謀略家成長故事

第二節 獻謀策滅商做準備

　　商紂王腐朽墮落，又連續不斷地發動對外戰爭，對周邊國家興兵征討。他先向太行山黎人（在今山西黎城縣東南）發動進攻，接著進軍西北的黃土高原，繼而又揮師東向，全力鎮壓東夷各部。殷紂王這種窮兵黷武的做法，更激化了社會矛盾，正如《詩經》中所描述的，當時的民怨“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全國到處是不滿和憤怒之聲，整個社會像開鍋的水一樣沸騰起來）。但是商紂王卻更加淫亂不止，還加重刑罰，設立了炮烙之法（在銅柱上抹膏油，銅柱下加炭火，令人在銅柱上行走，不一會兒就會墜入炭火中身亡）。這種形勢，對周人勢力的發展卻非常有利。西伯昌繼承先人的誌願，積極準備滅商大業。在得到呂尚之後，西伯昌就向呂尚請教滅商的方略。

　　呂尚曾勤學《易》理和兵法，並曾遊曆諸國，對時勢了解得十分清楚，於是他向周文王獻“陰修德以傾商政”的策略，也就是表麵上要服從商的統治，恭順事殷，以此來防止紂王的猜忌而不利於發展自己的實力；暗中則要通過修德，來爭取民心和更多小罔的支持，這樣來瓦解殷商王朝的盟邦，剪除商的羽翼，削弱和孤立殷商王朝，最後達到滅商的目的。

　　西伯昌采用呂尚的謀略，以尊商愛民為由，把洛西之地獻給紂王，請求紂王廢除炮烙之刑，紂王非常高興，答應廢除炮烙之刑，並完全放棄了對周西伯的猜疑，還賜給周西伯弓矢斧鉞，授給他征伐的專權，並且更加相信西伯昌。

　　殷紂王不任用忠誠賢能之臣卻任用小人為政，諸侯因此而漸漸地疏遠了紂王。紂王任用費中來處理朝政，而費中是一個善於阿諛逢迎並貪圖小利的人，舉國之人都不願和他親近。紂王還任用惡來，而惡來又是一個善於詆毀和進讒言的人，因此諸侯從此更加疏遠紂王，原來臣服於商的一些諸侯方國，也開始背叛商而歸附於周。這時，西伯昌又依呂尚之策，率領諸侯入貢紂王，從而又獲得了紂王的寵信。

　　西伯昌采納並施行廠呂尚的“修德”之策，施德行善，尚賢愛民，諸侯們因此都尊西伯昌為賢者，遇上難以解決的事情都來找他來裁決。當時，虞國人和芮國人因爭奪土地發生矛盾，很久沒能得到解決，就互相商量說：“聽說周西伯是位仁人，何不去找他問問？”於是兩人來到了西周。剛到西周邊境，就看到西周種田的人互讓田界，年幼之人謙讓長者，都尊禮崇德，民俗純樸，一派君子之風。看到這裏，虞、芮二君都感到非常慚愧，說：“我們所相爭的正是周人認為羞恥的事情。我們還找周西伯於什麽？隻會去自討恥辱罷了。”於是兩人沒有見到西伯昌就回去了。回國後，兩國互相推讓所爭之地。諸侯們聽說這件事後，更加敬慕西伯昌，認為西伯昌大概就是“受命之君”，先後有四十多個小方國，都因仰慕周的政教，加上不堪忍受殷商的統治而來歸附周。

　　有一天，西伯昌問呂尚：“商王非常殘暴，經常虐殺無辜，您輔佐我，有所憂慮嗎？”呂尚說：“人自己的作為不給自己造成災害，別人也不可謀害他。爭取天下如同追搏猛獸，參加的人都可分得一份肉；也像同舟共濟一樣，如果船翻了，大家都遇難。我現在就是與王同舟共濟呢。”呂尚又告訴西伯昌：“鷙鳥將要搏擊的時候，先收身縮翼而後發；猛獸將要搏擊的時候，先垂耳伏身而後出；聖人將有所動作的時候，也必先顯出愚笨的樣子。我觀察商都的郊外，野草瘋長，勝過莊稼。我觀察商王朝的人，邪曲的人多而正直的少。商王暴虐殘忍，敗法亂刑，這些都是亡國的征兆。所以我有信心輔王滅商。”

　　西伯昌還經常向呂尚請教有關國家治理的道嬋和方略，薑太公向他提出了很多治國方略，為之謀劃運籌。一次，西伯昌問道：“天下熙熙攘攘，紛擾複雜，有時強盛，有時衰弱；有時氣運好，國泰民安；有時又氣運乖蹇，國危民亂，這是什麽原因呢？莫非是因為其君主賢與不賢的關係嗎？還是由於天時變化自然造成的呢？”呂尚認為，國運的昌盛與否取決於君主的賢能，而不足因為外在的原因，於是回答說：“國君不賢，國家就會危亡，人民就會變亂；國君賢明有德行，國家就會太平，人民就會安定。所以國家的福禍在於君主的賢與不賢，而不在於天時的變化。”西伯昌又問：“可以把古代聖賢君主的事跡講給我聽聽嗎？”呂尚說：“從前帝堯統治天下的時候，上古的人都稱他為賢君。”西伯昌問：“他是怎樣治理國家的呢？”呂尚說：“堯治理天下的時候，不用金銀珠玉作裝飾品，不穿錦繡華麗的衣服，不觀賞珍貴稀奇的物品，不玩弄寶貴的奢侈品，不聽淫逸的音樂，不粉飾宮廷的院牆，不雕飾宮殿的甍（音méng，屋脊）、桷（音jué，方的椽子）、椽、楹（音yíng，廳堂前部的柱子），不修剪庭院的茅草。以鹿皮擋風禦寒，穿粗布做的衣服，吃粗糧做的飯，喝藜藿（灰菜和豆葉）湯。不使勞役妨礙農耕、紡織的時節，約束自己的心誌，治理國家以清靜無為，升遷忠正守法官吏的爵位，增加廉潔愛民之人的俸祿。敬重那些孝敬父母、愛撫幼小的人，慰勞勉勵那些致力於農桑耕織的人。區分善惡良莠，表彰善良的人，提倡公正操守，以法律製止奸邪詐偽的行為。對自己所厭惡的人，如果他有功也一定加以賞賜；對自己所喜愛的人，如果他有罪也一定加以懲處。贍養鰥寡孤獨的人，救濟那些遇到禍患而傷亡的人家。堯帝自己則非常節儉，很少征用民役賦稅，所以天下百姓生活富裕，安居樂業，而沒有饑寒的麵容。百姓則像景仰日月一樣感戴他，像親近父母一樣親近他。”西伯昌說：“堯帝真是一位偉大的有德行的賢君！”

　　西伯昌曾經向呂尚請教治國的首要任務，說：“我很想知道治理一個大國的首要任務是什麽。想要使君主尊貴而人民安定，應該怎樣做呢？”呂尚是主張愛民修德而治國的，於是回答西伯昌道：“愛民而已。”文王又進一步的請教：“怎樣才是愛民呢？”呂尚解釋道：“要時刻想著有利於民，而不要危害他們；要成就人民的生產和生活，而不要破壞他們；要使人民能得以生存，而不要殺害他們；要經常想著給予人民什麽，而不要剝奪他們；要使人民生活得快樂而不感到痛苦，使人民歡喜而不憤怒。”呂尚又具體地解釋說：“民眾不失去職業就會獲得利益；農民不失去農時就會得到收成；減輕刑罰民眾就能生存；少征賦稅就是給予民眾實惠；少修建宮竄台榭就會使民眾安樂；官吏清廉不敲剝百姓就會使民眾喜悅。反之，使民眾失去職業、沒有工作，就是損害民眾的利益；耽誤農時、沒有收成，就是敗壞民眾的事業；官吏貪汙笥擾，就會引起民眾的憤怒。因此，善於治理國家的開明君主，管理民眾就會如同父母愛護自己的子女，兄長愛護自己的弟弟一樣，看到他們的饑寒而為他們擔憂，見到他們勞苦而為他們悲痛，對他們的賞罰如同對自身的賞罰，向他們征收賦稅如同奪取自己的財產。這就是愛民之道。”

　　呂尚還向西伯昌諫言圍君要擁有“六守”，也就是選拔賢能人才的六條標準，分別是“仁、義、忠、信、勇、謀”。呂尚把符合這六個條件的人稱為“賢人”，他說：君主治理國家，必須尊崇和任用德才兼備的賢能之人才能富國強民。西伯昌問呂尚：“怎樣慎重地選取符合這六個條件的人才呢？”呂尚回答說：“使他富貴從而來觀察他是否作惡犯法，不作惡犯法的人可稱之為仁；使他尊貴從而來觀察他是否驕橫傲物，不驕橫傲物的人可稱之為義；使他擔當再任從而來觀察他是否懷有二心，不懷有二心的人可稱之為忠；使他奉命出使在外從而來觀察他是否隱私欺騙，不隱私欺騙的人可稱之為信；使他身臨危境從而來觀察他是否惶恐變節，不惶恐變節的人可稱之為勇；使他處理各種不斷變化的事情從而來觀察他是否能隨機應變，能隨機應變的人可稱之為謀。”

　　在發展國家的經濟方麵，呂尚向西伯昌提出要使國家富強、人民富足，就要發展生產，而發展生產就應該“三寶”（農業、工業、商業）並重。他告訴文王說：“如果把農民組織在一起進行農業生產，糧食就會充足；如果把工匠組織起來進行工業生產，器具就會充足；如果把商人組織在一起進行貿易活動，財貨就會充足。而讓這三大行業的人都能各安其處，各從其業，民眾就不會謀亂。”呂尚又輔助西伯昌製定並實行了一係列發展經濟的政策，在周境內實行“九一租稅製”，即農人租用公田，隻繳納九分之一租稅的低稅製度；給大大小小的官吏“份地”，作為官吏的俸祿，而且子孫可以繼承，等等。這些經濟政策正符合當時西周的發展狀況，調動了農民在官田上努力生產、官吏們自覺地搞好份地生產的積極性，極大地促進了生產的發展，為以後滅商奠定了經濟基礎。

　　在軍事方麵，呂尚提出用兵之道在於吊民伐罪、懲惡揚善，而用兵之略在於謀取不戰而勝。於是呂尚向文王提出了“文伐”的策略，也就是不用交接兵刃而討伐、征服敵人的策略。呂尚具體解釋了文伐的策略道：“文伐的策略有十二條。一、因其所喜，順其所好，使其誌驕氣盈；二、親其所愛，分其威權，使其內部分化，廷無忠臣；三、暗中收買其手下，使之為我提供情報；四、厚賂以珠玉美女，縱其淫樂，並對其卑辭委聽，順其意而合其心，使其在邪惡的道路上不能自拔；五、對其手下的忠臣，少用賄賂的辦法，而暗中設計，阻其成事，以促使其國君撤換他，然後我再對他親而信之，並促使其國君重新啟用他，這樣他就可為我所用；六、收買他內部的人，離間他外部的盟國，使其人才外流而敵國入侵；七、籠絡其寵愛者，暗中以利相誘，縱其輕財揮霍，造成其國庫空虛；八、為其謀劃而使其得利，這樣他就會對我言聽計從，任我擺布；九、尊之以虛名，使之妄自尊大而疏遠其聖賢的人；十、對其曲意奉承以得其信任，使之視我如同親生兄弟，然後在不知不覺中奪其權柄；十一、暗中攬其豪傑，而將我之智士和勇士推薦給他，使其周圍充塞我之黨徒；十二、收買其亂臣以迷之，進獻美女淫聲以惑之，贈送良犬寶馬以縱其欲，時機一到，便可與天下共謀而伐之。以上十二條具備了，武事也就成功了。”

　　為實現滅商的目的，呂尚又積極幫助西伯昌策劃首先向西北和西南用兵，先征服商的一些附屬方國，以進一步孤立商王朝，然後再向東發展，東渡黃河，為最後滅商掃除障礙。當時仍然忠於商的方國主要有密須（今甘肅靈台縣）、黎（今山西長治市）、邗（yú，音於。今河南沁陽縣）、崇（今陝西西安灃水西）等國。西伯昌原想先對邗用兵，但又想聽聽呂尚的意見，於是問呂尚：“我想對外用兵，您看先征伐哪個國家好呢？密須氏對我們疑心重重，是否可以先征伐密須？”管叔認為不可，說：“密須國的國君是聖明的君主，先征伐密須是不義的舉動。”然而呂尚說：“要先征伐密須。”當時密須在商的屬國中是力量較強的一個，它對周很不恭順，屢次抗拒周，並且侵略它附近的小國阮和共（都在今甘肅涇川縣），所以呂尚說：“先王用兵，都是討伐那些不守道義的人，而不討伐恭順之國；討伐那些險惡的人，而不討伐易於順從之國；討伐那些過分囂張的人，而不討伐那些還不怎麽壞的國家。”文王說：“您說得對。”於是決定對密須用兵，並把密須消滅了。接著又相繼消滅了黎、邗、崇等國，還打敗並驅逐了西北方麵的犬戎，解除了他們對周的威脅。這一係列軍事上的勝利，使周的勢力範圍迅速擴大，成功地實現了孤立商王朝的戰略目標，為後來武王滅商奠定了基礎。而在這一係列勝利中，“呂尚之謀計居多”，據說多是一些“兵權和奇計”。這所謂的“兵權和奇計”，大概就是運用的“文伐”的策略吧，因此後世談論兵法權謀的人，都推尊呂尚為本謀。

　　西伯昌滅崇之後，便在崇的故地灃水西岸興建豐邑，並把國都從岐山下的周原（今陝西岐山縣），遷移到豐。此後不久，西伯昌由於長期操勞於國事。染疾而亡。西伯昌臨終的時候，太子姬發在身邊，於是西伯昌召來呂尚，心懷遺憾地說道：“唉！上天將要拋棄我了，我要把周朝的社稷囑托給你。現在我想學習一些至理名言，以便明確地傳給子孫。”呂尚忍住內心的哀傷，回答道：“您要問些什麽呢？”西伯昌仍然心係國家之事，於是向太公問道：“先前聖賢的治國之道，他們有所廢止，也有所實行，可以把這些講給我聽嗎？”呂尚說：“見到善事卻怠惰不為，時機到來卻遲疑不決，知道不對卻泰然處之：這三者是先人治國所以廢止的地方；能柔能靜以待己，能恭能靜以待人，能強能弱以接物，能忍能剛以待機：這四者是先聖治國之策得以實行的原因。所以公義勝過私欲，國家就會昌盛；私欲勝過公義，國家就要衰微；為政勤懇勝過怠惰，國家就會吉祥；怠惰勝過勤懇，國家就會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