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世界的百位名人

第七十一章 存在主義的代表人物——薩特

　　讓·保爾·薩特（1905—1980）出生於巴黎。他的父親是海軍軍官，母親是法國東部洛林地區人，一位賢惠善良的家庭主婦。薩特出世的第二年，父親就因染亞洲熱病去世。母親既無職業又無錢財，隻得帶著剛滿一歲的薩特投奔住在巴黎郊區的外祖父。從此，他就生活在“一個老人（外祖父）和兩個女人（外祖母和母親）中間”。

　　父親的早逝無疑是薩特童年最重大的事件，也可以說是造成那“不可逾越的偏見”的極重要的因素。沒有父親，使他從來沒有一般孩子所擁有的“父親——上帝”的觀念，也就是說，沒有人真正管束過他。他絕少與外邊的孩子交往，在家裏母親與外祖父又像寵愛天使一樣地寵愛他，因而他無人管束地生活著。1917年薩特的母親改嫁給一個畢業於巴黎高等綜合理工學校的煤礦工程師。薩特不喜歡這個“循規蹈矩”的人，在心理與教養上都與他格格不入。薩特曾一度隨母親與繼父到法國西部羅舍爾港口城市住了幾年，也曾努力地想改善與繼父的關係，但沒有成功。為了能從這“孤獨”、“多餘”的感情中走出來，證明自己存在的意義，薩特找到了自己惟一可親可近的朋友——書。還在目不識丁的時候，他就愛上了身為德文教授的外祖父的藏書，與書結下了不解之緣，書成為他可以交流思想情感的對象，與他靈魂相通，使他得到心靈的慰藉。“我發現了我的宗教。對我來說，沒有比書更重要的了……”；“由於需要證明我的存在的合理性，我把文學看作為一種絕對”。薩特在進高師以前，主要興趣是在文學方麵。書不斷地與他對話，他也不斷地把別人的詞語、句子和著作化為自己的。薩特讀書的目的是要與書對話，他寫書的目的則是要與讀者對話，是為了請求讀者也要對他揭示的世界負起責任來。

　　薩特在《詞語》中曾引用過法國作家夏多布裏昂的一段話：“我清楚地知道，我僅僅是一架寫書的機器。”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也是薩特形象的生動寫照。薩特的一生是作家的一生，是從未停止寫作的一生。童年時代造成的傾向使他成為一個把書視為心中的上帝、把寫作視為生命須臾不可離身的第一需要的“純粹”知識分子：以筆作為與外界交流的惟一工具，終生以寫作為職業。他給我們留下了浩繁的著作。兩部各為700多頁的哲學巨著：《存在與虛無》、《辯證理性批判》，一部三部曲的長篇小說，一部中篇，一個短篇小說集，十多部劇本，大量的文學、政治評論（後來匯集成十集《處境》評論集）以及長篇評論、自傳等。他的著作總計超過了1.5萬多頁！正如他自己所說：“我的生命是從書中開始的，它也必將以書而告結束。”“我寫作，故我存在。”

　　1922年，薩特順利通過了中學會考。在巴黎路易大帝中學文科預備班寫作《綿延的意識》論文過程中，薩特萌發了對哲學的巨大興趣，認識到哲學可以使人認識真理，也就是從這時候起，年輕的薩特決心以哲學為自己的終生事業。1924年他以第七名的優異成績邁進巴黎高等師範學校的大門，專門從事哲學研究。也正是在高師，薩特結識了自己的終生伴侶西蒙娜·德·波伏瓦，雖然他們從沒履行過結婚手續，但他們相濡以沫，共同生活了50年，無論在哲學觀點上還是社會政治活動中，波伏瓦都堅定地、盡可能地支持薩特。

　　高師畢業以後，薩特經過18個月的服兵役生活，1931年來到法國西部港口城市勒阿弗爾中學任哲學教師，正式開創自己新的哲學道路。1933年9月，薩特獲得一筆獎學金，奔赴德國柏林法蘭西學院，專攻胡塞爾的現象學和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他認真閱讀胡塞爾的著作，特別研究了他的意向性理論，他還係統地研讀了舍勒、雅斯貝爾斯的作品。在法蘭西學院的學習為薩特存在主義哲學體係的形成奠定了理論基礎。1934年回國後，薩特陸續發表了第一批哲學著作：《論想象》（1936年）、《自我的超越性》（1937年）、《情緒理論初探》（1939年）、《胡塞爾現象學的一個基本觀念：“意向性”》（1939年）。在這些著作中，薩特運用現象學的方法研究意識、情緒、想象、自我等問題，這些著作為《存在與虛無》的完成作了充分的理論準備。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薩特的思想發生了重要的轉折，他不再滿足於一種心理上的內在的自由，不再滿足於用現象學的方法去解釋現實，而是強烈地渴求一種“介入”的自由，就是一種深入到現實中去的自由。1939年9月，他在法國洛林地區應征入伍。1940年6月21日，正值35周歲生日之際，薩特在洛林被俘，關押在歐洲水晶之都的巴卡拉。後轉入德軍特萊弗D12集中營。在集中營裏，薩特體驗到了個人在集團中的特殊情感，一方麵，他感到自己是屬於一群人的，他人對“我”來講是不可缺少的；另一方麵，他更多地體驗到一種在別人目光威逼下的痛苦，一種群居中的孤獨。薩特哲學中有關“他人”的思想就是與他在集中營裏的這種體驗密不可分的。1941年薩特獲釋，回到巴黎，擔任巴斯德中學的哲學教師。這一年的秋天，哲學巨著《存在與虛無》出版發行。這部巨著標誌著薩特無神論存在主義哲學體係基本形成。這本書在大戰期間得以發表更有其特殊的影響，特別是書中的自由觀點，號召人們衝破枷鎖，起來反抗，在抵抗運動中起了積極作用。

　　二次大戰結束以後，人們心靈上的創傷尚未平複，他們失去了對未來的希望，對社會和他人的信任，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薩特及其朋友們的思想及活動引起了人們的關注。1945年，他與波伏瓦等人主編的《現代》創刊，成為存在主義的重要論壇。小資產階級群眾，特別是中小知識分子由衷地歡迎薩特提供的這一非傳統思想。“存在主義”一詞不脛而走，人們到處談論存在主義，它在法國一直風行了10多年，成為戰後法國乃至西歐最有影響的哲學流派，薩特本人則被視為法國存在主義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20年代末，還是在高師學習階段，薩特就開始接觸到馬克思主義。在以後漫長的哲學生涯中，他研讀過馬克思主義著作，曾幾度與共產黨合作，卻又沒有間斷與共產黨的論爭。1960年薩特發表了另一哲學論著《辯證理性批判》，這部書是薩特哲學體係的進一步發展，也是薩特對馬克思主義進行研究的結果。薩特希望能把他的存在主義補充到馬克思主義中去，恢複人在馬克思主義中的地位。從這部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出薩特思想的轉變，他的目光更多地轉向曆史與社會。60年代末，巴黎爆發了“五月風暴”，這是大學生們反抗政府的運動。薩特支持學生們的行動。在他看來，“五月風暴”中學生們的造反不再意味著一種《存在與虛無》中的個體的自由，而是體現了《辯證理性批判》中的“融合集團”範圍內的自由。從某種意義上講，巴黎學生們的鬥爭實踐了《辯證理性批判》的某些觀點。1968年以後，薩特不再著述，而是積極投身於社會活動；1971年至1972年間，花費了10年心血的長篇論著《家庭白癡》三卷出版，這是薩特的最後一部長篇論著。

　　70年代以來，薩特步入人生暮年。他的身體狀況日趨惡化。1973年，雙目瀕於失明，無法再看書寫字了；生命的最後幾年，薩特雙目失明，行動不便，極少離開寓所。1980年，他的身體狀況十分糟糕，同年3月20日，薩特因肺氣腫發作被送進醫院，4月13日進入昏迷狀態。4月15日，奔波一生的存在主義的一代宗師薩特停止了呼吸。薩特的去世如同他的存在主義學說產生一樣，引起了巨大反響。薩特懷著希望，懷著對人的執著的愛，離開了這個世界。他留下的是視寫作為第一生命、60年如一日不懈地以筆為武器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為了實踐他的介入哲學，他義無反顧地投身於社會鬥爭中去，不斷地否定自己，也否定著他視為醜惡的外界。意大利小說家莫拉維亞說：“薩特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個幾乎是不朽的知識分子，因為他永不滿足，永不調和。”薩特是時代的見證人，他是法國一代知識分子的傑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