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喜饒嘉措
喜饒嘉措（1883-1968年），是近現代著名的藏族佛學大師，同時也是一位正直愛國的宗教領袖，在社會上享有崇高的威望。
喜饒嘉措大師是青海循化人，1883年出生於一個貧苦的農民家中。在5歲那年，篤信佛教的父親把他送入家鄉的古雷寺出家，從此開始了80年的僧侶生涯。喜饒嘉措天資聰慧，加上勤奮刻苦，幾年時間裏就學習背誦了不少經卷。老喇嘛羅賽深感自己的這位弟子前程遠大，就建議他到甘肅拉卜楞寺求學。
拉卜楞寺是藏傳佛教格魯派六大寺之一，規模宏大，藏經豐富，學者輩出。年僅11歲的喜饒嘉措遠離家鄉來到這裏深造，以打掃經堂佛殿維持生活，利用一切機會旁聽並參予辯經。由於他不是寺裏的正式僧人，因而經常遭到鐵棒喇嘛和管家等人的斥責和打罵，求學心切、意誌堅強的喜饒嘉措毫不氣餒，仍然孜孜以求。經過五年的艱苦磨煉，16歲的喜饒嘉措終於被吸收進鐵桑琅紮倉，成為拉卜楞寺的正式僧人。鐵桑琅紮倉學製為13年，喜饒嘉措入寺後，通過自己的勤勉好學加上紮實的功底，連續跳級進修，到21歲時，就完成了佛教三藏、三學及四大要義的學習，深為拉卜楞寺主第四輩嘉木樣活佛所器重，並獲得了到拉薩哲蚌寺進一步深造的機會。在拉薩，喜饒嘉措為解決生活上的困難，不得不經常到鄉間化緣念經。一位貴族為他的精神所折服，主動提出給他當施主提供生活所需，以解他的後顧之憂。經過長期艱苦的學習，喜饒嘉措在32歲時，獲得了西藏佛學最高學位——拉然巴格西的殊榮。
1917年，喜饒嘉措奉十三世達賴喇嘛之命，擔任了重刻布頓大師全集的校對工作，經過六年時間，完成了布頓大師十三函，二百餘種著作的校對。十三世達賴喇嘛十分欣賞喜饒嘉措大師才華出眾，又命他在自己的夏宮羅卜林卡主持重刻《大藏經·甘珠爾》。
《甘珠爾》，即大藏經佛語部，是藏文大藏經的兩個組成部分之一，包括顯密經律七大類，成書於十四世紀後半葉，由於《甘珠爾》版本繁多，各版中錯誤疏漏亦多，進行校勘難度極大，要求校勘者有極高深的佛學修養。喜饒嘉措大師在主持校編工作的8年時間裏，經常數十日甚至幾個月足不出戶。新版《甘珠爾》印刷出來後，達賴喇嘛賜給他“嘉華堅貝羅追·喜饒嘉措”的尊稱以示嘉許。
喜饒嘉措不僅是一位有高深修養的佛學大師，也是一位有名的宗教社會活動家。1937年，他擔任了五所著名的國立大學——中央大學、武漢大學、北京大學、中山大學、清華大學的西藏文化講座講師，從西藏赴內地，受到各界人士的熱烈歡迎。抗戰爆發後，帝國主義國家對西藏地區的滲透活動也日趨猖狂。國民政府見事態嚴重，謀求途徑爭取和控製西藏上層。喜饒嘉措由於崇高的威望，已被選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以後又擔任了蒙藏委員會副委員長。此時又一馬當先，率十餘人準備入藏。這次雖未能成行，但他一片拳拳愛國之情已躍然其間。
解放前夕，喜饒嘉措大師堅決拒絕了一些人讓他盡快離去的勸告，留在了青海家鄉。解放後，他積極參與了新政權的建設，擔任青海省第一屆人民政府副主席。喜饒嘉措大師用自己的切身感受說服教育了一大批藏族群眾，滿腔熱情地為和平解放事業奔走。1951年初，喜饒嘉措來到北京，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都親切接見了他，毛主席還特意送給他一部小汽車和幾台收音機。1959年西藏發生了武裝叛亂。在大是大非麵前，大師態度鮮明，堅決反對少數分子分裂祖國的行為。他從曆史上論證了西藏自古以來就是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列舉了解放以來黨和政府保護宗教信仰的種種事實，駁斥了各種歪曲事實真相的謠言。1960年，大師已經77歲高齡了，仍然不辭勞苦隨周總理出訪緬甸，又到各地視察講經。國務院為表彰他的愛國行為，贈他以明代隆慶大銅鍾。此鍾重4000斤，由國務院派專車運至喜饒嘉措大師的家鄉，並撥款重修古雷寺，還特建了一座鍾亭。
喜饒嘉措大師作為一名宗教界人士，一生都非常關心宗教事業的發展，特別是解放後為新中國佛教事業，增強各國人民間的相互了解辛勤奔走，做出了許多貢獻。1953年，他與佛教界知名人士共同創建了中國佛教協會，並擔任副會長，兩年後，又被推舉為會長。1956年，中國佛學院成立，喜饒嘉措擔任第一任院長，同年11月，他率領中國佛教代表團赴尼泊爾參加第四屆世界佛教徒大會，又轉赴印度參加紀念佛祖釋迦牟尼涅2500周年的活動，同時參加了紀念工作委員會和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舉辦的“佛教對藝術、文學和哲學的貢獻”討論會。喜饒嘉措大師通過廣泛的社會活動，積極宣傳黨的宗教政策，為佛學事業的繼續發展做出了令人矚目的貢獻。
喜饒嘉措大師一生胸懷坦蕩，對於黨的成就他熱情歌頌，對於黨的工作失誤也敢於提出意見，所以毛主席和周總理稱讚他是藏族中一位有學問的人，是愛國老人。
1968年11月1日，喜饒嘉措大師在極左路線的殘酷迫害下含冤逝世。隨著黨和國家的民族宗教政策落實，青海省人民政府於1979年10月在西寧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對他的一生作了高度評價。喜饒嘉措大師那種對佛教事業執著追求和維護祖國統一的愛國熱忱將永遠為人們所景仰和懷念。
喜饒嘉措大師是青海循化人，1883年出生於一個貧苦的農民家中。在5歲那年，篤信佛教的父親把他送入家鄉的古雷寺出家，從此開始了80年的僧侶生涯。喜饒嘉措天資聰慧，加上勤奮刻苦，幾年時間裏就學習背誦了不少經卷。老喇嘛羅賽深感自己的這位弟子前程遠大，就建議他到甘肅拉卜楞寺求學。
拉卜楞寺是藏傳佛教格魯派六大寺之一，規模宏大，藏經豐富，學者輩出。年僅11歲的喜饒嘉措遠離家鄉來到這裏深造，以打掃經堂佛殿維持生活，利用一切機會旁聽並參予辯經。由於他不是寺裏的正式僧人，因而經常遭到鐵棒喇嘛和管家等人的斥責和打罵，求學心切、意誌堅強的喜饒嘉措毫不氣餒，仍然孜孜以求。經過五年的艱苦磨煉，16歲的喜饒嘉措終於被吸收進鐵桑琅紮倉，成為拉卜楞寺的正式僧人。鐵桑琅紮倉學製為13年，喜饒嘉措入寺後，通過自己的勤勉好學加上紮實的功底，連續跳級進修，到21歲時，就完成了佛教三藏、三學及四大要義的學習，深為拉卜楞寺主第四輩嘉木樣活佛所器重，並獲得了到拉薩哲蚌寺進一步深造的機會。在拉薩，喜饒嘉措為解決生活上的困難，不得不經常到鄉間化緣念經。一位貴族為他的精神所折服，主動提出給他當施主提供生活所需，以解他的後顧之憂。經過長期艱苦的學習，喜饒嘉措在32歲時，獲得了西藏佛學最高學位——拉然巴格西的殊榮。
1917年，喜饒嘉措奉十三世達賴喇嘛之命，擔任了重刻布頓大師全集的校對工作，經過六年時間，完成了布頓大師十三函，二百餘種著作的校對。十三世達賴喇嘛十分欣賞喜饒嘉措大師才華出眾，又命他在自己的夏宮羅卜林卡主持重刻《大藏經·甘珠爾》。
《甘珠爾》，即大藏經佛語部，是藏文大藏經的兩個組成部分之一，包括顯密經律七大類，成書於十四世紀後半葉，由於《甘珠爾》版本繁多，各版中錯誤疏漏亦多，進行校勘難度極大，要求校勘者有極高深的佛學修養。喜饒嘉措大師在主持校編工作的8年時間裏，經常數十日甚至幾個月足不出戶。新版《甘珠爾》印刷出來後，達賴喇嘛賜給他“嘉華堅貝羅追·喜饒嘉措”的尊稱以示嘉許。
喜饒嘉措不僅是一位有高深修養的佛學大師，也是一位有名的宗教社會活動家。1937年，他擔任了五所著名的國立大學——中央大學、武漢大學、北京大學、中山大學、清華大學的西藏文化講座講師，從西藏赴內地，受到各界人士的熱烈歡迎。抗戰爆發後，帝國主義國家對西藏地區的滲透活動也日趨猖狂。國民政府見事態嚴重，謀求途徑爭取和控製西藏上層。喜饒嘉措由於崇高的威望，已被選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以後又擔任了蒙藏委員會副委員長。此時又一馬當先，率十餘人準備入藏。這次雖未能成行，但他一片拳拳愛國之情已躍然其間。
解放前夕，喜饒嘉措大師堅決拒絕了一些人讓他盡快離去的勸告，留在了青海家鄉。解放後，他積極參與了新政權的建設，擔任青海省第一屆人民政府副主席。喜饒嘉措大師用自己的切身感受說服教育了一大批藏族群眾，滿腔熱情地為和平解放事業奔走。1951年初，喜饒嘉措來到北京，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都親切接見了他，毛主席還特意送給他一部小汽車和幾台收音機。1959年西藏發生了武裝叛亂。在大是大非麵前，大師態度鮮明，堅決反對少數分子分裂祖國的行為。他從曆史上論證了西藏自古以來就是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列舉了解放以來黨和政府保護宗教信仰的種種事實，駁斥了各種歪曲事實真相的謠言。1960年，大師已經77歲高齡了，仍然不辭勞苦隨周總理出訪緬甸，又到各地視察講經。國務院為表彰他的愛國行為，贈他以明代隆慶大銅鍾。此鍾重4000斤，由國務院派專車運至喜饒嘉措大師的家鄉，並撥款重修古雷寺，還特建了一座鍾亭。
喜饒嘉措大師作為一名宗教界人士，一生都非常關心宗教事業的發展，特別是解放後為新中國佛教事業，增強各國人民間的相互了解辛勤奔走，做出了許多貢獻。1953年，他與佛教界知名人士共同創建了中國佛教協會，並擔任副會長，兩年後，又被推舉為會長。1956年，中國佛學院成立，喜饒嘉措擔任第一任院長，同年11月，他率領中國佛教代表團赴尼泊爾參加第四屆世界佛教徒大會，又轉赴印度參加紀念佛祖釋迦牟尼涅2500周年的活動，同時參加了紀念工作委員會和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舉辦的“佛教對藝術、文學和哲學的貢獻”討論會。喜饒嘉措大師通過廣泛的社會活動，積極宣傳黨的宗教政策，為佛學事業的繼續發展做出了令人矚目的貢獻。
喜饒嘉措大師一生胸懷坦蕩，對於黨的成就他熱情歌頌，對於黨的工作失誤也敢於提出意見，所以毛主席和周總理稱讚他是藏族中一位有學問的人，是愛國老人。
1968年11月1日，喜饒嘉措大師在極左路線的殘酷迫害下含冤逝世。隨著黨和國家的民族宗教政策落實，青海省人民政府於1979年10月在西寧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對他的一生作了高度評價。喜饒嘉措大師那種對佛教事業執著追求和維護祖國統一的愛國熱忱將永遠為人們所景仰和懷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