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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六章 眾說紛紜的經濟學家——馬爾薩斯
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1766—1834）是英國近代經濟學家，庸俗人口理論的先驅。他的《人口原理》（又譯《人口論》）成為近200年來社會科學領域中最有爭議的一部著作，他因此而聞名於世。
馬爾薩斯出身於英格蘭薩裏郡多肯鎮附近的一個地主家庭。他的祖上有的擔任過皇家醫生，有的是牧師，有的是軍官，在上流社會享有一定名望。他的父親丹尼爾·馬爾薩斯就讀於牛津大學，在思想上受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的影響，頗為激進。他同情法國革命，讚成社會改革，並力圖以這樣的思想教育他的兒子，但最終卻事與願違。
馬爾薩斯年幼時在家裏受教育，1784年進劍橋大學耶穌學院讀書。1788年畢業後，曾在家閑居，後又進劍橋大學深造，1791年獲文科碩士學位。1793年，他當選為耶穌學院院務委員會成員，1797年接受聖職，任牧師。
1798年，他匿名發表《人口原理》一書，提出他自己的人口理論。幾年以後，他對該書作了補充修改，以真名發表了第二版。兩版的主要區別是，第一版認為隻有增加死亡率才能抑製人口增長，第二版緩和了這一結論。主張通過降低出生率來控製人口增長。他在世時，該書又出了四版，其主體思想基本一致。
1804年，馬爾薩斯與哈裏特·埃克索爾結婚。次年，受聘為赫特福德郡黑利伯裏的東印度公司學院的曆史和政治經濟學教授。他在那裏一直居住到逝世。1811年，他結識著名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從此兩人成為密友。
任教期間，馬爾薩斯繼續研究政治經濟學，寫作和發表了一係列論著，其中主要有《政治經濟學原理》、《價值的尺度》、《政治經濟學定義》等。
1819年，馬爾薩斯當選為皇家學會會員，1821年成為政治經濟學俱樂部成員，1824年當選為皇家文學會的10名皇家會員之一。1834年，參與發起成立倫敦統計學會，1833年被選為法國倫理和政治科學院院士和柏林皇家科學院院士。1834年12月23日去世，葬於巴思的修道院教堂。
盡管馬爾薩斯的著述不少，但使他聲名遠播的主要還是《人口原理》一書。此前，他並未對人口問題作過專門研究。他的父親想把 英國社會改革家葛德文和法國改良論者孔多塞的著作介紹給兒子，而馬爾薩斯當時在政治上已變得相當保守，他反對葛德文和孔多塞的改良主張。父子在如何評價葛德文和孔多塞的著作問題上發生分歧，爭論不休。馬爾薩斯想到人口過剩問題，企圖以此作為反對社會改革和法國革命的論據。
馬爾薩斯寫作《人口原理》時，正值英國社會發生大變動的時期。18世紀下半葉開始的工業革命，推動城市第二、第三產業迅速發展，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下降，大批農民和農村手工業者背井離鄉，流入城市，使城市人口急劇增長。工廠大工業的興起使社會生產力迅猛發展，但因生產資料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廣大無產階級仍處於貧困狀態，購買力低下，遂發生周期性的生產過剩危機。每當危機到來時，便有大量工人被拋向街頭，成為“過剩人口”，失業人口的增加，使社會階級矛盾加劇，群眾運動日趨激烈，於是，人口和貧困問題引起社會愈來愈大的關注。
馬爾薩斯站在統治階級立場上，反對社會改革思潮，用臆造的人口規律來為現存的經濟製度辯護。他在《人口原理》一書中，以英國著名的社會思想家葛德文和法國啟蒙思想家孔多塞的社會改良主張作為辯論對象。他這本書的副標題就是“人口對未來進步的影響，兼評葛德文先生、孔多塞先生和其他著述家的推測”，這就清楚地表明，他是為抨擊當時流行的社會改革思潮而寫此書的。
馬爾薩斯從“食物為人類生存所必需”、“兩性間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幾乎會保持現狀”這兩條所謂“公理”出發，推斷出“人口的增殖力無限大於土地為生產生活資料的能力”，“人口若不受到抑製，便會以幾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資料卻僅僅以算術比率增加”，即人口按1、2、4、8、16、32……這樣的比率增加，而生活資料將按1、2、3、4、5、6……這樣的比率增加，300年以後，人口與生活資料的比將為4096比13.他把這說成是永恒的人口規律，而且還把這一人口規律的作用說成是“阻礙社會自我完善的不可克服的巨大困難”。馬爾薩斯同時指出，人口當然不會超過其幸存者所需要的最少食物供應量而無限製地增長，人口增殖是受到抑製的。他把這種抑製分為“預防性抑製”和“積極抑製”。預防性抑製是指因人本身的行為而減少出生人數的因素，如晚婚或不結婚；積極抑製是指有助於縮短人的壽命的因素，如戰爭、瘟疫、饑荒、艱苦的勞動和不衛生的住宿條件等。他站在基督教的立場上，反對避孕節育，而主張實行所謂“道德抑製”，即無力養育子女者不要結婚並嚴格遵守道德。
馬爾薩斯撇開一定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來談人口增殖問題，把人等同於原始狀態下的動物群落。實際情況卻是，婚姻、家庭、人口的增殖都是受一定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製約的，不同的生產方式有不同的人口規律，並沒有什麽永恒的人口規律。近200年的曆史證明，除了個別例外，生活資料的增長都快於人口增長。
資本主義國家的貧困狀況本來是因為存在不合理的財產占有和分配製度、廣大勞動群眾處於受剝削狀態的結果。可是馬爾薩斯卻把一切貧困和罪惡都歸因於人口增長速度高於生活資料的增長這一“永恒的自然規律”。他說，由於人口自然增長和食物自然增長不成比例，周期性的貧困“從有人類史以來一直存在，現在依然存在，而且除非人類的本性發生明顯的變化，否則還將永遠存在”。
馬爾薩斯在書中用大量的篇幅批評英國的濟貧法製度。他說，濟貧法使人口趨於增加，“窮人明知無法養家糊口，也要結婚”；濟貧法使糧價上漲和勞動力價格跌落，使勞動階級更加貧困；它還助長了窮人漫不經心和大手大腳的習氣。他主張“把沒有自立能力而陷於貧困看作是一種恥辱”，“一個不能養家糊口而結婚的勞動者，在某些方麵可說是他所有勞動夥伴的敵人”。他建議廢除教區法，給予農民行動自由，形成自由勞動市場；開發新地，發展農業，降低工資，為極端貧困的人設立濟貧院，凡進濟貧院的人，能工作的都要強製工作，生活條件應該比領取最低工資的人差。1834年，英國議會實際上接受了馬爾薩斯的建議，通過新濟貧法，取消濟貧院外的救濟。凡進濟貧院的人，為防止生孩子，夫妻須分室而住，吃的比監獄犯人還差，每天還要幹繁重的體力活，所以那時勞動人民把這種濟貧院稱為“窮人的巴士底獄”。窮人們對濟貧院望而生畏，被迫接受地主、資本家規定的雇傭條件。可見，馬爾薩斯的主張是為了滿足資本主義大工業對廉價勞動力的需要。
馬爾薩斯人口論提出以後，引起強烈反響，讚成者有之，但更多的人持批判態度。對該書的爭論一直持續到現在，在爭論中，人口學理論不斷發展。
盡管批評馬爾薩斯的人很多，但一直都有他的信徒。達爾文和凱恩斯也受到他的影響，達爾文把馬爾薩斯人口論的觀點引入進化論，認為種內鬥爭是生物進化的決定因素。凱恩斯則讚成人口按幾何級數增長的結論，把大量存在的失業人口歸因於人口增長過快。
在馬爾薩斯之後，產生了以F。普萊斯、R。卡萊爾等為代表的新馬爾薩斯主義，他們的基本觀點和馬爾薩斯一樣，把勞動群眾的失業和貧困歸因於人口增長超過生活資料的增長。不同之處僅在於新馬爾薩斯主義者反對禁欲和晚婚的主張，而是提倡通過避孕節製生育。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新馬爾薩斯主義更是泛濫，其支持者宣稱，“人口過剩是當前世界最大的危機”，“戰爭是人口壓力的結果”。有的人甚至鼓吹提高死亡率和通過戰爭來消滅“過剩人口”。他們的這些謬論主要是針對亞、非、拉國家的，說這些國家的“人口爆炸”不僅妨礙了本國的經濟發展，造成失業和貧困，而且給世界帶來威脅，他們企圖用這些謬論來掩蓋帝國主義大國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剝削、掠奪和壓迫。
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是反動的，但因他的著作而引發的長期爭論，促使人們重視人口問題，注意人口與經濟發展相協調的必要性，從這個意義上說，也有它積極的意義。
馬爾薩斯出身於英格蘭薩裏郡多肯鎮附近的一個地主家庭。他的祖上有的擔任過皇家醫生，有的是牧師，有的是軍官，在上流社會享有一定名望。他的父親丹尼爾·馬爾薩斯就讀於牛津大學，在思想上受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的影響，頗為激進。他同情法國革命，讚成社會改革，並力圖以這樣的思想教育他的兒子，但最終卻事與願違。
馬爾薩斯年幼時在家裏受教育，1784年進劍橋大學耶穌學院讀書。1788年畢業後，曾在家閑居，後又進劍橋大學深造，1791年獲文科碩士學位。1793年，他當選為耶穌學院院務委員會成員，1797年接受聖職，任牧師。
1798年，他匿名發表《人口原理》一書，提出他自己的人口理論。幾年以後，他對該書作了補充修改，以真名發表了第二版。兩版的主要區別是，第一版認為隻有增加死亡率才能抑製人口增長，第二版緩和了這一結論。主張通過降低出生率來控製人口增長。他在世時，該書又出了四版，其主體思想基本一致。
1804年，馬爾薩斯與哈裏特·埃克索爾結婚。次年，受聘為赫特福德郡黑利伯裏的東印度公司學院的曆史和政治經濟學教授。他在那裏一直居住到逝世。1811年，他結識著名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從此兩人成為密友。
任教期間，馬爾薩斯繼續研究政治經濟學，寫作和發表了一係列論著，其中主要有《政治經濟學原理》、《價值的尺度》、《政治經濟學定義》等。
1819年，馬爾薩斯當選為皇家學會會員，1821年成為政治經濟學俱樂部成員，1824年當選為皇家文學會的10名皇家會員之一。1834年，參與發起成立倫敦統計學會，1833年被選為法國倫理和政治科學院院士和柏林皇家科學院院士。1834年12月23日去世，葬於巴思的修道院教堂。
盡管馬爾薩斯的著述不少，但使他聲名遠播的主要還是《人口原理》一書。此前，他並未對人口問題作過專門研究。他的父親想把 英國社會改革家葛德文和法國改良論者孔多塞的著作介紹給兒子，而馬爾薩斯當時在政治上已變得相當保守，他反對葛德文和孔多塞的改良主張。父子在如何評價葛德文和孔多塞的著作問題上發生分歧，爭論不休。馬爾薩斯想到人口過剩問題，企圖以此作為反對社會改革和法國革命的論據。
馬爾薩斯寫作《人口原理》時，正值英國社會發生大變動的時期。18世紀下半葉開始的工業革命，推動城市第二、第三產業迅速發展，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下降，大批農民和農村手工業者背井離鄉，流入城市，使城市人口急劇增長。工廠大工業的興起使社會生產力迅猛發展，但因生產資料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廣大無產階級仍處於貧困狀態，購買力低下，遂發生周期性的生產過剩危機。每當危機到來時，便有大量工人被拋向街頭，成為“過剩人口”，失業人口的增加，使社會階級矛盾加劇，群眾運動日趨激烈，於是，人口和貧困問題引起社會愈來愈大的關注。
馬爾薩斯站在統治階級立場上，反對社會改革思潮，用臆造的人口規律來為現存的經濟製度辯護。他在《人口原理》一書中，以英國著名的社會思想家葛德文和法國啟蒙思想家孔多塞的社會改良主張作為辯論對象。他這本書的副標題就是“人口對未來進步的影響，兼評葛德文先生、孔多塞先生和其他著述家的推測”，這就清楚地表明，他是為抨擊當時流行的社會改革思潮而寫此書的。
馬爾薩斯從“食物為人類生存所必需”、“兩性間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幾乎會保持現狀”這兩條所謂“公理”出發，推斷出“人口的增殖力無限大於土地為生產生活資料的能力”，“人口若不受到抑製，便會以幾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資料卻僅僅以算術比率增加”，即人口按1、2、4、8、16、32……這樣的比率增加，而生活資料將按1、2、3、4、5、6……這樣的比率增加，300年以後，人口與生活資料的比將為4096比13.他把這說成是永恒的人口規律，而且還把這一人口規律的作用說成是“阻礙社會自我完善的不可克服的巨大困難”。馬爾薩斯同時指出，人口當然不會超過其幸存者所需要的最少食物供應量而無限製地增長，人口增殖是受到抑製的。他把這種抑製分為“預防性抑製”和“積極抑製”。預防性抑製是指因人本身的行為而減少出生人數的因素，如晚婚或不結婚；積極抑製是指有助於縮短人的壽命的因素，如戰爭、瘟疫、饑荒、艱苦的勞動和不衛生的住宿條件等。他站在基督教的立場上，反對避孕節育，而主張實行所謂“道德抑製”，即無力養育子女者不要結婚並嚴格遵守道德。
馬爾薩斯撇開一定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來談人口增殖問題，把人等同於原始狀態下的動物群落。實際情況卻是，婚姻、家庭、人口的增殖都是受一定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製約的，不同的生產方式有不同的人口規律，並沒有什麽永恒的人口規律。近200年的曆史證明，除了個別例外，生活資料的增長都快於人口增長。
資本主義國家的貧困狀況本來是因為存在不合理的財產占有和分配製度、廣大勞動群眾處於受剝削狀態的結果。可是馬爾薩斯卻把一切貧困和罪惡都歸因於人口增長速度高於生活資料的增長這一“永恒的自然規律”。他說，由於人口自然增長和食物自然增長不成比例，周期性的貧困“從有人類史以來一直存在，現在依然存在，而且除非人類的本性發生明顯的變化，否則還將永遠存在”。
馬爾薩斯在書中用大量的篇幅批評英國的濟貧法製度。他說，濟貧法使人口趨於增加，“窮人明知無法養家糊口，也要結婚”；濟貧法使糧價上漲和勞動力價格跌落，使勞動階級更加貧困；它還助長了窮人漫不經心和大手大腳的習氣。他主張“把沒有自立能力而陷於貧困看作是一種恥辱”，“一個不能養家糊口而結婚的勞動者，在某些方麵可說是他所有勞動夥伴的敵人”。他建議廢除教區法，給予農民行動自由，形成自由勞動市場；開發新地，發展農業，降低工資，為極端貧困的人設立濟貧院，凡進濟貧院的人，能工作的都要強製工作，生活條件應該比領取最低工資的人差。1834年，英國議會實際上接受了馬爾薩斯的建議，通過新濟貧法，取消濟貧院外的救濟。凡進濟貧院的人，為防止生孩子，夫妻須分室而住，吃的比監獄犯人還差，每天還要幹繁重的體力活，所以那時勞動人民把這種濟貧院稱為“窮人的巴士底獄”。窮人們對濟貧院望而生畏，被迫接受地主、資本家規定的雇傭條件。可見，馬爾薩斯的主張是為了滿足資本主義大工業對廉價勞動力的需要。
馬爾薩斯人口論提出以後，引起強烈反響，讚成者有之，但更多的人持批判態度。對該書的爭論一直持續到現在，在爭論中，人口學理論不斷發展。
盡管批評馬爾薩斯的人很多，但一直都有他的信徒。達爾文和凱恩斯也受到他的影響，達爾文把馬爾薩斯人口論的觀點引入進化論，認為種內鬥爭是生物進化的決定因素。凱恩斯則讚成人口按幾何級數增長的結論，把大量存在的失業人口歸因於人口增長過快。
在馬爾薩斯之後，產生了以F。普萊斯、R。卡萊爾等為代表的新馬爾薩斯主義，他們的基本觀點和馬爾薩斯一樣，把勞動群眾的失業和貧困歸因於人口增長超過生活資料的增長。不同之處僅在於新馬爾薩斯主義者反對禁欲和晚婚的主張，而是提倡通過避孕節製生育。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新馬爾薩斯主義更是泛濫，其支持者宣稱，“人口過剩是當前世界最大的危機”，“戰爭是人口壓力的結果”。有的人甚至鼓吹提高死亡率和通過戰爭來消滅“過剩人口”。他們的這些謬論主要是針對亞、非、拉國家的，說這些國家的“人口爆炸”不僅妨礙了本國的經濟發展，造成失業和貧困，而且給世界帶來威脅，他們企圖用這些謬論來掩蓋帝國主義大國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剝削、掠奪和壓迫。
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是反動的，但因他的著作而引發的長期爭論，促使人們重視人口問題，注意人口與經濟發展相協調的必要性，從這個意義上說，也有它積極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