謀略家成長故事

第六節 就封國太公謀治齊

　　呂尚被分封後，就率領部眾，離開鎬京，向東前往營丘到自己的封國去。在去營丘的路上，他邊行邊住，行動很慢。客舍中的人見到這種情況，對呂尚說：“我聽說時機難得而易失。您這位客人睡得這樣安逸，恐怕不是去封國就任的吧？”呂尚聽到這話，忽然意識到：事關邦國命運，豈容片刻疏忽！於是，他急忙將隨從們叫起，披星戴月，日夜兼程，黎明時候就到達了齊國。這時正遇上萊侯帶兵來攻，想與呂尚爭奪營丘之地。營丘毗鄰萊國，萊人是夷族，趁商紂之亂而周朝剛剛建立，還無力東顧，因此率軍來和呂尚爭奪國土。呂尚及時準備，率兵平定了萊侯的進攻，定都營丘，建立了齊國。

　　齊國建立之初，所麵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鞏固新建的國家，以及采取什麽樣的方針政策來治理。當時盡管呂尚擊退了萊夷人的進攻，但是當時齊國的局勢仍然是“國有未訓之臣，野有未治之民”，於是呂尚采取了“順者任之以德，逆者紀之以力”的政策。

　　據說齊國東海上有居上兄弟二人，一個叫狂蟊（音yù），一個叫華士，這兄弟二人都很有才華。二人商議說：“我們不臣服於天子，不與諸侯為友，自己耕田來吃飯，掘井來飲水，對別人無所求。不崇尚天子賜予功名，不追求國君給予的俸祿，不外出做官而是自食其力。”呂尚建立齊國後，聽說了二人的才能，就多次親自登門拜訪，想任用二人。但他們都拒不相見，於是呂尚便派人把他們給殺了。周公聽說後，急忙派人問呂尚為何殺了麗名賢人，呂尚回答道：“這兄弟二人都不做天子之臣，也就是我不能使之為臣；他們不以諸侯為友，也就是我不得使用他們；他們自己耕田而食、掘井而飲，對別人無所求，也就是我不能對他們有所獎賞、懲罰、勸告和禁令。況且他們不崇尚功名和俸祿，即使是賢能之人，我也不能任用他們讓他們為國建功。賢能之人不出來做官國家就不能得以治理，而賢能之人不願得以任用就是對國家的不忠。況且先王能夠管理他們的臣民，依靠的不是爵位、俸祿，就是刑法和懲罰，現在這四種方法我都不得施行，那我還當誰的國君？”呂尚還打比方說：“假如有一匹馬，貌似天下最好的馬——千裏馬，但是驅使它它卻不向前，喝止它它卻不停止，讓它向左它不向左，讓它向右它不向右，要這樣的馬是沒有用處的。一個自認為是世上賢能的人，而拒絕為君主所任用，不為國君效力，這就不是聖明君主的臣子，就像貌似千裏馬而不聽使喚一樣，要他何用？所以我把他殺了。”

　　齊國當時有個司寇叫做營湯，他巧言令色，口是心非，還結黨營私，對呂尚的政令拖拉怠慢，對百姓暴虐並濫殺無辜。呂尚知道後，就召見他並詢問他治國的主張，他回答說：“治國之道，隻有仁義就夠了。”呂尚問：“什麽是仁義？”營湯說：“仁就是愛人，愛人的人有子不食其力；義就是敬老，敬老的人妻老而夫拜之。”呂尚聽了營湯的解釋後說：“我也主張仁義治國，可我所說的仁義與你的不盡相同。我認為天有四時，地出產物財，能夠與人共同擁有而不專門為自己所有，這樣才是仁；要與眾人和諧，能夠與眾人同憂患，同歡樂，同好惡，這樣才稱得上是義，義之所在，則天下人皆實行。更重要的是，仁義不僅僅是說在嘴上，還要見諸行動。你口稱仁義，卻言行不一，陽奉陰違，巧言令色，誅殺無辜，若你這樣‘仁義’治齊，隻能生亂，不能安民興國，你必須改弦更張。”營湯不從，於是呂尚令人將他誅殺，以正政令。

　　呂尚擊破萊國的進攻，又除掉了狂矞、華士和營湯的亂政，使齊國得以安定。齊國安定後，呂尚修明政治，因地製宜，采取了符合齊國發展的政策。

　　經濟方麵，呂尚的封地齊國，當時隻是方百裏之國，國土麵積狹小，人民寡少，土地貧瘠，多為鹽堿地，不適宜種植五穀，發展農業生產。但是齊國麵臨大海，擁有豐富的魚鹽資源和便利的海上交通，使漁、鹽可以流通到各諸侯國。而齊地人民又擅長於養蠶織造，這方麵有許多出色的女工，並且齊地及其以東的廣大地區都是東夷人的聚居地，東夷人很早就有較發達的手工業，特別是製陶業、紡織業、金屬冶煉業等。呂尚根據齊國本身的自然資源和經濟特點，製定了“通商工之業，便漁鹽之利”的經濟政策。在此政策指導下，齊國逐漸發展成了“冠帶衣履天下”的富強之國，當時的海岱之間的小國都去朝見齊國。這也使得呂尚以後的齊國之君，仍然采取大力發展手工業的措施，發揚呂尚治齊的遺風。春秋時的齊桓公任管仲為相，鼓勵“百工盡其巧”，並設立重獎以鼓勵百姓發展手工業、商業，使齊國的手工業、商業更加蓬勃發展。鐵製工具的推廣應用，又大大提高了生產力水平，因此使齊國富於列國，齊桓公成春秋為五霸之首。戰國時期的齊國，繼續大力發展經濟。又成為“七雄”之一。齊國都城臨淄一片繁榮昌盛景象。蘇秦曾這樣描繪說：“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築、鬥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誌高氣揚。”這都是自呂尚以來重視因地製宜發展工商的政策一以貫之的結果。

　　政治方麵，呂尚在周初世卿世祿製占絕對優勢的情況下，提出了“舉賢尚功”的用人政策。呂尚在輔佐文王、武王的時候，就提出以仁建國，以仁守囤，“尊賢上功”的用人方略。呂尚認為，作為君主治理國家，必須尊重德才兼備的賢人，抑製無才無德的庸人；任用忠實誠信的人，除去奸詐虛偽的人。早在呂尚被封於齊的時候，周公旦就問呂尚：“您準備怎樣治理齊國呢？”呂尚回答說：“尊賢上功（尊崇賢能，崇尚功業）。”呂尚到齊國後實施“尊賢上功”的用人政策，選賢任能。這點和世卿世祿製為準則的魯國所采取的“親親上恩”的用人政策不同。在世卿世祿製下，貴族的地位是世襲的，以宗族為核心，采取嫡長子繼承製度，其他庶子則按照宗法原則，擁有自己的爵位和采邑，並得以世代相傳。呂尚打破這種世卿世祿製，施行“舉賢尚功”，結果團結和利用了齊國的賢能之士，使齊國能夠在建國之初較快地穩定下來，更開啟了後世齊國之君的“重士”之風。齊桓公能夠放棄一箭之私仇，使管仲貴居上卿，拜之為齊相，尊之為“仲父”，從而使齊國成為春秋五霸之首，也正體現了呂尚用人政策之遺風。

　　武王滅殷後的第二年就生了病，不久就去世了，太子誦繼承了王位，就是周成王。盡管周王朝已經建立了，但當時的局勢仍是風雨飄搖，內憂外患，並不穩定。當時成王幼小，尚在繈褓之中，不能治理朝政。麵對這種情況，成王的叔父周公姬旦為了安定周王室，暫時攝政，代理成王管理政務，主持國事。而管叔、蔡叔等周公的弟兄這時則心懷不滿，懷疑周公篡位，就在國中散布流言說：“周公將對成王不利（意思是周公想奪取王位）。”周公就召來呂尚、召公爽二人，對他們說：“我之所以不避嫌疑代理國政，是怕天下人背叛周室，如果那樣的話就沒法向我們的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交代。三位先王為天下之業憂勞甚久，現在才剛成功。武王早逝，成王還年幼，隻是為了完成穩定周朝的大業，我才這樣做的。”於是在呂尚等人的竭力擁護下，周公得以輔佐成王。而這時管叔、蔡叔等又與殷紂王的兒子武庚合謀，聯合東方的奄、薄姑及徐夷、淮夷等國家，興兵發動叛亂。這些叛亂分子其實是各懷鬼胎：管叔、蔡叔想趁著周王室內亂的機會，以圖謀自己能夠登上王位；而武庚是想聯合不服的殷遺民東山再起；東方的奄、薄姑及徐夷、淮夷等並不服從周王朝，此時也趁機發難。周公忍辱負重，決定發動東征，以安定王室。齊國作為東方重要大國，參與了平叛，並發揮了重要作用。周公特意派遣召康公前往齊國，授權薑太公對東至海濱、西至黃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的五侯九伯的叛亂行為，有代朝廷征伐的特權。這時呂尚又穿上了兵甲，操起兵戈，奉王命征討“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的叛亂諸侯。周公率兵大舉東征，東征的大軍一路由周公率領，直攻武庚的盤鋸地——殷故都朝歌；一路則由太公率領，繞到殷故都的東方，切斷徐戎、淮夷等國與武庚的聯係。周公攻下殷故都之後，再回兵攻打“三監”，然後又和呂尚聯合大戰夷人。受命之後，呂尚便在東西三千裏，南北兩千裏的廣袤地區內，南征北戰，平東掃西。這場戰爭整整打了三年，總算平息了叛亂，最後殺掉了武庚和管叔姬鮮，流放了蔡叔姬度。

　　周王室總算安定下來了，麵臨的問題就是治理國家。周公在還政於成王前，製禮作樂，建立了包括吉（祭祀等）、凶（喪葬、災荒、疫病）、賓（朝聘等）、軍（戰爭、田獵）、嘉（冠禮、婚禮等）五禮的禮樂製度，在當時的周王朝姬姓諸侯國內推行這套禮製。由於諸侯國內族屬構成情況不同，如晉國國內還有戎狄等少數民族居住人，他們的風俗習慣與周人並不相同，所以也就不適宜按照周禮來規範他們。呂尚看到齊國也麵臨著類似的情況，因為齊地是東夷族的發祥地，齊國當時還生活有許多東夷之人。也就是說，聚居在山東乃至周圍地區和沿海一帶的土著居民，基本上都是東夷族人。東夷人的風俗習慣也與周人不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在齊國貿然推行周禮，就容易激起族屬之間的矛盾，將不利於國家安定。因此，呂尚並沒有按照周室的禮儀製度來要求規範東夷人，而是尊重東夷人的習俗，采用“因其俗，簡其禮”的政策來治理齊國。施政三個月後，呂尚就向周公匯報施政的情況，周公還頗為詫異地問道：“怎麽會如此迅速？”呂尚回答說：“因為我簡化其君臣之間的儀節，一切從其風俗去做。”

　　而與齊國相鄰的是周公旦的封國魯國。齊、魯兩地其實都屬於東夷之地。周公沒有就封，而是讓自己的長子伯禽去魯國進行治理。當初分封的時候，魯國分有祝、宗、卜、史，具備周王室的各種文物製度，是享有最高特權的東方大國。而伯禽到魯國，也帶去了西周的全部禮樂，用西周的禮樂文化、典章製度改造魯國，施政三年之後，伯禽才向周公匯報施政的情況。周公問：“為何如此遲緩？”伯禽說：“改革魯國的風俗與禮儀，這要等服喪三年除服之後才能看到效果，因此遲了。”周公聽後歎息說：“唉！魯國後代將要為齊國之臣了，為政不簡約易行，人民就不會親近；政令平易近民，人民必然歸附。”其後，齊國成為春秋時期的“五霸”之首，戰國時代的“七雄”之一，以強盛的國力顯赫於諸侯，但魯國始終落後於齊國，沒有躋身於強同的行列，至公元前249年，魯國就被楚考烈王滅掉了。

　　呂尚什麽時候去世的，今已無可考。《古本竹書紀年》和《今本竹書紀年》都說呂尚卒於周康王六年。死後葬於何處至今也無定論。據清代陝西巡撫畢源主持編纂的《關中勝跡圖誌》記載，是在陝西鹹陽。而據《河南通誌》記載，呂尚墓在今衛輝市，即原汲縣西北的太公泉村西南一公裏處的荒坡上，占地約200平方米，墓前立有清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仲春衛輝知府葦立“周薑太公墓葬處”石碑一方。另據魏人王象、繆襲所撰《皇覽》說，呂尚塚在臨淄縣城南十裏。而《齊記補遺》和民國九年所編《臨淄縣誌》則說太公死後歸葬於周，齊人思其德，葬衣冠於臨淄，還說：“太公衣冠塚，在城南山王莊北。”今在淄博市臨淄區（原臨淄縣）辛店東側，永流鄉張家莊南有一座古墓，據說即“呂尚塚”。總之，在今陝西成陽、河南輝以及山東臨淄等地都可見有太公墓，人們一直以不同的方式表達著對太公的緬懷和敬仰。

　　薑太公是中國曆史上“智勇”的代名詞，被曆代朝廷和民間所崇拜，甚至被供奉為神。唐宋以前的武廟奉祀的都是薑太公。唐太宗即位後，國家政局動亂，內憂外患，為了安定人心治理國家，唐太宗自稱是薑太公的化身，在皤溪建立太公廟，立意要像周文王那樣訪賢並重用賢臣良將。唐太宗因此在當時得到了一大批賢十，唐出現了“貞觀之治”的局麵。到了唐玄宗的時候，於開元十九年（公元731）詔令長安、洛陽兩京及各州各建一所太公廟，還以張良配享，在春秋仲秋月上戊口舉行祭祀。每當國家發兵出師或各將領及文武舉人應詔的時候，都要先去太公廟拜謁，以此來勉勵人臣們要像太公那樣披肝瀝膽，為國家盡力。到唐代宗上元元年（公元760），代宗又下詔封薑太公為武成王，建置武廟，與“文宣王”孔子一起成為我國“文”、“武”的代表。宋朝時候，人們對薑太公更是倍加推崇，《事物紀源》卷二載：“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下詔加諡薑太公為Hf烈武成王。”除加封號外，還在青州建祠廟祭祀。宋神宗熙寧五年（公元1072）為抵禦外寇入侵，下令要求各軍事將領必讀《太公兵法》。到了明代，許仲琳則把太公神化，寫出《封神演義》，把太公神化為管理眾神的神，而太公的神奇和威嚴，成了驅邪扶正的偶像。後來民間百姓往往在城鄉間的巷頭屋角處，用石刻上“太公在此，百無禁忌”，以此來驅魔避邪。

　　1993年，齊地（今山東）人民為了紀念薑太公——齊國的開創者和齊文化的奠基人，又依托原來的薑太公衣冠塚建立了“薑太公祠”。太公祠由祠堂、道院、太公衣冠塚組成，光亮的門楣上方懸有“薑太公祠”金字大匾，是由趙樸初先生題寫的；“輔周論封神，滅紂傳佳話”的楹聯是由魏啟功先生書寫的。入門穿過通往東西跨院的月門，分別是鼓樓和鍾樓，登樓又可望牛峰、淄江故道。正院由主殿和東西兩配殿組成，主殿五間，配殿各三間，紅柱上掛有木刻楹聯，一聯是“斬將封神功貫古今神第一；興周誅紂才兼文武世無雙”，另一聯是：“六韜金匱成百載武祖，陰符奇書傳千秋兵家”。殿中神樓內端坐著薑太公的彩繪塑像，鶴發童顏，栩栩有神；神樓背麵牆上飾彩繪壁畫，內容包括：薑氏封臣、貧困生涯、棄官避紂、著書立說、渭水垂釣、孟津會盟、牧野大戰、封齊就國、營丘敗萊、簡禮治齊、嚴懲不訓、權專征伐、傳子歸周等13幅畫麵。神樓背麵便是太公衣冠塚，塚前的石碑是由太昌先生題寫，文曰：“武成王薑太公衣冠塚”。碑前的石坊有聯曰：“葬衣冠永懷太公德，建祠宇再現武成光”。

　　§§第四章 張良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