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倭仁
倭仁，字艮峰，姓烏齊格裏，蒙古正紅旗人。生於清仁宗嘉慶十年（公元1805年），亡於清穆宗同治十年（1871年），清代蒙古族思想家。
倭仁的先世在清兵入關後歸附，被編為蒙古八旗之一的正紅旗。蒙古八旗是與滿八旗、漢八旗相並列的軍事、行政兼生產的組織，後來變成單純的軍事力量，駐防河南。倭仁生於河南，從小便開始接受中原文化的熏陶，對漢文經史典籍有較深的研究，具有很濃厚的儒家學說思想。除了從政外，他一生還以輯古、奏疏、日記、言行錄、詩文等形式，寫下數以萬計的納諫、議論、規勸等文字，強烈地表現出他的政治見地和倫理觀點，其中某些觀點，今天仍值得借鑒。
清宣宗道光九年（1829年），風華正茂的倭仁考中進士，從此便在仕宦途中平步青雲。起初，倭仁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不久授編修（正七品），道光十三年授中允（正六品），同年七月授侍講，八月授侍讀（從五品），九月升右庶士，道光二十二年升詹事，二十四年遷大理寺卿（正三品）。還一度以京官身份到盛京任禮部侍郎、奉天府尹、副都統等職。回到京師後又任工部尚書、都察院左都禦史。清文帝即位後曾以列都統銜任伊犁將軍的駐葉爾羌幫辦大臣。晚年由一品翰林院掌院學士升至正一品內閣協辦大學士、文淵閣大學士、文華殿大學士。
倭仁為人剛正不阿，不畏權貴，推崇奉中清廉，真才實學。痛恨貪鄙殘暴，不學無術。倭仁在任葉爾羌幫辦大臣時，發現回部首領阿奇木伯克愛瑪特在攤派路基和護衛中索取賄賂，立即向伊犁將軍上言，遭“未經確訊，率行參奏”的斥責，被降三級並調別處後，仍堅持自己的意見上奏清文宗。
倭仁從政後，世風日下，貪汙受賄之風盛行，政治腐敗。他積極奏言皇帝，希極力扭轉這種局麵。他說：“州縣所以敢於貪腐，是因為省督撫亦然，要想挽積習而奠民主，必須要求督撫實心愛民，潔己率屬。”他揭露了新任廣東巡撫黃讚湯的低劣品質，清皇帝收回成命，改派適當人選。朝廷用人應當不拘一格，應任用有才幹之人。雖不能求全責備，但對那些“貪鄙之行，奢傷之性，而又濟之以巧作之心”者，不能被他們“欺飾彌縫”所迷惑，認為“有幹濟之略”委以重用。倭仁力薦德才兼備的人，他寫《保燕人才疏》向朝廷推薦人才。
清文宗一即帝位，下詔大臣，要他們大膽陳言，提出治理國家的意見和建議。倭仁極積響應，呈《應陳詔言書》，陳述了用人的標準：“行政莫先於用人，用人莫切於嚴辨君子小人。君子樸拙，小人佞巧，君子恬退，小人躁競，君子愛惜人才，小人排斥異己。君子圖遠大，以國家之氣為先，小人計目前，以聚斂刻薄如務。剛正不撓，天所阿絢者君子也，依違兩可侯伺人主喜怒以為趨避者小人也。諫爭匡輔，為朝廷補闕拾貴者君子也，遷就逢迎，導人主逐非長傲者小人也。”這在皇帝初即位，人們懷著不良動機“延頸舉踵，觀朝廷舉措”的情況下，是難能可貴的。
倭仁看到國家財源貧困造成國力不強，又向皇帝陳《治本》疏。指出，皇帝必須“以身作則，力行儉約，為天下先”。同時，皇帝還要對朝臣發布命令，要他們嚴格計劃，並且掌握和使用好每年的收入，力行節儉，量入為出，力戒虛誇。這對今天來說仍具有現實意義。
倭仁為了國家的複興，精心輯錄了古代君臣的名言惠行，在《進古帝王事跡及古今臣工奏議疏》中分為《帝王盛軌》、《輔弼嘉謨》兩部分，前者主要以唐太宗事跡為主，後者摘錄了唐名臣魏征的《十思疏》及宋朱熹的表疏獻給皇帝，皇帝高度評價了這兩本書。賜名為《啟心餘鑒》。他還寫了四卷日記形式的格言，其中許多條反映出深邃的思想，倭仁對“私”深惡痛絕。在日記中寫到“讀書、應事，胸中著一我字者，便病”。“利字一關打不過，橫塞胸中，性真錮蔽，如何能作個人？危哉！危哉！”他最後寫下了這樣的誓言：
惡人貪酷、聞之氣憤填膺。汝承天子命畏以邊陲為重，乃縱容犴客荼毒生靈，除暴安良；予意決矣。我若不作幾件有利於國家，有利於民之事，上何以對君父，下何以對赤子？
清夜捫心，能無滋愧？且我輩作官一場，毫無用處，再和荏苒，室山空回不可惜乎？官不在大小，有好心引好者，做未巴可流芳，不然，即官居極品，又何足貴耶！
這鏗鏘有力的話語，對當時虛假浮誇，貪汙賄賂的世風，確是有力的一擊。表現了倭仁剛正不阿，品質高尚，磊落的氣概。
倭仁曾作為大清皇朝的正大使被派往朝鮮，他懷著對朝鮮人民的友好感情，在朝鮮期間，寫了許多熱情歌頌祖國和朝鮮壯麗山河的詩歌。
在任葉爾羌幫辦大臣時，不但記下了名山大川、客鄉僻壤等的地理考證，對許多地方的曆史沿革作了記述，對其中不確切的記載進行了改正，為後人研究新疆各民族留下了大量的材料。
清穆宗十年（1871年）三月廿一日，倭仁因病逝世。
倭仁死後諡“文端”，他所著的文稿被紡織成冊。名曰《倭文端公遺墨》。
right（劉海琦）
倭仁的先世在清兵入關後歸附，被編為蒙古八旗之一的正紅旗。蒙古八旗是與滿八旗、漢八旗相並列的軍事、行政兼生產的組織，後來變成單純的軍事力量，駐防河南。倭仁生於河南，從小便開始接受中原文化的熏陶，對漢文經史典籍有較深的研究，具有很濃厚的儒家學說思想。除了從政外，他一生還以輯古、奏疏、日記、言行錄、詩文等形式，寫下數以萬計的納諫、議論、規勸等文字，強烈地表現出他的政治見地和倫理觀點，其中某些觀點，今天仍值得借鑒。
清宣宗道光九年（1829年），風華正茂的倭仁考中進士，從此便在仕宦途中平步青雲。起初，倭仁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不久授編修（正七品），道光十三年授中允（正六品），同年七月授侍講，八月授侍讀（從五品），九月升右庶士，道光二十二年升詹事，二十四年遷大理寺卿（正三品）。還一度以京官身份到盛京任禮部侍郎、奉天府尹、副都統等職。回到京師後又任工部尚書、都察院左都禦史。清文帝即位後曾以列都統銜任伊犁將軍的駐葉爾羌幫辦大臣。晚年由一品翰林院掌院學士升至正一品內閣協辦大學士、文淵閣大學士、文華殿大學士。
倭仁為人剛正不阿，不畏權貴，推崇奉中清廉，真才實學。痛恨貪鄙殘暴，不學無術。倭仁在任葉爾羌幫辦大臣時，發現回部首領阿奇木伯克愛瑪特在攤派路基和護衛中索取賄賂，立即向伊犁將軍上言，遭“未經確訊，率行參奏”的斥責，被降三級並調別處後，仍堅持自己的意見上奏清文宗。
倭仁從政後，世風日下，貪汙受賄之風盛行，政治腐敗。他積極奏言皇帝，希極力扭轉這種局麵。他說：“州縣所以敢於貪腐，是因為省督撫亦然，要想挽積習而奠民主，必須要求督撫實心愛民，潔己率屬。”他揭露了新任廣東巡撫黃讚湯的低劣品質，清皇帝收回成命，改派適當人選。朝廷用人應當不拘一格，應任用有才幹之人。雖不能求全責備，但對那些“貪鄙之行，奢傷之性，而又濟之以巧作之心”者，不能被他們“欺飾彌縫”所迷惑，認為“有幹濟之略”委以重用。倭仁力薦德才兼備的人，他寫《保燕人才疏》向朝廷推薦人才。
清文宗一即帝位，下詔大臣，要他們大膽陳言，提出治理國家的意見和建議。倭仁極積響應，呈《應陳詔言書》，陳述了用人的標準：“行政莫先於用人，用人莫切於嚴辨君子小人。君子樸拙，小人佞巧，君子恬退，小人躁競，君子愛惜人才，小人排斥異己。君子圖遠大，以國家之氣為先，小人計目前，以聚斂刻薄如務。剛正不撓，天所阿絢者君子也，依違兩可侯伺人主喜怒以為趨避者小人也。諫爭匡輔，為朝廷補闕拾貴者君子也，遷就逢迎，導人主逐非長傲者小人也。”這在皇帝初即位，人們懷著不良動機“延頸舉踵，觀朝廷舉措”的情況下，是難能可貴的。
倭仁看到國家財源貧困造成國力不強，又向皇帝陳《治本》疏。指出，皇帝必須“以身作則，力行儉約，為天下先”。同時，皇帝還要對朝臣發布命令，要他們嚴格計劃，並且掌握和使用好每年的收入，力行節儉，量入為出，力戒虛誇。這對今天來說仍具有現實意義。
倭仁為了國家的複興，精心輯錄了古代君臣的名言惠行，在《進古帝王事跡及古今臣工奏議疏》中分為《帝王盛軌》、《輔弼嘉謨》兩部分，前者主要以唐太宗事跡為主，後者摘錄了唐名臣魏征的《十思疏》及宋朱熹的表疏獻給皇帝，皇帝高度評價了這兩本書。賜名為《啟心餘鑒》。他還寫了四卷日記形式的格言，其中許多條反映出深邃的思想，倭仁對“私”深惡痛絕。在日記中寫到“讀書、應事，胸中著一我字者，便病”。“利字一關打不過，橫塞胸中，性真錮蔽，如何能作個人？危哉！危哉！”他最後寫下了這樣的誓言：
惡人貪酷、聞之氣憤填膺。汝承天子命畏以邊陲為重，乃縱容犴客荼毒生靈，除暴安良；予意決矣。我若不作幾件有利於國家，有利於民之事，上何以對君父，下何以對赤子？
清夜捫心，能無滋愧？且我輩作官一場，毫無用處，再和荏苒，室山空回不可惜乎？官不在大小，有好心引好者，做未巴可流芳，不然，即官居極品，又何足貴耶！
這鏗鏘有力的話語，對當時虛假浮誇，貪汙賄賂的世風，確是有力的一擊。表現了倭仁剛正不阿，品質高尚，磊落的氣概。
倭仁曾作為大清皇朝的正大使被派往朝鮮，他懷著對朝鮮人民的友好感情，在朝鮮期間，寫了許多熱情歌頌祖國和朝鮮壯麗山河的詩歌。
在任葉爾羌幫辦大臣時，不但記下了名山大川、客鄉僻壤等的地理考證，對許多地方的曆史沿革作了記述，對其中不確切的記載進行了改正，為後人研究新疆各民族留下了大量的材料。
清穆宗十年（1871年）三月廿一日，倭仁因病逝世。
倭仁死後諡“文端”，他所著的文稿被紡織成冊。名曰《倭文端公遺墨》。
right（劉海琦）
