勃雷寧，並煞有介事地向他出示了尼克鬆親筆寫的談話要點，可多勃雷寧一直杳無音信。
盡管對方連答複的麵子都不給，到1969年6月，美國隻得宣布開始恢複武器控製談判。
對尼克鬆來說，旅行是他擔任總統期間最愉快的事。就職典禮後一個月，尼克鬆就出訪西歐。他的公開理由是在與蘇聯談判之前，廣泛征求盟國的意見。對基辛格來說，回到少年時代的大陸，回到已看不到昔日輝煌的出生地，難免給他現在的新地位增添了幾許酸楚。
這次旅行最引人注目的是對戴高樂的訪問。戴高樂曾因獨立於北約而惹惱了肯尼迪和約翰遜政府，在《麻煩的夥伴關係》這本書中，基辛格還曾為他辯護過。
戴高樂竭力鼓動對中國開放，“我認為不應該把他們孤立在自己的憤怒之中”，他說。尼克鬆閃爍其詞。
“10年後，如果中國取得重大核武器成果時，我們就別無選擇了，隻能同他們打交道。”尼克鬆說。
戴高樂回答道：“最好在你們不得不承認它之前這樣做。”
一顆種子就在此刻播下了。
最叫戴高樂感興趣的話題是蘇聯。他認為由於蘇聯對中國越來越神經質，它不可能同時分出力量來對付西方。接著，他用了一個後來成為尼克鬆—基辛格政策裏程碑的詞：“朝緩和方向努力是有意義的，你不準備製造戰爭的話就製造和平。”
對於基辛格來說，歐洲之行的重要性在於確立自己的地位。工作一個月以來，他還沒有與總統建立私交，他們仍以備忘錄和會議的形式交換意見。為了把權力從官僚機構手裏奪過來，在旅行中，基辛格把大量時間花在建立自己的威望上。
在一次走下飛機時，基辛格恐懼地發現由於禮節問題，他不能隨侍在尼克鬆身邊，更糟的是，他雖然同辦公廳主任霍爾德曼一個級別，按字母順序，他卻排在霍爾德曼的後麵下飛機。霍爾德曼後來回憶道：“他告訴我，這會對他與外交官打交道的能力產生可怕的影響。”霍爾德曼微笑著讓他先行。
在比利時停留時，比利時人擺好了四張椅子，準備首相和外交大臣與地位相等的尼克鬆和國務卿羅傑斯會晤，但基辛格絲毫沒有退到另一個房間的意思，比利時人隻得再加上一把椅子給基辛格，又拉上另一位本國官員來湊數，以求雙方人數均衡。
秘書們應基辛格的要求，在每個高級官員的桌上放上三個決議備忘錄——NSDM1（國家安全委員會決議備忘錄），NS-DM2，NSDM3——這標誌著權力已集中到國家安全委員會手裏。
下午，當尼克鬆和國務卿羅傑斯在白宮前麵注視參加就職典禮的遊行隊伍經過時，基辛格已經起草了將發往美國駐外大使館的電報。就在這時，他突然意識到他需要使用國務院的通訊設施，他越過草坪來到觀禮台，性格溫和的羅傑斯微笑地為這位工作勤奮的總統助理簽了字。
基辛格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又為尼克鬆起草發往從勃列日涅夫到戴高樂的各國首腦的私人信件。尼克鬆知道國務院要花四個星期才寫得出他想要表達的意思，並且還會弄成一鍋粥，因而他壓根兒就不打算讓國務院知道這些信的存在。這是尼克鬆和基辛格第一次背著羅傑斯搞的官方性的秘密行動。此後，基辛格開始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幕後渠道。
尼克鬆就任伊始，就繼承了美國外交的四大錯誤路線。
第一，進退兩難的越南戰爭。
此刻，已有31 000名美國軍人死在那塊遠離華盛頓的地方。美國發起這場戰爭是因為它認為北越的行為是中國—蘇聯擴張主義的體現。但到了1969年，顯而易見，這實際上隻是對北越共產黨獨立民族主義的誤解，也是對中蘇關係的誤解。
第二，排斥占地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
美國受到堅如磐石的共產主義堡壘的威脅。這一觀點已經過時。從1960年開始，中國開展批判蘇聯“修正主義”的運動，蘇聯從中國撤走專家，停止提供援助，老的邊境爭端出現，美國麵臨著操縱均衡勢力的挑戰和機會，而尼克鬆的前任並未意識到這點。
第三，美蘇之間對雙方利益都沒有好處的軍備競賽的升級。
第四，因為美國的無能而使美國與中東的關係陷入僵局。1967年，“六五戰爭”之後，華盛頓對阿拉伯國家的影響力減退而蘇聯的影響力隨之增加。埃及和敘利亞成為蘇聯的夥伴。
尼克鬆和基辛格開始著手處理這四個方麵的問題，有時他們做得很出色，有時卻弄得一團糟。不管他們幹得如何，他們采取了一種新的處理美國事務的方法，即：愈來愈依賴於詭計、保密和幕後途徑，以此來避免遭到來自國會、公眾甚至內閣的反對。
尼克鬆和基辛格上任時，美國在越南駐紮了536 000名軍人。美國每星期的死亡人數高達200人，對美國納稅人造成的戰爭負擔達到每年30億美元，這相當於1990年的100億美元。
戰爭前景一片暗淡。
河內共產黨認為，根據1954年的日內瓦協議，越南是一個國家，把它分為兩個國家純粹是外來勢力強加給它的，先是法國，後是美國。華盛頓則認為這場戰爭是北方共產黨鄰國對南越主權國家的入侵，美國要製止北越占領南越，用五角大樓的文件措詞就是：“不讓中國人染指南越。”
盡管尼克鬆後來的行為與所說的相互抵觸，但他知道美國無法用軍事手段解決問題。“這場戰爭是打不贏的”，他對他的一位演說撰稿人說，“當然，我們不能這麽講。事實上我們應該正為說相反的話以取得某種談判優勢。”
基辛格在他的《外交事務》這本書中闡明了他對越南的觀點。這本書在他被任命正式宣布後得到廣泛的好評。
這本書一開頭就對美國策略進行了不客氣的批評。他提出了一個嶄新的觀點：“我們沒有看到遊擊戰爭的基本準則，遊擊隊沒輸就等於贏了，常規軍隊沒贏就等於輸了。”但基辛格又認為，美國不能斷然撤軍，原因是美國必須維護自己的信譽。這一觀點是基辛格越南思想體係的核心，也是他的全球戰略思想體係的中心部分。
基辛格的“信譽論”是建立在一個靠不住的前提上——美國撤軍的話，就會失去世界的尊敬。
為了保住美國的信譽，基辛格在他的《外交事務》一書中建議：美國可以直接與河內就軍事問題談判，如果從南越撤軍，釋放戰俘，西貢可以直接與民族解放陣線就政治問題談判，譬如南越的政府模式和聯合的可能性等等。
問題是共產黨不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是不會停止軍事鬥爭的。此後，基辛格也承認：“他們不是為了妥協而戰鬥40年的。”
基辛格上任後不久還做了一件事，他召集了一個政府軍事研究智囊團，專門就越南問題為政府提供可供選擇的建議。
經過認真研究，共產生了七項提案。提案Ⅰ，走了極端。準備通過軍事升級以求得談判勝利，這裏麵包括了對柬埔寨展開地麵、空中攻勢，轟炸北越及首都河內，在海防港布雷。提案Ⅵ，走了另一個極端。美國單方麵撤軍。這項提案被認為太鴿派化了，很快被基辛格否決。
這兩項提案之間，還有一些其他選擇方案，但沒有一項提案提出了這樣的建議：在軍事升級的同時，逐步撤軍，這看上去似乎太自相矛盾了，靠無限製轟炸和入侵柬埔寨來迫使河內就範；另一方麵進行穩步的單方麵撤軍。
這項美國政策的形成，主要起因於尼克鬆的“瘋人理論”，尼克鬆想使北越意識到他會不擇手段停止這場戰爭。
基辛格很快把這種“瘋人理論”為我所用。他急於要蘇聯明白，總統隨時都會采取強硬手段。對尼克鬆來說，這既有好處，也有不利之處。基辛格給人的印象是通情達理，他有意讓人知道他很難控製總統的戰爭衝動。
基辛格對盡快結束越南戰爭很有信心。“給我們六個月時間”，他對一群抗議者說，“到那時如果我們不能結束戰爭，你們可以回來拆掉白宮的欄杆。”
尼克鬆認為，蘇聯是解決越南爭端的關鍵。基辛格很快以自己的形式接受了這種想法，並由此而產生他稱之為“連環套原則”的方案：利用貿易和武器控製協議作為討價還價的手段，來迫使蘇聯減少對越南的援助，如果蘇美在越南這種局部戰爭中關係緊張化，想同時在武器控製方麵取得較大的進展是不現實的。
“連環套原則”是一項與基辛格智力相匹配的政策，他是一個善於把表麵不相幹的事物聯係起來的人，又是一個喜歡玩弄詭計的人，這一原則對他再合適不過了。
基辛格在就職典禮日把這項提案交給尼克鬆，總統立刻就同意了。蘇聯想盡快開始限製戰略武器談判，尼克鬆明確指出，如果蘇聯在越南問題上不給美國幫助的話，美國就不開始新一輪的談判。
大部分美國人不喜歡“連環套原則”。美國的官僚機構傾向於分工明確，而且就某個具體問題的解決情況來衡量其成效而不是把這個具體問題放到整體框架裏去衡量。
“連環套原則”很快被認為妨礙了武器控製談判及美蘇關係的改善。國務院是主要反對者。尼克鬆、基辛格不想改變初衷。基辛格又在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身上打主意，他把體現“連環套原則”的計劃交給多勃雷寧，並煞有介事地向他出示了尼克鬆親筆寫的談話要點，可多勃雷寧一直杳無音信。
盡管對方連答複的麵子都不給，到1969年6月，美國隻得宣布開始恢複武器控製談判。
對尼克鬆來說，旅行是他擔任總統期間最愉快的事。就職典禮後一個月，尼克鬆就出訪西歐。他的公開理由是在與蘇聯談判之前，廣泛征求盟國的意見。對基辛格來說，回到少年時代的大陸，回到已看不到昔日輝煌的出生地，難免給他現在的新地位增添了幾許酸楚。
這次旅行最引人注目的是對戴高樂的訪問。戴高樂曾因獨立於北約而惹惱了肯尼迪和約翰遜政府，在《麻煩的夥伴關係》這本書中，基辛格還曾為他辯護過。
戴高樂竭力鼓動對中國開放，“我認為不應該把他們孤立在自己的憤怒之中”，他說。尼克鬆閃爍其詞。
“10年後，如果中國取得重大核武器成果時，我們就別無選擇了，隻能同他們打交道。”尼克鬆說。
戴高樂回答道：“最好在你們不得不承認它之前這樣做。”
一顆種子就在此刻播下了。
最叫戴高樂感興趣的話題是蘇聯。他認為由於蘇聯對中國越來越神經質，它不可能同時分出力量來對付西方。接著，他用了一個後來成為尼克鬆—基辛格政策裏程碑的詞：“朝緩和方向努力是有意義的，你不準備製造戰爭的話就製造和平。”
對於基辛格來說，歐洲之行的重要性在於確立自己的地位。工作一個月以來，他還沒有與總統建立私交，他們仍以備忘錄和會議的形式交換意見。為了把權力從官僚機構手裏奪過來，在旅行中，基辛格把大量時間花在建立自己的威望上。
在一次走下飛機時，基辛格恐懼地發現由於禮節問題，他不能隨侍在尼克鬆身邊，更糟的是，他雖然同辦公廳主任霍爾德曼一個級別，按字母順序，他卻排在霍爾德曼的後麵下飛機。霍爾德曼後來回憶道：“他告訴我，這會對他與外交官打交道的能力產生可怕的影響。”霍爾德曼微笑著讓他先行。
在比利時停留時，比利時人擺好了四張椅子，準備首相和外交大臣與地位相等的尼克鬆和國務卿羅傑斯會晤，但基辛格絲毫沒有退到另一個房間的意思，比利時人隻得再加上一把椅子給基辛格，又拉上另一位本國官員來湊數，以求雙方人數均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