謀略家成長故事

第四節 度支尚書“杜武庫”

　　泰始七年至鹹寧四年（271～278），杜預出任度支尚書，其間，雖因石鑒的報複而一度被免職，但為時很短。在七年的任期裏，杜預對全國的農業、手工業和財政收支等進行了治理，共向晉武帝提出過五十多項治國治軍的建議。杜預非常重視工農業生產，對處理經濟問題頗有一套高明見解，其發展農業及手工業經濟的主張有“奏立藉田”、“興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製課調”等。他還積極出謀劃策進行救災，解決了當時一些非常棘手的問題。

　　我國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國家，農業曆來被認為是國家立足之本。相傳古時的天子和諸侯都擁有藉田，天子藉田千畝，諸侯百畝，但實際上都是征用民力耕種的，隻是每逢春耕前，由天子和諸侯執耒耜在藉田上舉行耕作儀式，稱為“藉禮”，以示對農業生產的重視。古時所謂的聖王們無不躬耕於田畝，並將收獲物獻給宗廟用於祭祀，以此來表示對農業的重視，並對全國起到表率作用。但到了魏晉時期，皇帝親耕成為一種空泛的形式，沒有起到訓農的實際作用。有鑒於此，杜預建議擴大藉田麵積，讓皇帝和大臣都去參加實際的耕作，以體驗稼穡之艱辛，這樣一來，農業生產就不怕搞不上去，糧食產量和國庫收入自然也會增加。晉武帝司馬炎接受了杜預的這一建議，並下令在洛陽城東建立了麵積達千畝的藉田。晉武帝和王公百官每年都定期到田中勞動，為全國的農業生產樹立楷模。

　　西晉初年，農業生產得到了較快的發展，但同時也出現了“穀賤傷農”的現象，這很不利於農業的長遠發展。為解決這一問題，杜預建議朝廷效法古代，在糧食主產區建立“常平倉”，用國庫所藏的布帛去換取農民手中的糧食，以起到平抑糧價的作用。晉武帝采納了杜預的建議，在全國推行常平倉製度，這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農民的利益，從而有利於農業的長遠發展。

　　此外，杜預還對與農業生產密切相關的曆法進行了修改，並與當時的天文學家李修、卜顯共同編定了《二元乾度曆》，於鹹寧（275～280）中向晉武帝奏上，不久晉武帝將其頒行於全國，對農業生產起到了積極的指導作用。

　　在任度支尚書期間，充分展示杜預多智善謀的事件，要數他為救災出謀獻策這件事了。晉武帝鹹寧三年（277）秋，兗、豫、徐、青、荊、益、梁七州發大水，莊稼受災嚴重。晉武帝詔令大臣們獻計獻策設法救災。杜預曾前後兩次上書陳述救災計劃。他的兩篇收在《晉書·食貨誌》中的奏章，是後人研究魏晉社會經濟狀況的重要文獻。由於杜預對當時的災情作過調查研究，所以他對災情原因的分析和所提出的救災辦法，比較符合當時的客觀實際。

　　在第一篇上疏中，杜預首先指出，朝廷救災的方針政策要有根本的改變。他說：“現在全國的水災，尤以東南地區最為嚴重，不僅莊稼沒有收獲，連老百姓的家居產業也都被損害。那裏低窪的田地裏到處都是積水，高處的土地又大都堅硬瘠薄，像這樣的困苦局麵，老百姓來年也一定還會遇到。我常常想，即使詔書諄諄告誡地方官員們設法去解決這些問題，但若不改變根本大計，確定有關的正確方向，恐怕詔書也隻是一紙空文，真正的作用很小。現在正是夏秋蔬菜食物最多的季節，可是老百姓已經不夠吃的了。接下來冬春兩季就要到了，到那時野外連青草都沒有，老百姓就隻有指望依靠政府的救濟糧來活命了。這可是治理一方的大事，不能不預先認真考慮啊！”

　　緊接著，杜預又針對災民的日常食品供給具體說道：“我認為，這些地方既然因水而受災，應當把魚蝦螺蚌等水生物作為食物來維持生活。然而洪水泛濫，貧窮的老百姓始終無法得到它們。如今應該大規模破壞兗州和豫州東部邊界的各個堤壩，並根據水流的方向加以疏導。這樣可以使饑民們都能利用豐富的水產品，老百姓不用走出本地邊界，早晚都能在野外找到食物，這是眼下救濟災民的好辦法。洪水退去以後，對填滿淤泥的農田略加整治，到明年春天種上莊稼，一定會有好收成。可見，這樣做對明年也大有好處啊！”杜預認為宣泄舊堤壩不僅僅是救災的權宜之計，而且還有利於東南地區農業生產的長遠發展。

　　針對一些地區農民種地缺乏耕牛的實際情況，杜預向晉武帝建議道：“我以前上奏曾經說過，典牧所管理的種牛不供耕田套車用，一直到老死也不穿鼻孔套韁繩，沒有實用價值，卻白白占用了人力和糧草的開支。實際上這些牛每年送去駕車運糧的很少，又不加以調教訓練，所以最好將它們大量出售貸給農民，用來換取糧食和作為軍隊的賞錢。”晉武帝經過詢問主管官牛的部門，最後同意了杜預的建議，將其中的三萬五千頭官牛作價貸給了農民用於耕種。這不僅僅是解決了農民的當務之急，更有利於這些地區農業生產的長遠發展。

　　杜預再次上疏指出，火耕水耨、粗放濫墾和水利設施年久失修是造成水災的根本原因：“那些想要整修水田的人，都認為火耕水耨最為便利。其實並非完全是那樣。這種方法隻不過適用於新開墾的田地和荒地，是在和老百姓居住的地方相隔離的情況下罷了。以前東南地區初步開發時人口稀少，所以有放火燒荒的便利。近年來，那裏的人口與日俱增，可是陂堰每年都決口，致使良田裏長出了蒲草和蘆葦，人們居住在水澤岸邊，水陸失調，放牧絕種，樹木枯死，這些都是由堤陂所造成的。如此密集的堤陂，導致土層較薄和地下水位升高，這樣一來，積水往往不能下滲。所以每當天降大雨，這裏就會積水橫流，並且影響到了旱田。”

　　杜預還譴責了某些部門和個別官吏隻從自身利益出發，彼此紛爭，互相扯皮，使一些地區的救災工作不能繼續下去。他說：“議論的人不考慮其中的緣故，便說這樣的土地不適合種植旱地作物。我考慮到漢代的戶口數，以之核驗現在有堤陂的地方，都是當年的旱田。那裏有一些漢代的舊陂舊堰，都是堅固完好的，不是現在所說的危害人民的。我以前見尚書胡威上奏說應當毀掉堤陂，他的話誠懇至極。我又見到宋侯相應遵上書提議，請求毀掉泗陂，改變運河的路線。現在都督和度支各自根據自己所見到的，不聽從應遵的意見。我考察了應遵上書說的事情，運河路線往東到壽春，有舊的水渠，可以不經由泗陂。泗陂在應遵管轄的地界內毀壞耕地達一萬三千多頃，危害到了已耕種的田地。應遵的轄區裏管理的佃戶有兩千六百口，可以說是非常之少，卻還擔憂土地狹小，不足以滿足需求，這都是水害所造成的。有關部門應當共同關心這件事。可是都督和度支又各自意見不同，他們不是難以發現問題的所在的，而僅僅是因為各自的利益不同。各人所想的不同，利害關係也有差異。軍隊方麵和地方郡縣，士大夫和老百姓，他們的認識沒有一點相同的，這都是因為偏重它的好處而忘記了它的害處。這正是事理之所以還不被了解，而實際中之所以有很多困難的原因。”

　　杜預在經過實際調查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陂堰宣泄與否的標準：“我認為，豫州界內兩處度支所管理的佃戶，都是州郡的大軍雜士，共有水田七千五百多頃，算起來三年用水的田畝數，也不過兩萬多頃。根據常理來說，沒有必要過多積存沒有用的水，何況如今洪水成澇，造成了大災害。我認為與其失當，不如瀉掉它而不蓄積。應該發布明文詔令，命令刺史二千石，凡是漢代的舊陂舊堰以及山穀裏的私家小陂，都應當修繕好以便積水。凡是曹操屯田以來所建造的，以及各種因為雨水衝決後而建的蒲草馬腸之類的小陂，全都拆毀它。”杜預提出的這種以宣泄舊的水利設施來救災和發展農業生產的辦法，曆史上確屬罕見，但卻是符合實際情況而行之有效的。杜預接著還提出了具體的實施方案：“地方主要官員應親自到現場加以督導，所有出力的人都集中聽從號令，趕在冬天結冰之前能夠大致宣泄完畢，其中參加整修有實際功勞的人都要加以鼓勵。凡是舊的水塘溝渠需要修補的，都要查找出微小的險象，一律依照漢代的原貌，預先將它們分類備案，到冬季東南一帶休兵交接的時候，各自留出一個月來做這件事。”杜預還進一步指明了其中的道理和意義：“山川河流有不變的流水，地勢形貌有一定的樣子，漢代居民眾多，尚且沒有問題，如今根據遇到的問題而把它們宣泄掉，考察古代的事情而了解了眼前的問題，根本的道理是很明顯的，可以很輕易地明白。我不勝愚鈍，竊以為這實在是如今最大的實際利益所在。”杜預言之有理，因而朝廷聽從了他的建議，對東南地區漢魏時期的舊堤壩分別進行了修整和宣泄。

　　杜預還在孟津主持建造了一座黃河浮橋。西晉都城洛陽北邊的孟津，自古以來就是黃河上的重要渡口。相傳武王伐紂時，曾在此與諸侯會盟渡河，因此稱為盟津，也稱為孟滓、富平津、小平津或陶河渚。黃河是古代南北交通的巨大障礙，而孟津則是黃河中遊的重要渡口之一。它不僅是洛陽的北大門，曆來為兵家必爭之地，而且還是聯係三河（河南、河內、河東）地區的交通樞紐。西晉定都洛陽，這裏更成為溝通大河南北的要津。然而，每當上遊有較大的降雨，或是刮大風的時候，這裏的黃河便往往水流湍急、風波險惡，人們在這裏渡河也因而非常危險，常常出現船翻人亡的悲劇。曹魏時期，杜預的祖父、曹魏尚書仆射杜畿受詔製造了一艘禦樓船，有一天在盂津一帶的黃河裏試航，由於風大浪高，不幸發生了翻船事故，杜畿也因此而丟了性命，令朝廷上下都感到十分惋惜。到了西晉時期，這裏交通更加繁忙，因此杜預建議在富平津修建一座浮橋，以克服這裏風濤大的危害，方便廣大官民渡河。但他的這一合理建議卻遭到了朝中一些大臣的竭力反對，他們的借口是，這裏自古以來就沒有人造橋，盂津一帶的黃河兩岸，曾是殷周的都城所在地，殷商建都的河內在黃河的北邊，周朝的都城洛陽在黃河的南岸，那時的人們就經常來往於黃河兩岸而在孟津渡河，但殷周的聖賢們卻都沒有在這裏架橋的想法，可見孟津一帶的黃河上是不適合建造橋梁的。知識淵博的杜預引經據典，反駁道：“你們說殷周的聖賢們沒有在黃河上架橋的想法，這是毫無根據的。《詩經》中‘造舟為梁’就是指在黃河上建造浮橋的事。”一句話，使得反對他的人無言以對。很快，杜預的建議便得到了晉武帝的默許，於是由杜預親自負責，開始在富平津建造黃河大橋。泰始十年（274）九月，僅用了短短幾個月，大橋便正式落成了。為丫慶祝這一空前盛大的工程竣工，晉武帝親率百官前去視察，並專門為杜預舉行了慶功宴會。宴會上，晉武帝舉起酒杯向杜預祝賀道：“要是沒有你杜預，這座大橋是建不成的啊！”杜預謙虛地恭維道：“沒有陛下您的神武聖明，我也就沒有機會顯露這點雕蟲小技啊！”晉武帝聽了杜預的話後更加高興。孟津浮橋建成後。大大方便了黃河南北兩岸的交通往來。

　　杜預在任度支尚書期間，還有不少發明創造，為上至朝廷、下至百姓作出了貢獻。比如，杜預曾複製出久已失傳的欹器。相傳欹器是一種傾斜易覆倒之器，最早見於周代，傳說為人君者常把這種器物放在座位右側以為戒，使人君見到此器便能夠居安思危，時刻不忘社稷大業。杜預發揮豐富的想象力，複製出了在漢魏之際失傳的欹器，並獻給晉武帝，受到晉武帝的誇獎。西晉時，利用水力作動力有了很大的發展。杜預對當時盛行的水碓進行了改進，發明了連機水碓，利用水力帶動好幾個碓同時舂米。這種連機水碓的動力裝置是一個安裝在江河岸邊的巨大的立式水輪。水輪的長軸上裝有一排滾角不動的短橫木，就像一排角度不同的齒輪，當水流衝擊水輪時，軸上的橫木一個接一個地打動一排碓梢，這樣使得水碓舂米。這種連機水碓的使用，大大提高了農產品加工業的動力。相傳杜預的這一發明曾令京師洛陽米價大跌。杜預還發明了“人排新器”，雖然史籍沒有詳細記載這種人排新器的構造和功能，但推斷其為一種新型的農田水利灌溉工具是沒有疑義的。杜預的人排新器很有可能是在東漢杜詩的水排和三國時馬鈞的翻車的基礎上改作而成的。人排新器的發明，大大提高了農田水利灌溉的效率，加速了西晉農業生產的發展，晉武帝時期餘糧棲畝、家給人足的“太康之治”的繁榮局麵的出現，與此不無關係。

　　在任度支尚書的七年間，杜預損益萬機，奇謀不斷，於是朝中的同僚們給他起了個綽號——“杜武庫”，稱讚他的博學多通，就像古代儲藏器物的倉庫一樣無所不有，其意思類似於人們常說的“智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