謀略家成長故事

第七節 熟讀經書“《左傳》癖”

　　京兆杜氏家族一向對經學很重視。杜預本人也熟讀經書，對經書的研究非常透徹，這尤其表現在泰始十年（274）關於禮製的一次爭論中。

　　晉武帝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後去世，即將遷葬到峻陽陵，依照舊製，安葬完畢後，皇帝和群臣除去喪服而改穿禮服。在此之前，尚書祠部奏請按照博士張靖的意見，皇太子也依規定一起除去喪服。而博士陳達卻有不同看法，他認為：“現在所依照的製度，是漢文帝的權宜之製而非正禮，皇太子不用處理國事，與皇帝不同，因而應當服滿喪期。”晉武帝不知所從，下詔讓群儒繼續討論這一問題。熟讀經書的杜預認為：“古代天子及諸侯服父母之喪開始與齊衰、斬衰相同，安葬之後不用穿喪服，但要在心裏悼念即‘心喪’，直到服喪期滿，與士人平民的禮製不同。到了漢代，繼承秦朝的做法，全國人民都要為皇帝服喪三年。漢文帝考慮到這種製度不能長久實行，也不知道古代的做法，就另外按照自己的意旨規定安葬完畢後即可除去喪服而改穿禮服。曹魏隻以到下葬為限，嗣君不在居喪的地方服滿喪期。學者們很久以來就認為這樣不對，然而卻始終不從經傳中去推究，隻說王者為三年的服喪期，應當穿衰麻滿二十五個月。嗣君如果這樣，那麽天子群臣都不能除去喪服。雖然有誌於專心服喪，卻受到各種因素的製約而不能實行。到現在君王都依照漢文帝的規定，是由於居喪守孝的人不守禮製。現在皇太子與皇帝同禮，應當恢複古製，在卒哭之祭後除去喪服，以‘心喪’的方式服滿喪期。從道理上來說，既不應該不除喪服，又不取法漢文帝，才是行喪禮的正禮。”

　　尚書仆射盧欽、尚書魏舒聽了以後不得其解，便進一步詢問杜預所依據的證據是什麽。杜預說：“古書上說三年之喪期從天子起，這是說天子沒有一年的喪期，隻有三年的喪期，並不是說天子要穿喪服居喪三年，與士人平民同禮。所以皇後、世子之喪，而叔向說有兩種三年之喪。周公不說高宗服喪三年，而說諒闇三年，這是不穿喪服而隻是‘心喪’的文字。叔向不譏諷景王除去喪服，而隻是譏諷他宴飲奏樂太早，他做到了安葬之後除去喪服，隻是違反了居喪期間的禮節。《春秋》中記載，晉侯設宴招待諸侯，子產相鄭，而當時鄭簡公還未下葬，請求除去喪服以後再聽取命令，君子認為這樣是符合禮製的。宰咺前來饋送惠公仲子的助喪之物，傳中說‘吊生不及哀’。這些都是安葬之後除去喪服而隻是‘心喪’的明證。先儒既有的說法常常可以見到，學者們可以好好地去思考一下。《喪服》規定，諸侯為天子也穿斬衰，難道能說他們一直要穿滿三年嗎？向前考察七代，不見帝王君臣上下穿喪服三年的有誰；推論將來，恐怕百代帝王也會是一樣的不穿喪服三年吧。並不是一定辦不到，而是情況不允許，所以我們理解了聖人不虛設不能實行的製度的緣由所在。孔子言‘禮所損益雖百世可知’，說的就是這個道理。”盧欽、魏舒聽了杜預的解釋以後，認為杜預說得很正確，於是就讓杜預寫奏議，把這次關於禮製的討論情況和最後的決定上奏給晉武帝。最終，皇太子按照杜預的說法，除去了喪服，隻是“心喪”三年。

　　當時朝廷內外猛一聽到杜預的說法，無不感到奇怪，甚至有人說他是違禮以趨和時事。當時杜預自己也並沒有去解釋，回去以後讓博士段暢廣泛收集典籍中的有關議論，作為證據，要使大義昭彰，足以流傳到將來。段暢接受杜預的意旨，把經書中記載的事實和成說一條條列舉出來，作為確鑿的證據，以證明杜預說法的正確性。傳記中有與現在的議論相同的，也列舉出來，廣泛列舉兩種說法。表明所憑借的準則，以證明這件事。可惜的是，這些文辭後來大都亡佚了。

　　杜預一生勤於治學，著述甚豐。據史書記載，他著有《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三十卷、《春秋釋例》十五卷、《春秋左氏傳音》三卷、《春秋左氏傳評》二卷、《喪服要集》三卷、《女記》十卷、《律本》二十一卷、《晉令》四十卷、《杜預雜律》七卷和《善文》五十卷等。但流傳於後世的隻有《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和《春秋釋例》二書，其他或已亡佚，或僅片言隻語散見於後人輯錄的書中。明代張溥輯有《杜征南集》，可作為參考。

　　西晉時期，王濟懂得相馬，又善解馬的性情。有一次他騎著一匹馬，馬身上披有連乾鄣泥，前方有水，這匹馬便始終不肯渡過去。王濟說道：“這馬一定是舍不得鄣泥。”於是讓人解下去，馬這才肯繼續向前走。因此，杜預說王濟有“馬癖”。和嶠家產豐富，擬於王者，然而他卻生性十分吝嗇，所以被世人所譏諷，杜預也因此稱和嶠有“錢癖”。杜預對王濟、和嶠的這種特殊稱呼傳到了晉武帝的耳朵裏，晉武帝便問杜預：“那你有什麽癖呢？”杜預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我有《左傳》癖。”他已把研究《左傳》當成了自己的嗜好。的確，杜預對《左傳》的研究十分精辟透徹，達到了無人能比的水平。儒家經典眾多，杜預為何會對《左傳》情有獨鍾呢？京兆杜氏是一個以世善刑律著稱的家族，而儒學自西漢以來一直與刑律之學有著密切的關係，尤其是“春秋決獄”之風的盛行，使儒學與刑律之學互相滲透，甚至融為一體。在眾多的儒家經典當中，杜預對解釋《春秋》中的《左傳》喜愛成癖，應當與杜氏家族精於刑律之學的家學特色有關。

　　杜預在《左傳》研究方麵最重要的著作首推《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一書，該書有時也簡稱為《春秋經傳集解》、《春秋左傳集解》、《集解》或徑稱杜注。《集解》征引了先秦兩漢的大量文獻，這既體現了杜預學術修養的深厚，又保證了他對經傳解釋的準確翔實，同時也保存了大量的文獻資料，對文獻學也作出了重要貢獻。杜注具有求實、簡明、通達的特點，是流傳至今的古代《左傳》注釋本中最好的一種，世所通行的《十三經注疏》本中收錄的就是杜注本。杜預認為，此前傳世的《左傳》注盡管多達十幾家，卻都深受今文經學的影響，在注釋中多引《公羊》、《轂粱》的傳文，造成混亂。而他的注解則要忠實貫徹左丘明以史為綱的意圖，以突顯《左傳》的史學性質。於是，杜預注《左傳》摒棄了傳統的經學研究方法，進而形成了從史學角度作注的學術特色。杜預的《左傳》注，將經傳合並，相互比照起來進行注釋，開啟了經注的新體例。杜預的文化觀念來源於魏晉時期玄學發展、儒玄兼綜和史學繁榮的學術大背景。杜注清通、簡要的風格，適應了魏晉學術發展的需要。由於杜預“博學多聞”，從而使注釋的內容更為翔實、易懂，充分體現了創新精神。杜預的《春秋左氏經傳集解》、《春秋釋例》、《春秋左氏傳評》、《春秋左氏傳音》四部著作，除闡發義例外，還從詞語、名物訓詁以至天文、曆法、地理、醫卜、氏族、音樂等方麵作了注釋，因而被後人譽為讀《左傳》的門徑。同時，杜注也是研究當時社會的重要史料。

　　杜注之所以流傳至今，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就在於它的創新。除了上文所說的體例方麵的創新外，最值得稱道的是他有關地理和曆法兩個方麵的注釋。《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對《左傳》的古（春秋）今（魏晉）地名都作了注釋。杜預還繪製了古今地名對照地圖和春秋會盟圖，可惜我們今天已經見不到了。在曆法方麵，杜預參照東漢天文學家劉洪的《乾象曆》，推算出了春秋二百四十年的甲子、朔閏和日月蝕。並編定為《春秋長曆》，不僅校正了《春秋》、《左傳》在曆法方麵的錯誤，還駁正了西漢劉歆等人以《三統曆》對春秋時曆的穿鑿附會。杜預的《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在東晉南朝廣為傳習。到了唐代，經學大師孔穎達作《春秋左傳正義》，確立了杜預《左傳》注在官學中的地位。杜預為經書作注，不僅為儒學作出了重大貢獻，同時也對曆代封建統治的長治久安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西晉著名經學家摯虞曾高度評價杜預的《春秋釋例》說：“當年左丘明作《左傳》，本來隻是為《春秋》經作注的，但因為其書的內容超出《春秋》經很多，後來便單獨成書而流行於世。杜預的《釋例》本來是因《左傳》而作，但它所解釋的又豈是《左傳》本身，超出的東西實在是太多了！將來《釋例》也一定能與《左傳》齊名。”後來的曆史事實證明，摯虞的預言並非溢美之詞，他的確有先見之明。

　　杜預還善於把讀經書時所學到的知識運用到實踐中去。他認真學習和領會了《春秋》、《左傳》所宣揚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軍事經驗，從中得到了重要的啟迪，並以之作為實踐的指針，對他為國家建立功勳密切相關。如《左傳》所記載的豐富的戰爭經驗，使愛讀此書成癖的杜預在軍事上顯得足智多謀。《左傳》中有許多關於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所在的論述，又有許多關於戰爭之前如何充分準備以及如何抓住有利時機的論述，這些都給杜預以重要啟示。杜預在平吳戰爭中之所以能建立卓著的功勳，應當說，與他精通《左傳》是分不開的。《左傳》中的以禮治國、重視武備、注重休養生息和有關法製的思想等，都對杜預產生了重大影響。可以說，杜預的足智多謀，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獲益於他的熟讀經書和“《左傳》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