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明家成長故事

第二章 受命“管天”的一代宗師竺可楨

　　竺可楨，字藕舫，浙江省上虞縣東關鎮人。生於1890年3月7日，1974年2月7日在北京逝世。他從青年時代就抱定“科學救國”的理想，一生傾心血於科學教育、科學研究和科學組織工作。1949年以前，他先後創建了我國大學中的第一個地學係和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開辟了中國的氣象事業；擔任13年浙江大學校長，使浙大挺進到全國名校行列；1949年以後，他出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參與領導中國科學院和全國的科學研究工作，尤其是開辟了自然資源綜合考察事業。他始終從科學的視角，關注著中國的人口、資源、環境問題，是“可持續發展”的先覺先行者。

　　幼年的竺可楨正值中華民族處於內亂外侮互相交織的時代。他自幼便渴求知識，期望國家富強。1911年考取第二期公款留美公費生後，遠渡重洋，按照中國以農立國的指導思想，到美國伊利諾大學農學院學習農學。畢業後，又選擇與農業生產密切相關的氣象學作為攻讀對象，進入蜚名國際的哈佛大學，先後得到碩士、博士學位。在這一期間，不僅選擇了地學作為他終身的專業，而且領略了西方的科學精神，他後來使之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奠定了他終身堅持求是精神的思想基礎。在哈佛大學期間，竺可楨又積極參加由任鴻雋、楊銓等中國留學生發起的中國科學社的各項活動，為該社出版的《科學》雜誌撰寫了一批文章，成為五四運動以前積極傳播科學知識的先驅人物之一。

　　竺可楨1918年回國後，仍不改獻身科教事業的初衷，應聘到武漢高等師範學校執教，而後又轉到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此校不久發展為東南大學。

　　在東南大學，竺可楨創辦了我國第一個地學係，並親自編寫了地學授課講義《地學通論》。1921年，他在《科學》雜誌上發表的《吾國地理家之責任》一文中明確指出：“培養一批中國地學家以調查全國的地形、氣候、人種及動植物、礦產為已任”。可見，二十年代初的竺可楨已立下了在中國開展調查全國自然資源的宏圖大誌。竺可楨創建的地學係，含地理、氣象、地質和礦物四個專業，注重自然科學基礎知識訓練，強調實驗室和野外考察實習相結合，提倡開展科學研究，鼓勵學生翻譯國外有關論著。由於竺可楨辦學思想明確，方法得當，東南大學地學係曾培養出我國最早的地學家，如張其昀、胡煥庸、朱炳海、呂炯、王庸等。南京從此逐漸成為我國南方的地學教學和研究中心。

　　1927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決定成立中央研究院，作為全國最高學術機構。竺可楨應蔡元培院長之邀，參與籌建觀象台，負責氣象組工作。翌年2月，出任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在開創我國近代氣象事業的艱苦道路上邁出了第一步，實現了他10年前歸國時期望獨立自主開展我國氣象研究的夙願。他親自選定在北極閣建所，把中國的氣象學研究和氣象事業建設帶入了第一個黃金時代。

　　大力開展氣象台站建設。具有一定規模的氣象台站建設，是獨立自主開展氣象預報的基礎。竺可楨在1921年就發表過《論我國應多設氣象台》一文，籲請各地政府予以重視。氣象研究所成立後，他又提出《全國設立氣象測候所計劃書》，認為全國設立不同規模的測候所不應少於150個。但是，由於當時財政困難，要由政府專門撥款來籌建氣象台站幾乎是不可能的。當時成立的台站主要是通過三個途徑解決，一是從氣象研究所有限的經費中擠出一部分，自建少數測候所；一是動員凡需要氣象資料的部門（如航空、交通部門等）出資，籌建一些測候所；再一是接受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等機構的資助。在竺可楨的精心推動下，從1929年起到1941年底止，氣象研究所自建的各級測候所9個，合辦的19個。其中如泰山、峨眉山和拉薩測候所都是在克服了種種困難以後建立的，不但為我國近代氣象事業發展提供了珍貴的科學資料，也為當時中國參加國際極年觀測提供了可能。

　　培養人才。當時在高等學校學習氣象專業的學生屈指可數，而眾多氣象測候站的建立又需要大批專業人才。氣象研究所除了接受有關單位派來人員進修、實習，以提高他們的業務能力外，竺可楨決定興辦氣象練習班以滿足對人員的急需。這樣的練習班，從1929年3月起，到1936年12月止，先後共舉辦了四期。竺可楨十分重視訓練班的教學工作，除由氣象研究所人員和中央大學、金陵大學的教授執教以外，他自已還親自編寫講義，參與授課。學員畢業以後，大部分被介紹到氣象單位任職，長期以來，他們中間一部分人成為我國氣象專業的業務骨幹。

　　促進氣象事業統一發展。獨立自主地發布國土上的天氣預報，被認為是國家的主權之一。但是在半殖民地的舊中國，中國的天氣預報卻操縱在帝國主義者手裏。在當時政府支持下，經過竺可楨領導的氣象研究所和全國各方麵共同努力，於1930年3月，取締了上海徐家匯發布氣象預報的顧家宅電台，開始了由中國人自主發布氣象預報的曆史，與此同時，逐步限製當時位於上海法租界內徐家匯觀象台的業務範圍。我國近代氣象事業發展初期，機構多元，體製紊亂，氣象研究所隻是其中一個方麵。1931年在竺可楨努力下，由當時內政部出麵召集會議，經過充分協商，通過了由竺可楨及其助手擬訂的《全國氣象觀測實施規程》；氣象研究所又編印了《測候須知》《氣象學名詞中外對照表》《氣象電碼》等工具書。此外，氣象研究所定期出版的資料有《氣象月刊》《氣象年報》等，為互相交流情況起到重要作用。《氣象月刊》所載氣象資料，幾乎包括了當時國內的重要台站。以後，在他親自主持下編印出版的《中國之雨量》和《中國之溫度》兩本豐富的資料，被認為是中國近代氣象事業發展的明證，是我國記錄年代最久，涉及台站數量最多，質量有保證，內容最完整的降水和氣溫資料。此外，竺可楨還通過中央研究院於1930年、1935年和1937年先後三次召開全國氣象會議，針對交通、軍事、航空等部門為發展氣象事業所關心的問題，進行充分商討，並作出相應決議，使全國氣象工作逐步納入統一規範。

　　堅持開創性的科學研究。氣象研究所首先是一個從事科學研究的事業單位。創建初期雖然專任研究員隻有竺可楨一人，但在他帶領下，學術空氣濃重，研究工作成績蜚然。從1929年到1937年，共有20篇重要論文發表在當時出版的《氣象研究所集刊》上，並與國外開展學術交流。這一時期，竺可楨有大量行政事務、科學組織工作和社會活動纏身，但卻同時是他一生中科研成果產出的高峰期。據不完全統計，截止到1936年4月他出任浙江大學校長以前，八年時間內，他公開發表著作60餘篇，其中大約有50篇是關於氣象學方麵的論文。《中國氣候區域論》、《中國氣流之運行》、《論新月令》和《東南季風與中國之雨量》等，都是這個時期的傑作。這些論文如同他的博士論文《遠東台風的新分類》一樣，被後人視作為我國近代氣象學奠基的科學論文。

　　正由於竺可楨為推動我國氣象事業發展所作出的傑出貢獻，他以無可爭辯的學術帶頭人的身份，於1929年12月第五屆中國氣象學會年會上當選為該學會理事長。

　　竺可楨出掌浙江大學以後，對氣象研究所各項工作仍關懷備至，許多事情仍需要他過問，中央研究院也要求他在氣象研究所兼任所長。直到1946年底，在他堅持之下才卸掉這一職務，由他的學生趙九章接任。

　　1936年4月，竺可楨調任國立浙江大學校長，直到1949年4月離開學校，渡過了他曆時13年充滿了艱辛而又成效卓著的校長生涯。

　　浙江大學前身是求是書院，創立於1897年，是我國最早自辦的新式高等學堂之一。到1936年，已有文理、工、農三個學院，16個學係，入讀學生500餘人。和國內同類學校相比，浙江大學屬於地方性國立大學，當時並未進入名校行列。在前任校長實施法西斯化而學潮迭起的情況下，蔣介石為了裝點門麵，決定委任竺可楨為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為就任此職事，曾猶豫再三，主要是不願意離開已經做出顯著成績的研究工作崗位，又顧慮辦好一個大學，事務繁雜，必須同官場打交道，而這正是他不願意的。但他也意識到，中國社會教育問題眾多，辦教育者風氣不正，如果自己采取明哲保身主義，則不利中國教育事業的發展。於是，他在蔡元培以及眾親朋好友和學生的支持下，決心暫時離開研究所一段時間，毅然挑起大學校長的重任。

　　1936年4月25日，竺可楨在全校學生大會上第一次發表講話，表明了他辦學思想的主旨。他指出：“辦中國的大學，當然須知道中國的曆史，洞察中國的現狀。我們應憑借中國的文化基礎，吸收世界文化的精華，才能養成有用的專門人才；同時也必須根據本國的現勢，審察世界的潮流，培養成的人才才能合乎今日需要。”他一再強調“大學教育的目的，決不僅是造就多少專家如工作師、醫生之類，而是在乎養成公忠堅毅、能擔當大任、主持風氣、轉移國運的領導人才。”

　　他為“領導人才”提出了四項條件，即：（1）肯犧牲自己，努力為國，以天下為已任的精神；（2）清醒而富有理智的頭腦和深思熟慮，不肯盲從的習慣；（3）明辨是非，而不恂利害的氣概；（4）健全的體格。為了培養這樣的人才，竺校長對學生要求嚴格，對新入學的學生注重人生觀教育。他在和新生談話時提醒大家：“諸位在校，有兩個問題應該自己問問，第一，到浙大來做什麽？第二，將來畢業後做什麽樣的人？”竺可楨為這兩個問題提出了答案。他說：“諸君到大學裏來，萬勿存心隻要懂了一點專門技術，以為日後謀生的地步，就算滿足，而是要為拯救中華做社會的砥柱。”在竺可楨看來，當時大學培養出來的人才應該是能“轉移國運的領導人才”，要能擔負起“拯救中華”的重任。竺可楨教育思想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在於此。

　　竺可楨根據自己的教育思想，對浙江大學采取了一係列措施。

　　強調民主辦學，廢除軍事化管理製度。竺可楨赴任後，首先改變了前任校長郭任遠執行的“大學軍隊化”的方針，撤銷了由郭任遠自兼處長的“軍事管理處”，另建立訓導委員會，為學校實施民主管理創造條件。學校不設副校長，但他並不獨攬權力，而是以校務委員會和各專門委員會為最高權力機構，凡重要規章製度，經費預算、聘任、晉升、招生、課程設置等重大問題，概由校務委員會和專門委員會審議決定。而校務委員和各專門委員會主任都是由他遴選作風正派、在學校中有威望的教授擔任。按當時教育部的規定，大學訓導長一職必須由國民黨員擔任，但竺可楨認為應以“於學問、道德、才能為學生所欽仰而能教課者為限”，以此先後選派深得學生擁護的費鞏和蘇步青教授擔任訓導長。

　　大力加強師資隊伍建設。竺可楨當校之後一再明確宣布：“教授是大學的靈魂”，“大學實施教育，教授人選最為重要”。為了加強教授陣容，充分發揮教授的靈魂作用，他特別注重做好兩方麵工作。其一是在國內外千方百計網羅人才，凡有真才實學的學者，竺可楨都要想辦法請來學校執教。他“三顧茅廬”恭聘國學大師馬一浮，禮請邵裴子，在當時被傳為佳話。在海外留學歸來有才華的學子，不問是國內哪個學校畢業，都委以重任，如年僅28歲的談家楨，26歲的吳征鎧都被聘為教授。對浙江大學的畢業生啟用時卻相對較嚴。其二是使大學教授有職有權，從各個方麵調動他們搞好教學工作的積極性。蘇步青教授先於竺可楨到浙江大學任職，原來對竺校長能否把浙江大學辦好持觀望態度。他從竺可楨辦校的一係列措施中，特別是有感於竺可楨對他家庭生活體貼入微的照顧，明顯地感受到校長對同事的厚愛和對事業的一番苦心，從而迸發出教學和科研工作極大的積極性，一直是學校各方麵工作的依靠力量。遵從竺可楨倡導的重才求賢的正確方針，當時浙江大學集中了一批知名教授，雖然工作條件和生活環境十分艱苦，但能同心同德，真正做到“以研究學問為畢生事業，以培育後進為無上職責”。

　　在課程設置和教學內容上強調通才教育，對招收新生采取寧缺毋濫原則，對一年級學生，加強數、理、化、中文和外文課程，同時又將中國通史等社會科學課程也列為必修課；為了達到打好基礎的目的，竺可楨動員了蘇步青、王淦昌、譚其驤等許多知名教授為一年級學生講授基礎課；在減少各係專業必修課的同時，鼓勵學生按各人所長選修其他課程；有的係還規定學生要選定輔係。例如物理係學生有的以生物係為輔係；機械係學生有選農學的，等等。其目的是擴大學生的知識領域，使學生畢業後能應付多方麵工作的需要，適應科學技術高度分化和高度綜合的發展趨勢。

　　注重學術研究，科研和教學工作互相促進。竺可楨以朱熹的詩句“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比喻科研和教學的關係。在他親自帶動下，全校師生科研活動蔚然成風。當時浙大一批教授的研究成果如王淦昌的核物理研究，錢令希的餘能定理及其在懸索橋設計上的應用，蔡邦華的昆蟲學研究，貝時璋的細胞學研究等，在國內外都贏得了很高聲譽。在全校濃厚的學術氛圍中，高年級學生也積極參加。例如數學係的“數學研究”為四年級學生的必修課，每周舉行一次，教師嚴格要求，學生認真準備。學術討論大大拓寬了課堂上的教學內容。當時的浙江大學，經常有以各種名義舉行的學術研討會和報告會。在過了半個多世紀以後的今天，回首過去，許多人仍留戀這段難得的經曆，把它稱之為自己科研工作的“黃金時代”。當時任英國駐華使館文化參讚的李約瑟，稱浙江大學為“東方劍橋”，其根源即出於此。

　　竺可楨擔任浙江大學校長期間，大部分時間是在日本帝國主義瘋狂侵略中國的戰爭年代渡過的，學校被迫西遷，四易校址。竺可楨上述的教育思想和各項措施是在顛沛流離五千裏的過程中實施的。在艱苦的戰爭環境中，大學基本上實現了原定的教學計劃，圖書儀器大體上保存完好。而學校的規模非但沒有縮小，相反有相當的擴大。浙江大學由戰前工、農、文理三個學院，到抗戰後期已發展為理、工、農、文、法、師範六個學院。到建國前夕又增加了醫學院，共7個學院，30個學係。在竺可楨領導下，浙江大學在困厄中崛起，成為全國的幾個名牌大學之一。

　　1938年11月19日，根據竺可楨的提議，浙江大學校務會議確定以“求是”為校訓。竺可楨根據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科學發展的曆史經驗，把“求是”解釋為“排萬難冒百死以求真知”，“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他根據自己的處世經驗，提出“隻問是非，不計利害”作為“求是”的行動準則。“求是”，實際上成為辦好浙江大學的思想路線，對塑造大學生的道德品質起到了主導作用，也是指導浙江大學各項工作取得成功的思想保證。

　　竺可楨領導浙江大學取得成功，還在於他時時處處起著示範作用。學校遷到江西泰和暫時落腳後，他立即又往西尋覓下一步學校安頓、發展的地方，豈料短短時間內，他的發妻和愛子因先後染上痢疾而病故。這對竺可楨家庭生活來說是個嚴重的打擊。但喪妻失子之痛並沒有動搖竺可楨辦好大學的決心，在處理完喪事後，又繼續為公務而奔波。他對全校教職員工和學生充滿了愛心，凡是家庭有了困難或發生變故的，他都親自過問處理，因此，深得全校同仁和學生的愛戴。有了這麽一位具有凝聚力的校長，全校的決策，都能實現令行禁止。

　　浙大西遷5000裏，其行進方向，與前不久紅軍長征路線大體相同，後人因而也有稱其為“文軍長征”的。這支文化隊伍，對於有利於民族文化保護和社會發展的事，都會盡力而為。在撤離杭州的時候，竺可楨克服了很大困難，把杭州文瀾閣所藏《四庫全書》共三萬六千餘冊，轉輾運到貴陽，抗戰勝利後，又搬回杭州，保住了這份國寶。學校在江西泰和暫留時，竺可楨發動師生在做好教學工作之餘，幫助地方上修築防洪堤，興辦墾殖場和學校，為當地人民做了好事，撒下了科學和文化的種子。

　　1945年8月，抗日戰爭終於取得最後勝利。隨著蔣介石挑起內戰，全國各個大學為爭取民主、自由的鬥爭風起雲湧。浙江大學於1947年10月，終於爆發了學生於子三被捕且被殺害在監獄裏的悲劇。這個事實進一步促使竺可楨認清了國民黨政府的真實麵目，同時也破滅了希望政府支持教育、科學事業的幻想。他根據“隻問是非，不計利害”的行動準則，毅然站在學生一邊，譴責當局迫害學生的法西斯暴行。在當時政治形勢下，竺可楨感到要繼續辦好學校實在力不從心；同時他又向往他的科研事業。在人民解放軍隆隆的炮火聲中，他決意向當時政府辭去校長的職務，離開了他潛心操勞13年之久的浙江大學，去迎接新中國的黎明。

　　竺可楨於1949年4月離開杭州赴上海後，迎來了上海的解放。當他在6、7月內幾次聽到周恩來、陳毅的講話以後，不但領略到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更體會到黨對科學技術事業的重視和對中國知識分子寄予的厚望。他在5月27日，即上海解放後第三天的日記中曾寫到“解放軍之來，人民如大旱之望雲霓，希望能苦幹到底，不要如國民黨之腐敗。科學對於建設極為重要，希望共產黨能重視之。”這一段話，充分表現了竺可楨對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政治態度和一個科學家的責任心。1949年7月，竺可楨到北京參加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籌備會。會後，他率隊到東北參觀，所見所聞，更使他信心倍增，從而決心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新中國的科學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

　　鑒於竺可楨的學術水平、政治態度以及在國內學術界中的地位和作用，經1949年10月16日舉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討論決定，他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按照當時中國科學院領導班子的實際情況，自然科學方麵的實際責任，按專業分工，比較多的便自然落在竺可楨以及稍後被任命的吳有訓副院長的肩上。

　　從1949年11月1日建院起到1956年，是中國科學院初興時期，也是竺可楨在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按照中國科學院黨組意圖，對中國科學院全麵建設貢獻比較大的時期。

　　建院之初，竺可楨兼任計劃局局長，副局長是錢三強。擺在他們麵前的最緊迫任務就是要盡快在前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等舊有機構的基礎上組建新的研究機構，為發展新中國科學事業打下堅實的組織基礎。

　　接收舊機構的工作先從北京做起，由中國科學院通知在北京的原北平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的研究所以及靜生生物調查所，明確正式歸屬關係，然後由竺可楨或陶孟和陪同郭沫若分別到各研究所和全體研究人員見麵並征求意見。與此同時，竺可楨又相繼訪問了清華、北大、燕京諸校，廣泛征求他們關於辦好中國科學院的意見，了解有關科學領域在學術上有造詣的科學家人選。如果其中有的人選還在國外，則商定爭取歸來的具體辦法。這項工作告一段落以後，竺可楨與陶孟和又同赴南京、上海，繼續進行調查，為最後確定中國科學院下屬第一批研究所的建製做了大量的工作。

　　針對當時一些研究所研究課題有重複，有的派係紛繁，成見較深的實際情況，竺可楨和許多科學家促膝長談，互通心聲。他以誠待人又堅持原則的工作作風曾感動了不少人。竺可楨在調整工作中提出三項原則：其一是把調查的重點放在性質上有重複的研究所，明確如何歸並的具體方針；其二是強調科學院科研工作的計劃性和集體性；其三是突出重點，予以特別支持。

　　在確定研究機構改組方案的過程中，反映出竺可楨顧全大局的高尚品格和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前中央研究院的氣象研究所，是竺可楨自1928年起苦心經營發展起來的研究所，不僅對我國近代氣象科學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在國際上也有較高學術地位，成為舊中國有重要影響的研究單位之一。中國科學院成立後，竺可楨完全可以使這個研究所保留下來，但是他沒有這麽做。根據當時科學的發展狀況、國民經濟實際的需要和所內一些科學家的願望，他主張擴大成立為地球物理研究所，把氣象學研究隻作為其中一個研究室來設置。後來的發展實踐證明，這樣做非但沒有削弱氣象學的研究，還由於密切了大氣物理學和其他固體地球科學的聯係，使大氣物理學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竺可楨在領導中國科學院發展新中國科學研究事業時，有一個明確的指導思想，即中國科學院在發揮自身優勢時，必須加強和高等院校及各產業部門的聯係。1949年12月19日召開科學院辦公會議時，竺可楨提議成立全國科學研究委員會或稱部院委員會，以協商院外各部門之間的科學技術研究工作。它的任務是在有關政府部門派員參加的情況下，找出迫切需要解決的科學問題，一部分由科學院負責去做；另一部分則可交與合適的部門去做，以免造成研究工作的重複。竺可楨又於1949年12月23日代表中國科學院參加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在會上發言表示，中國科學院希望與教育部門加強聯係，建議中國科學院研究人員到高等院校去兼課，把最新研究工作成果滲透到教學工作中去。竺可楨的這些主張對於密切中國科學院與高等院校和產業部門的聯係曾起到積極作用，地球物理研究所和中央軍委氣象局（今國家氣象局的前身）的密切合作就是一個範例。這兩個單位，前者側重理論研究，人才濟濟；後者是中國氣象事業的主管部門。當時地球物理研究所派出陶詩言、顧震潮等高級研究人員，和氣象局共同建立了聯合分析預報中心和聯合資料分析中心，對奠定和發展我國氣象預報事業起到了很大作用。

　　竺可楨曆來重視人才。建院初期，他從多方麵著手，為中國科學院凝聚研究力量。

　　首先，院計劃局對全國自然科學方麵人才進行了調查。根據各方麵專家的推薦，當時有相當學術成就的自然科學家為865人，其中174人還在國外。經竺可楨和其他院領導共同努力，爭取了一批具有相當學術成就的科學家先後到中國科學院工作，他們中間有童第周、曾呈奎、貝時璋、莊孝僡、蔡邦華、戴芳瀾、湯佩鬆、殷宏章、潘菽、裴文中、王淦昌、汪德昭、莊長恭、王葆仁、虞宏正、葉渚沛、尹讚勳、黃秉維等。就象當年在浙江大學努力延聘有學術威望的教授一樣，竺可楨為了敦請這些科學家來院工作，曾傾注了不少心血。當時有些科學家在大學裏工作，他曾和教育部領導反複協商，大力爭取。有的成功了，教育部門同意調出，如童第周、曾呈奎等；有的被教育部婉拒，沒有調進科學院工作，但一直和竺可楨保持著密切的聯係，例如蘇步青等。為了爭取尹讚勳來科學院，他曾幾次拜訪地質部副部長何長工，最後終獲同意。當汪德昭、葉渚沛等從國外歸來時，竺可楨自費設宴為他們接風，向他們介紹新中國的情況和中國科學院的性質、任務，動員他們到中國科學院參加研究工作。

　　為了充實新中國科研人員力量，竺可楨還親自出麵發出函電，邀請在海外他的故交或學生中有成就的學者回國參加建設。在他號召下，有的很快即踏上歸途。成為中國科學院研究力量的骨幹，例如姚錱、施履吉等。

　　為了彌補科學院研究力量的不足，竺可楨倡導高等院校的教授來研究所兼職，擔任專門委員會的委員，在研究方向任務和人員培養方麵幫助科學院工作。他還認真組織實施科學院和高校共同組建研究機構，例如在北京大學建立植物生理研究室，請當時的北大教授湯佩鬆主持；通過侯光炯教授，在西南農學院設立西南土壤研究室等，對推動基礎研究起一定作用。

　　竺可楨更對年青科技人員的培養傾注了很大心血。在當時的情況下，他主張多派青年科技人員到蘇聯深造，或隨專家一起赴蘇聯及東歐國家考察、進修。他本人出訪蘇聯和東歐國家時，總是向我大使館詳細詢問中國科學院派去留學生的學習成績，並與他們會見，或進行個別談話，或舉行座談會，或要他們陪伴參觀，擔任翻譯，從中對留學生的業務水平進行考察。曾擔任蘭州冰川凍土研究所所長的謝自楚，就是在當時竺可楨訪蘇時的建議和鼓勵下，選擇了冰川研究專業，後來成長為我國較早從事冰川研究的年青學者之一。

　　對於剛分配來科學院的大學畢業生，竺可楨總是要與他們見麵，向他們作建國前後的對比，展望中國科學事業的未來，介紹中國科學院的情況，對年輕人提出殷切希望。1954年8月，當年第一批大學畢業生80餘人來科學院報到，竺可楨和他們作了近三小時的談話；同年還有第二批大學畢業生83人，因交通被洪水所阻，延期到北京。報到後，竺可楨又與他們作了同樣的講話。就如同30年代浙江大學新生入學時，竺可楨校長一定要對學生進行國家前途和青年人的任務的教育一樣，讓大學畢業生一踏進新中國的科學大門，就立即意識到自己的責任。

　　根據當時政務院關於中國科學院應該計劃與指導全國科學研究事業的精神，中國科學院十分注意地方科研工作的發展和新學科研究機構的設立。前者是為了更好地為當地國民經濟建設服務，後者是為了進一步推動新興學科的發展。竺可楨為促進這兩方麵工作不遺餘力。

　　西北地區占全國麵積三分之一左右，地下資源十分豐富，是我國經濟建設潛在力量很大的地區。竺可楨曾於1954年去黃河流域親自考察一個多月，實地調查了水土流失的嚴重情況。這次考察對竺可楨震動很大，他親眼看到黃河中遊不少地區濫墾濫伐，造成了大量的水土流失。他認為，水土保持工作應該是“麵”的問題，而不是線或點的問題。人類破壞了大自然的生態平衡，如果不采取相應措施，必將受到大自然的懲罰。有鑒於此，中國科學院必須把黃河全麵開發及根治黃河問題作為一個長期的重點工作。這也是較早建立中國科學院西北分院的一個原因。竺可楨於1953年12月、1954年6月，兩次前往西安，與西北地區行政領導商議西北分院建院方案，決定在陝西武功首先建立中國科學院西北農業生物研究所（即今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的前身），以適應治黃河的需要，接著於1954年在沈陽又成立林業土壤研究所。以後，在竺可楨的提議和指導下，在蘭州又設立了一係列的研究所，使蘭州成為我國重要的地學研究中心之一。其中有些研究工作，如沙漠、冰川研究，後來都躋身於世界先進行列。

　　竺可楨密切注視著國際上當代科學發展的動向。建國初期，他深感到舊中國海洋科學事業的落後。他經過一番努力，得到教育部門的支持，首先將山東大學的童第周、曾呈奎教授調來中國科學院，由他們會同原北平研究院動物研究所所長張璽共同主持成立海洋生物研究室，在此基礎上很快發展成為多學科的綜合性海洋研究所，為發展我國海洋科學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1964年國家決定成立國家海洋局，統一管理海洋資源調查和開發研究工作，竺可楨對此舉十分支持，從全局出發，同意將當時原屬中國科學院的一部分海洋研究力量劃歸新建的國家海洋管理部門；但是他又考慮到國家海洋局和中國科學院的性質、任務不盡相同，不同意將中國科學院所有海洋研究機構統統劃歸國家海洋局的主張。為了堅持海洋科學的基礎理論研究工作不被削弱，他直接向當時國家科委主任聶榮臻同誌陳述意見，中國科學院的海洋研究所和南海海洋研究所因而得以保留。

　　為了使科學研究服務於國家邊緣地區建設，中國科學院於1951年5月派出了西藏科學工作隊。經竺可楨精心組織，選派了以地質學家李璞為隊長，大地測量學家方俊為副隊長，共有48人參加的考察隊伍，進行了地質、地理、生物、農業、社會、曆史、語言、文藝和醫藥等內容的考察。這是西藏有史以來第一次有組織的多學科科學考察。在取得了初步成果後，於1952年6月又派出土壤學家李連捷率領的農業科學家共11人再次進藏。此外，根據國家在海南島、雷州半島和廣西南部發展橡膠種植的要求，竺可楨組織了由多學科科研人員組成的考察隊參加調查，這些調查標誌我國早期自然資源綜合考察的開始。

　　由於綜合性基礎科學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在竺可楨的組織下，一些新的研究所經過調整不斷形成。例如，在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土壤研究室的基礎上，新建立了土壤研究所；在地理研究所測量室的基礎上建立起武漢測量與地球物理研究所；在原植物分類研究所的基礎上，增加了植物生態、植物形態與細胞學、古植物學、植物化學等研究領域，成立了綜合性的植物研究所；在菌種保藏委員會和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微生物發酵研究室的基礎上，吸收了北京農業大學的有關部分，建立了微生物研究所等等。位於蘭州的冰川凍土研究所和沙漠研究所更是在竺可楨的親自過問下建立起來的。此外，有的研究機構是在竺可楨學術思想指導下建立的。竺可楨素來重視並直接參加自然科學史的研究。他認為，曆史上的科學資料不但可以為經濟建設服務，而且還可以幫助基礎科學的理論研究。有鑒於此，在竺可楨的提倡和組織下，由第三曆史研究所（即近代史研究所）和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人員，從5600多種地方誌，2300多種詩集裏，收集到從公元12世紀到1955年我國有記載的地震近萬次，再加上1900年以後國內外地震儀器實測所得記錄，匯編成《中國地震資料年表》和《中國地震目錄》，作為地震學研究的參考。在此基礎上又編製出地震烈度區劃，直接為國民經濟建設服務。為了開展中國古代科學史研究，在他倡導下，中國科學院先成立了包括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教授和各部門負責同誌參加的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委員會，經常開展學術討論活動。在此基礎上，於1957年正式成立自然科學史研究室，對於推動中國科技史的研究有著重大作用。

　　從1956年到1966年，這是中國科學院的大發展時期。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決定加強對科學事業的領導。同年5月，張勁夫、裴麗生、杜潤生、謝鑫鶴等一批領導同誌受中央政治局的指派來中國科學院工作，中國科學院的曆史掀開了新的一頁。由於領導力量得到加強，這10年中，竺可楨的精力主要放在推動和組織自然資源綜合考察工作方麵，他的足跡幾乎遍及除西藏和台灣兩個省區以外的許多地方。

　　1957年是我國進一步開展自然資源綜合考察的一年。這一年按照蘇聯科學院的建議全麵開展中蘇合作，除繼續進行新疆和黑龍江流域的綜合考察以外，同時組隊進行綜合考察的還有：以考察雲南熱帶生物資源為主的雲南生物考察隊；以鹽湖的綜合調查和開發利用為主要任務的柴達木盆地鹽湖科學調查隊等。在開展綜合考察過程中，從實踐中提出一些問題，急待明確。主要是中國科學院組織的綜合考察工作究竟是什麽性質，與有關各業務部門的關係如何？要不要建立起類似蘇聯科學院的生產力配置委員會？竺可楨認為，自然資源綜合考察是了解自然的一種科學工作，它要組織起包括社會科學在內的多學科，從多方麵進行比較論證，提出多種方案，供計劃部門充分利用自然資源，產生經濟效益作為決策根據。他一再強調，綜合考察工作首先是認識自然，然後才有可能利用自然；而這項工作必須將自然界作為一個整體，通過綜合研究才有可能取得科學的結果。考慮到當時綜合考察工作的科學力量分散在各個部門，竺可楨建議中國科學院有必要正式成立綜合考察委員會，對內專門領導和協調各個考察隊和學科的工作，對外與各部門在綜合考察、資料匯總並綜合研究方麵進行充分合作。他認為，根據中國的國情，進行綜合考察的科學力量分散在包括科學院在內的各個部門，我國不必成立生產力配置委員會。1957年6月18日舉行的第三次院務常務會議，聽取並審議了竺可楨關於加強綜合考察工作的建議，正式批準成立中國科學院綜合考察委員會，任命竺可楨兼任這個委員會的主任。

　　綜合考察委員會的建立，標誌著我國自然資源綜合考察工作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竺可楨作為這項嶄新事業的奠基人載入史冊。三十幾年來，綜合考察委員會雖然在名稱、建製和機構內涵上有所變化和發展，但是我國自然資源的綜合考察工作始終沿著竺可楨奠基時指明的研究方向前進。

　　從1957年起，竺可楨以更多時間，親自參加邊遠地區的野外考察，以取得第一手資料，更好地指導自然資源的綜合考察工作。

　　早在1954年，中國科學院與林業部曾合作進行過華南熱帶作物資源考察，以發展橡膠林為主要任務。竺可楨為此也做了不少工作。1957年2月19日到3月9日，竺可楨會同中國科學院和林業、農業部門的有關專家羅宗洛、吳征鎰、李慶逵等，與蘇聯科學院的七位學者一共40餘人，共同考察了海南島和雷州半島的橡膠和其他熱帶經濟作物的發展狀況，在海南島16個縣市中，足跡遍及了12個。

　　竺可楨認為，海南島地處熱帶，有著極其寶貴的熱帶氣候資源，主要是高溫多雨，必須予以充分利用。要開發這個地區，就必須適應並保持原有自然狀態的生態環境，使之促進國民經濟發展。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即便要調整生物地理群落的結構，必須建立在了解群落演變客觀規律的基礎上。他指出，在海南島和雷州半島，焚毀森林，挖掘草皮的現象屢見不鮮，這隻能使天然森林演變成石田沙荒，最終破壞了熱帶生物資源，不利於生產的發展。他強調指出，要改造自然，必須首先了解自然，要改造橡膠的習性，必須首先了解橡膠的習性，在海南島應當加強熱帶作物的科學研究，特別是定點觀測實驗。在沒有了解並掌握橡膠生活習性以前，就大舉進行橡膠北移是會招致失敗的。針對雷瓊地區嚴重缺乏具有一定水平的科技人員這一事實，竺可楨隨後於3月11日在廣州召開的華南熱帶資源開發科學討論會上，建議在海南島就地設置熱帶作物研究機構。一年後，他接到設在廣州的農墾部華南熱帶作物研究所所長何康的來信，說他的建議已被采納。

　　1957年7月。竺可楨又率領中國科學家16人，會同蘇聯科學院生產力配置委員會主席涅姆欽諾夫院士為首的蘇聯專家22人，用一個月的時間，沿黑龍江而上，對兩岸中蘇兩國境內11個城市進行實地考察，提出了黑龍江水力資源開發的第一期工程建議。

　　1958年8月下旬，竺可楨到蘭州主持了甘青綜合考察隊的工作匯報會，聽取了這個地區綜合考察情況報告後，於9月初趕到了烏魯木齊市，進行他生平第一次的新疆之行，逗留了近一個月，直到10月初才回到北京。這次在新疆，行程超過了四千公裏，除阿勒泰外，足跡已遍及全疆。竺可楨沿途所經，或和中蘇科學家直接進行野外考察、挖土壤剖麵，測量湖水溫度；或深入農舍訪問，了解當地生產現狀和發展潛力；或參觀曆史遺跡，推斷當地自然條件變化和生產的興衰，以古論今，對將來經濟發展提出意見。他這次深入新疆腹地，主要以吉普車為交通工具，經常日行500餘公裏。他以地理學家敏銳的眼光，注意到在天山的賽裏木湖，四周山上未見積雪，以後他查考到南宋時代邱處機曾於10月經過賽裏木湖時，周圍“雪峰環之，倒影湖中”。從而推斷中國十二、三世紀時，天山的雪線大致比現代要低200—300米。他了解到維語克拉瑪依是黑油的意思，不僅實地考察了油田裏的黑油山，而且在南疆也十分注意石油的蘊藏和當地人民采油的經驗。他將沿途所見所聞，擇要記入自己日記，共計三萬餘字。回到北京以後，以《新疆記行》為題，發表文章，熱情宣傳新疆有利的自然條件和發展潛力，謳歌新疆各族人民團結一致齊心協力建設社會主義的生動情景。

　　1959年，竺可楨又幾次進出我國西部幾個沙漠地區，實地指導了幾個沙漠定位試驗站的工作。在他直接領導和組織下，以中國科學院治沙隊為主體的治沙大軍，浩浩蕩蕩地開進了我國西北部地區的大沙漠。除了在內蒙古的磴口、寧夏的沙坡頭、甘肅的民勤、陝西的榆林等六處建立了綜合試驗站以外，還深入到塔克拉瑪幹、巴丹吉林、毛烏蘇沙漠、河西走廊西部戈壁地區進行實地考察，揭開了中國人民大規模科學治理沙漠的新紀元。

　　我國水土資源在空間上分布不均勻，按當時的統計，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的徑流量占全國82%，而耕地僅占38%；黃淮海三大流域的徑流量僅占全國的6.6%，而耕地卻占全國的40%，每畝耕地平均占有的水量隻有全國的16%；以西北、華北而言，耕地占全國的51%，而徑流量僅占全國的7%，這種南方水多而耕地少，北方水少而耕地多的局麵必須改變。竺可楨在組織南水北調綜合考察過程中，希望能選擇一條合理的路線，在適當地段引長江水注入黃河，以豐富黃河水源，滿足北方地區農業生產的需要。他曾於1960、1961年兩次到四川西部甘孜阿壩地區及雲南境內，深入長江各支流的上遊，實地了解當地自然條件、農牧業生產概貌以及人民生活狀況。通過考察，初步認為從長江支流雅礱江引水，穿過巴顏喀拉山口注入黃河是比較合宜的路線。二十幾年過去了，關於南水北調工程的論證仍在東西兩邊深入進行。由中國科學院蘭州冰川凍土研究所派出的又一支考察隊，於1988年5月17日從蘭州出發前往雅礱江上遊進一步考察並踏勘引水路線。按他們計算，如果按竺可楨原來設想引水，引水工程全長約200多公裏，工程完成以後，可使黃河上遊的水量增加180億立方米左右。

　　竺可楨以70歲高齡身先士卒，在野外考察中，謝絕對他的各種照顧，甚至置個人安危於度外。為了取得直接的認識和第一手資料，他都要親自觀察各種自然現象。在黑龍江流域考察原始森林時，他撥開叢生的雜草，不怕蚊蠅叮咬；在黃河中遊地區了解黃土高原的侵蝕情況時，在濁流中乘坐小船順流而下，曾幾次因船隻擱淺漏水而遇險；在川西高原勘察南水北調引水路線時，時而攀登4000米以上高山，時而又降到河流穀底，麵臨著隨時有可能發生洪水、泥石流、山崩、滑坡的風險；在新疆，越野汽車曾幾次在戈壁灘上受阻，有時就在汽車內宿夜。他這樣不畏艱險、勇於探索的精神，成為一代代科學考察工作者的榜樣。

　　竺可楨在各處參加考察時，對於亂伐森林、開墾種植的情景極為注意，深感生態環境被破壞的嚴重性。在黑龍江考察時，他從蘇聯海參葳沿江而上進入我國黑龍江省，經綏芬河回到佳木斯，他發現在蘇聯境內森林茂密，但進入我國境內森林則蕩然無存，盡是童山濯濯。在同樣自然環境下，地表覆蓋形成極大反差。在西雙版納，當地刀耕火種現象十分普遍，白天煙霧彌漫，夜間火光熊熊，令人觸目驚心。這裏由於大麵積開墾，同樣造成水土流失嚴重。在海南島的一些地區，由於濫砍亂伐，當時除了椰子和膠樹外，看不到比碗口更粗的樹木，遠處山嶽呈灰黃色，頗像華北幹旱地區的荒山。而公路兩旁的農作物，又是疏疏落落，大片平坦的沙漠地上長滿了矮小的荊棘。在新疆、寧夏，他曾遇到不少來自浙江省紹興一帶的移民青年，雖然鄉音親切，卻引起他嚴重不安。一個專區來了數千名外地青年，大麵積墾荒，除了加速破壞草地以外，在年青人的心靈上免不了打下大漠風沙猖獗的烙印。在河西走廊，他親眼看到植被破壞的情景。蘭新鐵路上的紅柳園本以長滿紅柳而著名，但是1965年夏天他在那裏見到紅柳被大量砍伐，每年要割一千多萬斤。他在行程中親眼看到，每半小時就有7輛卡車，滿載紅柳揚長而去。紅柳是固沙植物，割去紅柳，風沙立即飛揚，並不斷進襲農田和村舍，連世界藝術寶庫敦煌千佛洞也瀕危流沙的包圍之中。竺可楨曾在各種場合不斷呼籲，希望各級政府要重視生態環境，切忌濫墾濫伐，防止水土流失和風沙加劇。他曾明確地指出，在年雨量不足350毫米的幹旱地帶，超過35°坡度的山坡上以及河流的上遊地區應該絕對禁止墾荒。但是在那任意誇大“人的因素第一”的時代，如同馬寅初提出要節製人口卻遭到批判一樣，他的建議也不可能得到重視。

　　自然資源綜合考察工作是在我國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過程中興起的，是我國科學事業中的新興部分，不僅需要在理論上和科學實踐中不斷進行總結，還應該在工作中注意培養青年人，建立一支具有中國特色的自然資源研究隊伍。在竺可楨倡導下，當時綜合考察在進行過程中（如治沙隊）或階段結束（如黑龍江隊）都要舉行不同規模的學術討論會，及時出版學術著作。新疆綜合考察隊考察工作結束時，發動全體隊員，全麵整理各項資料，編寫出十幾種專著，形成了《新疆綜合考察叢書》，竺可楨親自為叢書寫了序言。在當時，各考察隊大都實行一年三分之一時間在野外實地考察，三分之一時間對考察所得資料進行科學總結，另有三分之一時間用於科研人員的理論研究。竺可楨常是直接指導他們的工作和學習，親自參加他們的論文答辯會。由於方向明確、措施得力，長期從事野外考察工作的年青科技人員迅速成長起來，科學素質不斷提高。像第一批竺可楨野外科學工作獎獲得者、曾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孫鴻烈院士就是其中一位佼佼者。

　　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提倡破除迷信，敢想、敢幹，竺可楨也不失時機地提出了“吹起號角來向沙漠進軍”，號召廣大“地理工作者應該是向地球進軍的先鋒”，還提出“讓海洋更好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等等。與當時主流風氣不同的是，他不是搞浮誇，在“敢”字當頭後麵的是實幹。竺可楨提出一係列目標明確的研究任務，也提出了切實可行的工作方針和措施，有力地帶動若幹學科的發展，填補了空白，為我國科學研究事業的全麵繁榮打下了基礎。

　　首先，這些科學研究一定要結合發展國民經濟的需要，強調為生產服務。例如：向沙漠進軍，他明確指出：沙漠方麵的工作主要是以治理為主，主要在“治”字上大做文章。沙坡頭搞鐵路防沙研究，在民勤搞農田防沙的研究，都是從任務出發的，必須投入大部分力量在應用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方麵，但也要搞一些必要的基礎理論，如關於風沙地貌的研究內容，主要是研究沙漠中沙的形成和來源。他在評價冰川學的發展時指出：冰川學是兩年來發展起來的新學科，較全麵地調查了祁連山、天山冰雪資源的分布、類型、特征、結構構造、運動和儲水量，並作出初步估計，提出了開發利用冰雪資源的初步意見，進行了小規模融冰化雪試驗。1959年，在河西走廊融冰化水二千萬立方米，對農業灌溉有一定幫助。總之，他認為對幹旱區的改造，冰川和沙漠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其次，他一貫主張要利用自然，必須首先認識自然。為了認識自然，必須到大自然中去，到野外去。作為第一步，研究所應該建在靠近前線的地方。他說：“冰川、凍土、沙漠都是以大自然為研究對象，要認識這些自然現象和掌握自然規律，工作重點就得放到野外去，主要的工作應該放到現場去做。”在他倡導下，原屬地理研究所的沙漠研究室遷往蘭州，和原在那裏的冰川凍土研究室合建成中國科學院蘭州冰川凍土沙漠研究所。為研究高原氣象，從地球物理所分出一部分研究人員到蘭州，成立地球物理研究所蘭州工作站；又將地理研究所地貌、地圖研究的一部分研究人員派往成都，創建地理研究所成都分所，以針對我國西南地區山地利用和山地災害的實際，將山地開發和山地災害防治作為主要研究方向。這些組織措施，針對我國自然條件的特點，在全國範圍內，逐步建立起中國科學院比較完整的地學研究體係。竺可楨又強調在實際調查的基礎上，選擇自然條件有代表性的點，實行點麵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我國幅員遼闊，麵的考察難以完全深入，可以在點上進行觀測實驗，然後推向全麵，這樣也可以推動研究工作由定性往定量方向發展。他在《十年來的綜合考察》一文中指出：“在考察方法上應強調點麵有機地相結合，通過麵的廣泛活動來了解情況，發掘問題，通過點的深入研究來解決問題，取得經驗。”在他的關心和支持下建立起來的寧夏沙坡頭固沙試驗站、天山冰川觀測試驗站等，都是中國科學院最早建立起來的野外定位觀測試驗站，今天已經在國際上享有盛譽，對沙漠學、冰川學的研究，對當地國民經濟建設，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為了明確地認識自然，竺可楨還要求在地學研究中引進數理化方法，及時采用有關新技術，例如可利用航空物理探礦，以飛機進行大麵積考察等。他曾經以治沙工作為例，指出采用新理論、新方法在地學研究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說：“治沙的科學研究工作也應該充分地應用尖端科學的理論和新技術的方法，如空氣動力學可以應用在航空和導彈上，也可以用在研究沙丘的形成和移動的規律上。原子反應堆產生的同位素可以應用在工業農業和醫學上，亦可應用在測量沙麵的濕度和促進沙生植物的生長。”

　　第三，要大力進行科學普及工作。認識自然、改造自然是一項群眾性的事業，和人民群眾切身利益休戚相關。竺可楨既注意總結群眾改造自然的經驗，吸取其中科學的合理的部分，更要求不斷將科學研究成果向群眾宣傳推廣，把廣大群眾動員起來共同參加改造自然的鬥爭。從1957年開始到60年代初，他根據自己在野外考察所得，先後公開發表了《雷瓊地區考察報告》、《要開發自然必須了解自然》、《地理工作者應該是向地球進軍的先鋒》、《新疆紀行》、《讓海洋更好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改造自然是我們的曆史任務》等文章，深入淺出，既是科學論文，也是宣傳群眾、動員群眾的科普文章。1960年他還為青少年撰寫了《向沙漠進軍》一文，得到青少年讀者的熱烈歡迎。由於文章深入淺出，科學內容豐富，說理透徹，一直到現在仍然是中學語文課程的範文，被公認是進行科學普及教育的優秀教材之一。

　　竺可楨作為中國地理學會和中國氣象學會的理事長，十分注意發揮學會的作用，以促進各部門、各地區之間的學術交流，注意為生產建設服務，推動學科的進展。當時學會的學術交流活動十分活躍，每年都有一次綜合性的學術年會。對於這種學術活動，竺可楨都親自參加籌備，從確定會議的主題到論文的選擇，他都要提出意見。特別是對於中國地理學會當時的工作方向，他認為地理學是一門麵向各個自然要素和整個地理環境，綜合性和地區性很強的科學。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一定要利用這一特點來開展為農業生產服務的研究工作。在每次學會召開的會議上，他或者專門報告，號召氣象工作者和地理工作者向大自然進軍，努力解決生產實際提出的各種科學問題；或者是根據他自身研究所得，提出學術論文，引導學術界進一步討論。竺可楨《中國的亞熱帶》一文，就是在1958年8月進行的中國氣象學會擴大理事會上提出的。他針對當時國內外學術界對於亞熱帶劃分的概念不一，提出中國亞熱帶的北界應是淮河、秦嶺、白龍江一線；《論我國氣候的幾個特點及其與糧食作物生產的關係》一文是在1963年11月中國地理學會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暨綜合性學術年會上提出的，為地理學研究農業問題並為農業生產服務，提供一個範例。竺可楨為學會工作傾注了很大心血，在“文化大革命”以前，長期以來，他每周二上午必到地理研究所定時辦公，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時間是和當時任中國地理學會副理事長黃秉維和副秘書長瞿寧淑討論學會工作。

　　建國以來，他看到新中國建設欣欣向榮，科學事業蒸蒸日上，從親曆實踐中體會到，隻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科學事業才有燦爛輝煌的明天，也隻有把科學事業與黨的事業緊密結合在一起，才能實現自己從青年時代起樹立的發展科學、振興中華的理想。1962年6月4日，他被接受為中共預備黨員。郭沫若在會上送了一首詞給竺可楨，作為入黨留念。詞曰：“雪裏送來炭火，炭火渾似熔鋼。老當益壯高山仰，獨立更生榜樣。”入黨後，他在工作中更自覺地貫徹黨的方針政策，中央提出以農業為基礎的國民經濟總方針以後，他除了在工作中積極貫徹外，還率先研究與農業生產密切相關的氣候問題，係統地總結了物候學的理論。

　　76歲高齡的竺可楨仍然每天工作12小時左右，他在繁重的行政領導工作和社會活動之餘，仍然堅持學術研究。自1957年以後，他進入了一個新的旺盛研究時期。他利用到野外去直接考察和全麵掌握綜合考察最新成果的有利條件，加上博覽群書，貫通古今中外，所以著述一直不斷。據不完全統計，1957年以來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竺可楨公開發表的科學論文、工作報告以及反映我國科學事業發展的各種文章達60篇以上。

　　十年動亂帶來巨大災難，中國科學院也不例外。正常的工作秩序被打亂，科研業務工作被迫輟止。與常人相比，他在文革中被最高層列為保護對象，沒有受到什麽衝擊，但也僅此而已，在他人生最後的8年中，基本上處在賦閑狀態。令人敬佩的是，竺可楨在全社會處在動亂而極其困難的條件下，他卻默默做出了同時代人無法與之相比的貢獻。

　　極為關注中國科學院的基本任務和主要研究方向。文化大革命以來，中國科學院的正常科研秩序被完全打亂，研究方向遊移不定。他認為科學院的研究方向不應該像個“門診部”，在研究工作中應該重視基礎理論研究，而且應不斷提高。科學院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許多研究所在體製上幾經變動，一些科研單位劃歸國防係統；另一部分研究所則下放地方，使得中國科學院這個全國自然科學研究中心的綜合研究實力大大下降。例如地理研究所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收集並研究來自自然界的第一手資料，卻是為了應付當時的需要，花了很大力量去做外國地理和邊疆地理的匯編工作。竺可楨對科學院當時的方向任務缺乏明確重點，猶如一個“雜貨鋪”和“門診部”深表憂慮。竺可楨認為：如果沒有足夠的理論研究，我國科學事業和社會經濟發展必然會喪失後勁，我國的經濟實力必然提高不快，與世界科學水平的差距必將越來越大。竺可楨曾就中國科學院總的研究方向上書周恩來、郭沫若，並向科學院當時實際負責人劉西堯當麵表示了他的上述看法。1972年1月31日，他寫信給郭沫若，認為科學院究竟堅持什麽研究方向，至今尚在“彷徨歧途”，必須強調基礎研究這個大方向，對原子物理、分子生物學、細胞生物學以及日地關係，以至於大陸海洋起源等問題，都應有一定數量的人力物力來進行研究。他在和劉西堯談話中，希望科學院要保持理化方麵的研究實力，不能將大部分化學研究所轉交給國防係統和地方，因為這是從事基礎研究的“基礎”。地質、地球物理和海洋等研究所都是從事基礎科學研究，應當麵向全國，不宜劃給生產部門或地方；就是承擔生產任務時，也要了解全過程，從中找出規律性的東西。1972年2月24日，他和地理研究所左大康等四人談話時，強調地理研究所作為中國科學院一部分，必須注重於理論研究的提高，要把重點放在影響全局的戰略問題上。當時左大康介紹說：地理所擬在黃淮海地區開展以水熱平衡和循環為中心做抑製蒸發的實驗研究，作為該所當時的研究重點之一。竺可楨則認為，這項任務雖然重要，但它不能根本解決黃淮海地區的水源問題，隻能作為黃淮海地區的戰術問題來考慮，希望地理研究所抓住戰略問題，即在黃淮海地區的水源問題上多下功夫。竺可楨這一提示，一直指導著地理學界緊緊把握研究工作的主要方向。竺可楨還在各個場合，提醒科學院當時的實際負責人，要重視西藏地區的綜合考察、蟹狀星雲和中子星的研究等等。這些意見雖未被當時科學院當權者接受，但對保留一部分研究力量，促使一些研究所（如海洋研究所）迅速回歸中國科學院，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竺可楨密切注視著國際上科學發展的動向。1966年動亂開始後他主要通過閱讀英文的《科學》和《自然》兩本周刊來了解國際動向，發現我國原來已經領先的研究領域，由於“文革”動蕩停頓下來，已經落後了。例如胰島素晶體結構的人工合成及其晶體結構研究，如果能繼續研究，不僅可以完全保持我領先地位，甚至可以為國家爭取到最高學術榮譽，但是由於文化大革命中斷了研究而被英國趕上來。又例如，我國早在公元1054年宋代即對超新星有詳細的觀察和記錄。從60年代開始，國際天文學界對超新星爆炸後形成的蟹狀星雲的研究報告日益增多，然而我國對這方麵的研究卻無所作為。隨著板塊學說的興起，有關大陸飄移對地質構造的特征，特別是海洋地質及各種礦產資源生成規律等基礎理論研究，在國際上可謂日新月異，但在我國卻幾無動靜。竺可楨了解到這些動向以後，通過各種渠道提出建議，希望推動有關研究工作的正常開展。

　　堅持學術研究。竺可楨在動亂歲月中，以驚人的毅力和智慧，繼續專心致誌地進行氣候變遷和物候學的研究，撰寫出《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和《物候學》修訂稿。把這兩方麵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作為凝聚著科學家畢生之力的代表作留在人間。前者是竺可楨研究了近五十年的重要課題，積累了作者幾十年的深思，開創了這個研究領域的先河。這篇文章最早完成於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原文用英文寫成，作為作者參加羅馬尼亞科學院成立100周年慶祝活動的禮物，但是並未公開發表。作者又用了四、五年時間，繼續在我國古籍中獵涉了許多描述我國氣候變遷的資料，同時注視國外同類研究，經過融合提煉，得出我國曆史上不同時期的氣候變化趨勢，竟和西歐國家采用新技術方法所得到的結論大致相符。《物候學》是在1963年出版的一本知識性讀物，問世以後即得到熱烈歡迎，經作者修訂後原擬立即再版。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書稿被出版社一小夥人焚燒，竺可楨不得已又重撰其稿，吸收了近幾年新觀察所得的資料，同時注意到當時環境汙染給物候所帶來的影響。另外，又增加了《一年中生物物候推移的原動力》一章，以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來分析物候的變化，不盡是受外部氣候的影響，必須通過生物內部機製變化才能起作用。《物候學》雖然是一本科普性讀物，卻耗費了作者大量心血，是他進行物候觀測幾十年的科學總結，也是我國物候學研究的經典之作。

　　竺可楨當時除著述以外，還以大自然作為實驗室，以科學家的科學敏銳，捕捉大自然環境變化的信息。他守著寓所附近極其有限的小天地，精心觀測幾種植物的物候變化，觀察各種候鳥寒暑遷徙和數量的變化，使他積累了幾十年的物候記錄得以繼續延伸。他親自操作，對金銀花的葉麵施以不同農藥，從中觀察藥效和不同環境下蟲害的發展情況。他甚至親自打掃院落，精心地實測塵埃的單位麵積重量。通過這些十分平凡但又有重要意義的科學實驗，他不但感到當時自然生態環境已經“鴉雀無聲”，而且預感到由於過度開墾，可能導致大麵積水土流失和土壤風蝕，進而引發生態環境的進一步惡化。

　　積極參與外事活動。1972年前後，中美關係出現轉機，中斷了20多年的兩國交往逐漸恢複，而科學家的來往是其中先行的重要方麵。1971年8月著名華人學者楊振寧首先回國省親、訪問，得到周恩來總理的親切會見，也見到闊別多年的師輩與同窗，以及中國科學院領導人。由此開始，眾多的美籍華人學者不斷回國訪問，中國科學院的對外交往開始複蘇。竺可楨作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國際上有相當知名度的學者，又是許多著名華人學者的師長或老朋友、老同事，在這種形勢下，他擔負了許多接待工作。他們中間有李政道、趙元任、陳省身、任之恭以及英國皇家學會會長霍奇金爵士、著名英國科學家李約瑟、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等。竺可楨向他們介紹建國以來中國科技事業的巨大成就，中國科學院的性質、任務和研究方向，探討雙邊合作的可能與具體內容。當時文化大革命尚未結束，中國科學院的領導體製很不健全，一些領導人不便對外，竺可楨與吳有訓副院長一起，承擔了大量其他人無可替代的工作，為發展當時民間外交和溝通對外科技合作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接待“內查外調”中認真保護幹部和知識分子。竺可楨在文化大革命中另有一項重要的工作，也是他的特別貢獻，就是他曾接待了全國各地幾百批審幹調查來訪來函。他都認真謹慎、實事求是地翻閱了他自己幾十年來的日記，有理有據地回答了所提出的問題，緩衝或解脫了這些同誌所遭到的非法審查和衝擊，從而保護了一大批知識分子和幹部。

　　來向竺可楨進行這種調查的，大體有兩類情況：一類是在所謂“清理階級隊伍”前後，在打倒一切，懷疑一切思潮的影響下，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幾乎都成了懷疑對象；另一類是在“三結合”的過程中，兩派人員對某人持有不同意見而進行有某種傾向性的調查。因此有不少被調查人由不同人來調查好幾次，使得竺可楨大有應接不暇之感。據1968年不完全的統計，全年共接待了183批。據此估算，在動亂中前後幾年共接待了500批左右。竺可楨對這類調查除了認真查閱自己的日記以外，還要客觀地加以分析，有一次為了查清一個人某一具體問題，他竟花上兩天時間去翻閱他前後許多年的日記。

　　浙江大學西遷以後，日軍從廣西攻打貴州，貴州形勢告急。浙江大學有92位青年學生投筆從戎，參加了當時組織的“青年遠征軍”，竺可楨當時在日記上記下了這批愛國學生的名單。二十年後，因為他們當時參加的是國民黨軍隊，這些人就成了“清理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