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富家成長故事

第二節 跨越計劃多元戰略

　　從60年代開始，在製糖業稱雄後，郭鶴年借助世界和馬來亞經濟發展良機，靠與政府、工商界的融洽相處，全麵擴展他的經營領域。

　　郭鶴年並不僅僅滿足米糧業及食糖業的發展，他將糖業收入作為資本多線投資，開辟了新的戰場。創建馬來西亞膠合板廠、聯邦麵粉廠、拉曼錫礦公司；受馬來西亞政界與財經界之托，與他的知交共同組建國際船務公司。同時，郭鶴年敏銳地看到新加坡旅遊業的前景，酒店成了他傾心的“新寵”。不久他就建立起夢想中的世外桃源——香格裏拉。在創業期間，他也曾遇到過盛衰枯榮的危機，但他沉著應戰，巧施“金蟬脫殼”，終於迎來光明大道。

　　郭鶴年在甜蜜事業中建立起他人生的第一塊裏程碑。但是，他同前輩不同的是，不僅僅局限在這一行當裏打轉轉，就像欽字輩那樣終其一生還是銷售米糧、食糖。

　　郭鶴年在90年代接受記者采訪時袒露其生意經：生意沒有什麽秘密，經濟就是我們日常生活所用到、所需要的。經濟學是最簡單的事情。

　　如果說有什麽秘密的話，那便是郭鶴年自己所說的“我是拚命做”。

　　拚命做的結果便是，他把大部分資金投到糖業，喘過氣來，便以“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的態勢，轉向其他可望獲得回報的領域。

　　1960年，郭鶴年在柔佛州建立了馬來亞膠合板廠，生產三合板和膠合板。1965年，他又在MANGKIBOL設廠，擴大再生產。郭氏集團在板材方麵的產品通過新加坡貿易商出口到歐洲、美國、加拿大和東南亞。僅1976年，他就從4000公頃木材中獲利350萬馬元。

　　米糧，是郭家經營的老本行。1962年，郭鶴年創建了聯邦麵粉廠，其總部設在首都吉隆坡。1966年，設在巴生的麵粉廠投產。在70年代，郭氏兄弟集團在巴生和柔佛州擁有6個麵粉廠。這些麵粉廠的年產量約22萬噸，占當時馬來西亞麵粉市場的40%。

　　1982年，聯邦麵粉廠的股票在馬來西亞上市。過了5年，玻璃市種植有限公司收購了聯邦麵粉廠。

　　要做就做最好的，也許郭鶴年從事哪一項事業都堅持這一理念。眼下，聯邦麵粉廠是馬來西亞最大的麵粉廠，其產品以各種不同品牌供應給眾多的消費者，為麵食、麵包和餅幹製造業提供原料。

　　同時，聯邦麵粉廠還是馬來半島最大的飼料製造商，在北賴、哥打京那魯、巴生港、古晉等地擁有6家飼料廠。此外，它也擁有兩家大豆碾碎廠，以確保飼料的原料供應充裕。

　　錫礦業，是馬來西亞傳統支柱產業。郭鶴年在采礦業方麵擁有拉曼錫礦公司。該公司除了在霹靂州的仁丹采錫以外，在吉打州還擁有3571英畝的橡膠園。

　　龐大的產業，自然同資金息息相關。郭鶴年自然不會放過金融、保險業務。

　　1965年，馬來西亞政府成立了土著（裕民）銀行。郭鶴年受邀充任創辦董事之一。這家銀行是馬來西亞第二大銀行，其董事成員均為大馬政經兩界天皇巨星。

　　如執行董事為東古·拉沙裏，還有此後的達因。他們兩人先後成為馬來西亞的財政部長，執掌金庫的鑰匙。

　　郭鶴年曾與達因合作收購馬來西亞的法國銀行，並譯名為馬法銀行。

　　在保險業方麵，郭鶴年與商業夥伴曹文錦於1971年聯手創立了澄心保險（Jerneh）有限公司。其中股權分配以郭鶴年家族為主體，占50%，曹文錦15%，東京海洋及火險占25%，以及倫敦的湯姆士米勒占7.5%。

　　這家以吉隆坡為基地的保險公司，處理馬來西亞國際船務大部分的保險投保業務。

　　1969年8月，郭鶴年同時受到馬來西亞及新加坡政府的委托，出任馬新航空公司董事部主席。

　　在新馬的曆史上，一位私人企業界人士能夠獲得兩個國家的器重，並在一個幾近國家機構的大集團充當掌門人，如非本身的良好形象和麵麵俱圓的為人、大刀闊斧的處事方式，簡直難以想像。

　　在馬新航空有限公司董事部主席的虎皮椅上，郭鶴年並沒有盯在一些所謂高貴客人的身上，而關注到本身並沒有豪華的航機和酒店的普通旅客。盡管他們屬於未受關注的一群，但在整個旅遊業扮演著“鹽和胡椒”的角色，畢竟不可或缺。

　　郭鶴年從管理馬新航空有限公司中發現，旅遊業是環球性以及超越國界的，每一個國家都可以從中受惠。

　　他進而認識到，現代商業社會同農業社會最大不同的是，以前人們隻是耕種自己的田地，沒有雲遊四方的夢想；而商業社會的節奏加快，幾乎每一個人，包括鄉下人家都會夢想在他的有生之年出外旅遊，看看外麵世界的無奈與精彩。

　　而這種發展趨勢，特別當世界穩定和工商業飛速發展的時候，旅遊業必定繼續繁榮。航空公司便是這種大氣候的直接受益者。

　　由於航空公司本身的壟斷性質，其盈利是必然。郭鶴年認為，其實航空公司經營者不必做很多東西，以討好旅客，隻要隨時隨地付出一點誠意便足夠了。

　　在郭鶴年精心調教下，馬新航空有限公司的服務水準大為提高，效益也比以前可觀。到了1971年3月，郭鶴年考慮到馬新航空公司已走上正軌，而且由於馬新航空分家勢在必行，他大功告成，請準辭去主席職位。

　　當郭鶴年接掌馬新航空有限公司帥位之際，馬來西亞政界和財經界又醞釀把一個重任托付給這位被稱為大馬的“鬆下幸之助”和“亞科卡”了。

　　眾所周知，馬來西亞位於世界最大群島的馬來群島間。它的國土四周，便是浩浩波濤，渺渺雲霧。

　　獨立之後的馬來西亞第一個五年計劃，便致力於發展新興工業。它的經濟屬於出口型，許多貨物都需要海上運輸，而60、70年代之交，偌大的馬來西亞卻沒有自己的船隊，遠東航線一直被別的國家所壟斷。

　　當此之際，財富的代表不是酒店大王便是船王。擁有船隊或酒店便成了人們豔羨的對象。

　　對於雄心勃勃邁向工業化國家的馬來西亞，沒有自己的旗艦，於理於情都說不過去。

　　然而，組建一支具有國家性質的船隊，既需要雄厚的資金，也需要一個指揮若定的掌舵人——船務公司的老板。

　　沙場秋點兵，問誰來把舵？

　　馬來西亞首任財政部長、華人領袖陳修信是提出建立馬來西亞國際船務公司構想的第一人。他向大馬政府權力推薦：非郭鶴年莫屬。

　　算去算來，充當這一要職，郭鶴年無疑是一個適合的人選。

　　早在40年代末，郭鶴年在新加坡經營利克務公司時，除經營米糧等雜貨外，船務以及與此有關的配套設備也在其業務範疇之內。

　　而在當時，船務生意就像航行在寬闊無垠的海麵上，裝載的是貨物、陽光、希望和滾滾的財源。

　　這是一個群雄並起、爭分大餅的時代。在行內人看來，眼下正是航運業發展的黃金歲月，所有先行一步的船東無不賺得盆滿缽滿。

　　當然，從事任何行當，既要爭取未來盡可能多的收益，也要規避可能發生的風險，何況航運業的風險遠比其他行業高得多。比如，它受到戰爭、經濟榮衰等因素的製約，往往難以預測。

　　但是，權衡利弊，郭鶴年認為，無論前麵風波蘊藏著多少險惡，但駛往勝利的彼岸畢竟可以預期。

　　因為組建大馬船務國際有限公司是大馬朝野的共識，“背靠大樹好乘涼”嘛！

　　有一個資料來源說，大馬國際船務有限公司草創之際，繳足資本後隻有3馬元，直到1969年末，在大馬政府、朝聖基金局及私人認股後，資本才增至700萬馬元。

　　郭鶴年敢於應承組建大馬國際船務有限公司，還在於他找到一個絕佳的拍檔。

　　此人便是熟悉船務的曹文錦。後來，此君也成為雄霸一方的航運界巨子。

　　郭鶴年在若幹年後回憶這次合作時感慨萬千。他承認尋求策略性合夥人是他經商的成功要素之一。

　　他更舉例說，當他要進軍航運業時，連船頭和船尾都分不清，但是他知道丹斯裏曹文錦擁有豐富的航運業知識，因此就選擇他為合作夥伴。

　　論從事船務生涯，曹文錦同董浩雲、包玉剛難分軒輊。早在40年代末，從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不久的曹文錦便南下香港，並選擇了航運業。他挖掘的第一桶金，是在朝鮮戰爭期間靠一艘舊船運載大批化學物品、日用品、木材往大陸，並兼做進出口生意。

　　1953年，曹文錦就到馬來亞進行投資。初時，大馬政府以曹氏的生意同中國關係密切，拒絕了曹氏的申請。幸虧得到朋友的引薦，獲得大馬內政部長做擔保人，曹氏終於成功地在馬來亞設了第一家織布廠。

　　引薦的朋友是否為郭鶴年我們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當大馬政府要他組建國際船務公司時，曹氏已是他的知交。

　　有一天，郭鶴年與曹文錦在一家高雅清幽的茶館裏不期而遇。郭鶴年眼睛一亮，組建大馬國際船務於今看來，萬事俱備，隻欠東風。曹君的出現不也是一股東風嗎？

　　“來，來，曹君，飲茶飲茶。”郭鶴年熱情地招呼。

　　曹文錦難得在此碰到老友，便湊了過去。當郭鶴年端出籌建公司的計劃時，曹文錦猛一擊掌：“好！咱們合夥幹！”

　　於是，大馬國際船務有限公司便從構想走向實施階段。

　　郭鶴年以其驚人的魄力，招股籌資。由於郭氏事業有成，辦事牢靠，振臂一呼，頓時應者如雲，更兼大馬政府“銀彈支持”有言在先，資金問題當即敲定。在總共700萬馬元資本中，政府占了61%，郭鶴年家族占10%，曹文錦和日本公司各占若幹份額，其他資金則由私人籌集。

　　大馬國際船務有限公司成立，郭鶴年即出任董事主席，曹文錦則充任副主席。一文一武，如影相隨。一個在決策和人事上擔當主角，一個在船上全權處理。

　　大馬國際船務就像一艘開足馬力的巨輪，全速前進，乘風破浪。

　　郭鶴年和曹文錦聯手的馬來西亞國際船務有限公司開局也不錯，從剛開始時的62247噸船位，發展到擁有30多條船，經營航運和租船業務。

　　在發展馬來西亞國際船務有限公司業務的同時，郭鶴年仍采取“水銀瀉地、無孔不人”的策略，對航運以及相關生意做多線投資。

　　1970年，他在新加坡成立了Leo船務有限公司，其中日本MitsuiOSK航線占50%股權，他與曹文錦則各占25%。這家公司成立的本意，在於輔助郭氏兄弟集團國際商品貿易業務。

　　Leo的主要顧客是日本的Mitsui OSK航線和大馬國際船務有限公司。但當大馬國際船務加盟另一個國際船務聯盟機構後，自然搶去Mitsui的一杯羹。Leo看到自己昔日的夥伴，投入對手的懷抱，一怒之下與郭鶴年分道揚鑣。

　　生意場上沒有永遠的朋友和永遠的敵人。麵麵俱圓的郭鶴年在這種關頭，當然利字當頭了。

　　1971年，郭鶴年即與曹文錦創立了Jerneh保險公司，主要處理大馬國際船務公司的投保生意。其中郭鶴年家族占一半股權，曹文錦占15%。據稱，70年代末，它一年1000多萬馬元的業務約70%出自郭氏兄弟集團。

　　1973年，馬來西亞第二任總理阿卜杜勒·拉紮克力邀郭鶴年創辦馬來西亞船塢工程有限公司。

　　這家公司同樣由郭鶴年和曹文錦聯手，大股東是馬來西亞政府，占51%，郭鶴年和曹文錦占四分之一，各占總額的12.25%，日本的Sumitomo占4.5%。該公司設在郭鶴年出生之地新山，占地約200英畝，耗資高達1.7億元馬幣。它既為新山老家的百姓帶來了就業機會，更響應了政府發展重工業的倡議。由於形成了航運、租賃船舶，以及處理船隻維修及其他工程和船務保險一條龍的機製，再加上馬來西亞在70年代新興工業發展迅速，為郭鶴年領銜的大馬國際船務提供了充足的業務。他和曹文錦可謂“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到了1976年，大馬國際船務公司稅後盈利達1850萬元馬幣。其中郭鶴年家族約占一成。

　　當馬來西亞國際船務有限公司平穩地行駛在規定的航線上，郭鶴年就主動請辭主席一職，由拉惹·莫哈末阿裏斯接任，他隻出任普通董事，而他的拍檔曹文錦則仍擔任副主席。

　　到1991年，這位大馬國際船務有限公司的創始人則連董事一職也拱手相讓，由其次子郭孔演接替。

　　拉惹·莫哈末阿裏斯在股東大會上說，郭鶴年退出董事職位，在於本身集團的業務越來越龐大，在時間和精力上已難以兼顧；更重要的是虎父無犬子，孔演對船務的經驗足以勝任此職位。

　　郭鶴年萌發辦酒店的念頭，從他出任馬新航空公司董事部主席時就有了。

　　1969年8月，他受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政府的委任，出任馬新航空公司的董事部主席。

　　郭鶴年作為一個私人企業家而能被兩國政府接受，擔當要職，足見他在兩國的聲望。

　　郭鶴年可以說是受命於多事之秋。他雖然原來沒有涉足航空領域，但上任伊始，就全力投入了管理，並且懷著極大的興趣。

　　他善於從一個普通乘客的角度來看問題，並提出一些做法，這些做法都相當有效。

　　他說，對於一個普通的班機搭客而言，他除了研究選擇方便的班機和適當的價錢之外，更會考慮機上的清潔、有禮、服務效率及合理而又良好的食物。

　　他發現機場上所有的標誌和報告都是英語和官方語，而這使一些隻懂得母語的人往往不知所雲。郭鶴年提醒公司的公關人員注意這些需要協助的旅客。

　　作為一個經常乘坐馬新航空公司的班機飛來飛去的旅客，郭鶴年發現航空公司提供的菜單多年以來幾乎沒什麽改變。他的腦筋又開始轉了：搞些迷你型的東方名菜。這一招果然湊效，給旅客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郭鶴年擔任馬新航空公司主席的時間並不長，由於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馬新航空公司也鬧著分家，這也是形勢的必然。郭鶴年擔任了一年半主席的職務後，便因為要全力投入自己的業務而離開了航空公司。稍後，馬新航空公司也正式分了家，分裂為馬來西亞航空係統和新加坡航空公司。

　　郭鶴年管理航空公司雖然隻有短短的一年半時間，但是這段時期對他來說卻很重要。他在這個時候加深了對旅遊業的認識，形成了自己係統的關於旅遊業的看法，並且敏銳地意識到亞太的旅遊事業將有大發展，這決定了他下一步經濟活動的重點。

　　旅遊業具有這樣遠大的發展前景，郭鶴年卻離開了馬新航空公司，不是讓人覺得有些可惜嗎？

　　郭鶴年是這樣分析的：現代旅遊業的三個主要工具是航空班機、旅遊業以及酒店。當郭鶴年離開航空公司的時候。他的目光已經敏銳地盯在酒店上。

　　那麽，把酒店設在哪裏呢？

　　郭鶴年認為，太平洋區域，特別是西太平洋擁有促進旅遊業成長的最大潛能。它擁有一切條件確保這項事業的成長和繁榮將在不久後實現。

　　在人口方麵，它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而且，它的人民勤奮以及擁有豐富的文化遺產。本區域也擁有不少名勝，包括具有曆史及考古價值的地方及博物院。除此之外，人民熱情、美麗、友善，他們用微笑來奉獻他們的服務，當這個區域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之際，它的旅遊業也隨著增長。

　　這就是日後郭鶴年圍繞著太平洋建立起他龐大的酒店業王國的原因。

　　在郭鶴年踏上船務甲板的同時，他又涉足其概括為“盛宴和饑饉”的酒店業。

　　比起糖業的“初戀”，酒店業是郭鶴年傾心的“新寵”，而且他對這“第二戀”的對象一經愛上，便難以自拔。而這“新寵”帶給郭鶴年的是信心、勇氣和多冕之王的一項璀璨的皇冠。鑲嵌在酒店業皇冠上的第一顆明珠便是新加坡香格裏拉。

　　60年代末70年代初，郭鶴年在馬新航空有限公司董事部主席虎皮椅上坐了一年半時光，他燒了“三把火”，使馬新這架組合式的航空機翱翔在萬裏藍空上，縱覽山光水色。

　　就在這一任上，郭鶴年便敏銳地看到，太平洋區域特別是新加坡旅遊業前景，就像聖淘沙島那樣迷人嫵媚，那樣前景光明。

　　當1986年4月16日太平洋區域旅遊協會在馬來西亞吉隆坡召開代表大會時，一向三緘金口的郭鶴年大談其對旅遊業、酒店業的認識。當然，他的發家秘笈也從中抖露出來。

　　郭鶴年認為，在世界和平以及穩定的時候，旅遊業將會繼續繁榮。它作為一個環球性和超越國界的行業，每一個國家都可以從中得到好處。

　　很多人都對郭鶴年的經營推崇備至，而我們看到的是他對人心的細微的觀察、把握，並由此做出決策。他對比古代人和現代人的不同之處。古代的徐霞客少而又少。以前一般人都較為保守和吝嗇，他們節省的作風直接使經濟及社會呈現無生氣的狀態。但是，當今這個摩登時代，幾乎是每一個人，包括鄉下人家，都會夢想在他們有生之年，能夠睜開眼睛看世界。

　　郭鶴年指出：這種新的趨勢，是世界繁榮及旅遊業欣欣向榮的征兆。

　　而現代旅遊業的三個主要方麵是航空班機、旅遊業者和酒店。

　　他更看到，旅客會蜂擁到一個政治穩定、並且擁有舒適交通工具，以及體麵住宿地的國家去。

　　郭鶴年在馬新航空任職的這段時間內，似乎看到無盡的客流正湧向他擬建的酒店。他在心裏說，是時候了，不能辜負這場盛宴。

　　當時的新加坡，已從馬來西亞聯邦中分離出來，李光耀領導的魚尾獅國家正勵精圖治，努力改變依賴轉口貿易的單一經濟，逐步使殖民地型的經濟結構轉向獨立自主的民族經濟道路，大刀闊斧地進行經濟改革。60年代末，新加坡重點轉向發展煉油、電子等麵向出口的新興工業，同時把無煙囪工業——旅遊業放在重要的戰略位置。修建碼頭、機場，圍海建造樓房、廠房，商機無限。

　　天時，隻是一個原因。

　　地利，也是無可比擬的。新加坡地處太平洋與印度洋的航道馬六甲海峽的出入口，是世界海洋交通中心之一。有人說，它本身就是一個用藍色的海、萬國旗的船以及愛喧鬧的白浪花精心裝飾的大花園。它生長在赤道，享有最慷慨的熱和光。它八麵來風，多種文化部落在這裏發芽生根。

　　像這個不是坐在或躺在陽光下，而是懸浮在陽光中的大花園，有誰會無動於衷？有誰會不想到此一遊呢！

　　促使郭鶴年在新加坡投資酒店業，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原因，那便是規避投資風險。

　　有華僑史專家指出，馬來西亞獨立以來，當局對華人為首的“非馬來人”的經濟政策大體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自1957年到1969年，讓華人繼續自由地從事各種經濟活動，限製不太嚴格；第二個階段，是1970年“新經濟政策”公布至今，重點扶持“馬來人”，對“非馬來人”既利用，又限製，而且因時因地決定利用與限製的傾斜度。

　　兩個階段的分水嶺當從1969年的“5·13事件”算起。馬來西亞馬來族精英於是日發動了一場種族暴動事件，並稱這是“馬來西亞種族矛盾緊張化的結果。是馬來人對華人控製馬來西亞經濟命脈不滿情緒的表現”。

　　在打著“為爭取馬來族的民族利益”的大旗下，馬來西亞政府第二天發表了《緊急狀態宣言》。5月15日，拉紮克副總理代替拉赫曼總理掌握了政府實權。9月，拉赫曼總理辭職，拉紮克正式接任總理。

　　執掌總理大權的拉紮克宣布四個問題屬“民族敏感問題”，禁止馬來西亞公民在公開場合討論。這些問題是：一、馬來人的特權；二、馬來語為國語；三、馬來蘇丹的地位；四、公民權。隨後，馬來西亞政府又頒布實施“新經濟政策”。

　　為維護馬來族特權階層的利益，實現拉紮克政府提出的“重組社會經濟”、“消滅貧窮”、“實現國家統一”的“新經濟政策”，當局采取了許多扶植馬來人而歧視其他民族的強化措施。例如：設立各類由馬來族黨政軍要員把持的“公共”機構，參與經濟活動。如國家企業公司、聯邦土地發展局、馬來西亞國際船務公司等。

　　政府提供資金、給予專利，由這些“公共”企業出麵對具有發展潛能的企業進行收購、兼並、參與和接管等活動。

　　繼續推行“馬來人土地保留法”，禁止“非馬來人”租購馬來人“保留地”；政府租讓、出售國有土地，優先給予馬來人及其機構，“非馬來人”要取得一份土地，必須以付出1/3股權或1/3的市場或雇用半數以上馬來工人作為先決條件。

　　雖然郭鶴年家族同大馬精英階層關係非尋常華人可比，雖然他已受任馬新航空有限公司董事部主席，並受委創辦馬來“公共”企業大馬國際航務有限公司，雖然他旗下企業同大馬“公共”企業聯邦土地發展局等聯手，但是，不要忘記，對華僑商法“不在一棵樹上吊死”以及“狡兔三窟”的格言，郭鶴年心領神會，並知道在最佳時刻登台亮相。

　　在新加坡興建酒店主意已定，那麽，就像一個對即將出生並寄予厚望的孩子命名那樣，郭鶴年冥思苦想，希求有一個“英雄配美人，好馬配好鞍”的名字。

　　在新加坡郭氏兄弟有限公司辦公室裏，郭鶴年來回踱著步子。一個又一個的名字從他的腦海湧出，他又一一將它們否決。赤道的炎熱，緊張的思索，令他有一種灼熱和焦躁的感覺。他推開臨街的窗戶，一段熟悉的旋律像陣涼爽的風，灌進他的耳朵。

　　“有啦！就叫香格裏拉。”郭鶴年用手猛擊自己的腦袋，喃喃自語：“我怎麽沒想到啊！”

　　原來，一家零售店的留聲機正播放一首華人社會所熟悉的老歌《香格裏拉》。那是他年輕時就喜歡哼唱的。

　　香格裏拉，取自英文SHANGRI-LA，其意為人間仙境，世外桃源。

　　據說，香格裏拉一詞最早出現在美國作家希爾頓所著《失去的地平線》一書，意指書中描述的永恒、和平、寧靜之地。

　　這本紀實小說述說了30年代末，3名美國飛行員駕機飛越中國、印度航線時，因故迫降，飛行員降落在一個世外桃源似的藏族人聚居的地方。那裏有雪山、草原、森林和喇嘛寺。有熱情好客的藏族漢子，還有美麗動人的姑娘，飛行員遇救後曾度過一段難以忘卻的好時光。當他們生還後重覓故地，就像陶淵明的《桃花源記》中所描述的那樣：“尋向所誌，遂迷不複得路。”

　　書中明確指出迫降地點及獲救地名叫香格裏拉，且較為詳細地記述了當地的民俗風情及地貌特征。

　　這樣的傳奇故事，本身就很有吸引力。再加上版本不一，有的說香格裏拉位於尼泊爾，有的說是西藏，更增其撲朔迷離的傳奇色彩。

　　90年代，中國新聞社記者指稱“香格裏拉”真正地點是青藏高原南延部分、橫斷山脈西南腹地的雲南迪慶藏族自治州及其州府所在地中甸縣。據說，“香格裏拉”一詞，迪慶藏語的意思是“朋友，你來啦”！

　　顯然，這是自天而降的美國飛行員由於語言不通，造成誤解，以致將其當成地名。

　　無論是世外桃源，還是“朋友，你來啦”，對於一個酒店的命名都是再好不過的。更難得的是，這個名字，音節優美，朗朗上口，不管何方人士，對它都有一種親切的感覺。從這個意義上講，香格裏拉酒店尚未建起，已占盡先機，翻開了郭氏“世外桃源”般如詩如幻的酒店王國的新的一頁。

　　坐落在新加坡柑林路的香格裏拉，當初興建時客房隻有520間。但時光荏苒，一晃20多年過去了，經過不斷翻新擴建，客房已增至826間，並且成為一家蜚聲國際的五星級酒店。

　　香格裏拉酒店的標誌，初看之下，仿佛英文字母“S”字形。但細細端詳，可以發現它上下呈尖端模樣，再加上對稱的彎曲狀，反映出東南亞特有的建築構圖。

　　此外，一條直線從“它”中間橫穿而過，上連高山，下接流水，宛如高山流水千般曲，迎迓五洲眾賓朋。明快簡潔的構圖，配以東西方文化的內涵，使香格裏拉酒店更富有與眾不同的傳奇色彩。

　　同郭鶴年一道受委馬化控股主席的樹膠大王李萊生始終相信，大富由天，小富由儉，要想平步青雲，成為億萬富豪，除了勤勞、誠實和忠心之外，還要有少許的運氣。

　　看起來，對這種華人傳統觀念，郭鶴年也不會持有歧見。不過，作為一個在中英文學校打下基礎，又到英倫廣泛學習，繼而又在馬新航空有限公司這種位置指點江山的人，相信郭鶴年更懂得何時上場，何時享受“盛宴”。

　　對於管理，郭鶴年自然不會陌生。雖然隔行如隔山，但是，萬變不離其宗。他要酒店管理層做的隻有一件事：隨時隨地付出一點誠意便夠了。

　　郭鶴年這句話的另一層麵是：隻要一點無禮、粗魯舉動、不夠衛生的肮髒設備，都足以把客人嚇跑。

　　新加坡香格裏拉酒店以別致動聽的店名、豪華完善的住宿設備，以及優質一流的服務，贏得了眾多賓客的好評。開業當年，雖略有虧損，可是到了第二年，便財源滾滾，在新加坡盈利酒店中名列前茅。同時，它也在此後的郭氏酒店王國中，起到了“領頭羊”的作用。

　　1993年，郭鶴年又在如詩如幻的聖淘沙島興建一座香格裏拉度假酒店。這家飯店依山傍海而築，風景優美，身居是處，可以望見房外的山、水、樹、花，更挾著一股股海腥味的氣浪，讓人仿佛有一種在香風中沐浴的感覺。顯然，這同香格裏拉標榜的“人間仙境”不無相通。

　　如果說聖淘沙這家擁有459間客房的度假酒店是著眼於都市中人“回歸大自然”，那麽，兩年後開業的新加坡國賓大飯店則顯然看中新加坡商機無限的成功人士了。

　　郭鶴年在新加坡一舉興辦三家大酒店，證實了他的預言。太平洋區域，特別是西太平洋，擁有促進旅遊業成長的最大潛能。它擁有一切條件以確保這項成長，以及它在不久後的繁榮，將會實現。

　　環顧世界酒店業，美國酒店大王克蘭德·尼克遜·希爾頓是一等大力神。他以自己的履曆，書寫了一個白手起家、夢想成真的神話。

　　1919年，解甲歸田的希爾頓來到當時人人都想靠石油發財的得克薩斯州。他沒有開采“黑色的金子”，卻以45000美元收購了一家小旅館——莫希利旅店，開始“探索黃金”的旅程。

　　希爾頓以“讓每一寸地方都產生出金子”的夢想，不斷拓展自己的酒店王國。不僅美國紐約、日本東京、中國北京和上海、法國巴黎、德國柏林、意大利羅馬、埃及開羅、泰國曼穀、獅城新加坡，就是古巴哈瓦那、波多黎各，都留下希爾頓國際旅館雄偉堂皇的建築。有人甚至說，除南極之外，希爾頓無處不在。

　　希爾頓的連鎖做法，無疑為郭鶴年所樂於借鑒。

　　而希氏的宣言：“人的欲望，的確是無底深淵。不管怎樣，我的欲望是想做飯店大王。”“登上飯店業的王座，才是我的戰略目標。”不知郭鶴年是否聽到，但他的血脈裏流淌著的正是一股奮鬥的激情，相信他感同身受。

　　當新加坡香格裏拉酒店每一寸土地和空間都給郭鶴年帶來了可觀的收入後。他對酒店業的信心也陡然增長，豪氣幹雲。

　　有人形容，郭氏在酒店業掘得第一桶金後，就像馬來西亞華人先輩，一旦發現了一個錫苗蘊藏豐富的礦井之後，便期望好事成雙，竭盡全力去尋找更多的富礦。

　　郭鶴年把目光瞄向他的出生之國——馬來西亞。而馬來西亞有關地方當局和商界對與有“金手指”之稱的郭鶴年合作，當然十分迫切，熱切邀請郭到他們的領土上開發。

　　況且，70年代初期，馬來西亞正實施第二個五年計劃，雄心勃勃要在工業化方麵有所作為，堪稱百廢待興，酒店業發展的前景無疑撩人心跳。

　　最有吸引力的當然是首都吉隆坡。

　　吉隆坡是馬來西亞政治文化和經濟中心，商機無限。但是，進展並不十分順暢，而檳城從新加坡方向，經柔佛、馬六甲、雪蘭獲、吡力往北，即可到達。後來，馬來西亞南北大道開通，自吉隆坡到檳城四五個小時便可朝發午至，便利得很。而檳城再往北走，便是郭鶴年蔗糖種植重鎮玻璃市。

　　郭鶴年把酒店業重點放在檳城，自有其高人一籌的眼光。檳城向來有馬來西亞的東方花園之稱，華人所占比例在全馬首屈一指，市區喬治街市建築一如新加坡車水馬龍。

　　檳城風景之美，難以盡述。那位生在南洋、婚在東洋、學在西洋、仕在北洋的一代怪傑辜鴻銘就對他的出生地讚不絕口。他告訴一代才女淩叔華說：“那是出產檳榔的小島，可是有高山，有大海，風景好得很呢。”

　　山是那麽高，水是那麽闊，在落霞豔豔的海上，遠遠近近的還有三三五五輕如一葉的扁舟——舟上的人，是漁人嗎？是遊客嗎？他們都是那麽洽逸自然。這些風光卻又似曾相識的引動旅人情思。這不是青島的海上嗎？那青黛的山峰不是南高峰嗎？那綠醅一樣的水不是西子湖一樣醉人嗎？

　　另一麵望去是遠遠一抹斜陽籠罩著萬頃煙波，水天之間，空明漾蕩，紫色、灰色、金色，揉成一片片。海上錯落的點綴著大大小小幾個島嶼，浮著兩三隻舢板渡船，卻又令人認作氓江夕照的風光了。

　　這種景致，不正是郭鶴年夢寐以求的世外桃源、人間仙境嗎？更何況它同印度尼西亞棉蘭老島隔一條馬六甲海峽相望，與泰國也隻有咫尺之遙，地理位置非常優越。

　　郭鶴年在檳城著力發展酒店業。而且一發而不可收。繼1973年檳城沙洋大酒店開業之後，到80年代初，郭氏集團在檳城還擁有金沙酒店和沙灘酒店。

　　此外，郭鶴年在太平洋島國斐濟也發展度假酒店。在此期間，他擁有了客房436間的香格裏拉斐濟酒店和客房124間的蒙康波酒店。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斐濟以種植甘蔗和製糖為主，有太平洋“甜島”之譽。看起來，郭鶴年專注酒店業“第二戀”的同時，也不忘他的“初戀情人”——糖業所給予他的甜蜜回憶。

　　70年代，郭氏集團雖然在各個商業領域均有所斬獲，但不難發現，郭鶴年對酒店業的興趣，遠遠超過其他行業，甚至比他的“第一戀”糖業來得濃厚。

　　分析家認為，新加坡香格裏拉旗開得勝，對郭鶴年大舉進軍酒店業至關重要。倘若當年獅城香格裏拉落敗，郭氏企業王國的曆史就得改寫。

　　郭鶴年以將近半百的年齡踏進酒店業界，但並不以酒店老板自居，而是一開始就把它當作企業來經營。他對一位好友說過，希爾頓關於“夢想是指人人可及，以熱誠、精力、期望作為後盾。一種具有想像力的思考”，實在太精彩了。老希爾頓那種馬不停蹄、永不言休的創業精神，值得從事酒店業的所有人仿效。

　　見賢思齊。郭鶴年對希爾頓連鎖經營的謀略十分推崇，決心把自己的酒店王國版圖擴展到整個亞太地區。因此，在新馬和斐濟等地發展酒店業的同時，他的目光已掠過南洋群島，注視著一個同他有著血脈相連的地方。

　　這便是被稱之為東方之珠的香港。

　　在此後的20餘年間，郭鶴年一些重大的戰略決策都在香港做出，一場場氣勢恢宏的話劇都在此地拉開帷幕，並推向高潮。他通過香港這塊跳板，在投資中國內地方麵豎立起一根難以逾越的標竿，成為“搶先登陸”的“南洋幫大哥大”，並使他的身價節節高升，聲名大噪。

　　繼“亞洲糖王”之後的冠冕，諸如“酒店業大亨”、“傳媒大帝”，郭鶴年也隻有在涉足香港和中國內地以後，方能名副其實，當之無愧。

　　郭鶴年是從南洋發跡的。所以，人們一提起郭氏，總稱他是“大馬糖王”、“新馬大亨”、“亞洲糖王”。但是，從70年代末起，郭鶴年就長期駐足香港，並以“東方明珠”這塊寶地為集團跨國化的指揮中心，演出了一幕幕恢宏輝煌的人生話劇。

　　郭鶴年有一段夫子自道足以說明他的浩瀚心緒：我1975年剛來香港，頭三四年都是在馬來西亞與香港之間來來往往，1978年起就長住這裏，喜歡這裏了。作為華人生意人，全世界沒有第二個地方可以跟香港比。這裏真正是一個設立生意總部的地方。

　　在嘉裏集團總部，郭鶴年發出企業發展的各種訓令，一個個“作戰計劃”由此源源不斷地傳往“前敵指揮部”。

　　關於香格裏拉酒店的連鎖方式，郭鶴年運籌帷幄，決勝千裏。

　　在馬來西亞，吉隆坡香格裏拉酒店按計劃在興建之中。在泰國，他也著手興建曼穀香格裏拉酒店。

　　在菲律賓，也許眼下條件不太成熟，但他的雙眼在閃爍，尋覓著可靠的合夥人。

　　在香港，九龍香格裏拉一炮而紅，伴隨而來的生意接二連三……

　　四麵出擊，使擅長搏命的香港同行，對郭鶴年的衝勁都十分佩服，稱他“刻苦耐勞”舉世無雙。

　　郭鶴年自己也不隻一次昭示其成功秘訣：“開始做生意時，是不夠本錢的，靠著微小的儲蓄，加上像超人般的勤奮工作。我們要成功，不得不比常人勤奮一倍——兩年的工作一年完成。”

　　勤力親為，是成功的一半。那麽，另一半呢？他以為是要胸有宏圖，眼光超群。

　　郭氏超人之處就是，在以香港為跨國企業指揮中心之際，向亞太地區所有可望發展的地方進發，然而他卻有一個主攻方向——中國內地。

　　事實證明他的眼光確確實實是超一流的。

　　我們不妨把目光聚焦於70年代末的中國。

　　1978年，被稱為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在北京接見華僑、外籍華人代表時說：“四人幫”破壞、改變了過去的政策，主要反映在國內的所謂海外關係問題上，連僑胞在國內的親屬都受歧視，來往受到阻撓。好多海外僑胞對這個不滿意，是有道理的，應該不滿意。這個很不對嘛！”

　　同年，中國共產黨裏程碑式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完成了指導思想從劍拔弩張的“以階級鬥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略大轉移，從而揭開了中國這場偉大社會變革的帷幕。

　　號角已經吹響。但是，主攻方向在哪裏？怎樣殺出一條血路來？

　　世界注視著中國的選擇。

　　中國在冷靜地思忖。

　　在鄧小平的總設計中，中國經濟要發展，必須推開國門，實行對外開放。而這個開放，是對西方發達國家和整個世界的開放，突破口則是以毗鄰港澳、台灣的重點僑鄉廣東、福建，並在這兩省設立四個經濟特區。

　　於是，中國政府向生活在大陸以外的幾千萬炎黃子孫伸出了橄欖枝。

　　於是，一批又一批黑頭發、黃皮膚的龍子龍孫，他們跨海踏浪而來，充當了勇敢的弄潮兒。

　　像白手起家的香港大亨霍英東在改革開放之初，便在廣東建成中山溫泉賓館和白天鵝賓館，就是一個例證。

　　在任何經濟體係中，致富良機都不會讓人視而不見。何況像郭鶴年這種深諳“快半拍商法”的商界巨星更不會置身度外。他坦言，70年代末就喜歡上香港，並且長期居住在此，除了生活上的便利外，很重要的一個因素當是認真觀察中國內地發展的動向。

　　香港商界和傳媒界對郭鶴年這位低調大亨盡管所知不多，但他們不約而同地發現：郭氏是“貨真價實的中國大好友”。他在香港與中資企業光大集團、華潤集團屬下僑光公司做生意，明顯是部署與中資建立長遠關係，所圖著實不少。

　　郭鶴年同中國商家合作曆史悠久。早在60年代馬來西亞白糖大戰之後，他就同中國經貿機構“不打不相識”了。此後，郭氏集團作為中國照像機、顏料、電冰箱的馬來西亞總代理，他的食糖、棕油業務同中國也互通有無。這種合作是愉快的，但在充滿機會的改革開放年代，未免算是小打小鬧。

　　郭鶴年充分看到中國內地遍地是黃金的良機。他已不滿足在香港或國外同中資企業做做生意，而是要在內地大幹一場。

　　做什麽呢？郭鶴年的腦海裏千萬次地閃現著這個念頭。

　　想來想去，他覺得還是做熟不做生——進軍中國的酒店業。

　　郭鶴年一直這樣認為：太平洋區域，特別是西太平洋，擁有促進旅遊業成長的最大潛能。

　　在人口方麵，它是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而且，它的人民勤奮以及擁有豐富的文化遺產。

　　把這些條件置於中國內地身上，真是恰如其分。郭鶴年更看重於它的最大潛能，以及呼之欲出的“盛宴”。

　　80年代初，中國經濟已連續幾年以快速的步伐向前邁進，呈現百業興旺的景象。很多外國遊客紛紛到中國旅遊、觀光，要看一看推開塵封網結的東方文明古國究竟是個什麽模樣；很多海外僑胞、港澳同胞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出台後，也紛紛前來北京和中國內地考察、旅遊。他們碰上的一個問題便是“住店難”。據一個材料顯示，80年代初，北京旅遊業的主體——飯店業還處於相當低下的水平。這個首都地區隻有十大飯店，最好的是北京飯店，有900多個房間；再就是友誼賓館稍大一些；前門飯店和民族飯店隻有300多個房間；新僑飯店呢，隻有200多個房間；而華僑大廈隻有184個房間。偌大的北京城，大小飯店加起來，不過是5000多個客房。

　　據說，有一回，來了個日本旅行團，因為實在沒有飯店可以安排，隻好請客人到莫斯科餐廳的地板上過夜。

　　還有一次，到了半夜一點，客人的住宿還沒著落，隻好請示國務院，最後調專機送客人到南京過夜。

　　更讓外國遊客和港澳僑胞這些統稱外賓嘖有煩言的還有：不僅高級酒店寥寥無幾，設備還老掉了牙，服務質量也差了不止一個檔次，很難適應他們星級服務標準的要求。

　　飯店奇缺的衝擊波不僅衝向旅遊行業，甚至衝向北京市政府、國務院。

　　人們議論紛紛：北京飯店業緊張，卡了旅遊業的脖子！

　　北京飯店業緊張，卡了全國旅遊業的脖子！

　　飯店問題已成為矛盾焦點，眾矢之的。

　　在這種大背景下，中央提出，要解決旅遊者的吃住問題。

　　於是，便有了中國第一家合資飯店——北京建國飯店。它同時也是中國第二家合資企業，在其注冊商標批號上醒目地標著NO：002.

　　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郭鶴年聽到這些信息，真是百感交集，難以盡述。他對一位朋友說：“這裏遍地鋪滿黃金。我為什麽不能俯身去撿一塊呢！”

　　後來，郭鶴年在回顧投資中國內地曆程時說：“海外華裔也好，港澳居民也好，投資中國大陸，我覺得將是一件最好的事情。因為中國大陸經過‘文革’後，人民都知道，原來那條路是跑錯了。回過頭來搞經濟，資金不足，管理技術也不夠，所以海外這些華人參加過去，對國內是非常好的事情。而國內實施改革開放政策，經濟要跑得快的話，海外華人的推動力是相當有效的，能夠早日促成國內高級領導人的願望。”

　　他列舉了一定要到國內投資的三條理由：

　　第一是顯示資本家不一定都是不好的商人，有的也有可取之處。

　　第二，這樣投資，真正對中國有些貢獻，把他們從舊時代環境推動到現代世界。

　　第三，因為幫助國家經濟繁榮，大陸會一天天改良，變得更好，更進步。

　　基於這種想法，當然還有“有利可圖”的原則，郭鶴年於1983年便進入中國內地投資酒店業。

　　據一位知情者稱，郭鶴年每到一個國家投資，總要尋找一個可靠的合作夥伴。由於同中國經貿部及其下屬機構有過合作關係，他首先同中國土畜產總公司接洽，遭到婉拒。後來，這家公司的老總連稱自己“跌破眼鏡”。

　　而後，郭鶴年找到了經貿部五金礦產進出口總公司，雙方一拍即合。

　　選擇什麽地方興建飯店呢？他們相中了北京西郊紫竹院公園往西500米的一塊地方。這裏毗鄰釣魚台國賓館、北京展覽館以及此後興建的中央電視台、北京電視台，是一塊位置不錯的風水寶地。

　　這樣，郭鶴年麾下的香格裏拉飯店有限公司和五礦進出口總公司又把這塊土地的擁有者——北京四季青公社拉進來，組成了三手聯彈的搭配。

　　郭鶴年興建北京香格裏拉飯店，時在1983年。那時，北京建國飯店已在1982年開業，而霍英東領銜的廣州白天鵝賓館，也於1983年2月開業迎賓。然而，這時中國國門畢竟打開不久，同外商合作還得有一段磨合期；而郭鶴年涉足內地投資，也是大姑娘出嫁——頭一遭。中間難免會有些磕磕碰碰，從具體運作到觀念上都是如此。

　　郭鶴年回顧那段難忘的歲月感慨萬千。他說：“1983年開始進入大陸時，談合同是最困難的。我們的做法是一直衝、一直衝。第一，我們找合作對象，比較慎重，研究他們的背景，覺得可以的話，就一直衝。”

　　占地麵積3.7萬平方米的北京香格裏拉飯店，在當時是個相當大的項目。但是，當時給郭鶴年的合作期限並不長，從簽合同、設計、施工、建築到由中方接管，隻有短短的13年。

　　不過，郭鶴年並不介意，還是堅持把它建好。當然，後來增加5年，變成18年期限，另當別論。

　　1986年，樓高24層、建築麵積4萬平方米的北京香格裏拉飯店對外試行營業。

　　這家擁有657間客房的五星酒店，在強調香格裏拉豪華尊貴的同時，注重中國建築風格的相得益彰。他的飯店大廳以白色大理石為主調，令人感覺柔和、舒適；傳統的中國水墨畫裝飾與奧地利水晶燈及木裝飾珠連璧合，色彩、光線、景致的和諧營造出一種賓至如歸的氛圍。

　　從大廳放眼望去，是一座典型的中式園林，一道7米高的玻璃幕牆將其與室內大廳隔開。園中遊廊曲折，溪水潺潺，鴛鴦與野鴨嬉戲其間，一派鳥語花香、生趣盎然的景象，讓人恍若置身於“人間仙境”之中。

　　1987年8月22日，北京香格裏拉飯店正式開業。這在當時京城算是最奢華的五星級飯店之一，同時更憑借香格裏拉酒店傳統——溫暖親切的優質服務成為在海內外享有盛譽的飯店。

　　從北京香格裏拉飯店獲得的榮銜，便可知它不讓內地以外的香格裏拉連鎖酒店。這些榮譽有：

　　1988年5月，被中國國家旅遊局授予全國旅遊優質服務先進單位稱號。同年10月，在世界權威雜誌《商務旅遊者》舉行的全球高級飯店評比中位居世界最佳新飯店第四名。

　　1989年10月，在《商務旅遊者》評比中位居世界最佳新飯店第五名。

　　1990年在第11屆亞運會期間，被北京市旅遊局授予最佳總機服務、最佳環境飯店獎。

　　從1993年起，連續數度被美國最負盛名的旅遊休閑雜誌《康德納斯特旅行家》評為中國最佳飯店。

　　1994年，它還被美國《成功會議》雜誌評為世界最佳會議場所。

　　也算一則佳話，董建華獲委為香港首任特區行政長官曾兩度蒞京公幹，均選北京香格裏拉飯店作為召開記者招待會之所。由此可見香格裏拉金字招牌之光彩照人。

　　在郭鶴年積極興建北京香格裏拉飯店的過程中，郭氏集團又在素有“人間天堂”的杭州登陸。

　　1984年，杭州香格裏拉酒店掛牌開業，這也是香格裏拉集團在中國內地首家開業的飯店。

　　1985年，郭鶴年再出“大手筆”，與中國經貿部在北京興建有“城中之城”美稱的中國國際貿易中心，總投資逾5億美元。

　　這一浩大工程跨越80、90年代，集辦公、會議、商住、飯店、展覽、商場、娛樂於一體，中間又遇上1989年春夏之交的風波。然而，從這裏不難看出，郭鶴年一旦看準目標，就會像他一貫的做法，一直“往前衝、往前衝”。

　　因為他深知，在中國內地投資不會像在香港、東南亞那麽快收回本錢，就像種一棵榴蓮樹，要等六七年，才會第一次看到水果。

　　因為他深信，中國政府是真心實意要把經濟搞上去，他的投資雖然收獲期要長一些，但是，水果之王屆時會源源不斷地為他提供味道獨特的果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