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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柏遼茲(1803―1869)
提到所謂“標題音樂”，必然會首先提到柏遼茲。
埃克托・柏遼茲(HectorBerlioz)1803年12月11日誕生在法國南部的安德烈城。父親是醫生。少年時的柏遼茲喜愛讀書，更喜愛音樂。因為居家偏僻，未能受到專業音樂教育，但也會吹長笛，尤其深諳吉他。
1921年3月，父親送他去巴黎醫科學校就讀，希望他也能成為一名醫生。當他第一次走進解剖室時，看到還在滴血的肢體、內髒，大驚之下，禁不住跳出窗外，嘔吐不止。但當他進入巴黎歌劇院時，則如魚得水，流連忘返，並尤其喜愛德國作曲家格魯克的作品。
1824年1月，他取得醫學學士學位後，便下決心投身音樂事業。1826年柏遼茲考入巴黎音樂學院。
上學期間，柏遼茲對音樂的酷愛之心感動了巴黎歌劇院的管理人員，他們為他在歌劇院的樂池中設了一個“優惠座位”。這個機會對柏遼茲來說太重要了，他可以仔細觀察各種樂器的性能、音色和演奏方法，熟悉編配組織管弦樂的奧秘。
這件事，成為他日後作為一代管弦樂編配大師的出發點。
1827年9月11日，柏遼茲觀看了一個英國劇團演出的莎士比亞劇作，大為折服。從此，他每戲必看，每場必到。誰也沒有料到，柏遼茲同時也陷入情網，在崇拜莎翁之外，又多了一個劇團的女主角斯密蓀。
然而，落花有意，流水無情。柏遼茲悲痛欲絕。1830年，柏遼茲在痛苦的折磨中寫成了表現自己愛情的狂熱與絕望的《幻想交響曲》，在巴黎演出後，獲得了巨大的成功。這部交響曲為後來標題音樂的充分發展，開辟了方向，其中所使用的“固定樂思”的手法，也成為德國作曲家瓦格納“主導動機”手法的先驅。
順便講一件事。五年之後，柏遼茲再次與斯密蓀相遇。
這時，斯密蓀已是昨日黃花，今非昔比，但柏遼茲仍然未改初衷。
斯密蓀出席了《幻想交響曲》的一次演出，她感受到了曲中的含義，深為感動。德國偉大詩人海涅生動而幽默地記述了那天演出的情景：“這是在音樂院裏，演奏柏遼茲的交響樂。
坐在我隔壁包廂中的一個年輕人，把作曲家指給了我，(他)原來就是那個在管弦樂隊一端打定音鼓的人。鄰座問我：‘你看見那個坐在前排的英國美人了嗎？那就是斯密蓀小姐，柏遼茲先生熱戀這位女士已經好幾年了。因為有這份兒感情，今天我們才能聽得到這樣狂放的交響曲。’的確，在靠近前台的包廂裏，坐著那位英國名演員。柏遼茲目不轉睛地盯著她，每當他們視線相遇時，柏遼茲就狠狠地敲打他的定音鼓。斯密蓀從那以後就成了柏遼茲夫人，而她的丈夫從那時起也開始經常理發了(之前柏遼茲愛蓄長發)。同年秋天，我在音樂院裏又一次聽他的交響曲時，他仍然坐在樂隊深處的定音鼓旁，那美麗的英國女演員仍靠近前台坐著，他們的視線仍然相遇，但他已不再那樣狠狠敲鼓了。”
《幻想交響曲》完成之後，柏遼茲因合唱《薩丹納帕爾》獲1830年度羅馬大獎。這時正值七月革命風暴席卷巴黎。柏遼茲得到大獎後，立即持槍跑到街頭，不顧槍林彈雨，帶領群眾高唱《馬賽曲》，接著，又把這首後來的法國國歌配上大型管弦樂隊，編成合唱，並在總譜上寫下題詞：“獻給一切有聲音、有心靈和脈中有鮮血的人。”後來，為紀念“七月革命”的死難烈士，柏遼茲還先後寫過一部《安魂曲》和一部《葬禮與凱旋交響曲》。
1835年起，柏遼茲因為作品得不到人們賞識，找不到作曲的工作，不得不靠為報刊雜誌撰稿謀生，但也因此而留下一批頗有見地的文章。
極度貧困的陰影始終籠罩著柏遼茲，使他在創作力鼎盛的年代裏不得不扼殺自己的靈感。他在《回憶錄》裏說過一件非常令人痛心的事：“兩年前，是我妻子的健康有希望好轉而需要更多開支的時候。一天夜裏，我做夢仿佛是在寫一部交響曲。第二天早上醒來時，差不多整個第一樂章(2/4拍子，a小調――這是今天我唯一沒有忘記的)全部記得。我走到桌前，要把它寫下來，可是腦子裏產生了如下的想法：假使我寫了這一樂章，就會忍不住要對其他各樂章的誘惑讓步，這樣，就不能或幾乎不能再寫短文了，我的收入將相應減少；以後，交響曲寫成了，我又忍不住要把它抄寫一下，於是我讓人抄了分譜，又欠上一千或一千二百法朗的債；分譜一旦抄好，我又忍不住要聽聽它的演出，我開了音樂會，收入還不足補償我支出的半數。我無力負擔損失，我的病人將失掉她所需要的一切。不論我個人的費用還是我將去學習航海的兒子的費用，都將無法維持。想到這些，我如冷水澆背，不寒而栗。我拋下筆說：算了吧，明天我就把它忘掉。第二天夜裏，交響曲仍然固執地在我腦子裏滋生，我清清楚楚地聽見A大調的快板樂章，就好像已把它寫了下來。我在激動緊張中醒過來唱了唱那個主題，它的性格與形式都使我非常喜歡。我忍不住了。可是昨天的想法又拖住了我，我盡力不向誘惑讓步，我渾身發抖，努力把它忘掉。最後，我睡著了。第二天早上醒來時，一切關於交響曲的記憶都消逝了，真的，永遠消逝了。”
早在近十年前，著名意大利小提琴家帕格尼尼就曾委托柏遼茲為自己心愛的斯特拉底瓦裏中提琴寫一首樂曲。1834年，柏遼茲創作了取材英國詩人拜倫詩歌的《哈洛德在意大利》。可惜帕格尼尼對這首樂曲看走了眼，認為不便發揮他的驚人技巧，遂束之高閣。後來在1838年，帕格尼尼聽了別人的演奏後始得識廬山真麵目。當時，他竟激動地跪在作曲家麵前，淚流滿麵，大聲呼道：“貝多芬死去的天才，隻有柏遼茲才能使它再生！”1839年，正當柏遼茲在窮困中進退維穀時，帕格尼尼雪中送炭，贈給他一筆錢，使他得解燃眉之急。第二年，他完成了帶合唱的戲劇交響曲《羅密歐與朱麗葉》，題贈帕格尼尼，並親自指揮初演，大獲成功。
由於在國內謀職困難，1842年，柏遼茲離開巴黎，在德國各地指揮演出自己的作品，都受到了熱烈歡迎。
1846年，他完成了醞釀十多年的大型傳奇劇《浮士德天譴》，並決定自費組織上演。然而，兩次演出都沒有成功，他破產了，隻得再度出國。
當他1848年返回巴黎時，生活又給他帶來接二連三的打擊：先是父親和兩個妹妹相繼去世，接著，愛妻患了麻痹症後，也不治而逝。
1856年，他決計根據羅馬詩人維吉爾的《哀尼德》寫一部大型敘事歌劇《特洛伊人》。兩年後，他完成了該劇的文字腳本與音樂。曆盡周折，直到1863年，經過大量刪節的《特洛伊人在迦太基》，才得以在巴黎上演。這部巨著風格嚴謹、氣勢宏偉，充滿英雄氣概。柏遼茲把它看作是自己的代表作，也是他少年立誌沿著格魯克傳統前進的一部完美的浪漫主義傑作。
柏遼茲最後一部作品是根據莎士比亞《無事生非》寫的兩幕喜歌劇《碧雅特麗與本尼狄克特》，他終於償還了為莎士比亞劇作譜曲的宿願。
1867年2月，命運給了他最後一次致命打擊：年僅33歲的兒子路易死於病中。愛子如命的父親，實在再難支撐了，他的精神已完全崩潰，健康不斷惡化。1869年3月8日，柏遼茲終於最後一次離開了巴黎，去追隨他朝思暮想的妻兒親人們了。
柏遼茲在生活的物質世界中一貧如洗，然而在情感的精神世界中，有誰能說他不是十分富有的呢？
埃克托・柏遼茲(HectorBerlioz)1803年12月11日誕生在法國南部的安德烈城。父親是醫生。少年時的柏遼茲喜愛讀書，更喜愛音樂。因為居家偏僻，未能受到專業音樂教育，但也會吹長笛，尤其深諳吉他。
1921年3月，父親送他去巴黎醫科學校就讀，希望他也能成為一名醫生。當他第一次走進解剖室時，看到還在滴血的肢體、內髒，大驚之下，禁不住跳出窗外，嘔吐不止。但當他進入巴黎歌劇院時，則如魚得水，流連忘返，並尤其喜愛德國作曲家格魯克的作品。
1824年1月，他取得醫學學士學位後，便下決心投身音樂事業。1826年柏遼茲考入巴黎音樂學院。
上學期間，柏遼茲對音樂的酷愛之心感動了巴黎歌劇院的管理人員，他們為他在歌劇院的樂池中設了一個“優惠座位”。這個機會對柏遼茲來說太重要了，他可以仔細觀察各種樂器的性能、音色和演奏方法，熟悉編配組織管弦樂的奧秘。
這件事，成為他日後作為一代管弦樂編配大師的出發點。
1827年9月11日，柏遼茲觀看了一個英國劇團演出的莎士比亞劇作，大為折服。從此，他每戲必看，每場必到。誰也沒有料到，柏遼茲同時也陷入情網，在崇拜莎翁之外，又多了一個劇團的女主角斯密蓀。
然而，落花有意，流水無情。柏遼茲悲痛欲絕。1830年，柏遼茲在痛苦的折磨中寫成了表現自己愛情的狂熱與絕望的《幻想交響曲》，在巴黎演出後，獲得了巨大的成功。這部交響曲為後來標題音樂的充分發展，開辟了方向，其中所使用的“固定樂思”的手法，也成為德國作曲家瓦格納“主導動機”手法的先驅。
順便講一件事。五年之後，柏遼茲再次與斯密蓀相遇。
這時，斯密蓀已是昨日黃花，今非昔比，但柏遼茲仍然未改初衷。
斯密蓀出席了《幻想交響曲》的一次演出，她感受到了曲中的含義，深為感動。德國偉大詩人海涅生動而幽默地記述了那天演出的情景：“這是在音樂院裏，演奏柏遼茲的交響樂。
坐在我隔壁包廂中的一個年輕人，把作曲家指給了我，(他)原來就是那個在管弦樂隊一端打定音鼓的人。鄰座問我：‘你看見那個坐在前排的英國美人了嗎？那就是斯密蓀小姐，柏遼茲先生熱戀這位女士已經好幾年了。因為有這份兒感情，今天我們才能聽得到這樣狂放的交響曲。’的確，在靠近前台的包廂裏，坐著那位英國名演員。柏遼茲目不轉睛地盯著她，每當他們視線相遇時，柏遼茲就狠狠地敲打他的定音鼓。斯密蓀從那以後就成了柏遼茲夫人，而她的丈夫從那時起也開始經常理發了(之前柏遼茲愛蓄長發)。同年秋天，我在音樂院裏又一次聽他的交響曲時，他仍然坐在樂隊深處的定音鼓旁，那美麗的英國女演員仍靠近前台坐著，他們的視線仍然相遇，但他已不再那樣狠狠敲鼓了。”
《幻想交響曲》完成之後，柏遼茲因合唱《薩丹納帕爾》獲1830年度羅馬大獎。這時正值七月革命風暴席卷巴黎。柏遼茲得到大獎後，立即持槍跑到街頭，不顧槍林彈雨，帶領群眾高唱《馬賽曲》，接著，又把這首後來的法國國歌配上大型管弦樂隊，編成合唱，並在總譜上寫下題詞：“獻給一切有聲音、有心靈和脈中有鮮血的人。”後來，為紀念“七月革命”的死難烈士，柏遼茲還先後寫過一部《安魂曲》和一部《葬禮與凱旋交響曲》。
1835年起，柏遼茲因為作品得不到人們賞識，找不到作曲的工作，不得不靠為報刊雜誌撰稿謀生，但也因此而留下一批頗有見地的文章。
極度貧困的陰影始終籠罩著柏遼茲，使他在創作力鼎盛的年代裏不得不扼殺自己的靈感。他在《回憶錄》裏說過一件非常令人痛心的事：“兩年前，是我妻子的健康有希望好轉而需要更多開支的時候。一天夜裏，我做夢仿佛是在寫一部交響曲。第二天早上醒來時，差不多整個第一樂章(2/4拍子，a小調――這是今天我唯一沒有忘記的)全部記得。我走到桌前，要把它寫下來，可是腦子裏產生了如下的想法：假使我寫了這一樂章，就會忍不住要對其他各樂章的誘惑讓步，這樣，就不能或幾乎不能再寫短文了，我的收入將相應減少；以後，交響曲寫成了，我又忍不住要把它抄寫一下，於是我讓人抄了分譜，又欠上一千或一千二百法朗的債；分譜一旦抄好，我又忍不住要聽聽它的演出，我開了音樂會，收入還不足補償我支出的半數。我無力負擔損失，我的病人將失掉她所需要的一切。不論我個人的費用還是我將去學習航海的兒子的費用，都將無法維持。想到這些，我如冷水澆背，不寒而栗。我拋下筆說：算了吧，明天我就把它忘掉。第二天夜裏，交響曲仍然固執地在我腦子裏滋生，我清清楚楚地聽見A大調的快板樂章，就好像已把它寫了下來。我在激動緊張中醒過來唱了唱那個主題，它的性格與形式都使我非常喜歡。我忍不住了。可是昨天的想法又拖住了我，我盡力不向誘惑讓步，我渾身發抖，努力把它忘掉。最後，我睡著了。第二天早上醒來時，一切關於交響曲的記憶都消逝了，真的，永遠消逝了。”
早在近十年前，著名意大利小提琴家帕格尼尼就曾委托柏遼茲為自己心愛的斯特拉底瓦裏中提琴寫一首樂曲。1834年，柏遼茲創作了取材英國詩人拜倫詩歌的《哈洛德在意大利》。可惜帕格尼尼對這首樂曲看走了眼，認為不便發揮他的驚人技巧，遂束之高閣。後來在1838年，帕格尼尼聽了別人的演奏後始得識廬山真麵目。當時，他竟激動地跪在作曲家麵前，淚流滿麵，大聲呼道：“貝多芬死去的天才，隻有柏遼茲才能使它再生！”1839年，正當柏遼茲在窮困中進退維穀時，帕格尼尼雪中送炭，贈給他一筆錢，使他得解燃眉之急。第二年，他完成了帶合唱的戲劇交響曲《羅密歐與朱麗葉》，題贈帕格尼尼，並親自指揮初演，大獲成功。
由於在國內謀職困難，1842年，柏遼茲離開巴黎，在德國各地指揮演出自己的作品，都受到了熱烈歡迎。
1846年，他完成了醞釀十多年的大型傳奇劇《浮士德天譴》，並決定自費組織上演。然而，兩次演出都沒有成功，他破產了，隻得再度出國。
當他1848年返回巴黎時，生活又給他帶來接二連三的打擊：先是父親和兩個妹妹相繼去世，接著，愛妻患了麻痹症後，也不治而逝。
1856年，他決計根據羅馬詩人維吉爾的《哀尼德》寫一部大型敘事歌劇《特洛伊人》。兩年後，他完成了該劇的文字腳本與音樂。曆盡周折，直到1863年，經過大量刪節的《特洛伊人在迦太基》，才得以在巴黎上演。這部巨著風格嚴謹、氣勢宏偉，充滿英雄氣概。柏遼茲把它看作是自己的代表作，也是他少年立誌沿著格魯克傳統前進的一部完美的浪漫主義傑作。
柏遼茲最後一部作品是根據莎士比亞《無事生非》寫的兩幕喜歌劇《碧雅特麗與本尼狄克特》，他終於償還了為莎士比亞劇作譜曲的宿願。
1867年2月，命運給了他最後一次致命打擊：年僅33歲的兒子路易死於病中。愛子如命的父親，實在再難支撐了，他的精神已完全崩潰，健康不斷惡化。1869年3月8日，柏遼茲終於最後一次離開了巴黎，去追隨他朝思暮想的妻兒親人們了。
柏遼茲在生活的物質世界中一貧如洗，然而在情感的精神世界中，有誰能說他不是十分富有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